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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启示录 ——毛泽东主义之历史渊源及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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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的黎明 发表于 2017-2-7 07:13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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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启示录
——毛泽东主义之历史渊源及历史背景
一元

公元前841年,因不满周厉王的暴政,镐京的“国人”集结起来,手持棍棒、农具,围攻王宫,要杀周厉王。周厉王带领亲信逃离镐京,沿渭水河岸,一直逃到彘(今山西省霍州市),并于公元前828年(周共和十四年)病死于该地。《史记》一书于公元前841年(共和元年)开始记年记事,因此发生“国人暴动”的这一年,被视为中国历史有确切纪年的开始。
——题记

【序:历史的呼唤】


中国历史的确切记录诞生于一场革命。革命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推动力,循环往复两千余年。革命基因嵌入中华文化,不知道是否是上天给予中国人民的一种眷顾,使得中国两千年多年的历史中英雄豪杰辈出,优秀人物灿若星河,历史典故俯拾皆是,中国的历史本身就已经升华为中华文化的核心,不了解中国的历史必然就不了解中华文化,这种文化特点是世界文化中的独特的现象。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史上璀璨的宝库,这座宝库充满着人类的艰辛与拼搏、智慧和力量!


东西方原始氏族部落时期和奴隶社会时期的政治形态都差不多,比如长老议事、公推选举与贵族共和、领地分封等等。这两个时期的政治形态都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统治阶级内部的共和议政。公推选举制在中国进入奴隶制的夏朝后被世袭制取代,而在欧洲的奴隶社会时期却得到一定形式的保留和发展。中国春秋和战国时期的诸侯会盟议政的形式随着秦帝国的统一而消失,世界上最早的强大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由此产生。中央集权为中华文明的整合与传承提供了强大的保护力量,这也是中国古代文明传承至今的主要根源,成为世界古代文明唯一的幸存文明,而世界其他古代文明都已经毁于战火,湮没于历史。但这种中央集权的政治体系对国家和人民的控制十分强大,尤其是封建生产关系是一种低生产力水平生产方式,为了保证农业生产,一直以来中国的封建社会时期都是采用“重农抑商”的政策,尽量避免商业过分发达损害农业,造成饥荒。任何新的生产萌芽都面临中央集权政治体系本能抑制,因此这种封建中央集权体制逐渐成为扼杀新兴生产方式的主要力量。


古代中国的中央集权形成时间早,与秦通过军事战争消灭六国,建立强大的皇权分不开。在这个中央集权体系的内部,没有任何权力可以对皇权进行制约,这样的结果就是有远见有智慧的人物控制了皇权,国家将取得巨大的进步和发展,一旦遇上昏庸无能之人控制了皇权,必然给国家带来灾难和灭亡。历史上的农民革命与中央集权的抗争,其实是极少有胜利的,都是历史的筛选后剩下的最智慧最有能力的人物才能成功。成功的革命都是对整个中央集权体系完全打碎之后的重建,用一个新的中央集权体系去代替旧的体系,形成中国历史特有的王朝战争循环更替,胜利者主导中华文明继续发展。正是由于这样的中央集权体系,导致了王朝更新只能通过大规模的战争,自下而上的农民战争摧毁了一切的贵族阶层和生产结构,导致中国大地上的封建统治被刷新重来,就像电脑硬盘的格式化,土地重新分配,人口重新调整,统治重新开始。跟着革命的旧体系的不满者在新体系中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政治角色。虽然这种战争能力在古代具有天然的优势地位,使得其他民族和国家无法危害我中华文明存亡,然而对中华文明的社会进步发展而言,危害是明显的,每隔几百年的系统重装式的战争,破坏了社会生产力,技术积累随着人口的大量死亡而消失,生产力水平几千年几乎在同一个水平上踏步,而战争能力也在宋代开始之后走下坡路,中华文明两度被少数民族通过战争主导,最终延缓了中国近代化的发展,于近代彻底败于西方欧美文明。


欧洲古代文明因为没有形成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没有力量保护自己,因此纷纷被战争摧毁。但有失必有得,欧洲奴隶贵族共和的政治形式在欧洲向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演变成为有平民参与的贵族议会制度,形成贵族和王权的博弈。尽管当时的欧洲同样也有世袭制,但是必须获得议会认可,一但双方发生利益冲突,贵族常常会发动上层革命政变,重新推选国王,通常情况都是新国王踩着前国王的尸体接受王权,这导致欧洲的封建生产关系发展相当缓慢,半奴隶制半封建制历史十分漫长,直到19世纪资本主义大发展后都还保留着大量的农奴制生产关系。贵族和王权的博弈也导致欧洲封建生产关系松散,成为欧洲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并能肆意扩张的主要因素,同时也使得欧洲形成中央集权统治下的封建社会历史非常短暂,使得欧洲很快就过渡到资本主义大发展时期。尽管欧洲的封建领主也“重农抑商”但几乎没有对新兴生产关系产生任何强制性力量压制,一些商人通过贸易或者组织雇佣工人生产迅速的成为富有的资本家,尽管一段时期这些资本家也受到封建贵族和市民的歧视,但这种歧视并没有能阻挡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成为新兴贵族,并进入议会政治,参与国家权力,资产阶级的民主由此逐步发展起来,欧洲文明开始逐渐超越东方文明。


历史是公平的,会给不同的人民以眷顾。当世界历史推进到17世纪中期的时候,欧亚大陆的两端的两个小地区几乎同时爆发了一场夺取国家政权的革命性行动:满清入关攻占大明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由于这两地革命行动的政治性质差异导致国家方向出现颠覆性的发展,从此,中华文明开始了三百多年的逐渐衰落,而欧洲文明开始了三百多年的的逐步强盛。至此,中华文明陷入晚清李鸿章所谓的‘三千年余年一大变局’时期,苦苦挣扎。17世纪对于东西方文明是一个分水岭。中央集权政治终于显露了它的历史局限性,而贵族共和政治终于开始显示了它的历史优势。然而认识这两种政治管理形式带来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差异性结果,竟然需要我们人类社会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才能发现,因此这两种人类主要的政治管理形式都是不可荒废的宝贵资源,都需要我们人类社会去继承和发展。


20世纪初,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都已经分别形成议会民主制下的中央集权国家(也就是列宁说的帝国主义阶段),其典型特点就是资产阶级内部议会共和,对外集权抗争,将议会制和集权制充分的结合起来,形成强大的资产阶级的国家垄断性力量。尤其经过20世纪两次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内部的争霸战争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垄断发展到超国家的国际垄断阶段,资产阶级的横向联合大大加深,已经出现专门协调超越国家范畴的资产阶级垄断集团之间的协商机制(如共济会等),那么,一个超越国家范畴的资产阶级国际垄断集团下的中央集权力量也就会在酝酿中,在目前公开的报道中将这种力量称为“影子政府”。


17世纪到19世纪这三百年的逐渐衰落使中国已经濒临分裂,但是优秀的文化必然会孕育优秀的人才纷纷寻找救国图存的道路。从太平天国到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到辛亥革命,最终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诞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经过二十八年的农民革命战争实践诞生了毛泽东思想,并建立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制度下的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的人民共和是消灭了剥削的多数人的民主政治,相对于人类社会过去几千年的少数人的民主政治和皇权专制,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史的一次飞跃。尤其是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连少数的精英民主都没有过。新中国建立后,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国家经过过渡期很快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少数人的精英民主权力被剥夺,跨入了多数人的人民民主阶段。中国的文化精英政治精英很不甘心,于是试图联合起来夺取民主权力,精英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博弈最终全面爆发,导致了毛泽东1966年推动的中国文化大革命。


中国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人民民主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问世时间短暂,因此是人类社会主义制度历史发展阶段中不成熟的一种民主制度,在毛泽东去世之后,人民民主很快就被中共党内的精英民主取代。精英民主和剥削制度是相连的,因此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很快就发展起来,一个新兴的资产阶级被培育成长,新兴党外精英必然要追求与党内精英平等的政治权力,也就必然会导致中国社会向资产阶级议会共和制下的中央集权国家发展,东西方的政治文明必然会走向同一,这样的历史规律是无法违背的。


今天的中国已经处于十字路口,资产阶级‘精英民主派’和无产阶级‘人民民主派’都已经不愿意再这样被‘特色民主派’骑在身上,分别都在积蓄力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运动和无产阶级的人民民主革命运动都已经在酝酿,中国已经进入一个大变革的前夜。如何准确把握中国面临的这种社会形势,需要正确的立场和方法,也需要多角度的认识和分析,才有可能找到正确的道路,那么从中国漫长的革命历史中来认识当下的中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式。


【古代中国革命启示】


中国古代的革命运动,这里主要是指封建社会阶段,其形式、人物、过程和结局的复杂多样和曲折回环,令人叹为观止,蔚为壮观。从贵族到流氓、将军到乞丐都在中华大地的革命舞台上亮过相,有昂眉吐气也有折戟成沙,构成我中华文明的新陈代谢,生生不息!


中国古代革命的最终目的就是改朝换代,实现皇权更替,但革命的起始动因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类别:一种是皇权的争夺,这种革命主要来自上层统治阶级内部:比如“王莽篡汉”建立的新;“陈桥兵变”建立的宋等等。这种革命多属于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争夺,也不具有普遍性,甚至连进步性都比较小,因此这里不进行分析。第二种是有政治意识的个人在现实中却没有政治出路,因此谋反。这种人物的典型代表就是唐末的黄巢和清末的洪秀全。这类人物的特点就是具有政治抱负,但是由于受到各种现实条件的限制,比如地位低贱被歧视,或者是屡试不第,因此无法进入统治阶级的队伍中施展才华。但是他们大多都具有谋略,也会选择时机,因此一旦发动革命,往往是规模巨大,牵连甚广,旷日持久,对统治阶级的打击是致命的,基本上就是一个王朝的终结期的开始。第三种是阶级压迫所造成的生存危机,真正的官逼民反。比较典型的人物有陈胜、吴广和朱元璋、李自成等。古代历史中,这种官逼民反的情况最多,历朝历代也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但大多规模比较小,官府也比较容易镇压,但必然也有规模宏大,斗争时间很长直至夺取政权的。


