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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今朝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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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 发表于 2017-1-25 09:06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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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朝集 张春桥著

    新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11号
    上海华文印刷局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售
    书号1661
    开本850×1168 1/32印张5 13/16 字数116,000
    1958年4月第1版
    195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一13,000 定价(7) 0.65元

目录

今朝集

在新的高潮面前
新年的期望
南京路上的杂感
一把钥匙
把文化艺术的力量充分调动起来
要像鲁迅那样生活
关于“火种”
闻旱有感
在重重困难面前
把根扎深一些
只能“放”不能“收”
坚持工农兵方向
一个好传统
论“雅量”
论算旧账
从“借东风”想起
“今天天气……”
陈仁炳的“另外一条道路”是什么?
质问彭文应
从盛夏想到锄草
杂谈帽子
王若望是谁家的香花
在大风浪中的杂感
灵魂工程师的灵魂
看大字报有感
看大字报有感(之二)
看大字报有感(之三)
“唯唯诺诺”辩
愈远就愈明显
论志气
续论志气
偶然想到
论十年树人

——————


    收集在这里的,是在这些不平常的日子里写的一些平常的文章。

    刚刚过去的一九五七年,这个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光荣胜利的年份,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里。

    资产阶级右派兴风作浪,祖国的天空乌云乱翻的日子早已过去。而且因为扫除了乌云,苏联两颗人造卫星上了天,我们的天空显得更加清彻透亮,更加美丽可爱了。

    我们心里充满了胜利的欢乐。

    我们满怀着幸福的成觉,来迎接一九五八年第一次升起的红色的太阳。

    这时,不由地想起了那一首鼓舞我们英勇战斗的词:

    俱往矣,

    数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

    过去,我们这样歌唱。今天,我们更要这样歌唱。从今天算起,再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我们将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我们亲爱的祖国将要建设得更强大,我们的人民将要更幸福,我们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将要把帝国主义阵营远远地抛在后边,那时,我们还要这样歌唱。

    怀着这样激动的感情,我把这些杂文编在一起,并且在封面上写上“今朝集”三个字,算作它的名字。

    这当然不是说,收集在这里的文章,足以适应这个名字。正因为右派分子叫喊“今不如昔”,他们愈是这样叫,我们就愈是喜欢他们痛恨的这个“今”,痛恨他们喜欢的那个“昔”。我才喜欢“今朝”这个名字。至于说到我不想向读者掩饰自己在写下这三个字的时候,内心是多么不安:面对着我们突飞猛进的社会主义事业,面对着我们伟大的成就和灿烂的未来,我所写的却是这样一些粗浅的杂感。在编辑的过程中,曾经想多作一些修改,但是,考虑到这些文章虽然写得不好,总还表达了一些当时的思想感情,重新写过,或者修改过多,可能反而更不好。同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正在迅速地发展,战斗正在继续,很多新的工作迫切地需要我们去做,为着修改过去的文章,花费过多的精力,似乎很不值得。这些文章,都是为当时当地的需要随想随写的,从来没有希望成为不朽之作。现在,能够编印一次,能够向读者集中地汇报一次工作,请读者批评指教,这当然应当感谢出版社给我这么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我同时抱着一个希望:但愿随着战斗的胜利进行,这些文章也像过了时的武器一样,早日“报废”,换上新武器继续战斗,那将是一件很愉快的事。因此,除了个别的字句以外,没有作更多的修改。如果因为有这个想法,因为没有认真地修改,而保留了一些可以改正的错误,那就让它成为反面的“教员”,鞭策作者继续前进吧。

    这三十三篇文章,多数是一九五七年写的。有八篇是一九五五年和一九五六年写的。因为内容上有些联系,把它们编辑在一起了。为了看起来方便,编排的次序,按写作时间的先后。这些文章,多数在上海“解放日报”发表过,一部分在“人民日报”、“人民文学”、“文艺报”和“文艺月报”发表过。发表的时候,有的用笔名,有的用编辑部的名义。在后一种情况下,文章的语气也不同,这次也没有改动。

    我想向读者交代的就是这些。

    借这个机会,向所有帮助我写作和修改文章的领导同志,编辑同志和读者同志们,致深深的感谢。没有他们,我是连这些十分粗浅的东西也写不出来的。

    一九五八年元旦,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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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解放 发表于 2017-1-25 09:07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在新的高潮面前
    (纪念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发麦五十周年)

    这些日子,我国人民此过节日还要欢乐。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和党的七届六中全会的决议,用强有力的新武器武装了我们的党和我们伟大的人民,全国人民正在精神焕发地迎接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高潮。

    这个新的高潮,不但要改变我国农村的面貌,也一定要改变我国人民经济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面貌。

    在这个伟大的高潮面前,我们不能不想到我们的文学艺术事业。

    五十年前,一九○五年十一月,列宁在他的著名论文“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中,用确切有力的语言规定了党的文学的原则:“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统一的,伟大的、由整个工人阶级全体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列宁的这个天才的思想奠定了无产阶级文学艺术事业发展的基础。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展了列宁的思想,为我国的文学艺术事业指明了前进的道路。

    我国的文学艺术事业,作为我国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随着我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结束了那种把我国“一切生动的和新鲜的东西都窒息着的丑恶状态”,像列宁预见的那样,成了“替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自由的文学,我们可以充分表现自己的“公开的、诚实的、直率的,彻底的党性”,可以比一九○五年的俄罗斯在“更完备和完整的形式中实现这个原则”一一列宁的党的文学的原则。这是我们这一代的文艺工作者最大的幸福。

    但是,我们还没有权力说我们大家已经充分地掌握了、实现了这个原则。列宁所痛恨的那种把文艺事业当作同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把文艺事业当作个人或集团的赚钱的工具、地位主义和个人主义、“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以及其他的资产阶级风习还远没有从我们队伍中清除出去。虽然谈起这些事情来是不愉快的,我们却没有权力避开不谈。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新高潮,要求我们把这种种丑恶的习气去掉,“把生气勃勃的无产阶级事业的生气勃勃的精神毫无例外地放进这全部工作中”来。

    在学习党的六中全会文件的过程中,我们很多同志感到我们的思想是落后了.我们在中国革命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时候,是缺乏精神准备的,这主要是因为我们是在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对于党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还比较熟悉,而对于党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却还没有认真地学习过,还非常不熟悉。我们在观察、体验、研究、分析迅速发展的新事物的时候,还常常习惯于用老的眼光,而没有敏锐的社会主义的眼光。这是十分危险的。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我们文艺工作者就要丧失阶级的眼睛的作用,我们就不可能使我们的作品为祖国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就不可能使我们的文学艺术当之无愧地称作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一部分。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必须像毛泽东同志教导的那样,无限忠诚地、满腔热忱地、全力以赴地参加到火热的斗争中去,虚心地学习,刻苦地锻炼,使自己无愧于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工作者的光荣称号。

    这是一个重要的“关”。但是,我们队伍中还有一部分人,他们的脚步还没有踏上新的历史的阶梯,他们身上背着资产阶级思想的包袱,沉重得难以迈步。他们并不是对人民从来没有贡献的人,他们甚至写过一些不能列入坏作品一类的东西,但是他们从来不把这种成就归功于党和人民,而沾沾自喜地躺在自己写的这一本或那一本厚厚的或薄薄的书上,以为自己已经登上了高峰,心满意足地再也想不到还有什么社会主义革命了。他们所追求的只是名誉、地位、享受,在灵魂深处潜藏着的卑鄙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逐渐蔓延,甚至完全堕落腐化。这样的人,难道只有孔厥一个吗?在上海文艺工作者的队伍中,还有比孔厥更恶劣的分子。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对于这种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我们许多同志是麻痹的,是完全丧失了警惕的。不但这样,有的人已经开始走上了这条危险的道路,还不自觉。他们对社会主义事业采取冷淡的态度,脱离政治,脱离生活,脱离工农兵群众,一心热中于写一本一鸣惊人的“伟大作品”,“有一本书就有一切”,这就是他们的世界观。这种卑鄙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表现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上,就是互相吹嘘,互相捧场,谁帮助我“发展”就视作知己,谁妨害了我的“发展”,就是仇人。而对于真正的人民的敌人,对于反革命分子却恨不起来。反革命分子也就特别喜欢这些人,把他们当作可靠的朋友。应当说,经过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惊心动魄的斗争,我们很多人的觉悟是大大提高了。但是,此起我们祖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来说,我们的进步还是很慢的。不难设想,背负着这样沉重的包袱的人,要想在社会主义的大道上迈开大步前进是多么困难。现在是放下这些包袱轻装前进的时候了。

    伟大的列宁科学地预见到我们党的文学,“这将是自由的文学,因为不是贪欲也不是野心,而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将招集一批又一批新的力量到它的队伍里来”。解放了的上海工人对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表现了高度的积极性。一九五四年参加工人业余观摩演出的有一万人。五年来,工人们所写的剧本和曲艺单单参加会演的就有二百八十四个。据今年上半年不完全的统计,上海工人的业余文艺组织(包括戏剧,音乐、舞蹈、曲艺、文学、美术等)有一三八六个,参加活动的有一八五三四人。当然,他们还只占上海一百万产业工人中的少数,他们的作品水平还不高,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是一批富有生命力的萌芽。同时,在各个工作岗位上也有成批的新的力量生长起来。他们共同的愿望是得到热烈的关怀和细心的帮助。但是,我们的文艺工作团体、我们的专业文艺工作者在这方面的工作是做得很不好的。在一九五四年检查“文艺报”的工作以后,大家口头上讲得多了些,实际工作做得却很少。甚至当年青的文艺工作者在北京或国外已经得奖,我们的专业团体仍然不闻不问。提到培养新的人才,总是这不好,那不好,“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这种不注意培养新生力量的恶果就是:我们的专业团体得不到新鲜血液的补充。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一百八十个会员中,多半是四十岁以上的,三十岁以下的只有七人。我丝毫没有意思过低估计四十岁以上的作家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作用,我只是想说明我们的队伍有脱节的危险。要想使我们的队伍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没有工农兵业余文艺运动的繁荣兴旺是不能设想的。我们的专门家如果对工农兵的业余文艺活动都没有兴趣,甚至不愿意同工农兵的业余文艺工作者往来,那末,我们对工农兵群众的热情到哪里去了呢?我们是应当切实地做一些工作了。群众已经走在我们的前面,我们不能再跟在后面评头品足了。我们已经浪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我们再也不能虚度这千金难买的光阴了。

