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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俗的唯生产力论——评赵皓阳的《从柏拉图到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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潇潇雨 发表于 2017-1-4 14:08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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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赵皓阳先生的唯心史观——评《从柏拉图到马克思》一文
小白菜  2016年10月23日来源:清华大学求是学会

近期很火的一篇文章《从柏拉图到马克思》终于到了完结篇。撇开这篇文章背后混乱的逻辑不说,其作者赵皓阳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的描述也是漏洞百出,不过是摘取革命导师们的只言片语加上作者自己的错误理解组成的大杂烩,实际上跟马克思主义没有半毛钱关系。鉴于其道德观部分已有人发文批判过,本文着重谈谈这篇文章历史观上的问题。

一、 “道德批判”能争取群众吗?

《从柏拉图到马克思(八)——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一文中,赵皓阳区分了两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方式,一种叫“科学批判”,一种叫“道德批判”。所谓“科学批判”,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的科学分析上。但是根据赵皓阳的说法,对于底层群众来说,这么高深的理论实在是难以理解,只有少数有知识有文化的“先锋队员”才能够领会“科学批判”的真谛,因此就需要另一种批判即所谓“道德批判”,也就是 “因为农民受欺压,工人受剥削,所以咱要土改,要革命。”不过在赵皓阳看来,道德这个东西标准不明规则混乱,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没有任何说服力可言。地主也不都是周扒皮黄世仁吧?资本家也有恩格斯这样的觉悟分子吧?但是对于无知的底层老百姓来说,反正也“科学批判”他们也理解不了,只好用“道德批判”把他们先忽悠起来。

于是在赵皓阳眼中,中国的革命史就是一部“先锋队”忽悠无知老百姓的历史:在好地主手下打长工的贫下中农们,本来老婆孩子热炕头日子过得好好的,忽然有一天共产党员来了,诉苦大会这么一开,周扒皮黄世仁这么一讲,一个个立马义愤填膺跟打了鸡血似的,拿起刀枪就跟着共产党抛头颅洒热血建立了新中国。

然而现实运动并不想赵皓阳所描述的那样,以土改为例,1946年在解放区农村曾有过一场“割封建尾巴”的运动,所谓“封建尾巴”意思是,某人占有生产资料,而这些生产资料不是通过他自己的血汗或他父辈及祖父辈的血汗得到的。柯鲁克教授夫妇所著的《十里店》中对此有着详细的记载:

带着“争取每个男子有土地,有房,有马!”的口号,村民对每个家庭的     财产进行了逐一审查,凡是被认定为“尾巴”的财产即会遭到没收并分给穷人。这场运动的后果是大量中农被错误地划为“尾巴”家庭而成为斗争对象,对解放区的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最后在建国后的土地复查工作中,通过发动群众“自报公议,三榜定案”,对农村的阶级成分进行了重新的划分,错划的问题才得到解决。另一个例子是1947年的划分阶级成分,一部分人接着划成分的机会公报私仇,故意将自己的仇人划为斗争对象,甚至部分群众因为难以抑制愤怒的心情,把斗争对象用石头活活砸死。这些问题当时都受到了中央的批评。

可见,单纯的“道德批判”在群众中往往会因此实际执行中的偏差,比如将中农错划为斗争对象,或者不受控制的暴力行为。而成功的做法反而是用科学的斗争策略和斗争方法教育群众:怎样划分阶级成分,哪些人是斗争对象,哪些人是团结对象,对不同的阶级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只有在这些问题真正为群众所掌握的时候,运动才能走向成功。这样的例子在革命史上屡见不鲜。在白区斗争中,什么时候需要隐蔽精干,长期埋伏,什么时候需要采取行动,发动斗争,行动时既要争取权益,又要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对待民族资本、官僚买办资本、帝国主义资本分别采取什么样的态度,这些都需要在工作过程中,耐心细致地对群众进行分析和解释,而不是靠“道德批判”可以解决的。

