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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毛泽东时代的阶级和阶级斗争 ——文革夭折四十载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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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浪风扬 发表于 2016-12-30 06:09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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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毛泽东时代的阶级和阶级斗争
——文革夭折四十载祭
作者:话实  2016年12月来源:红色中国

摘  要

为了探索和总结阶级斗争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客观规律,我们有必要认真地考察毛泽东时代阶级斗争在各个阶段,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具体表现。

通过这一考察我们会发现,新中国阶级斗争的历史,就其核心内容来说,是一个走资派的形成、成长、壮大,直至篡党夺权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革命派对其认识的形成和成熟的过程。这一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即从1949年到1956年期间,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与公开的和隐藏着的资本主义势力进行的斗争。这时期的特点是既完成了社会主义的改造,又成全了走资派的形成。第二阶段是在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问题上,从1957年到1962年期间所表现出来的斗争。这个时期的特征是通过从整风到反右的转变,经过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走资派的本质逐步暴露,革命派逐步地认识到走资派的危险性。第三阶段是文革的准备阶段。其特点是两条道路斗争的明朗化,走资派成为四清运动的既定目标和走资派形“左”实右地反扑。第四阶段是革命派与走资派决战的文革时期。


贯穿于各个阶段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似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阶级斗争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集中表现虽然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但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往往被路线斗争所掩盖。为了明确地阐述这一点,本文试图在第二部分对何为路线斗争、何为道路之争做了一些初步地界定。

其次,在如何划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一问题上,党内外都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方针、路线和政策。从1957年整风到反右的转变开始,这两者之间的斗争就贯穿了毛泽东时代的后20年。

整风的出发点是担忧党的变质,因而矛头是面向党内、向上,从上梁不正下梁歪出发,首先解决党内,尤其是高层的认识问题。路线是以大鸣大放大字报为标志的相信、依靠和放手发动群众的群众运动。方法就像延安整风那样,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下,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达到团结大多数的目的,而不是“一棒子打死人”。

反右的出发点是担忧党下台,因而是矛头向下、向党外,其路线是自上而下的“运动”群众,其方法是在与延安整风截然相反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原则下的“扣帽子”、“抓辫子”、“打棍子”、“文字狱”和“无限上纲”,其结果是破坏了党内外的民主生活,严重地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1957年从整风到反右的转变,其实就是革命派和走资派有意无意的较量。文革的群众运动是整风的继续,与人民为敌的liusi镇压则暴露了当初反右干将的阶级本质。

第三,文革夭折的一个重要原因,从无产阶级自身的视角来反思,首先是自己的先锋队中大量的不自觉的走资派顽固的抵制,其次是自己队伍中以保皇派为代表的极端派性所致。文革中保皇派的强大是阶级不成熟的突出表现,是他们不惜用武斗去对抗群众对走资派的批判,进而断送了自己当家做主的权利。

由此可见,阶级斗争有着它的客观规律,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斗法,都在总结经验,都在不断的摸索。只要资产阶级存在的土壤没有最后的消除,也就是只要人类最基本的生产活动还是大多数劳动者的谋生手段而不是自愿的爱好或人生的第一需要,物化了的劳动就有可能成为奴役活劳动的工具,成为资本,实际掌控这些社会财富的管理者就有可能成为新的利益集团,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就一定会顽强地表现出来。

无产阶级在改造世界的同时必须改造自己。改造世界的任务离不开先锋队的冲锋陷阵,改造自己的任务首先体现在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自身改造上。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斗争中磨练出来的。无产阶级能否改造世界的关键是先锋队自身能否接受改造。

杜绝官僚特权的出现,坚持群众对先锋队的监督是避免官僚特权利益集团的形成和防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复活的根本措施。这是文化大革命永垂不朽的核心理念。


                         目   录


引言


第一部分、阶级斗争在毛泽东时代几个阶段的表现


第一阶段,是否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斗争(1949-1956)


第二阶段,建立何种社会主义的斗争(1957-1962)


1.        1957年的阶级斗争:从整风到反右,利益集团的形成,走资派破壳而出
2.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的阶级斗争:走资派的表现
3.        庐山会议的争论
4.        三年困难时期的阶级斗争

第三阶段,资产阶级是否在党内的斗争:矛头向下还是向上的争论(1962-1965)


第四阶段,文革期间的群众运动和后期的反扑:走资派由不自觉到自觉的转变(1966-1976)


1.        文化大革命的动员令:《五一六通知》
2.        发动还是镇压群众的斗争
3.        一月风暴,夺权的斗争
4.        小资产阶级派性的大爆发,全面内战的边缘
5.        克服派性的努力,革委会的成立
6.        继续革命还是派系斗争:林彪事件的实质
7.        走资派和革命派的僵局,左派幼稚病的泛滥,四人帮的出现,邓小平的复出
8.        “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努力
9.        走资派的胜利
10.        文革夭折原因的探讨
11.        对一些关键人物的评价


第二部分、有关阶级斗争问题的几个理论性总结


一、        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存在的客观条件或物质基础


1.        阶级的界定
2.        阶级的专政
3.        委托-代理矛盾


二、        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主要特点


1.        路线斗争
2.        道路之争
3.        路线斗争掩盖下的道路之争
4.        对待人民内部矛盾上的两条路线斗争
5.        派性和阶级斗争的关系

结论

引  言

半个世纪前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是继巴黎公社、十月革命后,世界无产阶级探索自身解放道路中的第三个里程碑。


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但是他不可能提出无产阶级获得政权的具体途径以便实施本阶级专政,因为当时的条件还不成熟,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还没有达到世界大战的地步,而且劳动人民在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对改良还抱有过多的幻想。此时的马克思更不可能探讨如何防备无产阶级的专政走向自己反面的问题。


列宁在探索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道路上逐渐地意识到,一个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要推翻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领域里具有高度组织能力和强大优势的资产阶级,除了通过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下的高度集中统一的一个自己的政党,使得无产阶级有望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领域里真正地获得人数上的优势以外,没有其他道路可走。列宁组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理论被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所证实。虽然在他生前看到了苏维埃政权日益严重的官僚主义倾向,但是他没有来得及深入地研究和从实践中去总结无产阶级如何掌握政权,以及如何防备无产阶级的专政走向自己反面的问题。


斯大林虽然捍卫了列宁的建党理论,也起码在主观上试图捍卫了无产阶级的专政,即生产资料的共有制,但是由于他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缺陷,辩证唯物主义不够彻底,因而在与托派的斗争中,他把党的领导绝对化,没有能够意识到新生资产阶级在他眼皮下的出现,直到晚年才对社会主义社会深层次的党、群关系矛盾略有察觉,因而未能提出如何防备革命者成为压迫者这一世界范围内的难题,更谈不上研究如何防备无产阶级的专政走向自己反面的问题。


毛泽东,作为一个彻底的马列主义者,在领导中国人民于1949年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敏锐地发觉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存在,及时地察觉到防备革命者成为压迫者的日益紧迫性,而且很快地警觉到无产阶级的专政有走向自己反面的可能性,进而在一系列探索反修防修具体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但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先验论者。即便毛泽东是个少有的先知者,也不可能是个先验者。毛泽东对走资派的认识是在与走资派的斗争中产生的,也只有在与走资派的斗争中才能逐步地成熟。当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充分地认识到走资派的危险性时,走资派的势力已经非常强大。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没有这种日益强大起来的走资派的威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革命派也就不会有对走资派的充分认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这个背景下爆发的。

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文化大革命是获得了政权的中国无产阶级和隐藏着的新生资产阶级这两大阶级在解放后的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上,起先是以路线斗争的方式展开的一场波澜壮阔的、英勇的拼搏。虽然文革夭折了,但是它的精神就像巴黎公社、十月革命一样与世永存!