    我们有一支在党的领导下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文学艺术的队伍。我们的觉和人民从来都是把这支队伍当作自己的亲生儿女来抚养的,我们的每一个成就都得到党和人民的高贵的评价,我们的每一个错误和损失都引起党和人民的痛心。党和人民对我们的前途充满无限的信任。我们应当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请记住列宁的号召吧:

    工作吧!同志们!在我们面前是困难的和新的。然而是伟大的和可以有很好成果的任务:组织广大的多方面的多样性的文学事业,并且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运动密切地,不可分隔地联系起来。

    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新高潮中,让我们高举着列宁的党的文学的旗帜前进!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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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解放 发表于 2017-1-25 09:08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新年的期望
    生活在沸腾着。我们的城市和乡村到处响着向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脚步声。不久以前这里还是荒凉的草原,今天已经建设起新的工厂,这边的车间刚刚出产它的第一部机床,那边的脚手架已经长得很高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在迅速增加,连工作效率最好的新闻记者发出的消息常常都是旧闻。私营工厂、商店的门窗上贴着红色的转字,连最偏僻的街道上都响着庆祝公私合营的锣鼓和鞭炮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年诞生的孩子,就要听老师给他上第一课了。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高潮在滚滚沸腾地前进,我们能够听到、看到,随手都可以摸到它。

    为了看到这样沸腾的生活,我们伟大的人民走过多么长远的艰苦的道路呵。几天以前,我们曾经代表上海人民到南京参加人民解放军的授衔授勋典礼。意味深长的是:典礼是在蒋介石王朝的“国民大会堂”原址举行的。就在这里,我们的将军们和校官们走上主席台接受国家给予的崇高荣誉和奖赏。人民在自己的将军们胸前挂上了三枚金光闪闪的勋章,它就是我国人民万里长征的里程碑,又是向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指路标。这个新的高潮,不能不激起我们人民的文学家和艺术家最大的创作冲动。人民也迫切地朌望着自己的文学家艺术家在创造性劳动中建立新的功勋。

    过去的一年,我们是在紧张的热烈的战斗中度过的,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上海的文学艺术事业有了不小的发展,文学艺术工作者在政治上、思想上都有程度不同的进步,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作品。据不完全统计,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会员,一九五五年共发表了三百七十九篇作品,出版了三十九本创作,数量上此上一年度增加很多。但是,比起我们应当担负的任务来说,此起我们伟大人民的英雄劳动来说,或者比起我们文学艺术队伍中潜藏着的力量来说,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还是很不够的。我想,这绝不是因为谦虚才这样说的。

    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些意见:我们的报刊上发表的新的文艺作品不能算多。我们读者一个月不到书店,也不至于漏买了新出版的书,给孩子们看的书总是那样少,而且内容过多的重复:“兄弟三个,小三最好”;剧场的上演节目不丰富,“打开报纸不用看,‘梁祝’、‘西厢’、‘白蛇传’。”一一虽然观众是那样热爱这些传统节目,但也希望有更多的好节目;新的电影也不多;美术展览会,音乐演奏会每年举行的次数很有限;特别是适合广大的工厂、农村和部队采用的剧本,歌曲等等文艺作品,就更加感到缺乏等等。很多同志听到这些话,心里很沉重,我们不能空着手走进社会主义社会,我们不能不采取积极的步骤来改变这种状况。

    当然,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把它想得过分简单了是不对的。我们应当细心地分析各方面的原因,充分地估计客观上的和主观上的困难。但是,我们中国人民,包括一切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都不是以向困难低头著称,而是以克服困难的能手出名的。

    我们当前最迫切的任务就是组织文学艺术的创作,特别是要注意组织写作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人们看到:我们有着空前的丰富多彩的生活。过去只有在诗人的想象中才出现的壮丽的图画、复杂的矛盾和冲突、英雄的形象、用“明天”称呼的生活,已经变成今天的现实了。最大胆的思想家才敢于说出的预言,也要在我们这一代实现了。我们的文学家、艺术家有着塑造人民英雄形象的广阔的天地,有着汲取不尽的文学题材。我们的文学艺术一一党和人民的亲骨肉,有着繁荣兴旺的空前广泛的可能性。

    为了实现这个任务,许多同志思索着,考虑着。有许多同志认为有三件事是必须,也可能做到的:头一件,要更接近生活。我们中间许多人是密切联系群众的,但也有不少的人是和生活脱离的,对工农兵群众仍然是不懂、不熟,就是原来接近工农兵的,对于社会主义变革的新问题、新面貌也是不懂,不熟,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表现新的人一一我们同时代的社会主义的新人是办不到的。特别是由于一九五六年是社会主义变革的最重要的年份,每一个文艺工作者都不应当白白过去,不论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都应当创造各种条件、采取各种办法、利用各种机会到工厂、农村和部队中去,和工农兵群众接触,变成亲密的朋友。居住在上海的文艺工作者,更应当利用交通方便的条件,多同工农兵交朋友,不但一般地交朋友,还应当交知心朋友。住在上海而不爱上海的工农兵,一心向往新的工业基地,并不能证明真正爱工农兵。第二件,要刻苦的劳动。如同别的事业一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没有坚苦劳动是创造不出什么奇迹来的。我们中间不少人是从不中断自己的劳动的,但也有经常不劳动的人,他们经常不着笔,也不钻研问题。谁也知道,如果不学习,不钻研,不掌握马克思主义,不掌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不熟练地掌握技巧,无论多么聪明的人也不会写出好的文艺作品来的。一个工人如果长年不作工,或者长年出次品,一定要受到公众的道德上的责备,我们文艺工作者自然不能例外。特别是当人民群众饥渴似地需要读物的时候,我们没有权力停止自己的劳动。自然,文艺写作是一种极为复杂的劳动,每个作家有权要求按照自己的经验、特长、爱好,安排自己的写作生活,但是,这绝不排斥一个作家为人民的当前斗争服务的必要性。人们要求作家多多写作短小精悍的作品的愿望,是应当得到满足的。第三件,要大批地培养新的作者队伍,特别是青年作者的队伍,这绝不是说现有的文艺工作者不重要了,而只是说,我们现有的队伍即使充分发挥力量也仍旧显得太小,必须有新人来补充。上海有一百万产业工人,有各个工作岗位上的工作者,他们和现实生活有着血肉般的联系,同时也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他们中间有许多人表现出文学艺术的才能,我们应当给他们更多的更实际的帮助,使他们沿着正确的道路发展。这样,把工农兵的群众文艺运动和专业文艺工作者的创造性劳动紧密地结合起来,把职业作家、业余作家和社会上广大的创作力量统统发动和组织起来,我们的文学艺术事业的繁荣才有保证。一一这三件事,虽然不是问题的全部,或者已是老生常谈,如果我们其正做出成绩,我们上海的文艺事业一定会有很大的进步,这是无可怀疑的。

    我们人民的文学艺术事业每前进一步,都不会是毫无阻碍的。为了克服这种种阻碍,同时也为了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装我们自己,开展学术思想上的自由讨论,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继续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整顿和加强我们的文学艺术队伍,仍然是我们的艰巨的任务。没有这方面的有成效的工作,创作任务是不可能顺利完成的。

    我们上海的文学艺术队伍是在党领导下的一个战斗支队,如同全国文学艺术界一样,它是由掌握多种多样的武器的战士们组成的。人民的丰富多彩的生活,需要我们组织多样的文学艺术活动。我们各个文学艺术团体的领导机关,对实现这个任务负着重大责任。但是,我们有时还不善于根据党的指示和工作的实际发展来组织自己的工作。我们的思想常常落后于实际的发展,对于文艺界几年来的进步常常估计不足,对于群众的先进思想和先进经验常常是看不见的,或者虽然看见了也不敢、或不愿给以热情的支持和鼓励;对于我们队伍中的落后的消极的因素,也常常是估计不足的,或者虽然也感觉到了,却没有采取适当的措施来消除它。在更坏的情况下,就发生了把坏人坏事当作好人好事,把好人好事当作坏人坏事的恶劣现象。因此,我们的领导工作就显得没有生气,不是走在前面,而是落在后面,有时甚至障碍着群众的前进.我们应当坚持党的文学原则,加强党性锻炼,经常地研究党的指示,密切联系群众,联系实际,善于在新事物还在萌芽状态的时候就发现它、关怀它、培养它,使它成长壮大;善于在危险刚刚出现在地平线上的时候,就发现它、消除它,使它不能造成灾害。只有这样,我们的文学艺术事业才能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新的时代一定产生新的文学艺术。沸腾的生活一定会促使文学艺术更加繁荣起来。在展望新的一年的时候,我们充满着乐观。我们深信:在未来的年份中,只要我们继续努力,我们的文学艺术事业一定会随着祖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高潮一同高涨。

    这就是在新的一年到来的时候,我们对文艺界同志们的一些建议和希望。祝同志们在新的一年获得新的成就!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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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路上的杂感
    到过上海的人,没有不到南京路的。没有到过上海的人,只要熟悉中国近代历史的,也不能忘记南京路。为了掌握祖国的命运,我国人民曾经在这条路上进行过多少英勇的斗争呵!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舰队停泊在黄浦江上,用大炮对着南京路,他们在外滩修了坚固的高楼大厦,好像主人似地住在那里,指挥着他们的走卒,榨取着中国人民的鲜血,自以为他们真的掌握了中国的命运。但是,中国的真正的主人,我们伟大的人民,并没有被屠杀吓倒,就是在这个城市,在帝国主义大炮射程以内的一座狭窄的弄堂房子里,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一一中国共产党组成了。全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了英勇的斗争,终于在一九四九年,这个光辉灿烂的难忘的年份,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把自己的命运紧紧地掌握在自己手里。这就是斗争的结局。