我们知道,刘少奇和毛泽东在四清运动时围绕这一问题发生过严重的分歧,刘少奇搞运动更倾向于自上而下,派工作组,靠“先锋队”掌握政策,而群众往往不了解情况,只是被动地在“先锋队”的带领下参与运动。而毛泽东则正好相反,更倾向于群众在不断地交流讨论出可以自己得出正确的判断。你刘少奇四清时候派工作组抓大队干部贪污腐败多吃多占错了吗?没错。错的是你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发动群众,教育群众。这样做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万一“先锋队”犯了错误怎么办?整个运动岂不是都被你带歪了?所以毛主席1965年就提出:要是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也就是说不管理论再科学,如果不能被群众所掌握,终究是容易走邪路的。

二、“科学批判”还是唯生产力论?

赵皓阳认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科学,是因为相比资本主义私有制而言,公有制能够更大程度上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比如在《从柏拉图到马克思(六)——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观》 中提到:“

我们对马克思改造社会理论的一点误解,是这样的逻辑:因为农民受地主欺压、工人受资本家剥削,这是非正义的、不公平的,所以我们要打倒资本家、要土改、要实行公有制。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应该是:资本主义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相对过剩会不断产生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和私有制这种生产关系不符合社会化大生产的需求,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我们要实行公有制,解放生产力。”

要知道,马克思并不是第一个批判资本主义限制生产力发展,并提出实行公有制可以解放生产力的人。空想社会主义者同样看到了资本主义这一内在矛盾。比如傅立叶就说过:“在文明社会,贫困是由过剩本身产生的。”和马克思一样,他也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将不可避免地造成经济危机,对生产力起到巨大的破坏作用,欧文甚至还创办了新和谐公社,将公有制的设想付诸实践。然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实践无一例外地失败了,他们的理论早已被证明是一种空想而非科学。

跟空想社会主义相比,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之处并不在于发现公有制对生产力的解放作用,而恰恰在于找到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力量所在。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生产力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和落后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而这一矛盾只有通过革命阶级的阶级斗争才能够得到解决。所以恩格斯把马克思主义叫做“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而不是“关于发展生产力的学说”。

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生产力”不仅仅是指生产的物质手段的改变,更是指革命阶级的实践运动,也就是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所提到的:

“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

夏尔贝特兰在分析苏共变修的原因时,认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于苏共领导人的唯生产力论的倾向,即存在一种“把生产力和生产的物质手段等同起来的特点,它否认主要的生产力就是生产者自己”,其典型的表现就是

“认为国家的强制措施可以代替群众的行动,并在根本变革生产关系的斗争中可以代替意识形态的革命变革”(夏尔贝特兰,《苏联国内阶级斗争》)

于是大搞一长制,专家治厂、利润挂帅。苏联物质生产发展了没有?发展了。可是群众的意识没有得到教育,群众没有在运动中得到锻炼,没有真正参与到生产和社会管理当中。结果怎么样?官僚特权逐渐膨胀,还是避免不了变修的命运。赵皓阳的错误正是在于割裂了发展生产力和阶级斗争之间的关系,因而不可避免地陷入到庸俗的唯生产力论当中。

三、“先锋队本位”——赵皓阳先生的唯心史观

“先锋队”理论源自列宁的《怎么办?》一文。在这篇文章中,列宁提出为了推动工人运动由自发向自觉的转变,必须建立一个“职业革命家组织”,即“先锋队”,所以赵皓阳说列宁是“先锋队本位主义”。但是细看之下,赵皓阳和列宁所描述的先锋队,其职能却大相径庭。列宁所说的先锋队,不仅要对社会主义的政治理念有所理解,更要承担起普通群众的政治教育任务,只有这样才能让工人运动摆脱狭隘的经济斗争的束缚,转变为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斗争。在《怎么办?》中列宁说到:

“社会民主党人不但不能局限于经济斗争,而且不能容许把组织经济方面的揭露当作他们的主要活动。我们应当积极地对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教育,发展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必须利用这种压迫的每一个具体表现来进行鼓动。既然这种压迫是落在社会的各个不同阶级的身上,既然这种压迫表现在生活和活动的各个不同的方面,包括职业、一般公民、个人、家庭、宗教、科学以及其他等等方面,那么我们如果不负起责任组织对专制制度的全面政治揭露,就不能完成我们发展工人的政治意识的任务,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也就是说,普通群众在先锋队的带领下,是完全有可能从自发斗争转变到自觉斗争的。

