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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1976年9月版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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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解放 发表于 2017-9-7 18:09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节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劳动生产率

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劳动时间节约的标志

社会主义劳动时间节约的经济规律,要求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①。在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过程中,劳动者不断地创造新
①劳动生产率是劳动者在一定劳动时间内生产出某种产品的效率即劳动生产力的高低在数量上的表现。耗费同等数量的劳动所能生产的产品数量越多,或者单位产品中的劳动耗费越少,就是劳动生产率越高。只按生产者的活劳动耗费计算出来的劳动生产率,叫做个人劳动生产率。从整个社会出发,在计算劳动生产率时,不仅应考虑活劳动的耗费,而且还应考虑物化劳动的耗费;把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耗费都考虑在内计算出来的劳动生产率,就叫做社会劳动生产率。

的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就是标志着耗费同样多的劳动,生产出更多的物质资料,标志着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节约。劳动生产率的高速度增长,是生产高速度发展的决定性环节,它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列宁指出:“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 ① 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必然战胜资本主义制度,归根到底,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必然会出现比资本主义制度下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为国家的日益富强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日益改善创造物质基础。我国建国以来特别是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来所出现的变化,最有力地证实了列宁的这一论点。

为什么必然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马克思在分析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因素时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 ② 马克思指出的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因素,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从工资雇佣奴隶开始变为生产的主人。不断地提高劳动熟练程度,开始成为劳动者发挥社会主义积极性的一种自觉活动。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有计划培养和劳动者之间相互学习、相互帮助之下,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七 · 二一”工人大学在工厂普遍推广的情况下,我国广大劳动者的平均熟练程度迅速提高。

①《伟大的创举》。《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页。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页。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科学的发展及其在工农业生产上的应用,已不再受剩余价值规律的束缚,而受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支配了。少数资产阶级专家垄断科学技术的状况也逐渐得到了改变。在工农群众、革命干部和专业人员实行“三结合”的条件下,科学技术将更加广泛地在生产上得到应用,并得到更迅速地发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过程的有计划的社会结合,生产者之间的有计划的分工协作,冲破了一个企业、一个资本的范围,扩展到各个企业之间、各个生产部门之间和各个地区之间;生产资料的利用规模也随着私有制转化为公有制以及公有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而不断扩大;自然条件的改造,就象我国“大寨田”的建设,“红旗渠”的建造,黄河、淮河、海河的治理等工程所显示的那样,也以旧社会所无法想象的规模和速度展开。

社会主义制度为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但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资产阶级,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在工人、农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知识分子的队伍中还广泛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因此,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决不可能是没有阻力的。这种阻力主要来自党内资产阶级。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些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在劳动生产率的问题上总是大肆歪曲马克。思主义,贩卖“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他们和他们的御用理论家们,一方面歪曲列宁关于劳动生产率对于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作用的理论,把列宁的观点歪曲为,似乎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压倒一切的首

要任务,另一方面,他们又歪曲马克思关于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因素的理论,把科学技术的发展说成是保证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首要因素,鼓吹技术至上,专家第一。邓小平在一九七五年大刮右倾翻案风的时侯,就拼命鼓吹“生产力就是科学”,科技领域要由资产阶级专家挂帅等谬论。在他看来,只有依靠资产阶级专家,科学技术才能发展,劳动生产率才能提高,“四个现代化”才能实现。“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 ① 他们在劳动生产率问题上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就是为了掩护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掩护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活动。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胜利是重要的,但决不是第一位的东西。因为阶级的消灭和共产主义的实现,决不会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自发地实现;同时,也只有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中的劳动生产率才能持久地、迅速地增长。

技术革新在提高劳动生产率中的作用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但是具有一定劳动经验、创造和使用生产工具的劳动者,始终是生产力中能
1毛主席语录。转引自《红旗》杂志1967年第5期。

动的、最重要的因素。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当家作主,充满革命豪情,具有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的极大积极性和主动性。他们在生产斗争中不仅能够实干、苦干,而且更懂得如何巧干。他们不断总结和积累生产斗争中的经验,大搞技术革新,推动科学技术发展,以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劳动者通过生产斗争实践,大搞技术革新,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一个重要途径。它不仅直接决定着生产工具和生产工艺的改进,而且对于生产资料的利用范围和自然条件的改造程度,也有重大影响。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过程中,各个方面对社会主义生产提出的要求必然越来越高。如果不搞技术革新,不提高劳动生产率。是难以满足国家和人民的要求的。在社会主义社会,技术革新是劳动者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和集体的生产任务。并逐步地使生产劳动从沉重的体力劳动转化为半机械化、机械化和自动化、电子化操作的一种重要手段。通过技术革新。减轻工人劳动强度、改善劳动条件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典型事例,在我国各地比比皆是。技术革新的重要作用,从上海地区的一些材料来看,也十分清楚:
熟悉玻璃制瓶业的人都会十分目然地想起过去制瓶工人的三件“宝”:第一件是一根铁棒。一头伸进通红的熔炉,一头握在工人的手中来回捻转。每个工人每天要挑料六、七千次,许多工人的手腕扭伤了筋,不得不开刀治疗。第二件是一条毛巾。工人们将它在冷水中浸涅,缠在额头上,以抵御炉前高温。第三件是一双厚达三寸的木拖鞋,穿着它以防高温灼伤双脚。可是今天,我们走进上海玻璃


瓶十厂的制瓶车间,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好几种玻璃原料通过电子秤和一套控制机构,自动地拌和起来送入加料机;激光液面控制器根据炉内玻璃溶液面的高低自动控制加料机,使原料均匀地送入护内;炉内的料又通过供料机一块块自动地送入制瓶机,一只只瓶子做好后,又被机械手抓到传送带上,送入退火妒。这一切,都由一台电子计算机控制着。在工人们自己动手搭起来的简易机房里,只见各种指示灯闪闪发光,工业电视机屏幕正显示着机器的运转状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这个厂先后进行了四次比较大的技术革新,从手工操作到半机械化,从半机械化到机械化,从机械化又到电子化。工人同志高兴地说:“过去制瓶是:头点手动浑身摇,十个指头烫满泡,送瓶还要两腿跑,劳动强度实在高;现在制瓶是:按电钮,看落料,瓶子围着机器跑,生产飞跃人欢笑。”该厂 1966 年的年产量是一千三百五十八吨, 1974 年达到了三千一百吨;过去每台制瓶机是七个人, 1966 年实现了半机械化,每台机减少到四个半人,现在实现了电子北,一个人可以管两台制瓶机。
上海手套行业解放前遗留下来的是“三老一杂”的烂摊子,即厂房老,设备老,产品老,机器型号杂。整个行业技术条件很差,全部都是手工操作,工人操作时要手摇、脚跳、口数、脑记,劳动强度高,生产效率低,一个工人每天生产四、五打手套,要摇三万多次,成年累月造成工人“肩膀有高低,手臂有粗细”。自从 1958 年大跃进以来,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手套行业广大工人发扬了敢想敢干的革命精神,先后把手摇手套机革新为电动、半自动、自动、全自动手套机,劳动强度大大减轻,劳动生产率提高二十多倍,行业总人数减少三分之二,总产量增长了四倍。在此基础上,他们继续不断地向技术革新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又试制成功了电子数字程序控制手套机,产量比半自动手套机提高十二点六倍。群控手套机投产后,看台







率扩大了九倍,每人的班产量提高十倍,挡车工劳动力可节约 90 %。这一切,正如工人同志所说:“革新没有顶,潜力无止境。大干加巧干,面貌日日新。”

技术革新促进了机器、设备和工具的改进,提高了生产机械化、自动化和连续化的水平;促进了产品设计的改革和生产工艺的改革,也促进了原材料的改革,用废次材料代替好材料,用资源多的原料代替资源少的原料。这一切大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大大节约了原料、材料、设备和劳动力。
在技术革新的道路上,也充满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技术革新问题上,大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推行一条卖国投降路线。在他们看来,要搞技术革新,只有从洋人那里购买专利,进口机器设备,才搞得成功,否则是不行的。邓小平在他炮制的名为“加快工业发展”,实为加快资本主义复辟的 《 条例 》 中,说什么在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要靠多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要靠外国供应“现代化的成套设备”。如果按照邓小平这一套搞下去,中国就会变成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经济附庸。邓小平这一条卖国投降的修正主义路线,同毛主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伟大方针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 ① 毛主席关于独立自主、

①《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横排本,第1030页。

自力更生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指示,是对刘少奇、林彪、邓小平推行的卖国投降路线的锐利批判,为我国技术革新指明了方向,极大地鼓舞了我国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科学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力地推动了技术革新的开展。我们强调坚持自力更生,并不是一概拒绝采用外国的先进技术,对于一切适合我国生产发展实际需要的外国新技术,都应当学习和采用。但是我们必须立足于自力更生,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有目的有选择地学习和采用。对待外国新技术,要象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拿来之后,“或使用,或存放”。对于引进的样品、样机和其他技术,经过一批二用三改四创,为创而学,洋为中用,才有利于我国的建设。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搞技术革新,就要充分相信和依靠广大工人群众。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代表人物总是不相信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强调科学技术特殊,认为发展科学技术只能依靠少数专家,不能依靠广大群众,不能搞群众运动,这是完全错误的。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路线。工人群众是工厂的主人,是生产力诸因素中最生动的、最有决定意义的因素。只有坚持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才能把群众的革命干劲、革命毅力、革命智慧,也就是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调动起来,使技术革新蓬勃向前发展。在党的领导下,实行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技术革新运动中的体现。我国的技术革新已经从厂内的“三结合”发展到厂外,实行工厂、学校和科学研究机关的“三

结合”,设计单位、制造单位和使用单位的“三结合”等多种多样的形式。这些不同类型的“三结合 ” ,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是人们在技术革新运动中建立起来的新型相互关系的生动体现。在技术革新运动中坚持实行“三结合”,将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充分发动群众,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在技术革新运动中还必须贯彻土法上马、土洋结合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只看重洋的,看不起土的,实际上就是把广大群众排斥在技术革新的门外。实践证明,只有土法上马,土洋结合,才能最充分地动员群众。广大工人群众的各种革新创造,是他们根据生产发展的实际需要,总结自己成年累月的生产实践经验,依靠自力更生的土办法创造出来的。土办法一般具有比较简便易行,可以因地制宜,就地取材,花钱少,上马快,收效大,便于推广等特点和优点。坚持土法上马,能更好地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把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最充分地调动起来,为广大群众参加技术革新开辟最广阔的天地。

以上海羊毛衫行业为例。文化大革命以前,在修正主义路线干扰下,为了追求“象样”、“正规”,靠少数人关门搞自动化,搞了几年,一直搞不出来。 1973 年,有家羊毛衫厂的两个青年电工,从生产实际需要出发,土法上马,仅花了七十二元,创造了一种“光电控制箱”,使四种操作实现了自动化。由于花钱少,收效快,工人十分欢迎。半年时间,就在全行业一千五百台织机上迅速推广,使生产效率提高 15 %以上。 1974 年以来,这种简易程序控制又在全市轧钢、锻压、金属切削、橡胶等二十个行业逐步推广使用,


无数事例生动地证明,土办法土生土长,深深扎根于生产实践的土壤中。它同群众血肉相连,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恩格斯早就说过:“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① 从生产实际出发搞出来的简易的土办法,是符合生产技术发展从低级到高级、从量变到质变的客观规律的。我们强调“土”法上马,决不是排斥“洋”法。所谓“土”和“洋”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不立足于土,崇洋排土,结果是什么东西也干不成。只有在技术革新中,坚持土法上马,土洋结合,才能充分发动群众,搞得轰轰烈烈,收到多快好省的效果;如果不是这样,就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就会人为地造成许多限制,把广大群众排斥在技术革新的大门之外,从而大大挫伤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技术革新必然冷冷清清,结果是少慢差费。所以,要不要坚持贯彻执行土法上马,土洋结合的方针,实质上就是要不要群众运动,要不要多快好省的重大问题。
(本节整理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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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解放 发表于 2017-9-7 18:10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三节 社会主义协作和竞赛

社会主义协作

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是决定劳动生产率的一个重要因素。协作便是生产过程中社会结合的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马克思说:“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这种劳动形式叫做协作。” ②
①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62页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62页。

这种协作,在不同的生产关系下具有不同的社会性质和范围。

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有制,是工资雇佣劳动者能够聚集在一起进行协作的社会条件。资本主义制度下协作的特点是:劳动者之间的协同劳动,受到资本的强制。资本家发展协作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对工人的剥削,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这种资本主义协作,必然激起劳动者的反抗,并发展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同时,协作的范围要受资本规模的限制。就个别资本来看,资本主义协作是有计划的,但从整个社会来看,生产和交换都是无政府状态的。在不同的工厂、不同的资本集团之间,协作是依靠订货合同来维持的,因此,是极不稳定的。资本家的唯利是图、损人利己、追求利润的本质,决定着资本主义企业之间,必然是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相互倾轧,常常使这种协作关系中断和受到破坏。

社会主义协作否定了资本主义协作中那种资本强制劳动的关系和无政府状态,它反映了人们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形成的相互支援的新型关系。社会主义协作的目的是为了生产更多的产品以满足社会的需要。它能够突破一个企业的局限,广泛地在全社会范围内,在不同企业、不同部门、不同地区之间有计划地进行。“一厂一角,百厂协作,一厂一件,百厂成线。”社会主义大协作所产生的力量,决不等于许多企业生产能力的简单总和,而是创造了一种新的更大的生产力。

社会主义协作有利于促进社会分工和生产专业化的发展。列宁指出:“要把制造整个产品的某一部分的人类劳动的生产率提高,就必须使这部分的生产专业化,使它成为一种制造大量产品因而可以(而且需要)使用机器等等的特种生产。” ① 企业之间组织起来的通常称为“一条龙”的协作关系,为企业之间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创造了条件,有利于实现社会分工和生产专业化,有利于克服在一个企业的范围内难以克服的困难,迅速突破生产中的薄弱环节,以促进生产的迅速发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江苏省常州市工业部门广泛发动群众,认真总结经验,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不断改革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方面,建立和发展了手扶拖拉机、灯芯绒、卡叽布、印花布、化学纤维、晶体管收音机、玻璃钢制品、塑料制品等八条生产协作线,改变了过去那种工厂“小而全”,工艺重复,力量分散,能力得不到充分发挥的状况,使常州市的工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66年到1973年,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5%以上;在这八年间,为国家提供的积累相当于全市原有工业固定资产总产值的五倍,相当于同一时期国家投资总额的十一倍。

    社会主义协作有利于集中必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基本建设和行业技术改造等方面,完成一个企业、一个部门、一个地区在短时期内难以完成的任务。

    上海石油化工总厂的建设,是社会主义大协作的一曲凯歌。这个解放以来上海市最大的建设项目,在全市二十三个局、二十三个设计单位,几十万人的共同会战和全国各地大力协作和支援下,从1974

①《论所谓市场问题》。《列宁全集》第1卷,第84页。

年1月1日破土施工打下第一根基础桩算起,仅仅用了一年零九个月的时间,就使六个生产厂,四个辅助厂,以及为这十个厂服务的海上卸油码头、污水排放隧道、金山铁路支线、黄浦江大桥、生活区和商业、学校、医院等,神话般地从昔日潮来一片汪洋、潮退满地泥泞的海滩上矗然兴起,并使十八套装置中的第一套装置点火生产。
    上海纺织工业的行业技术改造是体现社会主义协作优越性的又一例证。解放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有关领导部门的主持下,全行业的技术力量集中使用,每年突击解决一、二个薄弱环节,每打一仗,就使纺织工业前进一步。1970 年,改造了全市的细纱机,使每只锭子的棉纱单产从三十五公斤提高到四十三公斤。1971年打了一场发展合成纤维的“人民战争”,使合成纤维的生产能力翻了一番。1972年,进行了一场制造阔幅织机的会战,使全市高效率的阔幅织机增加一点六倍。1973年和1974年集中力量发展涤纶,1974年涤纶印染布的产量比1965年猛增四十二倍。由于通过社会主义协作,集中力量在行业技术改造方面打歼灭战,解放二十六年来,上海纺织工业系统基本上没有建设新厂,还根据国家需要,先后外迁和转产了八十多家工厂,纱锭减少25%,布机减少18%,职工减少12%,而产值却比1949年增长近四倍,为国家积累的资金,相当于国家对上海纺织工业基本建设投资的六十二倍。

    由于社会主义时期仍然存在着商品制度,社会主义企业之间的协作关系还是建立在商品货币关系基础上的协作关系,因此,它也有二重性。它既是一种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企业之间相互支援的新型的协作关系,同时又仍然要遵循着等价交换的原则,仍是一种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关系。社会主义企业之间这种客观存在着的金钱关系和买卖关系,是在协作过程中产生讲条件,顾本位,只愿当主角,不愿当配角,只图自己方便,不顾别人困难,甚至以邻为壑等资本主义协作关系的经济基础。因此,社会主义协作的发展过程,不能不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过程。这是公有制同私有制的斗争在协作关系上的反映。
    开展社会主义协作,一定要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来处理协作中的问题。要坚持社会主义原则,自觉遵守国家的各项财政制度,坚决执行无产阶级的各项经济政策。在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之间,国营企业相互之间和集体企业相互之间的协作关系中,都要遵守等价交换的原则,实行合理计价,都要严格执行合同,保证按品种、按规格、按质量、按数量、按期限地完成协作任务。同时,要提倡“龙江”风格,用困难促进自己,把方便让给别人,使共产主义的协作风格日益发扬光大。

社会主义竞赛

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中的社会结合,不仅表现为社会主义协作,而且表现为社会主义竞赛。社会主义竞赛这种生产过程中的社会结合形式,是人类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它的出现,表明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已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社会主义竞赛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竞争。列宁说:“竞争就是空前残暴地压制人民群众即绝大多数居民,百分之九十九的劳动者的进取心、毅力和大胆首创精神,竞争也就是排斥竞赛,而代之以金融上的欺诈、专横和对社会上层分子的阿谀逢迎。” ① 这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竞争表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弱肉强食规律,它的原则是先进者打败落后者,在落后者破产的基础上扩大自己的地盘。竞争是商品生产,特别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生产的产物,它不仅加深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而且,由于资本家总是靠加强对劳动者的剥削来增强它的竞争能力的,所以它也必然要加深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矛盾。
    社会主义竞赛的原则是“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帮后进”,达到共同进步,共同提高。社会主义竞赛这种崭新的历史现象,只有在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夺取了国家政权,当了国家和企业的主人以后,才可能出现。它是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产物,体现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列宁指出:“社会主义不仅不窒息竞赛,反而破天荒第一次造成真正广泛地、真正大规模地运用竞赛的可能,把真正大多数劳动者吸引到这样一个工作舞台上来,在这个舞台上,他们能够大显身手,施展自己的本领,发挥自己的才能。” ②
    我国的社会主义竞赛,是在党的领导下,贯彻执行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一种群众运动的形式。在竞赛过程中,通过比学赶帮,把群众创造的最新技术和先进经验,及时推广到各行业以至全社会。所以,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对于社会主义生
①《怎样组织竞赛?》《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2页
②同上

产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社会主义竞赛是生产斗争的一种广泛的群众运动,是正确处理生产中先进和后进矛盾的一种重要方法。通过企业和企业之间比先进,找差距,发现先进和后进的典型;再在各个企业内部揭矛盾,首先是揭露企业领导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然后群策群力来解决矛盾,变后进为先进,使先进更先进。在社会主义竞赛中,“一种矛盾克服了,又会产生新矛盾,又是这样去竞赛。这样,社会就会不断地前进” ①

    1970 年,上海报纸上发表了《第一水泵厂和上海水泵厂的对比调查报告》 ,把上海水泵厂厂大,条件好,群众没发动,生产上不去的情况,同第一水泵厂厂小,条件差,发动了群众,把生产搞得热气腾腾的情况,进行了对比。调查报告的发表,在上海水泵厂引起巨大反响。广大干部和工人群众再也坐不住了,怀着迅速改变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揭矛盾,找差距,一下子提出了三百多条改进意见。厂的领导干部也端正了路线,改进了作风,深入群众,发动群众。在全厂干部、群众的努力下,迅速改变了落后面貌。从1970年到1974年的四年中,这个厂生产连续跃进,年产值每年递增20%左右,现在一年的产量,就等于四年前的两倍半,品种也扩大了一倍半。过去不能生产的压力高、流量大、扬程远的新产品,现在也已经成批投产。

①《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55年5月24日《人民日报》。

    在社会主义社会实行商品制度的条件下,同商品关系相联系的竞争关系和金钱关系也会必然反映到社会主义竞赛中来。所以,在社会主义竞赛中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就会给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严重的后果 ① 。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总是把竞赛单纯地看成是完成生产任务的手段,总是使支配资本主义竞争的利润挂帅、物质刺激那一套东西在社会主义竞赛中泛滥,以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腐蚀广大职工的思想。苏修叛徒集团和刘少奇、邓小平一类提倡的所谓竞赛,奉行的就是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哲学和物质刺激原则,其核心是一个“钱”字,名为竞赛,实为赤裸裸的资本主义竞争。我们必须反其道而行之。在组织社会主义竞赛的过程中,发扬共产主义劳动态度和共产主义风格,坚决同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的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使竞赛沿着社会主义的轨道健康地发展。①苏联三十年代出现的著名的斯达汉诺夫运动,就是由工人群众掀起的社会主义竞赛。在这场竞赛中,苏联工人阶级表现了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力地推动了生产和技术的发展。但是,在组织竞赛的过程中,没有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坚持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相反,把奖金作为刺激运动发展的手段,结果,扩大了物质分配上的资产阶级法权,助长了追求名利的资产阶级思想,使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受到资本主义的严重腐蚀,从而使斯达汉诺夫运动终于离开了健康发展的道路。这是值得记取的教训。
(本节整理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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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制
第一节 经济核算的二重性

经济核算是厉行节约的重要手段

    经济核算是生产发展的产物。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产生对生产耗费和生产成果加以记录、计算、分析和对比的需要。这种对生产过程(或经营过程)中的生产耗费和生产成果进行记录、计算、分析和对比的活动,叫做经济核算,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簿记或算账。在个体生产者那里,这种核算往往只在生产者本人头脑里进行,是比较简单的。生产过程越是社会化,经济核算的重要性也越是增大。马克思指出:“过程越是按社会的规模进行,越是失去纯粹个人的性质,作为对过程的控制和观念总结的薄记就越是必要;因此,簿记对资本主义生产,比对手工业和农民的分散生产更为必要,对公有生产,比对资本主义生产更为必要。”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核算,是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核算不同的,但是这种核算仍然同商品货币联系在一起,同旧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152页。


社会又没有多少差别。苏修叛徒集团正是利用经济核算同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的一面,大搞利润挂帅和物质刺激,复辟资本主义的。为了有利于同党内资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的行为作斗争,我们首先要划清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核算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核算的界限。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经济核算受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支配。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价值增殖,即剥削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经济核算总是服从于资本主义生产这一目的,务求以最小的资本支出,去获得最大的剩余价值。譬如,新技术、新工艺的采用,可以节约原材料,提高劳动生产率,也就是说,可以节约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可以节约劳动时间。可是,这只有在它能够给资本家带来更多的剩余价值的情况下,才会被采用。如果说,多雇佣一些廉价劳动力,比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更能节约资本支出,替资本家带来更多的剩余价值,那末,尽管新技术、新工艺可以节约劳动时间,资本家也不会去采用它。这种情况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对已经实现的、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是异常节约的。相反地,它对人,对活劳动的浪费,却大大超过任何别的生产方式,它不仅浪费血和肉,而且也浪费神经和大脑。” ①
    日本九州南部有一个水误镇,有一家垄断资本新日本氮肥公司专门在这里生产氯乙烯和醋酸乙烯。资本家为了降低成本,埋取更高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05页。


利润,从 1950年以来,不顾工人和居民的健康和生命,采用了汞催化剂工艺。结果,使大量含有甲塞汞的毒水、废渣排入水误湾,使海水严重污染,鱼类大量中毒。水误镇的居民吃了这类鱼,开始是口齿不清,步态不稳,面部痴呆,进一步就耳聋眼瞎,全身麻木,最后是精神失常、身体弯曲,嚎叫死去。水误镇五万居民中,就有一万多人得了这种病,因而通称这种病为“水误病”。经过调查,找出病源以后,资本家还千方百计将调查结果保密,并勾结当局,拒不改变工艺,致使“水误病”在日本各地蔓延。


    日本“水误病”的蔓延,充分说明了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的节约,实质是加强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就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来看,由于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存在着大量浪费现象,更不可能有什么节约。周期爆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使社会生产下降,失业人数增加,大批的劳动力和生产设备被闲置起来,劳动所创造的物质财富被大量地销毁掉。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这种大量浪费,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核算受到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支配,个别企业生产中劳动时间的节约同整个社会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巨大浪费同时并存。这种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无法得到解决的。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经济核算受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支配。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服务,是为了满足国家和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社会主义经济核算,通过实现劳动时间的节约,促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地增长,就能够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同时,社会主义经济核算,不仅能够在各个企业内部进行,而且,由于存在着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能够在整个国民经济范围内进行,这就使得人力、物力和财力有可能在全社会范围内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从而更好地实现节约,更多地、更好地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
    社会主义经济核算作为全面节约、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手段,是依靠广大劳动群众的自觉活动来实现的。由于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同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相一致,因而社会主义企业中的经济核算,不仅是专业人员的工作,而且是广大群众自觉参加的一项经济活动。我国社会主义企业中的班组核算、经济监替组织和经济活动分析会议,便是群众当家理财、进行经济核算的一些重要形式。
    劳动群众参加企业的经济核算活动,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所要求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劳动群众对生产过程最熟悉,他们长年累月战斗在生产第一线,对于自己那部分工作的状况最清楚,对增产节约最有发言权。在工厂企业中,工人参加班组核算,参加车间和全厂的经济活动分析,以主人身份当家理财,不但可以使经济核算发挥更大的作用,推动增产节约运动更迅速地发展,而且可以督促企业领导按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办事,使企业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健康地前进。
    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在依靠劳动群众的同时,也要求注意发挥专业人员的作用,把群众核算和专业核算结合起来。专业核算人员同企业各车间、各班组进行接触,对企业经济活动的全面情况比较了解。因此,劳动群众同专业人员结合在一起,有利于实现全面节约,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多快好省地不断向前发展。


使用价值核算和价值核算

    经济核算是对生产过程中生产耗费和生产成果进行对比和核算。社会主义生产过程是直接社会劳动过程和价值创造过程的统一。在直接社会劳动过程中,劳动者要消耗一定种类和数量的使用价值,同时又有计划地创造出满足国家和人民需要的各种使用价值,因此,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就要核算使用价值。在价值创造过程中,劳动者除了把生产资料和原材料的旧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上去以外,还创造出新的价值,因此,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又要核算价值。使用价值核算和价值核算,构成社会主义经济核算的两个方面。
    社会主义企业的经济核算指标,不论是反映生产成果方面的核算指标,还是反映生产耗费方面的核算指标,都同时具有使用价值核算和价值核算这两个不同的侧面。在反映生产成果方面的核算指标中,产品品种、产量和质量,就是使用价值的核算指标;而产值和利润则是价值核算的指标。对于社会主义企业的生产成果,我们必须同时从使用价值和价值这两个方面去进行核算和衡量。社会主义企业只有在产品品种、产量、质量和产值、利润这些方面全面地实现了使用价值和价值的核算指标,才能说,它的生产成果,不论从实物形态或者价值形态方面,都为保证满足国家和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在反映企业生产耗费方面的核算指标中,也具有使用价值核算和价值核算这两个方面。例如,原材料消耗定额、辅助材料消耗定额和设备利用系数等等,就是使用价值的核算指标;而象可比产品成本降低金额,则是价值核算的指标。社会主义企业只有既在实物形态上不超过各种原材料和辅助材料的消耗定额,不低于各种主要设备的利用系数,为国家节约各种有用的物质财富,又在价值形态上努力实现可比产品成本降低金额,为国家节约社会主义建设资金,这时才能够说,它的生产经营,已较好地贯彻了社会主义的节约原则。
    社会主义企业通过价值核算,把各种不同的使用价值,都按照统一的货币价值形式放到一起,以便对它的整个生产成果和生产耗费进行综合对比,分析造成增减变化的主客观因素,促使全面节约各种物化劳动和活劳动,从而生产出数量更多、品种更丰富、质量更高的使用价值,来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核算价值,是为了更多、更好地创造使用价值。从这一方面来讲,使用价值核算和价值核算是统一的。但是,使用价值核算和价值核算毕竟是两种不同角度的核算,它们之间也存在着矛盾。这种使用价值核算和价值核算的对立统一,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核算的二重性。
    使用价值核算和价值核算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矛盾的表现。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为着保证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因此,国家必须对国营企业下达各种使用价值指标。但是,社会主义生产又还是商品生产,国家在下达各种使用价值指标的同时,还必须下达各种价值指标。国家下达给各个国营企业的产值、上缴利润等价值指标,是综合性的指标,而国家下达的产品品种、产量和质量等使用价位指标,则是分门别类的指标;而且,由于国家计划不宜管得过死,国家对某些产品往往只下达产品的大类指标,而不下达具体的品种、规格。这就会使得国营企业完成使用价值核算指标和价值核算指标的情况参差不齐,甚至很不一致,往往出现企业按照使用价值核算指标已经实现,但是按照价值核算指标则未实现;或者企业按照价值核算指标已经实现,但是按照使用价值核算指标则未实现等清况。
    价格的变动也会引起价值核算和使用价值核算的矛盾。以生产耗费的核算为例,住住会碰到这样的情况:一种产品所耗费的原材料成本,从使用价值来核算,在它所耗费的各种实物量上,全部实现了定额指标,或者还有所减少,但是,由于原材料调高了价格。从价值来核算,它就会表现为原材料的成本金额上升了。同样,以生产成果的核算为例,也往往会看到另一种情况:一定时期内的企业经营成果,从使用价值来核算,表现在实物形态上的产品品种和产量等等都全部实现了核算指标。但是,由于产品调低了价格,从价值来核算,它以货币形式上缴的利润却完不成计划。这些情况表明,使用价值核算和价值核算会由于价格的变动,沿着不同的方向运动而发生着矛盾。
    在价格变动的条件下,会引起使用价值核算和价值核算的矛盾,那末,在价格不变的条件下,会不会发生使用价值核算和价值核算的矛盾呢?由于价格水平的高低,并不一定反映生产中劳动消耗的大小,同时,国家规定的计划价格是相对稳定的,而价值则是经常变化的,所以,有的时候,它也会发生使用价值核算和价值核算沿着不同方向运动的矛盾状况。例如,对产品的使用价值核算指标,只规定了大类品种,而没有规定具体品种,并假定这些具体品种的价格也没有调整过。但是,由于各个具体品种之间的价格同价值的背离情况不同,有些价格高于价值,有些价格低于价值。因而在同样完成这些大类品种的使用价值核算指标的情况下,从价值核算来说,生产那种价格高于价值的具体品种,产值指标比较容易完成;生产那种价格低于价值的具体品种,产值指标就比较难以完成。诸如此类在价格没有变动的条件下,发生使用价值核算和价值核算的矛盾运动情况,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也是常常会碰到的。
    在价值核算中,成本、价格、利润这些价值指标,是同商品相联系着的。资本主义经济核算要利用成本、价格和利润这些经济范畴,社会主义经济核算也要利用这些经济范畴。虽然所有制不同了,但是这些范畴毕竟是私有经济的遗物,体现的是资产阶级法权。它的基本特征都是以价值及其转化形态作为统一的尺度来衡量条件不同的生产单位,用表面上的平等掩盖事实上的不平等。这同旧社会是没有多少差别的。社会主义企业利用价值核算,是为了更好地节约劳动时间,生产更多更好的为社会所需要的使用价值,价值核算要受到使用价值核算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所支配。当着使用价值核算和价值核算发生矛盾的时候,要求社会主义企业保证完成产品品种、数量和质量等使用价值指标。在这个前提下,也要通过正当途径,努力增加产值、降低成本、增加利润,以争取同时完成各项价值指标。可是,在商品货币关系条件下,党内走资派也可以通过推行“产值第一”、“利润挂帅”等修正主义黑货,使价值核算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产值第一”、“利润挂”的支配下,企业必然违背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不顾社会劳动的合理利用,不把国计民生的需要放在第一位,而把追求产值和利润放在第一位。这样,就必然冲击国家计划,造成社会劳动的巨大浪费,并使某些商品供不应求,另一些商品则供过于求,使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尖锐化。在这种情况下,随着价值核算代替使用价值核算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经济核算的性质也就从社会主义蜕变为资本主义的了。
    商品制度下的这类矛盾,总是会不断地出现的。但是,只要我们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并且紧密依靠广大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地批判党内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那末,使用价值核算和价值核算的矛盾,就一定能够得到正确的处理,使社会主义经济核算沿着健康的道路不断向前发展。

    上海货车制造厂生产的三十二吨矿用自卸重型载重汽车,是矿区迫切畜要的运输车辆。过去,在刘少奇崇洋媚外修正主义路线的破坏下,外国资本家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欺侮我国不能生产,用拒绝供应零配件的办法来卡我们。一个时期。造成矿区的许多进口车因零配件供应不上,动弹不得,成了废铁。上海货车厂的职工,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于 1969 年造出了自己的“争气车”,支援了矿业生产。三十二吨载重车正式投产以后,产量年年增加,但是零配件却增加很少。

    有个八八六矿就因为国产重型车配件供应不上,只好使部分车辆睡大觉。他们说:‘有了国产‘争气车’,支援我们‘大打矿山之’,狠狠打击了帝、修、反。现在零件供应少了,却又拖了我们矿业生产的后腿。货车厂的职工去矿区访问,亲眼看到这个情况,震动很大,就调查了本厂零配件生产的情况,发现确实存在“重整机、轻配件”的观象。为什么会“重整机、轻配件”呢?原来是“产值第一”的流毒所造成的。因为同样一辆三十二吨载重车的全套零配件,如果装配成整车(把兄弟厂制造的协作件产值计算在内),产值就要比按一件一件零配件计算大十多倍。所以,当着有些同志提出要把车间里准备装配的二十辆整车的全部零配件送去支援矿区时,就遇到了阻力。两种意见经过争论,大家认为,把价值核算放在首位,只顾片面追求产值,不顾国家建设需要,那是资本主义经济核算的一种表现,一定要批判。社会主义经济核算首先要从使用价值方面保证国家和人民的需要。把二十辆车的零配件送到矿区,用来修配旧车,所能发挥的使用价值,就不止二十辆,而是几百辆,而且就是从价值方面来看,几百辆重型车开动起来,使矿区增加的产值,以及钢厂因得到更多矿石原料从而增加的产值,比起货车厂一个厂所减少的产值来。那也不知要会高出多少倍。货车厂的职工统一了理想,高高兴兴地把二十辆车的零配件送到了矿区。与此同时,还对1975年各种载重车的零配件生产作了重靳安排,比上年增加40%。年度结束时,这个厂的总产值并没有因此而减少,相反,还比上年增加了 30%。
    江苏省清江市清江胶鞋厂原来是生产“解放鞋”的弄堂小厂,后来上级要求这个厂在搞好“解放鞋”生产的基础上,生产全胶鞋,供应城乡市场。生产什么全胶鞋呢?有的认为,苏北农村旱田改水田的面积不断增加,应该生产广大贫下中农急需的价廉物美的防滑靴。也有人认为。防滑靴工艺复杂,产值又低,弄不好要赔本,不如生产产值高、利润大的一般胶鞋。有个干部还到外地加工了一批这种一般胶鞋的铝楦头,建议立即生产这个品种。通过调查研究,他们了解到目前生产产值较高的一般胶鞋的工厂较多,产品供应充足,而防滑靴农村迫切需要,厂里有人不愿生产,这不是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经营作风在有些同志的头脑里作怪吗?社会主义企业不能只顾产值、利润,不顾人民需要呵!于是,全厂职工作出了生产防滑靴的决定。防滑靴投产以后,受到贫下中农的欢迎,十分畅销,各地商业部门不断要求增加订货。在各方面的促进下,这个厂既从使用价值方面满足了贫下中农的需要,又较好地完成了各项价值指标。

    有人认为,多完成一些产值和利润,也是对社会主义国家作出的贡献,并没有揣进个人的腰包,怎么能够算错?这种看法是不对的。一个社会主义企业,如果是以产值和利润的高低来指导生产,不顾人民需要,不顾国家计划,那末,不仅从根本上背离了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而且也会造成社会劳动的巨大浪费,给国家带来损失。因为,企业为了片面追求产值和利润,只生产了产值高、利润大的产品,而社会所需要的产品却没有按照计划生产出来,这样,按照计划需要这类产品的企业却得不到这类产品,就会直接和间接影响到同这类产品相联系的一系列企业停工待料,造成社会劳动的严重浪费。另一方面,社会不需要或者并不急需的产品却成倍增加了,这一部分产品只好放到仓库里,这又会造成大量资金的积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论是全民所有制企业,还是集体所有制企业,都不允许象资本主义企业那样,按照产值的大小,利润的多少,作生产方向上的改变,去生产非本企业计划项目的产品。但是,只要商品制度存在,将较多的资金移用去生产本企业计划项目内的某些价格高于价值的产品的情况仍然是存在的。在集体所有制单位中,这种情况就突出一些。这种情况,反映到市场上来,就会在供求之间造成“缺口”。这种“缺口”,正是滋生城乡资本主义的肥沃土壤。一批一批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就会从这块土壤上滋生出来,进行套购国家和集体的物资,从事长途贩运、转手倒卖、哄抬物价以及损公肥私、营私舞弊、贪污盗窃、行贿受贿等资本主义活动。无产阶级如果不同这一类现象进行斗争,社会主义企业就会蜕化变质为资本主义企业;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势力就会更加猖狂地活动起来。
    因此,社会主义经济核算过程中使用价值核算和价值核算的矛盾,归根到底,要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只有抓住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才能正确认识和正确处理这种矛盾,使经济核算沿着社会主义方向运动。

