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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解读(十二): 金融,马克思 vs 弗里德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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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封 发表于 2017-10-25 08:45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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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解读(十二)
金融,马克思 vs 弗里德曼
马宁 2017年10月23日 来源:科学的历史观

关键概念:
货币供应量——指一国在某一时期内为社会经济运转服务的货币存量,它由包括中央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供应的存款货币和现金货币两部分构成。

资本输出——指一个国家政府或个人为了获取高额利润或利息而对国外或境外进行的投资和贷款。

小额信贷——小额信贷是一种主要以城乡低收入阶层为服务对象的小规模的金融服务方式。所谓微观金融的一种表现,主要以个人或者家庭为贷款对象。

一、银行信用体系、货币供应和货币危机

整个金融体制,大体上可以划分为银行、证券和保险三部分。《资本论》中虽然多次谈到保险但是没有专门论述,不过对于银行和证券则有许多论述。

前边一章中我们谈到了“虚拟资本”,证券价值就是典型的虚拟资本。我们常常说一个公司的“市值”是多少,即使这个公司拥有的资产本身没有任何变化,它的“市值”也可能经常波动,甚至可能是频繁波动,尤其是在经济特别好的时期或者经济特别差的时期。所以,马克思说,“所有这些证券实际上都只是代表已经积累的对于未来生产的索取权或权利证书,它们的货币价值或资本价值,或者像国债那样不代表任何资本,或者完全不决定于它们所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虚拟资本的这种波动性,为金融投资或者投机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中国A股市场上证指数,从2005年一路冲到2007年9月的6000多点,然后一直跌落到2009年初的1600多点,随后又开始反弹。实际上在这个阶段里,企业的经营状况和国家的经济形势固然有很大的变化,但是也没有大到如此的程度。企业本身的资产规模,也并没有如此大的变化。这样巨大变化的原因,仅仅在于股票虽然名义上代表了企业的资产,实际上却是“对于未来生产的索取权”,与现有资产本身没有多大关系。因为对未来生产经营状况预期的不乐观,所以“对于未来生产的索取权”也就贬值了。再加上疯狂的投机和做市,早就了许多悲欢故事。

银行信用是在商业信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商业信用是“随着产业资本本身的规模一同增大”(马克思)的。马克思说,“信用的最大限度,等于产业资本的最充分的运用,也就是等于产业资本的再生产能力不顾消费界限而达到极度紧张。”银行信用使商业信用得以更充分的运用,同时,也扩大了信用的规模,也就是扩大了产业资本的最充分的运用的规模。

但是银行信用和商业信用还是不一样的。因为商业信用是建立在现实的经济活动基础之上的,但是银行信用不一样。银行资本提供的只是货币,这些货币要转化成为现实的资本、现实的经济活动还要经过一个过程。所以,马克思说,“随着银行制度的发展,从前的私人贮藏货币或铸币准备金,都在一定时间内转化为借贷资本。这样造成的货币资本的扩大,和伦敦股份银行开始对存款支付利息时存款的增长一样,并不表示生产资本的增加。在生产规模保持不变时,这种扩大只会引起借贷货币资本比生产资本充裕。由此出现低利息率。”

所以,如果银行生意兴隆,如同马克思强调的那样,借贷资本的增加本身并不代表产业资本也已经增加了。

因为银行在商业中首先是起支付的作用,而后是放贷的作用,所以银行的业务状况直接影响到货币供应量。随着近代银行业务的发展,货币政策逐渐形成,银行体系在货币政策的执行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大多数国家,货币政策本身就是由中央银行制定的。马克思这样说,“中央银行是信用制度的枢纽。”整个金融体制、整个经济中的信贷关系、运行状况,都要受到银行经营的状况、目标的直接影响。

现代经济学把货币数量论发挥到了及至,提出了货币供应量的概念,并按照不同的标准把货币供应量划分为M0、M1、M2。其实,《资本论》已经说明,这些所谓的货币供应量(扣除流通中货币后),并不是货币,而是资本。宏观经济学把它们等同于货币,所以所有与货币供应量有关的理论都是错的。