    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七年。那些急风暴雨的日子,我们还记得很清楚。人民解放军的战士们进上海的最初几天,都是在屋檐下度过的,他们用自己的身体暖干了淋湿的军衣,和那些带红臂章的工人纠察队队员们,肩并肩地警卫着这座城市。

    今天的南京路上,每天每天照旧拥挤着数不清的人群,虽然马路已经拓宽了不少,仍然显得十分狭窄。但是,连许多老上海也不能不说南京路已经变了。许多早年到过上海的外国朋友,他们到上海访问的时候,本来以为可以替同行的人作向导的,走到南京路一看,才发现自己也不能不找向导了。特别是这几个月,南京路上的变化尤其快,不但国营商店照常拥挤着来自各地的人们,原来的私营商店也天天象过年节一样,张灯结彩,鞭炮声连续不断,公私合营的喜报贴满了明亮的玻璃窗。它告诉人们,不要多久,南京路的面貌将要更加不易辨认了。

    看到这种变化,我们每个人都高兴。那些盼望着社会主义早一天来到自己身边的工人们,那些曾经埋怨着在私营商店里是埋没青春的店员们,更是高兴。永安公司的一个青年职工,一听到公司被批准公私合营的消息,忘记了自己正在生病,马上赶到公司,把橱窗擦亮,货物摆齐,他要使顾客一进门就觉得公司变了样。有一个造漆业的工人,过去被人家称作“算盘珠”,意思是拨一拨,动一动,现在他说:“企业是我们自己的了,我一定要像个主人。”是的,如果过去他真的像一个算盘珠的话,现在他成了一个拨算盘珠的人了。觉悟了的工人们是那样爱社会主义,像爱自己的眼睛一样,这是谁也不会怀疑的。

    但是,为什么资本家也接受社会主义的道路呢?他们为什么不怕“共产”呢?他们真的可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公民吗?这许多问题,在党的文件中,在科学家的论文中,已经作了科学的论证。不久以前,我会轻参加过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的一次会议,许多资本家在会上作了发言,他们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了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给他们指出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

    许多资本家都讲到:他们从来是相信钱的,以为钱能通神,谁有了钱,谁就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甚至能够掌握子孙万代的命运。他们沿着资本主义的道路,按着资本主义的“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老步调走着。他们满以为自己可以吃尽虾米,变成大鱼。他们中间也确实有不少是肥壮的大鱼,是经过风浪的胜利者,但是,他们也没有哪一个不是在鲜血淋漓的斗争中被咬得遍体鳞伤的。

    永安公司是全国知名的。据这家公司的资本家郭琳爽说:“我的上一辈,在海外经商,同其他侨胞一样,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当时满怀着振兴实业的心情,盼望着祖国的强盛,”一九一八年在上海开设了永安公司,一九二一年创办了永安纱厂。但是,能不能实现这些愿望呢?永安纱厂在一九二九年和一九三六年先后遭到英国和日本棉纱倾销的打击,几乎垮台。在抗日战争时期,更受到日本侵略者的直接掠夺。抗战胜利以后,蒋介石王朝也没有给他们带来繁荣。这个公司,除了百货商场长期地推销外国产的高级消费品以外,还开设了酒楼、茶室、咖啡室、旅馆、戏院、弹子房、跳舞场、溜冰场、游乐场等等,完全是为当时享乐至上的寄生虫们服务的,不知道有多少青年在这些场所腐化堕落。什么“振兴实业”,“祖国强盛”,早已不知道丢到几个十万八千里以外去了。为了追求厚利,连亲戚朋友的情谊也置之度外。郭琳爽说:“在旧上海大马路上的四大公司,都是我的同乡和亲戚所开的(先施公司经理是我的连襟,大新公司经理是我的妹夫,新新公司经理是同乡),但因为同行关系,在见面的时候,大家只谈谈客套,敷衍敷衍。在背地里派人去暗中调查商品价钱,互相削价倾销,他们卖一块钱,我们卖九角钱,并且用大减价、大贱卖的号召,争夺营业,还挖用对方的女销货员。”就是这样,他们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我们以为日本不敢同美国作战,为了防止日本侵占企业,会向美国注册,冀望保护。但是在上海沦陷的时候,正因为挂了美商招牌,反而被日本侵略者派驻了监督官,管理企业,把我们公司的全部现金,搬到台湾银行去,我们想支付一块钱,也要经过日本监督官盖章批准。”郭琳爽在回顾解放以前的三十年的过程以后,感慨万分地说:这就是永安企业的惨痛的命运。

    有同样遭遇的,难道只有一家永安公司吗?翻开每一家民族工商企业的历史,哪里又能找到一个例外呢?更多的是,还没有经过一两个回合,就被“大鱼”吃掉了。

    只有到了解放以后,当中国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以后,他们才有了出路。

    当然,不能设想一个资本家会同工人一样地容易接受社会主义的真理。这不是改头换面,而是脱胎换骨,长时间的彷徨,怀疑、动摇,多次的反复,这是不可能避免的。很多资本家,在解放前夕,手里拿着飞机栗,坐卧不安,夜以继日。有一个资本家说:“那时,我怕共产党,想离开上海,可是,从家里跑到工厂,从这个车间,到那个车间,东看看,西看看,怎么舍得这些工厂?想到自己是中国人,怎么好离开祖国当白华去呢?”他终于留下来了。解放初期,他对人民政府是半信半疑,又怕又喜。信的是人民政府说到做到,疑的是人民政府会不会管经济;喜的是祖国一天天进步,怕的是个人没前途。他们不愿意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他们要继续走资本主义的道路。

    一九五二年初开始的伟大的“三反”、“五反”游动,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整个局势起了大变化。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飞跃发展,国营企业经济力量的日益强大,农业合作化高潮的迅速到来,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在各个战钱上的伟大胜利……这一切都边使资本家们不能不重新考虑自己的命运。

    还是听资本家本人谈一谈他们的思想变化吧。有一个工厂的私方代表说:“通过六年来党和政府的不断教育,而且看到那么多活生生的事例,使我的半信变为全信,半疑变为不疑,可喜的事情越来越多,可怕的念头逐渐消除。先从我们的国家地位来说,由于我和我的家属在海外居住了一个很长的时期,我们所遭受到的痛苦和折磨也特别多,我自己因为在菲律宾马尼拉上岸的时候,没有准备好保证金,就被美国人关进了水牢。我的爱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离开新加坡的时候,被英国人抢走了随身的首饰。我也曾听人家对我说,新加坡总督请客的时候,中国领事排在最后一个位子。现在如何呢?周总理足迹所到的地方,人民夹道欢迎。我们的外交人员受到了人家的高度尊敬,我们的侨胞受到了祖国的保护,过去不吃香的中国货,现在各国人民争先购买。这都不是偶然的。再从我们国内建设来看,辉煌的成就,数也数不清,正如毛主席所说,‘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拿我们自己的工厂来看,解放以前,烟囱上做了乌鸦窝,机器长年睡觉。现在烟囱冒着浓烟,机器经常开动,工人们的勤劳智慧,正在创造着无穷尽的财富。拿我个人来说,解放前管理的厂只有十几个老年职工,我被人称为养老院院长。现在全业合营之后,厂里的职工将要增加到三百五十多人。我在公方代表领导之下,负责管理厂务,还担任着行业的工作。以我的家庭生活来说,只要拿我爱人的几句话,就可以说明过去和现在的不同,她曾经对我说:‘过去你在外面不称心,回来就要发脾气,你在外面称了心,我又要替你担心。现在事情这样忙,倒很少看见你发脾气,我也不用替你担心了。’这几句话说明了我们现在的生活,是要比过去有意义多了。我的子女,在学校里念书的,不是青年团员,就是少先队员,大家为着一个目标而工作着,学习着,没有三心两意。我的眼光放大了,放远了,又有什么可疑,什么可怕呢?”

    刘鸿生是一位年老的资本家,他是许多企业的创办人。当他的儿子间他是不是真的拥护公私合营的时候,他回答说:“我看见此我老一辈的有钱的家庭,总是一代不如一代。父亲发财,儿子抽鸦片,吃、喝、嫖,赌样样都来,到了第三代,孙子就做了瘪三,这种例子很多,很少有钱的家庭是例外。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我们的企业,都经过克服困难,走向好转。企业公私合营以后,你们都做了企业的干部,你们的子女,好多已戴上了红领巾,将来他们也有可能成为团员党员,决不再愿做资本家了,他们也不会要你们的股票的。国家建成了社会主义,大家有工作做,大家都能过幸福的生活。”“在这种形势下,我们手里所执有的东西实在是太渺小了。将来国家又富又强,每人有他的一份,我自己的一份就会比我现在手里所执有的要更可靠。因此,我们一定要走融会主义的光明大道。”这些话,是一九五五年底说的。解放初期,他们不会这样说。现在,他们这样说了,这是可以理解的。这是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从亲身经验中得出的结论,是付出了许多痛苦的代价之后得出来的结论,是在中国工人阶级长期教育下得出来的绪论。

    我们工人阶级为了解放自己,就必须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只有消灭了最后一个剥削阶级一一资产阶级,工人阶级才最后地打碎了自己身上的锁链。只有把所有的人都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工人阶级才算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根据中国的具体的历史条件,以及多数资本家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情况,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采取逐步地和平改造的方针是完全必要的,是完全可能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的新胜利。