(本节整理完成,待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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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解放 发表于 2017-9-11 11:36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节 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制

经济核算制是管理社会主义企业的经济制度

    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告诉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的管理,先后曾采用过两种制度:一种是,国家对国营企业(主要是工业)采取全部集中管理的供给制的办法,即工厂需要的生产资料和一切生产费用,根据实际需要,都由国家供给,产品则不计价地归国家统一分配。苏联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曾经实行过这种管理制度。它对于保障当时革命战争的供给,起过积极作用。但是这同和平时期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特点是不适应的,它不利于充分调动企业改善经营管理的积极性。所以,苏联在转入新经济政策时期以后,就根据列宁的倡导,逐步改行了另一种管理制度,即经济核算制的管理制度。列宁明确指出,经济核算制应当是经营所有国营企业的基础。在我国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根据地,对社会主义性质的公营经济也曾实行过供给制的管理制度。一九四二年以后,一切农工畜运商业开始实行企业化,逐步改行经济核算制。全国解放以后,政务院立即颁发有关条例,对国营企业逐步清产核资,全面推行了经济核算制的管理。
    那末,什么是经济核算制呢?简单说来,经济核算制,就是一种既保证国家的统一领导,又给予企业以相对独立经营的经济管理制度。这种经济管理制度,是同商品制度联系着的。经济核算制管理既要求社会主义企业按照国家计划组织生产,对生产过程中消耗掉的东西,从实物形态上得到补偿,又要求通过货币来比较经济活动的消耗和成果,用企业本身的收入来抵付支出,从价值形态上得到补偿,并保证向国家上缴赢利(包括利润和税金)。
    经济核算制作为有计划地管理社会主义企业的一种制度,反映着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企业以及社会主义企业和企业之间一定的相互关系。下面我们分别来研究这些关系。
    社会主义国家和企业的经济关系。这是一种国家统一领导同企业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关系。毛主席早在一九四二年指示所有公营经济建立经济核算制的时候,就提出了“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原则。统一领导,就是企业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全面地完成或超额完成国家的计划。分散经营,就是企业运用国家拨给的生产资金,按照国家布置的计划任务,来组织生产、供应和销售活动。每一个国营企业在经营上具有相对独立性,各自计算盈亏,依靠企业本身的收入来补偿支出,并为国家提供积累。具体说来,在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营企业之间,存在这样一些关系:
国家根据整个国民经济计划,拨给各个企业一定的资金,下达各项计划指标,各个企业根据国家的计划要求,妥善地运用资金,合理地组织生产,全面完成国家交给的各项计划指标,而不能擅自修改计划。
    国家根据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需要,统一规定产品的价格,重要产品并由国家统一分配。企业必须以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的办法来增加收入、增加积累,不得随意更动价格。一切国营企业的纯收入,都属国家所有。企业应按国家规定,纳税和上缴利润。企业自留的折旧资金,也应按照国家的规定使用。一切国营企业的职工,由国家按照计划进行分配,企业无权自行招收或裁减人员。企业的工资制度也由国家统一规定,不得自行改动。
    但是,各个企业的状况是千差万别、异常复杂的。国家不可能对什么事都统一起来,而且统得过死也会束缚企业的经营积极性。因此,国家的统一领导必须同企业的分散经营相结合。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企业具有一定的经营独立性,在银行中有自己独立的帐户,在全面完成国家计划规定产品的基础上,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生产能力,同别的企业另行订立经济合同,并各自以独立的经济单位的身份结算往来账目。
    “统一领导,分散经营”,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和国营企业之间的关系,反映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伙为了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总是竭力反对统一领导分散经营”这一社会主义的经济核算制管理的原则.他们攻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简单”、“呆板”,不如资本主义经济那样“灵活” , “多样”;要社会主义企业“认真向资本家学习”,“接受资产阶级的遗产”;要党和政府不要“干预经济”,要给企业以“独立处理一切经济事务的职权”,把企业办成完全独立核算的企业,妄图使社会主义企业变成各自为政、互相对立的经济集团,走上追逐利润、互相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道路。同时,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之流又大搞“条条专政” , 妄图把社会主义经济变为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在按照“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原则对社会主义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制管理的过程中,充满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因此,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核算过程中的矛盾,坚决同修正主义路线和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作斗争,在坚持国家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发挥企业的主观能动性。这样,才有利于不断完善国家和企业的相互关系,推动企业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

    (二) 社会主义企业之间的经济关系。这是一种共同协作和相对独立核算的关系。实行经济核算制的企业,不论就国营企业同国营企业来说,或就同一公社的各个社办企业,同一大队的各个队办企业来说,都属于同一所有者。它们之间的经济往来,是同一所有制内部的关系。这同分别属于不同私人所有的资本主义企业之间的经济往来,有根本的不同。但是,在实行经济核算制的条件下,这些社会主义企业又都是一个一个相对独立核算、相对独立经营的单位,因而在发生企业之间经济联系、共同协作的时候,要实行等价交换原则,进行记账、结算,以便计算经济效果。
    由于社会主义企业之间存在着大量的经济联系,又由于在这种联系中各自都要进行经济核算,所以有时会发生企业之间经济利益上的矛盾。社会主义企业之间的这种矛盾,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通过国家计划的综合平衡和上级部门的统一安排,是可以得到解决的。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制所要求的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必须是在共同协作前提下的独立核算。每一个社会主义企业,一方面都是相对独立的经营单位,而另一方面却又是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如果只从独立核算出发,单纯考虑等价交换,就会妨害共产主义协作风格的发扬。那就同资本主义经济核算没有多少差别。所以,社会主义企业之间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发生住来关系的时候,必须提倡共产主义协作风格,在这个前提下,实行等价交换,这才是社会主义经济核算所要求的那种企业和企业之间的经济关系。各个企业都从国民经济的整体利益出发,相互支持、相互协作,必然有利于巩固和发展企业之间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
    上海异型铜管厂是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企业之间经济核算制关系的一个典型。他们每接到一项生产任务,凡是兄弟单位急需的,即使产值低,也要千方百计地完成。工人说得好:这从本厂来看是“减法”,但从使用单位来看,他们有了必需的钢管,就可以及时投产或扩大生产,这就变成了“加法”,而从整个国民经济范围来看,又可以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这就变成了“乘法”。上海异型钢管厂的工人就是这样十几年如一日。把兄弟单位的困难当作自己的困难,把国家的需要看作自己企业发展生产的方向,始终牢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从 1966 年到 1973 年的八年中。这个厂生产的管材品种、规格比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八年( 1958~1965 年)增长了近四倍,其中异型管材增长了近十倍,有力地支援了国家建设,支援了兄弟单位的生产发展。

    在经济核算制条件下建立的国家和企业以及企业和企业的关系,目的是要使企业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经营责任心和积极性,充分挖掘潜力,厉行增产节约,以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有利于国家对社会主义经济实行有计划的管理。林彪一伙散布什么“三年不记账,钱也不会跑到外国去”的论调,是为了反对经济核算,破坏社会主义国家对国民经济的管理。以便新老资产阶级分子趁机混水摸鱼,盗窃社会主义财产,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复辟资本主义。







经济核算制的具体内容

    经济核算制是有计划地管理社会主义企业、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的行之有效的制度。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具体内容:
    一、国家对国营企业实行统一领导和计划管理,给企业规定产品品种、产量、质量和产值、劳动生产率、成本、上缴利润等计划指标,企业必须对国家计划负责,全面完成国家所规定的各项指标。
    二、国家按照国营企业生产经营上的需要,经过核定,拨给企业一定的资金(流动资金和固定资金),使企业可以自己周转,而不致经常因资金短缺,妨碍生产。
    三、企业按照国家规定的任务组织生产,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出售产品,用销售产品的收入来抵偿支出,并按照国家规定上缴赢利,为国家提供积累。
    四、国营企业的收入和支出应有一定的制度和手续,应有成本的计算,应有按年按月生产计划完成程度的检查制度,应有节省原料和保护工具的制度,养成节省原料和爱护工具的习惯。
    五、国营企业之间以及国营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之间发生的一切经济联系,必须实行等价交换的原则。企业和企业之间的重大经济联系,还要事先订立经济合同。每一个社会主义企业必须严肃履行合同的义务,共同对国家负责。集体所有制企业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组织生产,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出售商品,独立经营、自负盈亏,为集体增加收入,增加积累。同时,通过缴纳税金形式为国家提供积累。
    我国农村人民公社在现阶段基本上仍实行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集体所有制。公社、大队和生产队都是独立的自负盈亏的核算单位,其中生产队一级是基本的核算单位。生产队的集体资金是社员缴纳和积累的,不是由大队或公社拨给的。公社和大队负责领导、帮助和支持生产队发展集体经济,但不能抽调生产队的资金来发展社有经济或大队经济。
    在农村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经济中,大队对队办企业也实行经济核算制的管理。公社和大队分别对自己的社办企业、队办企业实行统一领导,同时给每一个企业拨给一定的资金,要求它们负责地运用这笔资金,按时、按质、按量完成国家、公社或大队交给的计划生产任务,以自己的收入抵付支出,并完成或超额完成公社或大队规定的积累任务。
    从上述经济核算制的内容可以看出,对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制的管理,仍然需要利用资金、成本、价格、赢利等经济范畴。但是,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制中的这些范畴反映的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服务的。现在我们分别来研究这些经济范畴的特点:
    社会主义企业的资金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企业中的资本。资本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反映资本家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关系。社会主义企业的资金,是国家或集体财产的货币表现。社会主义企业运用这些资金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服从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为社会主义社会扩大再生产,满足国家和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服务。
    社会主义企业进行资金核算,是为了保证国家和集体的财产不受侵犯,并且使它得到合理的、有效的利用。企业的生产资金按照它们在生产过程中周转的性质不同.可以分为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固定资金的实物形态表现为厂房和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厂房和机器设备等在生产过程中是多次发生作用的,它的价值是逐渐转移到产品上去的。企业按照国家规定的固定资产折旧办法提取折旧基金,使它的固定资产得以不断更新,并且有能力进行必要的技术改造。除了核算固定资产折旧以外,企业还要核算固定资金利用率,反映固定资金的利用程度,以求得在不增加固定资金的条件下,扩大它的生产能力。社会主义企业还要进行流动资金的核算。流动资金是企业用于支付劳动对象(原材科)、职工工资以及成品销售过程中各项费用的资金。原材料在一次生产周期完成后就改变了自己的形态,它的价值也就全部转移到新产品当中去。流动资金在它的连续不断的循环中,每周转一次所需的时间越少,在一年内可以周转的次数也就越多。所以,企业还需要核算流动资金的定额和周转速度,以求得用同量的流动资金,为生产和销售更多的产品服务。
    社会主义企业的生产成本同资本主义的生产成本是两个不同本质的经济范畴。资本主义的生产成本是资本的消耗,资本主义企业生产成本的减少,意味着资本的节约和对劳动者剥削的加深。社会主义企业的生产成本,是为生产一定产品发生的费用支出。它基本上包括已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和新创造的价值中归生产者个人消费的那一部分。从产品价位总额中减除以上两个部分,就构成企业赢利。所以,企业通过对成本的核算,不断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这就意味着不断节约劳动时间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可以为国家或集体提供更多积累。降低成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作用,可以从下面这样一个简单的数字中看出一个梗概:按一九七二年的数字来匡算,我国国营工业企业的总成本每降低百分之一,由此而为国家增加的积累,相当于建设三座南京长江大桥的投资额。

    社会主义企业降低成本的主要途径是:
    一、充分调动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提高劳动者的技术熟练程度,不断地开展技术革新,采用新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以降低单位产品中的工时消耗。
    二、节约原料和各种材料的消耗,合理选用新的更经济的原材料,开展原材料的综合利用,变废为宝,合理套裁,改进配方,采用新工艺等,以降低单位产品的原材料耗费。
    三、充分挖掘现有设备的潜力,提高设备利用率,以降低单位产品所分摊的折旧费用。
    四、精兵简政,提高企业行政管理工作的效率,改进运输、供销等工作,力求节省企业管理费用。社会主义企业的赢利是劳动群众创造的纯收入,它主要被用于扩大    社会主义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社会主义经济的赢利还可以从整个国民经济的角度来考察。在一定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允许一些企业暂时不赢利,甚至亏本。例如,为了全国工业有一个合理的布局而发展起来的内地工业、地方工业,其中个别企业由于条件的限制暂时不能赢利。但是,这些工业的发展却符合国民经济的长远利益,有利于建设一个有纵深布置的打不烂、拖不垮的战略后方。因此,尽管这些企业暂时不能赢利,国家还是要支持它们发展。又如,某些工业产品,特别是新产品、新材料和支援农业的产品,在一定时期内,生产这些产品的部分企业是亏本的,但是,发展这些产品有利于工业建设和农业生产的发展。为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利益,为了巩固工农联盟,允许有暂时的政策性的计划亏损。这种从整个国民经济全局利益的角度来考察的赢利,我们把它叫做“高级赢”。这种高级赢利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当然,这决不等于说个别企业、个别部门的赢利就无关重要,也决不能作为个别企业因经营不善而造成亏损的借口。整个国民经济的赢利,归根到底还是建筑在各个企业、各个部门的赢利基础上的。所以,暂时亏本的企业,应当努力改善经营,降低成本,力争减少亏损,转亏为盈,积极为国家提供积累。
    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的赢利是社会主义积累的主要来源。社会主义企业既要批判“利润挂帅”,也要反对那种不计成本,不讲赢利,不注意为国家增加积累的错误思想。“利润挂帅”就是不顾国家计划,不顾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唯利是图,以利润指导生产,以利润作为推动企业生产的动力。这是资本主义的经营原则,必须批判。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按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按照国家计划布置的任务,通过增产节约,来增加社会主义赢利,这样做,正是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在我国的国家预算收入中,来自国营企业的缴款(上级利润、税金等)占到百分之九十以上。如果企业不能积极地为国家增加积累,甚至造成不应有的亏损,就会影响国家预算的收入,就会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后腿,就会影响履行国际主义义务。
    总之,国家对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制的管理,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毛主席的这一指示:“任何社会主义的经济事业,必须注意尽可能充分地利用人力和设备,尽可能改善劳动组织、改善经营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一切可能节约的人力和物力,实行劳动竞赛和经济核算,借以逐年降低成本,增加个人收入和增加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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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解放 发表于 2017-9-11 11:37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三节  剖析苏修的“完全经济核算制”

    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在苏联全面复辟资本主义,曾经进行一系列的“经济改革”。这些“改革”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在企业中实行所谓“完全经济核算制”。苏修叛徒集团所推行的“完全经济核算制”,是一个绝妙的反面教材。对这个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进行剖析,有助于我们理解资产阶级怎样通过扩大和强化价值规律的作用,使经济核算制成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维护其统治和加紧榨取劳动人民血汗的工具。苏修的”完全经济核算制”究竟是什么货色?

    一、“完全经济核算制”,就是搞资本主义的自由经营。
毛主席:《〈真如区李子园农业生产合作社节约生产费用的经验〉一文按语》。《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第768页。

    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曾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制的国家。当时的苏维埃政权,根据列宁的倡导,对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制。这一管理企业的体制在联共(布)中央的决议中是这样规定的:“赋予企业在全国性计划范围内的独立性,以便企业更妥善地确定完成计划的途径,灵活运用资金,动用内部资源,从而达到降低产品成本的目的” ① 社会主义国家赋予企业独立性是在国家计划管理条件下的独立性,这是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制的重要原则,它是同资本主义企业自由经营根本对立的。
    苏修叛徒集团恰恰在这个列宁主义的原则问题上,进行了修正。他们竭力鼓吹:“必须减少上级组织为企业规定的计划指标的目” , “扩大企业在解决生产活动问题中的经营主动性和独立自主性” ( 1965年苏修《关于工业管理和经济刺激的决议》 ) 。企业的产品生产计划,仅有两项指标:一、销售产品总量或销售产值。二、用实物表示的最重要产品品种。企业的大部分产品生产的活动是可以自行其是的。企业想生产什么,就生产什么,怎么有利就怎么干。列宁早就指出:“如果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不实行全面的国家计算和监督,那末劳动者的政权,劳动者的自由,就不能维持下去,资本主义压迫制度的复辟,就不可避免。 ② 而在苏修的“完全经济核算制”中,除了有些企业的部分产品有上级规定的产品指标以外,“其他一切计划指标,无须上
① 1929年12月联共(布)中央《关于改进工业管理机构的决议》。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6~507页。

级机关核准,而由企业自行制定” (1965 年苏修中央和部长会议《关于完善计划工作和加强工业生产经济刺激的决议》)。“让企业自己有权在同消费者(定货者)取得协议后自己修改产品生产的计划” , “计划应当以消费者的定货为依据”,以此来扩大企业的“独立性”、“自主性”,大搞自由经营活动。这难道不是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下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翻版吗?

    二、“完全经济核算制”,就是实行资本主义的利润原则。
    我们前面分析过,一定社会制度下的经济核算,都是同一定社会的生产目的相一致的。资本主义经济核算服从于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目的是为了实现资本的价值增殖,搜取利润。不是为了节约社会劳动,更多地生产满足社会需要的使用价值。社会主义经济核算服从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目的是为了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以便提供更多的使用价值来满足国家和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价值的实现,劳动时间的节约,为国家提供积累,都是服从于上述生产目的的。当价值和使用价值发生矛盾时,首先要服从使用价值的这一面,要服从社会的需要。这就是说,如果社会需要某种产品,即使生产这种产品可能带来亏损,也还是要积极生产的。但是,实行“完全经济核算制”,就是“卢布决定一切” (l967 年4月8日苏修《列宁格勒真理报》),一切为了赚钱。苏联叛徒集团及其御用经济学者竭力鼓吹:“企业财务活动的最重要的总结性指标是利润和赢利率。”价值核算成为经济核算的主要矛盾方面,企业的一切生产经营活动,都环绕着利润这个“磨盘”旋转。马克思在阐明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时说:“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 ① 支配苏修的“完全经济核算制”的,正是资本主义的利润原则。
    利润既然成了“最重要的总结性指标”,追逐利润变成了生产的最高目的,企业的一切经营活动也就必须服从于这一目的。为此,就必须扩大企业(或“经济核算制的生产联合公司”,下同)的经营自主权。企业的权大了,企业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就可以放肆地通过种种歪门邪道去追求利润。事实正是如此:
    苏修《共产党人》杂志 1970年供认:“某些企业力图……通过生产对他们更有利的那种产品或者从生产中取消那些无利可图的产品(尽管这些产品对国民经济是十分需要的)的途径来增加利润。”苏修 经济报》供认:萨拉托夫搪瓷制品厂原计划在1970年生产十四万七千个容积为一点五至五点五公升的锅,但由于这种产品利润低,只生产了四万七千二百个。但在同时,为了捞取奖金,却超额一倍完成了费工少的大锅生产计划。结果,造成大件搪瓷制品积压,老百姓却买不到必需的小件揩资制品。
    苏修企业可以自行制订产品价格,即使是统一规定的产品价格,也可以采用“一次性临时议价”的名义来自订价格。结果,任意哄抬物价就变成了牟取暴利的重要手段。
    1970年5 23 日苏修《社会主义工业报》透露:许多家具工厂在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79页。



许多情况下无根据地提高批发价格和零售价格水平,按随意定的价格销售产品。由于任意抬高价格,林业和木材加工工业部所属的三十六家家具工厂,在1969年获得了近五百万卢布的额外利润。 1969 年 5 月苏修《经济报》供认:“一次有效的临时批发价格照例可以保证达到高得没有道理的赢利水平”。奇姆肯特电器厂有一次生产属于一次有效的临时批发价格的产品,赢利率竟比该厂全部产品赢利率高七倍。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不少企业长期把大量产品列为这种可以攫取超额利润的“临时价格”产品。 《经济报》承认,仅在苏联电工器件工业部电缆工业总局,所谓“临时价格”产品就有五百种之多。
    在苏联还普遍存在利用所谓“新产品”来变相提高消费品价格,牟取暴利的情况。据苏修 1972 年第 2 期 《 计划经济 》 报道:“价格机关每年批准五十万种以上的人民消费品新产品价格”。如“登山运动员”牌半导体收音机,原来每只价格是十七卢布,换了一个外壳就成了所谓“新产品”,把价格抬高到二十七卢布。

    苏修企业可以自己决定解雇工人,自己确定工资标准,这就可以同资本主义企业一样“节省生产费用”,通过加强对工人的剥削来实现价值增殖的目的。

    苏修大肆宣扬和推广的所谓“谢基诺试验”,就是象资本主义企业那样,用擅自解雇工人的办法来加重对工人的剥削。据苏修《劳动报》透露,仅俄罗斯联邦二百九十二个“按谢塞诺人榜样工作”的企业,到 1973 年 7 月 1 日为止,就已裁减了七万人,其中绝大部分人员被裁减,都直接、间接同提高工人劳动强度有关。在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任意解雇工人,以及工人不堪忍受恶劣的劳动条件而被迫“自愿离职”的情况,极其普遍,以致造成了严重的工人流动现象。据苏修《社会主义劳动》杂志报道:1972年工业部门流动的职工占工业职工总额的20%,即近六百万人。

    苏修推行完全经济核算制,大搞利润挂帅,必然阻碍新技术的采用,造成社会劳动的极大浪费,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充分暴露了社会帝国主义的腐朽性。

    苏修《货币与信用》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承认,1969年苏联工业实际赢利率比正常水平高40 , 而仪表制造业甚至高一点九倍,电讯工业高一点六倍。这样高的赢利率,“破坏企业集体对产品更新的兴”。苏修《真理报》 说:“如果采用新工艺、新技术、更新设备,就会在一定时期内减少产量,减少奖金、利润,而这对企业领导人员来说是个灾难”,因而“工厂大门象大坝一样堵住,不让新技术进去”。苏修《共产党人》杂志透露:“相对廉价的劳动力阻碍着技术进步的发展,因为从改进赢利率指标的观点看来,采用手工劳动比使用替换手工劳动的机器更合算。”目前在苏联工业中,手工劳动占一半以上。《货币与信用》 杂志也透露,根据对莫斯科、列宁格勒和中乌拉尔一百多家机器制造厂的情况分析,采用新技术生产的产品价值在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占 10 %时,赢利率为 30 % ,但采用新技术生产的产品比重占50%时,赢利率却降低为 8~ 10%。这样,各企业为了追求高利润和高奖金,当然不愿意购买和使用新技术。在今天的苏联,新技术得不到采用和推广,生产力发展受到人为的阻碍,决不是个别现象,而是苏联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严重问题。


    三、“完全经济核算制”,是加强对苏联劳动人民的一种剥削制度。实行”完全经济核算”的企业,采取“利润分成”的办法。所谓“利润分成”,据苏修“条例”的规定,“从获得的利润中抽出提成由企业支配”,其余的上缴给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国家去支配。
    企业提成的利润,形成经济刺激基金。它主要用作物质刺激。利润越大,企业的物质刺激基金就越多。
    那末,企业的这笔刺激基金是由谁支配,又主要地落到了谁的腰包里去了呢?
    苏修“条例”规定,奖金分配权是经理的。既然企业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有权分配奖金,那末,奖金自然就主要地被他们侵吞了。

    据苏修《经济问题》杂志透露:在经过调查的七百多个工厂企业里,占企业职工人数 80~90 %的工人只得到奖金的18 % ,而为数甚少的经理、厂长和少数技术人员却占有奖金的82%。有的工厂分给工人的奖金更少,只占整个奖励基金的0.3 ~0.8 %。工人们愤怒地指出:“‘新体制’的特点在于,工人们去完成计划,领导人去领奖金。”

    苏修的“完全经济核算制”,促使大大小小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放肆地扩大和强化资产阶级法权,侵占苏联人民的劳动果实。他们还利用奖金等形式收买和豢养少数工人贵族,加剧了苏联社会的阶级分化。

    由此可见,“完全经济核算制”是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它反映了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把原来社会主义企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改变为冷冰冰的金钱关系(即利润分成关系) ① ;把原来企业之间的社会主义协作关系,改变成尔虞我诈的竞争关系,把企业内部的社会主义关系,改变成剥削和被剥削的雇佣关系。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掌管经济核算,算来算去是为他们自己发财致富,使劳动人民日益贫困,并造成整个社会最放肆无度的浪费。这个矛盾只有在苏联无产阶级第二次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之后,才能得到解决。

① 苏修《社会主义国营生产企业条例》第9条:“国家不对企业的义务负责,企业也不对国家的义务负责”。苏修的一个头目说:‘领导工业的经济方法的发展使企业和上级机关之间相互关系的性质本身发生了变化。应该抛弃在经济领导机关和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上前者只有权利,而后者只尽义务的习惯概念” ( 1 965 年 9 月 28 日苏修《真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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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解放 发表于 2017-9-14 00:05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八章  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交换

  第一节  社会主义社会的交换关系及其特点

社会主义社会的几类交换关系


    在社会主义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消耗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需要经过流通过程,才能从实物形式上和价值形式上得到补偿。否则,再生产就无法继续进行下去。因此,我们在对社会主义的生产过程进行初步分析之后,接着就来分析一下社会主义的流通过程。
    社会主义流通过程仍然是商品交换的过程。商品交换是孵化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重要温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新资产阶级的产生,党内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都同商品交换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的商品交换,怎么会成为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既然商品交换还要成为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又还要保留商品交换?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又怎样在实行商品交换的条件下,同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作斗争,把社会主义社会推向前进?为着弄清楚这些问题,首先需要分析一下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几类交换关系。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以下三类交换关系:
    第一类,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范围内不同所有者之间的交换关系。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同集体经济之间的商品交换(包括农村人民公社的社员同国营商业之间的交换),以及这一集体经济同另一集体经济之间的商品交换,都是这一类型的交换关系。
在我国现阶段,工业生产主要由全民所有制的企业经营,农业生产主要由集体所有制的农村人民公社经营。国营工业部门需要农村人民公社生产的粮食、副食品和各种农产原料,农村人民公社需要国营工业部门生产的农业机器、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和各种消费资料。在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之间,为了取得各自需要的产品,就必然会发生交换关系。人民公社社员到国营商店购买日用工业品,事实上也是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之间的一种交换。
    农村人民公社各个集体经济之间,在种籽、种畜和耕畜等方面,需要互通有无、调剂余缺。同一个农村人民公社的各级集体经济之间,如公社饲养场、大队饲养场和生产队饲养场间,公社农机修造厂、大队农机修配站和生产队之间,也有互通有无,相互从对方取得某些产品的需要。因此,各个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之间,以及同一公社内部各级集体经济之间,都必然会发生商品交换关系。
    第二类,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的交换关系。它包括社会主义国营企业之间的商品交换,以及社会主义国营商业同职工之间的商品交换。
    在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中,有的国营企业从事生产资料的生产。有的国营企业从事消费资料的生产。从事消费资料生产的国营企业。需要从生产生产资料的国营企业取得必要的生产资料,才能进行生产。从事生产资料生产的国营企业,也需要相互取得自己所需要的生产资料,才能进行生产。这样,在国营企业之间。为了取得各自需要的产品,就必然会发生交换关系。
    国家对于在国营企业、国家机关和文教卫生部门中工作的职工,根据“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采取货币工资形式付给劳动报酬。职工拿了货币,到国营商店去选购各种消费品。这种国营商业同职工之间的商品交换,实际上是国家同职工之间的交换关系。
    第三类,同个体所有制经济残余相联系的交换关系。这种交换除了在工、农、商业中残余的个体劳动者同工农群众的商品交换之外,主要是指农民同农民之间、农民同城镇居民和农民同商业部门之间的商品交换。
    在农村人民公社社员保留有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条件下,公社社员为了换取自己所需要的产品,将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产品的自给有余部分,交售给商业部门,或按照国家政策规定在农村集市上直接出售给社员和城镇居民。这也是一种交换关系。它在整个商品流通中所占的比重很小,但是在目前阶段还是必要的。因为它有利于增加社员收入和为社会主义市场补充一定的商品资源,有利于调剂城镇居民的副食品的需要。
   
    社会主义社会的三种类型的交换,反映了社会主义劳动产品从商品向将来共产主义直接社会产品的转化过程。资本主义社会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发展到顶峰的社会。在那里,不仅一切劳动产品统统都以商品的形式出现,而且连工人的劳动力也变成了商品。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则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完全消亡了的社会。那时,一切劳动产品,包括消费品和生产资料,都将是社会直接分配的对象而不再表现为商品。处于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产品有一个从商品向共产主义直接社会产品转化的过程。这是一个长达几百年的历史过程,但是这一转化的开端,已经从上述三类交换中可以看出来了。上述的第三类交换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交换,它同旧社会的商品交换在性质上有很多共同之处。第一类交换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交换,就它是不同所有者之间的商品交换来看,同旧社会的商品交换没有多少差别,但是,它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有计划地进行的,同完全处在竞争和无政府状态下的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已有所不同了。第二类交换是全民所有制范围内的商品交换,它同历史上不同所有者之间的商品交换比较起来,差别就更大一些。社会主义国营企业之间的商品交换,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产品的所有权,交换后的产品仍然都是国家的财产,这里已经包含着社会直接分配生产资料的因素。就国家同职工之间的交换来看,由于劳动力已不是商品,这里的商品交换同以往的商品交换也有区别,已包含有社会直接分配消费品的因素。
    社会主义社会的三种不同类型的交换,虽然其交换形式和交换性质有所不同,但是,所有这些交换都是劳动的交换。国营企业和集体经济之间交换各自的产品,就是工人和农民之间交换各自的劳动。同样,国营企业之间、集体经济之间交换各自的产品,也是工人之间、农民之间交换各自的劳动。因为一切产品都是劳动的物化。这种劳动交换,只要存在着不同的经济部门,即使在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存在的。因为没有一个经济部门可以完全做到自给自足,生产本部门所需要的一切产品。然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交换还要采取商品交换的形式,这就使问题复杂了。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除去少量的个体所有制经济的残余以外,整个社会生产是在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进行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一种不完全成熟的带有私有制的传统或痕迹的公有制,以这种公有制为基础所进行的生产、所生产出来的产品以及创造这些产品的劳动,都既有直接社会性,又都带有私人性的传统或痕迹。所有的集体所有制企业都是各自产品的所有者。所有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不仅相对于集体所有制企业来说是各自产品的所有者,而且,由于企业经营上的相对独立性,在全民所有制企业相互之间,也保持着“你我界限”。这样,由社会分工联系着的各个社会主义企业,要取得别的企业的产品,就只能采取商品交换的形式,实行等价交换。
    在商品交换的历史上,我们已经跨过了两大阶段。在简单商品生产的条件下,整个交换过程表现为这样一个公式:商品(W)——货币(G)——商品(W)。“这一循环的最终目的是消费,是满足需要,总之,是使用价值。”①在资本主商品生产的条件下,整个交换过程表现为另一个公式:货币(G)——商品(W)——货币(G)。由于这一公式两端的G都是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在质上是完全相等的,如果公式两端的G是等量的,则这一交换公式便将毫无意义。所以,G—W—G这一公式,必然要表现为G——W——G',的公式,必然要有一个价值增殖才有意义。所以,简单商品经济中的W—G—W的商品流通公式,到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必然要发展成为G—W—G',的资本流通公式。这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这一循环的动机和决定目的是交换价值本身。”②这两种商品交换,反映着不同的社会关系,具有各自不同的目的,是有原则区别的。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交换的过程只是怎样表现出来的呢?这是人们经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从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交换的最终目的来看,似乎同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的交换是一样的,是满足需要,是使用价值。但是,它同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的交换还是有质的区别。简单商品生产,是建立在个体所有制基础上的。一般说来,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因而在生产和交换过程中,只能听任价值规律的调节,两极分化特别激烈。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是建立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因而在生产和交换过程中,出现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能够在全国范围调节商品生产和交换;而价值规律的作用范围则已经受到
①②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71页。

    很大限制,一般说来,不会出现象个体所有制条件下那样的两极分化。此外,所满足的需要也不一样:简单商品生产,满足的是生产者个人自身的需要;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满足的是社会的需要。马克思说:“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①全社会的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共同生产、共同消费,每个社会成员都是社会产品的主人。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社会所有制确实是“个人所有制”的复归,不过是在更高阶段上的复归。到了那个阶段,社会劳动的交换过程,既不是为买而卖,也不是为卖而买;W—G—W和G—W—G'这两个公式都将退出历史的舞台;产品不再转化为商品,从而也不再表现为价值。社会从它自己的需要出发,进行着直接社会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过程。在社会主义社会,还没有达到全社会占有一切生产资料的地步,还存在两种公有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截取企业生产过程的一个片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货币资金循环G—W—G'的形式,但是,即使在这一片断循环中所实现的一个增加了的价值额,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2页。

也不是劳动力转化为商品而给资本主义带来的剩余价值,而是劳动者作为社会主人为社会创造的新价值一一社会纯收入。这个新价值仍然是为了满足劳动者的需要,是为了进一步扩大使用价值的生产。因此,从社会主义生产总过程来考察,社会生产本质上是W—G—W的生产。在社会主义社会,G—W—G'只是整个资金循环的一个片断,而且它的存在也不是弧立的,是从属于W—G—W的。因此,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交换,也可以说是扩大了的、更高阶段上的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的交换。它们的共同点是为了满足需要,为了使用价值,都是W—G—W,都是为买而卖。只不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这种通过商品交换满足需要,不是为了一家一户,而是为了千家万户,即为了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罢了。
    但是,“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①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而来的,只要它仍然存在商品流通即W—G—W,就会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也就是说,在一定的条件下,以实现使用价值为目的的商品交换即W—G—W,还会向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目的的G—W—G'转化,使W—G—W这一循环,从属于G—W—G'的循环,从而使货币变成资本。这是因为,无论是那一种商品交换,都是要实现商品的价值。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这种商品所耗费的必要劳动量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的。在这里,价值作为资产阶级法权的体现者就显示出来了。为了实现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67页。

商品的价值,就会出现“价值追逐狂”,从而根本否定社会主义生产和交换的目的是使用价值。在社会主义商品交换过程中出现的利润挂帅、投机倒把等类现象,实际上在实现着W-G-W向G-w-G’的转化过程,使后者具有独立的意义。一旦完成这个转化,劳动力就重新沦为商品,货币就重新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就复辟了。苏修叛徒集团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复辟资本主义之路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交换关系中的资产阶级法权


    社会主义社会的交换仍然采取商品交换的形式,就必然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进一步分析和认清社会主义社会交换关系中存在着的资产阶级法权,自觉地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对于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社会的交换关系,创造条件以便在将来逐步向共产主义社会直接分配产品的形式过渡,具有重要的意义。
    商品交换的规律是等价交换。马克思说:“商品交换就其纯粹形态来说是等价物的交换”①。这就是说,商品在原则上是按照它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即价值量来进行交换的。这从表面上看来,好象很平等,但实际上却是不平等的。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正是依据等价交换的原则,购买工人的劳动力,从而榨取了工人的无偿劳动。在资本家和小生产者之间,生产条件是不同的;拥有雄厚资本和现代化技术装备的资本主义企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80~181页。


业,生产同一商品所耗费的劳动要比小生产者所耗费的少得多,然而商品的交换只能按照同一社会必要劳动量作为尺度来进行,这就必然要产生收入上的不平等;产生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这样的两极分化。十分明显,等价交换中的平等权利,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实际上包含着不平等,它对资产阶级有利,而对劳动者不利;对大资产阶级有利,而对小资产阶级不利。十八、十九世纪的资产者,为了维护资产阶级法权,曾经打着要求权利平等和公平的政治口号,向封建制度进攻。恩格斯指出;“劳动决定商品价值,劳动产品按照这个价值尺度在权利平等的商品所有者之间自由交换,这些—正如马克思已经证明的——就是现代资产阶级全部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意识形态建立于其上的现实基础。”①
    在社会主义社会,虽然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劳动者是生产资料的主人,并不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来出卖,就这一点来说,资产阶级法权已不再被社会承认了。但是,就一般产品来说,仍是作为商品来交换的。尽管各生产单位的生产条件不同,生产同样产品实际耗费的劳动时间不同,‘但在原则上仍须遵照同一社会必要劳动量来交换。例如,表现在商品收购上,商业部门对于生产同样产品的各个单位,决不能因为这些生产单位的生产条件各不相同,而可以有不同的收购价格,而只能按照国家统一规定的价格进行收购。这就是说,在商品收购中,国家只承认生产某一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量,而不承认
①恩格斯:《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10页。

各个生产单位实际耗费的不同的劳动时间,这对落后企业起鞭策前进的作用,但又会给不同生产条件的单位带来不同等的收入。又如,在农副产品的收购中,目前国家还实行“奖售和超购加价”的办法,这一办法也会给不同生产条件的单位带来不同等的收入。这种按照统一的尺度收购不同条件的生产单位的产品,体现的仍然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
    商品交换要以货币为媒介。进入交换的商品的价值,还要表现为价格。由于商品供求矛盾的存在,等价交换原则“只存在于平均数中,并不是存在于每个个别场合”①。在每一次商品交换中,做到等价,做到价格同价值的完全一致,这在任何社会都是不可能的。商品的价格会同它的价值发生背离,价值量相等的各种商品,会在市场上按照不同的价格出售,这是商品交换中资产阶级法权的又一表现形式。
    在资本主义社会,在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条件下,等价交换的趋势,只能通过市场价格的波动,通过价格时而高于价值、时而低于价值的不断的背离表现出来。在社会主义社会,集市贸易上交换的商品也会出现价格或高或低的波动现象。在计划市场上,商品价格不是在市场竞争中自发地形成,而是由国家机关有计划地规定的。但是计划规定的各类商品的价格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背离价值的现象。那些价格高于价值的商品的生产单位,经过交换就能获得较多的收入;反之,就只能获得较少的收入,从而带来事实上的不平等。
①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页。

