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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分期——兼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究竟是三年还是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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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 发表于 2017-9-17 10:04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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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分期
——兼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究竟是三年还是十年
  
萧 阳 来源:文革网
  
【写在前面的话】
  
    历史是对人们过去时活动的如实记录。它不应为胜者歌功颂德,也不应为败者落井下石。更不能因任何人的好恶发生改变。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基本上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编写这个《中共历史重大事件回眸系列》的初衷是为了让读者通过阅读这些材料的过程中对过往的历史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客观公正地对待自己国家的历史。

    本文采取客观记述的方法,力求体现历史资料的客观性、完整性、真实性和学术性的统一。本文的编写依据,主要是已经公布的历史档案资料,中共中央及中共各级组织印发的正式文件,当时的报纸、期刊杂志等原始文献资料和官方编撰的方志、传记、年谱以及当事人的回忆等。

    本文对所记述历史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话语等重要史料均采取去伪存真、辩正纠错的办法经过了认真、细致、缜密的考订,以利引用。如有存疑,可予以甄别。

    因受编写者所掌握的史料所限,本文所记述的史实难免挂一漏万,疏漏之处欢迎有关人士补遗、指正

  

  
    对过往的历史(无论是古代史、现代史、中国史、外国史、民族史、政党史、思想史、文化史)进行分期是研究历史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在历史研究中,无论是对某一时期的历史,还是对某一专题的研究,即便是对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历史分期。

    所谓历史分期,简单地说就是将历史划为若干时期,以便对历史进行分阶段研究或纵向的比较研究。揭示不同历史时期或阶段之间的质的差别,从中发现历史发展的特点及规律。

    对1966年在全中国范围内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简称“文化大革命”)进行客观正确、实事求是的历史分期,是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一个最基础的问题。

    发生在中国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动和领导并由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起来的一场政治运动。在历经了三年时间后,中国共产党在1969年4月份召开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全面总结和评价,宣告历时三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取得了全面胜利。

    根据1966年8月8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对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目的、任务的完成情况,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被称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究竟是进行了几年,本来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

    但是,现行的中共党史读本,包括《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和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却把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时间下限,说“文化大革命”是历时十年。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81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和重大影响的重要文件。《81决议》的起草工作从1979 年11月开始,在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进行。《81决议》起草小组由胡乔木负责。

    在《81决议》的起草过程中,从1980年3月到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邓小平多次谈过对决议稿的起草和修改的意见。这些意见主要有三条:

    “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第二,对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邓小平的意见成为起草《81决议》的“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

    《81决议》经长时间讨论和修改后在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81决议》对建国以来党的重大历史问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和毛泽东思想基本内容与指导意义作了总结和评价。
    《81决议》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一节里说: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

    《81决议》把“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分为三段:

    “一、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一九六九年四月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对所谓‘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错误的斗争,对党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错误的改组,成立了所谓‘中央文革小组’并让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部分权力。

    毛泽东同志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狂热的程度。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主要利用所谓‘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乘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朱德、陈云同志也受到错误的批判。各部门各地方的党政领导机构几乎都被夺权或改组。派人民解放军实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下是必要的,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后果。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二、从党的九大到一九七三年八月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九七○年至一九七一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这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机智地粉碎了这次叛变。周恩来同志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一九七二年,在批判林彪的过程中,周恩来同志正确地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这是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毛泽东同志却错误地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党的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并且使王洪文当上了党中央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又得到加强。”

    “三、从党的十大到一九七六年十月。

    一九七四年初,江青、王洪文等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同有的地方和单位清查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不同,江青等人的矛头是指向周恩来同志的。毛泽东同志先是批准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在发现江青等人借机进行篡权活动以后,又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宣布他们是‘四人帮’,指出江青有当党中央主席和操纵‘组阁’的野心。一九七五年,周恩来同志病重,邓小平同志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同志不能容忍邓小平同志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因而再度陷入混乱。

    “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来同志逝世。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同年四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个运动实际上是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当时,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并且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同志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泽东同志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同年十月上旬,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长期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1981年6月29日通过的会议公报说:

    “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建国三十二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的总结,科学地分析了在这些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和错误,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实事求是地评价了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

    自1949年10月起,在中国一直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共党史的分期主体以《历史决议》的形式,对本党于1966年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进行历史分期并作出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历时十年的结论,具有极高的权威性。但是,《81决议》是邓小平等人站在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反对中国共产党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基本路线的立场上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历史分期的,这种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分期是不可能符合历史事实的。

    邓小平等人从“十年动乱”的视角出发评价文化大革命,造成文革“十年动乱”的直接原因就是中共中央内部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出现,所以当江青反革命集团在1976年10月被粉碎后,中共中央内部不再存在“动乱”的力量,“十年动乱”意义上的文化大革命失去了继续发展的基础。“动乱”自然就在延续十年后而终止。这也是《81决议》将文化大革命定义为“文革十年”“十年动乱”“十年浩劫”等说法的理论依据。

    《81决议》对文化大革命这种历史分期的基本考虑,是出于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进而否定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需要,是出于把文化大革命定性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的政治需要。《81决议》对文化大革命这种时间界定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

    最早提出“十年文革”这种说法的是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979年9月29日,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

    “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我们的国家经历了一场革命和反革命的大搏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反修防修。对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当然必须时刻警惕和防止走上对内压迫人民、对外追求霸权的修正主义道路。

    “问题在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对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准确的解释,并且离开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采取了错误的斗争方针和方法。

    “阴谋家野心家林彪、‘四人帮’之流出于他们的反革命目的,利用这个错误,把它推向极端,制造和推行了一条极左路线。

    “他们实行‘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篡党夺权,阴谋政变,企图从根本上毁灭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摧毁共产党的领导,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把全国重新投入人民所厌恶的国家分裂和混乱的局面,投入血腥的恐怖之中。

    “他们进行的长达十年的反革命大破坏,使我国人民遭到一场大灾难,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受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他们这种反革命的阴谋活动,同我们党所犯的错误,性质是截然不同的。

    “他们是全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他们的问题不可能用党内斗争的方法来解决。粉碎了‘四人帮’,我们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扫除了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使各项工作重新回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开辟了我国历史发展的新时期。”

    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是在邓小平的主导下由胡耀邦具体负责完成的。

    1979年年初,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的胡耀邦在部署全年宣传工作时说,“今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为国庆30周年要准备一篇重要的文章。”当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决定,建国三十周年国庆由叶剑英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委会作重要讲话。随后,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直接领导下,由胡耀邦负责成立起草小组,小组有15人组成,小组负责人是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副院长邓力群,主要成员有:袁木、卢之超、阮铭等。此后起草小组写出了纪念国庆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的宣传提纲。7月6日、11日、13日,中宣部召开三次会议讨论纪念国庆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的宣传提纲。

    8月12日《纪念国庆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初稿》出来后,中宣部在北京范围内召集中央和国务院100人进行讨论。胡乔木在《关于叶剑英国庆三十年讲话稿起草情况的说明》里说:“这个讲话不是一般的庆祝性鼓动性的讲话,而是要对过去30年作一个总结,对30年中的问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作出一定的说明。但又不是全面的总结,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庆祝讲话。邓小平要求这个讲话要有一些新的内容,要能讲出新的水平。”(《胡乔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第1版,第117页)。  

    8月下旬,邓小平约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邓小平就讲话稿初稿提出意见。邓小平指出:

    讨论稿子的简报我都看过了,很多意见是好的。总的印象是,讲理论的东西多了,概念的东西多了,读后感到沉闷,需要做大的修改。在第一部分,对历史是应该做点回顾的,但要把它明确地概括为几条,文字尽量短一点。在第二部分,对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概括成为几个特点,很好。但最重要的是要从林彪、“四人帮”的事件中间得出几条基本教训,要写的很明确。在第三部分,写今后几年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我们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是什么。