    南京路上有一座庙,现在还有人在那里烧香磕头,他们还不知道怎样掌握自己的命运,他们希望万能的神仙给他们指出一条可靠的幸福道路。我们工人阶级不是依靠神仙,而是依靠马克思主义的教导,找到了解放自己、解放全人类出道路,并且告诉一切人们,只有这一条才是万代幸福的道路。现在,资产阶级中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工人阶级的劝导,愿意把自己改造成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公民,愿意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是我们的伟大的胜利。虽然他们中间今后还会有人犹豫,动摇、抗拒,但是,我们相信:我们一定能够用更多的、更艰苦的工作,争取更多的动摇的人逐步地“摇”到社会主义这一边来。

    历史的脚步迈得这样快,当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不知道又有多少工厂商店实行公私合营了。社会主义思想正在一天比一天更多地掌握住人们,掌握自己命运的人们是越来越多了。我们必须继续帮助他们前进,扩大进步分子的队伍,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资本家的双重改造。按照工人阶级的理想和目标来改造我们伟大的祖国。

    让几十年来仁人志士们在南京路上喊过的口号更加响亮起来吧:社会主义万岁!.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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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解放 发表于 2017-1-25 09:10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一把钥匙
    正像燕子给人们带来春天的信息一样,中国作家协会最近举行的扩大的理事会会议和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所获得的重大成就,使人们预见到我们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行将百花盛开。

    为了使这两个会议的决定变成活生生的事实,我们必须进行巨大的复杂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这中间,最重要的就是迅速地大量地培养新生力量,壮大我们的队伍。

    人民群众期待着我们文学艺术事业的繁荣。仅仅上海电影制片厂一九五七年就需要拍二十部片子,那就应当有四十个以上的剧本供他们选择,而没有上百个作家为他们服务,就摆脱不了几年来一直存在的“停工待料”的严重情况。如果说到上海一百多个专业戏曲团体所需要的剧本,那就更为惊人了。但是,我们的作家队伍还很小,就是大家工作得再多、再好一些,也不能满足一天比一天增加的需要。

    我们的出路就是充分地动员和发挥文学艺术界现有的力量,同时更积极地培养新生力量。

    不能否认,我们已经作了不少工作。但是,同样不能否认,我们上海文学艺术界在对待新生力量方面,有许多叫人不能容忍的现象。我们的一部分领导入长时期来对新生力量是轻视的,他们在工作中把这方面的工作放在可有可无的地位,甚至采取宗派主义的态度,把一些忠诚的有才能的青年文学创作者排斥在“文坛”之外,使他们得不到关怀和培养。有一个时期,我们过分地强调了专业团体的特殊性质,完全放弃了对业余文学艺术工作者的领导,使自己逐渐地处于没有后备力量的危险地位。在批判了这种观点以后,我们的情况有了一些改善,但是,有些人把培养新生力量的工作看得过分简单,不肯作艰苦的细致的工作,只等待有朝一日,看到一个略有成就的青年作家,大家一拥而上,强迫他发表粗糙的作品,逼着他签订合同,预约根本不存在的集子,好像这就尽了重视新生.力量的责任了。在这些同志看来,一个文学青年在走向文学艺术的高峰的道路上,是没有什么困难的,因而也就不需要什么政治上、思想上、艺术上的帮助,似乎只要预支稿费,到时候就能买到一个你所需要的作家。

    在这里,我们记起了绥拉菲摩维奇所记述的伟大列宁的一段话:

    “现在您在写些什么东西吧?”他(列宁)问我。

    “很难有时间去写,因为有很多组织工作要去做。”

    伊里奇皱了一下眉头。

    “是的,我们现在在全国范围内有许多组织工作要去做。但是,你们作家们,却应该多多去组织工人们也来参加文学创作活动。必须要把全副精力都花到这上面才行。每篇工人自己的短小的作品都要热忱地欢迎。你们杂志里是不是也常刊登些工人自己的东西?”

    “还不够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可能是知识和文化程度还不够的原因。”

    他两眼笑眯眯地望了我一下。

    “呶,这没有关系。他们一定学得会写文章,所以,我们将会有出色的、世界第一流的无产阶级的文学……”①

    ①见新文艺出版社版“三个朋友“第二二六页。

    今天读这段话的时候,我们感到那样亲切,好像是列宁两眼笑眯眯地望着我们说的。

    列宁的话给了我们一把打开文学宝藏的大门的钥匙,这就是要我们用“全副精力”去发掘人民群众中的无限丰富的潜力,组织他们参加到文学艺术活动中来,并且要我们的老一辈、长一辈的作家们帮助他们,使他们“学得会写文章”,而且要写得出“出色的、世界第一流的无产阶级的文学”作品来。

    像列宁那样对人民、对人民的文学艺术事业的前途无限信任,像列宁教导的那样去培养新生力量,是壮大我们文学艺术队伍的关键。

    正像文学艺术事业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一样,培养青年作家也是我们的集体事业。我们热烈地希望各个有关部门都能够根据中国作家协会两个会议的精神,制定出自己的具体规划,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使这方面的工作获得显着的效果。毫无疑问,只要我们认真地切实地开始工作,我们就能够指望:不但今天的许多青年将会参加到我们的队伍里来,今天的许多少年先锋队员在十二年后也会参加到我们的队伍里来,共同地为创造世界第一流的文学艺术作品而斗争。

    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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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解放 发表于 2017-1-25 09:11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把文化艺术的力量充分调动起来
    (在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

    我们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工业问题,讨论怎样把各方面的力量调动起来,为积极发挥上海工业的作用,为加速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而斗争。我完全同意陈毅市长、柯庆施同志和曹荻秋副市长的报告。现在就怎样把上海文化艺术的力量充分调动起来的问题,发表一些意见,请各位代表批评指正。

    我们的文化艺术要为工农兵服务,也就是为发展生产服务,这个总方向是早已确定了的。实践证明它是完全正确的。

    问题是我们拿什么来服务?怎样才能把上海文化艺术各方面的力量充分调动起来,最好地为工农兵服务?我们认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已经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是首先在戏曲工作中提出来的。我们上海也是贯彻执行了这个方针的。正是这个正确的方针,解放了我们戏曲工作者长期被束缚的创造力量,提高了他们的积极性,才使长期被轻视,排斥、埋没的许多艺术珍宝大放光彩,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因此,当中央提出艺术上“百花齐放”,学术上“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后,上海文化艺术界一致表示拥护,并确信这个方针的贯彻执行,并且比过去执行得更好,就一定会为我们整个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开辟一个新的时代。

    最近两、三个月,上海文化艺术的各个部门根据这个方针,对我们上海文化艺术界的现状作了一番考察,大家感到,我们有很多成绩,但是也有许多令人不安的情况。

    就拿戏剧方面来看,上海有一百十三个剧团,有演员和职员五千人,如果加上街头艺人,共有六千五百人,这是一支很大的队伍。但是,当前遇到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就是上演剧目贫乏,观众不喜欢看,上座率低。“观众叫没戏看,剧团叫有戏没人看”。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呢?

    我们民族的戏曲遗产是那样丰富,每一个剧种都有成百上千的传统剧目,虽然不能论每一出戏都是好的,但总是好的多于坏的,精华多于糟粕。至于我们现实生活的丰富多彩,更是我们历史上任何一位作家、艺术家根本没有可能见到过的。许多到上海访问的外国作家异口同声地说:一个作家生活在上海真是幸福,上海人民的生活一辈子也写不完。可是我们身在福中不知福,坐在宝山上喊穷困,还立了许多清规戒律,使自己站在丰盛的酒席桌旁饿着肚子。

    我们的文化艺术既然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我们就必须和工农兵相结合,满腔热忱地描写工农兵,创作为工农兵所喜爱的优秀作品,使我们的作品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力量。但是,有些人对这个总方针发生了若干误解,好像为工农兵服务就只能描写工农兵;好像工人、农民、士兵只愿意或者只应当在图书、舞台、银幕上看到自己,不愿意也不应当看到我们整个社会各个阶级的复杂的多样的生活;好像今天要“除四害”了,图书、舞台、银幕上只有描写“除四害”的东西才有现实教育意义,描写别的生活,描写旧上海、旧殿会,描写历史就没有什么现实教育意义。从这种误解出发,有些人就随意地给自己或者给别人立了一些清规戒律,这个不好写,那个不好演,许多剧目就这样没有分析地自动地不演了;或者看到某一篇未必正确的批评、某个权威人士未必认真思考过地“摇了摇头”,就不再演出了。这样,我们一部分作家、艺术家走的路就越来越窄,书上、舞台上、银幕上描写的东西越来越单调。不少剧团演出的剧目贫乏无力,、质量很低,观众不愿意看,只好经常换新节目,新节目是赶出来的,质量越来越低,观众越来越不欢迎,上座率越来越低,形成了不能忍受的恶性循环。这不但使艺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作用受到损害,而且使一些剧团成员的生活发生了困难。当然,上座率低的原因很多,不止是剧目问题,但是,有些剧团上演了好戏,观众立即增加,从这一点看来,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为了使文化艺术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我们提倡作家,艺术家描写当前的重大题材,描写社会主义新人的光辉形象,提倡为我们工人阶级塑造令人终生难忘的,当作自己学习榜样的典型。我们上海的作家、艺术家在谈起这个问题的时候,常常感到欠债过多:上海人民在百年来的革命斗争中和解放以后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涌现出大批的英雄人物,这里有不少足以表现我们整个时代面貌的重大题材,而我们描写得太少,描写得好的更少,我们有愧于我们的人民。比如写工业吧,由于我们对这方面很不熟悉,有些作家把丰富的生活理解作一个简单的公式:要写先进和落后的矛盾,一定有这样几个人物,厂长是急躁蛮横的,工程师是右倾保守的,这是落后的一方;副厂长或工人是先进的,党委书记是支持先进的,这是先进的一方;新闻记者算作丑角,是打破舞台上沉闷空气的万能灵药,如果这一手失灵,就加上男女爱情的“冲突”作调料。这个公式可以到处搬用,今天可以用来反保守,明天可以用来比先进,只要把台词更动一下就行。这种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自然是不好的。因此,有人指责这种现象,好像这是提倡描写当前的重大题材的必然结果。我们认为这种指责是不适当的。因为这种现象是我们还幼稚的表现。主要是我们对新生活不熟悉,对工农兵不熟悉,对当前的现实斗争认识不深刻,我们的写作水平还不高。在这种情况下,描写别的东西,同样会有公式化概念化的毛病。要写出足以表现这个时代的成熟的作品,还要有一个长期过程。我们的责任是帮助作家、艺术家深入生活,深刻地认识我们各个战线上的新人物,用高度的艺术技巧去描写他们,用其实的艺术形象去教育和鼓舞人民。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人民群众并不是讨厌描写重大题材的作品,而是讨厌写得不好的作品,要求写得更多更好,我们应当毫不动摇地继续提倡和宣传这个方针。