英国在执行金本位制的时期,依照李嘉图错误的通货原理制订了1844年银行法。在这里我们稍微介绍一下李嘉图通货原理的要点。李嘉图认为,金属货币流通是唯一正常的货币流通,如果外汇行情有利,黄金内流,货币量就要扩大;如果行情不好,黄金流失,货币量就会减少。李嘉图和他的学派进一步把这个规律推广到银行券上去,认为银行券因为可以自由兑换成金,所以在流通中和金的作用是一样的,遵循同样的规律,因此外汇行情有利的时候要增加银行券的发行,不利的时候则减少。由于商品的价格是由一国货币总量决定的,所以要稳定商品价格和货币价值,关键在于稳定货币(银行券和金)的数量。
李嘉图这个理论的错误之处,我们在第十章介绍货币时已经做了说明。商品价格并不是由流通中货币数量决定的,商品价格的基础是商品的价值。如果流通中货币数量超过商品流通需要的数量,货币会从流通中退出贮藏起来;如果少了,货币会从贮藏进入流通中。货币的流入流出影响的也首先是贮藏中的货币。即使纸币取代了金属货币,流通中货币数量太多导致的商品价格上涨,也不是因为货币数量决定商品价格,而是因为纸币贬值了。

但是很长一段时间里通货原理被广泛接受。英国1844年银行法是如此的符合通货原理,以至于这个法律的制定者都坚定地认为这个法律有着稳定货币的奇妙功效。按照这个法律,英格兰银行被分成了两个部门:一个是发行部,一个是银行部。发行部持有担保品——绝大部分是政府债券——1400万英镑,并持有全部金属贮藏,并按二者的总和发行等额的银行券。一切不在公众手中的(也就是没有进入流通的)银行券都在银行部,再加上日常使用所必需的少量铸币(大约100万),形成银行部的常设准备金。超出1400万英镑数目的银行券,发行部必须有相应的黄金储备。每发行一张银行券,就有同样数目的金进入银行内库;每收回一张银行券,就有同样数量的金流出银行内库。按照立法者的设想,这样一来流通中的货币量就会保持稳定,于是商品价格也稳定了。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1847年就爆发了经济危机。这个时候,英国的金大量流往国外。这是由于英国是世界工厂,在世界市场上大量进口原材料,到期需要支付货款。平时这些货款是可以由英国输出的工业品应得的货款来抵消的。由于经济危机,其它国家对英国货物的需求大大减少了。所以这个时候英国一定要用金来支付,金一定要外流到其它国家,但是没有金流入英国。这时,英国的商人就把银行券送去发行部换取金,然后把金输出到国外,发行部则把收回的银行券销毁。于是,金流到国外多少,英国国内的货币就少多少。于是,如马克思说的,“正好是在最迫切需要最大量流通手段的时候,流通手段的量却减少了。”为了保证有足够的流通手段,商业界大量贮藏银行券,这就使得货币从流通中退出成为贮藏手段,流通手段不足的危机更加严重,支付手段也远远不够了。对货币的需求大量增加,同时货币的供给又大量减少,于是利率也高得厉害了。如同马克思说的那样,“这个银行法并没有消除危机,反而使危机加剧了,以致达到了不是整个产业界必然破产,就是银行法必然破产的程度。”尤其可笑的是,这时银行还有几百万镑的金和1400万镑的担保品。
这个时候唯一的办法就是暂停执行这个恩格斯讽刺地称为“能创造奇迹的”1844年银行法。1857年经济危机时该法被第二次暂停。恢复银行券的发行之后通货紧张的局面马上得以缓解。

马克思对此的总结是,“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货币危机——与现实危机相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表现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很清楚,只要一个银行的信用没有动摇,这个银行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增加信用货币就会缓和恐慌,但通过收缩信用货币就会加剧恐慌。”恩格斯也说,“即使在最普遍最强烈的不信任时期,银行券的信用仍然没有动摇。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实际上,这种价值符号是以全国的信用作为其后盾的。”

