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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留下了一笔丰厚的理论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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潇潇雨 发表于 2017-10-17 09:25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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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梅俏是原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会长肖衍庆同志的笔名。】

毛主席留下了一笔丰厚的理论财富
梅俏 2010年9月11日

毛泽东主席是一位富有强烈历史感和人民责任心的无产阶级领袖,他把眼光放到未来,放到他无限信赖的人民身上,留下了一笔丰厚的理论财富,这就是他一九七四年年底《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和一九七五年年底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其中,主要的内容仍然是他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思想。这可以从他在这一时期给两位国际友人的谈话中看出来。一个是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一日和柬共中央书记波尔布特的谈话。
        
毛主席说:“一个社会主义,一个资本主义,我们现在还是两种可能。中国将来可能也变成修正主义,但是最后还会回到马克思、列宁的道路。
      
道路是弯弯曲曲的。苏联从列宁时代到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就不同了,将来一定还会回到列宁的道路。中国也是这样,将来可能也变成修正主义,但是最后还会回到马克思、列宁的道路。我们现在正是列宁所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国家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工资不相等,在平等口号的掩护下实行不平等的制度。我们现在就是这样。还要多少年,还是这样,然后才能到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也有两条路线斗争,先进和落后的斗争。现在还不能讲得完全。这些我们是在报纸上公开说的。” 另一个是一九七五年年底毛泽东主席在会见尼克松女儿时谈到:“很多人做了大官,有秘书,有车子,工资很高,衣食无忧,他们不了解百姓疾苦,比资本家还厉害,对这些人不斗不行。” 毛泽东之所以把他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思想向国际友人讲,一个是同志,一个是年轻人,就说明他的这些思想是当代最先进的思想,是他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之成为第三个里程碑的重要标志。  

概括毛泽东晚年这一思想,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
      
一、商品、商品生产、商品制度仍然是认识和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一把钥匙。  

大家都知道,马克思是通过对商品二重性的研究,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得出了资本主义是商品生产发展的最高形式。毛主席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和研究,也是通过对商品生产和商品制度的认识和研究。他在晚年的理论指示里,反复讲到商品生产和商品制度的问题。他说:“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他先是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 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在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中他又说:“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他对波尔布特也说:“我们现在正是列宁所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国家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工资不相等,在平等口号的掩护下实行不平等的制度。”他在x重要指示里,仍然是说:“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
        
毛主席为什么要反复讲这个问题呢?就是因为它是认识社会主义制度必须首先要认识的问题。这是毛主席的一个创造。在马列那里,这只是一个资产阶级法权问题,并没有明确地同认识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毛主席是在研究人民公社制度两个过渡的问题时,深入地研究了商品生产和商品制度问题。这时,又根据实践,把它上升到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识。这对我们认识和研究社会主义社会意义非常重大。
      
在毛主席这些指示里,有两个“差不多”,一个是中国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一个是社会主义中国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这些跟旧社会差不多。这两个“差不多”,是我们认识中国社会主义的关键问题。前一个“差不多”,是教导我们认识旧中国资本主义性质的问题。民主革命时期,毛主席教导人们要认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为什么要强调它的资本主义性质呢?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带来的变化。半封建的性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彻底改变了;半殖民地性质,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性质,在解决了外国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以后,剩下的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社会主义改造虽然基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那个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依然存在。这些东西就其基本性质讲,跟旧社会差不多。两个“差不多”,集中在教导我们认识资产阶级法权的资本主义的性质。  

毛主席在讲了两个“差不多”时,也指出两个“差”(相区别)的地方,这就是“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这个差别就使商品生产和商品制度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必然要受到限制。  
         
二、商品生产和商品制度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的两重性。  

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制定了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这个方针就反映了被限制者的两面性。现在,毛主席根据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把这一方针简化为“限制”,就使商品生产和商品制度的两重性更加集中地得到反映。如果说一九五八年毛主席针对干部中 急于过渡、要消灭商品生产的错误思想,着重讲了商品生产的必要性和长期性,那么,这一次则着重讲了它的负面作用。
        