中央集权体系是一个权力单向辐射体系,自上而下的权力贯通,而几乎没有一个自下而上的政治发展通道。这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进入这个政治体系只能从中央选拔官员的方式中产生,不管是世袭制、察举制度和科举制度,本质上都是在统治阶级内部选取权力的继承者,一般的平民家庭子弟极难进入。就像今天的高考一样,工农子女极难考出好成绩。底层平民的政治地位固化,绝大多数人失去政治上的上升通道,要想在政治上翻身就只有一条路,革命造反。但是中国历史的诡异之处在于,有政治抱负的人还有一种机会,就是帮助朝廷镇压造反者,通过镇压造反者,也能快速的爬升到一定的政治高度。三国时期的曹操,孙坚,刘备,清末的左宗堂都是这么上来的。古代中国的农民革命给不同阶层的人都提供了政治机会,不管是选择革命,还是镇压革命都成为古代政治人物角逐的历史舞台,革命也是政治野心家最期盼的历史运动。中央集权体系下给予普通人物进入政治权力体系的政治通道太少,就整个科举历史中只有10万人左右的学子考中进士进入仕途,平均每年不过六七十人,尽管在科举制外官府增添了别的入仕途径,但依然是少数人的机会。有不少具有政治抱负的底层人物进不了体系内就选择了和体系对抗造反。宋代有个典型人物张元,由于仕途不畅远走西夏与宋为敌,给宋朝带来巨大的战争损失。宋代的落第者甚至夸张到了用造反的方式来获取朝廷的招安做官,形成一个书生造反入仕的奇特现象。用朱熹的话说,“今日学校科举不成法。上之人分明以贼盗遇士,士亦分明以盗贼自处,动不动便鼓噪作闹,以相迫胁,非盗贼而何?”这些政治失落者也推动了中国历史上革命运动频繁发生,而且革命运动爆发后常常就会规模宏大,持续时间漫长,斗争十分残酷,对社会生产的破坏性巨大。


古代中央集权体系下社会的政治稳定性,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变差。古代中国的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新兴王朝初期的统治者大多来自底层,尚能体恤民情,具有主动的领悟“民为贵,君为轻”的政治智慧,会主动减轻阶级压迫,这个时候一般都是社会最稳定的时期。一旦新兴贵族官僚的二代三代N代接管集权体系之后,下层平民能进入集权体系人员逐渐减少,最后几乎停滞流动,集权体系几乎没有了更新活力,这种主动的政治智慧和觉悟就丧失了,底层百姓就会面临残酷的阶级压迫,为了生存只有革命造反,王朝末期就来临了,社会进入最不稳定时期。中央集权体系的特殊性导致了他的稳定性主要取决于皇帝为首的贵族官僚的政治能力和智慧,也就是通常说的“人治”能力。但是大多数时候他们的政治能力普通,统治阶级对百姓的盘剥没有调控能力,常常导致阶级压迫过度,造成官逼民反的现象比比皆是。由于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一般而言减轻剥削的方式主要通过统治阶级轻徭薄赋,而无法通过提高生产力水平来减轻阶级剥削。因此一旦王朝赋税加重,必然出现农民革命,尤其是如果再有天灾出现荒年,饿殍遍地,那么大规模的推翻中央集权体系的革命战争必然出现。古代中国作为被统治阶级的农民,几乎没有政治通道向上层统治阶级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只能依靠上层统治阶级主动的政治觉悟和政治施舍。古代中国的中央集权统治体系由于是一种自上而下单向的政治信息传递,很难有民间自下而上的政治信息传递形成沟通。封建等级中的‘君为臣纲’导致了即便有极少数的自下而上的信息传递到上层,皇权的独断,导致上层贵族中也没有可以能与皇权博弈争锋的能力和机制。凡是那些试图与皇权博弈,为民伸冤的贵族官员常常下场惨淡,人头落地是常有的事。因此古代中国中央集权体系下的社会稳定与否主要是取决于统治阶级上层,而不是下层百姓。尤其是上层统治者的政治觉悟和政治施舍一旦消失,整个中央集权体系的腐败就会加速,腐败同时会导致社会不稳定性大大加深,而上层统治者越是希望依靠军队暴力维持稳定,就越是加速了社会崩溃。



古代中国的农民革命造反,是一个低生产力水平下的革命。中央集权体系的结构也对革命本身造成了巨大的历史局限,由于长期处于低水平的农业生产条件下,农民阶级无法进步,大多数的农民革命只能依靠迷信和宗教思想的宣扬来组织人员。尽管农民革命中出现过不少的比如“均贫富,等贵贱”之类要求平等共富的进步口号,但是却找不到实现的理论和实践方法,农民革命最后也只能用一个新的封建集权体系代替旧的封建集权体系,剥削和压迫始终存在,形成一个特有的循环更替现象,而无法打破这种革命的周期率,无法形成一种长期稳定发展的社会制度,也无法产生一种和平的政权更替结构。古代中央集权体系也束缚了地主阶级的发展,“重农抑商”政策也极大地制约了地主阶级的进化,无法提升成为进步文明的阶级。缺少贵族共和议政制约的中央集权体系致使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两个阶级都无法获得进步,是中国近代之后落后于欧洲文明的主要政治根源;频繁的形成王朝更替的农民革命战争,既使得大量含有手工业者在内人口死亡,延缓了生产力的发展,也导致封建中央集权体系的强化,进一步限制了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进步,这是中国近代落后欧洲文明的主要历史根源。那种把中国近代落后挨打的历史责任全部归罪于满清是完全错误的,相反的是满清中央集权体系使得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达到了非常成熟稳定阶段。正是这种非常成熟的封建中央集权体系使得中国即便承受了全世界主要帝国主义国家近百年的侵略战争,却依然没有彻底衰落反而逐步走出历史低谷,重新走上强盛之路。


古代中国的农民革命两大动因中,底层人民被阶级压迫逼到了生死存亡的处境,这个是主要原因;具有政治觉悟的个人没有政治出路,这个是次要原因。这两个动因如果是单独的起作用,那么王朝尚可以平衡与调和,还有机会弥补,而王朝如果同时遇上这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共同推动革命,改朝换代就不可避免。


【近代中国革命启示】


近代中国,是中国历史上人口死亡幅度最高的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屈辱最黑暗的时期,更是中华文明生死存亡的关键期。欧美国家的资本主义优越性通过他们的战争能力完全暴露无遗,热兵器和冷兵器两个完全不同等级的物质文明的巨大差距极大的震撼了中国上下各个阶层。因此中国进入近现代的革命根本目的就是救亡图存,保家卫国,民族独立!


中国进入近现代之后的革命具有多重任务,产生了多种形式,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近代废除帝制和现代人民共和。在第一个废除帝制的近代革命阶段中,既有中国封建社会王朝末期的农民革命——太平天国运动,也有人民自发反抗国际资本主义列强的民族革命——义和团运动,还有资产阶级反抗封建皇权专制争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在第二个人民共和的现代革命阶段中,既有北洋军阀主导下的民国乱政,也有资产阶级领导的国民革命,还有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些革命的爆发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整个近现代中国人民在国内外反动政治势力联合压迫下,中国人民奋勇反抗的结果!


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场大规模的农民自发的革命运动,也是中国漫长封建社会制度的最后一次挣扎,试图通过重建王朝达到封建社会的延续,但最终成为封建社会终结时提前出现的一曲挽歌。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最重要的历史功绩,不是对满清王朝和殖民主义列强的打击,也不是提出了一些带有资本主义特点的政策制度,而是客观造成腐朽的满清贵族不得不让比较先进的汉族地主官僚逐渐进入国家政治权力的中心。一部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汉族官僚开始主导国家经济发展方向,比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以及后期的张之洞等,这些汉族地主官僚在地方上积极开展“洋务运动”,成为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积极参与和鼓动者,极大的推动了中国晚清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为培育新兴资产阶级客观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义和团运动是中国封建历史结束前翻起的最后一朵农民运动浪花,也是东方的封建文明和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在近代中国的最后一次较量,同时也是清王朝中央集权体系解体失控的标志性事件。自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以来,清王朝腐败的军队就已经无法保卫国家,随着列强通过诸多的不平等条约将殖民统治特权渗入满清政府的政权体系,清王朝的中央集权就已经逐步走向瓦解。太平天国运动导致了地方军事力量的强大,清王朝的八旗军队已经完全丧失了战斗力,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结果更是标志着清王朝组建的新兴国家军队也同样不具有保卫国家的能力,维护清王朝中央集权的军事基础完全被瓦解了。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太平天国运动造成的内忧外患推动了满清的洋务运动出现,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开启了大门,最终推动了上层实施了短命的“维新变法”。由此满清内部出现学习西方先进文明的“维新派”和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保守派”之间的对抗。西方殖民主义列强的入侵加剧了中国人民的被剥削被压迫程度,民间出现了自发盲目的反抗西方文化的义和团组织,而基督教会是当时渗透中国最广的西方文化代表,于是成为首当其冲的被攻击目标,尽管落后文明反抗先进文明是徒劳的是盲目的,但是具有民族正义性的。由于西方列强支持“维新派”,上层“保守派”和民间义和团结合起来共同打击“维新派”和西方势力。“保守派”的腐朽性和愚蠢性暴露无遗:国家军队都无法击败列强,却寄希望于一群盲目自发的民间武装。结果是八国联军打进北京,义和团被“保守派”反手镇压出卖,而以张之洞为首的南方诸省搞“东南互保”,不服从中央号令,不与列强冲突。甚至已经秘密协商一旦清皇室成员遇害,将推举李鸿章为总统接管国家政权,这意味着满清政府的国家管理和组织能力基本丧失,就此满清的中央集权体系已经名存实亡。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阶级政治意识自觉主导产生的一次革命。这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新兴资产阶级对满清封建统治绝望之后的一种选择。从武昌起义向前追溯到孙中山领导的1895年的广州起义,资产阶级革命者共计发动了20余次一定规模的武装起义,大多数的起义规模小,人员普遍年轻,且大多都是受到良好教育的富家子弟,这些起义给予当时的中上层统治者的震动是巨大的。这些青年才俊原本是清王朝统治的继承者,然而他们却选择了推翻这个王朝的革命道路,当一个政治体系后继无人,众叛亲离的时候,灭亡就是必然了。辛亥革命与历史上农民革命的最大差别就是:中国出现了比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先进的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资产阶级政治意识的自觉主导着这场革命的方向,是为了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而不是重建一个皇权国家。
辛亥革命的领导力量新兴资产阶级,本质上来说是从满清中上层统治者中分化出来的一大批爱国的健康力量,他们选择了与旧有的封建统治体制决裂。但是他们的利益基础就决定了他们无法寻找占人口大多数的底层人民支持,也不具有发动底层人民参加革命的能力。因此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精英式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新精英对封建贵族旧精英的革命,对底层人民生活的影响十分微弱。新兴资产阶级的革命力量本身是比较微弱的,却最终能够瓦解掉清王朝的统治,与太平天国以来的人民反抗运动早已摧毁了清王朝的中央集权体系有莫大的关系。清王朝的中央集权政治基石早已破碎,辛亥革命只是在这个基石上猛推了一把,整个封建统治的大厦顷刻崩溃。资产阶级精英瓦解了帝制,但是贵族旧精英的力量是强大的,这些旧精英不会轻易放弃封建特权,纷纷成为割据一方的封建军阀。所以由于新兴资产阶级力量的弱小,辛亥革命废除帝制仅仅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起点而不是终点,距离资产阶级的共和还很遥远。辛亥革命是中国革命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虽然结束了一个中央封建皇权,但封建旧精英形成了更多的地方封建皇权性质的军阀,国家被分裂。新兴资产阶级面临一个全新的课题,如何完成资产阶级共和下的国家统一,毕竟弄垮一个国家与统一一个国家相比较难度系数不是同一个级别。