    邓小平多次对讲话稿提出修改意见。对讲话稿中关于毛泽东在建国20多年各个阶段的作用怎么提法,讲了原则性的意见。他说:要使人看了文章以后得出一个总的印象,我们的党和人民现在是在真正搞毛泽东思想,完整准确地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是真正将毛主席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付之实现;无论如何不能叫人看了以后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否定了毛主席。邓小平还说,现在要注意,有从“左”的方面来攻击党的人,也打着维护毛主席的旗号。这是一个新动向。稿子要批判来自“左”的以及右的错误思想的干扰。要强调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胡乔木《关于叶剑英国庆三十年讲话稿起草情况的说明》,《胡乔木文集》第2卷,第117-118页;1979年11月邓力群在军事学院的报告:《学习叶剑英同志的国庆讲话》)。
  
  9月25日起,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对讲话稿进行了讨论、修改。9月27日晚,经十一届四中全会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全会公报说:

    “叶剑英的国庆讲话,高度评价了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和他的亲密战友周恩来、朱德同志以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不朽功绩,全面回顾了建国30年来的战斗历程,深刻批判了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阴谋集团所蓄意制造和推行的极‘左’路线,初步总结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明确指出了进一步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精神的努力方向。”

    从1979年6月底开始到9月27号,这篇国庆讲话在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和中央委员中进行了多次讨论,并在各民主党派中征求了意见。先后参加讨论的有三四千人,国庆讲话稿改了十八九遍。“应该说,这篇讲话是一个集体创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1979年11月邓力群在军事学院的报告:《学习叶剑英同志的国庆讲话》)

    1977年8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华国锋所作的政治报告,在“我们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一节中,对文化大革命作了如下阐述:

    “粉碎‘四人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伟大胜利。毛主席指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鉴于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历史教训和我国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毛主席以无与伦比的伟大革命气魄,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没有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过这场政治大革命,我们党取得了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重大路线斗争的胜利,粉碎了刘少奇、林彪、‘四人帮’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反复争夺中夺回了被他们窃取的那一部分权力,使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全面地、正确地贯彻落实扫清了道路。”

    “经过这场政治大革命,我们党取得了直接依靠亿万人民群众战胜党内走资派的丰富经验,广大干部和群众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和锻炼,大大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提高了识别政治是非和政治骗子的能力,他们在反对‘四人帮‘的艰巨复杂的斗争中表现出来的觉悟性和识别力,就是最生动的证明。经过这场政治大革命,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大为普及,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在伟大实践中得到了丰富和发展,更加深刻地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所掌握。在世界上,我国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提供了新鲜经验,大大增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斗争的胜利信心。毫无疑问,我国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的伟大创举而载入史册,随着历史的前进,越发显示它的灿烂光辉。”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毛主席就提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十大以后,毛主席也一再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还是安定团结为好。’但是‘四人帮’竭力破坏捣乱。现在,‘四人帮’打倒了,我们可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实现安定团结,达到天下大治了。这样,历时十一年的我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宣告胜利结束了。”

    “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斗争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逐步消灭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直到实现我们的最终目标――共产主义。”

    十一大的政治报告在“形势和任务”一节的开头强调:

    “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在进入这个新时期的关键时刻,党中央作出了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这就是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激烈斗争中,实现安定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达到天下大治。”

    显然,中共十一大的政治报告是在肯定意义上,在进行意义上,或者阶段意义上从“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角度来谈文化大革命的——文化大革命要坚持下去,而且要搞多次,但是要有阶段性。粉碎“四人帮”,仅仅是文化大革命的三大胜利成果之一。

    中共十一大报告的意思是说,到中共召开十一大(1977年8月),历时十一年(1966—1977)的我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宣告胜利结束了。粉碎“四人帮”,只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标志,而不是它结束的时间点。

    叶剑英在1979年9月29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内容和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部分均有悖于1977年8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有悖于中共十一大通过的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评价。

    这种在未经过下一次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中共最高权力机构)形成新的决定之前悍然推翻本届党代会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推翻本届党代会通过的政治报告,修改党代会的决议、决定的作法,在中共党的历史上是罕见的。

    应当看到,无论是1976年10月6日通过“粉碎四人帮”上台的华国锋于1977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大所做的政治报告,还是再三表示永不翻案、上台就翻案的邓小平一手主持制定并于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实都是采取机会主义、实用主义的手段来给文化大革命运动作历史分期的。

    华国锋为文化大革命运动作十一年的历史分期,目的是肯定他自己的政治合法性。邓小平把文化大革命运动做十年分期,是为了把文革定性为十年动乱、十年浩劫,彻底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与实践。是为了给以他和刘少奇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党内走资派翻案。


  
    所谓历史分期的上限和下限,就是历史分期的时间跨度,或者说是某一历史时期的起点和终点。

    恩格斯曾经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进程在通向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22页)站在这样的理论高度来对历史进行分期,最重要的就是要在尊重客观历史的基础上,把握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主题,在大量的事实中找出规律和结论。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始于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通过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大家没有太多的异议。但很多人却忽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规定的主题、目标、任务和毛泽东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具体部署和安排;忽略了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告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亦即事实意义的“三年文革”)的历史事实。

    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阐述了文化大革命的性质、目的、斗争对象,及运动的特点、采取的方式和有关政治规定。《十六条》说:

    “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

    “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要坚持正确的领导,“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改变那种处于软弱无能的状态,鼓励那些有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同志放下包袱,参加战斗,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四 、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

    “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做法是正确的,哪些做法是不正确的。

    “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这样,才能使广大群众在斗争中提高觉悟,增长才干,辨别是非,分清敌我。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

    从《十六条》第四条“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的内容里,我们可以看出: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特点和采取的方式,是完全有别于文革前和文革后中共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的: 

    实际上,文化大革命的具体目标就是打倒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相应清理各级政权里的走资派。用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的发言讲话说就是:“这次就是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组织上有个全面的调整。”

    1966年8月8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运动勾勒出一个时间表。毛泽东说:“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大概是在明年一个适当的时候再开。现在要准备。”

    毛泽东设想:文化大革命进行得顺利,到明年的一个适当的时候,便可以告一段落,然后再顺理成章地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他还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让他们知道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是防止中央出修正主义。为了保证党不变修,国不变色,他宁可牺牲一切,以“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从1967年1月起,文化大革命开始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为稳定局势,毛泽东派解放军到地方“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3月13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在军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毛泽东的指示时说:

    “主席说,二、三、四月看出眉目来。昨天,见了主席,主席又说,恐怕要二、三、四、五月了……到了五月份,‘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也可能成熟,至少省一级可以成熟或接近成熟。这样,大概的眉目可以看出来。”
毛泽东在中共九大上有一段讲话,从总结建国以来历史的角度再次明确指出了文化大革命的主题:

    “七届二中全会就提出了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但没有经常讲,没有公开向大家讲,结果广大群众不知道。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把资产阶级消灭掉,但是有些人硬是在那里利用而不进行限制、改造,所以这次又来了一次文化大革命。叫不叫大革命,让历史学家去做结论,叫文化大革命也可以,因为是由文化革命开始的。”
    毛泽东这段话把文化大革命的主题讲得再清楚不过了。
    1967年《人民日报》《红旗》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提出,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的一年,也是文化大革命“总攻击的一年”,说明1967年已是文化大革命的高峰年份了。
    1967年1月8日,毛泽东召集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中央文革小组开会。在谈到上海文汇报社和解放日报社的造反派接管这两家报社的情况时,毛泽东说:

    “《文汇报》由左派夺权,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四日造反,解放日报五日也造了反。两张报纸夺权,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们要支持他们造反。《文汇报》5日的急告全市人民书,可以转载、广播。他们内部造反,过几天可以写一个综合报道。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大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两个报纸夺权,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要支持他们造反。上海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全国就有希望。”

   1967年1月1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同时发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社论。社论号召说: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

1967年1月14 日,毛泽东在审阅陈伯达报送的王力、关锋起草的《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时批示:“伯达同志:写得很好。”文章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1月16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