二、货币政策与货币危机

换句话说,货币政策的目标应当是货币数量的稳定,稳定的货币数量会稳定金融市场,稳定市场利率。马克思其实早在19世纪50年代就已经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资本论》中又重申和详尽解释了这个结论。但是金本位制天生的缺陷必然导致的结果就是在经济危机的时候紧缩货币,使经济危机更加严重。

在1929年的大萧条中类似的事情又再次出现了。后来的货币主义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在其《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总结大萧条的时候提到过,1930年11月到12月间,一系列银行倒闭造成了对银行制度的缺乏信心,引起了广泛的银行挤兑。为了得到现金,银行不得不出售有价证券,“迫使有价证券的价格下降,使得本来是完全健全的银行破产,动摇存款者的信心,从而,恶性循环再度开始。”弗里德曼指出,“假使社会上出现了对货币而不是存款的大量需求,储备系统赋有权力来创造出更多的现金,同时也赋有各种手段,以便以银行的资产来担保使银行得到现金。通过这种方式,人们期望避免任何严重的危机,同时避免停止存款的兑现以及完全避免货币危机所产生的抑制经济活动的影响。”但是,弗里德曼指责道,联邦储备系统不但没有这么做,而且在英国于1931年放弃金本位而从美国提走黄金之后,“储备系统提高贴现率——该系统借款给商业银行成员的利息率——的幅度比它在过去和将来的整个历史中的同一短暂时间里提高的幅度要大。这个措施阻止了黄金外流。伴随它而来的是:银行倒闭数量惊人的增加和银行挤兑。……到1932年,事态已经被推迟到无法挽救的地步,而当储备系统又回到它的消极状态时,在暂时性的好转之后,重新出现了以1933年的银行放假而告终的崩溃——那时,美国每一个银行正式关门一个星期以上。”弗里德曼总结说,如果联邦储备系统能够使货币量保持不变,不会演化出如此规模而严重的萧条。

其实,在1931年的情况下,如果联邦储备系统不提高贴现率,那么,黄金储备很快就会被提取光,恐怕破产的就不是商业银行,而是联邦储备系统本身了。虽然此时美国的联邦储备系统没有像一百年前的英格兰银行一样愚蠢得划分为发行部和银行部,但是因为金本位制要求流通中纸币必须有金作为储备,所以这个矛盾是解决不了的。只有最终废止了金本位制,才能真正解决这个矛盾。

弗里德曼提出了货币主义的著名的货币政策观点。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弗里德曼如此写道,“由立法机关制定规章,命令货币当局来使得货币数量按照具体的比例增长。为了这个目的,我的货币数量的定义包括商业银行以外的流通中的货币加上商业银行的全部存款。我认为:应该指令联邦储备系统,尽可能地使上述定义的货币数量的总额逐月甚至逐日地按照年率为3%——5%之间的比例增长。”“在我看来,上述规章是当前唯一可行的办法,以便把货币政策转变为自由社会的一个支柱,而不是对自由社会基础的威胁。”

和马克思的论述对照一下,就会发现,弗里德曼的观点其实马克思早已经阐述过了,保持货币数量的稳定,可以缓解恐慌;反之,则加剧恐慌,在经济危机的基础上再制造出货币危机来。但是,另外一方面,弗里德曼更进了一步,认为经济危机其实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失误造成的,他否认“私人自由企业经济具有固有的不稳定性”。在他看来,“那次[1929年——笔者注]经济大萧条像大多数其他严重失业时期一样,是由于政府管理不当而造成,而不是由于私有制经济的任何固有的不稳定性。……为了经济稳定和增长,我们迫切需要的是减少而不是增加政府的干预。”

马克思对弗里德曼的错误观点,在《资本论》中已经预先做了回答。马克思斩钉截铁地说,“任何银行立法也不能消除危机。”对弗里德曼把危机实质归结为货币不足的做法,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三十二章中,马克思预先回答道,“断言只缺少支付手段的人,要么他们眼中只看到那些拥有可靠担保品的人,要么自己就是这样一些蠢人,他们认为银行有义务也有权力用纸票把所有破产的投机家变为有支付能力的稳健的资本家。”