    但是,我们也一定要注意到,有人把这种提倡和宣传误解为只能写当前的重大题材,因此,也必须说明,我们决不排斥题材和内容的多样性。就是重大题材的艺术描写,也应当是多种多样,而不应当是千篇一律的。既然我们文艺工作者把自己的劳动叫作“创作”,这就应当越创作越多种多样,而绝不能越“创作”越是少种少样、一种一样、千篇一律。我们一向主张作家、艺术家在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共同目标下,对题材、艺术形式的选择,有着完全的个人自由。在这里,机械平均、标准化、少数服从多数,是行不通的,也是不允许的。

    至于艺术的体裁、形式、风格,更是只能多样,不能少样、一样。比如写诗,有入主张自由体,又有人主张格律体,并且都想用自己的主张统一诗坛,让所有的诗人穿上自由式或格律式制服,显然是行不通的。比如作画,有人从资产阶级观点出发,判定中国画的方法是不科学的,制定中国画的山水、花鸟。草虫不能为社会主义服务,因而一文不值,一概排斥;在音乐界,也有些人对民族音乐采取轻视和排斥的态度,不虚心学习民族遗产,生硬地进行“改革”;又有些人认为社会主义音乐主要是声乐,管弦乐要不得,而声乐又主要是群众歌曲,而主要的又是唯一的。诸如此类,都是主张千篇一律,一花独放。忘记了艺术是生活的反映,生活的多样性要求艺术的多样性5忘记了任何艺术形式都有自己的特点,都有自己的长处,也都有自己的局限性;任何艺术形式都不能代替另一种艺术形式,任何一种体裁、形式、风格都不能代替另一种。我们的人民自古以来就有不同的爱好,我们没有理由、也没有可能要求他们只爱好一种东西,叫做“单调”,只有百花齐放,才能满足各方面的要求。

    要做到百花齐放,必须百家争鸣。没有不同意见的讨论和争论,我们就会停滞不前,谈不到百花齐放。因此,不但要提倡自由讨论,而且应当容许有艺术上的各种流派,让他们透过自由讨论,互相竞赛,靠自己的道理、靠自己的作品,来证明自己确有存在的价值。真理是不怕考验的,各个不同艺术流派的存在,只能促进各个作家,艺术家独立思考,努力钻研,不断地追求最新的成就,取得人民的喜爱。我们相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是最好的创作方法,我们提倡和宣传这种创作方法,但是,我们也坚决主张作家、艺术家完全可以根据自愿原则自由地选择他的创作方法,决不能强求一致。相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作家,艺术家应当具有这样的信心:经过相互竞赛,也只有经过相互竞赛,才能取得胜利。

    应当承认,我们在文化艺术工作的领导上,对怎样发掘一切潜力和动员一切积极力量,虽然作了很多工作,但是缺点也是不少的。一方面,对一些重大的政治性质的问题(如胡风反革命集团问题),采取了腐朽的自由主义态度;另方面,对一些。属于艺术性质的问题,又不适当地采取行政命令方式过多地加以干涉;这两种偏向都给我们的工作造成了损失。今后,我们应当接受过去的教训,加强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进一步整顿和加强文艺工作的队伍,提高文艺工作者的政治思想水平;同时,应当在文化艺术的各部门都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要以个人爱好代替党的政策,不要只扶植某一种艺术形式而反对、排斥或藐视其他艺术形式;不要只提倡某些题材而排斥其他题材;同时有关艺术的理论性的问题或对具体作品的评价,应当容许不同意见的争论;领导的责任是指出正确的方向,放手发挥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鼓励他们独立思考,刻苦钻研,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同时应当采取一些具体步骤,如成立中国回院来推动中国画的发展等,创造更多的适宜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条件。近几个月来,上海文艺界自由讨论的空气开始兴起,这是好现象,我们应当采取更多的具体措施,领导这种讨论。应当看到:用简单的、粗暴的方式进行文艺批评的现象还没有绝迹。过去有批评者一棍子打死一部作品的事,最近又有批评者不敢动笔的消息。报刊和出版社的编辑部也感到工作很吃力,要求具体的帮助。各个文艺团体,报刊、出版社、剧团、乐团、画院、艺术学校内部的学术讨论还进行得很不充分,这些都是需要迅速加以改善的。

    为了使上海文化艺术的力量充分调动起来,为实现“充分利用、合理发展”上海工业生产的方针服务,作好以下几项工作,也是很重要的:

    第一,柯庆施同志在他的报告中提出了开展业余文艺活动的问题,我们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上海文艺队伍固然不小,但比起需要来还差得很远。很多工厂缺乏文化娱乐活动,逢到假日,工人闷得发慌。到外地的工人希望看到家乡戏,我们没有适当的剧团派给他们。各省市来上海要人,我们不能满足他们。为了满足本市和外地的需要,为了保证文艺工作的队伍有源源不断的后备力量,除了继续加强专业文艺团体的工作外,最可靠的办法是开展群众的业余文艺活动。这方面,我们上海是有光荣传统的。每次文化广场开会,我们总想起抗战前后上海街头巷尾歌声不断的热烈场面。这个风气在延安和解放区也很盛行。现在呢,我们很少听到群众的歌声了。是人们的政治热情低落了吗?显然不是。有人说:人们年纪大了,不愿唱歌了,这也不是事实。我们认为,鳌只能从我们对群众文艺活动的领导不够找到答案。最近,上海作家协会和青年团上海市委员会注意了文学青年的培养问题,文学方面的情况就开始有了改变。其他艺术团体也应当迅速地加强这方面的领导,同时,我们也要求各机关、团体、工厂、商店的领导人给予必要的支持:一是在政治上加以关心,二是给活动时间,有这两条,就大有希望。有些单位对专业文艺工作者下厂下乡帮助不够,也希望能够加以改善。我们认为,一个单位培养出一个劳动模范固然是对人民的重大贡献,培养出一个作家、艺术家也绝不是一项很小的贡献,不好算作额外负担。

    第二,要对上海文化艺术工作的发展作出统一规划。上海文化艺术工作的单位多,活动场所也不少。但是,和工作需要矛盾很多。比如,上海有很多图书馆、博物馆,怎样发挥它有利于向科学进军和普及科学、艺术知识的作用,问题很多,引起各方面的不满意;又如很多戏曲团体的改组工作还没有完成,应当在充分保持原有的特点和优点、有利于提高艺术质量的条件下,根据自愿原则,进行必要的调整,对他们的困难,应当适当解决。上海的剧场、电影院的分布极不合理,多数集中在中心区,工厂区很少,而设备完善的剧场、音乐厅。全市几乎一个也没有。怎样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划。这样既不能满足工人群众的需要,也是中心区影院剧场上座率低的原因之一。如果不早作统一安排,势必造成许多新的困难,比如有的电影放映队到附近有电影院的工厂以低票价放映电影,使这家电影院营业下降,而另外有些地区根本看不到电影就是一个例子。我们认为,根据充分利用.合理发展的方针,早日作出统一的规划是完全必要的。第三,文化艺术工作的领导,除了前面讲过的方针政策问题以外,在体制上,作风上也有许多急需改善的地方。比如对各个剧团的领导,就有有些事管得过多过死、有些事又很少管的现象,这不但使领导机关陷于事务主义、官僚主义,也妨碍了剧团领导人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但是,有些问题不是文化艺术部门能够自己解决的,比如用人就和人事部门有关,用钱就和财政部门有关;又如今年各国营剧团实行企业化,这是正确的,但动员不深入,布置过于急促,造成各剧团不得不追求演出场数,不但影响到演出质量,并且影响到演员的健康,这也是和上级领导机关的布置有关的。我们认为,文化艺术事业单位有它的许多特点,硬搬机关里的一套是不行的,比如机械地按时上下班、要演员也像机关人员那样坐办公室的制度是不适当的。很多文艺工作者批评领导上不注意他们的特殊情况,布置工作一般化,又不给他们机动的余地,弄得大家过分忙乱,甚至无法钻研业务,形成“业务变成业余”,这种呼声我们必须重视,根据有利于调动文化艺术的力量,有利于文化艺术事业发展的原则,改变一些不合理的制度,建立一些新的制度,同时应当切实改善领导作风,反对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密切联系实际,联系群众,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断地提高领导水平,使自己逐渐地变为内行,把领导的责任真正地担当起来。

    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给我们的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开辟了空前的自由天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和上海工业方针的确定.远景规划的提出,给了我们新的鼓舞力量,我们上海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用加倍的努力,来实现这次会议交给我们的任务。

    一九五六年八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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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解放 发表于 2017-1-25 09:11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要像鲁迅那样生活
    今天,我们上海人民,同全国人民在一起,纪念我国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

    为了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为了争取中国人民的解放,鲁迅代表着全民族的大多数,在文化战线上,向着敌人冲锋陷阵,贡献了他的伟大的一生。我们上海人民感到光荣的是,在很长的时期内,鲁迅的光辉的战斗生活,是同上海人民在一起度过的。因此,在今天,我们上海人民怀着极大的尊敬和亲切的感情,来纪念我国文化革命的最伟大最英勇的旗手鲁迅。

    二十年来,我国人民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大变化。鲁迅所憎恶的旧社会、旧势力已经溃灭,“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已经“掀掉”;鲁迅所欢呼的社会主义的曙光已经普照祖国大地。假如鲁迅能够亲眼看到这一切,他该是多么高兴呵!