毛主席说,由于商品生产和商品制度的存在,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仍然有产生新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条件。他重申了列宁的一条重要教导,说:“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毛主席把这种“产生”引申到工人阶级、党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并明确指出,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也是诱发资产阶级产生的一个重要条件。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既然商品生产和商品制度还存在,那么,它的负作用就必然在社会生活中要表现出来。毛主席称它是资本主义的“鬼”,有鬼打掉就是了。问题是这个“鬼”已经钻到执政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内部来了,很多人不认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眼睛只盯着社会。列宁曾经也指出新的资产阶级“不仅从我们苏维埃的职员中间产生出来”,但他同时在括号里指出“从这里也能产生极少的一部分”(《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1 页)。毛主席的教导,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社会引导到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内部,这对人们认识和防止这个“鬼”的危害十分必要。  

三、 限制本身就是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毛主席在指示里,一再重复列宁关于“保留一个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是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的教诲。列宁的这个教诲,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重大发展。恩格斯根据巴黎公社的短暂实践,得出国家即使到了无产阶级手里,也不过是“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列宁根据斗争的新实践,特别是对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法权论述的深入研究,得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实质上就是“一个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经典式的论断,充分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性。在这个社会里,不仅商品生产、商品制度、商品流通表现出没有资产阶级参与的资产阶级性质,而且连保障它的国家也必然是这种性质。毛主席把这个经典式的论断里第一个“资产阶级”改动为“资本家”,这是为了通俗起见。没有资本家参与,必然是人民群众参与,而参与的这些活动,又带有资产阶级的性质。这就是教导人民群众不但要有参与的意识,而且要有限制的意识。毛主席正是从这种群众专政的思想出发,在《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里,开宗明义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又说资产阶级法权“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看书,写文章,要使全国知道,就是要使人民群众懂得资产阶级法权这些东西的性质,为什么“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怎样加以限制?群众搞清楚了这些问题,对资产阶级专政就不只是对资本家的专政,而是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  
      
怎样加以限制?毛主席在实践中提出了大胆利用、谨慎从事的方略。一九五八年,他分析批评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分析批评苏联《社会主义政治 经济学教科书》,根据大跃进的丰富实践,非常深入细致地论证了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生产、商品制度的种种问题,提出了他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要点。有的同志形象地称它是社会主义的《资本论》,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毛主席在这些批注和谈话里,讲了很多前人没有讲过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于当时企图消灭商品生产的错误思潮,毛主席给以有力的、有时甚至是幽默的批评。毛主席说:“我劝吴芝圃同志不要同陈伯达搞在一起,他的‘马克思主义太多了’。”这种理论创新的勇气必然表现在指导实践上的大胆。就是说,在战略上必须敢于驾驭商品生产、商品制度这匹属于资本主义的马,来为社会主义、为劳动人民服务。当然,在实施驾驭的时候,则要谨慎从事。就是说,限制它,要恰到好处,要一步步来,要采取战术上的“以十当一”。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发表后,一位解放军干部给毛主席写信说:目前国家在对集体所有制征购同种类粮谷时,没有完全考虑到自然条件和劳动生产率等等不同的情况,一律按同一价格收购,这是属于形式上的平等而实际上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他建议改变这种情况。毛主席在信上批道:“此事办起来甚复杂,应在几个公社试点。富队可能不高兴。富队里也有贫户,贫队里也有富户。看看结果如何再说。”这封来信和毛主席的批语,作为当时中共中央召开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会议文件印发。根据毛主席的批示精神,李先念副总理组织国务院调查组到山西、河北等地调查,用事实否定了这个建议。可见毛主席对这类问题是相当谨慎的。
              
四、坚持不懈地开展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是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重要一环。  

在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里,毛主席专门就这个问题讲了两段话。毛主席说:“过去那些学校学的没有多少用,课程都忘记了,用处就那么大点,有点文化,能看书写字,有的能写点文章。很多书我也是以后看的,很多自然知识也不是课堂上学的,如天文学、地质学、土壤学。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学校学的,孔夫子没有上过大学,还有秦始皇、刘邦、汉武帝、曹操、朱元璋,都没有上过什么大学。可不要迷信那个大学,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小学,恩格斯只上过中学,列宁大学未毕业就被开除了。”“上了大学,不想和工人划等号了,要作工人贵族。就是普通的工人农民每天也在进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不是有人说大学生不等于劳动者吗,我说我自己不及一个劳动者。有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反对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他们就不用改造了?谁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们。工人阶级也要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 己,不然有些人也要变坏呢。英国工党就是反动的,美国产联、劳联也是反动的。”    