辛亥革命以及之前的中国革命,主要是宗教政治、会党政治和社团政治的形式组织发动的。这些形式的组织都具有封建帮会的特点,在封建时期成功的革命运动中最终还是只能是用一个新的中央集权体系取代另一个旧的中央集权体系。孙中山虽然是受西式教育出身,但是对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的核心却完全没有领悟到。他想要用资产阶级共和取代帝制,但是却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资产阶级共和的核心组织力量——资产阶级政党,一直是以封建帮会性质的社团政治的形式从事革命运动,这样的结果就是皇权被推翻,国家却成了一盘散沙。直到辛亥革命之后的1912年8月才主要由宋教仁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至此中国的革命历史才算是实质性的进入近代资产阶级革命阶段。


中国近代历史在辛亥革命后废除帝制进入民国时期,但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革命原本应该走向资产阶级共和却逐渐的走向人民共和,这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一次突变。由于中国资产阶级脱胎于封建体系内,发展时间短,因此政治力量既分散又弱小,一直都没有进入政党政治这一成熟的阶段,直到民国建立后,才组建了中国国民党。由于刚组建的国民党的组织体系混乱,人员复杂,也处于政党政治幼年阶段,内部意见分歧巨大,无法形成共同协商并统一执行的机制,加上北洋军阀的暗中破坏,导致刚成立的中国国民党无法形成有效的政治力量,能够有力的与北洋军阀斗争。孙中山在处理宋教仁被刺杀事件中力主北伐袁世凯,在没有形成国民党内部一致的政治意见基础上,将个人意志凌驾于党的意志之上强行推动了1913年的二次革命,导致国民党和北洋政府分裂,同时还导致了国民党内部分裂,最终导致了二次革命的失败,国民党被袁世凯解散,此后中华民国进入了北洋乱政时期。在这期间,发生了袁世凯复辟、护国战争、护法运动等等事件,但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无法整合成有效的政治力量,始终处于政治边缘化的处境,政治前景黯淡,民国时期北洋乱政的起初十年对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来说是一个失去的十年,是孙中山革命理论匮乏,长期不注重政党组织建设产生的恶果。而这十年中,世界革命形势已经起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无产阶级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并经过苏俄革命的成功实践,有力的推动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发展。


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和俄国革命几乎是同步发生的,而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帝制比苏俄早一步,因此列宁对孙中山是比较尊重的,十月革命胜利后曾经在苏俄召开的关于讨论支持中国革命的大会上同时悬挂列宁和孙中山的肖像。但是由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革命理论主要来源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制度,他尤其欣赏英美宪政民主模式。而英美当时是资本主义强国,具有漫长的上层统治阶级内部的民主共和协商的传统,而中国在进入封建社会后已经有两千多年几乎没有这样的政治历史习惯了。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理论是建立在西方资产阶级发展的特殊历史基础上的,而中国政治历史的发展和欧美完全不同,中国的资产阶级对社会的主导性、影响力与欧美资产阶级完全不具有可比性,这就导致了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但是却并没有推翻封建制度,民主共和的制度形式成为封建军阀手里的玩具,民国共和最终成为泡影。俄国十月革命之前爆发了资产阶级推翻帝制的二月革命,二月革命中的武装起义主要力量却是俄国工人武装,造成了一个俄国革命历史上一个奇特的现象,资产阶级政府和苏维埃政府两个政权同时存在,是列宁在这个关键的时期写了大量的理论文章论证俄国必须走向社会主义,统一了党内认识,迅速组织俄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领导工人阶级武装推翻了资产阶级政府,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无产阶级政府。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历史短暂,力量薄弱,导致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不得不依靠地方军阀的力量打击破坏民国共和的北洋军阀,但是常常以失败结束。这一局面直到苏俄十月革命胜利,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与苏俄和中共合作后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后才逐渐改观。


20世纪初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辛亥革命革命取得的成果有巨大的差别。俄国后来居上,反而走到了中国的前面,取得革命的彻底胜利。首先就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力量与俄国相比较都十分微弱,在1905年代,俄国工人阶级的罢工人数就已经达到了300万人,而同期的中国工人阶级全部也只有60万人左右,同期中国人口是俄国人口的2.5倍,就可知道相对应的中国资产阶级力量有多么弱小。革命力量的阶级基础弱小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长期失败的根源。其次就是俄国革命的成功是俄国革命者学习西方最先进理论马克思主义与本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结果,而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理论当时只有孙中山糅合了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形成的一个比较笼统模糊的三民主义,革命理论的成熟和进步本身对政治组织的引导和建设作用是完全不同的,这也是中俄革命产生不同结局的重要原因。最后是孙中山领导的主要革命力量在政党政治组织上不成熟,不注重纪律和纯洁性建设,而俄国的政党政治组织在列宁领导下要成熟许多。俄国资产阶级性质的二月革命获得俄社会民主党(布)领导的工人阶级武装的支援,形成一股强大的联合力量,也为后来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奠定了胜利的基础。而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一个孤立松散群体的斗争,他们数量稀少,自身力量弱小,为了革命发展常与各种势力妥协合作,但收效甚微。他们同时也脱离广大人民群众,完全没有与工人阶级的联合,也不可能主动发动工人阶级,缺少与各个阶层群体的联合斗争,内部常常出现意见分歧无法统一,反而常被军阀利用,导致了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长期陷于反复的失败中。


中国近代的革命历史反映了中国5千年文明古国历史积淀的能量,为了救亡图存,中国人民尝试了各种不同的革命道路,不屈不挠。中国近代革命是中国人民不断抗争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残酷压迫的斗争历史,也是中国人民不断在失败中进步的革命历史,还是中国的仁人志士不断探索正确革命道路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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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深秋的黎明 发表于 2017-2-7 07:14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现代中国革命启示】


民国早期的十年,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没有为中国带来和平安宁,没有给中国带来独立和强大,反而带来了封建军阀混战,列强为了培植自己的利益代理更加重了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各个层次的控制,人民所受的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更加深重。资本主义没有能够挽救中国,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必然会选择其他道路,这就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历史条件,走共产主义道路拯救中国也就成为有着民族忧患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民国初期十年,虽然在政治上是乱政,但是资本主义工商业却获得快速的发展,因此资产阶级力量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到了1919年前后,中国工人阶级已经超过了200万人,也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尤其是五四运动后,工人阶级开始独立的登上政治舞台,为中国政治未来发展增加了一股生猛的力量,并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最重要的阶级基础。自此,中国革命的大道上跑出了一驾新马车: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苏俄的十月革命胜利是世界革命运动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对中国国民党的新生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十月革命的胜利给孙中山也带来巨大的震动,更是给了他莫大的希望,于是在1922年接受了苏俄的援助和建议与共产党合作改组国名党,在共产党帮助下于1924年召开国民党一大,由此开始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自己的黄埔军校,培养自己的军事人才,国民党这个时候才真正的具有了资产阶级革命党应有的纪律严明的革命组织体系,第一次独立地领导着当时革命的进步力量展开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苏俄由于是一个刚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上十分孤立,也需要国际力量的认可,因此极力支持中国革命力量,在物质和经费上对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提供了重要帮助,尤其是给予国民党的军事援助最大,对国民革命军击败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一次国共合作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这是近代进入资本主义发展时期落后的农业国家人民革命的必然规律。封建皇权及其残余势力既是资产阶级的敌人也是无产阶级的敌人,但主要应该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对象,但是由于农业国家资本主义发展薄弱,资产阶级的力量弱小,封建旧势力反革命力量庞大,这就迫使原本两个对立的阶级出现了历史上奇特的联合斗争现象。苏俄反抗沙皇的人民革命中,就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历史现象。在1917年俄国2月革命中,布尔什维克派领导了工人武装起义,建立了苏维埃政府。资产阶级改良派孟什维克派和旧的封建势力很快达成妥协并联合起来,推翻了沙皇,组建了资产阶级政府。两个政府并立,形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大联合的一个政治形势。因此在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国共双方初期政治理念不同并没有影响到双方的合作,主要有一个反帝反封建这个双方都认同的政治纲领基础;其次是封建势力的强大,和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分裂干涉导致中国的反革命力量是巨大的,对于当时弱小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国民党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派共产党都是单方难以应付的敌人,因此自身的弱小和敌人的强大迫使代表当时革命进步力量的双方都需要联合;其三当时国共双方都受到苏俄革命的影响和支持,在苏俄的联络下双方合作也就具有了可实践的操作性。其四帝国主义国家看不起当时力量微弱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国民党,不屑于与之合作,孙中山曾经数次写信给英美政府首脑邀请支持中国革命,但都石沉大海,被列强拒绝。而国内大地主大资本家又深受列强影响,也同样不会选择孙中山弱小的国民党一边。这就迫使孙中山站到了帝国主义的对立面,具有了被迫反帝的革命进步性,国民党与共产党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共同唱出了北伐军歌“打倒列强,除军阀”!


代表两个不同阶级利益的国共双方既有合作的必然性也有分裂的必然性。两个不同阶级基础的政党随着革命运动的深入和革命形势的迅猛扩张,双方力量都有很大的发展。尤其是双方在不同阶级基础的力量上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国民党领导下的国民革命军在战场上英勇战斗,共产党在城市中发动工人武装起义,在农村组织农会打击土豪劣绅发动农民运动支援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为国民革命快速的打开革命局面起到重要的作用。两个对立阶级的革命联合力量弱小的时候,内部的矛盾和外部的矛盾相比较是次要矛盾,因此可以妥协和调和,当革命的联合力量强大起来之后,内部的阶级矛盾就会逐渐取代外部矛盾成为主要矛盾,越来越尖锐和不可调和。俄国的1917年2月革命爆发后的形势走势就是一个典型。资产阶级掌握政权之后想尽一切办法排挤和剥夺无产阶级在这个政府中的任何权力,继续参加帝国主义的战争,将工人武装送上前线做炮灰,想尽一切办法绞杀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在布尔什维克被全面镇压的危急时刻,是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发动了十月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历史规律在中国革命历史中同样起作用。当国民革命在国共努力合作,消灭了广东地方军阀,形成了以广东为革命根据地向北洋军阀发动统一战争的大好形势下,力量的扩张导致了国民党内开始了派系分裂,同时也导致了国共双方阶级力量对抗冲突。国民党内有不少的中下层军官是地主阶级家庭出身,共产党搞农民运动的地区,尤其是对地主家庭没有一个革命家庭与非革命家庭的区别对待,农民运动政策上的失误导致了国民革命军中部分地主家庭出身的将士前方打仗,后方家庭被革命的现象出现,在当时的国共合作期间这个问题成了一个导火索,加速了阶级联合的分裂。