    社会主义革命在我国的胜利,给我们提出了新的艰巨任务。为了克服我国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为了克服我国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我们需要调动一切可能调动的力量,利用一切有利的条件,来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毫无疑问,我们的文化战线,必须在实现这个任务的过程中,继续发挥它的巨大作用,并把我国人民的文化事业推进到一个新的繁荣的时代。

    社会主义革命为我国的文化事业的发展开辟了无限广阔的自由天地。今天的文化工作者,同鲁迅当时的处境相反,可以在自己的作品中公开地、不受干涉地揭露反动势力的罪恶,歌颂革命人民的伟大,批评新社会的落后现象,畅所欲言地说自己要说的话,可以到他们愿意接近的人民群众中间去,到火热的斗争中间去,可以自由地为革命斗争、为工农兵群众服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的贯彻执行,拾我们的文化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但是,我们前进的道路上并不是没有困难的。我们的文化工作者,如同我们的人民一样,正在做我们的先人没有做过的事。比如,表现社会主义的新人物,就是我们这一代的作家、艺术家遇到的新的、必须解决的问题。但是,也正如鲁迅说的:路是人走出来的。鲁迅以战斗的一生,探索过多少别人没有走过的路呵。我们的作家,艺术家,要想成为鲁迅的好学生,最根本的是:学习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在工作中作出最坚决,最勇敢、最热忱的努力,在同革命实际、同人民群众保持最密切联系的过程中,寻找出最适当的前进的道路。大家知道,在创造性的劳动中,“安全地带”是没有的。遇到困难就“绕过去”,那只会停滞不前。鲁迅在新时代提出的新要求面前,从来不畏缩。他为了表现中国人民的生活,写了至今仍然光芒四射的短篇小说。这些作品不但在思想上是深刻的,在表现形式上也是综合了中国和外国的经验创造出来的,正因为这样,他的作品为我国的文学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在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的那些年份里,鲁迅仍然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题材和艺术形式,写了那些不朽的杂文,来为革命斗争服务。今天,我们的作家、艺术家有着广阔的天地,可以自由地接近人民,自由地选择适合自己的题材和艺术形式,创作各式各样的作品来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我们相信: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学习鲁迅的战斗精神,像鲁迅那样创造性地工作和生活,就一定能够创造出为人民喜爱的优秀作品。

    随着人民文化事业的发展,需要更广泛地组织文化工作者的队伍。一方面,我们要继续努力,清除各种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现象,更好地安排现有的各种力量,继续逐步地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以便于他们能够更好地提高自己的水平,贡献自己的力量;另方面,要加强对新生力量的培养教育,使他们经过刻苦的学习,得到不断的提高。上海的文化工作者的队伍还有很大的潜在力量,我们希望各个有关方面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作出更好的安排,使上海文化工作者在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化中作出更出色的贡献。

    “忘记我。”这是鲁迅二十年前的嘱咐。但是,二十年过去了,不论是敌人,还是朋友,谁也没有忘记鲁迅。鲁迅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成为我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鼓舞力量。不断地向鲁迅学习,用新的学习成绩来纪念鲁迅,这就是我们的责任。鲁迅先生永垂不朽!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八日写,十九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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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解放 发表于 2017-1-25 09:12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关于“火种”
    十月二十六日的“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通讯,题目叫作“一个‘诗人’灵魂的堕落”。据说,很多读者热心地打听这个“诗人”的名字,甚至有人把上海诗人们的名单排了排队,挨着个儿猜:到底是哪一个?

    我并不想参加这个猜谜比赛。我同记者同志抱着同样的心情,希望这个“诗人”心田里的火种复燃起来。真的,假如一个诗人,一个革命的诗人,心田里的火种都熄灭了,那是既不能燃烧自己,更不能照耀别人的。讲到火种,大概受到一种风气的影响,我想得远了些。最近报刊上的杂文,常常有一种公式,这就是不管讲什么事,总要引证一两个古代的例子,而且越古越好。我也不免想到普洛米休斯和燧人氏。这大概是有关火种的最老的传说了。有了火,才使人类进到一个新时代。直到现在,当人类已经进到.原子能时代以后,在落后的农村中,农民在没有火柴的时候,总要想尽办法小心地保存火种。没有火,现代的人类是没有办法生活下去的,除非倒退到“茹毛饮血”的时代。

    这一个“诗人”就是这样倒退回去了。但是,他所丧失的,不是火柴(它还可能是用打火机的,待考。一一作者)。他所丧失的是另外一种火种,这就是共产主义的革命热情。

    不错,他曾经在革命的烈火里锻炼过,革命的熊熊火焰曾经给他力量,把他内心的火焰燃烧起来,使他经受住暴风雨的考验。但是,在另外一种情况下,在阳光普照的日子里,他却经不住考验。他心灵里的火焰逐渐冷落下来,几场毛毛细雨,连火种也要熄灭了。

    这使我想起一九五一年底,一九五二年初的那些惊心动魄的日子,也就是“三反”运动开始以后的那些日子。我们队伍里有多少人是在这场斗争中重新燃起心灵里的火焰来的呀!打开那些颜色已经有些发黄了的报纸,我们看到多少篇这样的纪事:资产阶级腐化堕落的思想,怎样侵蚀了一个人的心灵,怎样使一个革命者变成行动着的腐尸。我想,张子善、刘青山这两个可耻的名字,我们是没有理由忘记的。这个“诗人”也或者还写过诗篇,发誓赌咒不走他们的路。

    但是,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保险公司,甚至也有专保“火险”的公司,却没有谁开过专为革命者保“火种”险的公司。革命的“火种”只能靠革命者自己来保护。它是这样一种东西,当它是革命烈火的一部分的时候,就越烧越旺,狂风暴雨只能助他的威势;当它离开了革命烈火的整体的时候,就很难保险不被一漏水扑灭。这个“诗人”的悲剧,就在于他和革命的集体疏远了,而和另外一些东西接近了。从烈火中游离出来的火星,不管看去是多么明亮,总是没有生命力的,落在地上,只会变作一粒灰尘。

    我想,这些话,并没有什么深奥的道理。这是我们大家都看到的一些生活现象。但是,生活实际上要比这复杂得多.有些人的革命火种熄灭得很快,有些人却是很慢的,甚至是不知不觉的。比方说,穿什么衣服,这本来是每个人个人的事;解放之初,大家穿得很朴素,这是一种革命风尚,并不是什么坏事。今年初春,有人提倡穿花衣服,这也并不是什么坏事。但是,在这个换衣服的过程中,有的人思想上也开始变换,把朴素当作可耻、把铺张当作光荣了,甚至不顾自己的经济条件是不是允许,总要作几件“漂亮的”衣服,不然就感到“难为情”。我当然丝毫不想干涉人们穿什么衣服,也不想给谁戴什么帽子,只是想劝一劝他们:在这类问题上也不是没有过教训的,生活问题并不象这个“诗人”说的那样不关紧要,“火种”的熄灭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三反”运动,就要五周年了。这个运动,对很多人确实起了“火种保险”的作用。我希望:这一个“诗人”的消息,给那些健忘的人带来一个通知:假如你的“火种保险”快到期了,那就快些自己给自己继续“保险”吧。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烈火正在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从根本上烧掉,让我们每一个人心灵里的火焰燃烧起来,在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的斗争中,发光、发热,永不熄灭。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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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解放 发表于 2017-2-3 11:49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闻旱有感
    今天刮了一场风,天空弥漫着灰尘,使人想起了北方的风砂。因为是北方人的关系吧,对这种天气并不陌生,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能有几天不吃砂子呀,这点灰尘简直不算什么。但是,这几年来,看惯了江南的透明的蓝天,不能不想一下:为什么今天的风并不大,却扬起了这么多的灰尘?

    这个答案并不难找。已经听说过:天气有些旱。但是,旱到什么程度,却没有深问。等到晚报来了,才知道江苏人民正在广泛地开展麦田抗旱保苗运动,并且已经收到显着成效:“浇过水的麦苗,已经得力生长,长势十分旺盛,本来萎黄的苗叶,现已转青;本来穿不出土的麦芽,已在急连吐芽出土。”

    看完这条消息,一种沉重的感觉,压在心头。我不是那种神经经衰弱的人,不会一看到有旱象,就担心明年吃不到麦子。我是相信人民的力量的,任何困难都不能压倒我们伟大的人民。感到沉重的是:为什么到今天我才知道这件事情?

    回想过去,在那些艰难困苦的日子,我们和农民住在一起,绝不会要等到看报才知道天早的。遇到天旱,我们同农民一样地凝视着天边的云彩,同农民一样地扭水浇地,同农民一样地为一棵棵禾苗转青而高兴,同农民一样地庆祝秋季丰收。我们懂得“同甘共苦”四个字的最深厚的含义。这种诚挚的高尚的感情,把我们同人民紧紧地连结在一起。它不但保证我们战胜了严重的旱灾,也保证我们战胜了强大的敌人。在这种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斗争中,我们经受了锻炼,生活充满了青春的朝气。.今天,我们住在城市里。当然不容易看到田野了,不知道旱象也不会受到责备。这里似乎找到了原谅自己的理由。但是,认真地想一想,同城市的人民群众联系得又怎么样呢?在这样一个六百万人的大城市里,自己到底有多少个可以称作彼此了解的工人或者知识分子的朋友呢?不要说郊区是很少去了,工厂也去得很少,就是同自己住在一座楼上的同志,还有不少叫不出名字。常常一个个星期飞快地过去了,自己的眼睛却仍然停留在老地方,或者只在一个很狭小的圈子里旋转,人民在想什么,在希望什么,是看不到,也不大了解。我并不想贬低机关工作的重要性,也不想从形式上来判断一个人联系群众的程度,我只是想:就是一个再好的同志;长时期这样忙碌地埋在日常事务堆里,同群众、同沸腾的生活隔离得。这么远,即便他的双鬓一根白发也没有,也不能说他的青春仍然健在。在我们周围,难道没有那种只争地位、争待遇、贪图享受而不争工作的人吗?说他们的政治生命已经开始衰退,难道也是扣帽子吗?想到这里,想到自己听说有些旱象也不再深问的时候,不由地出了一身冷汗:为什么对群众的疾苦这样淡漠了呢?难道自己也开始衰退了吗?