    在社会主义交换中,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是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根据无产阶级的利益,还要利用它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但是,商品交换中的资产阶级法权,也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
    从人类历史上看,自从出现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就产生了商人阶级。“它根本不参与生产,但完全夺取了生产的领导权,并在经济上使生产者服从自己,它成了每两个生产者之间的不可缺少的中间人,并对他们两者进行剥削。”①随着这个真正的社会寄生阶级的形成,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制度就最终形成了。后来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也是经过流通领域的孵化,从小商品生产者的两极分化中产生出来的。这种历史现象值得注意,它告诉我们,只要实行商品交换制度,就存在着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
    在社会主义社会,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已经走上了集体化道路,但是,各个集体所有制企业,仍是不同的所有者;由于各个集体生产单位的技术装备不同,自然条件不同,生产同一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不同,在实行等价交换条件下给各集体生产单位带来的收入也就不同,这就会产生穷队和富队的差别。各类农副产品价格和价值的背离,则为追逐价高利大产品的资本主义倾向提供了经济基础。同时,集体农民还保留着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社会上还存在着少量的非农业个体劳动者。在这种情况下,小生产者的习惯势力,一部分富裕农民的
  ①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2页。

  个人发家致富的思想,还不能马上消除。他们中一些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人,就会利用商品交换中的资产阶级法权,在集市贸易上兴风作浪,或者利用商品交换中的供求矛盾,搞长途贩运、投机倒把等资本主义活动。
    就社会主义国营企业来说,由于技术装备和经营管理的状况不同,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不同,实行等价交换也会给不同的国营企业单位带来不同的收入。这些不同的收入在全部上缴给国家统一支配使用的条件下,不会带来个人收入上的差异,但是它将会影响这些国营企业完成利润指标的情况。在商品价格同价值背离的情况下,有的企业就会离开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仅仅根据成本、价格和利润的高低来安排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片面追求实现产值指标和销售指标;重大商品的经营,轻小商品的经营;重整件的经营,轻零件的经营。如果修正主义路线占了统治地位,企业就会执行利润挂帅的方针,不顾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而对于人民最急需的商品却丢在一边,专门去经营那些价格高于价值的商品,以便赚取更多的利润。这样发展下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也就会蜕变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商品交换原则还会侵入到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来。党内资产阶级必然会利用职权,按照商品交换的原则来改变党和国家的健康的政治生活,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变成“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变成“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①,甚至把自己当作

①《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3页。

商品,向党和人民索高价。
    因此,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交换,无论从它的形式和实质来看,都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决不能丧失警惕。
    苏修叛徒集团及其御用经济学家,为了推行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竭力否认商品交换制度是旧社会的残余。勃列日涅夫上台以来,苏联经济学界变本加厉地美化商品制度,以适应所谓“经济改革”的修正主义路线的需要,并竭力攻击那种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制度体现着旧社会的传统或痕迹的正确观点,说这种观点是“正确理解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货币关系的一个重大障碍”,必须加以“克服”。他们还竭力散布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货币关系不会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神话,说什么“利用商品货币关系不可能引向个人发财致富和资本主义因素的产生”。其目的就是为了掩盖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罪恶现实,为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剥削苏联劳动人民制造理论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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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解放 发表于 2017-9-14 03:55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节 社会主义商品交换的作用和限制、反限制斗争


促进生产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


    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生产是起决定作用的。没有生产,就不可能有交换。而且,交换的深度、广度和方式都是由生产发展的水平和结构所决定的。社会主义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的商品交换的物质基础。毛主席早在一九四二年就指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①只有工农业生产发展了,才能有充足的生产资料满足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和基本建设扩大的需要,才能有充足的消费品供应市场,不断地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离开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要搞好社会主义的商品交换,是不可能的。
    但是,交换对生产绝不是消极的、被动的因素。恩格斯说:产品贸易“总的说来是受生产运动支配的”,但是,“也反过来对生产运动起作用”②。生产和交换“这两种职能在每一瞬间都互相制约,并且互相影响,以致它们可以叫做经济曲线的横座标和纵座标。”③
    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的生产资料的交换,媒介着全国各地区、国民经济各部门、各企业之间的物资交流,是使生产正常进行和加速发展的重要保证。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要求在各部门之间有计划地分配生产资料;生产资料的有计划的分配,则要通过生产资料有计划的交换来实现。根据生产需要,按时、按质、按量和按品种规格进行生产资料的有计划的交换,对于促进生产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社会主义两种公有制经济之间的交换,是农业和工业的桥
  ①《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毛洋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横排本,第846页。
  ②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1页。
  ③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6页。

梁,是生产和消费的纽带,是联系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城市和乡村的中间环节。这种交换的作用是为了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满足人们对工农业产品的需要。工农业产品交换的顺利进行,有利于促进工农业生产之间,城乡之间的相互支援,有利于巩固工农联盟,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基础。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商品交换是衡量工农业间相互关系是否正常的标准”①,“用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化的’)工业的产品来交换农民的产品,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实质,社会主义的基础。”②。
    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交换对生产和消费的积极作用,必须正确处理交换过程中的各种矛盾。
    在社会主义国营企业之间生产资料的交换过程中,大量发生的是生产和需要的矛盾。生产资料从生产企业到消费企业之间的流通,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一个国营企业生产的生产资料要供给成百上千个国营企业消费;同样,一个国营企业又需要由成百上千个国营企业向它提供生产资料;由于生产资料的品种、规格、型号繁多,缺少主要物资固然会使生产无法进行,就是缺少辅助材料也会严重地影响生产。在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过程中,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速度,一般虽比消费资料生产的增长速度快,但是,生产资料的数量和质量、品种、规格等,不能满足社会主义事业迅速发展的需要,
  ①《劳动国防委员会给各地方苏维埃机关的指令(草案)》。《列宁全集》第32卷,第374页。
②《“论粮食税”一书纲要》。《列宁全集》第32卷,第311页。

是经常发生的现象。这种生产资料的生产和需要之间的矛盾,必然表现为中央和地方、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地区以及各个国营企业之间的矛盾。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这些矛盾不象资本主义社会那样,在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中通过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去解决,而主要是根据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的要求,依据“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分工经营”的原则,建立一定的物资管理体制,通过制订生产资料的供应计划来不断地解决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表明,在生产资料的交换过程中,如何处理生产和需要之间的矛盾,始终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党内资产阶级解决这个矛盾的路线,或者是主张“自由经营”,或者是主张“条条专政”。按照这条路线去处理生产和需要之间的矛盾,不但不利于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密切衔接,而且会破坏这种衔接;不但不利于按照社会主义原则不断完善生产资料交换过程中各企业、各地区、各部门以及中央经济部门和地方经济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会破坏这种关系,使资本主义相互关系泛滥起来。
    早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刘少奇、邓小平一伙就在物资管理体制上,竭力推行“高度垄断”的修正主义路线,大搞“条条专政”,把地方的手脚捆得死死的。在生产资料的流通中曾出现过“全国大调度”、“全国大配套”的现象,就是这种“条条专政”的产物,结果是产、供、销之间严重脱节,束缚了地方和企业发展生产的积极性,破坏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破坏了生产。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事业。“条条专政”把千百万人搞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全部扼杀死了。这是以加强中央统一计划领导为名。而行资产阶级专政之实。毛主席关于“在中央的统一计划下,让地方办更多的事”①的教导,就是对“条条专政”的有力批判。在批判“条条专政”的基础上,我国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分工经营”的原则,实行物资管理体制的改革;有区别地、有步骤地采取“在国家统一计划下,实行地区平衡,差额调拨,品种调剂,保证上缴”的办法。这就要求在国家统一计划和地方保证上缴的前提下,让地方办更多的事,对本地区生产的原材料、设备实行就地平衡,就地配套。这个办法的正确贯彻执行,有利于落实毛主席的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有利于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一元化领导,有利于逐步建立各协作区以至许多省的工业体系,有利于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有利于处理好中央和地方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企业和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促进生产的发展。
    可是,邓小平这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重新工作不久,就拚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重搞“条条专政”。他诬蔑物资管理体制下放是“散”,要把正在实行的物资管理体制改革停下来、退回去;在他授意炮制的所谓加快工业发展的《条例》中,竟然公开叫嚷:“该集中的,必须集中,不能分散”。这就是邓小平在经济领域中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重要措施之一:“收权治散”。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改革了的物资管理体制,极大
①转引自1971年11月6日《人民日报》。

地调动了地方和企业搞好物资管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无论在计划分配、组织供应、清仓挖潜和调剂余缺等方面,都出现了生动活泼的局面;在物资调剂工作中,打破行业、企业界限,讲路线、顾大局,发扬风格,互相支援的事例,层出不穷。邓小平攻击物资管理体制改革是所谓“散”,这是重搞“条条专政”的借口。在物资管理工作中也有“散”的问题,如有的企业单位各搞各的“储备”,各找各的“门路”,以邻为壑,自由交换,等等,这种资本主义自由化的倾向,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是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和政治思想根源的。但是,这种“散”,很多是邓小平重搞“条条专政”造成的恶果。“条条专政”把由社会分工所产生的各个行业的“条条”,当作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把工厂企业的手脚捆得死死的;同时,在原材料的供应上,又留下很大的缺口,逼得工厂企业不得不去自找门路,使生产资料流通中的资本主义自由化倾向泛滥起来。所以,这样的“散”,是大搞“条条专政”的必然产物。
    在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之间、在集体所有制企业相互之间的商品交换过程中,情况也很复杂。它们交换的对象主要是消费品,也包括一部分生产资料。在复杂的商品交换关系中,生产和需要的矛盾也将是长期存在的。这种矛盾具体表现为商业部门同农业、工业部门以及同消费者之间的矛盾。
    社会主义商业同农业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农副产品的购留比例、收购价格、收购形式以及工业品的供应和价格等上面。农副产品的生产,一部分是用来满足社会需要的商品性生产,另一部分是用来满足农民自己需要的自给性生产。在农业机械化水平还不高,农业生产容易受自然条件影响的情况下,我国农产品的商品率还比较低。例如,一九七四年农民提供的商品粮只占粮食总产量的百分之二十一点六。在这种条件下,妥善安排农副产品的购留比例,就具有重要意义。妥善安排好农副产品购留比例的原则是:既要使国家能够得到必要数量的农副产品,又要使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得到妥善安排。社会主义商业在收购农副产品的同时,还要做好工业品下乡的工作,力求做到有往有来,充分满足社会主义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需要。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和工业品的供应价格,直接关系到农民收入的多少,关系到农业扩大再生产和国家的积累。要确定合理的农副产品收购价和工业品的供应价,使工农业产品的交换保持等价或近乎等价交换的关系。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来处理商业和农业的矛盾,才能搞好城乡物资交流,调动农民的社会主义生产积极性,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巩固工农联盟。
    社会主义商业同工业的关系主要是国营经济内部的关系。国营工业搞生产,国营商业搞销售,工商之间在工业品的数量、质量、花色品种、价格是不是符合市场需要的问题上经常发生矛盾。工业生产一般说来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而市场需要一般说来是多交的。相对稳定的工业生产和多变的市场需要之间的矛盾,往往会带来工商之间的矛盾。另一些矛盾是工商之间产销计划衔接不好,对生产、市场发展变化及其规律缺少调查研究造成的。但是,工商之间的矛盾,总的说来,同错误路线的干扰和资本主义经营思想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为着正确解决工商之间的矛盾,工商部门都要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密切相互之间的协作关系。商业部门要加强调查研究,反映需要情况,积极协助工业部门发展生产,扩大品种,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动作用。工业部门则要尽可能满足商业部门采购的需要,要做到按时、按质、按量、按品种、按规格供应。
    工农业商品交换过程中生产和需要的矛盾,最终要表现为社会主义商业和广大消费者的矛盾。随着工农业生产的飞跃发展,人民群众购买力的不断提高,对吃、穿、用方面更加要求丰富多彩。正确处理商业同农业、商业同工业的矛盾,是正确处理商业同消费者的矛盾的前提。为着正确解决商业同消费者的矛盾,还要求商业工作者进一步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及时地处理不断出现的矛盾。我国商业工作者说得好:“三尺柜台是有限的,为工农兵服务是无限的。”有了这样的思想,社会主义商业才会根据工农兵各方面的需要,积极组织货源,合理调配商品,安排好社会主义市场,创造多种多样的为工农兵服务的形式,担负起更好地组织人民经济生活的责任。

商品交换领域中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


    在商品交换领域中,无产阶级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一定要千方百计地进行反抗。因此,社会主义交换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本质上是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这种斗争是十分激烈的,而且将长期存在。在苏联,资本主义在交换领域己全面复辟,泛滥成灾。这个事实,对于我们充分认识交换领域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是有意义的。

    苏联叛徒集团在交换领域。拼命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把为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和为改善人民生活服务的社会主义商业,变成了以追逐利润为最高目的的资本主义商业。
    今日的苏联,在生产资料的流通方面已实行了资本主义商业化。早在1955年,苏联最高苏维埃就取消了1951年通过的关于禁止出售、交换不用的设备和材料的规定。1957年开始推行产销单位直接售购制度,并对一些重要的生产资料,如汽车、拖拉机、电机设备等实行自由出售,取消计划调拨分配制度。1965年又规定企业可以自由买卖“多余”的生产资料,可以出租“暂时不用”的厂房设备。至于在农村,1968年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土地立法原则》,规定集体农庄有权转让或变相出租借用的“国有”土地。苏联1969年颁布的新的《集体农庄示范章程》规定,农庄主席有权自由买卖农业机器等生产资料。由于苏修陆续取消对商品流通领域的种种限制,无限制地扩大商品交易范围,使生产资料的三分之一纳入了批发商业轨道,三分之二由供需企业双方自由买卖。
    消费资料的流通渠道也已蜕变为资本主义流通渠道。以追逐利润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经营原则统治着流通领域。勃列日涅夫牌号的国营商店,对消费者抬高价格,克扣分量,以次充好,弄虚作假,对商业职工采取延长工作时间,加强劳动强度,榨取更多的剩余劳动。除了国营商店以外,在消费品买卖上,苏联还有三种自由市场,即集体农庄市场、消费合作社高价商业和工业消费品自由市场。苏联的集体农庄市场有70%设在城市,那里早晚市价不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投机倒把活动。消费合作社高价商业也是经营农副产品的,它实行高价收购,高价销售的经营方式,兼营代销业务,同集体农庄市场没有多大区别。很多合作社高价商业就设在集体农庄市场里面。工业消费品自由市场出售的商品,大都是贪污、盗窃、走后门、套购和凭特权从“内部商店”取得的,或者是向外国旅游者、海员买来转卖的,这里出售的商品多半是在国营商店长期脱销或者根本无法买到的东西,价格一般高于国营商店两、三倍。工业品自由市场的售货者,有许多是往返千里贩运的投机倒把分子。象集体农庄市场一样,工业品自由市场也是投机家的乐园。
    在社会主义社会,党内外资产阶级为了扩大商品交换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复辟资本主义,必然要竭力主张扩大自由市场。布哈林就曾经鼓吹市场“常态化”的谬论,主张在市场上可以自由玩弄价格,妄图取消社会主义国家计划对市场的调节作用,助长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发展。列宁说:“什么是周转自由呢?周转自由就是贸易自由,而贸易自由就是说倒退到资本主义去。”“这种周转和贸易自由不可避免地要使商品生产者分化为资本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分化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这就是说,重新恢复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①。苏联交换领域资本主义全面复辟,就是在所谓“贸易自由”的口号下出现的。这个触目惊心的事实,说明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建立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以后,对商品交换制度如果不加限制,资本主义就会很快地发展起来。反过来瓦解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在我国的商品交换领域中,对资产阶级法权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也是非常激烈的。这种斗争,集中表现在把商品交换纳入计划轨道,还是违背计划,搞什么“贸易自由”。为了限制交
①《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2卷,第206页。

换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我国对粮食、油料、棉花等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对重要生产资料实行国家有计划的调拨和分配,有条件地逐步缩小以致取消一些商品的地区差价。例如,对大部分药品和一部分日用工业品已实行全国一个价格。国家机关并且采取了各种措施加强市场管理,打击城乡资本主义的投机活动,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需要。
    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法权进行限制,资产阶级必然要反对这一限制。党内资产阶级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伙竭力推行“贸易自由”的修正主义路线,鼓吹“自由市场”、“自由价格”和“自由竞争”等谬论,拼命反对无产阶级在流通领域对资产阶级法权的限制,妄图使城乡资本主义势力在流通领域泛滥。他们还拿出“利润挂帅”、“全民服务”、“业务第一”等黑货,妄图把资本主义的经营原则推行到社会主义的商品交换中来。刘少奇还鼓吹所谓“搞那一行的人,对那一行的东西,可以允许多买一点”;林彪则鼓吹什么“人情大于王法”、“走后门”合法之类的谬论,妄图腐蚀人们的思想。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想通过强化和扩大交换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复辟资本主义。社会上的新老资产阶级分子也经常在流通领域兴风作浪,向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进攻。他们进行投机贩卖活动,扰乱和破坏社会主义市场;他们借“协作”为名,搞非法的旨在谋取个人或小集团私利的物物交换。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的阴谋被粉碎了,资本主义势力也不断地受到沉重地打击。但是,只要商品交换制度还存在,就有滋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因此,在交换领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还将长期进行下去。
    对社会主义社会交换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进行限制,绝不是说可以取消商品交换。恰好相反,随着生产的发展,还必须有领导、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交换。但同时要对这种交换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特别要限制交换中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打击交换中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打击利用商品交换搞资本主义活动和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的行为。
    从根本上说,限制交换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就要在交换领域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加强党的领导和群众监督;继续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邓小平推行的“贸易自由”、“利润挂帅”“条条专政”等修正主义路线,大力培植商品交换领域里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自觉地限制交换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坚持商品交换的社会主义方向。
    除了国营企业之间生产资料的交换主要是通过国家物资管理部门这条渠道以外,我国的商品交换是通过社会主义国营商业和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社商业这两条渠道进行的。这两条渠道组成了我国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国营商业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主体和领导力量,绝大部分的商品和零售环节,以及全部批发环节,都是由它掌握的。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社商业,是国营商业的助手。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保证商品流通渠道的畅通,促进城乡物资交流,对于限制城乡资本主义势力的活动有重要的作用。
    农村集市贸易在现阶段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补充,还有它存在的必要性。但是,在那里,价值规律起着自发的调节的作用,资产阶级法权严重地存在着。有些人往往会将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产品,在集市贸易上从事投机贩卖。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必须对集市贸易加强领导,严格管理;在交易地点、交易对象、交易产品、市场价格等方面进行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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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价格和价格政策

    价值规律在商品流通中的作用

    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交换对生产和消费的积极作用,还要求正确认识和自觉运用价值规律在商品流通中的作用。
    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经济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实行商品制度的条件下,价值规律对社会主义的生产有着影响作用,而在商品流通中的作用就更大一些。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流通过程中,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要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作为价值的货币表现的价格变化,会在不同程度上对社会主义商品的流通发生影响;对某些个人消费品的流通,甚至还有一定程度的调节作用。
    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流通过程,从根本上说,是由根据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制定的流通计划来调节的。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的交换,主要采取国家计划分配的形式。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供应给哪些单位使用,供应什么,供应多少,供应时间,一般都是在国家计划指导下进行的。即使是消费品的流通,也主要由国家计划调节。因为进入流通领域的消费品的总量和构成是由国家的生产计划决定的,社会购买力也是由国家计划控制的。国家在有计划地平衡消费品的供给和需求的基础上,制订消费品的流转计划,来调节消费品的流通。特别是一些同国计民生关系很大的消费品,例如粮、棉、油等,则由国家实行统购统销,计划供应。这些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制度,在客观上限制着价值规律对商品流通的作用范围和程度。
    但是,多数的消费品是在市场上敞开供应,听任消费者自由选购的。由于亿万消费者的需要千差万别,在不同时期又千变万化,而且,生产情况也在经常变化,计划工作常常难以完全正确地掌握这些具体变化,因而供需之间的矛盾就会经常出现。影响消费者需要的因素很多,但是,最主要的是收入的多少和价格的高低。在一般情况下,某种个人消费品的价格高一些,它的销售量便会缩小;反之,价格低一些,它的销售量便会扩大。这就是价值规律在个人消费品流通的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的调节作用。
    社会主义国家自觉地利用价值规律在一定程度上调节消费品的流通,主要的特点是,在保持价格基本稳定的前提下,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情况,适当地提高或降低某些消费品的价格,来限制或扩大这些消费品的销售量,以促使这些消费品的供需趋向平衡,实现国家的商品流转计划。例如:对那些生产大量增加,产大于销,而价格又偏高的消费品,,采取降低价格的办法,可以提高消费者对这些消费品的购买力。对那些生产的增长一时赶不上需要增长的消费品,除了努力增加生产以外,对其中一部分非生活必需品,在一定限度内适当维持较高的价格水平,可以使这些消费品的需求受到一定的限制。对那些季节性很强的消费品,例如蔬菜、水果等,采取合理的季节差价,也是必要的。因为,一方面,由于季节不同,生产、保管、储藏等所耗费的劳动量也会不同;另一方面在生产旺季把价格适当调低,可以扩大销售,避免造成变质损失。在生产淡季把价格适当调高可以压缩销售。这对于不同季节之间适当保持供需平衡,也有作用。
    但是,要使价值规律在流通中对计划调节起补充作用,用它来平衡消费品的供需矛盾,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只有在人们正确地认识价值规律和限制价值规律作用范围的时候,才可能做到。如果听任价值规律自由泛滥,单纯根据市场供求情况来频繁调价,那就违背了“计划第一,价格第二”的原则,必将冲击社会主义计划,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社会主义制度下价格的基础
    自觉地利用价值规律,主要是通过国家制订计划价格来实现的。计划价格是计划经济的重要方面,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种表现。那末,社会主义国家制订计划价格的科学依据是什么呢?这就涉及到社会主义制度下价格的基础问题。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价值的具体形式已转化为生产价格(即部门平均生产成本加上按资金利润率形成的社会平均利润)。价格是随着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环绕着生产价格自发波动的。生产价格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中价格的基础。
    社会主义的计划价格不是在市场上自发形成,而是由国家计划制订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不同种类的产品,依据党的路线和经济政策,规定不同的价格,而且可以使之偏高一些或者偏低一些。这种价格是怎样规定的呢?可以随心所欲吗?不是,价格的制订,价格偏高或者偏低,总有一个基础,总离不开一个中心。
    社会主义价格的基础是什么?依据价值规律的要求,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价格仍然是价值的货币形式,商品价格要以它的价值为基础。也就是说,在制定商品价格的时候,仍然需要参照它的价值。如果否认了这一点,那末,就无异否认价值规律的客观存在了。但是,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如何正确地计算作为价格基础的价值。任何产品的价值都是由三个部分组成:(1)生产中耗费掉的物化劳动(c),即生产中耗费掉的原料、燃料、辅助材料以及机器设备和厂房的折旧费用等;(2)劳动报酬(v),在国营企业中就是支付给职工的工资;(3)赢利(m)。如果这三项(c、v、m)都能分别计算出来,产品的价值也就知道了。前两项(c+v),构成产品的生产成本。作为价值构成部分的生产成本,当然不是个别企业的生产成本,而是部门平均成本。相对地说,部门平均生产成本还是比较容易确定的。但赢利(m)部分的量怎样确定呢?这就困难了。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理论,只有生产者的劳动才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在实行按劳分配的条件下,劳动报酬大致上是同活劳动的耗费成正比的。在国营企业中,在一般正常情况下,工资支付愈多,表明生产中耗费的活劳动愈多,创造的赢利也应愈多。因此,在赢利和工资之间客观上存在着一定比例关系。这种比例关系(m:v)可以叫做工资赢利率。只要我们事前在全社会范围内求得一个平均工资赢利率(即全社会的赢利总额和工资总额之间的比例),在已知生产某种产品的工资支付额(v)的条件下,就可计算出生产该项产品应有的赢利额(m)。这样,作为价格基础的商品价值,就可以根据部门平均生产成本,加上按社会平均工资赢利率确定的赢利,间接地推算出来①。
    过去有人主张按社会平均资金赢利率(赢利同生产资金的比例)来确定赢利,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中价格的基础不应该是商品的价值,而应该是生产价格(即部门平均成本加上一个按资金赢利率确定的平均利润)。这就是说,应该打破部门界限,依据在全社会范围内平分利润的原则来制订价格。苏修不少经济学家为了适应资本主义复辟的需要,就是主张按平均资金赢利率来确定赢利,把生产价格作为制定价格的基础的。其实,这个原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它是资产阶级法权的最充分的表现。马克思指出:“商品不只是当作商品来交换,而是当作资本的产品来交换。这些资本要求从剩余价值的总量中,分到和它们各自的量成比例的一份,或者在它们的量相等时,要求分到相等的一份。”②只有在生产以追逐利润为目的、

  ①在实际工作中,要对商品的价值进行直接测算,是不可能的,也没有人这样测算过;即使根据部门平均生产成本加上按社会平均工资赢利率确定的赢利方法间接推算,也有一定困难。但是,由于目前在实际工作中核定价格时,一般都要计算成本赢利率,因此,我们计算商品价值也可以采用另一种办法,即在部门平均成本之上,再加上一个按成本赢利率计算出来的赢利额;而成本赢利率的高低可参照各生产部门的技术构成来确定,料重工轻的赢利率应低一些,料轻工重的赢利率应适当高一些。照这样的办法计算出来的某种商品价值,同这种商品中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应该是大体接近的。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96页。

资金可以在各部门之间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利润平均化才会成为必然趋势。但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而不是资本的价值增殖,资金在各部门之间的投放是有计划的,不能自由转移。社会主义社会并不存在形成平均利润的客观条件。所以,按照社会平均资金赢利率来形成社会主义价格,在理论上是错误的。
    生产成本加上按上述平均资金赢利率确定的赢利,当然不是商品的价值,而是商品价值的转化形式。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价格不以它的价值为基础,而以它的价值的转化形式为基础,不仅没有客观依据,而且是有害的,因为价格只有以价值为基础,才能比较正确地核算生产中的劳动耗费,才有利于正确反映和适当安排国民经济中的各项比例关系。价格如果不以价值为基础,而以价值的任何转化形式为基础,都将使这些比例关系得不到正确的反映,从而影响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
    价格是否以价值为基础,对于个别企业的经济核算以及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社会劳动节约,也具有重大意义。因为生产一种产品,往往可以采取几种不同的生产方案,使用各种不同的原材料和不同类型的机器设备,耗费不同数量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价格以价值为基础,可以帮助我们选择耗费物化劳动和活劳动最少的一种方案。如果价格不以价值为基础,有些产品的价格大大低于它的价值,那末,以这些产品为原材料的生产方案,按价格计算,可能是最节约的,但是,实际上社会劳动耗费却反而是最大的。

社会主义的价格政策

    社会主义国家制订价格必须以价值为基础,但是,这决不是说,价格只能同价值一致,不能有任何背离。这是因为,价格并不是价值的简单的货币表现。价格的制订还要服从于党在一定时期的政治和经济任务,体现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适当地考虑市场的供求情况。这就是说,要根据社会主义的价格政策,利用和限制客观存在的价值规律,来制订产品的合理价格。这样,才能使价格有利于加强经济核算,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稳定市场和安定人民生活,有利于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因此,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各种商品不仅存在着价格基本上和价值相一致的情况,而且也存在着价格和价值相背离的情况。例如,我国支农产品的价格一般是按照保本微利的原则制定的,有的也允许暂时的亏本,这样价格就低于价值。新产品成本一般都较高,就只能按同类商品比质比价,而不能按成本加利润订价,往往出现商品的价格低于价值的情况。对于少数高档商品,不是生活急需的,或者供不应求,需要通过价格调节的,这类商品的价格就高于价值。可见,各类商品订价的依据不同,从而价格和价值背离的情况也不同。
   市场物价的变动,实际上是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它会直接影响企业的经济核算和城乡人民的实际收入。保持物价的基本稳定,有利于实行计划经济,有利于国营企业和人民公社进行经济核算,有利于保障城乡劳动人民的实际收入和生活的逐步改善,也有利于限制和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的投机活动,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我国一贯采取稳定物价的政策。一九五〇年以来,我国市场的物价一直是稳定的。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
    在旧中国,国民党反动派滥发纸币,弄得物价一天数涨,生产凋敞,民不聊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结束了旧中国物价狂涨的历史。建国初期,党和国家就采取了一系列稳定物价的措施,同资本主义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狠狠打击了投机倒把活动。二十多年来,人民基本生活必需品,如粮食、棉布、蔬菜、煤球等价格,一直保持稳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国家又有计划地降低了一部分工业品的销售价格。一九七四年全国零售物价比一九六五年降低了百分之二点九。我国市场繁荣、物价稳定的情况,表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同资本主义通货恶性膨胀,物价剧烈波动的情况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贯彻执行稳定物价的政策,主要是力求保证物价总水平和人民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的稳定。在此前提下,对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和由于经济发展而出现的不合理价格,根据基本不动,个别调整的方针,进行有升有降的调整。如对于粮、油、猪、禽、蛋等农副产品,国家多次提高了收购价格,但销售价格基本上没有变动,商业部门在经营上的亏损,由国家财政补贴。对于某些高档消费品,保持比较高的价格。盈亏由国家统一平衡,有利于市场物价的稳定。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根本不可能的。
    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要求物价稳定,而物价稳定又是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综合反映。我国物价能够长期稳定,是由于贯彻执行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迅速发展生产,扩大商品流通,使商品供应量同社会购买力能够大体适应。
    工农业产品的交换比价问题,是物价政策中的重要问题。它关系着国民收入在工农业之间的再分配,关系着市场物价的稳定,关系着城乡物资交流和工农业生产的相互结合和发展,还直接影响到城乡劳动人民的生活和工农联盟。这就需要按照等价交换原则,制订合理比价。
    在斯大林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对派联盟,为了瓦解城乡结合,破坏工农联盟,曾经叫嚷要“提高工业品的出厂价格”,“对农民施行最大限度的赋税压榨”等反动主张。如果按照这种主张去做,势必引起工业品价格的上涨,缩小工业品的国内市场,使广大农民陷入贫困的境地,挑起无产阶级和广大农民之间的矛盾,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工农联盟。托派的这种反动主张,受到了斯大林的无情揭露和批判。在我国解放以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一贯用贱买农产品、贵卖工业品,即扩大剪刀差的办法,来疯狂地剥削和掠夺广大农民,使他们陷于贫困破产的境地,造成城乡之间的尖锐对立。特别是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九年的十多年中,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和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共反人民战争,生产和交通受到严重破坏,城乡物资交流陷于停顿,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更加猛烈地扩大。以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六年的平均差价为一百,到一九四九年扩大为一百三十以上。
    据解放以前对安徽、广西、四川、陕西的几个农村初级市场的典型调查,工农业产品的交换比价的变化情况是:以1936年为100,1948年则扩大为165.11。在陕西安康的初级市场上,每百斤大米在1936年可换白布三十九点七尺,而到1946年则只能换白布十点零二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要不要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严重的路线斗争。刘少奇、邓小平一伙一贯主张扩大剪刀差,鼓吹“卡农民的脖子”、“以高(价)对高(价)”,大搞自由市场,剥夺农民,破坏城乡联系,破坏工农联盟。毛主席在同刘少奇、邓小平一伙的斗争中,一再指示在国营经济同集体经济的商品关系中,必须执行等价交换的原则,实行逐步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政策。根据毛主席制定的方针政策,二十多年来,国家几次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而供应农村的工业品价格基本稳定,有的还有下降,这就大大地改善了广大农民的经济地位,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巩固了工农联盟。
    据统计,早在1958年,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就较1951年缩小了25.4%。从1952年到1973年的二十二年间。全国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了67%,农业生产资料销售价格降低了48%,供应农村的工业品价格则降低了0.7%。农民用同等数量的农产品,可交换的工业品增加了66%以上。
        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反映了工业和农业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交换工农业产品的不等价关系。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一般是以某一年份的工农业产品的价格作为基础,从往后的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变化,来分析剪刀差的产生、扩大或缩小。但是,如果要深入分析工农业产品之间的交换是否是等价交换,不仅要了解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变化趋势,还必须了解工农业产品价值的变化趋势。从价格交化来看,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是逐步缩小的。但是,如果把价值变动的因素加进来,那末,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剪刀差还没有完全消灭以外,还可能产生新的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这是因为,在一定时期内,工农业产品的计划价格是基本稳定的,但是劳动生产率是一个极其活跃的因素。它总是随着生产技术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地提高。这样,工农业产品的价值量也就在不断地降低。而且,一般地说,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要快于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工业品价值量降低的速度要快于农产品价值量降低的速度,表现在工农业产品的价值对比关系上,即使在价格不变的条件下,也可能出现新的剪刀差。这是需要人们去研究和解决的新问题。
    但是,无论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剪刀差,还是社会主义建设发展中新产生的剪刀差,都只能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逐步缩小。如果工业生产的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一定的程度,而企图用一下子降低工业品的销售价的办法来解决,这样就会加重国家负担,减少国家资金积累,对社会主义建设是不利的;而如果工业品价格不变,用大幅度地、猛烈地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和销售价格的办法来解决,那就会加重城市人民的负担。因此,为了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继续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必须加速发展工业,大力支援农业,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工业品的薄利多销政策,也是毛主席为我党制定的一项重要的社会主义价格政策。贯彻执行工业品的薄利多销政策,要求产品的价格,随着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产品成本的下降,而有计划地下降。工业品价格在一定条件下的有计划下降,能够扩大销售,促进工业生产,有利于加强经济核算,不使过高的赢利率成为浪费的防空洞;有利于改善城乡人民的生活;特别是有利于逐步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有利于加强工农联盟。当然,这并不是说,凡是利润高的工业品都要降价,而是要根据各种工业产品的供、产、销情况,根据它们在国计民生中的作用,以及根据全国各地区的工业发展情况,进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第四节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
    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经济联系。所以,社会主义国家除了国内的商品交换关系以外,还有国际的商品交换关系,即对外贸易。   
    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制度,决定着它的对外贸易的活动规律。  
    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受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支配,是为了残酷剥削其他国家的劳动人民,攫取高额利润,加速资本积累。帝国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更是垄断资本奴役和掠夺其他国家,攫取最大限度利润,争夺世界霸权的工具。
    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以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受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支配,必须从各个方面为保证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服务。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必须有利于国内社会主义生产和建设的发展,而决不允许妨碍社会主义生产和建设的发展;必须有利于国防的巩固和人民生活的逐步改善;必须有利于加强同各国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有利于联合国际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斗争。总之,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是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
    自觉地按照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开展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必须正确处理对外贸易同国内贸易的关系。“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国内市场为主、国外市场为辅,是处理内外贸易关系的重要原则。我国有八亿人口。我国广阔的国内市场,是发展社会主义的工农业生产的极为有利的条件。二十多年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证明,我国广大农村不仅是日用工业品的重要市场,而且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也是生产资料的重要市场。只有认真贯彻国内市场为主、国外市场为辅的原则,我国的生产建设才能蓬勃发展,市场才能稳定、繁荣,人民生活才能逐步提高,工农联盟才能得到巩固。只有在首先安排好国内市场的基础上,根据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合理地组织进口和出口,才能使对外贸易真正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不首先安排好国内市场,不根据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屁股坐在国外,眼睛盯着国外,两手伸向国外,总是强调“外贸特殊”,“内销服从外销”,这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甚至也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的对外贸易,而是一种官僚买办、卖国投降的对外贸易。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实行的,就是这样一条卖国投降的修正主义路线。按照这条修正主义路线去办,结果必将使国内生产建设停滞不前,人民生活需要得不到保证。因此,处理内外贸的关系,应该立足于国内市场,从国家建设和人民的生活需要出发,以有利于工农联盟的巩固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国外市场当然也很重要,不容忽视。为了国内社会主义建设,需要适当进口一些先进的技术装备和国内短缺的物资,就必需积极组织出口。而且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总是相互支持的,为了从物质上支援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支援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总需要拿出一部分物资出口。内贸和外贸,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部分,它们的关系应该是在国家统一计划下的相互配合、相互协作的关系。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了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捍卫国家独立,必然要求实行对外贸易的国家统制或垄断。十月革命以后,托洛茨基、布哈林之流曾反对实行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主张以所谓“关税政策”来调节对外贸易。这种谬论受到了列宁的严厉批判。列宁指出:“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国与国之间贫富悬殊得惊人的时代,任何关税政策都不能生效。”①“工业无产阶级如果没有工业保护是绝对不能恢复我国的工业,使俄国成为工业国的;这里的工业保护指的只是对外贸易垄断制,决不是什么关税政策。”②斯大林也强调指出:“取消对外贸易垄断制”,“就是使我国由独立的国家变成半殖民地的国家”③。在列宁、斯大林的领导下,粉碎了托洛茨基、布哈林之流的机会主义路线,实行了对外贸易垄断,保障了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独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前夜,毛主席就明确指出:“人民共和国的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没有对外贸易的统制政策是不可能的。从中国境内肃清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这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者的集中表现),还没有解决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只有待经济上获得了广大的发展,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才算最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而欲达此目的,没有对外贸易的统制是不可能的。”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政府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逐步地消灭了帝国主义所有制,驱逐了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势力,废除了帝国主义在我国的特权,收回了海关管理权。外商操纵我国对外贸易经营和外汇金融、航运、保险事业的时代永远结束了。同时,国家没收了官僚资本的对外贸易企业,建立了统制对外贸易的国
①《论对外贸易垄断制》。《列宁全集》第33卷,第414页。
②同上书,第415页。
③《和第一个美国工人代表团的谈话》。《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99页。
④《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横排本,第1323页。