第一部分、阶级斗争在毛泽东时代几个阶段的表现

在毛泽东时代,党内和党外的阶级斗争是互动的,上层和基层的斗争也是互动的。这里既有新生资产阶级之间的争权夺利,又有革命派与走资派之间的道路之争。即便是走资派也不都是一开始就有意识的、死心塌地的反对社会主义道路。同时,革命派也不是时时刻刻都能够正确的划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所以走资派和革命派的区分一开始并不是泾渭分明。

革命向来都是由不完美的人推进的,革命的过程是个改造世界和改造自己的双重过程。革命派必须团结干部的大多数、群众的大多数才能完成这个革命。毛泽东一再考虑的就是如何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改造先锋队的成员,如何改造党的各级领导,如何推动他们革命,而不是如何“整人”。

但是走资派现象有其普遍性。新中国成立后,很多当权派暗自喜欢官僚特权,内心抵触群众监督,习惯性地、不自觉地、下意识地依照资本的逻辑去发展经济,而且往往以己度人地认为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必须依靠物质刺激,因而他们看不到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些人算是不自觉的走资派,是个认识问题,主观上他们毕竟还是要改造世界的,要革命的,因此他们与人民群众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


上个世纪社会主义革命难就难在真正的革命派在先锋队中往往占少数,大多数的干部虽然是要革命的,但是他们缺乏对走资派的认识,而且不同程度上不自觉地犯着走资派的错误。


四清和文革的本意是要教育大量犯了走资派错误的各级领导,帮助他们认识错误,转变立场。但实际上的效果却是把很多当权派,尤其是党内高层的领导,由不自觉的走资派变为自觉的、具有高度阶级觉悟的走资派。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便是那些拼命捍卫官僚特权,坚决镇压群众运动的当权派。


毛泽东时代阶级斗争的历史,就其核心内容来说,是一个走资派的形成、成长、壮大,直至篡党夺权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革命派对其认识的形成和成熟的过程。这一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即从1949年到1956年期间,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与公开的和隐藏着的资本主义势力进行的斗争。这时期的特点是既完成了社会主义的改造,又成全了走资派的形成。第二阶段是在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问题上,从1957年到1962年期间所表现出来的斗争。这个时期的特征是通过从整风到反右的转变,经过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走资派的本质逐步地暴露出来,革命派逐步地认识到走资派的危险性。第三阶段是文革的准备阶段。其特点是两条道路斗争的明朗化,走资派成为四清运动的既定目标和走资派形“左”实右地反扑。第四阶段是革命派与走资派决战的文革时期。


第一阶段,是否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斗争(1949-1956)


此时阶级斗争的重点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和公开的、已被推翻的国内地主、官僚资产阶级和作为民主革命时期统一战线一员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斗争,以及在国际上的抗美援朝反帝斗争,另一方面是和党内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

早在1939年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毛泽东就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在一方面替资本主义扫清了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既然新民主主义革命“替资本主义扫清了道路”,那么它的自发倾向就以各种方式呈现出来,这叫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在反帝、反封建和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问题上,党内的民主革命派是比较坚定的。他们加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原因也是因为他们看到旧民主主义的道路走不通。但是他们的社会主义理念仅仅达到认同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即节制资本的三民主义,并不认同无产阶级的专政,即对生产资料全民所有的捍卫。

1949年新中国一成立就面临着走哪条道路的问题,表现在要不要“巩固新民主主义”(刘少奇语),公私企业在税率上是否“一律平等”(薄一波语),要不要推进合作化运动等问题上。后者的争论最激烈,持续的时间最长,暴露出党内大量的各级领导干部思想上还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对触及私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具有本能的抵触。

在基层,土改后的农民各家分到部分地主的土地,但是地主的牛马和农具不好平分,互助组的建立成为必然。这样新的矛盾就产生:农闲期间大家互助,农忙往往是各顾各。解决的办法要么通过两极分化把农机具重新集中在个人手里,要么互助组升级到合作社。前者迟早要造成耕者无其田,否定土地革命。只有后者才能防备历史的循环,避免土地革命成为改朝换代的闹剧。这一斗争反映到基层党内就是党员是否可以雇工的问题,以及基层是否应该试点创建合作社。

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毛泽东,对那些党内的革命派(比如1950年提出合作社试点的山西省委)和贫下中农里面涌现出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给予高度的支持,对那些留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党内各级干部,用劝、拉、推、赶、踢的方法突破了他们设置的种种阻力,带领全党在1956年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见老田,《毛泽东与邓小平是如何当少数派的》http://www.snzg.cn/article/2009/0709/article_15086.html】

反对合作化的阻力起先是北方局的刘少奇和薄一波,后来是主管农村工作的邓子恢。刘少奇当初的主张是先发展富农经济,就像“养肥猪”一样,当富农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国家可以“下个命令就能剥夺它”,以此来实现合作化。【见陶鲁笳:《建国初一次高层争论》,2009,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27938?
page=1】邓子恢在合作社遍地开花以后认为这样做太快了,冲击富裕农民的利益太多,下令砍掉几十万个合作社。【杜润生的回忆谈到毛泽东“曾召集刘少奇、彭德怀、邓子恢谈过一次话,批评对社会主义不热心,告诫不要重犯53年错误,毛几次提到此事,彭德怀在七届六中全会的发言中也有所检讨。”见《杜润生缅怀毛泽东:不朽功绩永垂青史》
http://m.dwnews.com/history/news/2015-10-08/59686731.html】

同时,随着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此时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由一个革命党转变为一个执政党,拥有了财政大权。但是这个先锋队的成员不都是完全的革命派。有的参加革命是为了改变社会,有的是为了改朝换代。虽然后者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他们在建国后便更在意自己的地位。因而党内民主革命派之间必不可免的权力斗争通过高岗事件爆发出来。高岗代表了党内一大批“红区党”对“白区党”的蔑视,看不起没有打过仗的,以“动嘴皮子”起家的刘少奇,对他犯的各种错误不饶不让,到处搞宗派,主张“打江山”者要“坐江山”,结果斗不过刘少奇,只好以自杀告终,成为1959年庐山会议那次彭德怀和刘少奇之间派系斗争的前兆。

当时要认清这些斗争的实质是很不容易的。

这个时期对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批判除了在合作化和宗派主义的问题上,还表现在经济和文化上中国要走英美的、苏联的,还是探索自己独立自主道路的问题上,表现在《十大关系》的提出和对《武训传》的批判上,表现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争议上,表现在是否“反冒进”的问题上。

后人不假思索地把三年困难和饿死人的起因归结于这个时期有关总路线的争论,归结于1956年的“冒进”和1958年的大跃进,不懂得事件的前后次序并不意味着事件的因果关系(比如马云头天打喷嚏并不意味着其后股市的崩盘由此所致),不懂得管家(强调平衡的周恩来、陈云)和战略家(强调跃进的毛泽东)的差异(比如改革开放以后的邓小平也是从如何巩固政权的战略高度来考虑问题,有意的通过滥发钞票来收买人心,对其必然造成的严重通货膨胀并不在意,自信有tanke可以应对群众的任何反抗)。

在毛泽东时代,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快速地实现工业化,以便尽早地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为此就必须发动群众,大搞生产建设,通过群众性的生产热潮去发现和纠正不平衡的地方。这就像抗日仅仅依靠正规军还是依靠人民战争去完成的道理一样。在这时期,民主革命派的主张就是稳稳当当的依靠专家,依靠官僚去组织和安排生产,劳动者仅仅需要服从与配合即可。他们把社会主义要实现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任务仅仅当做一个忽悠人的口号。这是“反冒进”和反“反冒进”斗争的实质。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后来的确栽了一个大跟头,三年困难、饥荒和饿死人确实是国史中一个重大的事件。懂得它的起因是认识建国以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一把钥匙。后面我们会对此做进一步的分析。

人们通常仅仅关注到当时看得见的斗争,忽略了另一个意义更深远的事件,即1955-1956年的干部工资改革和军衔制的确立。它反映了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形态对无产阶级先锋队更为严重的侵蚀。它把由延安时期延续的干部待遇供给制更改为具有“升官发财、罢官丢财”特征的等级森严的工资制,违背了巴黎公社的一项基本原则,为走资派的破壳而出和成长壮大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有了“升官发财、罢官丢财”的等级制度,就有了与官位挂钩的官僚特权,乌纱帽便有价值,利益集团随即形成。因为党内对待政治错误和路线错误,一般都是检讨一番“治病救人”即可,但是如果顶撞和触犯了领导,不服从上级的指挥,就有被罢官的危险,全家人的生路就会遇到灾难。因此,“宁犯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成为此刻的民主革命派,即而后走资派的处世哲学。

工资改革和军衔制的危害不在于它否定了不可持续的供给制,也不在于它没有废除社会主义时期不可避免的级别差异。其根本危害在于它没有把个人的政治与经济地位隔离开来。这种“升官发财、罢官丢财”的机制是按“职”、按“权”分配而不是按劳分配,对以后党内斗争的腐蚀性极其严重。1957年的整风转为反右,1958-1960年屡禁不止的“浮夸风”、“共产风”,以及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的下情不得上达,都与此密切相关。

所以,虽然1956年完成了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但是此改造完成之日反而提供了一些党内民主革命派转变为走资派的物质条件。遗憾的是,当时党内绝大多数的干部对此毫无察觉。虽然毛泽东多次表示对早期供给制的留恋和对军衔制的不满(表现在拒不接受大元帅的军衔上),但是作为民主集中制下的少数派,他一时也找不到其他的办法,只好很无奈地等待着实践的探索。