中国1924年后的国民革命形势十分相似1917年俄国的二月革命后的形势。领袖型人物列宁的作用就体现在这里,他竭力主张布尔什维克党独立领导革命,从理论到实践上都为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做充分的准备,一面不断刊发文章评论时局为革命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作理论探索,一面要求苏维埃政府中的工人武装必须掌握在布尔什维克党手中,最终推动了无产阶级独立领导的革命运动诞生,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国共合作时期,当国共摩擦处于“整理党务案”时期,共产党手中也同样握有一定数量的革命武装,革命力量并不弱,尤其是工农运动的发动更是一股强大的社会支持力量,因此共产党当时虽然力量偏弱,但还是基本具备独立领导革命的力量,这个时候领导集团的正确决策就决定了将来组织的生死存亡,遗憾的是中共缺乏真正的领袖型人物,而当时以陈独秀为首的领导集团放弃了独立领导革命的道路,继续依附国民党,放弃军队中和政府高层领导权,为‘四.一二’政变造成的巨大损失埋下了祸根。


国共合作初期,双方的依靠力量都主要是苏俄。而苏俄的主要支持方向是国民党,对中共的重视程度不够。当国民党右派出现异动,抛弃苏俄支持投靠英美国际资本主义势力的时候,苏俄并没有及时调整自己的支持政策,而是依然寄希望于国民党,支持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排挤和压制。由于中共对苏俄的依附性太强,导致中共无法摆脱苏俄支持下的共产国际的控制,在当时条件下既无法形成独立意见也无法独立实施自己的政治纲领。苏俄对国民党的政策失误,这个历史责任就只有中共来承担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如何既能获得国际共运组织的最大支持又能保持独立自主的良好领导能力,是国际共运中长期出现的难题。1927年的中共第一次遇到了这个世纪难题,并为之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英美帝国主义国家在国民党力量壮大起来之后,抛弃原有北洋政府中的利益代理人,转身到国民党里面寻求代理人,进一步加速了国民党内外阶级力量的分裂和重新组合。首先导致了国民党分裂成苏俄支持下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和英美支持下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大买办的国民党右派,但最终阶级属性决定了国民党的反共本质,以英美帝国主义势力支持的蒋介石为代表的右派获取了国民党最高权力,国民党内部左派面临大清洗,国共分裂不可避免。


第一次国共合作主导下的国民革命是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的划时代的大事。这是一场真正的推翻封建制度的革命,通过革命战争,农民运动,工人起义多种形式将人民群众都组织起来和动员起来,使得革命成为了当时人民广泛参与的行动,从深度和广度上都大大超越了仅仅推翻皇权的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培养和锻炼出了大批的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革命者、领导者,这批在革命洪流中成长起来的领导者分别成为国共两党后来几十年的革命战争与和平建设的中坚力量,为中国迅速摆脱封建社会融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奠定了重要的人文基础。国民革命为国共两党分别探索出了不同的依靠力量和革命道路,国民党右派终于找到了对外依靠英美垄断资产阶级对内依靠大官僚大地主大买办资产阶级作为依靠力量,建立资产阶级买办政府的道路;共产党找到了依靠工人农民,发动工人起义和农民运动的方式建立工农革命政权的道路。这场大革命最重要的历史成果就是分别为国共两党蕴育了自己的革命领袖,国民党的蒋介石和共产党的毛泽东!


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为了一己之私最终投降了封建地主与帝国主义,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国民党左派以及共产党人,导致了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国民革命失败,也使得改造社会的国民革命完全蜕变成中国统治权力的争夺,地主阶级与帝国主义重新获取了踹息的机会,消灭封建地主与打倒帝国主义的历史任务落到了中国共产党肩上。1927年爆发的八一南昌起义与秋收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开端,也是中国土地革命的起点。土地革命战争是中国共产党在内外交困,极度艰难的时候发动的生存之战,独立之战。外部有国民党蒋介石的疯狂镇压,内部有共产国际势力的盲目插手干扰。毛泽东就是在这一时期起到了中流砥柱的领导作用,也是在这一时期发现了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解决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方向问题,毛泽东第一次挽救了中国革命。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决定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但是对于当时的中共来说由于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太大,加上共产国际的直接干扰,一直都是把革命的重点集中在工人阶级与城市中,试图把俄国革命的道路直接在中国重新实践一遍,但是随着城市工人阶级武装起义的不断失败,这一残酷的现实证明了这条道路不适用中国。毛泽东在孙中山领导的国共合作时期就一直关注着农民运动,写出了一系列的考察文章,其中《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尤为著名。正是由于毛泽东对农民运动的长期关注决定了他对革命道路的探索方向必然会与农民运动结合起来,使得他成为同时代革命者中的翘楚。中国封建社会改朝换代的主体力量一直是农民,因为农民是人口中的大多数,只有将农民的革命力量调动起来,才能真正形成颠覆社会制度的基础性力量,这是中国的半封建社会性质决定的。正是毛泽东的主观自觉实践与中国的历史客观规律统一了起来才使得中国革命在土地革命时期取得重大的历史突破,诞生了一系列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形成独立的红色割据政权。中共逐渐的从城市撤离,走向了广大的农村地区,与农民革命彻底的结合起来,走出了一条中国独特的革命道路。


八一南昌起义的队伍在攻占南昌和南下攻占广州等城市的过程中,基本被消耗殆尽,只余下朱德与陈毅带领的几百人在农村地区存活了下来。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队伍在攻打长沙的过程中也溃散了,最后剩下几百人只有撤退到井冈山农村地区。毛泽东与朱德两支队伍在井冈山的会师,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从城市革命向农村革命的转折,同时革命依靠的主体力量也从工人阶级向农民阶级转变,制定正确的政治策略“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消灭地主”发动农民“打土豪分田地”,运用灵活的16字游击战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打击国民党军队,开创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壮大了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影响力,在农村基本上稳定下来。但随着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集团从城市撤离到农村根据地,这个中央领导集团秉承共产国际的意志开始直接领导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具体工作,毛泽东朱德被剥夺了领导权,导致了政治策略与军事策略出现巨大改变:以 “消灭富农”极左政策代替“中立富农”;以阵地战极左军事冒险代替游击战、运动战,最终在国民党的百万大军围剿下,30万红军土崩瓦解,农村革命根据地彻底丧失,剩余8万红军被迫逃离根据地。湘江一战,突破国民党军数道封锁线后,红军锐减到了3万人,中国革命陷入到生死存亡关头。


土地革命时期实施的土地政策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农民按照人口数额获得了土地的使用权与所有权,使农民全部变成为自耕农,消灭了地主,激发了广大贫雇农的革命热情,是土地革命得以发展壮大的原因;但对中农、富农和地主极左政治策略的错误是导致土地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政治策略的错误又导致了军事策略的错误,军事策略错误是土地革命失败的直接原因;再加上党内肃反政策被极左执行,杀害了不少对革命忠诚同时又有军事政治水平的中高级干部,削弱了革命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的挫折历史,充分的揭露了一个真理:正确发现革命道路只是决定了革命成功的战略方向,同时还必须要有正确的革命策略方法去保证实现胜利。不同社会境况下正确的战略和策略都只能是结合正确的理论从大量的社会实践中去总结提炼产生,而不可能是只从书本理论或者先贤经验中得到。战略方向错误,任何策略都失去意义,革命必败;战略正确,策略错误,同样会导致革命失败。因此毛泽东同志曾经说,政策与策略是我党的生命,这句话就是对土地革命时期的经验总结。毛泽东正是因为始终坚持理论结合实际,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总能及时提出正确的战略和策略解决革命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取得了中共党内的一致认可,最终在遵义会议上被推选为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人之一,开始掌握中国革命的方向。


红军的长征是中国共产党的生死大逃亡,也是中国革命的重大转折事件。红军长征要解决两个问题:摆脱国民党重重围困与正确的逃亡目的地。这两大任务对于当时的中共领导层,已经是十分艰难的任务,由于军事上的巨大失败,导致了博古、李德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层政治信誉的破产,革命必胜的信念动摇,军心不稳,士气低迷,红军已经濒临绝境。领袖的作用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就充分的显示出来:毛泽东首先在通道会议与黎平会议上坚决阻止了中央红军到湘西与贺龙的2、6军团会合的意图,使得国民党包围伏击的目的落空;其次是推动了遵义会议召开,以解决红军军事路线问题,使得中共中央领导权易手,毛泽东重新获取全党同志信任掌握军事指挥权;其三是初步确立了红军北上到四川西部建立革命根据地目标;此后,红军在毛泽东领导下摆脱了国民党围困,在北上过程中逐步的确定了与张国焘四方面军会师北上抗日建立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目标。从后来张国焘闹分裂南下到川西建立根据地的失败以及徐向前领导的西路军西进甘肃建立根据地失败的事实来看,当时的红军利用了陕北远离南方国民党统治中心区域,国民党统治力量相对较弱的现实,在陕北落脚靠近华北抗日第一线是唯一正确的方向。既契合了革命运动应当在阶级矛盾和各种社会矛盾最尖锐最复杂地区爆发的小格局需要,也契合了中华民族抗日救亡的大格局需要,更是契合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世界战争格局需要。中央红军从江西仓皇撤离,到撤换中央领导人,稳定军心摆脱绝境,真正的走向北上抗日的道路,找到红军的一线生机,与毛泽东的领导是分不开的。正是因为长征期间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在没有共产国际干扰下独立的解决了党内团结和对国民党军事上的胜利,使得中国共产党才真正的成长为独立的成熟革命政党,毛泽东第二次挽救了中国革命。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能够从国际和国家大局演变中调整自身的政策和策略,顺应历史潮流的需要,是中国共产党成熟的标志。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爆发,为中国革命带来了加速度效果。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大溃败,大面积的丧失国土管辖权,共产党却正好相反,在国民党败退的同时不断向日占区进行有效渗透,加上正确的政治策略和军事策略:政治上实行统一战线,停止消灭地主分田地,而是减租减息,政府实行三三制民主,吸引开明绅士参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反抗日本侵略;军事上部队化整为零,进入日占区的乡村组织人民建立抗日游击队,开展游击战,打击日本侵略者,使得日占区的大部分地区同时也成为共产党的活动区域。根据日本人所记载的《华北治安战》中叙述“在方面军占领的三个特别市,四百个县中,治安良好的除三个特别市以外,只有7个县(占总数的1.4%)。有139个县(占总数的31.5%)差不多未部署兵力,不得不听任中共活动。还有相当于66.9%的295个县属于中间地区…”尤其是华北广大的农村地区已经基本成为共产党的有效治理区域,在日本占领区开辟了敌后战场,使得日军面临正面战场和后方战场两线作战,极大的迟滞了日军的正面进攻力量,也成为日本吞并中国的军事计划破产因素之一。中国共产党通过领导日占区人民坚决反抗日本侵略者的行动,义无反顾的站到抗日斗争的第一线,有力的取得日占区人民的衷心拥护,迅猛的扩大了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成为日占区核心的抗日领导力量。