的国家低些。于是各国的平均数形成一个阶梯,它的计量单位是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①这就是说,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平均的劳动强度,在这个强度下,生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它的价值量,是一定的;当这个强度发生变化的时候,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它的价值量,也就发生变化了。由于各国的平均劳动强度不一致,生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它的价值量,在各个国家是不同的。世界市场是在各国市场基础上形成的市场。某种商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价值量,并不是取决于某一国家生产这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是取决于把世界各国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在它的平均强度下生产这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世界市场上某种商品的价格,除了取决于这种商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价值量以外,还要受这种商品在世界市场上供求状况的影响。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的竞争和无政府状态,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上商品的供求状况是经常变动的,因此,世界市场上商品价格早晚不同就是必然的现象。再加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频繁爆发,国际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争夺和勾结,资本主义世界金融货币制度的动荡以及国际阶级斗争的激化,等等,都会给世界市场上的商品价格带来很大的影响。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在进行对外贸易时,要充分估计到价值规律的作用和它在世界市场上的特点,灵活确定出口商品的合理价格,切不可把社会主义国家国内计划市场上的一套制订价格的原则,搬用到对外贸易中去。如果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14页。

不是这样,必将使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外贸易中遭受很大的损失。
    从社会主义国家对外贸易的进出口商品构成和贸易结算方式来看,由于在大量的交换关系中,参加交换的一方是资本主义国家,因而,社会主义国家对它们的出口商品的花色、品种以及包装等等,要适当考虑到这些国家的民族特点和风俗习惯,但是,决不能违背社会主义国家的原则;在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的商品中,有一些是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商品,则必须加以抵制。在国际市场上,订货、成交、运输、保险、货币结算等方式,事实上是沿用资本主义的一套;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外贸易活动中,应该高度警惕。同国内贸易比较起来,对外贸易中的资产阶级法权更加严重。如何限制这一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给予国内生产和交换以及给予对外贸易部门的影响,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认真对待的一个重要课题。
    对外贸易在社会主义国家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和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不同。马克思指出:“对外贸易的扩大,虽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幼年时期是这种生产方式的基础,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中,由于这种生产方式的内在必然性,由于这种生产方式要求不断扩大市场,它成为这种生产方式本身的产物。”①列宁也曾指出:“没有对外贸易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不能设想的,而且的确没有这样的国家。”②在社会主义国家,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64页。
②《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第44页。

对外贸易是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部门,但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不取决于国外市场,而是取决于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取决于国内劳动人民的努力奋斗。“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也是对外贸易必须严格遵循的方针。
    坚持还是反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历来是社会主义建设中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在苏联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期,托洛茨基曾提出一个所谓“世界分工论”,说什么“忽视世界经济中的分工”,“就会大大减低我们经济发展的速度”,反对苏联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建设社会主义,妄图使苏联沦为帝国主义的附庸。在我国,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伙也竭力反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拚命鼓吹“外援决定论”、“红色买办论”。邓小平甚至猖狂地攻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是什么“夜郎自大、闭关自守”。在他的眼里,搞经济建设,搞四个现代化,唯一的依靠是“采用最先进的技术”,而要获得先进技术,只有靠引进“外国最新最好的设备”。因此,他主张一是“要拿出多的东西换取”,即买;二是同外国资本家“订长期合同”,由他们供应我们设备,然后用我国生产的矿产品去“偿付”,即借,说“这是最可靠的”“大政策”。事实上,他所贩卖的“大政策”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货色。洋务派的头目李鸿章、曾国藩叫嚷“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蒋介石则诬蔑中国人民“怠惰,迟滞,死寂”,认为中国要实现“经济建设”,必须靠“国际合作,开发我广大丰厚的富源”。邓小平鼓吹的那一套洋奴买办思想,同李鸿章、曾国藩、蒋介石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地地道道的崇洋媚外的卖国主义。
    社会主义建设要不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不仅是经济问题,首先是政治问题,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独立能不能得到巩固的问题。世界历史和现实状况充分证明,一个国家政治上不独立,当然不可能建设独立的经济;而没有独立的经济,政治上的独立也是不可能的,或者是不巩固的。如果把经济建设的基点放在“引进外国技术装备”上,为了“引进外国技术装备”,就要大量出卖国家资源,甚至把矿山的开采主权都出让给外国,这不是把社会主义的中国又变成帝国主义国家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基地了吗?这样,同出口有关的工业部门将出现畸形发展,同出口无关或关系不大的工业部门就会受到压制,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将会受到严重破坏,独立的、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将会遭到摧残。这哪里还谈得上独立自主地建设社会主义?进口的装备越多,出卖的资源越多,国民经济的依赖性也就越大。经济上丧失独立,政治上当然不可能自主。
    如果把经济建设的基点放在“引进外国技术装备”上,那末自己能制造的也用不着制造,自己暂时不能制造的,更用不着自己奋发图强去研究、制造,只要向外国去进口就行了。即使自己制造一点,也只是照抄、照搬外国的设计和工艺,仿制外国的设备,跟在洋人屁股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这样,在技术发展上,我们也永远摆脱不了依赖洋人的局面。这那里还谈得上实现四个现代化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呢?结果将会使我国技术发展以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置于外国资本家控制之下。一旦他们拒绝供应我国技术装备,我国经济就会立即瘫痪。一九六〇年,苏修叛徒集团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给我国经济建设造成严重的困难,我们是记忆犹新的。
    如果把经济建设的基点放在“引进外国技术装备”上,为了“引进”,同外国资本家“订长期合同,用煤炭偿付”。这样,我国不就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的投资场所了吗?这种借外债的办法,等于接受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出。毛主席指出:“我们同这些国家做生意以及假设这些国家在将来愿意在互利的条件之下借钱给我们,这是因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资本家要赚钱,银行家要赚利息,借以解救他们自己的危机,并不是什么对中国人民的援助。”①旧中国借了一百多年的外债,结果,国家主权、国民经济命脉金落到了帝国主义手里,旧中国那种衰败破落的景象,人们难道就忘记了吗?邓小平主张接受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出,实际上是妄图将我国人民经过长期浴血奋战赶走的帝国主义势力重新引狼入室,让它们继续来剥削和奴役中国人民。
    当然,我们并不是一概反对引进某些外国先进的技术装备,也不是一概反对出口国内某些矿产原料,问题在于把经济建设的基点放在哪里?如果把基点放在邓小平的“大政策”所鼓吹的“引进外国技术装备”上,那末,结果我国将会重新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别的出路是没有的。过去我们坚持独立自
    ①《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横排本,第1363页。   

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打破了美帝的封锁、禁运,战胜了苏修的刁难、破坏,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为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只要我们今后继续坚持毛主席制定的这一方针,那末,我们就一定能在本世纪内,将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社会主义国家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基础上,将积极地同兄弟国家和友好国家进行经济合作,相互援助;共同促进各自国家的经济发展;同时发展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平等互利的贸易往来。在这样的条件下,发展国际之间的贸易往来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毛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关于开展正常的国际贸易往来问题明确指出:“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①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对外贸易,可以调剂余缺,可以引进某些确实有用的外国技术以利于工农业生产的技术改造。为此,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就应该根据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需要和可能,积极地、有计划地组织商品的出口和进口,支持和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任何离开这个前提的想法和做法都是错误的。
    我国的对外贸易是在取缔半殖民她半封建的旧中国的洋奴买办的对外贸易的过程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建国二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洋奴买办思想在外贸领域根深蒂固,刘少奇、林
    ①《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横排本,第1355页。

彪、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在外贸领域中的流毒源远流长。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洋奴买办思想和修正主义外贸路线虽然经过批判,但流毒远远没有肃清。邓小平的崇洋媚外、投降卖国的“大政策”,就是洋奴买办思想的最新标本。如果按照邓小平的“大政策”和“外汇挂帅”、“产值第一”的那一套修正主义路线去办,那末,对外贸易完成的贸易额越大,对国内生产的破坏也就越大,帮助外国资本家吸国内工人农民的血也就越多,丧权辱国的事情也就越多。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对外贸易的老路,中国人民决不允许党内资产阶级把我国的对外贸易引到这条邪路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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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解放 发表于 2017-9-14 04:13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九章  社会主义社会的货币和货币流通

第一节  社会主义社会的货币


货币的本质和职能


    社会主义社会既然还存在着商品交换,那就必然存在着货币。马克思曾经指出:“对这一时代说来,货币是一切权力的权力。”①马克思的这一论断,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里,人们是比较容易理解的。那末,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货币是否仍有这样大的权力?或者说,它同旧社会相比,在哪些方面发生了变化,在哪些方面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无产阶级应该怎样限制同货币相联系的资产阶级法权?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货币的本质、货币的职能和货币流通规律,进行具体的分析。
   货币的本质是什么?马克思说:“只要理解了货币的根源在于商品本身,货币分析上的主要困难就克服了。”②我们要说明货币的本质,就必须把货币同商品交换联系起来分析。从历史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86页。
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4页。

上看,货币不过是在长期的商品交换过程中,从商品世界中自发地分离出来的一种特殊商品。它“特殊”就特殊在能直接地无条件地同一切商品相交换,在交换中充当商品的一般等价物。
    自从原始公社末期出现了货币以来,尽管人类社会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各个历史阶段,但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本质没有交。在社会主义社会,货币仍然是一般等价物,主要起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作用。
    但是,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货币代表着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却又采取了具有一定属性的自然物的形式。”①货币从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种物。其实,它同商品一样,是通过物体现的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它所反映的是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劳动交换关系。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决定的。货币的本质虽然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都是一般等价物,但它所体现的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却因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更而发生了变化。在社会主义社会,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生产,是同直接社会生产相联系的商品生产;与此相适应,同货币相联结着的,己不再体现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关系,而主要是体现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这两个劳动阶级之间以及这两个阶级内部的相互交换劳动的社会主义关系。
    社会主义社会实行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国民经济
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23页。

进行计划领导的时候,不论生产指标的规定、物资的调拨或社会总产品的分配,都必须利用货币作为计量社会劳动的统一的尺度。这表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货币,已开始发挥一种崭新的、即起着国民经济计划工作中计量劳动工具的作用。而且愈往前去,货币的这种新的作用将愈益居于重要地位。从发展的远景来看,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消亡了,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也将随着消亡,但是国民经济计划工作仍然需要有劳动计量的工具。当然,那时不管把这种计量劳动的工具叫做什么名称,它实际上就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货币了。
    社会主义制度下货币所反映的社会生产关系的这种变化,也在货币的职能上体现出来。
    货币的第一个职能是价值尺度,这在社会主义社会也是一样的。但社会主义国家利用货币这一职能来衡量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不是通过市场竞争,而是通过制订计划价格来实现的。社会主义国家还利用计划价格,来制订和考核产值、成本、利润等价值指标,实现对国民经济的计划管理。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货币仍具有流通手段的职能。社会主义国家利用货币的这种职能,来加强工农之间、城乡之间以及国营企业之间的经济联系,促进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在为个人所拥有的时候,社会主义国家不准许用来购买劳动力和大型的生产资料,而只能用来购买个人消费品和某些手工工具。在这种条件下,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的作用范围,已经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在社会主义社会,货币也有支付手段的职能。社会主义企业利用货币的这一职能,向国家上缴税金、利润,对职工发放工资,对人民公社社员支付劳动报酬,对兄弟企业清偿各项欠款。社会主义国家利用货币的这一职能,集中和分配国家预算资金和信贷资金,并组织企业之间的非现金结算,以实现对企业经济活动的监督,巩固经济核算制,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在社会主义社会,货币还执行社会主义积累和储蓄手段的职能。劳动人民创造的社会纯收入,是以货币的形式成为国家和集体的社会主义积累的。劳动人民的劳动收入中暂时不用的部分,也以货币的形式存入国家银行,被运用来促进社会主义建设。
    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经济关系中,货币执行世界货币的职能。充当世界货币的,仍然是黄金。因为国际收支差额归根到底仍须用黄金来支付。社会主义国家利用世界货币的这种职能,对外进行贸易往来,对兄弟友好国家进行经济援助。在这种情况下,货币起着一般购买手段、一般支付手段和社会财富体现者的作用。
    社会主义社会的货币所执行的这些职能说明,由于建立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生产和交换过程的变化,货币所反映的生产关系和它所起的作用,同资本主义社会已不一样了。在资本主义社会,货币主要掌握在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国家手里,被用来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剥削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资产阶级国家用增发货币的办法,来弥补财政赤字,造成通货膨胀,加强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并利用货币作为对外经济侵略和扩张的手段,实行资本输出,攫取高额利润。在社会主义社会,货币主要是被控制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手中,用来计量和核算社会生产中的劳动耗费,加强和扩大工业同农业之间、各个国营企业之间的经济联系,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组织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它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用来管理社会主义生产,实现产品分配的工具,也是对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工具。

    货币仍然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

    社会主义社会的货币,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虽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是货币同商品一样,毕竟是私有经济的遗物,是“昨天的剥削的残余”①。它的存在是同社会主义产品的生产和交换还具有私人性的传统或痕迹联系在一起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货币仍然是一般等价物,仍然是社会财富的结晶,仍然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等职能。货币和货币交换的存在,仍然是产生资本主义和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土壤。这些跟旧社会都没有多少差别。否认社会主义社会的货币是私有经济的遗物,否认货币在一定条件下仍可能转化为资本,这是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一种修正主义谬论。早在三十年代初期,联共(布)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沃兹涅先斯基就鼓吹说: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货币不可能成为剥削的工具,不会变
①《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8页。

成资本①。今天,在资本主义已经全面复辟,货币已成为剥削手段的苏联,这种谬论更被苏修叛徒集团奉为至宝,大吹大擂,鼓噪一时⑨。其实,这种谬论是经不起批驳的。
    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货币“这种商品以隐蔽的方式包含着其他一切商品,它是可以任意变为任何随心所欲的东西的魔法手段”③。在货币形式中,资产阶级法权得到了集中的体现。人们在货币面前,形式上是平等的:货币可以被任何人占有,可以作为“魔法手段”被任何人利用来购买他所需要的商品。货币是激进的平均主义者。但是,这里包含着实际上的不平等。因为掌握了货币,就意味着掌握了一定数量的商品,意味着拥有剥削他人劳动的权利。在实行商品制度的社会,不同的人不可能占有同样数量的货币。在资本主义社会,有的人是百万富翁,有的人却一贫如洗,甚至债台高筑。资本家就是靠他所占
  ①沃兹涅先斯基在1931年发表的《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文中说:“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货币永远不会成为资本。”在1935年发表《论苏维埃货币》一文中又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富农作为一个阶级被粉碎了,从而基本上消灭了变货币为资本,即变货币为剥削工具的可能性。第二个五年计划消灭了资本主义分子和一般阶级,因而彻底地消除了苏维埃国家内有可能使货币变为剥削、发财致富和投机工具的这一资本主义残余。”
  ②1974年在莫斯科出版的两本所谓《政治经济学》(分别由Л·B·索科洛娃和Ю·B·雅科维茨主编),儿乎一字不差地异口同声断定:在社会主义社会,“货币已不能转化为资本,货币已不能成为剥削他人的手段”。但是,他们既讲不出什么道理,也拿不出什么论据,而只能求助于一本叫做《金色的牛犊》的现代苏联小说,拿这本小说中的主人公、大骗子别恩杰尔通过诈骗成为百万富翁以后,忽然领悟到“在苏联,绝不能拿这些钱来作为资本”的道理,当作在苏联“货币不能转化为资本”的论据。对于骗人手法如此拙劣的苏修《政治经济学》,人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③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2页。

有的货币来开设工厂、雇佣工人、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的;投机倒把分子和高利贷者也是凭借手中持有的货币进行剥削活动的。因此,在货币上面存在的形式上平等掩盖着事实上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这在资本主义社会是显而易见的。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成了社会和生产资料的主人,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作用相应地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货币这一“魔法手段”已不再是支配一切的了。但是,货币上面的资产阶级法权仍然继续存在。由于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仍然保留着它的基本职能,由于在按劳分配条件下,人们的货币收入量的不等,因而,谁占有货币多,谁就占有商品多,并且还为某些人利用货币和货币交换来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提供了可能。马克思在谈到货币制度是平等和自由的制度时指出:“平等就是不平等,自由就是不自由。想要交换价值不发展为资本,或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不发展为工资劳动,那是一种虔诚而又愚蠢的愿望。”①列宁在谈到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货币时也明确指出:“在货币消灭之前,平等始终只能是口头上的、宪法上的,同时每个有货币的人都有实际的剥削权利”②。
    货币和资本是有区别的。但是,资本最初总是表现为一定数量的货币。在历史上,资本主义的产生是从积累货币开始的。在封建社会的末期,在价值规律自发作用的支配下,小生产者在
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二分册。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5页。
②《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8页。

激烈的竞争中发生两极分化:多数人贫困破产,变成一无所有的“自由”劳动者,只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而少数人手中则积累起越来越多的货币,并用来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搞资本主义经营。因此,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分离以及两者的这种重新结合的特殊方式,导致了简单商品生产转化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小生产者分化为资本家和无产者,货币也转化为资本。
    在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法律禁止一切剥削活动。但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表明,只要货币还继续存在,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可能性就始终存在着。谁有了货币,谁就可以占有社会财富。城乡资本主义势力、新老资产阶级分子就会甘冒违法的危险,在那些无产阶级领导权还不巩固的环节和单位,“利用仍是私有财产的纸币,利用这些使剥削者有权领取社会财富的凭证,来投机、发财和掠夺劳动者”①。因为在社会主义阶段,工农业产品之间的交换和消费品的分配,仍然要以货币作为媒介来进行,这就提供了一种可能,即今天买,可以明天卖;在一个地方买,可以到另一个地方去卖。投机倒把分子就会把自己占有的货币转化为资本,利用商品供求在某个地区、某个季节出现的暂时的、局部的不平衡,倒买倒卖农副产品和工业品,低价进,高价出,牟取暴利。有的甚至会同国营和集体单位内部的某些人相勾结,采取各种手段,利用货币来开设地下工厂或组织地下包工队,进行雇工剥削。另外,有的人还会把自己占有的货币贮存起来,用于放高利贷,
①《俄共(布)党纲草案》。《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50页。

进行高利贷剥削。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从货币上就看不出它究竟怎样落到货币所有者的手中,究竟是由什么东西转化来的。货币没有臭味,无论它从哪里来。”①恩格斯在批判杜林的经济公社时也指出:“公社不加任何考虑地接受金钱的支付,于是就提供一种可能,不通过自己的劳动而通过其他途径去获得这些金钱。没有臭味。公社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②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剥削尽管是非法的,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还是可以不断地从货币交换中孵化出来。党内资产阶级享有的很大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带来的合法的和非法的利益,同货币交换也是分不开的。货币交换也是他们推行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的修正主义路线的重要经济基础。在苏联,资本主义已全面复辟,货币早已变成剥削工具,转化为资本,不是极为明显的事实吗?!
    在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建立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中的资产阶级法权受到了限制,货币拜物教的经济基础被大大地削弱了。但是,社会主义社会的货币仍然是一般等价物,仍然是“财富的随时可用的绝对社会形式”③,因而,“货币既表现为致富欲望的对象,同样又表现为致富欲望的源泉”④。只要社会上还存在着货币,追求货币、搞个人发家致富的剥削阶级思想就会有
①《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29页。
②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3页。
③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51页。
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22页。

市场。《红楼梦》的《好了歌》中说:“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一语点穿了货币拜物教的实质,活画出那些拜倒在“赵公元帅”脚下的财迷们的贪婪相。这种信奉货币拜物教的财迷,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决不会绝迹。那些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就是经不住资产阶级的金钱诱惑和腐蚀而被拉“下水”的。
    资本主义社会是货币拜物教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社会。在今天资本主义全面复辟了的苏联,货币拜物教的盛行,比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有过之而无不及。苏修叛徒集团在“经济改革”的旗号下,竭力宣扬“金钱万能”、“为金钱而奋斗”的极端丑恶的思想,公开传授铜臭熏天的“赚钱艺术”。苏修报刊上鼓吹发财致富的作品,更是泛滥成灾。
    勃列日涅夫在1973年12月的苏修中央全会上说:要“及时地把每一个卢布投入到那种明天我们可以收回两个、三个、甚至十个卢布的地方”。他把这一做法称之为“赚钱艺术”,并说什么“我们大家从中央到地方,都应当学习这门复杂的赚钱艺术”。苏修叛徒集团在谈到推行“赚钱艺术”的效果时,竟然洋洋自得地说:“我们必须毫不吝啬地进行物质鼓励——这笔资金将得到百倍的补偿。”苏修叛徒集团豢养的学者、政客之流,也纷纷著书立说,对勃列日涅夫的“赚钱艺术”大加发挥。例如,有一个名叫亚·比尔曼的经济学“博士”,就在1975年8月7日《共青团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经济学家的良心》的文章,提出了一个“卢布——良心”的公式,鼓吹从“良心”出发,为大挣卢布而奋斗,说什么“工资是检验一个人工作质量的合适的文件”,“一个人挣来的这种卢布越多,他的荣誉就越大”。按照比尔曼的说教,卢布是利,荣誉是名,而良心则驱使人去争名夺利,这就是“卢布和良心”的经济学的精髓。
    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修正主义的头子,也是一伙货币拜物教的忠实信徒、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狂热鼓吹者。刘少奇一再鼓吹“要赚钱”的生意经;林彪除了公然鼓吹什么“一本万利”以外,还认定“世界上唯有一件东西是靠得住的,那就是金钱”;邓小平则胡说什么利润“挂点帅没关系”、“我们革命都靠物质刺激”,如此等等。无论是苏联的还是中国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尽管说法不一,但都是宣扬“钱能通神”、“有钱能使鬼推磨”的货币拜物教。他们都把货币作为毒害人们的灵魂,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武器。
在社会主义社会,我们要逐步地消灭货币拜物教,就必须积极创造条件,削弱它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限制货币交换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同资产阶级利用货币进行的资本主义活动进行不懈的斗争。同时,还要对现代修正主义者鼓吹货币拜物教的谬论进行深入的批判;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提倡做工为革命、种田为革命的精神。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不断地同货币拜物教作斗争,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一项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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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解放 发表于 2017-9-16 03:51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节社会主义社会的货币流通

    货币流通和商品流通的关系

    货币流通和商品流通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马克思说:“商品流通直接赋予货币的运动形式,就是货币不断地离开起点,就是货币从一个商品所有者手里转到另一个商品所有者手里,或者说,就是货币流通。”①“货币流通不过是商品形态变化的表现”②。
    货币流通的过程,就是货币不断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媒介着商品运动的过程。因此,商品流通是货币流通的基础,商品流通决定货币流通,货币流通是为商品流通服务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货币流通本身又有相对独立性,具体表现在:第一,货币流通和商品流通的运动方向相反;第二,货币流通和商品流通在时间和空间上有可能分离;第三,商品通过一次或两次交换就退出了流通领域,而货币却要继续留在流通中为商品交换服务。货币流通的上述特点,决定了它对商品流通具有一定的反作用。正常的货币流通,能够促进商品流通,是保证社会主义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流通中的货币量过多或过少,或者投放不当,都会妨碍商品流通正常进行,给社会主义再生产带来不利影响,为城乡资本主义势力提供更多的可乘之机。所以,组织好货币流通,加强货币流通的目的性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34页。
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26页。

和计划性,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在经济领域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一项重要任务。
    货币流通和商品流通的内在联系,决定了货币流通必须同商品流通相适应。这就需要在有计划地组织好商品流通的同时,加强货币流通的计划性,使之不仅在总体上,而且在构成、地区和时间上同商品流通相适应。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是盲目的和无政府状态的,不可能有稳定的货币流通。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第一次具备了自觉地、有计划地调节货币流通以适应商品流通的客观可能性。
    货币流通渠道
    在社会主义社会,因商品流通而引起的一切财务收支,通过现金支付和非现金结算两种形式来实现。现金支付是指现实的货币在市场上的流通,非现金结算是指银行转帐。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切企业都掌握在资本家手里,资本家在银行的存款,随时可以提取现金,现金支付和非现金结算两者之间的转化是按照资本家的需要实现的。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民经济各部门都要接受国家的现金管理,一切收支,除零星开支外,都要通过国家银行进行非现金结算。任何企业、单位在银行的存款,除发放工资和按规定领用零星现金外,不能随便转化为现金。这样,就使货币流通的范围严格限制在一定渠道内,为国家实现货币流通计划化,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把现金支付和非现金结算严格划分开来,使货币流通限制在一定的渠道内,是社会主义国家组织货币流通的一个重要特点。它不仅有利于减少流通中的货币量,节约货币流通费用,而且有利于国家加强对货币流通的管理,更有效地调节货币流通,限制货币交换中的盲目性和自发性,限制货币交换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
    非现金结算,反映的是社会主义企业之间有计划进行的大宗物资运动,只表现在银行帐户上货币资金的转移和消长,国家可以通过银行加以监督和控制;企业拥有货币资金多少,也不会直接影响市场货币流通量的变化,交易双方不需要有现实的货币流通,就可使交换活动正常进行。
    货币流通量要比非现金结算数额小得多。在社会主义社会,货币流通只有一小部分同生产资料的流通相联系,主要部分则是同消费品的流通相联系的。流通中的绝大部分货币掌握在城乡劳动人民手中,主要用于购买吃、穿、用等个人消费品。它的特点是次数频繁,数目零星。
    社会主义社会货币的投放和回笼的渠道(货币流通渠道),主要有下列四条:
   第一、国营企业、事业单位和机关从国家银行领取货币,对职工支付工资;职工用工资收入向商业部门购买个人消费品或支付其他劳务费用。这样,货币又经过商业、服务行业等部门流回银行。或者职工进行储蓄,货币没有同商品交换而直接回到银行。
    第二、商业部门从国家银行领取货币,向农村集体经济单位采购农副产品;集体经济单位将出售农副产品的一部分货币收入,向国营企业购买化肥、农药、农业机器等生产资料。这样,这一部分货币又经过国营企业流回到银行。集体经济的另一部分货币收入,按照按劳分配的原则,分绐集体农民;集体农民用它向商业部门购买工业品或进行储蓄。这样,这一部分货币最后也会间接或直接地流回到银行。
    第三、在存在集市贸易的条件下,城镇居民的一部分货币收入,还通过在集市上购买商品而进行流通,但是,最后也会经过农民购买工业品和储蓄流回到银行。
    第四、各个国营企业、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之间发生的经济往来,基本上都采用非现金结算,但是,一些零星、小额的支付,也要使用现金,这些现金通过支付最终也会流回银行。
    从上述货币投放和回笼的渠道可以看出,社会主义的货币流通量,主要同国家投放市场的个人消费品数量有着直接的联系。个人消费品供应量的适当与否,对于回笼货币、稳定货币流通有着决定的作用。在现金流通领域,货币掌握在千百万不同所有者手里,而他们的消费需要则是千差万别,不断变化的;国家一般不能通过行政措施对这些进行管理,只能根据国民经济有关指标之间相互衔接的情况以及加强工资基金管理等加以间接的调节。如果货币发行量超过商品的供应量,或者,商品供应的数量、品种不符合消费者的需要,那末,就会引起一部分商品储备减少,一部分商品积压,出现某些商品供求脱节现象。在这种情况下,部分不能实现购买力的货币就会转向集市贸易市场;城乡资本主义势力就可能乘机兴风作浪,利用货币交换,进行投机倒把,高价贩卖,甚至开设地下工厂,挖社会主义墙脚,破坏社会主义统一的计划市场。
    市场上的现金流通和非现金结算,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不论是现金流通或非现金结算,都是执行货币的基本职能,媒介商品的运动,因此两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例如,如果有的地方或部门任意扩大财政支出,任意扩大贷款,而财政银行部门不依靠企业加强财政纪律,放松信贷管理、结算管理、现金管理和工资基金管理,就有可能使大量的非现金结算,转化为现金流通,迫使国家多发行货币,就会破坏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如果企业的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劳动群众手里,有些人只顾自己的方便,不顾全局利益,任意招用农村劳动力,增加工资投放,甚至迷信“金钱万能”,搞物质刺激,用提高工资、福利标准等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办法去刺激生产,乱支现金,也会扩大国家的货币发行,破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并把企业引向资本主义邪路。

货币流通规律

    货币流通规律是反映货币流通各个要素之间内在的本质联系的。构成货币流通的基本要素是:(1)商品价格总额;(2)流通中的货币量;(3)货币流通速度(用单位货币在一定时间内同商品交换的次数表示)。马克思根据这三个要素之间内在的本质联系,把货币流通规律概括为如下的公式:
     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货币必要量=有待用现金实现的商品价格总额/单位货币的流通次数    马克思的货币流通规律表明:一定时期内流通中的货币必要量,同有待用现金实现的商品价格总额成正比,同货币流通速度成反比。它的基本要求是,货币流通量必须同商品流通量相适应。
    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是表现、衡量和实现商品价值的材料。货币同商品相交换,实质上是货币价值同商品价值的等价运动。因此,在一定时期内货币流通的必要量,在价值上应该同该时期内有待用现金实现的流通中商品的价值量相符合。在每一货币单位的价值量已定的条件下,流通中的商品的价值量越大,则货币流通必要量越大;流通中的商品的价值量越小,则货币流通必要量越小。在流通中的商品的价值量已定的条件下,每一货币单位的价值量越大,则货币流通必要量越小;每一币单位的价值量越小,则货币流通必要量越大。
    在现实的流通过程中,商品转化为货币的过程总是有先有后、陆续进行的。同一个货币,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多次地为商品转化为货币的过程服务,一个货币可以当几个货币来发挥作用。因此,流通中的货币价值量,实际上并不需要同流通中有待用现金实现的商品价值量完全相等。在流通中的商品价值量和每一货币单位的价值量已定的条件下,一定时期内的货币流通必要量,取决于每一货币实现商品价值的次数,即货币流通度。货币流通速度越快,则货币流通必要量越小;货币流通速度越慢,则货币流通必要量越大。
    上述货币流通规律,是以金属货币流通为对象说的。但是,这个原理对于纸币流通,也同样适用,因为纸币无非是金属货币的代表或它的价值符号。
    纸币作为货币的价值符号出现,有一个历史演变过程。在货币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广泛流通的货币是金块或银块等贵金属,后来它们为金或银的铸币所代替。铸币在流通中逐步磨损,实际价值已低于名义价值,但它们仍可照旧流通。这时,铸币已开始起价值符号的作用。在这个基础上,铸币后来又逐步为本身没有价值的纸币所代替。这种演变为什么可能呢?因为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虽然本身必须有价值,但在它发挥价值尺度的作用时,只是观念上的货币,不需要有现实的金银放在手里;而当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发生作用时,把商品换成货币,为的是用这些货币换进商品,所以,不管它的价值是否十足,或者有无价值,只要大家相互接受就行。因此,金属货币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就必然被纸币这个价值符号所代替。
    纸币流通是一种现象,这种现象掩盖了货币的本质,使人们发生错觉,以为货币只不过是抽象的价值符号,或者直接代表商品的价值。而科学的任务则在于透过现象看本质。纸币即使没有规定含金量,也不能兑换金银,但从本质上看,它也不是抽象的价值概念①,同时,它也不是直接代表商品的价

  ①马克思在阐明货币理论过程中,曾批判过英国主教、哲学中神秘唯心主义的代表贝克莱(1684~1753年)对货币所作的唯心主义解释。马克思说:“因为贵金属在流通行为中可以用记号代替,贝克莱就得出结论说,这些记号本身不代表任何东西,只代表抽象的价值概念。”“这里一方面混淆了价值尺度和价格标准,另一方面混淆了作为价值尺度的金银和作为流通手段的金银。”(《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69页。)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货币理论,作为价格标准和流通手段的纸币本身,可以不代表任何东西,只代表抽象的价值概念,但作为价值尺度的纸币则不同,它只能是金的符号,代表一定的金量,否则,它就不能起价值尺度的作用。   

值①,而只能是金或银的符号。
    马克思说得十分清楚:“纸币是金的符号或货币符号。纸币同商品价值的关系只不过是:商品价值观念地表现在一个金量上,这个金量则由纸象征地可感觉地体现出来。纸币只有代表金量(金量同其他一切商品量一样,也是价值量),才成为价值符号。”②
    正因为纸币是金的符号或货币符号,所以,纸币流通归根到底要受货币流通规律的支配和制约。“国家固然可以把印有任意的铸币名称的任意数量的纸票投入流通,可是它的控制同这个机械动作一起结束。价值符号或纸币一经为流通所掌握,就受流通的内在规律的支配。”③这就是说:“纸币的发行限于它象征地代表的金(或银)的实际流通的数量。”④流通的纸币量一定要和流通中所必需的金属货币量相适应。只有这样,纸币所代表的单位价值量才是稳定的。如果不是这样,纸币的发行超过了这个客观界限,那末,就要引起纸币贬值,物价上涨。这种“价格的上涨不过是流通过程强制价值符号去等于它们代替流通的金量而产生的反应。"⑤
①纸币直接代表商品的价值,这也是马克思批判过的一种错误观点。他说:“表面上看来,价值符号直接代表商品的价值,它不表现为金的符号,而表现为在价格上只表示出来、在商品中才实际存在的交换价值的符号。但是,这个表面现象是错误的。价值符号直接地只是价格的符号,因而是金的符号,它间接地才是商品价值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05页。)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48页。
③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09~110页。
④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47页。
⑤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10页。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货币所反映的生产关系所起的作用,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本质没有变,货币的基本职能没有变,马克思关于货币流通规律的理论继续有效,货币流通“这个规律是普遍适用的”①。
    货币流通规律,同其他在几个社会共同发生作用的经济规律一样,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但它发生作用的形式依不同的社会形态而有所不同。在资本主义社会,货币流通规律在市场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下,作为一种异己力量发生作用。而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实行计划经济,货币流通规律在被我们正确认识以后,在正确路线指引下,有可能自觉地加以利用,实现货币流通的计划化,排除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干扰,使它为组织生产和商品流通服务,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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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解放 发表于 2017-9-16 03:54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三节我国的人民币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由于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反动政府投靠帝国主义,货币的发行和管理大权完全操纵在帝国主义列强手里。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我国政府取消了帝国主义的一切金融特权,不准任何外国银行在我国发行货币,禁止一切外国货币在我国市场上流通和买卖;同时,没收了国民党政权的国家银行,禁止伪法币流通,建立了一个以发行人民币为内容的独立自主、统一而稳定的货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39页。

定的主要标志。这同解放前的物价飞涨,伪法币急剧贬值的情况相比,真是两种社会两重天!
    在旧中国,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弥补庞大的反革命战争的军费开支,实行恶性通货膨胀政策。在1937年到1949年十二年的通货膨胀过程中,伪法币的发行量增加了一千四百多亿倍,同期物价上涨八万五千多亿倍,达到了世界罕见的规模。有人曾对伪法币的贬值情况作过这样的一个形象化的分析:伪法币一百元的购买力,1937年值黄牛两头,1938年值黄牛一头,1939年值猪一头,1941年值面粉一袋,1943年值鸡一只,1945年值鸡蛋两个,l946年值固本肥皂六分之一块,1947年值煤球1只,1948年8月19日值大米0.002,416两(16两制),1949年5月值0.000,000,000,185两(即一粒米的一千万分之二点四五)。从两头黄牛到一粒米的一千万分之二点四五,这中间不知包含了人民的多少辛酸和血泪!
    我国同很多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往来,已经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人民币在国际上的信誉越来越高,充分显示了我国的货币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巨大的优越性。
    同我国的情况相反,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和金融货币危机不断爆发,一片混乱。在号称“超级大国”的美帝国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那里,币值日益下跌,黄金不断外流。这是资本主义制度日益腐朽的深刻表现。
    战后三十多年来,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内大闹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同时,不断在金融市场上爆发抛售美元、抢购黄金的浪潮。