第二阶段,建立何种社会主义的斗争(1957-1962)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下一步的问题是建造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制度。此时新的社会矛盾层出不穷。国际上有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以及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国内有上万工人罢工、学生罢学,以及其他各种闹事现象【《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612页】,反映了党内官僚主义的猖獗和人民群众本能的反抗。面对这种局面,党内有不少的干部还是以对付阶级敌人的思路来对付老百姓的不满,总是怀疑群众闹事的背后有“一小撮”坏人在捣蛋。

此刻的毛泽东敏锐的察觉到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一再地告诫党的干部“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再地劝导各级领导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来看待,要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度来对待人民内部不同意见的争执,希望通过整风来克服党内逐渐增长的官僚主义作风,以便实现“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总题目是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正确地处理敌我矛盾。方法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毛泽东的伟大由此可见一斑。

此时的毛泽东已经开始研究马列导师不曾研究过的、斯大林没有找到答案的问题。《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毛泽东思想到毛泽东主义转变的分水岭,是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起点。

1.1957年的阶级斗争:从整风到反右,利益集团的形成,走资派破壳而出

在如何划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这个问题上,实际上的斗争比毛泽东当时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他也只能在实践中去探索。这期间,由于走资派的出现,他也走了不少的弯路,碰了不少的钉子,其中最大的要算1957年整风变成反右的那一场斗争。

从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化出发,起先毛泽东的处方是全力以赴地在全党,在全国推动整风运动。但是,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群众对党内官僚的批评越来越尖锐,党内那些指望“坐江山”的官僚主义者、民主革命派越来越坐不住,纷纷本能地要求反击。此刻社会上的老牌资产阶级和其在知识界的代表人物也趁机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给党内官僚的反击制造了极其便利的口实。

对待类似匈牙利事件的方法是通过整风,克服官僚主义来化解矛盾还是通过镇压来掩盖矛盾被证明是党内高层革命派和走资派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本分歧。真正的右派当时翻不了天。他们一不掌握军队,二不掌控舆论,三没有群众基础,稍微反击一下便能解决问题。但是此刻党内高层的走资派却利用右派的攻击虚张声势、大动肝火、小题大做、借题发挥。

1957年5月14日是一个转折点。上午毛泽东还给党内高层批语:“不整风党就会毁了。”【《毛泽东传》同上,689页】但是,14日晚和16日晚,政治局一连开了两晚的会议。《毛泽东传》没有说,但是我们可以从前后对比来看,党内高层对整风极其不满,把右派的进攻无限扩大,否定了毛泽东的判断,得出与他所担忧截然相反的结论,即“再整风党就毁了”。由此开始,局势来了个180度的急转弯,整风急刹车,运动变为反右。

对右派开始进行反击的时候毛泽东也很紧张,也以为自己误判了,惹祸了。据《毛泽东传》的记载,他“在最紧张的几天里,几乎天天派人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看大字报。他问身边工作人员:‘你看共产党的江山能不能坐得稳?’那段时间,他很忧虑。后来回忆起来的时候还说过:‘我这个人就是常常有忧愁,特别是去年五月底右派进攻,我就在床上吃饭,办公,一天看那些材料,尽是骂我们的。’”【同上,696页。】

虽然一周以后毛泽东就摸到底,缓过一口气,发现右派并不可拍,翻不了天,估计全国顶多不过几千个右派知识分子【同上,709页,原话是:“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以北京三十四个高等学校及几十个机关中,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大约有四百人左右,全国大约有四千人左右。”】,但是他对整风运动如何后来被反右斗争所绑架,邓小平如何把右派人数百倍扩张到55万,从此以后人们普遍的不敢讲真话,以及由此带来的极其严重的后果(“浮夸风”、饿死人)要在几年以后才真正的意识到。

现在看来,新生资产阶级利用反右斗争不但击退了老牌资产阶级的挑战,而且给所有反对他们的革命派一个下马威,毛泽东陷入空前的被动。他的观点在党内高层极其孤立,他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想法完全被架空,民主集中制约束着他对反右斗争方针、路线和政策的不满【见《戚本禹回忆录》(上),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6年4月版,第七章】。毛泽东担心的是党变质,党内高层的多数担心的是党下台。社会主义时期,在没有认清走资派的真实面目以前,正确认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谈何容易!

表面上看,通过反右斗争,看得见的,公开的资产阶级被打的稀巴烂,一败涂地,无产阶级专政看似是更加巩固,私有制遭到了空前的清算。但是实质上,通过反右斗争,党内民主革命派自觉不自觉地成为走资派,并向世界宣告:群众监督要不得,官僚特权反不得,批评意见提不得,老虎屁股摸不得。从此以后,向党和向人民负责的一致性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向上而不向下负责的官员升迁机制。其结果就是正当人民庆贺反右斗争的“胜利”之时,一颗最终要颠覆无产阶级政权的定时炸弹已经深深的嵌入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肌体内部,一个独立于无产阶级的利益集团正在形成。走资派存在的两个必要条件此刻已经完全具备:官僚特权的确立和群众监督的取缔。反右斗争的“胜利”反而成为走资派破壳而出的庆典,“党的领导”从此就不一定代表着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20年后文革的夭折与此刻埋下了的伏笔密切相关,但是党内高层走资派们的真实面目还要到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后才较为充分的暴露出来。

从整风到反右,就是革命派和走资派有意或无意的较量。文革的群众运动是整风的继续,liusi的镇压才是执意反右的本意。无论当权者如何标榜自己,“对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被证明是革命派和走资派的根本区别。

如果仅仅给单位领导提意见就是反党,就是反对社会主义,那么这种“社会主义”不可能是人民群众奋斗的目标。反右斗争一方面把绝大多数原本并不反对社会主义的、仅仅对各级领导有些意见的大量群众当成阶级敌人来看待,反而迫使其中很大一部分人站到真正的右派一边。另一方面它把党内敢于讲真话、敢于顶撞错误领导的耿直但不一定完美的革命派干部打成“右派”。

整风的出发点是担忧党的变质,因而矛头是向党内、向上,从上梁不正下梁歪出发,首先解决党内,尤其是高层的认识问题。路线是以大鸣大放大字报为标志的相信、依靠和放手发动群众的群众运动。方法就像延安整风那样,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下,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达到团结大多数的目的,而不是“一棒子打死人”。这是毛泽东在反右前推动整风时一系列讲话和批示中一再强调的思想。

反右的出发点是担忧党下台,因而是矛头向下,向党外、且被打成“右派”的99%原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因而其大方向是错误的。其路线是自上而下的“运动”群众,其方法是在与延安整风截然相反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原则下的“扣帽子”、“抓辫子”、“打棍子”、“文字狱”和“无限上纲”,其结果是破坏了党内外的民主生活,严重地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反右斗争实际上是刚刚破壳出世的走资派转移斗争大方向的第一枪,是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典范。反右斗争因而把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引上了歧途,是“浮夸风”、“共产风”和三年困难饿死人的总根源。由此可见,反右的所谓“成绩”是非常次要的,其危害是严重的,不是一个简单“扩大化”就能解脱得了的。

表面上看,反右“扩大化”和历史上红军内部肃反扩大化、延安整风挽救“失足者”扩大化类似,但是反右和以往的扩大化有着本质的区别。以往推行扩大化的负责人还是要革命的。他们的错误是认识问题,属于路线斗争的范畴,即革命者就如何推动革命的不同路线。反右斗争的负责人刘少奇、邓小平推动“扩大化”被证明不是个认识问题。反右得到党内当权派的普遍支持,因为反右给那些急于“坐江山”者一个巩固自己地位的借口,属于道路之争的范畴,即人民群众是否有当家作主权利之争。只不过这一斗争被像似革命者之间的路线斗争所掩盖。联系到1966年夏天的工作组如何再一次搬用“右派”的帽子去打压各个高校给校党委提意见的左派师生,邓小平上台十年后如何利用一些右派学生的“西化”行动为出动tanke镇压人民找借口,我们就可以看出,党内高层走资派一贯的伎俩就是利用右派的进攻来镇压要革命的人民群众。右派知识分子只是他们镇压人民的“牺牲品”,1957年如此、文革期间如此,他们上台十年以后也是如此。“坐江山”者与人民为敌的立场是一脉相承的。

走资派的一个基本特点此刻已经明显地展现出来:他们非常善于用政治上的形“左”来掩盖他们在经济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实右本质。往后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政治上往往是“左”得出奇。从反右、“浮夸风”、“共产风”到“桃园经验”,从文革初期的50天、血腥的“红八月”、“一打三反”、追查“五一六”到liusi的镇压,他们都是以极“左”的面目出现。但是恰恰是这些人在自己得势以后反而倒打一耙地给革命派扣上“极左”的帽子。

2.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的阶级斗争:走资派的表现

1957年反右斗争的一个正面结果就是人民群众中蕴藏着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极大地发挥出来,在如兴建水库等方面进一步挖掘合作化“红利”的人民公社运动就水到渠成地应运而出。