1967年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社论指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夺权斗争。这个文化大革命,就是发动亿万群众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只有展开这样伟大的群众运动,展开一个群众性的全面夺权斗争,才能彻底解决无产阶级的夺权问题,彻底解决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毛泽东在1967年5月谈到文化大革命的进程时曾说:
“从政策策略上讲,大致可分四个阶段,从姚文元同志文章的发表到八届十一中全会。这可以算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发动阶段。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一月风暴,这可以算第二阶段,主要是扭转方向阶段。自一月风暴夺权到大联合、三结合,这可以算第三阶段。自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及(王力、关锋)的《<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发表以后,这可以算是第四阶段。第四阶段是在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所以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决战的关键阶段,是主题,是正题。”
毛泽东谈的这个进程说明这个文化大革命运动在1967年5月就已经到了最关键的夺权决胜阶段,意味着夺权任务一旦完成文化大革命运动也就结束了。
按照毛泽东筹划,从戚本禹的文章发表时算起,也就是1967年4月,是“文化大革命”的“决战的关键阶段”,把这样的“主题”、“正题”做好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就会看出眉目,有条不紊。7月13日,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和肖华、杨成武等人开会,他说,发动群众的阶段已经过去,“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明年结束。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1967年8月,毛泽东在接见外国友人时说:
“我们这次运动打算搞三年,第一年发动,第二年基本上取得胜利,第三年扫尾,所以不要着急。凡是烂透了的地方,就有办法,我们有准备。凡是不疼不痒的,就难办,只好让它拖下去。”
“经过四、五、六、七月,现在八月份了,有些地方搞得比较好,有一些地方不太好,时间要放长一些,从去年六月算起共三年。既然是一场革命,就不会轻松。”
同年9月,毛泽东在南方视察途中,一再强调要正确对待干部,彻底消除派性斗争,尽快实现革命大联合。他认为文化大革命已经临近尾声。毛泽东说:
“运动的第一年已经过去了,第二年又过了三个月了,七、八、九,我看春节差不多了,可能有个眉目了。”
据陪同视察的杨成武回忆:
“在视察途中,毛泽东还提到,明年春天‘文革’结束后,接着召开九大,把老同志都解脱出来,许多老同志都要当代表、当中央委员。他还列举了邓小平、乌兰夫、彭真、贺龙等人”。
文化大革命最明显的标志,便是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党内走资派。这时,毛泽东考虑“要解放一批干部,大胆使用一批干部”,显然是在做文革的“扫尾”工作。
1968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的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说: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在一九六七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指引下,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伟大斗争已经开始了。”
这篇经毛泽东批准的社论,以公开的方式,传达了毛泽东南下视察的讲话精神,实际上也是向全党全国传达这样的信息:“文化大革命已经或正在取得全面胜利,结束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是为期不远的事情。”
自1967年元月上海一月革命开始,全国各地造反派夺权后都相应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1968年9月7日,全国除台湾以外的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已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即所谓“全国山河一片红”。这是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运动完成“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任务的标志,也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结束的直接的事实标志。

1968年9月7日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热烈欢呼全国(除台湾省外)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宣称:

“全国山河一片红,这极其壮丽的一幕,是夺取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的阶段。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我国七亿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

  “搞好本单位、本部门的斗、批、改,是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功’,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的百年大计。这是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一仗。各级革命委员会,一定要狠抓斗、批、改,并在完成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中,使革委会发挥更大的革命威力,得到巩固和发展。”

毛泽东部署的“斗批改”是本单位、本部门的“斗批改”,是“各级革命委员会面临的中心任务”。其主要内容是“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等”。这也是毛泽东后来在中共九大所说的文化大革命的“扫尾工作”。
为了做好这项工作,毛泽东亲自为几个“斗、批、改”的调查报告写“编者按”,以期向全国推广。他在与外国友人交谈时说:“直到今年上半年,学生是运动的先锋,现在落后了。”毛泽东认为急风骤雨式的群众斗争已经告一段落,国家已经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运动亦应顺利地结束。
1968年10月13日至21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审查报告》,并通过决议,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毛泽东主席主持这次会议并就“文化大革命”问题讲了话。他说: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毛泽东赞成“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提法。他说:
“究竟什么叫到底呀!我们估计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就是包括建立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这些。”毛泽东认为,到1969年,文化大革命也就进行到底了。
从1968年6月15日至1968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连续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一九六七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中发〔68〕92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分配一部份大专院校毕业生到解放军农场去锻炼的通知》(中发〔68〕93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一九六七年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半工半读学校毕业生分配的通知》(中发〔68〕94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一九六八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中发〔68〕158号)、《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一九六八年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半工(农)半读学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中发〔68〕159号),全国大专院校、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半工(农)半读学校1966—1968届的大中专毕业生全部进行了毕业分配。

根据1968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全国各地当年在校的1966、1967、1968年三届全部高中和初中毕业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全部前往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作为文化大革命运动主体的大中专和普通中学的红卫兵全部离开学校,退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历史舞台,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落下帷幕的最显著的标志。

  

1969年4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和评价,宣告自1966年在全国范围里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九大以后,主要任务就是“继续搞好斗、批、改”;加强战备,准备打仗;在抓好革命的前提下,努力促进生产。
1968年下半年在开始筹备召开中共“九大”时,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就已经开始着手文化大革命“扫尾”工作了。
1968年9月19日,周恩来等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召开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的情况报告送交毛泽东。报告中说:“十二中全会要解决什么问题?一是准备召开党的九大;二是总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若干经验;三是解决不仅在实质上、而且也在组织上成立中央革命委员会问题,顺带着也就解决了国家主席问题。”毛泽东在第二天作了批示,说这件事要在一次至二次会上讨论才能作出决定,并指出:“我认为,暂时不宜成立中央革命委员会,中央全会也不要扩大很多人,有一百多人就够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的国庆很快就到了。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草拟了庆祝国庆的标语口号。国庆标语中的第十一条是:“向立下丰功伟绩的中央文革致敬”,毛泽东在审阅时立即删去,并且批示:“不应用自己名义发出口号称赞自己。”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就要结束了,中央文革小组已经完结了自己的使命,应该淡出历史的舞台。
中共九大之前,凡中央重大决策发文,总是依次署名: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这次筹备九大,毛泽东不让再署“中央文革”,毛泽东还提出撤消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意见。1969年3月3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在讨论九大一个文件的署名时,毛泽东说:“中央文革不要加了,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革命快要结束了,用常委。”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如此明确地说“文化革命快要结束了”,并且提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和中央文革碰头会议这些组织形式不需要保留下去了。这些话是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才说出来的。
毛泽东在中共九大期间审阅党章修改草案时,看到这样的条文:“设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中央文革这样的机构”,立即修改为“设立若干必要的精干的机构”,并且确定九大后取消“中央文革小组”。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

4月1日,毛泽东在九大主持开幕的讲话时中一开始就说:“我希望,我们的大会,能够开得好,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在回顾党成立以来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后,毛泽东说:

“经过‘八大’到现在,搞得比较清楚了。在政治路线上,组织路线上,思想方面,都搞得比较清楚。因此,我们希望这一次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在这个团结的基础上,我们能不能取得胜利?就这个大会来说,能不能开成一个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能不能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我以为,可以的。可以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可以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

毛泽东认为,经过近三年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在政治路线上、组织路线上、思想方面”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形成一个新的格局,今后就是要在由九大肯定下来的这个新格局基础上团结起来,取得更大的胜利。