美元价格暴跌,按美元计算的黄金价格猛涨。英国继1971年年底宣布美元贬值7.89%以后,于1973年2月再次宣布贬值10%。而在国际市场上,美元实际贬值的幅度,已远远超过美国官方公布的数字。1974年,美国官定的金价是每盎司四十二点二二美元,而伦教自由市场的金价曾高达每盎司一百九十五点二五美元,相差近五倍。“金元帝国”的地位一落千丈,以美元为中心的资本主义货币体系已土崩瓦解,资本主义世界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陷入了极大的动荡和混乱之中。
    在苏修社会帝国主义那里,卢布也大幅度贬值。按照苏修六十多种消费品价格的综合计算,1973年的物价比1960年上涨了30%左右。自由市场的商品价格上涨幅度更大,1972年自由市场食品零售价格比国营牌价高62%。苏联卢布的对外比值,同1961年兑换新卢布时相比,贬低了55%。
    在资本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以及其他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流通中的货币为什么不断贬值,而我国人民币的币值却十分稳定,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威信呢?正确的答案,只能从不同社会的经济制度中去寻找。
    在帝国主义国家,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日益激化,造成深刻的经济危机和灾难。这些国家的政府为了摆脱这种困境,就乞灵于扩军备战,大搞财政赤字,滥发纸币,企图用人为的办法来刺激社会购买力。但这样一来,他们就不能不受到惩罚,引起物价上涨,币值下跌。这种现象正是流通过程强制价值符号去等于它们代替流通的金量而产生的反应。
    在我国则是另一种情况。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消除了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对抗性矛盾,使我们能够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流通和分配,并依据货币流通规律的客观要求,有计划地投放和回笼货币,使货币流通同商品流通的需要基本上相适应。
    我国人民币币值的长期稳定,是在斗争中取得的,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断地战胜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结果。如果依照刘少奇一类的所谓“可以多发一点票子”、通货“越膨胀越富足”之类的修正主义路线去组织货币流通,必然使货币流通量超过商品流通的客观需要,从而引起商品供应紧张,物价上涨,货币贬值。这样,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就会遭到破坏,劳动人民的生活就会陷入重重困境,而一小撮资产阶级分子必将兴风作浪,大发横财。这是毫无疑义的。过去的中国和今天的苏联就是一面镜子。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在人民币的稳定问题上,也是这样。二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只有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自觉地利用货币流通规律,在货币流通过程中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和劳动人民生活的改善一具体地来说,我国人民币所以能够保持长期稳定,主要是因为:
    第一、有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保证提供大量的商品按稳定的价格投入市场,为人民币的稳定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货币流通是为商品流通服务的。国家手里掌握的商品越多,按照货币流通规律的要求,为商品流通服务所需要的货币必要量也就越多。这样,货币流通量就不致超过需要量,不会出现物价上涨、货币贬值现象。建国以来,我国已初步建成一个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我国人民坚持“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大力发展生产,从而使供应市场的吃、穿、用等各类商品不断增加,国家掌握的商品库存不断扩大。一九七四年同一九六四年相比,工业产值增长一点九倍,农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五十一,一九七三年的商品收购总额和零售额都比解放初增加六倍以上。我国每发行一元人民币,都有几元商品作保证。这就证明,我国人民币币值的稳定,是由于我们有充足的商品供应作后盾的结果。
    第二、我国货币流通正如商品流通一样,是在国家计划指导下进行的。国家每年支付多少工资,采购多少农副产品,需要投放多少货币,相应地要向市场供应多少商品,回笼多少货币,都由国家依据货币流通规律的客观要求,有计划地进行统筹安排。在“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指导下,国家一方面力求使生产的增长同人民的需要相适应,另一方面又有计划地组织货币流通,使得货币能够按照计划的渠道发出去、收回来,保证货币流通能适应商品流通的需要,这是我国人民币币值长期稳定的又一个原因。
    第三、国家财政收支平衡,保证了货币流通不致越出商品流通需要的轨道。毛主席早就指出:要“巩固财政收支的平衡和物价的稳定”①;“国家银行发行纸币,基本上应该根据国民
①《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人民出版社1950年版,第6—7页。

经济发展的需要”①。如果国家财政收支不平衡,势必造成增发纸币的后果;纸币的发行一旦超过了商品流通的需要,流通过程就会强制纸币(价值符号)去等于它们所代替的金量,也就是要引起币值下跌和物价上涨。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一贯坚持财政收支平衡的方针,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不允许用增加发行纸币的办法来弥补财政开支。我国早已成为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无债之国”。社会主义的财政收入绝大部份来自国营企业的收入。工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和商品流通的不断扩大,为财政收入的逐步增长,提供了确切的保证。社会主义的财政支出,主要用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国防文化教育事业。我国健全的、巩固的收支平衡的财政,为人民币的长期稳定提供了重要的前提。
    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要求国家依据货币流通规律的要求,有计划地控制货币发行,使货币流通同商品流通相适应,保持价格的稳定和币值的稳定,而社会主义社会在客观上也具备了实现这一要求的可能性。但是,这不等于说社会主义的货币流通同商品流通没有任何矛盾了。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有许多因素都可能影响货币流通和商品流通的平衡,影响币值的稳定。从客观因素说,如党内外资产阶级的捣乱和破环,城乡资本主义势力的冲击,农业生产上的歉收等,都会直接影响市场消费品的供应。从主观因素说,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比例关系的安排可能不适当,地区、季节之间商品安排和货币投
①《我们的经济政策》。《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横排本,第120页。

放也可能不平衡。所有这些,都会影响部分货币购买力不能实现,从而影响币值的稳定。特别是在受到党内资产阶级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影响的地方和部门,必将引起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獗,破坏货币的正常流通。因此,必须坚持正确路线对错误路的斗争,在正确路线指引下,及时发现矛盾,并由国家通过调整计划和采取正确措施,及时加以克服,使货币流通同商品流通相适应,达到新的平衡。这种在阶级斗争过程中不断揭露矛盾,又不断解决矛盾的情况,正表明社会主义制度较之资本义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

(本节整理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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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解放 发表于 2017-9-16 03:58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四篇  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和再生产

第十章  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
    第一节  国民收入的分配
    所有制关系决定分配关系
    分配是社会再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只有通过这一环节,社会产品才能进入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社会再生产才能够继续进行。因此,当我们了解了社会主义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以后,就要进一步了解社会主义的分配和再生产过程。
    社会主义分配,从根本上说,不同于资本主义分配。但是,在分配方面资产阶级法权还占统治地位。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总是要抓住分配这个重要环节,力图强化和扩大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来复辟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无产阶级要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促进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必须限制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
    分配首先是国民收入的分配,然后才谈得上个人消费品的分配。我们先从国民收入的分配谈起。
    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通常按一年为单位计算)由物质资料生产部门的劳动者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总和,叫做社会总产品;从社会总产品中扣除用来补偿已经消耗掉的生产资料以后剩下的那部分社会产品,就是国民收入。它是物质资料生产部门的劳动者在一定时期内消耗的活劳动所创造的。国民收入如何分配,这不仅会影响社会再生产的发展方向和规模,而且还集中反映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
    创造国民收入的物质资料生产部门有:工业(包括建筑业),农业(包括林、牧、副、渔业),为货运服务的那部分运输业,为生产服务的那部分邮电业以及作为生产过程继续的那部分物资供应和商业(如流通过程中必要的包装、保管、加工和运送等)①。
    由于社会主义生产过程具有直接社会劳动过程和价值创造过程这样的二重性,所以社会主义社会的国民收入,既表现为实物形式,又表现为价值形式。实物形式的国民收入,因产品种类不同,不能用简单相加的办法计算它的总和,但是,我们可以利用价值形式,即按某一年固定不变的价格把它的总和计算出来。这样按某一年固定价格计算出来的国民收入,可以反映出若干年内实物形式的国民收入的增长变化。国民收入是国民经济计划中的一项综合性指标。分析国民收入的增长变化,能够揭示一国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该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变化。
    作为国民收入的那部分社会产品的分配是由什么决定的呢?任何一个社会的产品分配关系,都不能由人们随意选择,
①在资本主义社会,凡是能给资本家带来利润的,都认为是生产行为。因此,本来不创造价值的那部分服务性行业和商业所获得的收入,也被计算在国民收入之内。资本主义社会的国民收入有相当大一部分是虚假的,是被人为地夸大了的。

而是由一定的所有制和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所决定的。有什么样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和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就有什么样的产品分配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所有制的性质一经确定,产品分配关系的性质也就随着确定了。马克思指出:“参与生产的一定形式决定分配的特定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①马克思这里所讲的“参与生产的一定形式”,就是指生产资料所有制和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说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资本家手里,无产阶级没有任何生产资料,只能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遭受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分配关系是,工人只能以工资形式得到仅够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一小部分国民收入;资本家则将工人所创造的绝大部分国民收入以各种形式攫为己有,一部分用于他们的挥霍浪费、荒淫无耻的寄生生活,另一部分又再转化为资本,扩大资本主义的再生产,以榨取工人更多的剩余价值。
    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劳动人民成了生产资料的主人,不再遭受剥削和压迫。与此相适应的分配关系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国民收入,全部属于劳动人民所有,并按照有利于劳动人民的原则,即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进行分配。因此,谈分配问题不能离开所有制和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离开所有制和人们
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8页。

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谈论分配问题,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
    十九世纪德国的拉萨尔、杜林之流,正是脱离生产资料所有制来谈论分配问题的。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好的,只是分配不公平。他们鼓吹用不触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所谓“公平的分配”,来消除劳动人民的贫困。显然,这是一种欺骗劳动人民,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反动理论。马克思在批判拉萨尔派的时候指出:这种“把所谓分配看做事物的本质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那也是根本错误的。”①
    马克思这里批判的错误观点,就是一种“分配决定论”的观点。尽管这种“分配决定论”在一百多年前就遭到马克思的深刻批判,但是外国和中国的新老修正主义者还是经常改头换面地把它搬出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刘少奇拚命宣扬这样一种观点,说什么“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分配问题上”。林彪一伙则鼓吹“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是发展生产的“决定性动力”。这些走资派故意离开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相互关系,把分配当作头等重要的问题提出来,“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是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②,用所谓“分配问题”掩盖所有制和相互关系问题,掩盖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其罪恶目的就是妄图瓦解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在批判“分配决定论”的同时,要看到分配在社会生产中并非是纯粹被动的消极因素。分配由生产所决定,又反作用于生
①②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72年版,第13页。

产,反作用于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反作用于所有制。在社会主义社会,正确处理分配问题,有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

     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

    社会主义社会国民收入的分配,是怎样进行的呢?它先要在生产领域进行初次分配,然后还得进行再分配。由于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具有不同的分配形式,因此,社会主义社会国民收入的分配,呈现出一定的复杂性。
    先让我们来看一看国民收入在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是怎样进行初次分配的。
    社会主义国营企业所创造的总产值,先要扣除生产过程中所耗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剩下的部分便是国营企业工人所创造的国民收入,即企业的净产值。国营企业所创造的这部分收入,直接由社会主义国家按照整个国民经济的需要,先作统一合理的初次分配,分解为职工的工资和社会纯收入(赢利)两大部分。社会纯收入通过企业上缴利润和税金两种形式,集中到国家手里,由国家根据发展国民经济的需要,根据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有计划地分配和使用。
    在我国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中,从总产值中扣除生产过程中消耗掉的那部分生产资料的价值,剩下的部分便是社员在这一年内创造出来的国民收入。我国农村人民公社现阶段实行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也是以生产队为基础,在公社、大队和生产队三级集体经济中分别进行的。某些实行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公社,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则以大队为基础,在公社、大队两级集体经济中分别进行。
    公社各级集体经济所创造的国民收入,经过初次分配,分解为以下几个部分:(一)以税金形式归国家集中使用的纯收入;(二)归集体经济使用的公积金(包括储备粮)和公益金;(三)归社员个人支配的工分收入。
    农村人民公社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涉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三个方面的关系,必须正确处理。正如毛主席教导的:“在分配问题上,我们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对于国家的税收、合作社的积累、农民的个人收入这三方面的关系,必须处理适当,经常注意调节其中的矛盾。”①“我们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②考虑到农业生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要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农村人民公社必须执行“以丰补歉”的原则,丰收年可适当增加一些积累,歉收年适当少留或不留积累,使社员生活稳定,并能逐年有所改善。
    国民收入经过物质资料生产领域中的初次分配,形成了社会主义国家、集体所有制企业以及工人和农民的原始收入。但是,分配还不能到此为止。国民收入在经过初次分配以后,还
  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71页。
②同上。


得进行再分配,以形成第二次收入①。为什么还要进行再分配?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除了工业、农业等生产部门以外,还存在着各种非物质资料生产部门,如文化、教育,卫生部门,一部分服务性行业,以及军队和国家行政管理机关等。这些部门,对于全面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对于改善和丰富劳动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都是十分必要的。这些部门的工作者的劳动,虽然不创造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但也是社会主义社会所需要的劳动。生产部门和非生产部门的工作者相互为对方服务,他们之间事实上存在着相互交换活动的关系。因此,国民收入在经过初次分配以后,还得进行次再分配。非生产部门支付的劳动工资和各项费用,就是通过生产部门所创造的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提供的。
    此外,社会主义社会对于丧失劳动能力的公民,对于烈属、军属、困难户以及生活上没有依靠的老、弱、孤、寡、残疾的人们的生活和教育方面的需要,要给以适当的照顾。同时,社会对职工还要提供免费医疗、困难补助等等。为了保证这些方面的需要,就应有一项社会保证基金。这项基金也要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来建立。
    社会主义社会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主要是通过以下两个途径进行的:(一)国家预算。社会主义国家把通过预算收入集中
①社会主义国家在参与第一次分配中所获得的集中纯收入,将使用在各种用途上,但不是每项支出都形成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例如,国家对国营企业进行生产性拨款,这里不发生所有权的改变问题,没有形成第二次收入,就不属于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范围。

起来的货币资金,再通过预算支出,转变成为非生产部门及其工作者的收入,并被用来满足整个社会集体福利事业日益发展的需要。(二)服务性行业的活动。工人、农民和其他工作者使用他们已经取得的个人收入,来支付服务性行业所收取的费用;一部分服务性行业是不创造价值的,它们将取得的一部分收入,转作工资支出,又成为这一部分服务性行业中工作者的个人收入。
    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在一定程度上还受价格变动的影响。例如,为了缩小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业产品价格上的“剪刀差”,在生产发展的条件下,降低工业品的销售价格,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就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社会主义社会的国民收入,经过分配和再分配,最后分解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归社会主义国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支配,用来扩大再生产和满足社会的其他共同需要;另一部分归劳动者所有,主要是用来满足劳动者个人的需要。这两部分国民收入在使用过程中,最后又归结为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两种用途。
    整个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经过分配和再分配的结果,可列表如下①:
  ①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援助支出,正如国际收支其他项目一样,在国民收入这张分配表上没有得到反映。我们认为,援外支出既不应列入积累基金,也不应列入消费基金,而应该如实地把它叫做“援外基金”。必须从总的国民收入中扣除这笔援外基金,并同时加上或减去由于侨汇、国际贸易等所引起的其他国际收支差额,然后才是国内可以动用的国民收入。国内可以动用的国民收入经过分配和再分配,最后分解为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两大项。援外基金(指贷款部分)付出若干年后,如有归还部分,应同该年其他国际收支项目合并计算,其结果如果国际收入大于支出,就相应增加该年国内可以动用的国民收入,以增加积累和消费。

(转者注:以下是个表格,待编辑)
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产品
国民收入
积累基金
扩大生产基金:用于工业、农业及运输业等生产性基本建设和增加企业的流动资金




非生产性基本建设基金:用于文化、教育、卫生部门,国家行政和国防部门的基本建设以及工农业生产部门的非生产性基本建设




社会后备基金:社会主义国家和企业为了备战备荒,防止再生产过程的意外中断而用作后备的物资储备,如国家的原料、燃料和粮食储备以及人民公社的粮食储备等



消费基金
国家管理基金:用于国家行政管理和国防开支方面的支出




文教卫生基金:用于科学、教育、保健、艺术事业方面的支出




社会主义国家和企业用于劳动保险、公费医疗和社会救济方面的支出




(以上三项基金支出,包括该部门职工的工资支付在内)




生产和流通领域中的个人消费基金:用来支付从事生产和流通工作的职工工资和社员的劳动报酬


补偿已消耗的生产资料


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是劳动人民生产和创造的,在社会主义社会是属于劳动人民所有的。但是,从上表可以看出,属于劳动人民所有,并不是把全部社会产品都直接分配到劳动者个人手里。马克思在批判拉萨尔派鼓吹的“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的谬论时指出,在进行个人消费品分配之前,还要进行各种必要的扣除。当然这些扣除,归根到底也是用来为劳动者谋利益的。“从一个处于私人地位的生产者身上扣除的一切,又会直接或间接地用来为处于社会成员地位的这个生产者谋福利。”①这是跟旧社会的产品和国民收入的分配根本不同的。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要“有折有扣”的分配,也不是说扣留得越多越好,而是应该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兼顾长远利益和眼前利
①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页。

益,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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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个人消费品的分配
    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的历史原因
    个人消费品的分配是在社会总产品作了各项必要的扣除以后进行的。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就科学地预见到在社会主义社会,消费品的分配还不能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还要按照每个劳动者向社会提供的劳动量来进行分配,即实行按劳分配。马克思是这样说明按劳分配的:“社会劳动日是由所有的个人劳动小时构成的;每一个生产者的个人劳动时间就是社会劳动日中他所提供的部分,就是他在社会劳动日里的一分。他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而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分消费资料。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①
    马克思的按劳分配的理论,是在分析了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分配理论和批判了拉萨尔的机会主义谬论的基础上形成的。
    在十九世纪初,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开始提出类似按劳分配的思想。法国的圣西门(1760~1825年)说过,在将来的社会里,每个人的地位和收入应该同他的能力成正比;圣西门的学生由此提出了“按
  ①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页。

能力计报酬,按工效定能力”的原则。和圣西门同时代的另一位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1772~1837年),在他设想的未来社会的基本单位“法郎吉”里,产品部分地也是按照劳动进行分配的。圣西门和傅立叶都把他们初步提出来的按劳分配作为最理想的分配原则。但是,在他们所设想的理想社会里,都还保存着生产资料私有制。圣西门主义者把资本家也算作劳动者,把资本家取得的利润也当作对资本家经营管理企业的劳动报酬;而傅立叶则主张产品除一部分按劳动分配外,另一部分还要按照股份资本进行分配(傅立叶设想,法郎吉的全部收入中,十二分之五按劳动分配,十二分之四按股份资本分配,十二分之三按知识分配)。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空想社会主义者把这种不触动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按劳分配”作为最理想的分配原则,进行了尖锐的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1846年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批判了圣西门主义者的“按能力计报酬”的公式,指出:“共产主义的最重要的不同于一切反动的社会主义的原则之一”就是“人们的头脑和智力的差别,根本不应引起胃和肉体需要的差别;由此可见,‘按能力计报酬’这个以我们目前的制度为基础的不正确的原理应当——因为这个原理是仅就狭义的消费而言——变为‘按需分配’这样一个原理,换句话说:活动上,劳动上的差别不会引起在占有和消费方面的任何不平等,任何特权。”①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既批判了空想社会主义者不触动资本主义基础的所谓“按能力计报酬”的反动性,又指出了“按能力计报酬”这一分配原则本身体现的仍然是资产阶级法权,并且科学地预见到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将实行“按需分配”的原则,但当时尚未提到需要有一个从“按劳分配”到“按需分配”的过渡。1867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第一次提出在推翻资本
①《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37—638页。
主义制度以后,在生产资料公共占有的基础上,劳动时间“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劳动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产品的个人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①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共产主义社会发展两阶段的思想。同时,又一次提出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消费品分配上还不能不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并且对按劳分配进行了精辟的、辩证的分析,一方面指出按劳分配中所包含的权利“仍然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无疑这是一种“弊病”,另一方面又指出:“这些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②。以后恩格斯、列宁都对按劳分配作了进一步的深刻论述。
    社会主义社会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是客观条件决定的。一方面,由于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开始了生产资料和劳动者在全社会或一个集体范围内的直接结合,广大劳动人民的地位和劳动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就为劳动者各尽所能地为社会劳动,创造了经济的政治的前提。另一方面,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因此,还不能实行按需分配,只能实行按劳分配。具体说来,社会主义社会还不可避免地要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是由以下的条件决定着的:第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不很高,社会产品还没有极大的丰富,还不具备实行按需分配的物质条件。第二,旧的社会分工还没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6页。
  ②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12页。   

有消灭,还存在着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本质差别,由这些差别造成的各个劳动者能够向社会提供的劳动,不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也都存在着差别。在个人消费品的分配上不能不承认这些差别,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第三,劳动对大多数人来说,还没有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他们还不能立即“学会不需要任何法权规范而为社会劳动”①;特别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始终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剥削阶级总是通过各种渠道散布“好逸恶劳”、“不劳而获”等丑恶思想,毒害劳动人民。因此,不计报酬的共产主义劳动态度,不可能在短期内普遍树立起来,还不具备实行按需分配的思想条件。马克思指出:“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②所以,社会主义社会还要实行按劳分配原则,也就是说,还必须用劳动作为个人消费品分配的尺度。在分配方面适当地照顾到劳动者向社会提供的劳动的差别,在现阶段比较易于为大多数人所理解和接受,有利于同剥削阶级所散布的“好逸恶劳”的思想作斗争,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按劳分配中的资产阶级法权占统治地位
    “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是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这一原则要求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
  ①《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2页。
  ②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页。

社会成员,应该尽自己的能力为社会工作,而社会则根据各人向社会提供的劳动量来分配消费品。有劳动能力的人而不为社会工作,就没有权利参予消费品的分配。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几千年中,剥削者凭借生产资料的私有,不劳而获地侵占着奴隶、农奴、雇佣工人的劳动成果,过着奢侈淫逸的寄生生活。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也就是实行“不劳动者不得食”的社会主义原则,这是对剥削阶级的一种经济上的强制,迫使他们接受无产阶级的改造,向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转化。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不劳动者不得食”、“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废除了人剥削人的分配制度,这在历史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但是,另一方面,“就产品‘按劳动’分配这一点说,‘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占着统治地位”①。毛主席指出:按劳分配“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②。
    为什么说按劳分配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占统治地位呢?
    首先,按劳分配承认劳动者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以后的那部分劳动,是他个人的劳动。劳动者对自己提供的劳动保留着权利,可以凭借着它参予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同这种情况相联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家庭也就将作为一个消费单位在长时期内存在,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费用的一部分,仍然要由家庭中那些具有劳动能力的人来负担。这就表明,按
①《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1页。
②转引自1975年2月22日《人民日报》。

劳分配仍然没有跳出资产阶级私字的框框。
    在社会主义社会,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这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不可避免的现象。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而来的。在资本主义社会,被剥夺了生产资料而获得了人身自由的工人,只有自己的劳动力是归他所有的。工人要能生存,就必须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给资本家,归资本家去支配。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以后,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开始了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直接结合的新过程。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中,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不受资本家支配的许多个人的劳动力,开始直接当作一个社会的或集体的劳动力来使用了。这样,劳动者的劳动时间也直接成为社会的或集体的总劳动日的一个部分,劳动力已不再是商品。但是,劳动者的劳动还分为两部分:为社会基金进行的劳动和为个人消费基金进行的劳动;后一部分劳动,成为分配个人消费品的尺度。这种情况表明,按劳分配体现的权利仍然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在社会主义社会,知识私有、雇佣劳动等观念的存在,一方面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不可能一下子肃清,另一方面,同资产阶级法权在分配领域占统治地位,也有密切的联系。
    其次,按劳分配体现的平等权利,仍然是事实上不平等的权利。
    在实行按劳分配的情况下,劳动者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领回来。所以,按劳分配通行的仍然是调节商品交换的那个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这种交换原则表面上看起来是平等的,每个劳动者的报酬都以同一的尺度——劳动来计量。但是,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者来说,必然是不平等的权利。第一,各个劳动者的劳动能力有大小,有的体力强些,有的体力弱些;有的文化技术水平高些,有的文化技术水平低些,因此,他们能为社会提供的劳动量是不等的,这就必然造成各个劳动者在实际收入上的差别。第二,即使同等的劳动者提供同等的社会劳动,领取同等的社会产品,但由于他们各自家庭负担的情况并不一样,有的赡养人口多些,有的赡养人口少些,而八级工资制则不管你人少人多。这样,在他们之间也就会出现富裕程度的差别。以同一的尺度应用在情况各不相同的人身上,必然要出现事实上的不平等,这种形式上平等而事实上不平等的权利,就是资产阶级法权。
    可见,按劳分配仍然是局限在资产阶级法权框框内的东西。它是资本主义得以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如果把按劳分配绝对化、凝固化,巩固、扩大和强化资产阶级法权和它所带来的那一部分不平等,那就必然会进一步出现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现象,产生一部分社会成员在按劳分配的外衣下无偿地侵占另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劳动的情况,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就会在这样的基础上很快地产生出来。这一方面,苏联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教训。
    十月革命前夜,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就深刻地阐明了实行按劳分配体现的是资产阶级法权的观点。但是在列宁逝世以后,特别是从三十年代开始,苏联理论界在按劳分配问题上出现了逐渐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倾向,不承认按劳分配体现的是资产阶级法权。
    1933年,苏联发表了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书的原稿。苏联理论界围绕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提出的资产阶级法权问题展开了讨论,在讨论中,有些人认为,谁要是说社会主义社会存在资产阶级法权,谁就是“人民的敌人”。他们否认按劳分配体现的是资产阶级法权,而把它说成是所谓“社会主义法权”,不承认它依然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弊病”。例如,米丁在题为《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和新事物中的残余》一文中说:“资产阶级法权承认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是个人的私有财产。社会主义使它们成为社会财产,因此,资产阶级法权消灭了,不存在了。”柯尔涅也夫在关于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的书评中说:“不能把马克思关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存在‘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只有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才能完全消灭它的原理,理解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法权在起作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法权这个字就其本意来说已消灭了。”经过这次讨论,在苏联对按劳分配的这种错误认识就一直沿袭下来。
    正是在否认按劳分配体现的是资产阶级法权这种错误理论的指导下,苏联自三十年代以来,资产阶级法权在分配方面就逐步得到了扩大。如逐步扩大了工资等级差距,对一部分人实行了高薪制度。在资产阶级法权的侵蚀下,一部分干部蜕化为工人贵族和新资产阶级分子,成为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后来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这个历史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毛主席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一直坚持在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下对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但是,资产阶级法权是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命根子。无产阶级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则一定要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党内资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法权的卫道士。邓小平甚至根本否定按劳分配体现的是资产阶级法权,他说:“现在把什么都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多劳多得是应该的嘛,也叫资产阶级法权吗?”这不仅暴露了他的无知,而且反映了资产阶级法权是党内外资产阶级安身立命的基础。邓小平是党内外资产阶级的总代表,他要保护那些修正主义大官们的利益,保护资产阶级法权这块滋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妄图使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悲剧在中国重演。当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法权举起批判的武器的时候,他就大为恼火,感到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存在的基础动摇了,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的希望暗淡了,因而本能地跳出来向无产阶级发动猖狂进攻。可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是很激烈的,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焦点。
    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中的分配形式
    在社会主义社会,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采用什么具体形式进行个人消费品的分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正确解决,对于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促进入的思想革命化,安排好人民的生活,鼓舞广大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都有很大意义。

        工资,是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中进行个人消费品分配的基本形式。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资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资,由于建立在不同的所有制基础上,因而反映着不同的生产关系。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力是商品。它同其他商品一样,具有价值和价格。工资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掩蔽形式。工人得到的工资总是只能维持自己和家属的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马克思指出:“雇佣劳动制度是奴隶制度,而且社会劳动生产力愈发展,这种奴隶制度就愈残酷,不管工人得到的报酬较好或是较坏。”①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资,体现着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雇佣和被雇佣、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是国家和企业的主人,劳动力已不再是商品。社会主义工资也不再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掩蔽形式,它是国家对工人进行个人消费品分配的一种形式,反映了工人个人和代表整个工人阶级利益的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且,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发展,工人的劳动一方面将创造越来越多的社会基金,工人的工资水平以及由于集体福利事业的发展而带来的整个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也将逐步提高。
    我国解放以来,按照从全国人口出发,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根据“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对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极不合理的工资制度,先后几次作了改革,并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多次增加了职工的工资。目前我国职工
①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页。

的工资水平一般虽然不高,但是就业面扩大了,工资总额增加了,物价长期稳定,集体福利不断增加,因而职工的实际生活水平逐步提高。旧中国那种吃不饱,穿不暖,经常遭受失业威胁的悲惨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但是,工资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国现行的工资制度,一部分还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还有一部分是在五十年代照搬苏联的。要完全改变分配中的不合理状况,正确处理好各种工资关系,要在不断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生活,在提高人民生活的过程中逐步改革。
    社会主义工资的具体形式,主要是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计时工资是以劳动时间作为计算劳动报酬的单位,即在一定时间内,根据所评定的工资等级,发给固定工资。计件工资是以劳动产品作为计算劳动报酬的单位,即根据劳动者完成的产品件数,按照一定的单价付给工资。在我国,这两种工资形式有一个发展过程。一九五八年以前,我国有相当一部分国营企业采用的是计件工资制。但是,计件工资不是个好制度。随着机械化,自动化程度和职工思想觉悟的不断提高,特别是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计件工资体现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消极作用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严重地影响人们相互关系的完善和生产的发展:(1)计件制容易助长不是首先关心集体事业,而是首先关心个人收入的思想,不利于工人政治思想觉悟的提高。(2)计件制扩大工人之间在工资收入上的差距,因而不利于工人内部的团结,容易引起计时工人和计件工人之间、新老工人之间、上一道工序工人和下一道工序工人之间、上一班工人和下一班工人之间的矛盾。 (3)计件制还不利于开展技术革新、生产协作、培养工人的一专多能,等等,因而不利于生产的发展。因此,广大职工在大跃进形势的鼓舞下,对这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进行了冲击,终于在这一年,在绝大多数企业中取消了计件制,改行计时制。只是在少数以手工劳动为主的单位仍然保留着计件制。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资所反映的生产关系虽然跟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资反映的生产关系不同,但是工资范畴及其具体形式,不论是计时工资还是计件工资,都是资本主义社会遗留下来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工资,虽然不再是劳动力的价格,但它却是工人形成个人消费基金的那一部分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货币表现;工人取得这一部分货币,通行的仍然是商品交换的那个原则,形式上的平等掩盖着实际上的不平等。毛主席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①。工资制度的不平等,反映了按劳分配中所体现的资产阶级法权。工资制度、八级工资制就是把这种事实上不平等的权利,用等级制度的形式加以固定下来。
    八级工资制是在生产工人中实行的一种工资等级制度。它按照各种生产劳动的复杂程度和熟练程度,把工资定为八个级别,但不同的工种由于劳动复杂程度不同,最高等级线也不同。例如,车工、钳工等技术工种,最高等级可以到八级,而搬运工和其他普通工种,最高等级只能到三、四级。八级工资制强调工资差距对调动劳动积极性的
  ①转引自1975年2月22日《人民日报》。

鼓励作用。等级越高,级差就越大,每升一级增加的工资额就越多。这样,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之间,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之间,在工资收入上就有比较大的差距。它明显地体现着资产阶级法权。
    八级工资制在我国从1950年开始在东北地区实行。1952年后逐步推广到全国。二十几年来,对于这样一种工资制度作过一些调整和限制,但至今仍在一部分工人中沿用。
    除了工资以外,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定时期和一定条件下,为了表扬那些表现较好的并有一定成绩的职工,也采取发给一定数额奖金的形式。这种形式,更没有跳出“做事是为了拿钱”这个资产阶级的框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不少工厂企业,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热衷于搞奖金制度。正如毛主席指出的:“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①实践证明,如果不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不去提高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而热衷于扩大和强化资产阶级法权,搞物质刺激,在奖金上打主意,把奖金作为调动群众生产积极性的诱饵,那就必然会腐蚀人们的思想,造成工人内部的不团结,使企业走偏方向,滑向修正主义邪路。
    在苏维埃政权建立的初期,列宁曾经主张在一定时间内实行奖金制度(或实物奖励制度)。他在1919年《俄共(布)党纲草案》中说:
①转引自《红旗》杂志1975年第4期。

“在一定的时间内仍要给专家们较高的报酬,使他们工作得比以前不是坏些而是好些,为了同一目的,也不能取消鼓励成绩优良的工作特别是组织工作的奖金制度。”①这里,列宁讲的是在资产阶级专家中实行奖金制度。关于在工人中实行奖励制度,列宁在1920年《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中说:“除了我们坚决执行生产宣传以外,还要采取另一种影响方式,即实物奖励”,“要奖励那些经历了难以估量的苦难之后在劳动战线上仍然表现了英勇精神的人”②。但是,列宁在1921年《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中明确地指出:“关于以一部分工厂产品奖励工人的法令,就是对这种生根于过去而同缺乏信心和悲观失望的心理联系着的情绪所做的让步。在一个不怎么大的限度以内,这种让步是必要的”。怎样来理解当时所作的这种让步的必要性呢?列宁说:“我们过去和现在的让步的必要性,只能从经济的观点、从无产阶级的利益的观点来看,而不能从任何别的观点来看。无产阶级的基本的和最重要的利益,就是恢复大工业和大工业的巩固的经济基础,有了这些,无产阶级才能巩固自己的专政,才能不顾一切政治的和战争的困难,彻底实行专政。为什么我们不得不让步呢?为什么超出应有的限度来了解这种让步是极端危险的呢?这是因为,只是由于粮食和燃料方面的暂时的条件和困难,我们才不得不这样做。”③这就清楚地说明,列宁在当时之所以主张实行奖励制度,是有其具体的历史原因的。当时,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处于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白匪叛乱的威胁之中,国内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工业大幅度减产,农业歉收,粮食、燃料极端缺乏,饥荒和流行病到处蔓延。工厂
①《俄共(布)党纲草案》。《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68页。
②《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1~392页。
③《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列宁全集》第32卷,第401~402页。

工人成份由于大批优秀工人上前线而有了很大的变化。正是在这样严重的形势下面,为了提高工业和农业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增强国防力量,以保卫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作为一种暂时的让步,列宁才提出在一定限度内实行奖励制度。但是列宁强调指出:“起决定作用的是工人阶级的觉悟性和坚定性”,因为这“不但是历史的因素,而且是决定一切、战胜一切的因素。”①由此可见,现代修正主义者离开一定的历史条件,片面地抓住列宁关于实行奖励制度的说法,作为他们实行奖金挂帅的根据,是完全错误的,是根本违背列宁的一贯教导的。他们的目的很清楚,就是妄图把奖金作为腐蚀工人群众,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手段。
    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中的分配形式
    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中的个人消费品分配,同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一样,必须遵循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但是,集体所有制在消费品分配方面还具有不同的特点。
    在集体所有制的我国农村人民公社中,基本生产资料和产品归各个集体所有,它们的全部收入,除向国家纳税以外,其余部分由各个集体自行分配。社员的劳动报酬水平,取决于他们所在集体的生产水平和纯收入水平,这同国营企业由国家统一规定工资标准的情况,是显然不同的。
    我国农村人民公社各个生产队,由于生产、纯收入水平不同,所以劳动报酬水平也就各不相同。从我国当前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广大社员觉悟水平出发,必然要承认公社和公社之
  ①《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6—167页。

间、大队和大队之间、生产队和生产队之间在劳动报酬水平上的差别。
    就一个生产队来说,一年的全部收入,在扣除国家税收、扣除适当的公积金和用于社会保险以及集体福利事业的公益金以后,其余部分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在社员中进行分配。
   当前,我国农村人民公社个人消费品的分配,除了一部分公社和大队办的企业因收入比较稳定而采取工资形式外,都是采取劳动工分的形式,通过评工记分的方法来实现的。
    评工记分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首先按照每个社员的劳动能力和劳动态度的情况划分等级,按级定出每个劳动日的工分,通称“底分”。社员出勤以后,根据“底分”,并参照社员劳动的具体情况,评定工分。目前我国大多数生产队都采取这种方法。另一种是每天只记社员的出勤时间,每隔一个季度、半年或一年进行一次评工;评的时候,先按确定工分的各个等级各树立一个标兵,然后由各人对照标兵,自报自己属于哪一级,最后由大家讨论确定。这种方法是大寨大队创造的,它体现了对资产阶级法权的一定限制,有利于培养社员的共产主义劳动态度。目前我国已有许多生产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采取了这种方法。此外,在某些生产队里,对于某些农活,也有采取按劳动定额记分的。按劳动定额记分就是对各种农活制定出劳动定额,然后根据各种农活的技术要求、劳动强度、在生产中的重要性和季节差别,确定定额的工分标准。社员完成劳动定额的数量和质量后,经验收合格,就可以按照定额的工分标准,计算出应得的劳动工分。实践证明,这种按劳动定额记分的方法同全民所有制经济中的计件工资制一样,资产阶级法权更为严重,它较易扩大社员收入上的差别,不利于社员之间的团结。
    工分是衡量社员在生产队里劳动消耗的尺度,同时又是分配个人消费品的尺度。一个社员从生产队里分得收入的多少,除了决定于所做工分的多少以外,还取决于每个工分的金额(工分值)。每个工分的金额,不是预先规定的,而是根据这个生产队全年收益的多少确定的。年终工分值确定以后,社员就按照工分的多少参加生产队的以货币形式和实物形式相结合的个人消费品分配。
    社员的评工记分,要以大寨大队为榜样,既要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不断提高社员为革命种田的觉悟,反对“工分挂帅”、斤斤计较个人得失;又要体现“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按照社员的劳动情况,承认适当的差别。
    “必须实行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①。男女同工同酬是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对于实现男女经济平等,调动广大妇女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积极性,巩固、发展集体经济,都很重要。那种不加分析地“男的一工得十分,女的不得过八分”的做法,是违背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这是轻视妇女的封建思想在分配上的反映。
①毛主席:《<发动妇女投入生产,解决了劳动力不足的困难>一文按语》。《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第675页。

(整理完成,待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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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解放 发表于 2017-9-20 22:48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三节  必须限制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
    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提倡共产主义劳动态度
    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个人消费品的分配,以及在选择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劳动报酬方法的时候,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提倡共产主义劳动态度。
    什么是共产主义劳动?列宁说:“共产主义劳动,从比较狭窄和比较严格的意义上说,是一种为社会进行的无报酬的劳动,这种劳动不是为了履行一定的义务、不是为了享有取得某种产品的权利、不是按照事先规定的法定定额进行的劳动,而是自愿的劳动,是无定额的劳动,是不指望报酬、没有报酬条件的劳动”①。这种共产主义劳动,在无产阶级成为国家和企业的主人,不再为剥削阶级做苦工,而开始为本阶级工作的时候,便出现了萌芽。
    共产主义劳动萌芽在社会主义社会出现,是人类发展史上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这是彻底摧毁旧世界、建设共产主义新世界的一个极重要的条件。
    十月革命以后,苏联的工人阶级为了保卫苏维埃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响应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发出的“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的号召,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不计报酬是“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运动。列宁对这场运动给予了
  ①《从破坏历来的旧制度到创造新制度》。《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版,第176页。