同时,在反右“成功”以后,基于原先的民主革命派,此刻的走资派心灵深处的私有观念,争权夺利是他们有意无意的本分,如何瓜分革命的成果成为他们之间斗争的核心。

这时革命派犯了几个错误。钢铁、粮食产量的高指标、核算单位一再升级的“共产风”、公共食堂的普及等等现象被刚刚由民主革命派转变为走资派的党内官僚接管过来。他们把高指标变成为自己搞政绩的“浮夸风”游戏,把“共产风”变成自己掌控更多社会财富的手段,把公共食堂变成自己掠夺他人劳动果实的渠道。既然农民吃饭可以不要钱,城里干部的特供也就理所当然。

一方面,有了反右斗争的“胜利”,党内民主革命派的地位和权威大大提高,另一方面,有了高岗这些“红区党”对“白区党”的藐视,刘少奇这样的干部就更需要搞政绩,以便巩固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因而他指望像解放战争三大战役那样,国民经济“大概经过几个决定性的战役,才能够过关,才能够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刘少奇,《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9月27日】

此刻,我们要历史地看待革命派的高指标错误和“浮夸风”的起源,要懂得中国当时所面临的工业化压力。一方面,为了捍卫自己的民族独立,为了援助兄弟民族的反帝斗争,一个一穷二白的曾经的“东亚病夫”和二战结束后不可一世的头号霸主在朝鲜战场上打了个平局。这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成绩。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中国落后的工业基础,抗美援朝的代价也确实太高。要想不受霸权的欺负,要想摆脱一穷二白的面目,要想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中国必须走工业化的道路!由于中国人口的大多数还是农民,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也只好主要的依靠他们。因此,农民上交的粮食越多,中国工业化的速度才有可能会越快。恰好这时苏联援助的156个项目陆续到位、上马,工业化对粮食的需求急剧上涨。哪个地区的领导能够提交征购的粮食越多,对中国工业化的贡献就越大,在党内的话语权就越充分。这是高指标背后的客观原因,也是“浮夸风”之所以有市场的一个重要因素。

因而,一个奇怪的现象遍及全国。类似刘少奇那些当初反对合作社的党内当权派,此刻像是看到了公社化更容易征购粮食,为了政绩,极力推进公社化的一哄而上,各地领导攀比公社化的速度和规模,并提出一系列荒谬的主张:比如刘少奇主张公社实行男女分居的军事化管理【《人民日报》1958年9月30日《刘少奇同志视察江苏城乡》】,担心农民富了就不愿意共产,主张趁着大家还穷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11月的武昌会议上说:按照少奇、彭真的意见,是趁穷之势来过渡,趁穷过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难过渡。见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版,187、189页】,陈伯达主张废除商品经济,等等。此刻他们可能是看到了解放十年来的巨大成就,也被胜利吹晕了头脑,因而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他们大搞“浮夸风”,亩产上千、万斤的“卫星”一再上报,在唯心主义大同世界的观念下进一步地推动“共产风”。这些或是彭德怀在1959年夏天庐山会议上所指责一线领导的“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表现。

有了“升官发财”的官僚升迁机制,有了反右斗争中被罢免干部的悲惨下场做对比,敢于揭露浮夸和反映实情的干部和群众就必然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各级官员欺上瞒下的现象就越来越严重,越到上层对实际情况的了解就越离谱,以至于毛泽东不得不派遣自己身边的亲信和工作人员到基层去了解一些实情。【见《戚本禹回忆录》(上),同上,第九章】

1958年夏起,毛泽东等革命派察觉事情不妙,开始反对高指标,要求报纸压缩空气【见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新华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五、第七章】,一连开了好几个高层会议试图纠正一些错误倾向。但是党内此刻缺乏勇于讲实话的革命派,多是类似陈云的明哲保身派。后者明知高指标完不成,却一再为其辩护,担心被扣上右派的帽子。即便如此,革命派对高指标的纠正还是来得比较快,但是对“共产风”的察觉要相对慢一些,对公共食堂的纠正要到两年以后才认同。

1959年春,为了反对“浮夸风”、“共产风”的蔓延,毛泽东不得不绕过一线领导,以主席的名义,写了党内通信,直达基层干部,引起部分地方领导的反感,在其管辖区(如四川)竟然拒不下达毛泽东的通信。【见《戚本禹回忆录》(上),第十三章】

3.庐山会议的争论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需要的是“五不怕”的革命派海瑞,而不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海瑞。“升官发财”的等级制威胁着革命派海瑞,却激发了走资派海瑞。


庐山会议就是以彭德怀为首的那些会打仗的走资派,利用大跃进运动中暴露出来的缺点和错误,冷嘲热讽地对待那些以刘少奇为首的没有打过仗的走资派和其他一线领导,看着他们出洋相,指望趁火打劫地捞一把。从大跃进到庐山会议以前的所有中央会议上,彭德怀并没有对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提出过任何指责,恰恰是在很多问题都已经开始纠正了,庐山会议原本快要结束了,他才提出对一线领导的批评,引起了革命派的愤怒。这些会打仗的走资派,他们骨子里是反对人民公社的,所以他们不是像毛泽东那样不断地探索,寻找一个既保留公社的优越性,又不挫伤农民劳动积极性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出路。他们不便公开地反对人民公社,只好口头上说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是因为人民公社办早了。看似奇怪的是,正当彭德怀在内部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时候,美帝和苏修同时在外面大量地抹黑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总路线。这也是革命派愤怒的一个原因。


虽然刘少奇从50年代初反对合作社到1958年的“共产风”是忽左忽右,但是此刻他还没有暴露出其走资派的真实面目。在要不要推广人民公社运动,要不要大搞群众运动和如何看待群众运动中出现的缺点和错误这些问题上,刘少奇在庐山会议期间的辩护表现出高水平的马列主义,与其文革初期的态度截然相反。彭德怀此刻反对的刘少奇也不是走资派的刘少奇,而是表面上还是要革命的、要合作化的刘少奇。


半个多世纪以后看庐山会议,它明显的既有新生资产阶级之间的争权夺利,也有两条道路的斗争。毛泽东把庐山会议上出现的斗争称为阶级斗争,从国际国内来看都是有道理的,都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但是,这时毛泽东还仅仅把党内的斗争看作为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反映,而不是现有体制下新生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进攻。

4.三年困难时期的阶级斗争


庐山会议本来要批评那些“浮夸风”的错误和克服“共产风”的左派幼稚病,半路杀出一个挑战一线领导权威的、否定三面红旗的彭德怀。走资派之间的派系斗争使得“浮夸风”、“共产风”在庐山会议以后更加猖獗。不巧又赶上连续三年的大范围的自然灾害和偿还苏联的债务,三者叠加造成国史上最为严重的灾难。

虽然右派把三年困难期间总的死亡人数都说成是非正常死亡人数,同时回避中国那三年期间高达1.8%(即1.6%,2.5%,和1.4%)的平均死亡率【国家统计局】仍然低于印度同期2.2%的正常死亡率【维基百科https://en.wikipedia.org/wiki/Demographics_of_India】,而且同等程度的自然灾害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会造成更为严重的饥荒和死亡,但是由于营养不足和抵抗力下降,毕竟还是有大量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不应该发生的饥荒和死亡确实出现。据半官方统计,三年不正常死亡有千万以上的人口【见国史网《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数研究述评》http://www.hprc.org.cn/gsyj/jjs/ ... 20090905_29888.html】,还集中在河南、安徽和四川这些大跃进期间“浮夸风”刮得最猛烈的几个省份,局部灾难的严重程度就可想而知。


令人发指的是,像河南的吴芝圃、安徽的曾希圣等主要领导,为了政绩,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还是大吹大擂,非要把减产说成是大幅增产,不顾人民的死活,强迫农民把自己的口粮、种子当作公粮上交。在饥荒最严重的时候,为了自己的乌纱帽,封锁消息,围追堵截逃荒难民。在真相暴露以后,他们又把矛头直指基层,逮捕上万生产队的干部做替罪羊【见张树藩,《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http://www.360doc.com/content/09/1214/02/34235_11062701.shtml】。这些欠了累累血债的“杀人犯”“法西斯分子”在邓小平上台后竟然被平反!?