    旱苗要用水来浇,衰退的萌芽却是不能让它生长起来的。现在动手,还来得及。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四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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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解放 发表于 2017-2-3 11:50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在重重困难面前
    最近在“中国青年报”上读到了一篇报道,讲的是“困难重重的昆明航空工业学校”。这是一篇好文章。它启发我们的思想,更深刻地理解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帮助我们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掌握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工作方法。

    报道中说到:昆明航空工业学校在建校开始的时候,真叫作“困难重重”。当从湖南招来的五百名学生“远离家乡和亲人来到昆明的时候,工地上还是一片荒芜,到处都是乱堆着砖木。”上课是利用别的学校中午休息和下午进行文化娱乐活动不用课堂的时间。吃饭是露天的,碰到雨天,“干饭变成了稀饭”。住,也是临时惜别人的宿舍。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派去负责招考的工作人员并没有把这种真实情况告诉学生,反而极不老实地说,“昆明四季如春,山水如画”,并且把尚未动工的学校建筑蓝图给学生看了。说礼堂如何大,宿合如何高等等,因而这批学生是根本没有克服困难的精神准备的。但是,就是在这种条件下,这个学校的学生却不但学习得很好,并且以“自己能参加校舍的建筑”、为“第一届学生树立了艰苦奋斗的良好校风”而自豪。这确实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为什么这个学校能够做到这样呢?答复只能是:因为这个学校的领导采取了马克思主义的工作方法,而不是采取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

    这表现在学校的领导者对摆在面前的困难采取了老老实实、实事求是的态度。困难,这对于我们中国人民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的问题。我们本来是一个穷国家,各式各样的困难阻挡着我们前进的道路,但是勤劳勇敢的我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用“让高山低头、河水让路”的英雄气魄,克服了重重困难,打开了前进的道路。此起过去来,现在的困难是少得多了。但是,不能说没有困难了。有些困难,在有经验的人看来,算不了什么;在没有经验的人看来,却大得难以克服;还有一些是属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发生的新问题,大家都没有足够的经验,需要一个相当的时间,甚至要花很高的学费才能学到解决的办法。这些困难,不论是旧有的,还是新碰到的,都没有克服不了的,都是可以找到适当的方法加以解决的。问题是我们采取什么态度来认识困难、克服困难。一种是看到困难低头,束手无策,这当然不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办法;一种是不相信群众,芣相信只有依靠群众才能克服困难,因而不敢承认有困难,不敢说出事实的真相,甚至用欺骗的办法,只讲“四季如春、山水如画”,或者认为困难是“你们的”,死活受罪,与我无关,群众有意见,就用大帽子“压”,但困难还是困难,纸包不住火,这种官僚主义的办法只能使小困难变成大困难。可见,这两种“办法”都是不正确的。昆明航空工业学校的领导人没有采用这种办法。他们采用了另外一种办法。他们既不掩盖,也不旁观、拖延,他们懂得“学生远离家乡和亲人”到这里来学习,碰到了困难,是难免要闹情绪的,处理不好,就会有意见。他们不把这些困难当作只是“你们学生们”的事,而是当作自己的事,他们信任群众,不怕纠正招生人员渲染夸大的错误,主动地把事实真相告诉群众。他们相信群众,并且用艰苦奋斗、勤俭建校的思想来武装群众,使重重困难这一不利因素,变为鼓舞群众克服困难的积极因素,变为在同困难作斗争中锻炼群众、加强团结的有利因素。这就告诉我们,正像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的那样,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坚决地同群众站在一起,把领导的困难告诉群众,把群众的困难当作自己的困难,共同地研究困难的性质和产生的原因,才能够找出解决的办法,才能领导群众前进。这个克服困难的过程:也就是教育群众的过程,锻炼群众的过程,改善领导的过程。

    要教育群众,当然要把大道理讲清楚。但是,只讲大道理还是不够的。昆明航空工业学校的领导人,在进行思想教育的时候,“具正深入到生活里去了”。一方面,他们引导学生去参观校舍建筑工地,当学生看到建筑工人们比他们住得更坏的时候,他们不再抱怨了,而且拿起锄头和工人们一起劳动起来,使学生接近工人群众,懂得国家建设的艰难。另一方面,学校领导人并没有用大道理或“工人比你们还苦”作官僚主义的挡箭牌,把应当办的和可以办的事情也不办,而是发扬了我们党同群众打成一片、同甘共苦的优良传统。他们和学生同吃同住,教职员替学生值夜班,让学生睡好觉。他们无微不至地关心学生,谁少了棉被,谁缺了鞋子,过年过节容易劝思乡之念,湖南人爱吃辣椒、爱洗澡等等,他们都想到了,而且尽一切可能主动地解决了。这样办,并没有花多少钱,有些事情看起来并不“伟大”,甚至很“微小”,但是,它生动地表现了对人的关怀,使学生深深地受到了感动,使他们体会到祖国的可爱,学校的可爱。毛泽东同志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闭幕词里讲到愚公移山的故事。愚公的坚毅辛勤的劳动,感动了上帝,帮助他移去了大山。我们的上帝就是人民。虽然我们并不主张教职员同学生在任何时候吃的,住的都完全一样,但是他们这种精神确实带动了青年团员们,感动了学生,使这一批学生同学校完全站在一起,共同地克服了暂时的困难。我们也希望,他们的行动也感动了我们的同志,用同样的精神去感动自己的上帝,同人民一起去战胜我们面前的重重困难,使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一天此一天兴旺地胜利前进.

    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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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解放 发表于 2017-2-5 07:59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把根扎深一些
    亲爱的同志:

    当我写这封信的时候,你已经离开这个城市很远了。今天早晨,那时你还没有走,响了第一声春雷,下了那么一场好雨,天气清爽极了。可以想到,你从车窗里看到的江南的田野,比我们在上海看到的春天景色,会更加迷人。按时间计算,你现在已经过了南京,轮渡正载着你们越过长江,或者已经到达对岸。想到这里,真是羡慕你。这倒不止是因为你碰到这么好的天气,你知道,我们曾经不止一次地谈起过,一个作家倘若能够到他所喜欢的地方,长时期地在那里生活下去,成为那个地方的人民的知心朋友,那该是多么幸福。现在,你终于带着户口转移证走了,这无论是对你自己,或者是对于像我这样的关心你的读者和同志,都是一件头条新闻,值得高兴。何况,我也是一个希望能够出去跑跑而经常机会不多的人。因此,虽然知道,我所说的话,可能都是你知道的,甚至你比我有更深刻的感受,但是,止不住自己内心的激动,我还是想写这封信给你,一来是向你祝贺,二来是表示今天没有到车站送行的遗慽,三来是把我们没有谈完的话继续下去。

    最近这些天,我们都在讨论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正像大家所说的,这个讲话,对于我们的国家生活,对于我们每一个人,不论是工人、农民、士兵,还是作家、艺术家,都是太重要了。在每一个重要的关头,党中央总是那样及时地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光辉照亮我们前进的道路,把千千万万人民的无穷无尽的力量调动起来,为实现下一个任务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而这一次,我们受到的教育,一定会在我们的生活中发生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一定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胜利,这是无可怀疑的。

    我们常常谈到,“人在福中不知福。”我们每天都很忙,恨不得天天都是四十八小时,许多人都是只有星期七,没有星期日,工作一个接着一个,从年初一忙到年三十,时间飞速地过去,而事情还没有办完几件。抗战八年,觉得长得很;全国解放眼看就是八年了,却觉得快得很。事情发展得是那么迅速。甚至连我们的异常敏感的作家都还没有来得及写出预言式的诗篇,而新闻早已变成旧闻。我们翻开几年前的那些还没有变色的报纸,上面登着的好像还是昨天的事情,其实,已经过去几年了。特别是到了一九五五年,这个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中国决胜负的年份,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像大海里的浪涛一样汹涌澎湃,在短短的时间内,把我们祖国的面貌刷洗一新。有一位同志说得好,农业合作化的胜利,带来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这是革命的“连锁反应”,幸福的“连锁反应”,它使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以超过一般人预计的速度向前发展。六万万人,也就是世界上四个人中间有一个人,把自己的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把地球上这个地区各个阶级的相互关系来了一个大变化,不但国民党早已下台,人民政府早已上台,地主倒下去,农民站起来,而且,实现了中国人民的伟大的理想,从根本上废除了剥削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亲爱的同志,所有这些,都是我们亲身经历过的。我们不但是这一切事件的见证人,而且是自觉的参加者。我们都有自己的兴奋的不眠之夜。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够说,我们对这一切,都已经清楚地了解了呢?记得我们曾经谈起过,我们的思想总是落后于实际,像一个不高明的猎人,箭还没有射出,鸟儿已经飞过去了,刚刚搭上第二只箭,第三只鸟儿又已经飞远了。到了现在,就是说,在我们国家内部生活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以后,我们的思想就更加感觉到跟不上了。变化是这样大,说它是自从盘古开天地以来前所未有,是一点儿也不算夸张的。但是,我们的思想,前进是前进了,却进步得比较慢。在观察当前的现实生活的时候,感到吃力得很,还常常不对头。正因为这样,我们特别感谢党中央,这样及时地给我们指出了关键所在,并且给了我们打开这些重要关键的钥匙。