抗日战争初期阶段,中国共产党同样面临着共产国际的干扰。苏联人领导下的共产国际一直都是围绕着苏联利益在指导着中国革命。王明在1937年从苏联回到延安,带回的指示就有武装保卫苏联,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等等,苏联人希望共产党听从国民党的领导实现对日作战,实现阻止日军对苏联的进攻,避免苏联两线作战,因此苏联人不惜牺牲共产党的利益,王明也成为共产国际指示忠实的执行者。毛泽东提出对日战争的战略是持久战,并为此写了一篇文章《论持久战》;对日作战的策略是统一战线下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由于王明在共产国际中的职务以及本人对马列主义理论的熟悉,因此在当时的中共中央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包括彭德怀在内的许多高级干部有些不知所措。王明带回的指示与毛泽东的策略明显不一致,王明强调的是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领导,包括共产党的军队,这样实际就是放弃了军队和政治的独立自主的领导权,国民党当然希望如此,正好把共产党军队派到前线消耗掉,这样对共产党的力量无疑是毁灭性的;毛泽东强调的是统一战线下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就是对日军具体作战上不受国民党领导,还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游击战策略,只是在战略上接受国民党作战任务。王明对毛泽东的持久战观点十分不满,认为违背了武装保卫苏联的要求,是中国共产党消极避战,对日作战拖延,不积极。毛泽东为了解决王明问题,巧妙的派遣任弼时到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最终带回了共产国际明确的答复,中国领袖是毛泽东。这一段共产国际的干扰风波才算是结束,毛泽东的政治地位才正式的获得共产国际的认可,中国共产党的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地位才完全确立起来。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主动的从内战泥沼里走向抗日民族斗争的最前沿是一个精准的政治战略方向,占据了政治主动,使得共产党走向了一个广阔的战略发展空间。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壮大,说明了无产阶级革命一定要在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各种势力矛盾尖锐的地区才能够获得更大的发展,矛盾越是复杂,越是剧烈,越是有利于矛盾的不断转化,自身才能加速发展,对无产阶级革命条件越是有利。当然越是矛盾复杂剧烈的地区,斗争就会更加的复杂与残酷,就越是要求政治领导集团需要高超的斗争策略和准确的政治策略。共产党把对日斗争的重点放在了日占区敌后,这是一个大胆而有前瞻性的战略布局,直接就已经基本决定了日本战败后的中国政治格局。同样是组织敌后抗日游击队,国民党的游击队很快就被日军歼灭,而共产党的抗日游击队不但没有被歼灭反而却日渐强大。在日本人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中有这样的记载:“国民党军败退到河北省南部,加之,盛传最近即将成立新中央政府,使彼等士气大为沮丧,国民党游击队的投降倾向显著,已至日趋没落之地步。与之相反,共产党八路军所取得的地盘,则占有保定道的全部、河北省80%的地区。如今,河北省成为中共独占的活跃舞台,这给扶植、建立新中央政权,带来致命的打击。……蒋介石采用共军的几点意见编成游击队。但是,这些新编的游击部队,由于多种原因,未能获得成功。其理由之一是,由于没有独立的军事的、经济的及政治的基础,所以多有瞬息之间即被歼灭。而且,游击队的政治领导者,也不具备依靠人民力量建立根据地的技术和经验。想在一个晚上,把不惯于与农民互相协力的旧式军官,变为能得到群众信赖和支援的民主主义者,是不可能的。”因此共产党军队能够勇敢的挺近敌后,都是建立在为劳苦大众谋取利益的无产阶级革命必胜的信念上,中华民族必胜的信念上才能够去落实的,毛泽东的雄才伟略在抗日战争时期开始锋芒毕露的显示了出来。


日军侵华引发的中日民族战争,因为中国共产党的迎难而上,大胆进入敌后作战,使中国共产党找到了新的战略发展空间和时间,巧妙的将阶级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抗日战争结束的时候,共产党控制的武装力量已经达到了120万人,已经形成与国民党的分庭抗礼之势。尤其是靠近苏联的东北三省,直接在苏联军队的控制之下,苏联人直接协助共产党占据了广大的东北三省农村地区,形成了在东北局部地区的共产党军队占一定优势,东北三省已经成为国共两党战略决战的首战之地。抗战八年,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布局终于显示了丰厚的回报,争取了上亿人口的民心,也建立了百万的军队,已经形成了问鼎政权的政治力量。阶级力量的天平也已经开始倾斜,共产党代表的无产阶级力量已经形成全国性力量,国民党蒋介石为代表的地主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末路已经无可避免。三年的解放战争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犹如摧枯拉朽一般的就摧毁了国民党政权,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就这样诞生了!


抗美援朝战争实质上是解放战争的国际化,也是一场民族解放战争,是中国从近代国家迈入现代国家的标志性事件。这场战争对中华民族的意义十分重大,可以说是1840年以来中国对外战争中最重要的一场战争。中国是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被迫卷入,这场战争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都是属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首先,中国刚刚完成国内解放战争,工业体系基本被战争摧毁,完全没有工业生产能力,而对手却是世界头号的工业发达国家;其次是经过了三年解放战争,中国军队已经是疲乏不堪,人心思定,许多军队已经准备转业从事生产,而对手却是已经休养了5年的精锐之师;其三是中国军队是农民军队,绝大多数是文盲,完全不是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没有海军,没有空军,没有先进的武器装备,武器资源完全依靠对国民党军队的缴获和苏联的支援,而对手是武装到牙齿的海陆空三军立体化作战的现代化军队;其四是中国是一国作战,除了朝鲜没有盟友,苏联人只是同意支援武器,而对手却是一支有16国参加的联合国军队;其五是中国国内战争尚未完全结束,新疆与西藏都还尚未平定,几百万土匪还等待剿灭,而对手却是一个政治经济稳定的现代化强国,然而中国人却毫不含糊的将美国人从鸭绿江赶回了三八线,赢取了这场战争的胜利。单从物质条件层次来看,这场战争的敌我双方差距与50年前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敌我双方差距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唯一的不同就是军队的精神意识形态层次,这支军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军队,人民的军队,他们有着为了实现共产主义,保家卫国必胜的信念。毛泽东深刻的总结了胜利的原因:“我们的经验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的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


抗美援朝战争对于新中国,从今天来看依然是一场巨大的政治和军事战略冒险,当时几乎所有的中共中央领导持反对入朝作战的观点,林彪直接说打不赢,只有彭德怀支持入朝,敢于领军。没有高远的地缘政治战略思考,没有对自己和对手的充分了解,没有坚强的政治和军事决心是不可能发动这场战争的,这场战争充分的将毛泽东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战略决断能力发挥到了极致,可以说没有毛泽东就没有这场战争,就更不可能有胜利。这场战争检验了中国人民倾情奉献的爱国激情,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人民军队顽强决绝的战斗能力,。抗美援朝战争是资本主义西方列强与中国新兴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直接较量,共产主义思想与中国文化的结合产生了强大的生命力,通过抗美援朝战争完全颠覆掉西方国家对以往中国的理解,重新认识了新中国以及中国人,极大提升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国际地位。抗美援朝战争直接决定了中国东北部的国内局势、东北亚的国际格局以及中国国际政治空间。首先是让苏联人看到了新中国力量的强大,加速了苏联势力退出中国东北的进程;其次是维护了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领袖的声誉,促进了苏联对中国的工业体系建设的帮助;其三是对朝鲜半岛的政治影响从苏联转移到了中国,恢复了中国作为传统地区核心大国在东北亚的参与权力;其四是提振了中国国际声誉,奠定了中国在当时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中仅次于苏联的领袖地位,有利于中国与广大的亚非拉国家往来交流,也有利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经验在世界范围的广泛传播。抗美援朝是新中国正式进入现代国家国际大家庭的立国之战,宣布了中国已经从近代弱国变成了现代强国,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格局,也改变了美苏主导的雅尔塔会议国际体系,是中国走出李鸿章所说的‘三千余年一大变局’的起点,标志着中华民族复兴的开端。


中国的现代革命,是近代中国革命的继续,救亡图存,民族独立是中国人民的根本诉求。中国人民的革命激情被中国共产党彻底点燃,几千年来的农民第一次真正找到了代表自己利益的政治组织共产党,共产党用自己无私的政治品质和勇于奉献的政治行动取得了广大工人农民的信服,甘愿牺牲一切与共产党一起面对所有强大的敌人,并战胜对方。毛泽东把这种使共产党与人民群众高度相互依存的政治实践称为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成为中国共产党战胜一切困难的生命线,使得中国革命的领导权从国民党转移到共产党手中,革命的依靠力量从资产阶级转变为工农无产阶级,完成了从废除帝制的旧民主革命走向人民共和的新民主革命目标的转变。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人民在现代终于找到正确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道路即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找到了自己的民族解放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领袖毛泽东,创建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个人民共和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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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深秋的黎明 发表于 2017-2-7 07:16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当代中国革命启示】


新中国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将自己的利益与中国农民的利益结合在一起,动员和组织农民军队,最终打败了国民党军队,日本军队,美国人为首的联合国军队,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为中国的和平建设铺平了道路。农民阶级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中坚力量,但是同时也是落后于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一个庞大群体,新中国的建设就在既要依靠农民又要改造农民的过程中逐渐展开。毛泽东对农民革命的认识是十分敏锐的,1949年3月他在从西柏坡迁入北平的时候说道“今天是赶考的日子……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紧接着在6月份自己的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前就给予了共产党官员适当的忠告与警告,形容夺取全国政权为‘万里长征只是走完了第一步’。25年以后毛泽东用一句话概括了他的这一预警本质:“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许多人自以为懂,其实不大懂。”


中国农民在中国革命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与苏俄农民在十月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此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虽然有学习苏联模式的一面,但主要的是依靠人民,走自己的路,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模式。首先是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后的国内形势没有苏俄革命胜利时那么严峻,因此制定的国家政策比较平和。具体表现为:一、中国革命是先有长期的革命战争才有了全国政权,因此建立政权后比较稳定。苏俄是先夺取政权之后才有了长达4年的革命卫国战争,建立的政权极度不稳定,白匪叛乱与帝国主义干涉最严重的时候丧失了全国3/4的土地,导致了中苏双方政权建立后的国家政策有比较大的差异;二、中国革命是从农村进入的城市,在农村土改实行土地私有化,给予农民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允许买卖土地以争取农民拥护。城市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节制资本而非消灭资本。苏俄革命是从城市进入农村,没有土改阶段,法令直接就宣布土地国有,免费交付农民使用经营,对城市大工业企业及商业直接国有化,消灭大资本;三、中国革命中依靠农民形成的群众路线原则,与农民高度紧密的结合,使得中国共产党对农民工作一直比较重视与平和。苏俄革命主要依靠工人阶级力量,卫国战争期间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又损害了农民的利益,甚至有农民武装暴动,导致苏俄政府与农民的矛盾一直比较尖锐。其次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毛泽东思想,提出了一个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理论认识,也就是要先完成一个共产党领导下的资产阶级的革命任务,先要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消灭封建制度。苏俄的十月革命直接就是社会主义革命,以国有化为主要目标,直接牺牲农民利益为工业化和国有化服务。其三是中国革命的特殊历史,导致中国共产党在与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联合抵抗日本侵略者与抗美援朝的历程中,结下深厚的革命情谊,也使得中国共产党对农民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比较慎重平和。苏俄是依靠工人苏维埃直接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夺取的全国政权,再加上紧接着残酷的叛乱和外国干涉战争,导致苏俄政府使用阶级斗争手段剧烈,使得社会主义建立在剥夺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基础上,直接集体流放了四十余万户富农家庭。