很高的评价,满腔热情地推进这个运动。列宁把星期六义务劳动看作是工人阶级的一个“伟大的创举”。他指出:“工人自己发起和组织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具有极大的意义。显然,这还只是开端,但这是非常重要的开端。这是比推翻资产阶级更困难、更重大、更深刻、更有决定意义的变革的开端,因为这是战胜自身的保守、涣散和小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这是战胜万恶的资本主义遗留给工农的习惯。当这种胜利巩固起来时,而且只有那时,新的社会纪律,即社会主义纪律才会建立起来;只有那时,退回到资本主义才不可能,共产主义才真正是不可战胜的。”①列宁还大力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愿意忠实于共产主义原则的人,都应该拿出全部精力来帮助解释这个事物并实际地加以运用。”②
    毛主席历来提倡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一再号召我们要学习白求恩同志那种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学习张恩德同志那种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要求我们“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③。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的革命先辈,为了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一无工资,二无福利,每人每天只有五分钱的油、盐、柴菜钱,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进行斗争,工作很努力,打仗
  ①《伟大的创举》。《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页。
  ②《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4页。
  ③毛主席语录。转引自周恩来总理1975年1月《政府工作报告》。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0页。

很勇敢。革命先辈就是靠这种共产主义精神,打败了反动派,建立了新中国。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我国涌现了千千万万忠于共产主义伟大事业的无产阶级战士。张思德、雷锋、焦裕禄、杨水才、王进喜等同志,就是无产阶级战士的优秀代表。他们那种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对革命无限忠诚,为人民鞠躬尽瘁的精神,永远放射着共产主义的光芒,永远鼓舞着我们在继续革命的大道上奋勇前进!
    树立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就要求“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①,同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是资产阶级法权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受到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影响的人,或是把在党和人民培养下掌握的劳动技能和科学文化知识,作为向党和人民讨价还价、争名争利的“资本”;或是在工作中采取“按酬付劳”、“给多少钱、干多少活”的雇佣劳动态度。这种态度正是列宁所严厉批评过的那种“冷酷地斤斤计较,不愿比别人多做半小时工作,不愿比别人少得一点报酬的狭隘眼界”②。如果不同这种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不深刻批判做事为了拿钱的资本主义道德,共产主义劳动态度就不能树立,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
  ①《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1~272页。
  ②《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页。

主义建设就会受到阻碍,共产主义就不可能实现。因此,我们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教育,使越来越多的同志成为多做工作,不计报酬的模范。
    培养和树立共产主义劳动态度的过程,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和两种思想的斗争过程。修正主义者总是用物质刺激来磨灭劳动人民的共产主义精神。勃列日涅夫之流竭力鼓吹“物质刺激”,宣扬“更大的劳动数量,更好的劳动质量,即更熟练、更紧张、更重要或更负责的工作,要用更高的报酬来刺激”。他们叫嚷什么物质刺激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最重要的杠杆”,什么“物质刺激的支出可以得到百倍的回收”,等等。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唱的是同样调子。林彪在黑笔记中亲笔写下了“物质刺激还是必要的”、“唯物主义  物质刺激”、“诱:以官、禄、德”之类的黑话。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前就伙同刘少奇积极地推行物质刺激、奖金挂帅的修正主义路线,胡说“我们革命都靠物质刺激”,“社会主义建成后,就靠物质刺激走向共产主义。”邓小平的这些谬论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了革命群众的严厉批判。但是,当他重新工作后不久,就搞翻案,叫嚷“所谓物质鼓励,过去并不多”,并且在他授意炮制的所谓加快工业发展的《条例》中,又把物质刺激这套货色重新抛了出来。其实,勃列日涅夫也好,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也好,他们这样狂热地鼓吹物质刺激,是妄图把工资、奖金、待遇作为引诱人们成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的钓饵,把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作为腐蚀劳动人民,扩大和强化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培养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反动思想武器。因此,我们必须反其道而行之,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深入批判物质刺激,充分认识在分配问题上的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斗争。
    现代修正主义者所鼓吹的这种物质刺激理论,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英国反动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凯恩斯就直言不讳地说:“在经济活动中,人们所唯一考虑的是个人报酬,没有一个人,不管是企业家或公务人员,会为任何其他理由而做任何事情。”(《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另一个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李特尔也说:“不管理想家如何想法,个人所得确是对于自由经济唯一可能有效的动力。”(《福利经济学评论》)请看,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物质刺激理论同资产阶级这套铜臭熏天的利己主义理论有什么两样呢?
    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描写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时有这样一段话:资产阶级“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①。回过头去同那套“钱能通神”的谬论对照一下,不是可以清晰地看出勃列日涅夫、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复辟资本主义的丑恶嘴脸了吗?
    在社会主义社会,大多数劳动人民是努力工作的,忠实地履行自己对社会的义务。但是,也必然有一些人,工作不很努力,为社会劳动的积极性不够高。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要使广大劳动人民尽其所能地为社会劳动,调动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靠什么?是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加强
①《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3页。

思想教育,还是靠金钱刺激,实行钞票挂帅?这是关系到把劳动人民往哪一个方向引的大问题,是走哪一条道路的大问题。
    马克思主义者历来认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只有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作好思想政治工作,不断地向广大群众灌输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帮助广大群众牢牢树立共产主义劳动态度,才能把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才能不断地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列宁说得好:“要取得胜利,还必须依靠最主要的力量源泉。最主要的力量源泉就是工农群众,就是他们的自觉性和组织性。”①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劳动群众,是一项十分细致的工作,是要长期坚持做下去的工作,是要花费气力的。这样调动起来的积极性,才是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的,才是牢固的,持久的。
    当然,物质刺激有时也可以刺激出一些人的积极性。但是,用物质刺激刺出来的,决不会是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而只能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积极性,是争名夺利的积极性,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如果按照现代修正主义者和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所鼓吹的那一套办理,资产阶级思想势必泛滥,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势必大量地产生出来。这就不但不能促进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复辟。
    有人说,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不是按劳分配吗?为什么又要提倡不计报酬的共产主义劳动态度呢?持有这种疑问的人,显
①《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局的任务》。《列宁全集》第33卷,第49页。

然是把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政策原则,同党的共产主义教育对立起来了。毛主席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就教导我们:“应把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①。“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②把毛主席的这些教导应用到社会主义社会,这就是,既要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用以指导社会主义的实践,又要把这种宣传同社会主义社会实行的政策区别开来。简要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加共产主义思想。表现在个人消费品分配方面,既要实行“按劳分配”,又要对按劳分配体现的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但是,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则不能局限于社会主义政策的教育,还必须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大力提倡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发扬共产主义精神。否则,不仅不能为在将来实现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创造条件,而且也不能做好当前的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工作。
    对“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要作完整的理解,不能把“各尽所能”同“按劳分配”割裂开来。这个原则首先要求各尽所能,即要求每个劳动者尽自己的能力来为社会工作。这就需要在劳动群众中进行长期的、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使
  ①《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杜1967年横排本,第666页。
②《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横排本,第666页。

劳动者同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雇佣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不断提高为革命而劳动的觉悟,自觉地、持久地尽自己的能力来为社会工作。因此,把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同实行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对立起来,是不对的。那种不讲各尽所能,只是片面强调按劳分配,是对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一种歪曲。
    承认差别,反对高低悬殊
    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在劳动报酬上保存一定的差别是必要的。但是马克思主义认为,这种差别体现的是资产阶级法权,一定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决不能无限扩大,造成人们收入上的高低悬殊。
    马克思在总结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的经验时,特别着重地赞扬了公社英雄们所采取的“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①的原则,把它当作公社的一项伟大创举。恩格斯、列宁都非常重视巴黎公社的分配原则,再三强调这条经验。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在列宁的领导下,苏维埃政权曾采取了一系列对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限制的措施。
  ①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5页。
    巴黎公社对工资制度主要作了以下改革;
    一、取消旧国家官员的高额薪金和一切经济特权,规定各市政机关职员的最高薪金每年为六千法郎,相当于一个熟练工人的收入,并规定兼职不兼薪。
    二、提高低级职员和工人的工资,大大缩小工资额的两极差距。如邮政局,原来最低工资(递送员)和最高工资(局长)之间差距为十几倍,经改革后,缩小到三至四倍。

   这些措施主要有:
    一、降低高薪,规定党员不得领取高薪和享有特权。
    苏维埃政权一开始就宣布实行把高额薪金降低到中等工人工资水平的政策。1917年11月规定,人民委员每月最高工资不得超过五百卢布。这同当时熟练工人平均月工资四百至五百卢布大体相当。1919年初规定,人民委员最高月工资二千卢布,当时工人最高工资为一千一百六十卢布,相差不到一倍。
    1920年9月,俄共(布)第九次代表会议规定“党员负责工作人员没有权利领取个人特殊工资、奖金以及额外的报酬”。
    对于资产阶级专家,列宁根据当时条件,曾经主张暂时付给他们高薪。但是列宁指出:“这个办法是一种妥协,是离开巴黎公社和任何无产阶级政权的原则的”①。列宁在采取这项措施时,还一再提醒人们注意这种高工资的腐蚀作用。
    二、缩小劳动人民内部的工资等级差距。,
    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多次强调,要使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薪金和工资的数额趋于拉平。1919午1月,工人工资等级表中最低和最高工资之比为1/1.75,1920年4月为1:2,个别部门为1:2.8。
    毛主席一贯提倡发扬党的密切联系群众,和群众同甘共苦的光荣传统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反对对少数人实行高薪制度。
    在革命战争年代,毛主席就指出:“红军人员的物质分配,应该做到大体上的平均”,“但是必须反对不问一切理由的绝对
①《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2页。

平均主义”①。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直到全国解放初期,我们党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军队内部一直实行大体平均的供给制。毛主席一贯主张,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当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我国曾几次降低高级干部的工资,多次提高低级别工人的工资,密切了党群关系,进一步调动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积极性。
    在社会主义社会,如果在分配上不是限制而是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如果对少数人实行高薪制度,那末,就会使这些少数人处于既得利益的特权地位,他们就容易脱离群众,脱离革命,甚至反对继续革命。正如毛主席所教导的:“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②一这些大官们,有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对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有反感。在社会主义社会,如果在分配上不是限制而是扩大资产阶级法权,还必然会反过来影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巩固。从分配方面扩大差别,在一定条件下瓦解公有制经济的现象,在历史上是曾经发生过的。原始公社的解体,就是如此。恩格斯指出:原始公社“如
  ①《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横排本,第89页。
②转引自1976年5月l6日《人民日报》。

果成员之间在分配方面发生了比较大的不平等,那末,这就已经是公社开始解体的标志了。”“随着分配上的差别的出现,也出现了阶级差别。”①苏联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瓦解,也是同少数人在分配方面通过某种合法及大量非法的途径占有越来越多的商品和货币联系在一起的。今天,以勃列日涅夫为总代表的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拿着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五花八门的个人津贴,他们吸工人、农民的血,收入要高于一般工人、农民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原来掌握在劳动人民手中的生产资料已经成为他们剥削劳动人民的资本,而按劳分配则已成为他们按资本和权力进行分配的一个外壳。
    据报道,在苏联国营企业中,工人每月工资目前一般在一百卢布左右,那些被认为没有技术的勤杂工仅有六十卢布。而经理、厂长、总工程师等人的基本工资为三百至五百卢布,加上兼职工资、附加工资和奖金,甚至可达一千卢布以上。在“集体农庄”中也是如此,大田作业的庄员每月收入仅为四十卢布左右,而一般农庄主席每月报酬是二百五十至三百卢布,有的达到五百八十卢布,加上奖金和外快,甚至高达一千多卢布。
    至于全国最大的一小撮垄断资产阶级和精神贵族的工资就更高了。在党政机关,部长级工资从七、八百卢布到二千卢布。在军队系统,军长工资一千卢布,集团军司令一千四百卢布,方面军司令一千八百卢布。除工资外,还领取额外薪金和补贴,享有各种特权。在文教科技界,研究所所长的工资在一千至一千五百卢布以上,此
①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笫187页。

外还有大量其他报酬,如挂名差事的津贴、稿费以及其他合法、非法收入。
    苏联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和普通劳动者之间在收入上的巨大差距,决不是什么“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之类的诡辩掩饰得了的,而是极其残酷的阶级剥削的表现。列宁指出:“通常所说的阶级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是说,允许社会上一部分人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①在今天的苏联,分配制度的实质就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占有广大劳动人民的劳动。谁的地位越高,权力越大,支配的资本越多,谁占有别人的劳动也就越多。
    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正确地贯彻个人消费品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逐步地限制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促进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巩固,保证无产阶级的党和国家永不变色。在这方面,要承认个人消费品分配方面的一定差别,但更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限制收入差别的扩大,防止借按劳分配之名,行资本主义剥削之实。
    限制按劳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防止收入差别的扩大,具体说来,应正确处理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第一,干部和群众的分配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工农劳动群众掌握了生产资料,是国家和企业的主人,而“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②,干部应该密切地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全心全意地为
①《青年团的任务》。《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52页。
②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44年12月16日延安《解放日报》。

人民服务。显然,干部和群众在分配上高低悬殊,同这种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是不相容的,它必然会引起干群关系的对立。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干部的工资问题时,应遵照革命导师的历来教导,注意贯彻巴黎公社的分配原则,逐步缩小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个人收入的差距,并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这对于他们密切联系群众,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防止“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①,防止占有他人劳动的特权阶层的产生,有着重要意义。
   第二,知识分子和工农之间的分配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定时期,无产阶级为了团结、改造从旧社会过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使他们为社会主义国家工作,允许保持他们在历史上形成的较高工资,但这是一种赎买,是一种临时性政策措施,不应成为分配上的一项原则。恩格斯说:“在私人生产者的社会里,训练有学识的劳动者的费用是由私人或其家庭负担的,所以有学识的劳动力的较高的价格也首先归私人所有:熟练的奴隶卖得贵些,熟练的雇佣工人得到较高的工资。在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里,这种费用是由社会来负担的,所以复杂劳动所创造的成果,即比较大的价值也归社会所有。”②目前在我国,培养知识分子的费用的一部分已经由社会来负担了,
①恩格斯:《<法兰西内战>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5页。
  ②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1页。   

并且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这部分由社会负担的费用所占比重将越来越大。因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的工资水平略高于工农的收入水平,虽然还难以完全避免,但是,如果有人想借此领取过高的工资,则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第三,工农之间的分配关系。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在我国,农民又占全部人口的多数,因此正确地处理好工农之间的分配关系,十分重要。在确定工人工资的标准和工资提高的幅度时,要同时考虑到职工的工资收入同农民的实际收入之间的关系。工人和农民在两种不同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劳动,在生产技术和劳动生产率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别;这种客观存在的差别必然会给工人和农民的收入水平带来一定的差距。但是,这种差距要逐步缩小,否则就会影响到工农联盟的巩固,影响到“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的贯彻执行。
    第四,工人内部的分配关系。工人的劳动,在技术水平、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等方面是不同的,因而在确定工人的工资标准时,要体现合理的差别,但要反对差别过大,以利于工人内部的团结。要逐步改革那种门类多、级差大的工资制度。
    第五,农民内部的分配关系。在处理农民内部的分配关系时,也要根据农村分配制度的特点,选择合适的评工记分方法,并采取一些适当措施,防止在分配中扩大收入上的差距。一些人民公社的经验表明,要支援穷队搞好革命,提高生产,并对那些劳力少的社员家庭,在派工中给予适当的照顾,以利于缩小分配上的差别。
  
    在我国,农村人民公社社、队办的工业中,如何处理好社、队企业人员的分配,也是一个重要问题,如果处理不好,造成人民公社内部务工社员和务农社员在个人收入上的过大差距,那就会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之外,又在农民内部造成一个新的“工农”差别,从而影响务农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因此,在确定社、队工业中务工社员的收入水平时,应该使它大体上同各该公社或大队的务农社员的收入水平接近。
    上海市上海县社、队工业的劳动报酬形式有三种:(1)工资制。1970年以前进社办工厂务工的社员一般都实行固定工资制;1974年这部分务工社员平均收入(包括伙食补贴)比务农社员收入高53%。(2)评工记分制。为了缩小务工社员和务农社员收入上的差距,1970年和这一年以后进社办工厂的社员,大多实行评工记分制,即按全公社的平均工分值在社办企业里领取报酬。1974年这部分务工社员全年每人平均收入(包括伙食补贴),比全县务农社员平均收入高39%,这样,收入上的差距比以前缩小了。队办工厂也大都实行这种分配办法。(3)回队分配制。实行这种分配办法的社、队工业,将务工社员的劳动报酬拨交所属生产队作为集体副业收入,务工的社员除了可以得到一定补贴以外,同务农社员一样参加所在生产队的分配。
    在处理个人消费品的分配上的各种关系时,应反对高低悬殊,差别过大,但同时也要反对绝对平均主义。毛主席早在四十多年前就明确指出:“绝对平均主义不但在资本主义没有消灭的时期,只是农民小资产者的一种幻想;就是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的分配也要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和工作的需要,决无所谓绝对的平均。”①绝对平均地分配个人消费品,既不是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也不是共产主义分配原则,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创造条件,逐步扩大按需分配因素
    在社会主义社会,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必须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但这绝不是说,可以把体现着资产阶级法权的按劳分配原则加以绝对化、凝固化。恩格斯在一八九〇年评论当时德国党内关于分配方式问题的辩论时说过;“在所有参加辩论的人看来,‘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不断改变、不断进步的东西,而是稳定的、一成不变的东西,所以它应当也有个一成不变的分配方式。但是,合理的辩论只能是:(1)设法发现将来由以开始的分配方式,(2)尽力找出进一步的发展将循以进行的总方向。”②这个社会主义社会消费品分配方式的进一步发展将循以进行的总方向,就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因此,我们在正确执行按劳分配原则,限制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同时,要为逐步扩大共产主义按需分配的因素和最终消灭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而努力。
    “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的原则取消了以劳动作为分配消费品的尺度,完全否定了凭借个人体力和智力的优越
  ①《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横排本,第89页。
  ②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8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5页。

条件获得较多消费品的天然特权,消除了人们在生活富裕程度上的差别,“从形式上的平等转到事实上的平等”①。一句话,就是完全取消了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共产主义社会在消费品分配中实行的就是这样的原则。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不读书、不看报、不懂马列,居然也妄谈起共产主义的分配来了。他说什么:“到了共产主义什么工作最重要?管娃娃最重要,保育员的待遇要比大学教授还高。”这岂不是说到了共产主义,在分配方面还存在着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吗!这同杜林在他的“经济公社”中还保留着“推小车者”和“建筑师”之类的旧的分工,真是如出一辙。
    “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是共产主义社会实行的原则,但是按需分配的萌芽已经在社会主义社会出现了。在今天,社会主义国家举办的公共福利事业,如对职工实行劳动保护、公费医疗制度,对于老年职工实行退休制度,对于丧失劳动力和因家庭负担过重而生活特别困难的人,由国家或集体给予补助和照顾,等等,都已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共产主义按需分配的因素。一九七三年,我国全民所有制范围内的保健福利开支,已占全国工资总额的百分之十八。虽然目前这部分所占比例还不大,但它在一定程度上越出了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框框,体现了社会主义消费品分配方式发展的总方向。马克思说过,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
    ①《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杜1972年版,第257页。

“将会立即显著增加,并将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增加”①。为着发展集体福利事业,扩大按需分配因素,国家或集体在增加个人收入时,要考虑到集体福利基金的增加,把两者结合起来,并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逐步提高集体福利基金的比重。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运动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是极其深刻的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这些波澜壮阔的革命群众运动中,涌现了一大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广大干部进五·七干校,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工农兵理论队伍成长壮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农兵上大学和教育革命,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的茁壮成长等等,这些具有共产主义萌芽的新生事物,从各个方面冲击着旧的社会分工,不断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同样也为分配领域的变革创造着有利条件。在教育革命中,辽宁朝阳农学院和由上海机床厂首创的七·二一工人大学中的工农兵学员,都是从生产实践中来的,毕业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同工人、贫下中农划等号,保持同工人、贫下中农差不多的生活水平。这一教育领域的革命,不仅大大有利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而且还为缩小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在劳动报酬上的差距和扩大按需分配的因素创造了条件。合作医疗的出现既有利于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的面貌,也在一个集体的范围内增加了某些按需分配的因素,从一个方面缩小了工农之间在分配上的差别。林彪、邓小
  ①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页。

平等党内资产阶级恶毒诬蔑和攻击这些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这是他们力图维护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反动面目的大暴露。我们要进一步深入开展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让更多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破土而出,并热情支持它们茁壮成长,以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努力创造条件在消费品分配方面逐步增加按需分配因素,以便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逐步实现由按劳分配向按需分配的过渡。
    “分配方式本质上毕竟要取决于可分配的产品的数量,而这个数量当然随着生产和社会组织的进步而改变,从而分配方式也应当改变。”①这就是说,分配方式直接决定于生产方式的性质,但归根到底决定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从根本上否定了剥削关系,从而大大缩小了分配方面的不平等,但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不很高,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还存在资产阶级法权,因而还不能从根本上消灭这种不平等。为着彻底消灭几千年来分配方面的不平等,必须消灭阶级,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两个方面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并且在无产阶级政治的统帅下,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推动下,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为逐步缩小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为提供越来越丰富的产品,逐步扩大按需分配范围创造必要的条件。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从按劳
①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8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5页。

分配到按需分配的过渡,也要经过一个逐步增加按需分配因素和逐渐减少按劳分配因素,最后完全以按需分配代替按劳分配的发展过程。完成这个过程,需要经历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很长的历史阶段。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指明,共产主义社会一定要到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一定要实现!
(本节整理完毕,待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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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解放 发表于 2017-9-20 22:48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十一章社会主义积累和扩大再生产
第一节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比例关系

马克思的再生产公式

    任何一个社会都不能停止消费,从而也就不能停止生产。把社会的生产过程当作一个连续的、不断更新着的过程来观察,它就是一个再生产过程。
    社会再生产既是产品的再生产,也是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在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中,不仅会再生产出共产主义因素,而且会再生产出资产阶级法权。社会主义再生产的过程是一个受一定规律支配的运动过程。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受哪些客观规律的支配?共产主义因素和资产阶级法权怎样被再生产出来,它们之间怎样展开矛盾和斗争?怎样正确处理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比例关系,以及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这些都是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经常环绕着再生产问题展开;国民经济的计划工作,也只能建立在对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深刻理解的基础上。因此,对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的研究,无论在理论方面或是在实践方面,都具有重大意义。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实行商品制度的条件下,再生产中十分重要的问题是,生产过程中已经消耗掉的东西,需要从价值上和从实物上得到相应的补偿。用通俗的话说,就是要卖得出,买得进;否则,就不可能继续进行再生产。例如,织布过程中要消耗棉纱、磨损织布机(即要消耗物化劳动),此外,还要消耗工人的活劳动,这些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为了使织布过程能够继续进行下去,需要把布匹按它的价值销售出去,这是从价值补偿方面说的。同时,为了使织布过程能够继续进行下去, 还需要买进已经消耗掉的棉纱和织布机,买进为了维持工人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消费资料,这是从实物补偿方面说的。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时候,为了说明一年内已经消费掉的东西怎样从实物上得到补偿,首先按照实物最终用途的不同,把社会生产划分为生产生产资料的第一部类(I)和生产消费资料的第二部类(Ⅱ)这样两大部类;第一部类的产品是用于生产消费的,第二部类的产品是用于生活消费的。然后为了说明已经消耗掉的东西怎样从价值上得到补偿,又把社会产品按价值形式区分为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和剩余价值(m)三个组成部分;体现不变资本(c)的那部分价值应该用来补偿生产资料的耗费,体现可变资本(v)的那一部分价值应该用来补偿工资的支出,体现剩余价值(m)的那一部分价值被资本家占有,其中一部分用作资本家个人消费,另一部分用于资本主义积累,扩大再生产,扩大对工人的剥削。依据马克思的理论,社会产品按实物形式和按价值形式这样两种不  

①为了不使所要分析的问题复杂化,这里假定全部不变资本在一年内都消耗掉,它的价值全部转移到该年的产品上去。

同的划分,可表示如下:
    第一部类一年内所生产的生产资料的价值是:
    I(c+x+m)①;
    第二部类一年内所生产的消费资料的价值是:
    Ⅱ (c+v+m)。
  社会再生产要能够继续进行,既然必须使生产中消耗掉的东西从实物和价值两种形式上得到补偿,那就要求在生产之后必须进行交换。社会产品的交换是按照以下三条途径进行的:
   首先,第一部类产品在第一部类内部各个部门之间进行交换。例如,燃料工业部门把煤炭和石油供给机器制造部门,后者则把机器设备供给燃料工业部门,等等。
  其次,第二部类产品在第二部类内部各个部门之间进行交换。例如,农民种的粮食供给织布厂工人,而织布厂工人织的布供给农民,等等。
   最后,第一、第二两部类的产品在两大部类之间进行交换。例如,机器制造部门生产的各种农业机器,供给农业部门用来补偿损耗或用来扩大再生产;而农业部门生产的粮食、生猪、蔬菜等产品,供给机器制造部门职工消费,等等。  
     通过以上三种交换,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的关系可能出现以下两种不同的情况:
   第一种情况,生产资料的生产不多不少,刚好用来补偿已经消耗掉的生产资料。
     例如:
     I(4000c+lOOOv+lOOOm)=6000  

    Ⅱ(2000c+500v+500m)=3000
    这里,两大部类的关系用公式来表示,就是:
    I(c+v+m)=Ic+IIc
    这个公式表明,等式左端代表第一部类能够提供多少生产资料,等式右端代表两大部类一共消耗了多少生产资料。这两个数字相等,就表明生产过程可以在原来的规模上继续进行下去,或者说,我们就有了一个简单再生产的条件。如果我们再从上面等式的两端各去掉一个Ic,就变成了这样一个更加简单的公式:
    I(v+m) =Ⅱc
    这里,等式左端表示第一部类除了满足本身需要以外,还有多余的生产资料可卖给第二部类使用;等式右端表示第二部类除了满足本身需要以外,还有多余的消费品可卖给第一部类使用。这个等式I(v+m)=Ⅱc,反映了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第一和第二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关系,是简单再生产条件的另一种表达方法。
    第二种情况,社会生产的生产资料的总产值,除了供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企业维持简单再生产的需要以外,还有剩余。
    例如:
    I(4000c+1000v+1000m) =6000
    Ⅱ(1500c+750v+750m) =3000
    这里,两大部类的关系用公式来表示,就是:
    I(c+v+m)>Ic+Ⅱc,或
    I(v+m)>Ⅱc


这个公式表明,已经有了多余的生产资料,可以把它们使
用到追加的生产消费上去。这样,就具备了扩大再生产的前提
条件。
马克思关于把社会产品按实物形式和按价值形式所作的两
重划分,以及有关再生产的公式,对于社会主义再生产的分析同样是有效的。布哈林在十月革命以后曾经提出一种谬论,认
为:随着商品的消灭,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就告终了。列宁驳斥
说:“不对。甚至在纯粹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不也有Ⅰv+m和Ⅱc的关系吗?”①列宁认为,即使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那时没有商品生产,但是,仍须把社会生产划分为两大部类,并把耗费在生产上的社会必要劳动(虽然那时不再表现为价值)划分为c、V和m三个部分,以便正确计划和安排两大部类之间的比例关系。因此,马克思的再生产公式,即使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也仍然是适用的。社会主义社会既然仍然实行着商品制度,那末,这个公式的仍然有效,就更不用说了。
   但是,社会主义再生产和资本主义再生产有着不同的性质和特点。在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关于再生产公式中的c原来代表不变资本,现在用来代表生产资料补偿基金,V原来代表可变资本,现在用来代表新创造的价值中归工人和农民支配的个人消费基金;m原来代表归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现在用来代表新创造的价值中归社会和集体支配的那部分社会纯收入。

  ①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页。列宁在这里提到Iv十m,就是马克思再生产公式中的Ⅰ(v+m)。
    社会主义再生产和资本主义再生产遵循不同的规律发展。资本主义再生产要遇到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同生产社会性的对抗性矛盾,扩大再生产要被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所打断。当危机爆发时,尽管生产资料堆积如山,完全具备有I(v+m)>IIc的条件,但是,资本家却因无利可图,不肯把它用来扩大再生产,连简单再生产也不能维持,表现为生产下降。社会主义再生产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再生产的特点,是不间断的高速度的扩大再生产。
    社会主义再生产,受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支配。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开始有可能自觉运用马克思的再生产公式,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作有计划的安排。
    依据马克思的再生产原理,简单再生产是扩大再生产的起点和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必须在优先满足简单再生产需要的基础上,去安排扩大再生产。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工作部门先要根据简单再生产公式I(c+v+m)-Ic+llc的要求,进行调查统计,计算出第一部类能生产多少生产资料,两大部类维持简单再生产一共要消耗掉多少生产资料,进行比较分析,使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能够大致趋于平衡;经过这样平衡以后,有多余的生产资料,表明已具备I(c+v+m>Ic+llc这一扩大再生产的条件,才能用来安排扩大再生产。有多少多余的生产资料,就为安排多大规模的扩大再生产规定了一个相对的界限。如果在这个界限内,不去充分利用可以利用的物资和潜力,去计划和安排扩大再生产,那末,本来可以实现的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就得不到实现。反之,如果越过这个界限,不顾首先满足简单再生产的需要,而去搞扩大再生产,那末,就会侵占本来要用于简单再生产的生产资料,从而有损于简单再生产的进行。例如,配件一般是用于简单再生产的。一部机器的某个配件损耗了,需要新的配件补偿,才能把简单再生产继续下去。但是,如果搞产值挂帅、利润挂帅,认为生产配件的产值低、耗工大,不去生产那些用来维持简单再生产的配件,那末,配
件在损坏以后得不到补充,主机就无法开动,只好放在那里睡觉,造成社会财富的浪费。又如,如果越出前面提出的那个界限,去安排扩大再生产,拉长基本建设战线,那末,就会造成生产资料供不应求的现象,使本来可以在短期内建成投产的项目,因缺少生产资料而不能及时建成投产。这对于在保证简单再生产的基础上,有计划地扩大再生产,是不利的。
    马克思关于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学说,是理论上的高度概括,对实践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我们要组织扩大再生产,单有货币资金是不够的,还要有相应的物资保证。扩大再生产需要有追加的生产资料,生产资料从何处取得?扩大再生产的某些情况下要适当增加一些工人,由此引起的要增加的消费资料又从哪里来?所有这些,都是在制订和执行计划时必须要加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生产资料生产较快增长的规律

    在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第一部类的增长通常要比第二部类  的增长快,存在着生产资料生产较快增长(或叫做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客观规律。
    生产资料生产较快增长的规律,无论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都是发生作用的。
    在1868年到1900年的三十二年中,美国生产资料的生产增加了二点四倍,而消费资料的生产只增加了一点九倍。在1900年到1929年的二十九年中,美国生产资料增长了一点三倍,而消费资料生产只增加了60%。在1781年到1913年的一百三十二年中,英国生产资料工业的生产每年平均增长3.4%,而消费资料工业每年平均只增长
2.4%。
    在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时期,同样呈现出生产资料生产较快增长的趋势:1929年到1932年期间工业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28.6%和11.7%;1933年到1937年期间,各为19%和14.8%; 1938年到1940年期间,各为15.3%和10%; 1941年到1950年期间,各为7.4%和2.1%。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生产资料生产的较快增长,更为显著。从1949年到1959年的十年期间,我国工业总产值增长了十点八倍,其中生产资料的生产则增长了二十六点一倍。
    为什么生产资料的生产必然要比消费资料的生产增长得快呢?这是因为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以同等数量的活劳动推动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料的必然结果。马克思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正是在于:活劳动的份额减少,过去劳动的份额增加,但结果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总量减少;因而,所减少的活劳动要大于所增加的过去劳动。”①马克思的这段话,实际上已经说明了生产赉资料生产较快增长的必然性,因为随着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生产每一单位产品要消耗的活劳动和劳动总量
虽然都在减少,但它消耗的“过去劳动。即生产资料反而在不断增大。这样,生产资料的生产必然要比利用这种生产资料来生产的那些产品增长得快些六如果要生产的产品是消费品,那就是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快于消费品生产的增长。如果所要生产的产品是生产资料,那末,用来制造这种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又必然要比那些用来制造消费品的生产资料增长得更快有一种看法,以为I(v+m)>llc这个公式,就已表明要求生产资料生产的较快增长。这是一种误解:第一,把两件不同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90页。
② 举例说明如下表:单位产品劳动耗费由第一年的100降低到第五年的80,其中所耗费的生产资料却由50上升到70,这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典型现象。第(4)栏的实物量也是假设的,它的增长速度不影响这里要说明的问题。按照以上数字计算,产值增长了1.4倍(为简化计,假设1单位劳动凝结为1单位价值),而所耗生产资料却要求增长3.2倍。
年别
单位产品劳动耗费
产量
所耗生产资料总值
6=2)×(4
活劳动(1
生产资料
(物化劳动)
2
共计
3
实物量
4
产值
(5)=3)×(4
1
50
50
100
100
10,000
5,000
2
40
55
95
150
14,250
8,220
3
30
60
90
200
18,000
12,000
4
20
65
85
250
21,250
16,250
5
10
70
80
300
24,000
21,000
共增长
1.4
3.2

的事混为一谈丁。l(v+m)>llc和生产资料生产的较快增长,虽然都涉及两大部类的关系,但说的却不是一件事。前者说明要扩大再生产,就必须在补偿简单再生产所消耗的生产资料以后,还要有多余的生产资料;后者说明的,则是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速度,应快于消费资料生产的增长速度。第二,这两件不同的事情,也没有必然联系。要使I(v+m)由等于IIc,转变为大于IIc,就要求生产资料的生产有一个较快的发展,这是极其明显的;但是,I(v+m>IIc的关系一经建立起来以后,要继续满足这样一个扩大再生产的条件,就不再要求生产资料一定要比消费资料增长快了,它们按同样速度发展也是可以的,好比一个人已跑在另一个人的前头,要继续维持这个前后差距,并不要求跑在前面的人跑得更快一样。列宁在谈到I(V+m)>IIc时,明确指出: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第二十一章中所提出的扩大再生产公式和所举例证来看,“根本不能得出第一部类比第二部类占优势的结论,因为这两个部类在这里是平行发展的”①。第三,这两件事情的依据也是不同的。I(v+m)>IIc是任何类型的扩大再生产②的要求;而生产资料生产的较快增长,则只是由技术进步这一条件所决定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第二十一章中对扩大再生产的分析,撇开了技术进步这一条件;所以,在那里尽管也必须具有I(v+m)>Ilc这一条

  ①《论所谓市场问题》。《列宁全集》第1卷,第69页。
  ②扩大再生产有两种类型;一类叫做“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就是技术水平不变,
靠增加生产工人和生产设备来实现的扩大再生产。另一类叫做“内含的扩大再生产”,
那就是依靠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实现的扩大再生产。参阅马克思:《资本论》
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192页和第356页。

件,但却没有提出生产资料生产比消费资料生产增长较快这样问题。把I(v十m)>llc J司生产资料生产的较快增长混为一谈,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则是有害的。因为,如果认为,I(v+m)>llc就算是满足了生产资料生产较快增长的要求,以此作为根据去制订计划和安排生产,其结果虽然也能实现扩大再生产,但却不能满足由于技术进步所引起的对生产资料的追加需要,那就会阻碍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就不能保证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应有的高速度。
    列宁对生产资料生产增长较快这一规律的意义,作过极其深刻的阐述:“生产资料增长最快这个规律的全部意义和作用就在于:机器劳动的代替手工劳动(一般指机器工业时代的技术进步)要求加紧发展煤、铁这种真正‘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的生产。”“技术愈发展,手工劳动就愈受排挤而为许多愈来愈复杂的机器所代替,就是说,机器和制造机器的必需品在国家全部生产中所占的地位愈来愈大。”①这就是说,要在技术不断进步的条件下实现扩大再生产,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  特别是要加紧发展象煤、铁这类用来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的生产。因此,大打矿山之仗,就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只有大打矿山之仗,才能使炉子吃饱,炼出更多的铁和钢;使轧钢设备得到充分利用,轧制出各种钢材。然后各类机床才有加工的对象,才能制造出更多更好的机器设备,用以代替手工劳动和更新陈旧的机器设备,才能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大大加快

①《论所谓市场问题》。《列宁全集》第1卷,第88页。


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
    生产资料生产较快增长这一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发生作用,有它自己的特点。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只是为了剥削工人,为了在激烈竞争中战胜对手,追求最大利润,才不得不采用新技术。在那里,生产资料生产较快增长的规律,是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发生作用的。经济危机一来,工厂倒闭,或被迫减产,生产资料的生产又往往“优先”减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生产较快增长的规律发生作用,有比资本主义制度下更为广阔的场所。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经济危机。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是社会和企业的主人,为了彻底战胜资本主义,加快社会主义建设,他们十分重视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虽然存在阻碍技术进步的资产阶级和旧的习惯势力等社会力量,但是,通过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同它们进行斗争并取得胜利,社会主义国家就能够自觉地认识和运用生产资料较快增长的规律,有计划地安排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比例关系,以保证生产资料生产的较快增长。