除了个人责任以外,我们必须回答为什么“浮夸风”、“共产风”那么难以制止?为什么有些人为了政绩吹牛、说假话,通过“共产风”占据老百姓的财富?说到底,资产阶级其实就是那些为了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实际上掌控着生产的调度和分配权力的群体,叫他“老板”还是“书记”确实无所谓。毛泽东1957年5月14日批示“不整风党就会毁了”的结论是对的。这才是三年困难和饿死人的根本原因,而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本身。只有认清了走资派的本质我们才会懂得这些人顽固地推动“浮夸风”、“共产风”的根本原因。


但是此时的毛泽东并没有断定“走资”是党内高层一些人的本来面目,先是认为大家并没有懂得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试图引导他们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经济问题专著,在庐山会议以后又认为主要的问题是没有调查研究,提倡各级领导蹲点调研,直到七千人大会还认为出乱子的根本原因是党内缺乏民主集中制所致。由此可见,毛泽东是不轻易给人扣帽子的,总是从如何教育人、团结人出发去探索出路。

第三阶段,资产阶级是否在党内的斗争:矛头向下还是向上的争论(1962-1965)


这一阶段实质上成为文革的准备阶段。


1962年春节前后的七千人大会对三年困难的原因做了一个总结。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走资派认为是人民公社搞早了,抽象的代表“中央”做了自我批评,但是对自己力推的“浮夸风”、“共产风”没有承担任何实质上的责任。会议上争论的焦点是靠集体经济还是靠个体经济才能度过难关。虽然大会肯定了三面红旗,但是这些早先反对合作化的走资派在七千人大会后仍然试图利用三年困难来否定合作化。明明是他们推动“浮夸风”、“共产风”造成的灾难,他们非要用“单干风”来解决。主张用资本主义的逻辑来建设社会主义这一走资派的本质终于暴露无疑。如果“单干”确实有助于度过难关,那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哪里?由此可见,走资派当初大搞“共产风”仅仅是为了征购粮食的方便,为了更多地剥夺农民!“单干风”的崛起迫使毛泽东面对走资派的问题,意识到党有分裂的危险,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进而发动了社会主义教育(即四清)运动。


就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应该如何进行,中央反反复复一连出了个前十条、后十条和23条。争论的焦点就在于下梁歪还是上梁不正,运动的重点是党外的地富反坏右还是党内的走资派,是仅反“贪官”还是反对资本主义道路。
在探索什么才是社会主义道路的具体问题上,毛泽东从实际出发,总结基层的经验,提出“农业学大寨”和“工业学大庆”的口号,与走资派主张的“包产到户”和“利润挂帅”针锋相对。

但是,为了“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为了回避道路问题,刘少奇派妻子王光美蹲点总结了一个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桃园经验”,未经中央许可,传播全国。大量基层干部受尽了苦头的“人人过关”是文革期间“打倒一切”的前兆。

第四阶段,文革期间的群众运动和后期的反扑:走资派由不自觉到自觉的转变(1966-1976)

文化大革命,作为有史以来第一次人民群众大规模地如此深入地探索如何才能实践自己当家做主权利的运动,它不可避免的将是一场极其复杂的政治运动,其复杂性其实早已蕴藏在1957年整风到反右的转变中。作为一个开放式的政治运动,文革期间的各种政治势力、各种思想意识形态都必然要顽强地表现着自己。颠覆社会主义的主要危险来自于党内还是党外?依靠发动群众还是“运动”群众来解决问题?这些是党内外争论的焦点。文革的群众运动方式否定了反右斗争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但是走资派在文革中仍然顽强地坚持反右的那一套。文革后,“伤痕”文学所控诉的其实在很大的程度上恰恰是走资派故意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后果,而走资派上台后又把自己在文革中的作为栽赃在文革身上,对被自己打击过的精英表现出极大的“同情”。因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有着它自己的客观规律,不是任何顶层设计所能驾驭的,毛泽东也只能因势利导。出乎预料的派性大爆炸和走资派的顽强反抗使得革命派手中能够打出去的牌越来越少。几乎失控的派性泛滥表现出阶级的不成熟,走资派的顽强反抗反映了先锋队变质的严重程度。两者是文革夭折的根本原因。

限于阅历和篇幅,本文只能对文革做一个初步的和简要的综述,但是一些客观规律还是能够较清晰地梳理出来。


1. 文化大革命的动员令:《五一六通知》



从四清运动未能触及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到底是在走哪条道路这一核心问题来看,依靠自上而下的方法来解决是不可能的。到底哪个领导,哪个干部是走资派,哪个是革命派,区分自觉和不自觉的走资派,只能依靠、相信和发动群众才有可能。当走资派占据着许多党、政、军各级领导岗位的情况下,为了避免1957年整风到反右的重演,毛泽东必须一方面团结党内干部的大多数,一方面利用走资派之间的矛盾,通过各个击破的方法来推动文革的进展。为此,革命派在四清运动以外,在全国展开了一个批判文艺领域里面泛滥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意识形态的群众运动。一贯善于“抓辫子”、“打棍子”、“扣帽子”的走资派彭真,此时跳出来,反而搞了一个把文艺批判限制在学术讨论范畴的《二月提纲》,以便压制群众的批判运动。

在革命派的迫使下,党内的走资派又不好公开的主张资本主义道路,1966年5月那些在京的中央领导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全票通过了批判《二月提纲》的《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但是,1957年整风到反右的较量还是必不可免。


2. 发动还是镇压群众的斗争


虽然《五一六通知》发布了,但是如何发动群众还是个问题。5月底以北大哲学系老师聂元梓为首的批判北大党委的大字报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并广播登报以后,各个高校机关单位都开始效仿,批判本单位领导的一些错误。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在中央一线领导运动的刘少奇、邓小平急急忙忙地派出新的工作组到各个高校,替换原有的四清工作组。此间,批判走资派被“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所取代。6月初到7月中的50多天里,1957年反右的景象又重演,仅仅北京的高校几万个师生就被打成“右派”、“现行反革命”。毛泽东7月中旬回京后愤怒的质问:“谁才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又说:“对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


革命派正在苦于探索如何进一步地发动群众的时候,受《五一六通知》的影响,清华附中一部分高干子弟与该校领导运动的工作组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于5月底秘密成立了第一批红卫兵。他们的造反精神很快地在北京各校传播开来,各校纷纷成立自己的红卫兵。由于是高干子弟组建的,当权派们当初并没有反对这些红卫兵。清华附中红卫兵在7月底给毛泽东写信,并获得毛泽东有条件地支持。毛泽东一贯反对顶层设计,一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他看到了红卫兵是个在执政党体系以外的自发的朝气蓬勃的具有巨大潜力的群众组织形式,并决定一连八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把红卫兵运动轰轰烈烈的推广到全国,并通过红卫兵的大串联,打破了各个地方当权派对权威和信息的垄断,极大地推进了群众广泛深人地投入到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文革斗争中去。


正当革命群众轰轰烈烈的奋起投入到“大鸣大放大字报”的文革洪流中去时,走资派并没有坐等待毙。为了显示自己有多么的“革命”,为了转移斗争的大方向,他们此时提出“痛打落水狗”的口号,指使公安部门为一些保皇派红卫兵和群众组织提供“地富反坏右”份子的住址,组织抄家,甚至屠杀,造成血腥的“红八月”。


3. 一月风暴,夺权的斗争


随着群众运动的高涨,文革开始由学校向工矿企业扩展,各地厂矿工人逐渐地开始质疑本单位的领导。但是不像学生和知识分子,当时工人群众的大多数对政权还是充满了信任和爱戴,还带有强烈的感恩情怀,还不懂得捍卫自己当家做主权利的重要性,因而怀疑那些敢于给领导提意见者的动机。这些造反派工人在原单位受打压,强烈地感觉到组织起来的重要性。


1966年11月,南下的北京红卫兵协助上海工人造反派成立了工总司。他们邀请上海市委领导参加工总司的成立大会被拒绝,恐惧当权派的秋后算账,近万名造反派工人决定到北京去伸冤,被困在上海附近一个叫安亭的小车站里。工人们拦截北上的火车,造成南北交通的临时中断,震惊了中央,派张春桥处理事件。只身面对近万名工人,双方谈判一整天,张春桥意识到要么同意工人的要求,要么派军队去镇压,别无它路。考验一个革命者的时刻到来了!张春桥不相信上海工人中会有那么多的反革命,在无法及时获得中央批准的情况下,冒着毁灭个人政治前途的危险,答应了工人的要求,承认了工总司,把整个事件的责任归结于上海市委,获得了工人的支持,化解了这一危机。从此,张春桥成为自觉走资派的眼中钉肉中刺,走上了与走资派势不两立的绝路。
毛泽东事后表扬了张春桥的决策,激起上海当权派的强烈不满,决定通过培育自己的保守派组织来和造反派对抗,唆使铁路调度、码头等关键部门的工人北上串联,威胁停电、停水、停交通,自以为把事端搞大了就可以迫使中央退让。当权派这种不负责任撂挑子的行为又激起了造反派的强烈不满。为了保障文革的进行,为了上海人民的生存,造反派不得不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接管市政府的行政部门,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这就是夺权!一月风暴由此展开。