从1950年到1953年间,抗美援朝战争进行的比较顺利,国内经济主要是以稳定恢复为主,也就是按照新民主主义理论治理。农村继续按照“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的政策进行土地改革,动员和组织农民发展生产;城市里恢复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整顿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并清理教育违法资本家。由于中共政策的合理,使得国内这三年的经济恢复很快,3亿农民无偿分得7亿亩土地及生产资料,极大的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人均粮食产量从1949年的200公斤左右跃升到1953年的283公斤,超过解放前历史最好时期;1952年工业总产值349亿元,比1949年增长149.3%,全国职工从1949年的800万人增长到1952年的1580万人,增97.5%,职工平均工资1952年比1949年增加70%左右,一般都达到或超过抗战前的水平。中共中央原认为国内经济恢复期比较长,刘少奇在一次大会发言直接说十年后才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但是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全国土改顺利结束,有的地区农民已经进入不同等级的合作社发展阶段,而有的农村地区却重新出现了土地买卖和贫富分化;再加上苏联人明确表达了只支持社会主义不支持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意见;中国的工业化建设也迫不及待的需要展开,于是中共中央于1953年公开社会主义过渡总路线,实行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向社会主义过渡,同时开始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接受苏联支持的156个项目的工业化体系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主要是用和平赎买的方式,逐渐的将富农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赎买成为国家和集体财产,这一过程的渐进和平实施,使得社会生产和生活受到的影响比较小。农业生产再次取得一些发展,粮食人均产量在1956年超过了300公斤,再次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工业总产值增长到642亿元,在1952年基础上接近翻了一倍,职工人数增长至接近3000万,相比1952年也增长了近一倍。1956年底,社会主义公有制已成为我国的经济基础。在国民经济中,国营经济占32.2%,合作社经济占54.4%,公私合营经济占7.3%,资本主义经济下降到0.1%,个体经济则下降到7.1%。这表明,几千年来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剥削制度已被消灭,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

         
1949年到1956年间的国民经济三年恢复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从上面工农业的产值数据和从业人口数据来看,可以看到在前三年的经济恢复期,在不改变原有产业结构的情况下工农业发展很快。后三年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开始工业化建设,很明显的可以发现工业发展提速后,农业增长速度明显下滑,进步不大。这个数据的变化说明了,生产力不发达落后国家的工业化只能是依靠人力劳动的积累来初步实现,但是劳动力在工业积累太多必然会影响农业生产。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决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只能够依靠内部人工劳动的积累,不能够进行外部积累,更不可能依靠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战争与掠夺。低生产力水平上的工业劳动的强度远远超过农业劳动强度,一名工人师傅曾经告诉我,1957年他是当年厂里最能干的工人之一,其中一个重要指标就是能够一次轮24斤大锤24次,原因就是刚建厂时工厂太原始了,没有重型机械,基本完全依靠手工制造,就连后来他们工厂的重型母机都是他们自己纯手工打造的。尤其工厂占用的劳动力都是农村的精壮劳动力,这样的低生产力水平的工厂建造对人工劳动和粮食消耗都是很高的。这就决定了如果没有比较科学的农业与工业发展比例分配,农业生产就会出现问题,直接后果就是粮食产量会降低,人民会挨饿。但是在当年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发展比例的分配又无法数据化或者是去精细的计算,只能是依靠领导者的高度的责任意识、全局意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形成新经验解决新的实践问题。因此解决农业问题的根本在于如何调配好劳动人口的分配比例,找到并培养出农业事业发展的依靠性力量,就能够保持工农业的稳定发展。工业生产需要精壮劳力,使得农业生产必须要合作化生产才能有效率,单干或许利于个体农业但是明显的不利于工业化发展。在中共中央领导层真正最早弄清楚这一系列的内在逻辑联系的人是毛泽东,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比较清晰的谈到了农业、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发展比例要协调问题,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戒鉴,总结自己的经验,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思想是必须根据本国情况走自己的道路。


1953年到1956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是中国传统小农走向集体化大农业的关键时期,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和群众都是第一次参与如此重大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也就难免印上各自生活经历、价值判断、利益取向的烙印,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第一次发生了与下属官僚在政治路线上的正面冲突。1955年6月,毛泽东与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发生了一场关于合作化进退的争论。毛泽东与邓子恢在争论前都做过大量的社会调查,都有数据案例说话,表面上看是毛泽东希望合作化快一点,邓子恢希望合作化慢一点的速度问题,但本质却不在此。邓子恢看到的关键理由:“你说他(上中农)愿意加入合作社,我就不大相信。因为他的生产水平高,你合作社办了三四年也不一定超过他,要他参加合作社,和他平分,他就不干。看大势当然是中农的一个特点,但他的另一个特点是他计较利害。他把利害的算盘一打,觉得不够,就不来;就是来了也是逼迫的,光看他的表面:高高兴兴,双手举起来了,甚至哭哭啼啼地要求入社,他就认为他觉悟高,这样看是会使我们犯错误的。”毛泽东看到的关键理由:“遵化县的合作社运动中,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二十三户贫农只有三条驴腿(还有四分之一的使用权属于没有入社的村民),被人称为穷棒子社。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时间内,从山上取来了大批生产资料(靠农闲的时候上山砍柴,换来一些简单的农具),使得有些参观的人感动得下泪。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难道六万万穷棒子社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家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


毛泽东与邓子恢的思维方式明显是不同的。邓子恢的思路是求最大公约数,要把手中的各种要素聚合在一起形成合力,但是木桶的短板效应会产生作用,木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最短那块木板的高度。当中上农对这个合作社起抵触效应的时候,就成为最短的那块木板,合作社就不稳定甚至会失败,因此要慢;毛泽东的思路是求变革,不需要全部要素具备,而是找到主要核心要素形成积极主动发展的依靠力量,另造新桶,短板不用。只要贫下中农积极要求建社,他们自己就会主动克服各种困难,这样的合作社就会很快发展起来,因此要快。邓子恢是短板思维,短板思维是保守的,是站在少数人立场上的;毛泽东是长板思维,长板思维是变革的,是站在多数人的立场上的。按照阶级本质来讲就是邓子恢依靠上中农(少数人)路线搞合作社,毛泽东依靠贫下中农(多数人)路线搞合作社。依靠什么人搞社会主义建设的思维方式导致的政治路线斗争,此后就不断的在毛泽东与中共中央领导层中产生,贯穿了毛泽东的后半生。


三面红旗,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三项基本方针,指的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在1955年到1957年期间就已经开始酝酿实施,58年开始大面积推广执行。三面红旗路线方针的出现,有着多方面的因素促进:一个是苏联提出了用15年时间赶超美国,引起了毛泽东的共鸣,对国内经济发展的速度不满意,希望能加速改善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二是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尤其是苏联变修公开否定斯大林与西藏叛乱局势不稳,使得毛泽东对国内经济发展有了紧迫感;三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1956-1958年,总体国内经济表现尚可,还有发展潜力可以挖掘。随着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合作社生产稳定,人均粮食产量稳定在每年300公斤上下;工业总产值在1958年比1956年几乎翻了一番,超出了1千亿元,城镇职工人数在1956年基础上增长了60%,达到5千万人。但是在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进程中出现极不正常的“官僚主义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浮夸风、共产风”五股歪风,开始扭曲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发展方向。1959年到1962年国民经济发展出现重大困难,尤其是农业减产严重,61年的人均粮食产量跌到了1949年的水平200公斤左右,农村出现饿死人的现象;大量工业人口迅速返回农村恢复农业生产,导致了工业生产总值迅速回落,60年工业总产值高达1637亿元而62年工业总产值只有920亿元。


从53年到58年的经济大增涨,再到58年到62年的经济大滑坡,三面红旗的失败对后面的国家政治走向产生了巨大影响。其失败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首先就是大跃进中工农业的高指标,严重的消耗了人力和物力资源,浪费巨大,挤占了农业劳动;其次是59年与61年的连续三年大旱,粮食歉收;再有就是“浮夸风”等五风乱刮,严重扰乱了经济秩序和生产规律;最后就是今天主流所定性的毛泽东所提出的三面红旗路线方针是犯了左倾冒进的错误,极左政策导致的结果。这些原因表面上看都是正确的,但却都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我们只能够从不同的当事人的经历中来正确的发现:


“…有一次,母亲在红花草田里挖了一点野菜,被村长看见了,结果,母亲手里的菜篮子和篮子里的野菜都被气势汹汹的村长夺去了。还有一次,母亲挑着粪桶来到西边的山坡上,给她种的几棵南瓜施肥,结果又被村长看到。村长毫不留情地把母亲的粪桶跺碎了!…”“…到达旌德(安徽),找到汤村公社,并顺利找到任公社书记的同乡。那位同乡书记给我父母写了一张条子,我父母拿着条子找到汤村大队。汤村大队的队长也是同乡,他是带队移民过去的。同乡队长当即在村食堂秤了三斤米给我的父母。我的父母领了米后,拿了介绍信,去往落脚安身的村子。在路上,他们就迫不及待地在野外用砂吊子煮起了饭来。…”(无为农民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6a372d0100nnfy.html)


这里面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干部作风,为什么有的干部对待百姓如豺狼般凶狠,而有的却能马上帮助解决群众的饥荒问题,这不是缺粮食,是缺良心。笔者也曾经多次询问过自己的母亲,灾荒年是真的就没有粮食吃吗,母亲说有粮食,那个时候队里的国家战备粮仓都是满满的,但是没有人敢动。为什么有的基层干部对百姓丧失了基本的道德良心,完全不顾百姓死活呢,我们可以从四川梁平县委书记明朗参加62年7千人大会中给中共中央的匿名信看出问题:


“……一、毛主席的六条党内通讯,四川省委不准传达,不准贯彻,叫下边从积极方面理解。二、毛主席反“左”的八句话,四川省委改成三把刀子变成反右。三、中央关于自留地,私人养猪的五条紧急指示,四川省委顶住没有执行。……六、四川省委前几年规定,农民的的口粮标准是八两,不久以前规定四两、五两、六两,(十六两的秤)有的地方执行下来,农民一天一人只能吃二两、三两、四两,现在还在饿死人。七、中央关于改变基本核算单位的文件,没有发到县,不许县里试点,现在中央作了决定,又规定一个公社保留一个大队不变。八、最近中央指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四川省委改成“打击投机倒把、贪污盗窃活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规定万分之几逮捕法办,千分之几斗争打击,百分之几批判,硬说干部中有百分之几十的人搞投机倒把,还规定县委书记要到成都交账,哪个交不出不准到北京开会。李井泉这样搞分散主义,结果是怎样呢?结果大量死人、死猪、减产……”