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离不开消费资料生产的增长

    社会主义国家编制国民经济计划,必须考虑到生产资料生产较快增长这一规律的客观要求,但是,这并不是说,制造生产资料的第一部类可以不受生产消费资料的第二部类的制约,可以脱离第二部类孤立地发展。
    先从生产资料的去路来看,第一部类的较快增长,不能脱离第二部类的相应发展。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虽然有相当大一部分生产资料并不直接用来生产消费品,而是用在第一部类内部,例如:煤炭企业把煤炭供应给钢铁企业,后者把铜铁供应给机械制造业,而机械制造业又把机器供应给煤炭企业和钢铁企业,如此等等。在第一部类内部相互交换产品这个限度内,第一部类的发展的确具有相对独立性;也就是说,即使没有个人消费的增长,没有生产消费资料的第二部类的相应发展,第一部类也可以在一定限度内实现扩大再生产。但是,生产资料终究不是为它自身而生产的。生产资料的生产,归根到底,是用来生产消费资料的。如果没有第二部类的相应发展,第一部类的产品到头来就将没有销路,也就不可能继续得到更大的发展。
    再从对消费资料的需要方面看,同样可以看出第一部类的较快增长,不能脱离第二部类的相应发展。因为,第一部类的发展,不仅需要增加生产资料,而且也需要增加工人,增加消费资料。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要求的一个方面,就是在生产不断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即使第一部类不增加工人,也需要追加消费资料。在第二部类从事生产的广大工人和农民生活的逐步改善,同样也要对消费资料提出新的要求。所有这些,都要依靠第二部类的发展来解决。
    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存在着相互对立、相互依存和相互促进的关系。正确处理好这种关系,对于社会生产高速度地、健康地向前发展,具有重大作用。但是,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才具有这样一种现实可能性:把生产资料生产的较快增长和消费资料生产的相应发展这两个方面正确地结合起来,促使扩大再生产健康地向前发展。
    在帝国主义国家,  由于垄断资产阶级攫取高额利润和追求世界霸权,军火工业恶性膨胀,第一部类所提供的大量生产资料,不是用来生产生活消费品,而是用来生产军火。军火生产本身,如大炮、坦克等的生产,不提供生产资料,不属于第一部类;同时,也不提供生活消费品,但提供军用物资,用于战争消费,因而它构成为第
二部类的一个特种部门。军火工业恶性膨胀的结果,使两大都类关系复杂化,社会生产畸形发展,生产发展速度必然下降。例如,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在1956~1975年间,大肆扩军备战,军费占国民收入的比重,1960年为13%,1970年为17%,1975年上升为20%,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法西斯德国和日本,以及第二次世界
大战以后侵越战争时期的美国(他们那时的军费开支也未超过国民收入的12%)。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大肆扩军备战的结果,挤掉了农业投资,而工业投资的主要部分则用于同军火生产有关的部门,在工业投资中用于生活消费品生产方面的还不到15%。结果给扩大再生产造成严重破坏,工农业产值的增长率越来越低。苏修第九个五年
(1971~1975年)计划所规定的国民收入、工业产值、农业产值的增长率,比第六个五年(1956~1960年)计划分别下降了36%、28%和69%。在196 5~1975年的十一年中,有七年农业是减产的。苏修工农业生产一团糟,主要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恶果,而军火工业的恶性膨胀则加速了这一恶化过程。
    社会生产划分为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两大部类,这是理论上的概括,而现实的生产则是按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来划分和组织的。农、轻、重同社会生产两大部类是什么关系呢?农,轻、重是根据各物质生产部门在劳动对象和生产方法等方面的不同特点划分的,而社会生产两大部类则是按照产
品最终用途的不同划分的,它们之间既有区别,又有密切的联系,因为,农业和轻工业虽然也提供部分生产资料,如经济作物、工业用纸和工业用布等,但它们主要是提供消费资料。重工业也提供一部分消费资料,如民用煤,民用电等,但它主要是提供生产资料。因此,安排好农、轻、重之间的比例关系,既能照顾到极为复杂的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又能基本上反映社会生产两大部类比例关系的要求。
    依据生产资料生产增长较快的规律的要求,就要安排较多的资金和物资,投放在重工业的发展上,这同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是不矛盾的。因为后者说的不是资金和物资的分配要使农业和轻工业占最大的比重,而只是说资金和物资的安排,要先保证农业和轻工业的需要,然后根据农业和轻工业可能发展的状况,安排重工业。但由于重工业主要是制造生产资料的部门,必然要有较快的发展,所以,这样安排的结果,重工业在资金和物资的分配中所占的比重,仍将超过农业和轻工业。
    依据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离不开消费资料生产的增长的原理,就要求按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次序来安排国民经济计划。搞农、轻,重,还是搞重、轻、农,是关系到能否正确处理社会生产两大部类关系的重大原则问题。搞重、轻、农,重工业的计划安排就将失去依据,社会生产第一部类的发展就容易脱离第二部类,因而必然要受到阻碍甚至破坏。搞农、轻、重就不同了,现安排农业和轻工业,再安排重工业,社会生产第一部类的发展就有了坚实的基础,整个社会生产就有了迅速发展的有利条件。    “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①毛主席的这个教导,正确地反映了生产资料生产的较快增长,同消费资料生产的相应发展这两个方面必须相互结合的客观要求,为国民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规定了最基本的内容,使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的一般理论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指导方针。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具体运用和重大发展。


(本节整理完成,待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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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解放 发表于 2017-9-23 09:35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节  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
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对立统一关系

    前一章已经研究了国民收入经过分配和再分配,最后将归结为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两种不同的用途。国民收入的这种分配关系,直接涉及到社会主义再生产的扩大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是我们这里要着重加以研究的一个问题。
    在社会主义社会,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之间存在着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前者主要用于扩大再生产,后者主要用于改善人民生活,这两者都是必需的,不可少的。但是在一个时期内,国民收入是一个已经确定的量,如果用于积累的多一些,
  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96页。

用于消费的就只能少一些。反之也是一样。它们之间是存在着矛盾的。但从长远观点看问题,情况又有不同,因为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积累多一些,即用来扩大再生产的资金多一些,国民经济的发展进度就可以快一些,这就为将来改善人民生活,提高消费水平,创造了物质条件。所以积累和消费之间又有统一的一面。
    在资本主义社会,积累是资本的积累,是资本家用来进一步剥削无产阶级的手段。资本主义积累和广大劳动人民消费之间的矛盾,具有对抗性。在社会主义社会,积累是社会主义国家和集体用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服务的。社会主义积累和消费之间的矛盾,属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长远利益和目前利益的矛盾,是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的非对抗性矛盾。
    社会主义积累和消费的矛盾,虽然是非对抗性矛盾,但是不能认为它们是无足轻重的。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是极为重要的比例关系之一。这一比例关系处理得当,有利于推动整个国民经济高速度地和稳步地向前发展。入股处理不当,就有可能给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不利后果。

积累基金的确定同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关系

    积累和消费的比例,怎样才算恰当?积累基金的确定是否有一个最低、最高界限?它同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关系是怎样的?其中有什么规律性?这些问题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在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中,积累的增加要同人民生活的适当改善结合起来;而人民生活的改善又只能建立在社会生产的不断扩大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这就是说,既要考虑到需要,又要照顾到可能;既要考虑人民生活改善,又要保证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而国家的建设和社会生产的发展,则是改善人民生活的前提条件。
    为了进一步探讨积累和消费比例关系的规律性,先来具体分析一下消费基金和积累基金的最低、最高界限是什么。在正常情况下,国民收入用于消费的部分,必须保证在计划时期内,在考虑到人口增长的条件下,按人口平均计算的消费水平不低于前一个时期。这是消费基金的最低界限。从国民收入中扣除这个最低界限的消费基金以后,剩下的就是可以用于积累的部分,这样也就为积累基金规定了一个最高界限。另外,积累基金也有它自己的最低界限。在一般情况下,这个最低界限就是
维持前一时期已经达到的积累量。少于这个积累量,不仅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速度将会降低,而且前一时期已经动工的基本建设工程,将有一部分不能继续施工和投产;并且会对作为后备的物资储备带来一定影响,不利于“备战,备荒,为人民”方针的落实。除了特殊情况如进行反侵略战争或遭遇到特大自然灾害或受到错误路线严重干扰等以外,一般不会出现少于前一时期已经达到的积累量的情况①。积累基金这个最低界限一经

  ①积累基金的最低界限是什么,不象消费基金的最低界限那样比较容易确定,这个问题还可以进一步研究。

确定,也就同时为消费基金确定了最高界限。
  “上述最低、最高界限,为积累基金的确定,提供了一个选择范围。在一般情况下,我们不能越出这个范围行事。生产发展速度越快,国民收入增长幅度越大,这个最高、最低界限所规定的范围越大,那末,我们选择积累基金多少,从而消费基金多少的回旋余地也就越大。
     积累基金多少,消费基金多少,在上述范围内,是否可以任凭我们主观来决定呢?也不可以。分配要由生产来来决定;国民收入怎样分配为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两大部分,归根到底,要受社会生产两大部类比例关系的制约。这是因为,积累基金昀主要部分是用来搞基本建设,扩大社会再生产的,除了需要追加部分消费资料以外,主要是需要有追加的生产资料作保证。没有相应物资保证的积累基金是空的,是不能兑现的。同样,‘消费基金是用来购买消费资料的,它必须有相应的消费资
料供应来作保证。马克思在谈到资本主义社会积累和消费比例关系的形成时,曾经指出过:“这个运动不仅是价值补偿,而且是物质补偿,因而既要受社会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比例的制约,又要受他们的使用价值,它们的物质形式的制约。”马克思的这个原理,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
  毛主席教导说:“我国每年作一次经济计划,安排积累和消费的适当比例,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②毛主席在这里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37~438页。
  ②《关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63~464页。

所说的平衡,就是指积累和消费的安排,要有相应的物资保证,就是指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生产要同需要维持平衡。可见,从价值上规定积累基金多少和消费基金多少,似乎比较容易,但这种规定要成为现实生活中的有效规定,还必须要有相应的物资作保证,要受现有社会生产两大部类构成比例的制约。
    社会生产两大部类比例,对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的形成,起着决定性作用,但这绝不是说,我们可以用一个现成的简单数学公式,来机械地给积累和消费规定一个百分比。因为就物质条件所提供的客观可能性来说,是有伸缩余地的,有一部分产品,可用作消费资料,也可用作生产资料。同时,由于时期不同,要完成的政治经济任务不同,需要积累多少、消费多少,也是可变的。正确处理这些关系的原则是:把客观可能性和主观能动性结合起来,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以及长远利益和目前利益尽可能完善地结合起来,在国民收入增长的基础上,使积累和消费统筹兼顾,都能有所增长。一方面,必须把积累的增长放在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的可靠基础上;另一方面,人民生活的改善,又绝不应妨碍积累的应有的增长,重点应放在人民的长远利益上。
    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我们应该强调:艰苦奋斗,增产节约,勤俭建国,勤俭持家,适当多积累一些。
    积累基金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百分比,叫做积累率。社会主义积累率不仅应该而且也完全有可能比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积累率保持较高的水平。这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消除了经济危机,劳动生产率能够得到不断的增长,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得以合理利用,并且否定了寄生性消费,等等,因而在逐步改善人民生活的条件下,能够经常保持较高的积累率。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种表现。
在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分配问题上,历来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一百多年来,暗藏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分子拉萨尔和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杜林之流,主张在未来的新社会中,分光国民收入,不留积累,让劳动者获得所谓“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或“全部劳动所得”,妄图用资产阶级的福利主义,把无产阶级革命引向改良主义歧途。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种机会主义谬论曾给予无情的揭露和批判。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杜林的“共同社会”里,“积累完全被遗忘了。更坏的是:因为积累是社会的必需,而货币的保存是积累的适当的形式,所以经济公社的组织就直接要求社员去进行私人的积累,因而就导致它自身的崩溃。” ① 杜林的“共同社会” , “除了重新产生金融巨头以外,再没有其他目的” ② 。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同拉萨尔和杜林一脉相承,公然叫嚷什么社会主义就是要“多分一点” , “多拿一点” , 用“一年增加一次工资”等等许愿来蛊惑人心,恶毒攻击社会主义积累是什么“变相剥削”。他们反对社会主义积累,反对毛主席关于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等一系
1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0页。
2同上书,第344页。

列保证社会主义积累的方针,其目的一方面是想借此蒙蔽人民群众,为自己搞复辟活动培植社会基础,另一方面是妄想用分光、吃光和用光的办法,来破坏社会主义建设。这实际上是用私人的积累去代替社会的公共积累。为瓦解社会主义所有制和复辟资本主义开辟道路。

积累基金的内部构成
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但积累基金怎样用法,对于扩大再生产的效果是大不一样的。积累基金按照用途可分为扩大再生产基金、非生产性基本建设基金和社会后备基金三个部分。如何认识积累基金内部比例关系的规律性,怎样合理组织积累基金的使用,是一个关系到人民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结合,关系到能否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问题。扩大再生产基金和非生产性基本建设基金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比例关系。非生产性基本建设不宜过多地占用积累基金。如果占用过多,那末,用于扩大再生产的基金就将减少,这就不符合国家建设的长远利益。特别是办公楼、大礼堂、展览馆、招待所等一类非生产性基本建设,更不宜多占用国家建设的资金。但是,有些非生产性塞本建设又是不可少的,因为它同人民生活或工作条件密切相关。例如,在新建工业基地或者职工人数有较多增长的老城市,就有相应兴建职工宿舍、菜场、商店以及其他文化、福利设施的需要。生产性基本建设和非生产性塞本建设的关系,好比是骨头和肉的关系,需要正确加以处理。

社会后备基金在积累基金中所占的比重虽然不大,但是它的存在却是必要的。因为,尽管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发展是有计划的,但是不平衡的现象总会经常出现。在再生产过程中,固定资产如机器、设备等会逐步损耗,为更新固定资产设置的折旧基金也随之逐步积累起来,但固定资产的替换更新,却要在好多年以后才进行,这就有可能引起各年固定资产折旧基金的供给和当年需要之间不平衡现象的发生。此外,如自然灾害的袭击,各部门之间的意外脱节以及国际关系的突然变化,等等,都有可能造成国民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为了克服这些难于避免的不平衡,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就需要有社会后备,如重要器材和原料、燃料等生产资料的储备,粮食和其他主要日用消费品等消费资料的储备,以便在非常情况下动用,保证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马克思为了说明物资后备的重要作用,曾把这种后备说成是“社会对它本身的再生产所必需的各种物质资料的控制” ① 。社会主义社会为了组织按比例的生产,必须有计划地建立一定的物资储备,用以调节物资有时多余、有时不足的矛盾。所以,保留一定社会后备,有利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高速度发展。但是,后备的增加,就是用于当前扩大再生产物资的相应减少,过多的后备,就会形成资金和物资的积压,影响扩大再生产的速度。因此,必须从客观情况出发,制订各种物资后备的合理定额,正确加以处理。
在扩大再生产基金内部,也可以有多种多样的不同构成。
1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527页。
扩大再生产基金投资在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各古多少,投资在大、中、小型企业各占多少,是有规律可循的。首先必须遵循农业是基础、工业是主导的规律,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其次,无论在投资项目或者企业规模大小的选择上,还有一个投资效果的问题。马克思指出:“有些事业在较长时间内取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在这个时间内不提供任何有效用的产品,而另一些生产部门不仅在一年间不断地或者多次地取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且也提供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在社会公有的生产的基础上,必须确定前者按什么规模进行,才不致有损于后者。” ① 马克思的这段话告诉我们,需要较长期限的建设项目如果过多,就正好象基本建设战线过长,投资过于分散,或因建设项目互不配套而引起的拖延和迟迟不能投入生产一样,有损于投资效果的提高,不利于扩大再生产的高速度发展。
现代化的大型重工业企业,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骨干,必须举办。但是,一般来说,它们投资较多,建设周期较长,投资效果发挥较慢。这就是说,它们会在较长时间内取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在这个时间内却不提供任何有效用的产品。因此,基本建设投资的主要部分,虽然要投放在重工业部门,但是大型重工业企业的兴建,也要适当,不能过多。正确安排生产性基本建设投资内部各种比例关系,注意充分发挥投资效果,对于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是十分重要的。
1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396~3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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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社会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

社会主义积累和资本主义积累的本质是不一样的,具有根本不同的规律性。资本主义积累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产物。资本积累的过程,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并转化为资本的过程,是资本家发财致富,同时又不断产生人口相对过剩,使亿万劳动人民贫困化的过程。所以,伴随资本积累而来的扩大再生产,不仅是社会产品的扩大再生产,而且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扩大再生产 ① 。
在资本主义社会,人口相对过剩是不可避免的,因为随着资本积累和生产规模的扩大,劳动生产率日益提高,在生产过程中必然以较少的劳动推动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料。这个过程,具体表现为资本有机构成(越来越高,可变资本相对于不变资本来说,越来越小,从而对劳动力的需求同总资本量相比,相对地减少。其结果,必然带来人口相对过剩,工人失业。“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这就是资本主义
①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作过十分精辟的阐述。他在批判普鲁东时说道:“经济学家普鲁东先生非常明白,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范围内制造呢绒、麻布和丝织品的。但是他不明白,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 ( 《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 《 马克思思格斯选集 》 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08 页)马克思还指出:“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联系起来考察,或作为再生产过程来考察,它不仅生产商品,不仅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 ( 《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634 页)


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人类社会,抽象的人口规律是不存在的。“抽象的人口规律只存在于历史上还没有受过人干涉的动植物界。” ①
资本主义积累的结果必然是:在一极是资产阶级私人财富的巨大积累,在另一极则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贫困的积累。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那样:“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 … … 但是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 ② 。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盆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③
在资本主义世界,即使在经济繁荣时期,也经常存在着相对人口过剩,失业人数常占有劳动力人数的 4 %左右。一旦爆发了经济危机,比例就更高了。据美国官方公布, 1975年全年失业率为 8.5 % ,年底失业人数达到七百八十万人。如果再加上半失业者以及由于长期失业现在已放弃找到工作希望的那部分失业人数,那末,失业大军共计已高达一千五百万人,实际失业率已经是 15 % ,而黑人失业率则高达 26 %。在另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受失业打击最重的是青年工人和女工。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3卷,第692页。马克思的这两段话,是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深刻批判。马尔萨斯把资本主义特有的人口规律,说成是抽象的人口规律,绝对的自然规律,同社会制度无关,其目的是为了掩饰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反对无产阶级革命。
② 原译者注:马克思亲自校订过的法文版中是:“成正比”。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07页。

例如 · 在意大利的七十万失业者中,有四十五万人是第一次寻找职业的青年。在比利时的失业者中,女工比男工多一倍以上。
贫富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积累的必然伴侣。据1972年8月5日美国《商业周刊》转引密执安大学调查研究中心的材料, 1970 年美国最富有的5%的家庭,占有全国社会财富的40%以上;而处于社会底层的 50%的家庭,仅占全国社会财富的3%左右。据1972年11月5日《纽约时报杂志》援引国情普查局公布的1970年对五十一个城市地区的调查材料,在这些调查区内,全部工人有60%以上不能挣到足够的钱,来使他们的家庭维持一种过得去的生活水平;有30%甚至不能得到一种贫困水平的收入。

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在苏修社会帝国主义那里,也日益明显地发生着作用。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操纵国民经济命脉,把劳动人民创造的国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用来扩军备战,用来为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而进行资本积累。其结果是,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愈来愈富,穷奢极欲;而广大劳动人民则遭受失业威胁的痛苦,生活日益贫困。

据苏修报刊透露,在苏联“有些地区劳动力过剩” , “居民就业已成问题”。为此,各地广泛地设立了所谓“职业介绍所”,业务十分繁忙,成千上万的求职者“络绎不绝”。仅仅俄罗斯联邦和哈萨克斯坦从 1969 年到 1974 年登门求职者就达数百万人之多。
苏联今天存在着很多的“经济困难家庭”。苏修 《社会主义劳动》 杂志解,释,所谓经济困难家庭,就是按人口平均收入比“保证最低标准物质生活”所必需的水平还要低的家庭。塔斯社 1974 年 11 月在一条



消息中供认,这种“经济困难家庭”,“涉及到二千五百万人”。实际情况当然还要严重得多。根据苏修报刊材料计算,在苏联城市里,这种“经济困难家庭”约占城市人口的 20%。在苏联集体农庄中,使用畜力和进行手工劳动的那部分大田劳动者也属于这种“经济困难家庭”之内,仅这一部分人就要占农庄庄员总数的 50 %以上。

同资本主义积累相反,社会主义积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服从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社会主义积累的增加,不仅表现为社会公共财富的巨大增长,社会生产力的日益提高,而且这些积累起来的社会财富和日益提高的社会生产力,属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所有,用来为他们的利益服务。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积累过程也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扩大再生产的过程。
在社会主义社会,随着积累的增加和生产的扩大,劳动生产率也将日益提高。这也就是说,在生产过程中将以较少量的劳动推动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料。这一过程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进行得更快。这是由于社会主义的积累过程遵循着完全不同的规律。
社会主义的积累过程,不会产生人口相对过剩,不会带来失业现象。马克思主义认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确立,提供了一种现实的可能性,来有计划地使用劳动力,为社会创造财富,给全体劳动人民谋福利。在社会主义社会,鼓励实行计划生育,不是因为有什么人口相对过别,而是为了有利于有计划地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社


会主义建设,有计划地安排人民生活,并有利于妥善保护母亲和儿童健康。随着社会主义积累的增加和生产的扩大,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将会有一部分劳动力在原有生产过程中变成多余的,但是,这部分劳动力,不会象在资本主义社会那样,变成相对过剩的人口。这是因为,“社会主义不仅从旧社会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也解放了旧社会所无法利用的广大的自然界。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 ① 我国农业合作化和农业机械化的经验表明,多余出来的劳动力并没有因此变成过剩人口,恰好相反,它为农村人民公社大搞精耕细作、多种经营,提供了丰富的劳动资源,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农民生活的改善。

上海县有个地少人多的薛家厍生产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颇能说明问题的事例。这个生产队很大,共有一百六十六户,五百六十六人,三百二十八个劳动力,但耕地只有三百零一亩,平均每人只有五分多地。而农业机械化在全县却名列前茅, 1974年有各种动力机械十四种,三十六台件;非动力机械有一百一十三件。农业机械化程度:机耕为 95 % ,电力灌溉为 l00%,追肥、浇水、田间运输、稻麦脱粒、救菜植保以及饲料切割或粉碎等,都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或半机械

1毛主席:《〈多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一文按语》。《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第578页。


化。农业机械化的实现.不仅减轻了劳动强度,改变了“一根扁担不离肩,弯腰曲背几千年“的状况,而且解放了大批劳动力。1973年共节约三万七千个工,等于这一年多出了一百四十五个劳动力。如果再加上 1964年到 1974年期间自然增加的一百七十八个劳动力,总共就多出了三百二十三个劳动力。这个队本来地少人多,又多出了这么多劳动力,是否就因此造成了劳力过剩呢?没有。请看这一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解放出来的劳动大军干得多么出色:他们把多出来的劳动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在农业生产上增加了一百五十六个劳动力,把粮食生产从两熟改为三熟, 1974 年常年亩产达到二千一百九十斤。蔬菜复种指数从 1965年的三点五次,提高到 1974年的四点五次,亩产高达一百五十七担。他们还把多出来的劳动力用来大搞多种经营,用在副业生产上的劳动力,1970年为三十一人,1974年增加到七十六人,副业总收入则从十一万八千多元,增加到二十七万三千七百多元。薛家厍生产队因实现农业机械化,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不仅没有带来人口过剩,却为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创造了有利条件,使 1974年社员收入水平,平均每个劳动力达到五百四十五元,每人达到三百三十六元,比1965年增长48% ,而生产队的集体家当则越来越大,1974年公共积累提留了九万二千三百元,比1965年增长了二点二四倍。

在社会主义积累过程中,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实现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村最终也会有一些劳动力多余出来。这一部分劳动力除了向农业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以外,还可以转入工业生产。这是一个变农业人口为工业人口和亦工亦农人口的长过程。这个长过程,将同改变生产力的布局相结合,使工






业遍布城乡,遍地开花。前面提到的那个薛家厍生产队,在多出来的三百二十三个劳动力中,除了二百三十二个人增投在农副业上以外,就有九十一人转用来支援社队工业和其他工作,他们仍留在农村和中小城市,而不是象资本主义社会那样,集中在少数大城市。农业机械化的实现和社队工业的发展,还将促进农村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从而使得公社、大队两级经济更加壮大起来。在这个基础上,公社和大队将有产可共,社员眼界将更为开阔。这就为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公有化程度的逐步提高,并在最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创造条件。
社会主义积累过程既然是一个使社会主义所有制发展壮大、逐步提高的过程,因此,它也就是一个使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本质差别逐步缩小以至最后消灭的过程。社会主义积累客观上还必然是一个逐步缩小以至最后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本质差别,全面解放劳动者的过程。在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从事过度劳动迫使它的另一部分无事可做,反过来,它的一部分无事可做迫使它的另一部分从事过度劳动” ① 。在社会主义积累过程中,工业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但不会迫使一部分人从事过度劳动,让另一部分人失业,而且将提供一种可能,使全体劳动者减轻劳动强度,并在将来条件具备时适当缩短劳动时间。所有劳动者因此将有更多的时间,来学习文化,学习政治,批判资产阶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页,第698页。
级,参加吝项社会活动和管理工作。那时,劳动者将在德育、智育、体育等几方面获得全面发展,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本质差别亦将逐步消失。
随着社会主义积累的发展,不仅会导致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而且也将使劳动逐步改变性质,最后变为“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 ① 。这样,在个人消费品的分配方面,就将带来两种结果:一是按劳分配中的等级差别逐步缩小,二是按需分配部分在整个消费基金中所占的比重日益提高。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积累的过程,将促使资产阶级法权日益受到限制以至最后归于消灭,而共产主义因素则将日益发展以至最后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转变为共产主义生产关系。
总之,社会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跟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根本不同。社会主义社会积累的财富越多,社会生产发展的规模和能力越大,劳动者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将日益提高,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共产主义因素将随之逐步积累起来,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创造越来越多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这就是社会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这个规律表明了,社会主义积累不仅是社会产品的扩大再生产,而且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扩大再生产;表明了社会主义积累同它的社会经济后果之间的必然联系,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然趋势,反映了社会主义积累中最本质的东西。
1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版,第12页。
但是,由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存在着既相适又相矛盾的状况,资产阶级法权在生产关系三个方面都还不同程度地存在,因此,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扩大再生产的过程中,集中表现为资产阶级法权的资本主义传统或痕迹也将随着再生产出来。党内资产阶级必将利用这种资本主义传统或痕迹,千方百计地加以强化和扩大,使之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以实现资本主义复辟。因此,如果我们以为社会主义积累只是增加社会财富,不去限制其中的资产阶级法权,不去发扬蕴藏在其中的共产主义因素,不去主动地组织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那末,社会主义积累也可能被党内资产阶级部分地甚至全部地转化为资本主义积累,即部分地甚至全部地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社会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是一个客观规律,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但这绝不是说,社会规律的发生作用可以不通过人们的斗争。恰好相反,社会主义积累的规律本质上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我们只有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和一切领域,坚持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才符合社会主义积累的规律,才能实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
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只有二十多年的时间,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社会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在我国已发生了强大的作用。林彪、邓小平之流造谣诬蔑我们“国富民穷” , “缺吃少穿” , “今不如昔”。社会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发生作用的无数事实,无情地粉碎了他们的无耻诽谤。

我国二十多年来基本建设投资数量很大,增长很快。1973年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较1950年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增加了二十七倍多。基本建设投资是实现社会主义积累的主要形式,它的增长表明了我国社会主义积累和社会财富有了巨大发展。随着社会主义积累的增长,社会主义再生产也相应得到很大发展。在建国以来的二十五年 (1949 一 1974年)中,人口尽管增长了60 % ,但粮食却增长了一点四倍,棉花增长四点七倍,各项轻工业产品增长几倍、几十倍,重工业产品的增长幅度更大。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得到了提高。 1973年我国职工的平均工资,同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最后一年的1952年比,提高了近40 %;在这同一时期,工资总额则增加了约四倍多。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失业现象早在1958年就消灭了。从1949年到1973年,全国职工人数增加了约六倍;在这同一时期,我国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加了五点七倍;大、中、小学在校学生人数,一共增加了五点六倍;卫生事业床位数增加了十七倍多。

历史是最好的见证。我国二十多年来,社会主义建设大大发展,社会积累大大增加,已经建设成为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我国广大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也相应改善了。几亿人民早已从旧中国饥寒交迫的困境中解放出来,现在不仅普遍有工作做,有书读,丰衣足食,而且当家作主,革命斗志昂扬,为实现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而奋战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在今天的新中国,的确也有人比过去“穷”了,那就是一小撮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地主、资产阶级。这种穷,好得很!难道还能让他们恢复已经失去了的“天堂”,让他们继续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发财致富吗?!林彪、邓小平之流的无耻诽谤,不但代表了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复辟的愿望,而且代表了共产党内资产阶级篡权和复辟的愿望。但是,在我国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党内资产阶级的这种反革命迷梦已经破灭了,并将继续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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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社会主义再生产中的资金运动
  第一节 社会主义再生产中的资金循环

    社会主义积累和扩大再生产,不仅表现为实物形式的物资运动,而且也表现为价值形式的资金运动。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中资金运动的许多范畴,如财政、信贷、利润、利息等等, 虽然反映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和企业之间以及社会主义企业相互之间的关系,但是,这些范畴都是商品制度的体现,是私有经济的遗物。党内外资产阶级容易利用这些范畴进行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就是在鼓吹“更多地利用和完善财政、信贷杠杆,即卢布监督、价格、利润等“(赫鲁晓夫在苏修二十二大的报告)的声浪下,推行所谓“经济改革”,复辟资本主义的。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为了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也拚命推行利润挂帅、物资刺激的修正主义路线。因此,分析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中资金运动的规律性,划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是反修防修的一个重要方面。

    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的资金运动, 贯穿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各个方面。 关于生产和交换过程中的资金运动,在本书第七章《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制》和第九章《社会主义社会的货币和货币流通》中,已分别作了一些分析。在这一章中,我们将把社会主义资金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的运动作为一个统一的过程,进一步从总体上来加以考察。
    在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中,资金的运动首先要经过流通阶段:不首先通过这一阶段,用货币购买生产资料和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社会主义资金就会停留在货币形态上,就不能转化为生产形态,也就不能进入资金运动的第二阶段即生产阶段。在资金运动的第二阶段中,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相结合,通过对生产资料的生产消费,制造出商品,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到了商品上面,劳动所创造的新价值也凝结在商品上面。这时,社会主义资金便从生产形态转化为商品形态。然后,资金运动又进入第三阶段,生产出来的商品被销售出去,社会主义资金从商品形态重新复归为货币形态。社会主义资金经过以上三个阶段,依次表现为三种形态,最后又回到原来的出发点,这个运动的全部过程,就是社会主义资金的循环。社会主义资金反复循环不已,处在不断运动的过程中,这就表明社会主义再生产是在一个周期又一个周期地、不断地顺利进行着。
    社会主义资金循环运动的总过程,又是由许多单个企业的资金循环运动构成的。其中,每一企业的资金循环,都同别一企业的资金循环互为条件,紧密联系,从而形成社会主义社会总资金循环的一种错综交叉的运动,并影响着社会主义再生产的发展进程。例如:一个处在循环第一阶段的企业的资金,如果运行畅通无阻,货币能够顺利购买到所需的生产资料,货币资金能转换为生产资金,那末,同它相联系的另一企业的资金,必然是顺利地处在循环的第三阶段,并在实现着从商品资金向货币资金的转化。这时,前一企业的资金由于具备了再生产的物质条件,得以及时进入生产阶段;后一企业由于商品售卖了出去,从而具备了开始又一个新的生产周期所必需的资金条件。很明显,社会总资金的顺利循环,是社会主义再生产顺利进行的标志。我们再进一步假定,有一个处在循环第二阶段的企业,它的生产组织得好,生产资金能够较快地转换为商品资金,这就为这一部分商品更快地投入流通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时,同它相联系的另一企业就能更快地获得所需的生产资料,使货币资金迅速转换为生产资金,从而也就加快了这个企业的资金从循环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运行。在这样的条件下,前一企业的资金由生产进入流通的时间缩短了,后一企业的资金由流通进入生产的时间也相应缩短了。很明显,社会总资金的加速循环,就是社会主义再生产加速进行的标志。
    以上分析的是社会主义简单再生产条件下的资金循环,没有涉及资金积累转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情况。现在,应进一步分析社会主义资金循环同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关系。
    社会主义资金总是以一定的价值量为起点来开始它的循环运动的。当它进入循环第一阶段的时候,通过购买生产资料和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货币资金转换为等量的生产资金。在这个阶段中,并没有发生价值量的变化。接着进入循环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生产资料的物质形态要素相互结合,经过劳动者的劳动,转移了所耗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又创造了新价值。劳动者创造的这个新价值,分成两个部分:一是用于劳动者个人消费,即支付劳动报酬的那部分价值;另外,还有一个增加出来的部分,即社会纯收入。最后,在循环的第三阶段,商品资金通过商品销售,又转换为货币资金,这时,社会纯收入就表现为货币资金的一个增加量。这个货币形态增加量越多,其中可用来作为扩大社会主义再生产的资金就越多。
    社会主义资金循环中的社会纯收入,是由无数个社会主义企业分别提供的,它作为社会基金,首先要经过一定的渠道集中到社会主义国家手里;然后,按照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客观比例要求,经过有计划的分配,再从社会主义国家手里,重新纳入有关企业的资金循环之中;最后,这个货币形态的社会纯收入,连同各企业的原有资金一起,就进入了一个规模扩大了的、经历三个阶段和转换三种形态的循环运动,从而推动着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向前发展。
    社会主义社会纯收入投入资金循环运动,还包括不属于企业资金循环的非生产性基金流通。例如:社会纯收入作为社会基金,在集中到国家手中以后,必须分配一部分交给文教卫生部门,用来购买仪器和医疗设备;或交给机关团体用来购买办公用品等等。这部分非生产性基金流通和企业资金循环相比,具有各自不同的运动特点。它们的区别,在于前者只经过单纯的商品流通阶段,以后便不再返回;而后者则要顺序经过流通、生产、流通三个阶段,最后不但返回到原来的出发点,并且还给企业带来了新的社会纯收入。这种不同的运动特点,是由非生产性基金流通和企业资金循环两者的不同性质和它们在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中的不同作用所决定的。
    社会主义资金循环不同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本循环。社会主义资金循环受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支配,它要求自己的每一循环阶段和形态转换,都环绕着为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这一社会主义再生产目的而运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本循环,则受到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支配。资本从货币形态,到生产形态,再到商品形态的不断转换,也就是资本从剩余价值生产要素的购买阶段,到剩余价值的生产阶段,再到剩余价值的实现阶段的不断循环过程。这一循环过程,始终是环绕着剩余价值这个资本主义再生产目的而运动的。社会主义资金循环的基础是社会主义公有制,这就提供了一种可能,把各个国营企业单独的资金循环有计划地联结在一起,使它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其中,每一国营企业的资金循环和它所带来的社会纯收入,都是这个整体运动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所需的资金,不是自发地由各国营企业从它自己的社会纯收入中去解决,而是由社会主义国家按照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所要求的比例关系,把各个国营企业上缴的社会纯收入集中起来,统筹安排,有计划地加以解决。这样,就使社会主义社会总资金的循环有可能保持协调和流畅。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本循环,建立在资本家私人所有制的基础上,每一资本家企业的单个资本循环及其价值增殖,都被私有制分割成为各自独立的运动体系,使社会总资本的循环,表现出无数单个资本自发联系所形成的混乱交错状态。资本循环的这种混乱状态,往往同周期性经济危机一起发生,给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
带来极大的破坏。社会主义资金在它的循环过程中,也会经常出现一些矛盾,但是这种矛盾,一般不会导致象资本循环过程中的那种周期性和全局性的危机,它在正确路线指引下,能够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觉调整而得到解决。
    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资金循环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本循环是有区别的,但是,前者又是从后者转化过来的,带着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传统或痕迹,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因而它又是滋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
    社会主义资金循环从它的货币形态到生产形态、再到商品形态的不断转换,是价值形态的一种运动。恩格斯说:“价值概念是商品生产的经济条件的最一般的、因而也是最广泛的表现。”①社会主义社会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当然也离不开价值形态的运动。在商品制度下,各个社会主义企业需要的生产资料,是由国家计划分配的,但是,仍然需要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用货币资金购买。企业在生产中的耗费,仍然需要从价值上得到补偿。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也仍然需要在价值上得到实现,以取得开始下一生产周期所必需的货币资金。在这里,正象任何有商品生产的社会一样,或者是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高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或者是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功时间。这两种情况都必然要发生。生产同样的商品,那些个别劳动时间高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社会主义企业,成本耗费大,收入少,它的资金循环处于不利地位。为
  ①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9页。

着改变这种不利地位,企业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通过革新技术、增产节约、降低成本等办法,使本企业生产的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去改善它的资金循环状况。另一种是利用各类商品的价格同价值的背离情况,去生产或多生产那些价格高于价值的商品。如果按照后一种办法去做,其结果将是,价格高于价值的商品就会充斥于市场,超过社会的需要量,从而影响这一部分商品的价值的实现,最后,又不得不改为生产别的价格高于价值的商品。这样,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就会遭到破坏,资本主义的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就会重新出现。那末,那些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社会主义企业的情况又将怎样呢?这些企业的成本耗费少,收入多,资金周转不仅没有困难,而且在完成正常周转以后还有一部分多余的货币资金。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也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遵循正常的途径,把多余的货币资金及时上缴给国家(全民所有制企业)或公社(社办企业)统一分配和使用。另一种是把这部分多余的货币资金通过旁门邪道,去非法套购计划外的紧张物资,并以此作为筹码,去搞那种以“协作”为名的资本主义自由交换。这种活动循环反复地进行,必然造成市场上一部分商品的供应紧张,影响别的企业的资金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循环,从而影响这些企业的再生产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就可能促使别的企业也用积累多余的货币资金,去搞套购紧张物资的活动,最终瓦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听任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再现。在前述两种情况下,选择后一条道路的企业领导人,即使他本人并没有从这种活动中攫取一部分货币装进自己的口袋,但是,他的活动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活动,他本人也就变成或者正在变成为党内资产阶级分子。这里分析的党内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是各种社会关系的产物。“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①至于他个人从社会总产品中捞取了多少份额,同这里的分析无关。正是在党内资产阶级的这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活动中,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之类的活动才得以发展起来,一部分人就能够把工农劳动人民为社会、集体创造的那一份社会纯收入转化为剩余价值,成为吸吮劳动人民血汗的新的资产阶级分子。
    在社会主义资金循环过程中,党内外资产阶级利用价值形态的运动进行资本主义活动,是产生党内外资产阶级的挂帅人物及其修正主义路线的经济基础。通过党内外资产阶级的挂帅人物制定的修正主义路线,又将进一步强化和扩大党内外资产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活动。这就是在社会主义资金运动中始终存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由来。
    社会主义再生产中的资金循环,不论是企业资金循环,社会总资金循环,还是社会纯收入的加入循环运动,由于都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因此,它同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的资本循环,有着不同的运动规律。它受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支配,以保证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为根本目的。但是,如果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导权被党内资产阶级篡夺,修正主义路线占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2页。