我们还可以在回顾一下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由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代表中共中央所做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里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有关内容: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将是一次在我党历史上有深远影响的代表大会。
“我们这次代表大会,是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刻召开的。这个伟大的革命风暴,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揭露了以刘少奇为总代表的党内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大大地加强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大大地加强了我们的党,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为这次代表大会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报告的第一部分的标题是: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
报告的第二部分的标题是: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其中显示如下内容:
“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一场政治大革命,是一场上层建筑领域里的大革命。我们的目的,是粉碎修正主义,夺回被资产阶级篡夺了的那一部分权力,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实行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保证我国继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大踏步前进。”
报告的第三部分的标题是:关于认真搞好斗、批、改。
报告的第四部分的标题是: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策
报告的第五部分的标题是:关于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其中显示如下内容:
“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确实是伟大的。但是,决不能认为可以高枕无忧了。毛主席在一九六八年十月的一次谈话中指出:‘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所以,我们不能说最后的胜利。几十年都不能说这个话。不能丧失警惕。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不但需要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待于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因此,轻易地说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错误的,是违反列宁主义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阶级斗争还是会有反复的。我们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千万不能忘记无产阶级专政。在当前落实政策过程中,仍然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存在来自‘左’的或右的方面的干扰。做好斗、批、改各个阶段的工作,还要费很大的气力。我们要紧跟毛主席,紧紧地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曲折,夺取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
报告的第六部分的标题是:关于党的整顿和建设 。
......
这分明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总结报告。
中共九大选举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新的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完成了领导班子的更替。
中共九大修改了党章,新的党章确定林彪为毛主席的接班人。
中共九大九大把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确立为九大后党的工作指导思想。
作为三年文革的临时领导机构的中央文革小组经毛泽东主席亲自提议,九大闭幕后解散。
中共九大的召开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分水岭,它对1966年-1969年年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并将这三年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分期,自九大之后,无论是中共中央还是国务院、全国人大、中央军委之后的行文,都没有再就继续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有过具体的文件。
在当时的中国乃至整个世界,没有任何组织和个人不认为中国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波澜壮阔的、有亿万人民群众参加的”,“公开的、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阴暗面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事实上在中共召开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已经正式宣告结束。



关于中共九大提出的“认真搞好斗、批、改”。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所说:

“我们讲胜利,就要保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团结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去争取胜利。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比如讲斗、批、改。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

“至于犯走资派错误,那更不要抓。工厂里头,要让他工作,要他参加群众运动。人家犯了错误,无非是过去犯的,或者加入国民党,或者做了些坏事,或者是犯了最近一个时期的错误,就是所谓走资派,要他们跟群众一道,如果不让他们跟群众一道,那就不好了。有些人关了两年,关在“牛棚”里头,世界上的事情不知道了,出来一听呀,讲的话不对头了,他还是讲两年前的话。他脱离了两年的生活。对这些人就要帮助了,要办学习班,还要跟他讲历史,讲两年的文化大革命过程的历史,使他逐步清醒。”

关于“认真搞好斗、批、改”,中共九大通过的政治报告的第三部分有这样的论述:

“这场上层建筑领域中的大革命,同一切革命一样,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是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的问题。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除台湾省外)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标志着这个革命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但是革命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需要继续前进,“认真搞好斗、批、改”,把上层建筑领域中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毛主席指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单位,深入细致地、踏踏实实地、合理地完成这些任务。”

显而易见,中共九大提出的“认真搞好斗、批、改”是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运动取得全面胜利(全国除台湾省外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主要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进行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和解决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单位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为具体目标的“搞好本单位、本部门的斗、批、改,”了。

为了进一步论证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对“斗批改”这个政治概念的提出及其内涵和外延的演变作一个简要的回顾:

“斗批改” 是1966年初中共中央筹备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时开始提出并逐步完善、调整、补充新内容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的目的、任务、方针的目标设计和对需要解决问题的方法、步骤的整体概括。

“斗批改”是“斗争、批判、改革”三个政治概念的集合,也是对“斗争、批判、改革”的简称。

“斗批改”这个政治概念的提出,最早可以追溯到1966年3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要在全国开展“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批判”和同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毛泽东在《五·七指示》中提出工、农、兵、学、商以及党政机关都要随时“批判资产阶级”的号召。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的基本内容就是“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斗争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当时主持中共中央一线工作并负责文化大革命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对当时文化大革命运动如何开展的讲话和指示中也都含有“斗批改”的内容。

1966年6月4日,邓小平接见驻北师大女附中工作组时曾说:

“打人没有?打人是没有本事的,是没理的。斗争要讲道理,批判要做好准备,事实要核对清楚,要充分讲道理。政治问题要用政治方法解决。”

同年6月初,刘少奇等人去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展的情况时提出:

“学校如何搞法?有的是夺权,有的是批判学术权威,然后就搞教学制度的改革,解决考试和教材等一连串问题。”

1966年7月11日下午,刘少奇在听取驻北师大第一附中工作组汇报时谈到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部署时说:

“这次运动先斗争黑帮,学习毛主席著作,清理这些坏人,清出来留到学校。然后批判“权威”。还要搞清经济。最后搞一段教学改革,学制改革。”

“解放以来,我们国家发展了生产力……做了许多大事嘛……能不能把阶级斗争停下来?不行,你不斗,他要斗。坏分子只占百分之几,可是造反的能量大得很。七个人就要把你勾德元赶走嘛。你们几乎站不住脚,所以阶级斗争不能停,要一直斗下去,斗个几十年,几百年,一直到共产主义消灭阶级为止。你停他不停,你不注意他注意,他天天在那里斗。所以我们不能不斗,我们不注意阶级斗争,就是让资产阶级斗。无产阶级不斗,势必就会搞成资本主义复辟。斗了,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就可以争取过来,团结过来,那百分之五的,让他留在社会上问题不大。”

“这次运动,高中搞到年底,怎么搞法?先斗争黑帮,学习毛主席著作,清理这些坏人,清出来留到学校。然后是批判‘权威’”。

“最后搞一段教学改革,学制改革。这恐怕搞不完,开始了就好。教学改革怎么搞?没考虑过?中学六年就是净读书,没别的事。小学读六年,中学也读六年,结果什么事也不懂。不会做工,不会务农,不会做生意,也不会当服务员……这个制度还是老制度,解放以后也改了改。说是改,实际上没有改。”

(详见1967年7月教育部延安公社编印的《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黑话录》第169-171页)

可以看出,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意见虽然是对大中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提出的,但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斗批改”的概念已有一个雏形。这也说明文化大革命“斗批改”思想在当时中共党内是有共同的思想基础的。

1966年7月18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从杭州返京后在数次接见中央有关负责人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听取关于工作组问题的汇报时,毛泽东提出大中学校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是“一斗二改”并逐步提出了完整的“斗批改”概念。

1966年7月19日在同中央几个负责同志的谈话时,毛泽东说:

“我向大家讲,青年是文化革命的大军,要把他们充分发动起来。”

“我们相信群众,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当群众的先生。现在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个惊天动地的大事情。能不能,敢不敢过社会主义这一关?这一关是最后消灭阶级,缩短三大差别。”

“反对,特别是资产阶级“权威”思想,这就是破。如果没有这个破,社会主义的立,就立不起来;要做到一斗、二批、三改,也是不可能的。”

在这里,毛泽东首次提出了“斗批改”概念。

7月24日上午,毛泽东在钓鱼台十二号楼召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时说:

“现在搞文化革命斗争,一斗二改。斗什么?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些是你们清楚一些,还是学生清楚一些?还有斗争学术权威,对翦伯赞这些人谁了解些?”

7月25日上午,毛泽东在钓鱼台十二号楼召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各中共中央局负责人开会讨论修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党的若干方针问题》,在谈到工作组的问题时,毛泽东说:

“学校里的问题,一个叫斗,或者叫批判,一个叫改。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起坏作用,阻碍运动。”

“最近一个月,工作组是阻碍群众运动的。阻碍革命势必帮助反革命,帮助黑帮。要允许群众通天,任何人都可以写信给中央!我们有些人不革命了。你不革命,总有一天命要革到自己头上来。”

“现在到了这么一个阶段,要赶快改变方针了。文化大革命一定要依靠各学校、各单位的基本群众,左派,包括中间派。凡阻碍一斗二改者,统统驱逐之。你阻我驱,我们提出撤销工作组,代表广大群众的意见。”

毛泽东认为,“斗”和“批”是同义的,“斗”的过程就是“批”的过程。而“改”的内容则主要是“教学改革”。如何进行“一斗二改”,毛泽东认为只有群众最清楚:

“文化大革命,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权威,陆平有多大斗头?李达有多大斗头?翦伯赞出那么多书,你能斗了他?群众写对联讲他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搞他你们行?我不行,各省也不行。什么教学改革,我也不懂,只有依靠群众。”

“这不只是一个北大的问题,而是一个全国的问题,如果照原来那样搞下去,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