4. 小资产阶级派性的大爆发,全面内战的边缘


其他地方的各级政权和工矿企业的各级领导在红卫兵和造反派群众的冲击下虽然有所瘫痪,但是他们并没有像上海市委那样靠撂挑子来对抗文革,因而各地造反派的夺权不是那么轻而易举。在群众运动的冲击下,各地当权派快速地扶持起保皇派组织以便和造反派对抗,同时各个造反派内部又被自己的派性所困扰,往往没有团结一致对付走资派,夺权斗争就越来越复杂,以至于很多地方的派系斗争逐渐地升级为规模越来越大的武斗。
武斗的背后既有当权派的挑动,如武汉“百万雄师”1967年春对造反派的武装镇压,也有人民群众中根深蒂固的小资产阶级派性在作怪,如清华“井冈山”与“四一四”派的“百日大战”。当权派的大多数可能犯有走资派的错误,但起码不是自觉的走资派。他们本能地喜欢自己的特权,不喜欢群众的监督,自以为很革命,工作很尽力,总是怀疑反对自己的人是别有用心,或是阶级敌人,不惜使用专政的手段来对付政敌。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全然不顾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问题。这是小资产阶级派性在党内的表现,或不自觉走资派的特点。党内小资产阶级派性与群众中的小资产阶级派性相结合就为各地的武斗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本应是造反派大联合的夺权演变到了全面内战的边缘。


现在看来,群众发动起来以后,妨碍文革进一步发展最大的绊脚石就是群众中的派性。保皇派的出现是工人阶级不成熟的表现。他们不惜动用武力去反对造反派对各级领导干部的批评,因而用自己的行动剥夺了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权利。


我们不妨拿两个典型城市做对比。上海和武汉都是大工业城市。上海老工人多,有着悠久的革命斗争传统。武汉的工人多是第一代的产业工人,带有较明显的小资产阶级特征,表现在夺权的斗争中。比如以大型重工企业职工为主的“工总”看不起以中小轻工企业职工为主的“工造总司”,结果是一次次的夺权落空,给保皇派的反扑提供了可乘之机。这种现象在上海不明显。上海的工人从一开始就极力地反对派性,造反派的领袖王洪文坚决主张吸收保皇派的群众转变立场加入造反派的队伍就是一例。相比之下,武汉的造反派成熟的就比较慢。


除了两地工人的差异以外,两地的干部也是相差甚远。同是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张春桥和王任重的表现就截然相反。前者极力反对工人阶级中的派性,后者善于挑动群众斗群众。上海还有以马天水为代表的一大批支持造反派的各级干部,而武汉以军区司令陈再道和湖北省长张体学为代表的一大批各级干部却顽强地抵制文革和造反派。震撼中外的武汉1967年“七•二〇”事件就反映了当地党、政、军各级干部对文革的抵制情绪有多么的强烈。


5. 克服派性的努力,革委会的成立


从1967年初的夺权斗争到1969年3月九大召开前的两年多期间里,为了克服派性的泛滥,为了防备派仗蔓延成为真实的全面内战,革命派可以说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勉强地平息了全国各地的派仗、武斗,通过推动各派的大联合,成立了由群众组织代表、支左军代表和一些被解放了的干部“三结合”组成的革委会,糅合、重建了各地的党、政权力机构。


在如何对待群众运动中以派性为代表的错误上,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走资派的手法有着根本的区别。走资派善于“运动”群众,尽力鼓动合己意的,不惜镇压不合意的,各地武斗连绵不断都与此有关。革命派想方设法发动群众,鼓励符合大方向的,批评、教育、说服违背大方向的,而不是去镇压。


山西武斗持续的时间在全国算是比较长的。起因就是以革委会主任刘格平为代表的、更倾向于造反派的“红总站”和以副主任、军区第二政委张日清为代表的、更倾向于保守派的“红联站”之间长期的矛盾所致。引用吴思的分析:“派性这东西,一旦形成,便获得了自身的生命力和动力,起因和观点反而无足轻重了。不管表面上的观点和口号有什么区别,它实际上已经成了关系到一群活生生的人的地位、利益、前程乃至生死存亡的实实在在的东西。远远望去,只见两个对立的集团你争我夺,谁也不肯退让。对方的威胁越大,血债越多,本派内部就越团结。越团结就越有力量,对于对方的威胁也就越大,于是对方也就更加团结,力量也就更大,如此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这已经叫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了。”中央最后无奈,只好把两个负责人都撤换才平息了两年多的武斗。


为了克服派性,党中央在1969年九大后起推进了一个“清理阶级队伍”和抓“五一六”分子的运动。1970年又搞了个“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等运动。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有你的打法,他有他的高招,革委会里的那些恢复了官职的自觉还是不自觉的走资派,趁机再次把运动的矛头指向当初反对过自己的造反派,进行了反攻倒算和秋后算账,一批造反派头目被以各种借口逮捕、坐牢,甚至就地枪决。



6. 继续革命还是派系斗争:林彪事件的实质


林彪事件的出现对革命派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一方面文革没有军方,也就是国家暴力的支持是不可能进行的。在党内的路线斗争和道路之争上,国家暴力站在哪一个阶级,哪一个路线和道路上是至关紧要的问题。林彪事件暴露出无产阶级专政最脆弱的环节。


相比党、政各级领导干部普遍所犯的走资派错误,军队内部的官僚特权最为严重,群众监督最为匮乏,因而它最有可能成为走资派的大本营。1967年的“七•二〇”事件就已经反映出军内对文革的抵触有多么的严重,林彪事件暴露出军队最高层对文革抵触的激烈程度。


以林彪为代表的军方将领对批判像刘少奇这样的没有打过仗的党、政干部可以容忍,甚至欢迎。尤其是大量军代表加入“三结合”的革委会,进入各地党、政权力机构,使得九大几乎成为“军人执政”的顶峰。下一步如何走成为革命派和形形色色的走资派争论的焦点。以林彪为代表的自觉走资派认为文革就是换人,文革三大任务中“斗、批、改”的“改”字就是改朝换代,主张恢复原有的制度不变。他们既不反官僚特权,又排斥群众监督,对继续革命毫无兴趣,甚至敌视,表现在九大政治报告内容的争论中,表现在是否恢复国家主席职位的争斗中,表现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



7. 走资派和革命派的僵局,左派幼稚病的泛滥,四人帮的出现,邓小平的复出


迟迟难以终结的派仗和武斗加上林彪事件的打击,革命派的势力本来就不强大。加强团结,抓住主要矛盾,反对四面出击,争取那些犯了走资派错误的,但是愿意改正的一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应当是当务之急,但是此刻很多革命派却犯了左派幼稚病。在经济、文教等领域里,他们借用了反右的方法,对很多经济政策的争论和文艺作品中的缺点和错误“抓辫子”、“扣帽子”、“上纲上线”,大搞“文字狱”,孤立了自己的队伍,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这就是“四人帮”出现的背景。虽然上海在各个方面的工作都优越于全国,但是从上海出来的(如王洪文等)革命派毕竟缺乏治理国家的经验,在身经百战的军事将领面前没有多少影响力。既然文革的目标不是“整人”而是教育人,那么像邓小平那样有能力的,且发誓对文革“永不翻案”的领导干部就没有理由不允许他们恢复工作。这就是邓小平复出的背景。



8. “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努力


邓小平复出不久就开始一个个地否定文革的成果,用各种借口把支持文革的干部和文革中涌现出来的群众代表边缘化,把被夺过去的权力夺回来,不经过群众讨论和认可便恢复了旧有的领导班子,以反对派性的名义,对所谓“坚持闹派性的人,该调的就调,该批的就批,该斗的就斗”,大搞复辟活动。


此间邓小平的口是心非、两面三刀的阴险嘴脸已经有所暴露。他一方面大讲经济建设为中心,却偏偏不去学习、推广当时全国经济建设搞得最好的上海经验(十年后,重新掌权了的他不惜把中国的航空飞机制造技术推迟二三十年也执意要把以上海为中心的运十项目砍下去,否则就难以全面否定文革和上海的成果)。


对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自觉走资派的反扑,革命派掀起了一个表面上看起来是轰轰烈烈的,实际上是软弱无力的反抗。邓小平的职务虽然再次被罢免,但是此刻的党心、军心、民心已经被走资派左右,不自觉走资派几乎完全站在自觉走资派一边,革命派陷入了空前的孤立,表现在1976年的“四•五”事件上。


9. 走资派的胜利


毛泽东去世不到一个月,自觉走资派就发动政变,“一举粉碎”了无产阶级专政,全国各地大批的革命派遭到镇压。但是由于工人阶级的顽强反抗,尤其是1989年的那次几乎全民的抗争,新生的资产阶级不得不花费20多年的时间,靠“摸着石头过河”才好不容易完成了中国的资本主义改造。