我们在前边对1844年银行法的介绍中已经看到,货币(不论是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还是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数量的不足,并不是引起经济危机的原因,相反,是在经济危机中,信用不可靠了,才造成了货币数量的不足。不适当的货币政策确实会加剧危机,但并不是经济危机的原因。马克思对弗里德曼把危机归咎于货币当局的观点,在《资本论》中也预先做了回答,“在再生产过程中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对支付手段的激烈追求必然会出现。所以乍看起来,好象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而且,事实上问题只是在于汇票能否兑换为货币。但是这种汇票多数是代表现实买卖的,而这种现实买卖的扩大远远超过社会需要的限度这一事实,归根到底是整个危机的基础。……这种强行扩大再生产过程的全部人为体系,当然不会因为有一家像英格兰银行这样的银行,用它的纸券,给一切投机者以他们缺少的资本,并把全部已经跌价的商品按原来的名义价值购买出来,就可以医治好。并且,在这里,一切都以颠倒的形式表现出来,因为在这个纸券的世界里,在任何地方显现出来的都不是现实价格和它的现实要素,而只是金银条块、硬币、银行券、汇票、有价证券。在全国金融中心,例如伦敦,这种颠倒表现得尤为明显。全部过程都变为不可理解。”

其实弗里德曼还是秉承李嘉图的通货原理的。西方经济学界中没人再提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了,但是确实还时不时的有人表示赞赏李嘉图的通货原理,虽然这个早就被证明是错误的原理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的。而那些不提李嘉图的人的货币理论,其实和李嘉图的也大同小异,特别是涉及到和经济危机有关的内容时。马克思这样评价那些在货币流通领域寻找经济危机的原因,从而也在货币流通的领域去寻找解决经济危机的方法的人,他说,“19世纪的商业危机,特别是1825年和1836年的大危机,并没有使李嘉图的货币学说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但是确实使它得到新的应用。这已经不再是个别的经济现象,……而是使资产阶级生产过程中的一切因素的矛盾都爆发出来的世界市场大风暴;人们从这个生产过程的最表面和最抽象的领域即货币流通的领域中去寻找这种大风暴的根源和抵御它的对策。这个经济气象学派所依据的真正的理论前提,实际上不过是以为李嘉图已经发现了纯粹金属流通规则这一信条。留给他们去做的,是使信用券或银行券流通也从属于这个规律。”

马克思所说的“经济气象学派”今天仍然存在着。比如这次由美国次级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人们还是在货币领域寻找原因和对策,把矛头都对准了美元。中国甚至提出了超主权货币和要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来取代美元充当国际结算货币的设想。这个设想是欠妥的。特别提款权本身也不稳定,它的汇率就是由几种货币共同决定的,其中美元占了很大比重。此外,经济危机的根源并不在用什么东西来充当货币,这完全是偏了方向。人类设计了越来越复杂的国际货币体系,但是经济危机还是依旧一个接一个地发生。问题在于,“经济气象学派”们没有勇气去面对真正的问题,他们不敢去想经济危机是不是有更深层的原因。

经济危机之所以会表现为货币危机,完全是由于信用造成的结果。由于信用不仅仅存在于国内市场,而且还存在于国际市场,所以一国的经济危机很容易就蔓延到所有国家。马克思说,“在普遍危机的时刻,支付差额对每个国家来说,至少对每个商业发达的国家来说,都是逆差。不过,这种情况,总是像排炮一样,按照支付的序列,先后在这些国家里发生;并且,在一个国家比如在英国爆发的危机,会把这个支付期限的序列压缩到一个非常短的期间内。这时就会清楚地看到,这一切国家同时出口过剩(也就是生产过剩)和进口过剩(也就是贸易过剩),物价在一切国家上涨,信用在一切国家过度膨胀。接着就在一切国家发生同样的崩溃。于是金流出的现象会在一切国家依次发生。这个现象的普遍性恰好证明:1.金的流出只是危机的现象,而不是危机的原因;2.金的流出现象在不同各国发生的顺序只是表明,什么时候会轮到这些国家算总帐,什么时候会轮到这些国家发生危机,并且什么时候危机的潜在要素会轮到在这些国家内爆发。”