毛泽东的这些意见反映了他对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设想。

1966年7月29日, 中共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有万人参加的“北京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在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李雪锋主持大会并在大会开始后宣读了中共北京市委7月28日作出的《关于撤销各大专院校工作组的决定》后,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等人先后发言,代表中央对派工作组一事承担了责任,他们在讲话中都表达了毛泽东关于大中学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任务是“一斗二批三改”的思想。

邓小平在讲话中率先完整阐述了“一斗二批三改”具体内容。即“斗倒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的学术‘权威’;改革教育制度,改革教育方针、方法。”

邓小平在讲话中说:

“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撤销大中学校的工作组很必要,市委根据中央的指示作出这个决定。这个决定的根据是按照毛泽东思想的教导,人民群众是世界的创造者,只有依靠和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才能把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试验三大革命运动搞好,才能保证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巩固,才能保证在我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工作组撤销后,北京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能恢复运动开始时的轰轰烈烈的局面。”

“在大中学校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是一斗,二批,三改。斗倒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的学术“权威”;改革教育制度,改革教育方针、方法。这三大任务不但工作组担当不了,市委和中央工作的同志也担当不了,只有依靠大中学校的广大革命师生员工来实现。因为你们了解情况,你们有能力,有本领来担当起这个任务。”

“我们相信,只有依靠群众自己教育自己,才能把文化大革命搞好。在运动中难免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毛病,但是我们相信,群众能够依靠自己的智慧,依靠自己的创造力,及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奋勇前进,夺取大中学校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周恩来在会上讲话时说:

“刚才小平同志已经代表我们中央工作同志讲了话。我现在根据他讲的话补充几句,特别是站在做政府工作的这方面,更重要的是,我这个礼拜下去,向群众们学到一些东西,所以想讲几句。”

“这两个月来,我们全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搞起来了。在毛主席号召下,在我们报纸上社论的鼓舞下,群众干文化大革命的劲儿很高,特别是我们北京,在我们最接近的地方出现了高潮。但是刚才小平同志说了,就是运动起来两个月了,有些曲折,就是说,开始是轰轰烈烈,中间有点冷冷清清的现象,也有些地方转为各个学校或各个机关内部群众斗群众这样的现象,那么,现在又在转,又转到新的高潮。”

“在高校依靠革命的师生员工,首先是革命的学生,他们做主人,由他们来斗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学校的当权派,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那种人,把他们斗倒,接着,我们就要批判学校里反动学术权威。那些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也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就要斗那些人。再进一步,我们就要改革我们社会主义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针方法,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教育革命和教学改革。这是我们在学校中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三大任务。我们的矛头要指向这些,要在破中来立。”

“那么这个任务依靠谁来完成呢?只能依靠各校的革命师生,首先是革命的学生。只有你们才知道,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从上面去的人只能帮助你们。其它没有能力。”

刘少奇在大会上的讲话里说: 

    “我同意刚才邓小平、周恩来同志他们两位的讲话。在党中央包括我在内热烈支持北京高等、中等各校革命的同学、革命的教师、革命的员工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党中央的总的方针,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革命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的其他领导人也不知道,主要的要靠你们,要靠各学校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在革命实际中间来学会革命。”  

“刚才邓小平讲,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标是什么?第一个斗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当权派,这只是一小撮,不是很多的,有一些人犯了错误是可以改正的。第二个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第三个,进行教育革命,改革教育制度,改革教学方法,教学方针。这三件事我们都不熟悉,我们都不能做,更主要的是靠我们广大的革命师生员工团结广大的群众,你们来做才能搞好,请你们做。”

    (详见《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在北京全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的讲话》)

邓小平在《北京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的讲话第一次完整表达了“斗批改”的内涵——即中共在大中学校文化大革命的三项任务:“斗倒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的学术“权威”;改革教育制度,改革教育方针、方法。”

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2013年12月22日起在全国发行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说,“7月 29 日中共北京市委召开北京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刘少奇、邓小平在讲话中对派工作组一事承担了责任。周恩来在讲话中传达了毛泽东对学校提出的三项任务:一斗、二批、三改。”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无论是邓小平、周恩来还是刘少奇传达了“毛泽东对学校文化大革命提出的三项任务:一斗、二批、三改”,有一点是没有异议的,即“一斗、二批、三改”是“斗、批、改”在词语顺序上的排列。用邓小平的话是“在大中学校文化大革命一斗,二批,三改的三大任务”;用周恩来的话是“我们在学校中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三大任务”; 用刘少奇的话是“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三个主要目标”。

1966年8月8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扩大)讨论并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第一条“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里,对“斗批改”的内容表述是:

“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这个表述相对于1966年7月29日邓小平在《北京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对“斗批改”阐述,无论是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本质意义上巨大的变化。

在外延上,《十六条》的这种表述把文化大革命“斗、批、改”的空间范围由教育界的“大中学校”扩大至中国共产党全党各级领导机关、党的各级组织,全中国、全社会的思想文化战线、宣传教育战线、医疗卫生战线、科学理论战线等,全国各省市、各地区、各部门、各类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全国各地、各城市的工矿企业、街道和全国农村以及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军以上领导机关和各级各类军事院校、工厂、医院等单位。

《十六条》的这种表述把文化大革命“斗、批、改”的时间范围延伸至“整个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这种表述较之“大中学校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无论时间边界还是空间边界的差别都是巨大的。

在内涵上,《十六条》的这种表述从“在大中学校文化大革命一斗,二批,三改的三大任务”扩展至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的六大目标任务:

1、        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2、        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

3、        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

4、        改革教育;

5、        改革文艺;

6、        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

“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的总目标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在这里,“斗批改”已经从词语排列顺序意义上的“一斗、二批、三改”,变成了本质意义上的“一斗、二批、三改”,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的六大目标任务的高度概括。

这六大目标任务,每一项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需要全党、全国人民付出巨大努力才能完成的。

如果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即“一斗二批”这三项任务,通过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大体可以完成的话,“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这“三大改革”任务,特别是第三项“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则远非一场“史无前例的、自上而下的、有亿万人民参加的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可以承担的。

可以说,“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是一切社会主义国家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个历史任务。

顺理成章地,中共在大中学校文化大革命“斗批改”的三项任务:“斗倒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的学术‘权威’;改革教育制度,改革教育方针、方法”被“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的六大目标任务囊裹其中,成为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1966年8月18日 在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万革命群众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上,林彪用最通俗的语言表达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批改”的具体内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消灭资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思想,改造人的灵魂,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挖掉修正主义根子,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要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彻底打倒,打垮。”

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进行和深入发展,“斗批改”也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但是所有后续增加的内容,都可以被涵盖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的“六大目标任务”,特别是“三大改革”任务的第三项“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之中。

1966年10月1日,林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庆祝大会的讲话首次提出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的观点。

1966年10月3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13期发表的《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的社论明确指出:

“毛主席主持亲自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十六条的公布,获得广大革命群众的热烈拥护,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了一个新高潮,整个的革命形势好得很,越来越好。”

“但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极少数人采取新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群众斗群众的形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

“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只有彻底批判它,肃清它的影响,才能贯彻执行无产阶级的十六条,才能在正确路线指导下进行社会上的、学校的以及其它文化部门的斗、批、改,才能明确斗什么,批什么,改什么,才能明确依靠谁来斗,谁来批,谁来改,才能胜利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如果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重复压制群众的错误,继续挑动学生斗学生,不解放过去受打击的革命群众,等等,那就是对抗和破坏十六条。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正确地进行斗批改呢?”