了统治地位,那末,社会主义资金循环就会转化为资本循环,成为“只是谋取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①。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都证明,社会主义的资金循环运动,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经济运动的曲线。它反映到人们的认识上,也必然不是直线的,不是一下子就能认识清楚的,而必然要表现为一种曲线。“这一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断、碎片、小段都能被变成(被片面地变成)独立的完整的直直线能把人们(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话)引到泥坑里去,引到僧侣主义那里去(在那里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就会把它巩固起来)。”②因此,在眼花缭乱的价值形态运动中,单是由于认识上的直线性和片面性,也会把人们引向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这种错误,在性质上当然同党内资产阶级有所区别,但却十分值得警惕。因为它很容易被党内资产阶级所利用,被引导到资本主义的泥坑里去。因此,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不断纠正社会主义资金循环过程中出现的资本主义倾向,同时用唯物论和辩证法武装广大经济工作人员,克服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分析经济运动的各个方面,认清社会主义的方向,就是十分重要的了。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75页。
②《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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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社会主义再生产中的资金分配
    企业资金的分配和企业财务
    社会主义再生产中的资金循环包括企业资金的循环、社会总资金的循环以及社会纯收入的加入循环运动。与此相适应,社会主义再生产中的资金分配也包括企业本身资金的分配、社会总资金的分配以及社会纯收入的分配。
    现在,先来分析企业本身资金的分配。
    社会主义企业资金的循环要顺序经过三个阶段,转换三种形态,但这并不是说,社会主义企业资金在一段时期里,是全部处在一个阶段中和全部存在于一种形态上;而在另一段时期里,又全部进入下一个阶段和全部转换为别一种形态。如果这样,这个企业的再生产就只能时断时续地进行,而失去连续性。所以,一个企业的资金必须同时存在于货币资金、生产资金和商品资金这三种形态之上。必须经常保持有一部分货币资金,可以随时购买生产资料和支付劳动报酬;经常保持有一部分生产资金,使生产不间断地进行;经常保持有一部分商品资金,随时可供销售。这样,才能促使企业的再生产始终不间断地进行,保持它的连续性。
    货币资金、生产资金和商品资金的这种并存性,是企业资金循环运动的客观规律。社会主义企业资金的正常循环,以三种形态资金的并存为条件,这就产生了一个社会主义企业必须对它的资金在三种形态之间进行合理分配的问题。这种分配,是通过社会主义企业财务来进行的。
    社会主义企业财务对社会主义企业资金在它的货币形态、生产形态和商品形态之间进行的分配,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中,是不相同的。
    例如,象造船工业这样的生产部门,要造一条万吨轮,需要半年左右的生产时间,耗用的钢材要好几千吨,不仅生产的周期比较长,而且原材料在整个产品价值中的比重也比较大。因此,它需要用于原材料储备以及加工过程中的在产品、半成品等方面的资金就比较多,在它的资金结构中,生产资金所占的比例也就比较大。又如,象橡胶工业这样的生产部门,生产一只轮胎或一双胶鞋的生产周期只有二、三天。因此,在它的资金结构中,用于原材料储备和在产品、半成品方面的生产资金所占的比例,相对来说,就不会象造船工业那样大。
    此外,在不同的供应条件和销售条件下,企业资金的结构也不相同。但从一般趋势来看,生产资金在生产企业的资金结构中所占的比例,总是居于首位。
    1974年底,在上海八个地方工业局所属企业中,三种形态资金所占的比例是:货币资金占6.77%,生产资金占8l.96%,商品资金占11.87%。其中,纺织工业局生产资金所占比例最大,达到87.19%,而化学工业局生产资金所占比例较小,但也达到71.81%。
    企业财务的任务之一,就是要积极地做好企业资金的分配工作,尽可能把流通过程中的货币资金和商品资金压缩到最低限度、以相应提高生产过程中生产资金所占的比重;同时, 要在可能范围内把虽然属于生产过程,但并不处在现实生产运动中的那一部分用于原材料储备的生产资金,压缩到能够保证企业生产正 常运转的限度,以相应提高处在现实生产运动中的那一部分用于在产品和半成品的生产资金所占的比例。这样,才能使企业的资金有更多的部分可以投入到实际的生产过程中去。

社会总资金的分配和银行信贷

社会主义企业对三种形态的资金要保持合理 的比例关系,以发挥它们对企业再生产的最大效能,还必须借助于社会总资金在各企业之间进行经常的暂时性的再分配,来不断加以调整。

社会总资金进行经常的暂时性的再分配之所以必要,具体说来是因为,在企业资金的循环过程中,一方面,往往会出现这样一些情况:一些企业的资金虽然已经进入了循环的第三阶
段,商品已经销售,商品资金已经转换为货币资金,但是,这时还不需要立刻购买原材料和支付劳动报酬;从提取折旧基金和大修理基金,到更新固定资产和实际进行大修理,总要 间隔一段时间。这就是说,一些企业在循环第三阶段流回的货币资金,不会紧接着就全部进入循环的第一阶段,其中总有一部分是暂时不用的。同时,劳动者从企业资金分配中领到的货币形态的劳动报酬,也会有暂时储存不用的情况。另一方面,一些企业在资金循环的第一阶段,由于生产旺季, 或者正值农产品收购季节,需要临时补充大量货币资金购实原材料;还有一些企业可能因为别的什么原因, 也需要有临时补充货币资金的情况。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国家有必要通过银行信贷的渠道, 来动员社会上暂时不用的那部分货币资金, 在有借有还的条件下,有计划地加以再分配, 用来满足一些企业对货币资金的临时需要。 这样,将使得处在不同情况下的各个企业在资金使用上能够得到相互调剂,使整个社会总资金的循环更加流畅,它的使用更加节约,以促进社会主义的扩大再生产更加迅速地向前发展。

社会主义信贷是在社会总资金循环中调节单个企业资金循环的一种特殊运动形式。它的基本特征是经过国家银行,以存款和贷款的形式暂时地取得和分配一部分货币资金,规定在一定时期偿还,并支付一定的利息。

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信贷,反映不同的生产关系。

资本主义社会的信贷,是借贷资本的运动形式。货币资本家把货币资本贷给产业资本家,产业资本家利用贷款购买生产资料,雇佣工 人,从事经营活动,榨取剩余价值。然后, 产业资本家将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以利息形式分给货币资本家,共同瓜分剩余价值。因此, 资本主义信贷体现的是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关系。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信贷所反映的是社会主义 的生产关系。国家和国营企业的信贷关系,是社会主义信贷关系的主要方面。国家通过信贷对国营企业有计划地、合理地分配资金,促使企业节约和有效地使用资金,保证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顺利进行。

国家和集体经济之间的信贷关系,是工人阶级同广大劳动农民和手工业劳动者之间,在经济上友好合作、相互支援的关系。集体经济把它的暂时不用的货币资金存入国家银行,支援
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国家银行对集体经济发放各种贷款,以支持集体经济的发展。这种新型的信贷关系,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巩固工 农联盟的手段。

国家和劳动人民之间以人民储蓄形式出现的信贷关系,体现了国家和劳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经济关系。它既为劳动人民储蓄消费基金和有计划地安排生活服务,又可动员个人暂时
不用的资金转用于扩大再生产,以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

我国通过信贷动员企业和社会上闲置的货币资金逐年有所增长。在1952年年至1973年的二 十一年内,银行各项存款总额共计增长了七 点四倍,其中城镇居民储蓄增长了近十倍。把这些资金费贷放给工业、商业和农业,促进了社会主义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但是,社会主义信贷作为对货币资金的一种以偿还为条件的让渡,以及随同这种让渡要支取一定的利息①,体现的仍然是资产阶级法权。无产阶级利用信贷这种资产阶级法权为建设

①社会主义国家银行对社会主义企业的存款和贷款,都要支取一定的利息。此外,对人民储蓄存款,也付给一定的利息。人民储蓄存款利息是国民收入的一种再分配,它有利于鼓励储蓄,支援社会主义建设。但是作为货币持有者凭借对货币所有权带来的收入,体现的是资产阶级法权。持有货币多的人,多储蓄可以借此获得更多的货币,如不加以限制,就会扩大个人收入上的差别。我国建国以来的二十多年中,逐步降低了人民储蓄的利息率,便是对信贷关系中资产阶级法权的一种限制。

社会主义服务,资产阶级则要扩大信贷这种资产阶级法权为复辟资本主义服务。党内走资派刘少奇、邓小平为了利用信贷去改变企业的经营方向,曾经公开叫嚷:只有赚钱的企业,银行才准贷款,不赚钱的企业,“银行不贷款”,“一定要卡死,不要怕工人打扁担”。在这个黑指示下,一九六二年前后,一批骨干企业、军工企业和生产国家急需产品的企业,都因为没有利润而被迫停关了。有些被资产阶级分子所把持的企业,为了追求高额利润,还以供应某些紧张物资为诱饵,向别的企业以“预收货款”的名义,搞资本主义的“商业信贷”①去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信贷。在这种资本主义商业信贷之下,新老资产阶级分子得以施展其投机倒把的伎俩,进行招摇撞骗、卖空买空、移东补西,用一批商品预收好几批定金的办法,来大搞资本主义经营;而有些国营企业却因此受骗上当,影响了社会主义资金的有计划运动和社会主义再生产的顺利进行。还有的资产阶级分子则用放高利贷的活动去盘剥劳动人民。为了限制信贷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打击新老资产阶级分子利用信贷破坏社会
主义经济的活动,无产阶级就必须把一切信贷活动都集中在国家银行和它所领导的农村信用合作社手中,坚持按照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全部资金运动纳入社会主义计划管理的轨道,执行低利借贷政策,取缔商业信贷和私人高利贷活动,禁止把货

①商业信贷是资本主义信贷制度的基础,它是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之间常用的一种延期付款出售商品的形式。资本主义的商业信贷对促进商品流通起一定的作用,但是,同时也加深了市场盲目性,掩盖生产过剩危机,促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尖锐化。在社会主义社会,取消了商业信贷。某些经过批准列入国家计划的预付和预购定金,如农副产品预付和预购定金,和无计划的商业信贷是不同的。

币转化为资本,使社会总资金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运动。
    社会主义国家银行作为信贷机关,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工具。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所写的许多著作中,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①的原理,并进一步明确地指出:“大银行是我们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国家机构’”;“没有大银行,社会主义是不能实现的”②。社会主义银行是无产阶级组织、统计和管理经济活动的工具,是无产阶级专政下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工具。
    中国共产党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建立了国家银行。抗日战争时期和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各革命根据地又根据毛主席一再提出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③的指示,先后建立了人民自己的银行。随着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节节胜利,1948年12月,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建立了新中国统一的银行货币制度;并陆续没收了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国家银行和金融机构,处理了帝国主义国家的在华银行,对民族资产阶级开设的私营银行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这样,在很短的时期内,就建立了我国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
  ①《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2页。
②《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1页。
  ③《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横排本,第638页。

    我国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目前由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等所组成。
    中国人民银行是我国的国家银行,是全国信贷、结算和现金出纳的中心,又是我国的货币发行银行。国家银行通过集中信贷管理,组织非现金结算以及管理货币发行等职能,促进工农业生产发展和商品流通,为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是主管基本建设财务的部门,专门办理基本建设拨款、贷款和结算,组织基本建设财务管理和经济核算,监督基本建设资金的合理和节约使用,避免资金和物资的浪费。
    中国银行在中国人民银行领导下,对外办理外汇和国际结算等业务,促进我国对外经济联系和对外贸易的发展。
    农村信用合作社是国家银行在农村金融工作方面的助手,它的股金、积累和其他财产,归信用合作社社员集体所有。在中国人民银行领导下,农村信用合作社主要办理农村存放款业务,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对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放生产费用和生产设备的贷款。同时,还帮助贫下中农克服可能发生的暂时的生活困难,制止和打击高利贷活动。
    为了有计划地组织社会主义社会总资金的循环,限制资金运动中的资产阶级法权,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把信贷、结算和现金出纳等业务全部集中于国家银行,使它成为全国信贷、结算和现金出纳的中心,这就更加有利于对社会总资金进行合理的分配,以保证国民经济有计划地发展。
    社会主义国家银行作为全国的信贷中心,能够做到按计划进行贷款,使信贷资金的分配和使用同国民经济计划相适应,同国家和人民的需要相适应。它排除通过其他途径如商业信贷取得贷款,排除单纯按照有无利润来决定是否贷款,以防止破坏社会主义信贷的集中性和计划性,避免打乱国民经济遵循社会主义方向有计划按比例地向前发展。
    社会主义国家银行作为结算中心,统一组织国民经济各部门、各企业和各单位之间的转账结算。国家银行通过转账结算,监督计划外的非法套购等资本主义活动,保证企业的正常交换能够做到及时付款,钱货两清。这也是限制资金运动中的资产阶级法权,促使社会主义企业的资金正常循环周转,推动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发展的重要环节。
    社会主义国家银行作为全国的现金出纳中心,根据生产发展和商品流通的需要,发行货币和回笼货币,有计划地调节货币流通,使货币流通和商品流通相适应。同时,它实行严格的现金管理制度,一切企业、事业单位和机关、团体,都必须按规定把超过最限额以外的现金,存入国家银行,并对工资基金进行管理。国家把现金出纳统一于国家银行管理,为实现现金出纳计划和有计划地调节货币流通,防止资产阶级利用货币扰乱市场,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社会纯收入的分配和国家预算
    社会主义社会总资金的循环,总是在规模不断扩大的基础上进行着。因此,社会总资金的分配和社会纯收入的分配是密切联系,相辅相成的。
    社会纯收入是由各个社会主义企业的纯收入所构成。在社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各个国营企业的纯收入作为一个整体,不是自发地分别归各该企业使用,而是通过国家预算把它们集中起来,并按照发展国民经济计划的要求进行再分配。
    社会主义国家预算集中企业的纯收入,在两种所有制的企业中,所采取的形式是不完全相同的。对集体企业采取税收这种形式,集中它们的纯收入的一部分用于社会主义建设。对国营企业除采取税收这种形式以外,还采取上缴利润的形式,把它们全部集中到国家的手里。目前在我国的国家预算收入中,来自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的缴款要占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国家预算收入有了迅速增长。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七三年,我国预算收入增长了约十三倍。我国国家预算收入中已没有债务收入的项目了,我国已经成为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同资本主义国家的预算收入,绝大部分来自劳动人民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和其他苛捐杂税,以及靠举借内外债过日子,是完全不同的。
    资本主义国家的税收,是资产阶级国家参与整个资产阶级对剩余价值的瓜分和对劳动人民的额外剥削。这种剥削,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内外矛盾的激化和国家机器的强化而日益加重,成为广大劳动人民的一种不堪忍受的负担。
    在美国,1975年财政年度联邦政府的近三千亿美元的预算总收入中,个人所得税为一千二百九十亿美元,社会保险税为七百三十六亿美元,比1974年财政年度分别增加了9.3%和11%。仅这两项联邦直接税,就占了联邦预算总收入的68%。把这两项直接税平均分摊到全国人口头上,一个英国人就要负担九百五十七美元,比上一财政年度增加了9.24%。
    在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除了在生产过程中榨取剩余价值以外,还用居民税的形式对劳动人民进行剥削。1960年居民税总额为五十六亿卢布,1974年增加到一百六十七亿卢布,增加了近两倍。1973年苏联平均每个工人家庭所缴的居民税,竟占工资收入的11%以上。
    在资本主义国家,发行国内公债和举借外债也是预算收入的一个重要项目。美国发行的内债到1974年底为止,合计已达四千九百二十七亿美元。苏修也靠发行国内公债和向外国乞讨贷款过日子。据不完全统计,截止1970年,苏修所欠的内债已高达三百一十六亿卢布。向西方国家乞讨的外债,自勃列日涅夫上台的1964年以来,也已逾二百亿美元。资本主义国家的内债和外债,为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但是却要劳动人民偿还,因而实质上是对劳动人民的盘剥。
    社会主义国家通过预算收入把社会主义企业纯收入的大部分,作为社会基金集中起来以后,经过有计划地再分配,以形成预算支出。社会主义国家的预算支出用于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国防建设、国家行政管理和对外援助支出等方面。其中,经济建设支出和文化建设支出占有主要的地位。在我国国家预算支出中,用于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方面的,已从一九五〇年的百分之三十六左右,提高到一九七三年的百分之七十左右。随着这些方面支出比重的提高,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获得了很大发展,人民生活有了显著改善。而在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国家;预算支出中用于维持压迫人民的暴力机器的政府经费开支,以及用于对外进行侵略扩张的军费支出占有主要的比重。这些国家的预算支出,是为维护垄断资产阶级的寡头统治和霸权主义服务的。
    以美帝国主义为例,从1971到1975财政年度的时期内,直接军费开支累计共达三千九百九十亿美元,平均每年在七百九十亿美元以上。在1976财政年度的联邦政府预算中,军费预算更高达九百四十亿美元。加上其他间接军事费用,平均军费支出占预算总支出的比重约在三分之一左右。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对外进行侵略扩张,同美帝争霸世界,更加疯狂扩充军备,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政策。1971年以来,苏修军费开支每年都超过美国。按美元计算,1974年,苏修用于洲际弹道导弹的经费约为美国的五倍半;用于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计划的费用高出美国约30%;用于战略防御计划的费用比美国的多七倍。在苏修的国民收入中,将近有20%用于军事开支。
    在不同社会制度下,国家预算收入和预算支出的内容都不一样,因而,国家预算的性质也不相同。社会主义国家预算是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经济、文化、教育和保健等事业,并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对社会主义企业的社会纯收入进行再分配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分配关系。社会主义国家的预算收入来之于民,预算支出用之于民,体现了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关系。而资本主义国家预算则是资产阶级凭借国家权力,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占有劳动人民创造的剩余价值,用以维持其反动统治而形成的一种分配关系。它体现的是剥削和被剥削,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社会主义国家预算的性质同资本主义国家预算不一样,但是,它仍然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而在一定时期里所需的货币收支预计。毛主席教导说:“国家的预算是一个重大的问题,里面反映着整个国家的政策,因为它规定政府活动的范围和方向。”①在正确路线下,社会主义国家预算被用来在资金方面保证无产阶级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贯彻执行;而在修正主义路线下,它也完全有可能被用来在资金方面替复辟资本主义的那套路线、方针和政策服务。党内走资派刘少奇、邓小平就曾经利用国家预算,对亏损企业实行不予补贴的办法,对完成利润计划指标的企业实行给予相应奖励基金的办法,来加紧推行利润挂帅和物质刺激的修正主义路线。
    社会主义国家的预算收入和预算支出都是有计划的。国家在安排和执行预算的过程中,有可能按照资金运动的客观规律,自觉地做到预算收支的平衡,并注意留有适当的后备,以供预算资金临时周转以及应付重大意外事故的需要。
    “增产、节约、多留后备力量,是巩固国家预算的可靠的三道防线。”②我国的国家预算已做到当年收支平衡、略有结余。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
    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的预算收支则是另一种情景。这些国家的预算收入很不稳定,预算支出则由于扩军备战和国民经济军事化而日益膨胀,因而预算收支无法平衡,巨
  ①转引自1949年12月4日《人民日报》。
  ②毛主席语录。转引自《一九五四年国家预算》,财政经济出版社1954年版,第20页。

额的预算赤字已成为这些国家的国家预算的特点。
    美帝国主义在从1946财政年度到1975财政年度的三十年中,有二十一年预算有赤字。截至1974年度的二十九年中,美国的预算赤字净额累计己达一千七百三十一亿多美元。苏修社会帝国主义1965年到1967年预算赤字为一百五十五亿卢布,1968年到1971年的预算赤字估计达四百零一亿卢布。苏修为了弥补巨额的预算赤字,只能乞灵于通货膨胀,加重对劳动人民的剥削。
    社会主义财政
    社会主义再生产中的资金分配,包括单个企业资金的分配、社会总资金的分配和社会纯收入的分配,是分别通过企业财务、银行信贷和国家预算进行的。企业财务、银行信贷和国家预算构成了社会主义资金分配的完整体系。这个资金分配体系,以企业财务为基础,以银行信贷为重要调节器,以国家预算为主导导,形成了社会主义财政。社会主义财政是以社会主义国家为主体进行资金分配和再分配所形成的一种经济关系。
    国家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国家的财政活动决不可能是超阶级的。社会主义财政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它从资金方面保证社会主义国家执行它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保证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它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全体劳动人民同党内外资产阶级以及帝国、社会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作斗争的工具,是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工具。

新中国成立初期,曾经面临着国民党反动统治所造成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市场混乱、人民生活困苦不堪的局面。国家通过统一财政经济管理,大力整顿税收,加强现金管理,在促使生产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迅速做到了平衡财政收支,制止通货膨胀,平抑市场物价,从而为巩固新生的无产阶级革命政权,为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国家利用财政这一工具,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按它对国计民生的有益程度和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程度,在税收和信贷方面加以区别对待,有力地配合了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利用、限制和改造。国家还通过税收和信贷,限制城乡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支持农民和手工业者走合作化的道路,促进了个体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国家通过财政有计划地分配资金,开展以重工业为中心的经济建设,促进了国营经济的迅速发展。
    在对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主义财政继续通过对资金的分配和再分配,保证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日益巩固壮大,促进政治战线、经济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继续深入开展,并在一定程度上支援了世界人民的反帝、反霸革命斗争。
    社会主义国家财政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但是在修正主义路线下,它也可以被利用来为复辟资本主义服务。在党内走资派邓小平授意炮制的《论总纲》这株大毒草中,提出要用“三项指示为纲”来整顿包括财政在内的各方面的工作。所谓财政要整顿,就是通过反对在财政体制方面下放财政、信贷管理的权限,反对企业折旧基金下放给地方和企业,反对增加地方自主安排基本建设投资比例等办法,以达到反对毛主席关于“在中央的统一计划下,让地方办更多的事”的指示的目的。代之而来的是:从体制上挖、从权力上收、从指标上压、从支出上挤、从制度上卡的那一套管、卡、压和利润挂帅的修正主义货色。这是借口“整顿”,在财政领域大搞条条专政,妄图从各方面篡夺党对财政工作的统一领导,复辟资本主义的财政制度。
    社会主义财政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生产高速度发展的基础之上的,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质上就是分配和生产的关系。生产决定分配,分配反过来又影响生产。毛主席教导我们:“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财政政策的好坏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①毛主席的指示,科学地揭示了财政和经济的辩证关系,是社会主义财政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
    经济决定财政,说明要使财政收入有保证,必须首先着眼于经济,努力促进生产的发展。只有经济发展了,生产增长了,财政收入才有丰富的源泉。“忘记发展经济,忘记开辟财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是不能解决问题的。”②持有单纯财政观点的人,不懂
①《抗日战争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横排本,第846页。
②《抗日战争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横排本,第847页。

得经济和财政、生产和分配的辩证关系,只在单纯的财政收支上打圈子,不关心生产,不积极促进生产,固而最后还是不能解决财政收支问题。
    经济决定财政,这决不是说,财政只是消极的、被动的因素,财政工作的好坏,对经济的发展也有着重大的影响。
    社会主义财政把物质生产部门已经创造出来的一部分社会纯收入,用货币资金的形式及时地集中起来进行分配和再分配,以促进经济发展和生产增长。除此以外,它还通过下列途径积极为生产服务:(一)促进企业加强经济核算,挖掘生产潜力,推动增产节约;(二)促进企业之间的比、学、赶、帮竞赛,抓住同类型产品的可比因素对照分析,推动企业相互交流先进经验,不断降低产品成本,提高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三)沟通协作,促进企业相互支援,帮助企业解决在物资、技术和劳动力方面存在的问题。社会主义财政在为生产服务,促进经济的发展方面,可以发挥有益的作用。
    社会主义财政建立在公有制的基础上,把企业财务、银行信贷和国家预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一个比任何一种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国家财政的范围都要广泛得多的,概括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分配体系。它不仅包含生产领域以外的再分配,还一直延伸到生产领域内部。这种分配,是直接按照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有计划地进行的,是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组成部分。从这一方面来说,社会主义财政已经具有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由一个统一的社会中心对社会总产品进行有计划分配的因素。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分配仍然采取价值形式和沿用象预算收入、预算支出和存款、贷款、利息等等这样一些旧的经济范畴。这些旧的经济范畴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可以利用的东西。无产阶级要利用它们来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资产阶级则要利用它们来破坏社会主义、为复辟资本主义服务。修正主义路线如果占了统治地位,财政上的收、支、存、贷,就要被利用来贯彻执行利润挂帅的方针,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步复活起来。刘少奇鼓吹利润挂帅时就说过:“一个工厂一定要赚钱,不赚钱就应关门,停发工资”,“财政、银行一定要卡死”。邓小平也说:“要抓财政,过去片面反对抓利润是不对的”,他把财政同利润挂帅联系起来,推行的也完全是刘少奇的那套修正主义路线。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财政分配关系中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始终是很激烈的,我们必须依靠广大工人和贫下中农,坚决揭露和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扩大财政分配中的资产阶级法权、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以保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广大工农群众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人,是社会财富的直接创造者,他们最痛恨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最痛恨违反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及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破坏社会主义的行为。只有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力量来把住路线关,掌好财政权,形成一种群众当家理财的生动局面,社会主义财政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作用,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社会主义财政为生产服务的路子,才能越走越宽广;社会主义财政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才能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而逐步缩小以至最终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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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社会主义再生产中资金分配同物资分配的关系
    资金分配中预算资金和信贷资金的关系
    社会主义财政利用国家预算和银行信贷这两种不同的形式,进行资金分配,以形成国家集中使用的资金,这就在客观上要求建立预算资金和信贷资金的统一平衡。建立这两种资金的统一平衡,研究他们的相互关系,是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一个重要问题。
    预算资金和信贷资金是相互联系的。信贷资金的来源,除了企业存款、居民储蓄、利息收入和货币发行以外,还有社会主义国家预算存款和国家预算增拨的银行信贷资金。社会主义银行发放多少贷款,并不单纯决定于它本身有多少信贷资金来源,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决定于国家利用信贷形式支持生产的需要。当信贷资金来源不足时,就依靠预算拨款来解决。同时,信贷积极组织存款,合理发放贷款,尽可能缩小信贷收支差额,则可以减少预算增拨信贷资金的数量。信贷通过合理发放贷款,促进生产和流通,又可以积极增加预算收入。一方面,在信贷资金来源中,预算资金占有重要位置;另一方面,预算收支的安排,又受着信贷情况的重要影响。正是信贷资金和预算资金的这种内在联系,决定了这两种资金平衡的必要性。
    预算资金和信贷资金是性质和作用都不相同的两种资金。预算收入主要来自企业的纯收入。通过预算收入形成的预算资金,由国家统一拨给企业,用于长期性的生产投资和经常性的财政开支。信贷是来自企业资金循环中暂时不用的部分和社会上暂时闲置的资金,存款要准许提取,贷款要按期归还。这种性质的资金,只能用于短期性的暂时周转需要。因此,要建立预算和信贷这两种资金的统一平衡,首先就要对这两种性质和作用都不相同的资金做到分别使用,不能混淆。凡是基本建设这种长期性的生产投资和企业经常占用的流动资金,以及非生产性基金(如文教、科研、体育卫生、国防和国家行政管理等)这类财政性的开支,都属于国家预算支出,应该由预算资金解决;而不能任意使用信贷资金,信贷资金只能用作短期周转性的流动资金。如果把信贷资金用于预算开支,那末,就等于计划外增加了预算支出,其结果,会打乱国家资金的安排和物资的分配计划,掩盖预算支出的真相。而且,信贷资金用于预算支出,必然使这部分贷款不能按时收回。在计划规定的贷款不能减少的情况下,一部分贷款不能按时收回,那就只有增加没有物资保证的货币投放,从而引起信贷收支的不平衡。因此,银行发放贷款,第一,必须按计划贷放,不属于信贷计划范围的预算开支坚决不贷;第二,贷款要和物资运动相结合;第三,贷款应按时归还。这些原则是实现信贷资金和预算资金分别使用的重要条件,也是信贷资金促进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正常进行的重要保证。
    预算资金和信贷资金两者之间既有内在联系,又在性质和作用上相互区别的情况,要求对这两种资金进行统一平衡。
    预算资金和信贷资金的统一平衡,就是要对国家集中掌握的资金,根据客观规律的要求和党的方针政策,进行全面的统筹安排。这里首先要恰当地处理基本建设投资同因生产和流通扩大而需增拨的流动资金之间的关系;其次,就是要进一步对哪些流动资金应由预算拨付,哪些应由银行信贷提供,确定一个合理界限。
    国家集中掌握的资金,多少用于基本建设,多少用于增拨流动资金,是一个关系到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重大问题。基本建设是扩大再生产的重要条件,没有适当的基本建设投资,就会影响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规模和速度。但是,国家集中掌握的资金除了用于基本建设的需要外,同时还要考虑到因生产和流通的扩大而需要增拨的流动资金。这一部分增拨流动资金的需要如果得不到满足,那就不仅会影响到扩大再生产,甚至会影响简单再生产的进行。因此,国家在统一安排资金的时候,必须首先考虑应该增拨的流动资金,以满足生产周转和商品流通的需要,在此基础上,积极挖掘潜力,安排好基本建设投资。如果只单纯考虑基本建设投资的需要,以致不适当地挤掉了一部分应该增拨的流动资金,那就会妨碍正常的生产周转和商品流通,导致物资供应紧张和某些企业停工待料的现象。所以,国家在分配预算资金时,必须具体研究基本建设投资和增拨流动资金之间的这一比例关系,探索其中的规律性,正确加以处理。
    社会主义企业因生产和流通扩大而需增拨的流动资金,哪些应由预算提供,哪些应由信贷提供,所应遵循的一般原则是:短期周转性的流动资金,由信贷资金解决;长期占用的流动资金,由预算资金解决。在我国,对企业流动资金的供应,定额部分是由预算拨款,作为企业的自有资金,超过定额的部分由银行贷款解决。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流动资金的需要量也会不断增加,因而国家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也要按期核定企业的定额流动资金。企业的定额流动资金如打得过宽,就会造成资金的积压和浪费;企业的自有资金如果不足,又会影响生产发展,并且势必经常长期占用银行贷款,引起信贷收支的不平衡。
    预算资金和信贷资金的平衡关系,是社会主义国家整个资金平衡关系的集中表现。两者统一平衡的标志是:第一,要看预算资金和信贷资金是否做到按照它们的不同性质和作用,严格划分,区别使用,应由预算安排的支出不任意去挪用信贷资金;第二,要看在此基础上的信贷收支是否平衡,信贷收支差额能否从预算资金中得到增补解决;第三,要看预算资金在增补了信贷收支差额以后,能否做到。预算本身的收支平衡。只有以上三个方面全部做到了,才能说是实现了预算资金和信贷资金的统一平衡。
       预算和信贷对资金的分配同物资分配的关系
    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要求资金运动同物资运动必须协调一致。因此,当预算资金和信贷资金之间的平衡实现以后,还必须注意处理好资金分配同物资分配之间的关系,在预算和信贷资金同物资之间进行综合平衡。
    资金是物资的代表。预算资金和信贷资金直接地或间接地总是同一定的物资相联系,两者之间具有平衡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资金和物资又各有自己不同的运动规律,它们并不是自始至终都结合在一起的。一项资金运动不一定都在同一时间或者同一地区伴随有相应的特定物资转移。例如,一个企业在销售成品时,是一面货出去,一面钱进来;在购买生产资料时,是一面钱出去,一面货进来。这些资金运动过程,都是伴随有相应的物资转移的。但是,一个企业在支付劳动报酬和向国家预算上缴税收和利润时,以及国家预算把收到的税款和利润拨作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等等支出的时候,这些资金运动过程,就并不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伴随有实际的物资转移。又如,甲地的企业从银行取得贷款到乙地去采购农产品原料,这种资金运动过程,虽然伴随有物资的转移,但又不是在同一地区发生的。由于资金运动同物资运动的这种并非自始至终都结合在一起的情况,又使得资金分配同物资分配之间有可能发生脱节和不平衡的现象。这种脱节现象一旦发生,如果不及时加以纠正,不平衡就会进一步发展,以致破坏扩大再生产的顺利进行,给资本主义非法活动以可乘之机,为党内资产阶级搞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为了保证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使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能够顺利进行,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利于在经济领域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就必须在预算和信贷资金的分配同物资分配之间进行综合平衡。
    预算和信贷资金的分配同物资分配之间的综合平衡,一般是指在一定时期内,预算和信贷对资金的分配同物资分配之间要做到在总量上、构成上以及各地区的全面平衡。

    社会主义再生产首先要求资金分配同物资分配之间求得在总量上的平衡,也就是预算支出和信贷投放所形成的货币购买力总量,必须保持同商品物资供应总量之间的平衡。在生产量和价格既定的情况下,预算和信贷一共应拿出多少货币资金同商品物资相交换,就基本上被决定了。如果预算和信贷分配的资金总量,能够同物资的总量相互协调,那末,从总的方面说,交换过程中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就能得到解决,社会再生产就能够顺利地进行。如果预算和信贷分配的资金总量同物资的总量不协调,那末,交换过程中就要发生商品物资供不应求或者供过于求的现象,其结果将会妨碍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
    那末,怎样才能做到预算和信贷对资金的分配同物资分配在总量上平衡呢?一般地说,预算资金和信贷资金都是直接或间接同一定的物资运动相联系,所以,只要预算资金和信贷资金统一平衡了,资金分配就会同它所支配的物资在总量上一致。如果预算资金和信贷资金没有做到统一平衡,例如预算支出大干收入,发生了赤字,银行信贷发生了超过生产发展正常需要的货币投放,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资金没有相应的物资保证,就会使预算和信贷分配的资金总量大于它所能支配的物资总量,从而出现资金分配同物资分配在总量上的不平衡。
    资金分配同物资分配在总量上平衡,还不等于各项预算支出和信贷投放相应地在使用价值形态上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不同需要都能得到满足。因为当国家通过预算支出和信贷投放分配资金的时候,这些资金是有其特定目的,用来购买特定的物资的。但是,另一方面,社会上可供使用的物资在类别构成上不一定同需要一致。因此,为了保证在特定的使用价值形态上实现各项预算支出和信贷投放的特定目的,还必须在资金分配同物资分配总量平衡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到资金分配同物资分配之间在构成上的平衡,也就是要做到预算和信贷支出的各项用途比例同物资构成的比例相一致。例如,预算和信贷支出中,有一部分是用来购买生产资料的,它包括:基本建设投资的绝大部分(扣除基建工人工资以后的部分);增拨生产部门流动资金的大部分(用于购买原材料的部分);以及用于国防支出的一部分,等等。预算和信贷支出中,还有一部分是用来购买消费资料的,它包括:经济部门、社会文教部门和行政管理部门的事业经费和人员经费的全部;以及国防支出的一部分,等等。预算资金和信贷资金分配中所形成的这些用于购买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不同支出,必然要求不仅在价值总量上有同它相适应的物资,而且还要求在特定的使用价值形态上即物资的构成上,能够同这些支出的特定目的相适应。如果说,预算和信贷资金的分配同它所能支配的物资在总量上是一致的,但是在物资构成上并不一致,那末,就会出现以下的一些情况:当着在资金分配方面,预算和信贷安排用于购买生产资料的支出,大于它所能支配的这一部分物资,而安排用于购买消费资料的支出,小于它所能支配的这一部分物资的时候,就必然会带来在物资分配方面出现生产资料的供不应求和消费资料的积压。相反,当着在资金分配方面,预算和信贷安排用于购买生产资料的支出,小于它所能支配的这一部分物资,而安排用于购买消费资料的支出,大于它所能支配的这一部分物资的时候,必然又会带来在物资分配方面出现生产资料的积压和消费资料的供不应求。
    预算和信贷资金分配同物资分配之间还有一个在全国不同地区的平衡问题。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总是不平衡的,有的地区向国家预算和信贷上缴的资金,可能大于国家下拨的资金;有的地区向国家预算和信贷上缴的资金,可能小于国家下拔的资金。同时,地区之间也会产生资金相互流出流入的情况,资金的流动比较方便,而物资的转移则需要经过一段运输和调拨的过程,这就有可能产生资金流动和物资转移脱节的现象。如果国家从一个地区上缴的和对这一地区下拨的预算信贷资金,同国家从这一地区所集中和分配的物资不相适应的话,那就会造成一个地区内部资金同物资之间的不平衡。如果地区之间的资金流动和物资转移不相适应的话,也会带来同样后果。因此,国家在预算和信贷资金分配同物资分配之间进行综合平衡时,除了需要考虑资金和物资在全国范围内的总量和构成上的平衡以外,还要考虑各地区的平衡。各地区的资金和物资平衡是全国范围资金和物资平衡的组成部分,各地区的资金和物资平衡实现了,全国范围预算和信贷资金分配同物资分配在总量和构成上的全面平衡,也就更有保证了。
(本节整理完成,待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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