这40年来,当局全面歪曲、封锁文革的真实历史,把反文革势力在文革期间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嫁祸于文革身上。但是他们这样做就像把南京大屠杀的罪行嫁祸于抗战一样的荒谬。按照他们的逻辑,没有文革也就没有“破四旧”,也就没有武斗。如此分析,没有抗战,也就是如果中国人民心甘情愿地当亡国奴,日本帝国主义也不会花费枪支弹药去屠杀。但是有压迫就有反抗,有反抗就有镇压。把镇压者的罪行栽赃于反抗者,完全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文革也是一样的。革命派要放手发动群众,走资派就组织一部分太子党为首的红卫兵去抄家,砸文物。革命派支持造反派夺走资派的权,走资派就挑动群众斗群众。文革中走资派干了那么多的坏事,文革后他们全然逍遥法外。他们垄断话语权,把一切都责怪在文革身上。目前不光是那些被抄家被殴打或被整死者的亲属要求清算文革中的细账,要求肇事者承担法律责任,被当局镇压的文革造反派也要求清算文革中的细账,要求追查到底武斗是如何发生的,到底哪些人才是“打砸抢”的凶手。文革历史的真相对当局很不利,所以他们必须用“宜粗不宜细”的手法去掩盖自己的罪行。文革之所以是一个禁区恰恰说明了当局的不自信。


10. 文革夭折原因的探讨


既然自觉走资派上台了,无产阶级专政被颠覆了,资本主义复辟了,那么文革未能达到它的预期目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失败了。。


客观因素论者对此强调的(不是我们无能)是资产阶级太强大,是小生产太顽强,是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是三大差别的存在,是帝国主义的包围,等等。


这些都是事实。但是革命者还必须从主观上去寻找原因。


首先,革命派对走资派的认识来的晚了些,因而没有能够及时的推行防范走资派的措施,比如废除官僚特权和实施群众有效的监督,尤其是没有能够防备像1957年从整风到反右转变这类事件的发生。


其次,文革期间,当权派和群众组织各自的权限不明确,因而文革犯了两个不可避免的“错误”:先是踢开党委闹革命(但不这样群众就发动不起来),后是解散上海除外的所有群众组织(但不解散就会全面内战)。


再有,且最根本的是派性的泛滥,也就是无产阶级的不成熟才是文革夭折的关键。虽然文化大革命被否定的根本原因当然是那些党内的自觉走资派篡党夺权所致,是他们在1949年以后,一步步地变质,成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但是之所以革命派没有能够挽回这一结局的关键还是无产阶级队伍中的派性所致。大量有一定阶级觉悟的工人群众、党员和干部被自身的小资产阶级派性所困扰,不能从全局利益出发,给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兴风作浪创造了巨大的活动空间。


全国文革成效最显著的是上海,派性最少的也是上海,而且全国唯有上海的工人考虑过武装对抗政变,但是毕竟当时上海工人的大多数还不可能预见到走资派上台后自己的命运,也就不可能冒险去反抗。


其他地方,有了派性就不能客观地分析阶级的利益,就不由自主的任人唯亲而不是任人唯贤,就更容易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就不得不用“扣帽子”、“抓辫子”、“打棍子”和把对立面的错误“无限上纲”的手段,把对立面打成敌人,就不可能团结大多数。


要团结就要有约束,就要照顾到各方的诉求和利益。面对派性就不能简单地各打五十大板,和稀泥,而是像延安整风那样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解决认识问题以后方能达到团结的目的。为此就要允许人家犯错误,也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这些都是容易说到,不容易做到的事。在这方面,反右运动开创了一个危害极大的先例。
大多数的走资派毕竟不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他们主观上还是要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只是认识上有偏差,轻视了群众监督的重要性,在灵魂深处私有观念的影响下,不自觉地维护了自己的官僚特权。大多数的武斗是那些不自觉走资派挑起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当的后果。革命派与这些不自觉走资派之间的矛盾毕竟还是人民内部矛盾。饭要一口口地吃、仗要一个个地打、问题要一个个地按照轻重缓急来解决,无产阶级革命派时时刻刻都要从如何团结和教育干部、群众的大多数出发,不能四面出击。看不到这一点的造反派和“四人帮”犯了打击面太宽的左倾错误。这一点可以从毛泽东处理七•二〇事件的方法中清楚地看出。林彪想用此事件“做文章”,而毛泽东一再地试图挽救那些犯了错误的干部。


11. 对一些关键人物的评价


对文革的总结当然也离不开对一些关键人物的评价,其中最主要的,争议最多的要算是“四人帮”和周恩来。

“四人帮”

所谓的“四人帮”,即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其实都是无产阶级的英勇战士。他们对革命事业所作出的贡献远远大于他们的缺点和错误。40年来,通过造谣和污蔑,垄断了话语权的国内外资产阶级对他们进行了丧心病狂地攻击和围剿。尤其是对江青人格的谩骂和诽谤使得中国妇女的地位倒退了几十年,女性在政治上至今很难抬头。

但是,阶级敌人的攻击不应该作为阻碍后人对革命派所犯的错误进行实事求是分析的依据,就像不能因为前线打着仗,延安就不应该整风一样。

据现有的资料来看,一方面江青的优点非常突出,表现在不朽的样板戏上,表现在文革中对造反派的坚决支持和对走资派的深刻批判上。但是,另一方面,江青的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不善于团结人,往往没有很好的划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比如文革后期对很多文艺作品上纲上线的批判),树敌过多,孤立了左派。江青的这个缺点在左派里具有普遍性(比如张春桥就没有能够很好的团结像陈永贵那样优秀的革命派)。


进一步地分析,这四位里,除了张春桥在1966年的上海安亭事件中表现出一个革命家应有的无产阶级立场,经受了独立行动的考验以外,其他的成员只能算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奋战英勇的战士,在他们被捕以前还算不上是经受过独立行动考验的革命家。


周恩来


虽然周恩来是一个具有超凡工作能力的革命家,但是他又缺乏宏观视野,是一个较为典型的善于埋头苦干,低头拉车,但不太善于抬头看路的人。国史上影响深远的“城乡二元结构”和“升官发财、罢官丢财”的等级制都和周恩来等人虽然善于处理具体事务,但是又缺乏政治远见,对各种制度设计的后遗症缺乏足够的思考有关。

在历次党内的路线斗争中,周恩来往往认识不清,屡屡犯错误,但他又是一个赤胆忠心、光明磊落、知错就改、从不搞阴谋诡计的人。


一方面文化大革命离不开周恩来的全力支持。这是一些右派一再指出的事实。另一方面他对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解又总是慢半拍。这是特色资产阶级企图把毛泽东和周恩来割裂开来的依据,也是一些左派把文革夭折的原因归结于周恩来的由来。


但是,不像大量党内的高层被证明是起码不自觉的走资派,周恩来是个自觉的革命派。他反对官僚特权、支持群众监督,相信和依靠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只是他忙于大量的具体事务,既不擅长,又没有时间去做理论研究,因而他不可能成为革命的导师。


他和“四人帮”如果有矛盾的话,就像他和毛泽东的矛盾一样,也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是革命者之间就如何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必然出现的不同方法或路线之争,都是极其正常的现象,不足为奇。


第二部分、有关阶级斗争问题的几个理论性总结


考察了阶级斗争在毛泽东时代几个阶段的具体表现以后,我们可以对阶级斗争的几个理论性问题做进一步地探讨,以便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特点来。为此我们需要论证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存在的物质基础,界定阶级的划分,阐明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寻找此间矛盾的核心。在此基础上,总结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几个主要特点。


一、 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存在的客观条件或物质基础


社会主义作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也就是从阶级社会到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阶级的存在还是不可避免的。这里有至少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在物质条件还不足以消灭阶级的时候,也就是当劳动还主要是谋生的手段而不是自愿的爱好或人生的第一需要的时候,政治、经济等方面职能上的分工还有可能造成社会地位的差异。其次,思想意识形态的滞后性使得旧风俗、旧习惯不会很快的随着社会现实的改变而改变。由于思想的滞后性容易理解,我们需要较深入的探讨职能上的分工和社会地位之间的关系,以此来认识阶级存在的物质基础。


1. 阶级的界定


不同于以往自给自足的阶级社会,资本主义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是以商品生产形态为主的一个阶级社会。


社会化大生产的特征是由多人分工协作才能进行的生产,因而就有了生产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分。只要生产力还不够发达,物质还不够丰富,劳动就必然主要的还是养家糊口的谋生手段而不是自愿的爱好或人生的第一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为谁的利益而组织生产,调度和分配产品决定着生产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矛盾的性质。如果生产的管理者是从人民的全局和长远利益出发来组织生产,调度和分配产品,那么双方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矛盾就是非对抗性的,是可以化解的人民内部矛盾。否则就是对抗性的敌我矛盾。