“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中主义。”

至此,在“斗批改”这个政治概念里不仅增加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内容,而且提出“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只有彻底批判它,肃清它的影响,才能贯彻执行无产阶级的十六条,才能在正确路线指导下进行社会上的、学校的以及其它文化部门的斗、批、改,才能明确斗什么,批什么,改什么,才能明确依靠谁来斗,谁来批,谁来改,才能胜利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的说法,把“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升到“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的高度。

1966年11月1日,《红旗》杂志第十四期社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传达了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

“近来,广大群众响应毛主席‘要关心国家大事’的号召,认真思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的斗争,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了群众性的批判。这种群众性的批判遍及全国各省市,各部门,各学校。一切违背毛主席路线的错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各种表现形式,都遭到广大群众的揭露和批判。”

“两条路线的斗争,一直围绕着对待群众采取什么立场,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上。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放手发动群众去斗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放手让群众斗争社会上的一切牛鬼蛇神,进行斗、批、改。”

1966年12月6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关于“工交座谈会”汇报时,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在会议上的讲话把刘少奇、邓小平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起始时间从1966年中共中央通过《5·16通知》之时延伸至邓小平主持书记处的十年,甚至延至刘少奇作为毛泽东接班人的二十年开始之时。刘少奇、邓小平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间跨度从“五十多天”被延长至“十年、二十年”。

周恩来在会议上讲话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对这次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我们是有距离的,我们要在游泳中学习游泳。阶级斗争,我们在六二年、六三年就重视了。这次斗争是逐步发展起来的,文化大革命,把革命引向更高的阶段,这次革命更高更深,贯彻各个领域,文化大革命更高级,还认识不到,为什么?这同我们党的历史的发展有关系。我党历来就有路线斗争,你们觉得工矿企业、以为毛主席的指示都执行了,计划完成不错了,建设也搞得不错,有成绩了,大三线和生产都搞得不坏。不要满足这些,要有更高的要求。从挖修正主义的根子看,就有很多的障碍,是存在错误路线的,必须从根本上来解决。障碍是很多的,要从历史上来说才能说清楚。刘邓路线不仅五十天的问题,少奇作为主席的接班人已经二十年了,的确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影响是很深的。他不象林彪同志在军队独树一帜宣传主席思想,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但还遇到了罗的干扰。由于少奇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就影响到全党全国。小平主持书记处十年,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也不宣传主席思想。中央宣传部也不宣传主席思想,宣传修正主义思想。组织部的安子文在搞黑线,是彭真的黑线,过去的联络部搞三和一少,后来经纠正,调查部搞神秘的东西,统战部不执行主席的路线。中央办公厅杨尚昆也是搞黑线。工、青、妇也有不少问题(刘宁一、蔡大姐除外)工会问题很多,青年团垮了。党校、党报、新华社、广播电台,都有严重的问题,还有农村工作部早就垮了。二十年、十年影响之深,还有黑线参插在中间,不能不对党的实际工作发生影响,不能不会影响党的生活,不能不影响到干部的思想,不能不影响到基层,这是个严重的问题。所以错误路线不只是五十天,是十年、二十年,不能不影响到我们的党。”

林彪在会议上的讲话说:

“刘、邓、彭、薄所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不是无产阶级路线。刘、邓的错误不是五十天的问题,他们的错误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二十年之多,邓小平主持书记处工作十年之多,他们在这段工作时间里,从来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他们自搞一套,他们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对毛泽东思想有很大干扰,在许多重大的关键的问题上,在历史的关键时刻,都违反了毛泽东思想。”

尽管毛泽东在1966年8月5日发表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里有“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的说法,但是首次提出“刘、邓错误路线不只是五十天,是十年、二十年”的却不是毛泽东。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毛泽东审定的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社论。关于斗批改,社论说:

“一九六七年,是一斗、二批、三改(斗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一年。”

“下厂下乡和本单位斗、批、改,要作合理的安排。对于前一段本单位的斗争,要作必要的总结,进一步明确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分清大是大非,端正下厂下乡的态度和认识。

下厂下乡,要虚心向工农群众学习,甘当小学生,同工人农民一起劳动,一起学习,一起讨论文化革命问题,宣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眼睛向下,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和那里的革命群众组织相结合,不要自以为是,不要包办代替。

下厂下乡是完成本单位斗、批、改任务的重要条件。青年学生、青年知识分子,投到火热的工农群众运动中去,使自己的思想得到改造,就能更有力地斗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能更明确地认清大辩论中的是非。只有工厂、农村彻底实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属于上层建筑的学校和文化各界的革命才能彻底完成。只有了解工厂、农村的实际,听取工人和农民的声音,才能切合实际地改革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学方法,才能有效地改造我们的文化团体和文化工作,真正地完全地做到为工农兵服务。”

毛泽东意识到,如果讲“斗批改”局限在文化部门、机关学校里进行,如果只有“斗、批”没有“改”,或者光在文化部门、机关学校“改”,作为社会经济基础的工矿农村还是老一套,那还改什么呢?那就没有目标了。”

文化部门、机关学校“改”些什么,工业、农村“改”些什么,整个国家文化大革命“改”些什么,毛泽东胸中已经勾画出一副宏大的改革蓝图,他要从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官僚体制、国家机器、社会意识形态以及相应政治法律制度等入手动“大手术”,予以革命性的改造。他希冀通过这些举措,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铲除一切妨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旧框框,解决社会主义国家生产的方向道路问题,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一九六七年的“斗批改”,无论从内涵和外延方面都出现了新的变化,“斗批改”的形式和内容都有了很大的发展,随着阶级斗争在全国的全面展开,毛泽东找到了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发起总攻击的新形式——以红卫兵下厂下乡,进入工厂、农村、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把从学校开展起来的斗、批、改发展到社会的斗、批、改。

在工矿企业、农村和党政机关全面开展文化大革命,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达到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目的。

以产业工人、贫下中农为主体,同一切劳动者和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自下而上地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全面夺权。

在大联合、三结合的基础上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新的权力机构。

“各级党政机关按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大力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促进干部的思想革命化,把党政机关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化的领导机构。” “彻底改革一切不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规章制度和思想作风,例如官僚主义、老爷作风、机构臃肿、级别制度等等。”(见《一九六六年十月中共中央关于党政机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六日,为纪念纪念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50周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联合发表的社论《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说: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就是说,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方法,自下而上地放手发动群众,同时,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台,实行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的革命三结合。”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判修正主义,用无产阶级的思想去战胜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和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挖掉修正主义的棍子。”

在这里,一九六六年八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的所规定的“斗批改”的内涵“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被调整为“斗私,批修,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判修正主义,用无产阶级的思想去战胜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和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

“斗批改”内涵的这种调整说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确定的“一斗、二批、三改”六大目标任务的第一项目标任务“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已经完成。

这种调整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从改造客观世界的社会政治领域朝着思想领域改造主观世界的 “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转化的开始。

这种调整“概括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批判资产阶级’的基本内容。”

“斗私,批修,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判修正主义,用无产阶级的思想去战胜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和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被提升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的高度。

正如1967年10月6日《人民日报》在《“斗私,批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方针》的社论里说:

“‘斗私,批修’,很精辟、很科学地概括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内容,概括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批判资产阶级”的基本内容。”

“无产阶级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取政权,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完成。推翻剥削阶级的所有制,时间也不需要很长。但是,要消灭剥削阶级几千年遗留下来的旧的思想体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人们的灵魂,却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

从1968年到1969年4月中共召开九大,在全国范围内,“斗批改”成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中心任务,“一斗、二批、三改”的重心开始向“三改”倾斜。“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机关工作和行政管理工作,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被提上日程并逐步向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纵深发展。与此同时,以“斗私批修,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促进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为具体内容的“单位的斗批改”深入到社会最基层的各个部门和单位。“搞好本单位、本部门的斗、批、改,被视作“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功’,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的百年大计。”

1968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元旦社论

《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把“继续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促进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深入展开各单位、各部门的斗、批、改。”列为实现从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这个伟大的战略目标的五项主要任务的第二项。社论说:

“在已经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地方,必须领导群众进行本单位的斗、批、改。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机关工作和行政管理工作,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在这种改革中,要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指针,冲破旧的习惯势力的抵抗,继续依靠广大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大力支持革命的积极分子,支持革命群众中的新生事物。这是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党的领导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抓好全面规划、典型试验这两件事,把一般号召同具体指导结合起来,使各条战线的斗、批、改能顺利地向前发展。”

1968年9月7日,全国除台湾省外29个省、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全部建立,“标志着整个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的阶段”。当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的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说:

“毛主席最近向全国发出了认真搞好斗、批、改的伟大号召,并且指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