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生产得太多,马克思指出,“驱使生产过剩突破资本主义界限的必然性,同时也一定会随着这种过剩而发展,也就是产生贸易过剩,生产过剩,信用过剩。”所以根本的原因还是生产过剩。

现代银行体制和马克思时代比起来,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现在即使在利率市场化的国家,中央银行也会制定一些基准利率,比如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的隔夜拆借利率和再贴现率。世界上各个国家的中央银行都会尽量维持币值的稳定和货币供应的稳定,并创造出了一系列的货币政策工具,有明确的货币政策目标。所以,在目前这个世界上,货币供应量不足的货币危机是不大会发生了,即使发生,也会马上得到补救。由于有了过去太多的经验教训,“经济气象学派”们对货币数量非常敏感,也非常重视。

三、资本输出、金融资本和小额信贷

在马克思的时代,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还是商品输出。但是进入20世纪以后,资本输出已经取代商品输出,成为了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甚至老牌的工业国要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输入工业品了。差不多世界上所有主要发达经济体对中国都是贸易逆差。在当代,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也已经紧密结合在了一起,成为了列宁所说的“金融资本”。金融资本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来自于实业中找不到投资方向的资金。资本输出有两部分,一部分是产业资本的输出,主要是直接投资,比如欧美发达国家的公司在中国、印度、越南等等国家投资,成立分公司或者建厂。像列宁说的那样,“在这些落后国家里,利润通常都是很高的,因为那里的资本少,地价比较贱,工资低,原料也便宜。其所以有输出资本的可能,是因为许多落后的国家已经卷入到世界资本主义的流转,主要的铁路线已经建成或已经开始兴建,发展工业的起码条件已有保证等等。”另一部分就是金融资本的输出。金融资本的输出主要集中在证券市场和期货市场,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是金融资本输出的主要目的国。美国国债至今仍然被认为是最为安全的投资品种,而美国其它花样繁多的金融工具也为各国金融资本提供了赚钱的舞台。列宁说,“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商品生产虽然依旧‘占统治地位’,依旧被看作全部经济的基础,但实际上已经被破坏了,大部分利润都被那些干金融勾当的‘天才’拿去了。这种金融勾当和欺骗行为的基础是生产社会化,人类历尽艰辛所达到的生产社会化这一巨大进步,却造福于……投机者。”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最近这些年也逐渐成为金融资本青睐的投资国,主要投资品种是地产、股票和人民币。每年涌入流出中国的热钱规模巨大。有段时间,为了稳定人民币汇率,面对着对人民币的巨大炒做需求,中国不得不大量发行人民币,这样就在中国国内为通货膨胀创造了条件;由于外汇储备快速增长,中国又不得不把外汇大量投资到美国市场上去购买美国国债,目前中国是美国国债的第一大持有国,也就是说,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主。于是中国又为美国的通货膨胀创造了条件。但是近几年人民币汇率已经较为稳定,升值和贬值的压力轮番出现,情况也复杂了许多。

人民币究竟应该升值到何等程度,升值速度应该多快,每个人的说法都不尽相同,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人民币的升值本身和中国的对外贸易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关于人民币升值的争论,主要是从作为资本之货币的资本角度的考量,而不是从作为支付和结算手段的货币的贸易角度的考虑。