五、商品经济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种前途。  

毛主席晚年,萦绕于心的就是他一生创建的革命事业能否沿着他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这时,他自然看到了商品经济的必然性、长期性和它的两重性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有两种前途,一种是继续前进,建成社会主义,迈向共产主义;另一种是倒退回来,复辟资本主义。他给 柬共中央书记波尔布特说:“一个社会主义,一个资本主义,我们现在还是两种可能。”正是为说明这两种可能,他谈到了资产阶级法权问题。
        
鉴于倒退的危险难以避免,他着重向人们指出商品经济带给执政的共产党最大的危险是什么?这就是他反反复复、不厌其烦地向人们分析指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很明确地讲道:“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WG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WG的帐。”他又说:“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 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分析到这儿,他石破天惊地说:“搞社会 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毛主席的这些教导,在当时有多少人摇头,经过历史的印证,又有多少人点头,他老人家估计得十分准确。一些老同志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变成了走资派,最根本的分水岭就是对WG的态度;不满意、要算帐的人,不是顺风顺水地跟着跑了吗?他们对待劳动人民比资本家还厉害,原因是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

怎么办?毛主席提出一个字方针:斗!他对尼克松女儿说:“很多人作了大官,有秘书,有车子,工资很高,衣食无忧,他们不了解百姓疾苦,比资本家还厉害,对这些人不斗不行。”毛主席还说:“青年人是软弱的,必须提醒他们斗争的需要。”“我们这里有阶级斗争,Class serugle(阶级斗争)!在 人民内部也有斗争。共产党内也有斗争。”“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斗则进;不斗则修,不斗则退。”斗的方针就是这样提出来的。
        
如果我们联系列宁的教导,对我国走资派们在中国的恶行就会看得更加清晰。
        
列宁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一文里,谈到地主、资本家管理国家的优势时说:“他们还有国际的基础,即国际资本,他们是国际资本的一个部分。他们还部分地保留着某些生产资料,还有金钱,还有广泛的社会联系。他们反抗的劲头正由于他们的失败而增长了千百倍。管理国家、军事和经济的‘艺术’,使他们具有很大的优势,所以他们的作用与他们在人口总数里所占的人数相比,要大得不可估量。”我国的走资派们那么发疯似地招商引资,就是为了获取国际资本的支持。这是他们的命根子。一旦外资被抽掉,他们就会把经济垮塌的灾难毫无疑义地全部降到老百姓的头上。这一天是很难避免的。 列宁在《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报告》里说:“协约国现在是用商业、用投机倒把来进行战争,它使这种投机倒把成为国际性的。……他们想把和平的经济建设变成和平地瓦解苏维埃政权。”现代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国是否改变了这种方针?没有,一点也没有。他们无时无刻不是在用这种方法来“和平地瓦解”社会主义国家。走资派们就是帝国主义这一方针的最大内应者,而且在东欧、苏联已经实现了“和平地瓦解”。我们有的领导们无视这个事实,在人家“和平地瓦解”图谋面前,高唱“和平崛起”的调调,这必然会麻痹人民的革命斗志,在内外资本主义势力进攻面前解除武装。这是很危险的。

毛主席预见到两种可能,并且就倒退的可能做出种种对策。但是,作为精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导师,他坚信“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导师一方面为不可避免的曲折而忧思,一方面更为历史发展的总规律而筹谋。他坚信在曲折中,人民总是会觉悟的,曲折尽头,人民总是要奋起革命的。这是 历史发展总规律不可改变的趋势。他留下了谆谆教导。  

六、理论意义
         
我是经济学的门外汉,只是在重学毛主席这 些教导时,有了如上的一些觉悟和体会,写出来供大家参考,批评指正。我有时也问自己:为什么当初对毛主席这些指示是那么朦胧、不理解?我想,除了对马列主义缺乏纵的学习和了解,就是缺乏对当时社会尤其是对党内斗争的横的认识。后一个条件,这二十多年补上来了。资本主义复辟的种种惨变,都使毛主席晚年的教诲在耳边长鸣。有的网友说得好,假如文革中的毛泽东是抗日战争中的毛泽东,那么,毛泽东一定会写出社会主义时期的《论持久战》。在我看来,毛主席的这些教导,已为这样的一本书留下了纲和目。 从上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毛主席的理论遗产中,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思想是占着如此重要的地位。可以这样说,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思想,是实现两个过渡,即由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再由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单一的共产主义所有制的指路明灯;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反复辟、反倒退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在整个过渡时期实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一块理论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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