“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反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到斗、批、改阶段的客观规律,集中地表现了工人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的迫切要求,明确地指出了各级革命委员会面临的中心任务。”

1968年10月1日,中共中央负主席林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中心任务,就是遵循毛主席的伟大教导,认真搞好斗、批、改。这就是要巩固和发展革命委员会,搞好大批判,搞好清理阶级队伍,搞好整党建党,搞好教育革命,搞好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抓革命、促生产,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当天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在胜利的大道上奋勇前进——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里说:

“随着全国各地革命委员会的普遍建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新的时期,这就是遵照毛主席的伟大教导,认真搞好斗、批、改。

“毛主席指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毛主席这一指示,是一切单位,一切部门,一切机关斗、批、改的基本内容和根本途径。

“斗、批、改,就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按照无产阶级的面貌,对一切不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实行彻底的、普遍的改革;就是从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组织上堵塞产生修正主义的渠道,巩固和发展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十·一社论《在胜利的大道上奋勇前进》的这段话对“斗批改” 的基本内容和重要意义重新进行了高度的概括。

1968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强调说:

“这个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这也是一个问题。究竟什么叫到底呀! 我们估计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就是包括建立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下放科室人员、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公报》进一步明确了“斗批改”的六项具体任务:

“继续深入展开革命大批判,肃清刘少奇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思想。

“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教导,实现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

“继续执行毛主席提出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伟大原则,认真执行毛主席关于进行革命大批判、精简机构、干部下放劳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指示,使我们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密切联系群众,不断地巩固、发展和完善,更好地负担起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

“继续在工厂、人民公社、机关、学校、一切企业事业单位、街道等各个方面,充分发动群众,认真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把混在广大群众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挖出来。

“执行毛主席关于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的指示,执行毛主席关于‘吐故纳新’的指示,认真做好整党建党工作。。     

“完成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伟大历史任务。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对“斗批改”内涵和外延在宏观领域和中、微观领域的这种调整告诉我们,1966年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为一场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方法,自下而上地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政治运动以1968年9月7日全国除台湾省以外的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革命委员会为标志,取得了“斗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决定性胜利之后,整个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始转入以“斗、批、改”为中心任务和目标的、对一切不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实行彻底的、普遍的改革的新阶段。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一九六九年元旦社论在回顾一九六八年的工作时说:

“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空前广泛、深入地发动了群众,已经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宣告了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彻底垮台。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登上上层建筑斗、批、改的政治舞台,使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发生了和发生着深刻的革命变化,社会主义的先进事物不断涌现,革命群众的创造和智慧,如烂漫的山花,开遍了祖国的各个角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焕发出来的革命精神,已经结出丰硕的果实,工农业生产热气腾腾,社会主义的科学文化不断发展,我们的党更加纯洁,更加坚强,我们的无产阶级政权更加巩固,更加生气勃勃,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威力更加强大。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正在出现新的飞跃。”

社论把“斗、批、改”上升到“一个十分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群众运动”的高度:   

“正在轰轰烈烈进行的斗、批、改,是一个十分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群众运动,也是一场尖锐剧烈的阶级斗争。”社论说:

“要搞好斗、批、改,一定要放手发动群众,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一定要正确掌握政策。”

社论说:

“一九六九年,全国人民将基本完成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取得全面胜利。”

“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认真搞好斗、批、改’,‘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项已经明确规定的任务完成得更好,用实际行动,迎接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1969年4月14日中共九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在《总纲》里的一段话完整地表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这些矛盾,只能靠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来解决(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八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将这一句修改为“这些矛盾,只能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来解决。”)。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中共十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在这句话后面加了一句“这样的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

中共九大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继续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把上层建筑包括教育、文艺、新闻、卫生等各个文化领域中的革命进行到底”。

从1969年4月中共九大以后到1971年9月发生林彪事件,再到1973年8月中共十大召开的数年时间里,以“斗批改”为基本形式,“把包括教育、文艺、新闻、卫生等各个文化领域中的革命进行到底”的这种彻底的、普遍的、真正具有社会主义革命新阶段意义上的改革涉及到了上层建筑领域的方方面面。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下由亿万中国人民创造的、具有共产主义社会萌芽性质的各种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如雨后春笋般地纷纷涌现:

1、建立在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基础上的 “三结合”(军、干、群后来演变为老、中、青)的各级地方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

革命委员会根据毛泽东 “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意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

2、根据毛泽东关于“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学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和 “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指示精神,全国各地成立了 “七·二一”工人大学新型的高等学校。

3、以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等革命样板戏及后续产生的的京剧《龙江颂》、《平原作战》、《磐石湾》、《红色娘子军》、《杜鹃山》,芭蕾舞剧《沂蒙颂》及《草原儿女》,钢琴伴唱《红灯记》,钢琴协奏曲《黄河》等文艺作品为标志的文艺革命;

4、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与赤脚医生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发出了著名的“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六·二六指示”)。1968年9月10日,第三期《红旗》杂志发表了《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文章使“半农半医”卫生员——“赤脚医生”的名称走向了全国。(“赤脚医生”平时有一半左右时间参加劳动,生产大队对他们的补贴不多,贫下中农养得起。他们的收入保持农村一般同等劳动力的水平)

1968 年底,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的合作医疗制度因具有“解决了贫下中农看不起病、吃不起药的困难”、“使‘预防为主’的方针真正落实在行动上”等四大好处,引起毛泽东主席的高度重视,从而登上了《人民日报》头版。此后,在中共中央大力倡导下,广大城市医务人员奔赴农村和当地医务人员相结合,以生产大队为单位,由生产大队、生产队和社员共同集资办医疗的合作医疗制度在广大农村迅速发展,全国绝大多数的公社和生产大队都建立了医疗卫生机构。

5、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贫下中农登上上层建筑领域的政治舞台,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工宣队”和贫下中农为主体的“贫宣队”进驻学校等“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并行使领导职能,领导学校的“斗、批、改”。

1968年7月27日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北京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解放军配合下进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制止武斗,从而揭开了所谓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的历史篇章。

1968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1968年8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配合工宣队进驻学校,对教育体制改革具有指导作用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文章发表后全国开始向大专院校、县城以上中小学派驻工宣队(在农村学校叫贫宣队)。

6、实现干部参加劳动、密切联系群众、国家机关革命化,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让国家机关干部、科技人员和大专院校教师和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干部定期下放劳动,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实践,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五·七干校”。

为了贯彻1966年 5月7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提出各行各业均应一业为主,兼学别样,从事农副业生产,批判资产阶级的五七指示和精神,1968年 5月7日,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之际,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在纪念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时,在庆安县柳河开办一所农场,定名为柳河“五·七”干校。还种树,搞副业生产。  

1968年9月29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把办柳河“五·七”干校的经验在《文化大革命情况汇编》第628期上发表。经验材料中说:办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改革上层建筑走出了一条新路。干校共有学员141人,主要是原省、市委机关干部和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机关干部办农场,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深受广大贫下中农的欢迎。不少干部到干校后,亲临三大革命第一线,接近了贫下中农,增强了对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目前,干校耕种土地3000余亩,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并自力更生办起了小型工厂、企业。实践证明,‘五·七’干校是改造和培养干部的好地方,是实现机关革命化,搞好斗、批、改的一种好办法”。

  1968年9月30日毛泽东看到这个材料后写了一则批语说:“此件可在《人民日报》发表。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以上请提到碰头会上讨论决定。”

姚文元接到毛泽东的上述批示后,对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报上来的材料又进行了一些文字上的加工修改,定题目为:《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并在他写的编者按中引用了毛泽东的批语。这个由姚文元写的按语说:

“毛主席关于柳河‘五·七’干校经验的批语‘对反修、防修,对搞好斗、批、改,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应引起我们各级革命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的高度重视。希望广大干部(除老弱病残者外),包括那些犯过错误的干部,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下放劳动的过程中重新学习,使自己的精神面貌来一个比较彻底的革命化。在革命委员会中工作的新老革命干部,也要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分期分批下放劳动,使自己不脱离劳动人民,既当‘官’,又当老百姓。新干部要特别注意不要染上脱离群众、脱离劳动、一切依靠秘书、做官当老爷的剥削阶级坏作风,要保持无产阶级朝气蓬勃的革命的青春”