在国际外汇市场上从事外汇投机的金融资本数目非常巨大,这些投机一般都是非常专业化的,也是非常隐秘的,所以不太被外人所了解。美元、英镑、欧元和日元是主要的货币投机品种,现在人民币也加入了进来。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外资都非常欢迎,但是随着外汇储备的急剧,至2012年底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32亿美元。如何妥善处置过多的外汇储备是非常棘手的问题。中国早已经告别了资本短缺的时代,所以中国政府积极鼓励中国企业到境外直接投资。目前中国企业在海外的直接投资已经具有了相当的规模。2007年12月19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那天摩根士丹利宣布,它将向中国投资公司出售价值50亿美元的股权,用以支撑银行的资金流动。到那天为止,中国当年已经为收购外国公司花费了292亿美元,而外国公司向中国公司的投资只有215亿美元。这样,中国政府和公司在一年中的海外投资第一次超过外国公司向中国的投资。2008年到2010年,世界银行对第三世界国家贷款约1000亿美元。同期,中国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对第三世界国家的贷款约1200亿美元,已经超过世行。2012年我国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1173亿美元。2012年全年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额772亿美元,而在5年前这一数字还仅仅只有187亿美元,5年中增长了3倍多。

金融资本基本上操纵了国际上主要大宗货物市场。前边在讲第九章里,我们提到过原油期货价格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金融资本的投机造成的。美国官员从2007年12月起调查石油市场,检查石油和汽油采购、运输、储存和交易的方式。但是不会有什么值得注意的结果出来,也不会有什么人因为操控市场而受到惩罚。不论原油价格上涨或是下跌,金融投机资本都从中获得了巨额好处。根据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2008年6月向美国国会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提交的报告,2000年1月,纽约商品交易所的石油投机性投资在美国石油工业的基准原油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的期货交易中仅占37%,其余的大宗交易都控制在炼油厂和民航等石油的实际需求者手中。但是到了2008年4月,投机者控制了纽约商品交易所71%的期货交易。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的一份备忘录指出,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数据显示,石油期货市场的主要交易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主要由买卖双方的套利保值交易变成了赤裸裸的投机交易。马克思曾经指出过,“投机的规律是:在发生这类价值变动的情况下[马克思指的是由于生产条件恶化而造成的价值变动——笔者注],要在加工最少的原料上进行投机,就是说,在棉布上不如在棉纱上,在棉纱上不如在棉花上。”在原油这种加工非常少的原料上进行投机,当然就更有利了。越是价值量少的东西,它的价格受一些偶然因素的影响越大;完全没有价值的东西,它的价格的确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非常偶然的了。所以,金融资本的主要物资投机对象,大是那些初级产品。而个人的投机对象,则大多是些石头、古董、邮票、艺术品之类的东西。在2007年到2008年,国际市场上的粮食价格上涨了许多,造成了大量的饥民,粮食投机商们却借此机会大发横财。农民本身的贮藏能力有限,即使知道囤积粮食可以发财,最后却也不得不把粮食卖给粮商。在主要的大米出口国泰国,政府甚至派军队看守国库,甚至有的农民的种子都被偷了。那时候有人在疑问,说粮食丰收了,吃粮食的人口又没有增加那么多,为什么粮食价格会涨得那么快、那么高呢?在这里我先不回答这个问题,读者可以自己先想一想,在后边关于农业的章节,我会给大家答案。你可以对照一下,看看自己想得对不对。

马克思说,“金融贵族,不论就其发财致富的方式还是就其享乐的性质来说,都不过是流氓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上层的再生罢了。”

现在特别时髦的是小额信贷,小额信贷又主要针对农村金融。中国农村的金融状态非常落后。我国每五十多个行政村才有1个金融网点。县及县以下的金融机构网点中,能够提供除存、贷、汇以外金融业务的不足20%,绝大部分行政村不能提供基本贷款业务。1998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明确要求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人均存款额在50万元以下的营业网点全部撤销,50万元到100万元的营业网点部分撤销,100万元到150万元的营业网点合并。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农业银行在2001年到2004年间撤并了达到总数1/3的10313个支行及其以下机构。同时,农业发展银行仅为国有粮食收购机构提供粮棉油收购贷款,邮政储蓄仅开展存款业务(成立邮政储蓄银行之后的情况已有所变化),正规农村金融体系中只剩下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机构在县域内吸收的资金几乎全部流出农村(2009年后已明确要求县域内银行业金融机构新吸收的存款应主要用于当地发放贷款);国有商业银行在县域吸收的资金的60%左右流入城市;农村信用社资金也没有全部用于农村。在2006年,农民借贷的主渠道是亲友,占了总额的52%,而且增长最为迅速,而来自银行的部分仅占总额的39%。农村商业贷款主要流向了个体工商业,而非农业;银行立场非常鲜明,经验总结为两句话,“扶持产业化就是扶持农业,扶持龙头企业就是扶持农民”。