而赵皓阳在这里完全曲解了列宁的意思,在他的眼中,普通群众由于理解不了“科学批判”,是无论如何达不到“自觉”的程度的,只能被粗浅的“道德批判”动员起来,被动地跟在先锋队后面参与运动。在《从柏拉图到马克思(七)——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中,赵皓阳谈到先锋队与群众的关系时是这样讲的:

“自觉性意味着智慧,具有理解和预见的能力,能够进行组织、制定计划、分析时机;相反,自发性意味着冲动、蛮干和本能意志。无产阶级先锋队具有自觉性,而人民群众往往是“自发性”的。”“列宁坚信无产阶级只能“无意识”地跟着先锋队走。”

在《从柏拉图到马克思(八)——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中赵皓阳又说到:

“马克思的科学理论是“道”,而实际斗争中的“术”。首先这个“道”要有实力、有水平,才会有这么多运用“道”转化为“术”的人。再说通俗点,科学的批判是笼络先锋队的,道德的批判是来争取民众的。”

事实并非如赵皓阳所说,群众只能“无意识”地跟在先锋队屁股后面。恰恰相反,革命阶级的阶级利益和阶级诉求,才是革命政党的政治理念得以实现的阶级基础,正因为如此,群众才能在先锋队的带领下走向推翻旧制度的自觉斗争。土改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发展农村生产力,更是因为它反映了广大贫下中农的阶级诉求,即使是在一个好地主手下打长工打短工的贫农雇农,一样受到地主的剥削和压迫,一样能够从土改中获得现实的利益。如果不去支持共产党,支持新民主主义革命,他们就有可能失去辛辛苦苦斗争分来的土地,重新沦落到为地主做牛做马的地步。同样的,在建国后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中,从互助组到人民公社的转变也并不是出于共产党“发展生产力”的需要,而是因为这一过程反映了当时中国农村广大底层农民的利益诉求。占有大量土地和生产资料的富农通过雇佣贫农为自己劳动一样可以发展物质生产,并且为自己集聚大量的财富,但是贫下中农为了避免自身陷入贫困和被富农剥削的境地,只有选择逐渐联合起来走集体化的道路,并且不断地降低合作社中按资分配的比例,提高按劳分配的比例。正如威廉韩丁在《深翻》序言中所说:

“从互助组开始,真实的生活告诉我们的是,每一种形式的组织,在其发展中都存在着内部矛盾、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矛盾中有一部分是较严重的,解决这样的矛盾最有效的办法是或采取更高一级的集体化,向更完整的集体形式迈进,或干脆放弃集体生产。”

整个集体化的过程正是大多数底层农民同少数富农的阶级斗争的过程,这才是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真正动力。

赵皓阳错误的根源,就在于把革命的长远目标和广大被压迫群众的阶级斗争割裂开来。所谓的对资本主义的“科学批判”,成为了与大部分革命群众的现实利益无关的,只能为少数“先锋队员”所理解的政治理念,而现实的阶级斗争,只是为了实现这一政治理念的而进行群众动员的手段。于是在赵皓阳的“科学批判”中,阶级斗争被消解了,革命的主体转变了,革命的出发点变成了存在于少数“先锋队员”头脑中的,先验的,脱离阶级斗争实践的一个终极目标:发展生产力。这样的“科学批判”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实质上是彻头彻尾的唯心史观。在这种理论指导下的“先锋队”,也根本无法承担起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只能沦落为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俱乐部而已。

    最后,用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的一段话做结尾:

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谣和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企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灭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

一只手将马克思的神像捧上云端,宣称为“人类历史上最有战斗力的思想”,另一只手却将马克思主义最有战斗力的部分——阶级斗争阉割掉,用庸俗的唯生产力论代替唯物史观,用所谓“先锋队本位”代替被压迫群众的革命运动,这就是赵皓阳理论的全部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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