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的报道,同时刊发了姚文元写的编者按。柳河“五·七干校”成了中央肯定的典型,各地纷纷效仿,“五·七”干校在全国到处“开花”。中央各机关,包括中央办公厅,也都在外地寻找地点,分别办起了各自的“五·七”干校。

7、主要解决培养革命接班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逐步缩小以至消灭“三大差别”和解决到1968年积压在校的1000多万“老三届”毕业生城镇就业安置问题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发端于20世纪的5、60年代。

1955年下半年,毛泽东在他编辑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中说:

“全国合作化,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

“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的高小毕业生和中学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

“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里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1956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提出了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口号。当时,成立不久的新中国经济刚刚恢复,国家还不可能马上就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的思路是把城市里容纳不了的、闲散在社会上的中小学毕业生组织起来支援农业和边疆建设。

1957年4月,由刘少奇主持撰写的《人民日报》社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说:“就全国说来,最能够容纳人的地方是农村,容纳人最多的方面是农业。所以,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

同一年,团中央开始组织知识青年支援边疆建设。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在一次报告中列举了我国国土辽阔,但是可耕地面积有限,有一半还没有开垦的情况。号召青年人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向困难进军。

在中共中央的号召下,1955年8月,由北京青年杨华等5人发起组成了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在黑龙江萝北县建立了全国第一个知青垦荒点。随后,团中央先后在京、津、沪等10多个省、市组织了远征垦荒队。仅在1956年这一年,全国就有近20万名青年参加志愿垦荒。

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全部前往农村。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700多万人,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

知青运动是广大青年学生通过和农民一起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改造世界观,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是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的一场社会运动。

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运动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同时,积极参加农田基本建设,大搞科学试验,在农村办耕读夜校、建起文娱队伍、当赤脚医生参加合作医疗把所学的知识用于生产实践,积极参与农村的各项社会主义建设,创造的许多辉煌的业绩。

文化大革命以来出现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是广大人民群众在斗争中实践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创造。它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因素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新思想、新风格,从各个方面不同程度地批判和限制了资产阶级法权,代表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前进方向。

  

“斗批改”这个1966年初中共中央筹备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时开始提出并逐步完善、调整、补充新内容的政治概念在中共九大之后到中共十大召开,到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再到1975年1月四届人大召开,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之前,“斗批改”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个十分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群众运动”一直处于进行之中并在与当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实践的结合中丰富着自己的思想内涵。从1970-1976年人民日报发表的《元旦社论》、《新年献词》里关于“斗批改”的有关内容,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行进的轨迹。

1970年元旦社论《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

“新的一年里,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周围,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用毛主席关于“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思想推动斗、批、改,检查斗、批、改,戒骄戒躁,更好更快地完成党的“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

“当前,斗、批、改的群众运动,正在各条战线深入发展。毛主席提出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正在进一步全面落实。具有无限生命力的无产阶级新事物到处出现。我们要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群众运动,同斗、批、改各项工作结合起来。要紧紧抓住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这个纲,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任务落实到各个基层。要继续开展革命大批判,肃清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要在思想文化领域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继续清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在政治领域中按照党的政策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加强对一小撮反革命势力的专政;在经济领域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有步骤地打击资产阶级的腐蚀和破坏。要把教育、科研、文艺、新闻、卫生等方面的革命坚持下去,深入下去,取得新的成果和新的经验。”

1971年元旦社论《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过去的一年,我国国内形势发展很快,很好。形势越来越好的重要标志,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同亿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更加广泛、更加深刻地结合起来。党的“九大”和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继续前进,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活学活用毛主席哲学著作,给政治思想战线带来了生气勃勃的新气象。各条战线的斗、批、改运动,正在健康地深入发展。”

1972年元旦社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在新的一年里,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要继续深入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加强党的领导,把各条战线的斗、批、改深入下去,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发展,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执行党的“九大”提出的路线,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要和斗、批、改任务结合起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批、改运动的目标,是要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每个基层。抓住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各条战线的斗、批、改才有正确的方向,才能深入下去。斗、批、改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还有许多没有做完的工作,还存在薄弱的环节和单位,还有一些新出现的问题需要解决。要分析情况,总结经验,研究政策,全面规划,使我们的工作能够更好地符合客观实际。”

1973年《新年献词》:

“过去的一年,是我国人民在政治思想战线、经济战线和外交战线取得伟大胜利的一年。”

“批修整风运动在全国更加深入扎实地开展,保卫和发展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广大干部和群众攻读马列的书、毛主席的书,开展对刘少奇一类骗子的革命大批判,进一步清算了他们的反革命罪行,戳穿了他们的谣言和诡辩,提高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更加深入人心。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得到更好的落实。上层建筑领域的斗、批、改取得了新的成果。”

“要坚定地把上层建筑领域的斗、批、改继续进行下去,使社会主义的文化、教育、科学、卫生事业更加繁荣,更好地为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

1974年《元旦献词》:

“要继续搞好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思想战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长期任务。”

“我们要善于运用对立统一的规律来指导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满腔热情地支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新生事物,搞好斗、批、改,把教育卫生革命、文艺革命等进行到底。”

1975年《新年献词》: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下,过去的一年,我们胜利地进行了批林批孔运动。亿万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进一步揭露了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联系实际批判了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了宣扬复辟、倒退、卖国的孔孟之道,提高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正在前进。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发展较快,毛主席倡导的研究理论、研究历史、研究现状的空气在许多单位大为浓厚。教育革命、文艺革命和卫生革命不断深入。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蓬勃发展。批林批孔运动巩固和发展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更加团结。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

 “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进一步搞好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革命,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多快好省地发展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加强党的领导,坚持群众路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为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而英勇奋斗。”

“要推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和前进,继续搞好斗、批、改,注意总结各方面的新经验和解决出现的新问题。”

1976年元旦社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经过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运动和评论《水浒》,我们的党朝气蓬勃,我们的人民意气风发,我们的国家欣欣向荣,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象绚丽的鲜花,开遍了祖国大地。各族人民广泛持久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认识逐步加深,提高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老、中、青三结合,使各级领导班子生气勃勃,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正在按照毛主席提出的五条标准锻炼成长。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文艺事业,促进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日益繁荣。教育革命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在斗争中前进,努力把学校改造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卫生革命改变着农村缺医少药的面貌,赤脚医生不断成长,合作医疗更加巩固。广大干部进五.七干校,下放劳动,重新学习,提高了继续革命的觉悟,焕发了革命青春。千余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坚持乡村干革命,在农村广阔天地里茁壮成长。工人阶级进驻大、中、小学等上层建筑机构,打破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工农兵理论队伍的建立和发展,推动了思想文化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蓬勃开展,亿万群众发动起来了,百万干部奔赴农业第一线,普及大寨县的革命洪流滚滚向前。我国农业连续十四年丰收。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深入开展,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进一步发扬,工业生产达到新的水平。专业科技人员和工农相结合,开门办研究,人造地球卫星返回地面,科学事业有了新的发展。第四个五年计划规定的工农业总产值指标,已经胜利完成。我国物价稳定,市场繁荣,人民生活逐步提高。”

这一切事实,有力地驳斥了“今不如昔”的谬论。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伟大胜利。我们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继续搞好教育革命、文艺革命、卫生革命和各条战线的斗批改。

综上所述,以“斗批改”的工作还没有完,“还有一点尾巴”为依据判断文化大革命是否结束是没有说服力的。

  

1969年中共九大之后至1976年之间的七年里,关键的历史主题是围绕否定还是肯定三年文化大革命而展开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它涵盖了中共九大后发生的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批陈整风运动、批林批孔运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毛泽东逝世后抓捕“四人帮”以及“ 两案”清查运动、“揭批查”运动、清理“三种人”等政治运动。

这场围绕否定还是肯定三年文化大革命而展开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最终在毛泽东逝世后以叶、李、华发动的热月政变、邓小平上台,彻底否定文革,推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开始在全国复辟资本主义而告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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