扶贫贷款约半数流向了收入在中等及中等偏下的农户。最低收入的农户,也就是最需要“扶贫”的农户,获得的扶贫贷款不到总额的五分之一。所以即使是扶贫贴息贷款,银行的收益也不错。根据农业银行农业信贷部《关于云南到户扶贫贴息贷款情况的调查报告》,2005年2月末到9月末,云南省文山州农行共发放到户扶贫贴息贷款7998万元,而该州下的8个县(全部为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的农行支行共盈利4638万元(并非全部来自扶贫贷款,报告称是“在扶贫贷款业务的带动下”)。该《报告》谦虚地称这是农行得到的“社会的回馈”。

同时,云南省文山州农行发放的到户扶贫贴息贷款7998万元,扶持贫困农户近7万个,户均增收884元。很显然,户均增收884元的成果,连偿还户均约1140元的贷款金额都不够,况且还有利息。所以农民的还款能力是很不乐观的。至2006年底,在扶贫重点县农户年末借贷余额中,逾期未还的占比重为62.8%。其中,来自亲戚朋友的年末借贷余额中逾期未还的比重为65%,来自银行的普通商业贷款年末借贷余额中逾期未还的比重为63.4%。扶贫贷款的年末借贷余额中逾期未还的比重为37.5%,是最低的,尽管扶贫贷款的对象是收入相对较低的农户。

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农村小额贷款成了热点。90年代末起正规金融服务在农村的退出,为小额信贷提供了生存空间。这其实就是中国农村版的美国次级信贷。小额信贷组织发源于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后获得迅速发展。尤诺斯的孟加拉乡村银行,就是在1983年注册成为银行的。小额信贷并非仅仅服务于农村金融,城市中也有为数不少的小额信贷公司。尤诺斯的乡村银行经营地区是农村,主要面向贫穷农民。它的贷款名义利率相对较低(20%),虽然它的还款率非常高(97%以上),但是它仍然不能实现财务上的可持续发展。尤诺斯的乡村银行从1985年到1996年间有总额达到150万美元的利润,但是利润来源却是依靠1600万美元的直接捐赠,8100万美元的软贷款和4700万美元的权益投资,以及所有者追加的2700万美元的贷款损失准备金。乌干达的村银行有着不同于尤诺斯乡村银行的运作模式,同样面向贫穷农民,年利率在36%-48%之间,贷款的利息收入可以覆盖大部分运作成本,但是到2000年(成立16年之后),平均而言营业收入仅仅可以弥补全部成本的大约70%,大多数村银行需要补贴。

孟加拉乡村银行和乌干达村银行的目标客户都是穷人,所以平均贷款余额也不高,分别只有134美元和191美元。相比较而言,截至2005年年末,我国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农户贷款余额为7983亿元,支持了7100多万农户,占有贷款需求的农户的60%,平均贷款余额11240元,远高于这两家银行贷款水平。即便如此,还是有人认为农民实际获得的贷款只是有效贷款需求的二到三成。那么,面向穷人的乡村银行和村银行的模式,更是肯定无法填补那七到八成的空白的了。不过,小额信贷的高额利率,倒可能真的很“有效”地消灭掉吓破了胆的农民剩下的那七八成的“有效需求”。