    这样的情况,对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来说,已经是个问题了。你,一个作家,感觉到精神上负担很重,更是可以理解的。我们的文学作品,被人民当作生活的教科书,虽然有人说“不会为了听政治报告才去看戏”,但是,不是吃饱了闲得慌,而是为了给自己增加一些精神上、思想上的营养,才到处找文学作品读的,却大有人在,这也是不能否认的。我们是党教养大的,党不但让我们在实际生活的激流里学习,也让我们从文学艺术作品里学习。我们,作为文学作品的读者,是多么热望能够从我们的作家们的作品里,认识我们伟大的祖国,我们的平凡而伟大的人民,我们人民的英雄的历史,创造性的劳动,灿烂的未来。我们要知道一切,一切都想知道。在工厂、农村、部队、机关和学校里,你到处可以看到这样渴望着的诚恳热情的读者,他们的眼睛,信任地盯着我们的作家。有的时候,他们甚至提出了不是完全合理的要求,比如说:“为什么我们这里的生活,在你的作品里没有反映出来呢?”亲爱的同志,你是了解的,他并不知道,并不是任何一位作家,都可以写出任何一种作品来的,但是,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今天的读者早已不把作家看作外人,而是当作自己的战友和同志,当作自己认识生活、改变生活的教师。正因为这样,你,一位作家,就更加感觉得自己的责任重大,感觉到自己在认识生活、反映生活上很吃力,感觉到脱离生活的苦恼,更是可以理解的,何况现在现实生活又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记得上次你从乡下回来,你就已经讲过,过去熟悉的东西,现在已经变了。农民组织了生产合作社以后,甚至用的语言也增加了不少新东西。在我们住了这些年的这个城市里,变化之大,也是人所共见的。我们曾经谈起过,我们面前摆着那么多的前辈的作家们根本没有碰到过的新鲜的,尖锐的问题。在党委的会议上,我们常常碰到这样的情况:实际生活里所发生的,都是过去所没有的,有些问题很费脑筋,常常为了一件看来不大的问题,反复地讨论了好多次,还找不出一个妥善的处理方案。最近,我还听到这样的事:有一位党委书记,工作是做得不坏的,近半年来却深深感觉到新问题太多了,用过去习惯的一套办法去解决,都是行不通的,他很烦恼,想回到他所热爱的农村去工作。不久以前,从外省来了一位作农村工作的同志,是老战友了,大家谈起来,原来农村里有同样多的新问题,并不比城市里简单些。这样一来,我们这位党委书记,真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直到最近,听了毛主席的报告,才懂得了这个道理,原来是自己没有看到这个大变动,还不懂得、还没有学会用正确的方法来处理这些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

    亲爱的同志,你说,在实际生活里,只有这么一位党委书记吗?据我看,绝不止他一个。我们很多人,在这个大变动中间,不是也碰到一些烦恼吗?当然,我不是说,我们大家在伟大的胜利面前变得愁闷起来了,我们是过得快活的,而是说,在办事情,或者写文章的时候,常常感到没有把握,提起笔来有些沉重,或者写了,发表出来,却受到批评,心中有些不知所措,或者叫做“不摸底”。我们有时很想摸一摸领导的“底”,希望从那里找到几条这样那样的“观点”,这自然不能说不对,一个没有经验的水手,向老水手请教,是完全应该的,何况是向领导请教。但是,我们总不能样样都靠上级呀,上级也还要靠我们呀。我们总不能老是作头重脚轻根底浅的墙上芦苇呀。老是随着东风、西风左右摇摆,遇到一阵旋风就头晕眼花,这种日子也太难过了。当然,就是一棵树,一棵不是长在墙头上而是长在大地上的树,当它还很幼稚的时候,也会东摇西摆的;一棵老树,当它的老根腐朽了的时候,甚至会经不起一阵轻风就倒掉。但是,去年夏天,上海遇到十二级台风,不是有百分之三十的树木被吹倒了吗?那百分之七十却没有倒掉。我们也应当像这个百分之七十一样,把根扎得深深的。一年做不到,十年;十年做不到,再花十年。祖国大地是不吝啬的,生活是不吝啬的,它给了我们充裕的空间,只要我们努力,我们的根可以扎得深而又深。根深了,我们就不会那么容易地摇摇摆摆了。

    把根扎在什么地方?记得我们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也曾劝过一些朋友,也劝过你:把根扎在上海吧。上海太重要了。我甚至有些夸张地说过:一个作家如果不了解上海,他就很难了解中国社会。这里会摇集中了中国最黑暗、最丑恶的生活,也曾经诞生了中国最先进、最光明的力量。我们自己,我们的后一代,多么需要知道历史上发生在上海的斗争。我们多么希望有一批作家,在这个城市里定居下来,花上十年、二十年的时间,系统地深刻地去调查研究这个城市的丰富的生活,写出这个足以表现一个时代的城市生活。时间是不留情的。现在生活在上海的,还有那些参加过历次轰轰烈烈革命斗争的老工人,还有那些熟悉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的全部过程的资本家,还有那些曾经横行一时的海上闻人,还有那些熟悉每一座大楼历史的看门人,提篮桥监狱里还关着一些作家们不能不知道的一些“大人物”,一些刽子手。谁如果想写表现近代中国革命的巨大史诗,不熟悉这些人是不行的。但是,如果我们现在还不动手,将来就不大容易看到这些活的人物了。当然,一个作家要写什么,这是不能勉强的。你说,你还是想去写你熟悉的东西,我也是赞成的;因而,你选定的“落户”的地方不是上海,我也是赞成的。但是,我还是抱着上面说的这么一个希望。我也还希望你有时候来上海看看,即便你是写农村生活,或者写抗日战争,了解一下上海,对你也会有帮助。我总觉得,我们的生活太狭窄了。有的人只有那么几个熟人,又都是知识分子,“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高雅”得很。如果想写出大一些的东西,只有那么一点点生活是无论如何不够的。有些同志生活的范围广一些,但也只和干部交朋友,没有同各式各样的人交朋友。就是写工农兵,不熟悉工农兵的敌人和朋友也是不够的。因为工农兵不是孤立地生活的。这也是我劝一些朋友定居上海的一个原因:这里是太丰富了,五湖四海,三教九流,“要啥有啥”。毛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曾经对“合作化的带头人陈学孟”这篇文章加了这样的按语:“这里又有一个陈学孟。在中国,这类英雄人物何止成千上万,可惜文学家们还没有去找他们,下乡去从事指导合作化工作的人们也是看得多写得少。”我们需要找的人物是太多了。

    说了这么一通上海,井不想动摇你下乡的决心。我不是一个唯上海论者,而是一个题材广泛论者,祖国大地,海阔天空,任君选择。我们作读者的,当然愿意看英雄史诗,但也很想听一曲抒情小调。我们喜爱香花,也愿意见识见识毒草。虽然没有谁愿意被老虎吃掉,连小孩子也喜欢逗一逗动物园里的老虎。我说这么一大篇对你来说也许是不关重要的话,是希望你到了新的地方,像你打算的那样,把生活的圈子放宽一些。写新生活,要知道旧生活;写历史,也要知道今天;知道黑暗,就更加热爱光明;知道今天,就更加懂得历史。一只知道一点、一面,对于一个作家是太不够了。当然,你的经验比我多,我并不劝你飘来飘去,什么都碰一碰,什么都摸一摸。到头来,什么也不懂。现在正是春天。农民们是当年就见收成的,作家却要难得多,有时候要几十年的辛勤劳动,才有收成。因此,我没有那么性急,也希望你也不要性急,不要以为等到秋收时节,你不能像农民一样传出丰收捷报,我们会怪你。现在确实有人责备作家,“为什么不能写出伟大作品?”“为什么我们写不出‘红楼梦’、‘战争与和平’?”这种渴望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红楼梦”、“战争与和平”也不是一年两年写出来的,人类历史上多少年才出现了一个曹雪芹、一个托尔斯泰?何况我们面对着的是人类历史上的新时代,社会主义胜利的新时代。这是过去的任何伟大作家都没有接触过的崭新的生活,我们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工作者还很年轻,要认识这种生活,又要能够掌握卓越的技巧,当然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用这种话督促那些游手好闲的人,不见得有用,责备那些辛勤工作的作家未免过分了。当然,对你,一位作家来说,如果经常考虑到人民的嘱望,加紧鞭策自己,也有好处。我们应当有决心,在比较短的历史时期内,赶上和超过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作家,创造出最光辉灿烂的文学艺术作品。我和你同样地希望,有更多的人深入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深入到沸腾的建设热潮中去,把自己的根扎得深深的,那时,我们描写社会主义新生活的大师们就会多起来了,我们就能够更加理直气壮地答复这种责备了。

    在这条路上,还有不少的困难。我想,你所说的我们的灵魂的深处还有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王国,有时自己还留恋那个高雅的宝座,特别是当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或者一种有力的诱惑的时候,很容易回到这个宝座上去,这是实情。但是要想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也只有依靠长时间的学习和锻炼。这就是一刻也不脱离群众,同工农兵群众打成一片,同工农兵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彼此是知心朋友。你不是讲过,每当同劳动群众在一起,是他们中间的平等的一员的时候,同他们不是“你们”、“我们”格格不入,而是分不出彼此的时候,小资产阶级感情就少了吗?那就让我们经常地处在这种高尚的生活中间吧,让这种感情变成统治一切,把小资产阶级王国的那个宝座彻底地粉碎掉吧。我相信,你是可以做到的,正如同别的同志已经做到的那样。那时,我们就更有把握地庆祝你的丰收了。

    祝你一路平安!

    一九五七年四月九日深夜,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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