这封信已经揭露了灾荒年饿死人的根源,刘少奇说是人祸,的确没有错。但是谁造成的人祸呢,不是毛泽东,而是像李井泉这样的完全脱离群众的高级干部。他们扣压篡改党中央的文件和政策,拒不改正错误,导致了大量人口死亡,这样的官僚已经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了。为什么李井泉有这么大的胆子可以完全不理睬党中央主席毛泽东下发的纠偏信件呢,我们也可以从以下的事例中看到根源:


(毛泽东在1958年8月4日到徐水县视察之后)“1958年8月6日,刘少奇派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陈正人传达了刘少奇同志关于搞试点的指示,还把康有为的《大同书》送给一些人。(赵云山、赵本荣《徐水共产主义试点始末》《党史通讯》1987年第六期)


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立即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成立公社,树木归集体,房屋也由公社统一分配,社员实行工资制,社员和干部大搞实验田,计划一亩山药产120万斤,一棵白菜50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千斤。这些将要发射的卫星庄稼,是在迈向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殿堂上空飘扬的鲜明耀眼的红旗,也只有人民公社才能竖起这样的红旗。试想想,一个二分地沼气山药堆就得花去成百个人工,成本更是不可计算,这除了几万人的人民公社,那一个普通农业社能够办得到!(康濯:《徐水人民公社颂》1958年9月1日《人民日报》)”


……因为当时的形势是:把着宣传口的这批中央领导“思想解放,敢想敢做的呼声压倒一切”。而毛主席的“留有余地或压缩空气”的声音微弱。在当时中央领导层中,他是少数者,所以我只好“随大流”跟多数中央领导走,特别是跟把着宣传口的主要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走。对于1958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鼓吹“五风”的错误,应是把着宣传口的中央领导【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负责。当然,虽然不能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应对1958年的“浮夸风”和“共产风”负有主要责任,但我主持这两个单位的宣传工作,在这期间造成的恶劣影响,至今仍感内疚。(吴冷西:《忆毛主席》)


刘少奇、邓小平在58年之后支持的这种事例还有很多,五风的根子就是从他们这里开始越刮越烈的,最后使得大跃进与人民公社的经济发展成绩基本成为谎言,无法让人相信,完全扭曲了三面红旗的路线方针,客观上造成了否定三面红旗的结果。对于提出三面红旗路线方针的毛泽东又是如何对待这一时期的五风的呢:

“人民公社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要过分强调共产主义。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人多,生产规模大,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建立以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集体所有制为好,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高凯主编《毛泽东大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116页)


“1958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批评刘少奇的”吃穷饭“搞”穷过渡“的做法,指出:‘现在就是吃穷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要犯冒进主义错误。” (吴冷西:《忆毛主席》 )


毛主席说:“现在报纸报导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定指标要留有余地”.........在大跃进运动中,开始自己因毛主席的再三叮嘱,还是比较慎重,但到了6月份就“随大流”了。(吴冷西:《忆毛主席》 )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  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  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 就一般说,不可能的。”(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给六级干部的党内通信)


从基层到中央的这些案例资料中我们可以有一个基本认识和判断,毛泽东领导党中央确定了三面红旗的路线方针,具体的执行者是59年当选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刘少奇在延安时代后期就已经成为党内的第二号人物,多次代替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毛泽东在57年就明确表示不再继续担任国家主席,退出第一线具体工作,主要是进行理论研究和关注国际斗争。这就使得以李井泉、吴芝圃为代表的部分省级干部为了迎合刘少奇的急于搞出成绩的心理,不顾实际情况乱报指标,浮夸成绩,完全不理会毛泽东的警告和提醒。有的地方官员为了迎合上级政绩就完全不顾百姓死活,强征百姓口粮,也拒不救助饥饿百姓,导致大量群众死亡。这已经不仅仅是官僚主义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主义建设依靠谁、为了谁的问题。三面红旗发展的挫折本质上就是共产党传统政治路线自下而上的群众路线原则完全被抛弃了,取而代之是旧官僚自上而下的统治者思维原则,一切以自己的利益需求为根本出发点,统治者思维本质上就是剥削阶级统治思维。统治者思维与群众路线对于革命事业的发展效果是完全不同:群众路线在执行中是可以有自动纠偏作用的,即使当时有些生产指标偏高,但如果是真正的走群众路线,要么是群众想办法能够达到,要么就是在实践中逐渐调整指标,而不会走向极端伤害群众利益;统治者思维是主观主义的命令式的,一刀切的方式,群众只有执行没有参与权力,是一种奖惩式的,走向极端损害群众利益也就不奇怪了。中共历史上出现过多次惨痛教训,最惨痛的就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博古、李德的葬送了30万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张国焘拒不北上,分裂南下试图在成都建立根据地最终失败,都是统治者思维的恶果。毛泽东对于干部是否走群众路线有着高度的敏感,他有一句话: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我们从以上的资料中可以明显发现,三面红旗的方针政策没有根本性错误,只是高指标确实不切合实际,毛泽东也很快发现并纠正了,比如制定59年钢产量的指标就从最开始的1800万吨降到了1300万吨。如果干部在实践中能够执行群众路线,可以纠正许多问题,这个在全国范围内也是有证据的,因为还有更多的地方并没有出现饿死人的严重情况,饿死人最严重在刮五风最严重的河南、四川和安徽三个省中,其余地区饿死人极少,主要是粮食减产,工业减产的情况。既然三面红旗的路线方针没有根本性问题,就必然是干部执行中出了问题,毛泽东对此心知肚明,但毛泽东也知道高指标是这一切错误的引发点,只能先自己承担责任。


三面红旗路线受到巨大的挫折,是建国后毛泽东遇到的最大的困难。为了总结经验教训继续发展,62年1月毛泽东主张召开建国后第一个县委书记以上5级干部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大会上刘少奇提出了人祸论,实际上把矛头指向了毛泽东,毛泽东为了缓解经济困难,坚持三面红旗方针路线继续前进,同时调动广大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主动认错承担了大跃进的主要责任。7千人大会召开后,刘少奇在党内正式提出了“三自一包”(自由市场、自留地、自负盈亏、包产到户)的方案解决经济困难,但在62年7月份被毛泽东明确否定,虽然“三自一包”没有能够执行,但是作为一个资本主义经济路线的正式提出已经与毛泽东所提倡的三面红旗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集体化路线对立。刘少奇的政治理论和素质不够在这里就明显暴露了出来,他完全没有意识到“三自一包”必然会导致中国重新出现贫富分化,产生新的剥削阶级,最终将会葬送他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事业。社会主义集体化建设在中共内部受到巨大的阻力,尤其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要么出现极左冒进错误,要么就是用个体农业的极右办法解决冒进错误,干部执行集体化过程中始终在极左与极右之间摇摆,找不到稳定的执行方法。农民革命的局限性充分的爆发了出来,许多农民出身的干部打天下坐天下的思维严重困扰着党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如果人民公社不能稳定发展,就会严重的制约工业发展进程,将会延缓工业化,也会导致工人阶级力量无法壮大和成熟起来。



人民公社是人民群众首创,毛泽东发现后推广开来的一个政治经济综合体。农村合作化之后面临一个更高形式的发展,苏联的集体农庄在毛泽东看来有很大的缺陷,就是只有农业没有工业,农庄就没有工业化的可能。毛泽东考虑的不仅仅是城市工业化的发展,同时也在考虑农村工业化的发展。人民公社是一个工农商学兵的综合体,是未来农村工业化的基本单位,是社会主义农村地区逐步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基层组织,也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向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渡组织。这里面其实就有一个比较宏大的愿景,就是人民公社也是未来的城镇化原型,避免了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的流动变迁,农村人口就地城市化。人民公社化进程中,损害农民积极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基本核算单位一直不合理,穷队白占富队粮食,出现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毛泽东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最后才确定了按照生产队独立核算。62年9月八届十次会议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正式明确到以生产队最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与分配权都统一在生产队,生产队之间形成商品交换,生产队成为中国农村最小的集体经济细胞。人民公社基本稳定,人均粮食产量开始逐年上升,74年重新达到300公斤以上;企业职工人数在76年达到了历史新高8千6百多万人,是56年职工人数的3倍;工业总产值在76年达到3千多万元,是56年总产值的5倍。国民经济逐渐恢复增长,此后直到文革结束也没有什么大的波动。


苏联是用剥夺农民的政策建立集体农庄,直接服务于工业,农民实质上变成了农业工人,由于曾经有过失败的公社建设经历,因此对中国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持否定态度。由于苏联全盘否定斯大林,赫鲁晓夫提倡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理论,以此换取与西方国家和平共处,毛泽东将之称为修正主义。苏联人也在不断拉拢中共高层人物寻找扳倒毛泽东的政治棋子,以便在中国获取霸权利益。58年10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接受英国记者采访发表的关于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言论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59年的庐山会议,国防部长彭德怀因为反对大跃进中的浮夸风写下万言书受到撤职处理,一个原因是触碰了刘少奇为代表的官僚集团利益,另一个原因是与苏联有意拉拢他有牵连。60年中共中央组织发表了三篇文章,即《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万岁》、《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沿着伟大的列宁的道路前进》和中宣部长陆定一在纪念大会上的报告《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这三篇文章系统阐述了中共中央对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社会主义革命、战争与和平、帝国主义本性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的看法,公开了与苏联人的理论分歧,紧接着苏联撤走技术专家,中苏同盟破裂,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只能依靠自己独立更生。结合国际国内各种矛盾现象,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命运和前途开始重新考虑。尤其是刘少奇提出“三自一包”之后,部分党内官僚跟着开始执行,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就是最积极的一个,因为大跃进极左执行,安徽是重灾区,死了不少人,因此跟风转向极快,但毛泽东却看到了社会主义建设崩塌的前景,剥削阶级重现的未来,很快毛泽东就明确制止了。为了防止出修正主义,1963年到1966年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大规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被称为四清运动,重点就是教育干部。
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从57年开始每年都有。1957年7月毛泽东在《1957年夏季的形势》中提出:我赞成迅即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其中的主要锋芒是向着动摇的富裕中农,对他们的资本主义思想进行一次说理斗争。随着人民公社化进程到了60年的时候社会主义教育进一步发展成为农村整风整社,同时发现了较多基层干部贪污多占和经济手续不清的问题,逐渐的形成了“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的具体工作方向。大跃进的严重挫折,导致了毛泽东对根源的追溯,结合整风整社发现的问题,认定干部队伍出了问题,有一批被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干部,而且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都有。


63开始的四清运动大致上分为三个阶段。63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之前是第一阶段,主要是按照之前整风整社时期的四清方法进行试点;之后到65年初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为第二阶段,主要是全面扩大四清运动范围,向全国各单位推广;二十三条之后到66年文革爆发是第三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沿袭整风整社时期的四清方法进行农村试点,逐渐的揭露和纠正农村干部贪占受贿问题;第二个阶段是刘少奇开始大规模组建工作组进入试点县,全县农村范围内全面展开,整顿扩大化;第三阶段是转折阶段,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全面爆发,刘少奇和邓小平试图劝阻毛泽东不要参加65年初的中央工作会议,随后毛泽东明确的提出整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毛泽东在建国后第二次与下属官员正面爆发政治路线冲突。