世界上实现财务可持续的成功的小额信贷模式,也是存在的。不过他们面向的对象不是穷人。印度尼西亚人民银行以非穷人为目标客户,平均贷款余额1007美元,年利率在32%-43%之间,2003年资产收益率达到2.7%,权益回报率达到38%,远远超过了当年全球前10名商业银行16.2%的平均水平,并于当年在纽约证交所上市,获得16倍超额认购,被《亚洲货币》评为当年最佳上市公司。事实上,许多拉美的小额信贷机构的权益回报率甚至超过了40%-50%的水平。对于金融资本来说,这是相当诱人的利益所在,所以,尽管全世界非政府组织运行的小额信贷项目只有不到1%可以实现财务可持续,另有5%在未来几年可望实现财务可持续,金融资本仍要拼命为小额信贷的发展绞尽脑汁。同时,也正因为小额信贷在财务上的成就非常差,所以金融资本以“扶贫”为借口要求政府为金融资本提供各种政策优惠。

虽然小额信贷的支持者一直强调小额信贷的利率比高利贷低,但实际上如上所述,还是非常高的,年利率在20%到50%之间。但要真正实现赢利,这样的利率水平还差得远。根据世界银行扶贫协商小组的论文,年利率起码要在60%以上小额信贷组织才能实现可持续增长。不过这么高的吓死人的利率,也确实经常可以承担。面向农村金融的小额信贷的对象,主要是从事养殖、种植经济作物、手工业、叫卖、商业和贸易,需要资金却缺乏资质的农民。这些农民们确实能够经常支付这些高额利息。小额信贷的借款者,是一些资本金匮乏的小经营者或者小生产者,从事规模非常小的经营活动。为了能够维持再生产,他们必须把有限资金的大多数投入在经营活动中去;而由于他们多半自我雇佣,所以他们也可以把自己的工资水平压到最低:这是作为经营者的农民和作为劳动者的农民的人格分裂。

因此,虽然他们的经营方式相当落后,生产方式相当陈旧,他们的资本构成中,不变资本的比重也就是资本的有机构成却是相当高的,远远高于社会平均的资本有机构成水平。因此,他们在经营活动中,按照市场价格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可以获得超额利润。不变资本的比重越大,他们获得的超额利润越多;他们依靠借款追加的资金基本上全部转化为新的不变资本(不需要用来支付可变资本),所以他们融资经营获得的利润和利润率会更高,高到甚至足以支付小额信贷的利率水平。代价就是他们的生活水平不但不能以与经营状况相适应的水平提高,而且要长期维持在一个相当低的水平上。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人们发现小额信贷对那些极端贫困的穷人而言并没有什么好处,小额信贷在他们那里更多的体现为一种“小额债务”。这些人的生活水平甚至已经远在起码的社会标准之下,因此他们一有机会,首先是改善自己的生活,满足自己迫切的生存需要,而不是用于生产经营,所以他们是不会给金融资本带来任何好处的。所以,凡是强调社会责任的小额信贷机构没有一个实现财务可持续发展的,凡是实现财务可持续发展的小额信贷没有一个不是把商业利益放在首位的。

所以,“帮助穷人利益最大化”的小额信贷的高利率和“不帮助穷人利益最大化”的高利贷的高利率一样,都是如同马克思说的那样依靠侵蚀“工资”来得到补偿的。如同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所说,“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从小规模的高利贷资本开始,而以大规模的高利贷资本结束。”

在农民落后而艰辛的经营方式中,虽然资本的有机构成高,但是不变资本中属于固定资本的那部分,相对那些成规模的企业而言,却是非常少的。不变资本中的大部分属于流动资本。所以,他们的资本的周转速度比较快,这也提高了他们的年化利润率。

不言而喻,上边这些关于农民的分析也适用于城市小经营者。他们同样是小额信贷的目标群。那些真正从事纯粹农业生产的农民,由于不具备这些有助于提高偿还能力的条件,也就受不到小额信贷的垂青了。

小结:
这一章我们介绍了马克思的信用理论中关于金融制度和货币制度的部分。这部分内容《资本论》第三卷中讨论的“最复杂的问题”(恩格斯)。马克思基本上是围绕着银行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银行信用与商业信用的关系,以及货币制度与经济危机的关系来阐述他的这部分理论的。这部分内容见《资本论》第三卷第五篇《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生息资本(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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