四清运动本质是毛泽东用政治手段推动经济发展的一个策略。5 8年大跃进的失败,让毛泽东看到了干部队伍严重的脱离群众,不顾农民死活的政治立场,也让他意识到不可以只用经济手段来推动经济发展,否则对农民将只会是一场又一场的灾难,工业化更加困难重重,因此决定通过政治运动教育干部的方式从侧面来推动经济稳定发展。从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前十条”)的内容来看,虽然提到了资产阶级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但重点是以教育干部和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为主,加强集体经济的发展稳定,比较温和。尤其是强调允许干部犯错和改错,毛泽东希望通过社会主义教育给干部敲警钟,使得经济快速发展,并没有准备大面积打倒基层干部;然而到了刘少奇主持起草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后十条) 的时候就已经不是教育的问题,而是审查、清理、整顿基层干部,力度大大加强,导致了农村地区大派工作组,大搞逼供信,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基层干部大面积被打倒,走群众路线成摆设和利用工具,严重扭曲社教运动的方向,与解决两条路线斗争相去甚远。这就迫使毛泽东重新在65年初起草了一个《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二十三条)文件来纠正刘少奇的极左行为,文件中明确限定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解放了大批普通干部和群众。同时还明确提出了社教运动成功的6个标准条件:1、要看贫、下中农是真正发动起来了,还是没有发动起来;2、干部中的“四不清”问题,是解决了,还是没有解决;3、干部是参加了劳动,还是不参加劳动;4、一个好的领导核心是建立起来了,还是没有建立起来;5、发现有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是将矛盾上交,还是发动群众,认真监督,就地改造;6、要看是增产,还是减产。特别是最后一条直接与经济增长挂钩,充分的表达了毛泽东发起社教运动的根本用意。而刘少奇执行的四清运动把农村基层干部基本打到,很明显不利于农业生产组织,会影响到农业集体经济发展,这正是毛泽东所担心的。从64年与65年的人均粮食产量数据比较来看65年几乎没有增长,很显然与四清扩大化相关。民间群众回忆也能够佐证:“四清运动之前大多数生产队的劳动日值一般都能达到1元左右,每年除全额上缴公、购粮之外还能完成不少超购粮任务。可是经过四清运动和文革的极左思潮搞乱了人们的思想,许多干部在运动中被整伤透了心,再不像以前那样认真负责,使生产每况愈下劳动日值逐年滑坡,最低跌到干一天活只值两角多钱,家家过了春节就没了粮吃,只得依靠国家少量的返销粮度日。”(马岭村人的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7d8c95640101ai4d.html )四清运动最终成为刘少奇政治生涯的滑铁卢,这个是刘少奇没有想到的。刘少奇紧跟毛泽东的政策思路做事这个是不用质疑的,但是在理解和执行毛泽东的政策时候却总是完全走向了反面,始终抓不住关键问题,又是让人惋惜的,根本原因还是对马列主义理论认识不正确,对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作用认识不够,做事完全依靠官僚而不是主要依靠群众,决定了他个人的悲剧。


四清是自上而下的政治清理运动,通过刘少奇的一番大搞让毛泽东反而看到了这种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方式的局限,中高层官僚总是能够想尽办法把斗争矛头引向基层干部和群众。而资产阶级政治路线的总根源是在中共中央上层,是在哪些维护官僚利益,维护个人利益,远离群众,忘记群众路线,草菅人命,不顾工人农民死活的中央级别的官僚里面。65年初刘少奇与毛泽东的分歧爆发时,刘少奇忍不住质问毛泽东,“对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都要消亡了,怎么可能有什么派?......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脱口而出:张霖之。据《戚本禹回忆录》记载,张霖之57年就任煤炭部长后,连续多年矿难不止,死亡率居高不下(60年矿难死亡人数达6036人,百万吨煤炭死亡率高达15.2人,建国后迄今六十年最高的几年死亡率都是在他任上。)毛泽东多次要求他解决安全问题,宁可停产也不要死人,完全没有任何效果。死难者家属向领导提意见,却被批斗打成反革命,毛泽东愤怒的称张为“死官僚”。毛泽东很珍惜中国革命中共产党与工农群众结下的生死情谊,更清楚这个人民政权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要实现工业化,就一定只能维护工农群众的利益,依靠工农群众,群众路线就是共产党的生命线。57年反击右派,群众发明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大民主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并且一直延续使用。四清运动导致的冤假错案随着65年初新的二十三条发布,许多干部群众纷纷运用大民主的方式向制造冤案的工作组、官僚申诉反抗,群众中蕴藏着一股变革的力量。毛泽东原本就是变革思维的革命大师,毛泽东对于已经具备的变革力量是不会放过的,这股自下而上的力量对于全面揭露官僚问题是十分有利的条件,运用得当对于阻止资产阶级思想在中共中上层官僚中蔓延,把想搞分田单干的资本主义路线及其代理人从中央打掉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文化大革命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了。


文革是四清的继续,四清基本上解决了农村基层贪污多占,经济手续不清的干部问题,但是无法解决越来越突出的城市中高级干部的贪污问题,路线问题更无法解决。四清由于工作组搞扩大化,逼供信导致了大量基层干部和群众的不满,压迫出一批反抗中高层官僚的潜在力量。66年文革爆发的时候,中国全国职工总数已经再次达到了5198万人,中国工人阶级已经成长为一股巨大的力量。到1956年,全党党员增加到1250.4万人,从党员的社会成分看,工人党员110万,比1949年时的11.2万,增加近100万,在全党党员人数中的比例,从2.5%增加到8.8%。根据统计1978年全国党员人数超过了3千6百万,其中工人党员692万,占18.73%,因此估计66年工人党员应该超过200万,占10%左右或者更多,中国工人阶级力量随着国家工业化建设的发展在党内外壮大起来。由于中国国情的限制,中国革命本质上是一场农民革命,建国后党内的部分干部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为了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走社会主义道路更加有利,毛泽东是坚信这一点的。对于农民革命,毛泽东一直都有一个清醒的理论认识,对农民的落后性一直都保持警惕,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精辟的论述:“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随着建国后的许多官僚从贪污多占走向右倾保守最后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上而不自知,农民革命的局限性也就彻底暴露。革命建设的领导者必须进行替换,应该从农民干部转移成工人干部,让工人阶级真正负担起政权领导责任。因此毛泽东逐渐清晰的意识到中国需要一场新的革命,要新的革命力量来主导,让大量的工人干部替换掉摇摆不定的农民干部,彻底的解决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问题,新兴的中国工人阶级就是毛泽东寄予厚望的革命力量。

农民革命解决政权建立问题,工人革命解决政权发展问题,成为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内容。但是建国后中国工人阶级的发展历史太短;绝大多数是从农民中转换而来,导致工人阶级整体文化程度依然偏低,文盲也不少,同时也把小农意识带进了工人阶级中;文化程度偏低也导致了工人阶级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掌握不足;中国工人阶级是在建国后的温室中成长起来的,没有经历铁与血的历练,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国工人阶级整体素质和能力欠缺,有巨大的局限性,最致命的局限就是工人阶级在参加文化革命斗争过程中表现出的盲目性导致了工人阶级内部的分裂,这种分裂本质上是从农民到工人身份转换过程中小农意识在工人阶级内部的反映。文化革命过程中工人阶级内部的分裂是毛泽东没有估计到的,也迫使他对文化革命进行了大调整,在时间和范围上进行了控制。


文革时期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文革阶段、文革后阶段、后文革阶段。1969年九大之前三年属于第一阶段,其纲领性的口号就是“抓革命,促生产”,经济还是受到了一些影响,基本停滞;中共中央通过赋予工农自发的政治社团行使民主政治权力的方式剥夺政府官僚权力,甚至接管政府,形成老干部、军人、造反派社团代表三结合的方式组建各级革命委员会,行使政府权力,工人党员也大幅度增加。毛泽东的既定政治目标基本完成,改变了中央领导结构,清洗了大量刘少奇为代表的走资派,党内走集体化的路线稳定下来,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代替了原有的人民政府功能;但是也全面激化了官僚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对外输出革命,引发了南亚,东南亚等地区的共产主义运动。69年九大之后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七年属于第二阶段,虽然出了林彪叛逃事件,但国内政治总体稳定。农业人均粮食产量到76年达到了305公斤,接近历史最高水平,职工总人数到达了8673万人口,比69年增加了3千万人口,工业总产值在76年比69年翻了一倍达到了3278亿元,尤其是农村工业开始在66年以后逐年增长,劳动生产率明显提高,工业总产值已经占国民经济比例的44%,中国工业化初步完成。文革影响力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扩散,推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也推动了南亚、东南亚、非洲民族民主运动,引发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内民主反战运动蓬勃开展,迫使美国与中国恢复了交往,尼克松访华成为中国输出革命大获全胜的标志性事件。1976年毛泽东逝世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属于第三阶段,华国锋为代表的官僚阶级发动了政变抓捕了江青等四人,文革中形成的老干部力量与新兴工农干部力量政治平衡被打破,为走资派重新当权提供了条件。


当代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在夺取政权后继续革命的历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决定了农民阶级必然是中国革命的主体性力量。消灭阶级敌人夺取政权后,农民的落后性必然会产生反作用,农民干部为主体的革命阵营内部必然会出现向反革命剥削阶级方向转化的力量,因此落后农业国家夺取政权后必然会有一个如何将政权转移到工人阶级干部手中的问题。中国会发生文革是因为有毛泽东这个伟大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领袖在坚持,而如果没有无产阶级领袖坚持的情况下,政权的转移将不可能,政权变质是必然的。文革后官僚阶级卷土重来,重新夺权,也说明文革中工人阶级掌权是不彻底的,也是不稳定 的,也说明了文革并不是一场彻底的工人阶级革命。从已经有的历史经验来看,只有两种方式可以进一步尝试,第一种模式是文革中把上海夺权模式复制到全国各级政权中,把直接让工人政治社团民主执政模式坚持下去,进一步形成社团执政的轮替制度,让老干部结合进各个不同工人社团,把不与工人社团结合的旧官僚全部清算出政治权力中心,把旧官僚分化掉;第二种模式是学习苏联直接剥夺和消灭农民,迅速建立低生产力水平下的集体农业,把农民直接改造成为农业工人,但是这种模式必须要解决官僚化问题,否则官僚特权阶级依然会重新演变成剥削阶级。这两种模式在政治和经济本质上就一个,劳动人民通过直接掌管政治权力,在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过程中顺利的解决农业产业化和工业化问题,大力提高人均粮食产量,消灭农民,使农村城市化,无产阶级政权才能从经济上政治上稳定下来。从中苏两个大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来看,劳动人民直接管理国家政权的民主化制度都没有实现,因此未来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后,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社团执政民主轮替制度将会是一个重要的方向,彻底实现劳动人民直接掌管国家政权,把毛泽东的文革实践继续完善,让社会主义道路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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