资产阶级就是那些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为了个人或小集团(比如股份公司)的利益,实际上掌控着生产调度和社会财富分配权力的群体。这个群体可以是从封建社会中产生出来的,以商品和市场经济为特征的资本家或企业主,也可以是打着共产党人旗号的,计划经济下的自觉走资派。文革以前,人们只知道前者,看不清后者,以为资产阶级只有在商品生产的市场经济下才可能产生和生存,而且必须具有法律上所赋予的私有权为条件。没想到前门击败的资产阶级,其阴魂又从后门进来,资产阶级的DNA依附到无产阶级先锋队中那些世界观没有改造好者身上,一步步地把他们转变为自己的代理人。就像当初虽然满清入关占领了中原,但是他们反而被中原同化了一样,1949年的新政权虽然推翻了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但是由于资本的逻辑多多少少还存在,因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还没有完全地被废除,资产阶级其实并没有真正地被推翻。这就是从有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到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一过度期间不可避免的现实。资产阶级在乎的是其对社会财富的支配权,而不是自己的称呼。叫他“老板”或“书记”都无所谓,只要资本的逻辑没有变,只要他可以按照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说了算,只要他可以通过对社会财富的掌控达到争当人上人的目的,即便是没有法律上的名义私有权,他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是资本的实际所有者。


无产阶级就是那些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不能以个人或小集团的名义掌控生产的调度和分配权力的劳动者群体。这个群体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那些主要的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其谋生手段的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时期他们仍然是主要的以自己的劳动换取生活资料的劳动者群体。后者和前者的根本差别在于后者不是以个人或小集团的名义,而是以阶级的名义掌控着生产的调度和分配权力,是国家的主人,因而对生产和分配有着话语权和决策权。在毛泽东时代,这一权力最突出的(但并不光彩的)表现就是文革中难以平息的派仗。


虽然农民小资产阶级在毛泽东时代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但他们是封建土地所有制被推翻以后的产物。他们的前途要么是像毛泽东时代那样站在无产阶级一边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么是从维护私有制出发,像走资派上台以后那样不断地被资产阶级所剥夺,逐步地成为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任何其他道路都不可能成为主流。这是我们做阶级分析时主要的从劳资冲突出发看问题的根本原因。


2. 阶级的专政


财产的从属关系不容质疑,即土地、企业归谁所有,谁说了算,从来都不是由民主决定的,这就是专政的实质内容。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资产阶级专政捍卫的是那种生产资料的调度权和产品的分配权属于个人或小集团的私有制,捍卫的是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因而绝不会允许人民群众通过哪怕是最民主的方法变私人或小集团的生产资料为全民所有,把这种威胁私有制的大众行为斥之以“民粹”主义。相反地,无产阶级专政捍卫的是生产资料的调度权和产品的分配权属于人民的共有制,捍卫的是共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因而绝不会允许任何人通过哪怕是最民主的方法变全民所有的生产资料为私人或小集团所有,把威胁共有制的行为斥之为“反革命”行为。因而,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国家暴力所拥有的军队、警察和法庭捍卫的首先都是财产的从属关系而不是民主的权利。


由此可见,相对于所有制,民主是第二位的。资产阶级一再地反对“多数人的暴政”就是这个道理。实际上,世界上并没有人真正地把民主绝对地放在第一位。即便是那些看似把民主放在第一位的“进步”人士,也绝不会允许多数人决定一切问题,也是会捍卫类似“人权”的基本原则。 打着民主的旗号,掩盖自己的真实目的者,大有人在。马列毛主义者毫不掩饰无产阶级专政的真实目的,即捍卫社会财富的共同所有,并懂得只有在这个前提下,人民群众才有可能享受到最广泛的民主。任何离开所有制的民主阔论都是空谈。


虽然民主是第二位的,但是缺乏民主的资产阶级政权是其政权不巩固的表现。面对着无产阶级的强烈反抗,资产阶级有时不得不借用像西班牙1939-1975年的独裁者佛朗哥,或希特勒那样的人物去有效地镇压。但是独裁者往往威胁着其他资产阶级的众多利益,各个资本集团之间的冲突很难摆平,反而有可能给革命势力造就生存的空间,中国革命的实现和1974-1986年菲律宾的马科斯独裁执政期间革命形势的高涨都是如此。只有在资产阶级拥有足够自信的时期,也就是国内阶级冲突的激烈程度还不至于威胁到资产阶级统治的时期,资产阶级才会实施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人一票”的民主,通过实质上是按照资本量来决定话语权的“一元一票”“财主”制来摆平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和冲突。


相比之下,无产阶级专政离不开阶级内部的民主,否则,像某些世袭家族的政权那样,无产阶级就不可能成为统治阶级,“全民所有”就只能是一句空话。但是无产阶级专政依靠的也不是简单形式上“一人一票”的民主,而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内部的民主集中制和文革中探索出来的党外群众广泛监督各级领导权利相结合的制度。


3. 委托-代理矛盾


在资本主义社会,随着现代科技和生产规模的发展,资产阶级越来越不可能直接的管理生产和管理为自己服务的国家机器,占人口比例越来越少的资产阶级必须雇佣越来越多的专职人员为自己服务,委托这些人作为自己的代理。由此产生了资产阶级的委托-代理矛盾。在经济上,资产阶级是通过股权制约和对企业经理的激励机制,迫使受雇的管理人员为雇主效劳,以便实现资本利益的最大化。在政治上,资产阶级是按照“财主”制,按照资本实力大小分配话语权的原则来约束管理国家机器的各级职员和政客。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里,虽然旧的资产阶级已经被推翻,但是社会化大生产中必然出现的管理和被管理者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类似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委托-代理矛盾依然存在。不同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占人口极少数的资产阶级,委托自己的代理去统治人口的大多数,而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本来就是人口的大多数,所以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委托一些专职人员作为代理去管理经济和为自己服务的国家机器,即委托一些人去管理自己。


这的确很矛盾。一方面,管理无产阶级国家的管理者是受阶级的委托,而不是受阶级中个别人的委托,是为了阶级的利益,而不是为个别人的利益来实行管理职责的。但是,另一方面,能够代表整个阶级利益的除了自己的那个实施民主集中制的集中统一的政党以外不可能有其他任何实体(比如工会代表的要么是行业利益,要么是派系利益,不可能是整个阶级的利益)。


因此就产生了这个政党是否真正代表着整个阶级利益的问题,产生了管理者群体到底是为哪些人服务的问题,产生了无产阶级如何监督自己政党的问题。


无产阶级专政下新生资产阶级的起源恰恰就在于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经由一个革命党到一个执政党的转变,有了支配社会财富的权力,就有了为什么人的利益支配财富的问题。因而政党和阶级的关系同样存在着委托-代理的关系,主仆关系颠倒的危险尤其突出。


正因为劳动主要的还是养家糊口的谋生手段而不是自愿的爱好和人生的第一需要,工人阶级的多数就必然更多的专心考虑如何糊口,而不多在乎生产的目的(这是社会主义时期不得不实行按劳分配的根本原因)。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就有可能背离应有的委托-代理关系而演变为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管理者就有可能成为一个利益集团,无产阶级和它的代理之间的主仆关系就有可能被颠倒,全民所有制就有可能被架空。

这就是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主要内容。


二、 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主要特点


总结毛泽东时代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经验,我们可以初步地得出几个基本的规律来。首先,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往往被路线斗争掩盖着;其次,“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以理服人”还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武力征服”是对待人民内部矛盾上的两条路线斗争;第三,文革夭折的一个重要原因,从无产阶级自身的视角来反思,是自己队伍中的派性所致。其中最主要的是不自觉走资派的派性,其次是文革中保皇派的派性,再有就是造反派之间的派性。

下面笔者试图论证这些观点。


阶级斗争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集中表现当然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但是,以走资派为代表的新生资产阶级,由于其不可能直接地掌控生产资料,因而他们不得不依附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构里,起码在初期,会自觉不自觉地按照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资本增值的逻辑,以路线斗争的方法来改造世界。
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与其匹配的计划经济无疑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党的领导和计划经济还不足以保证无产阶级的专政。要真正区分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其他几个标志性区别还在于:反对还是捍卫官僚特权,支持还是反对群众监督,依靠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还是依照资本的逻辑去发展经济。


对于革命队伍中不同想法和意见的各种争论,到底他们是不同路线的争论还是不同道路的斗争,这是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核心难题。同时,区分路线斗争和道路之争也是解读毛泽东时代阶级斗争的一把钥匙。为此,我们有必要分清何为路线斗争,何为道路之争。否则,“横眉冷对”的不光是“千夫指”,“俯首甘为”的有可能是“儒家奴”。


1. 路线斗争


路线斗争指的是共产主义运动中就如何达到共产主义的不同方法之争。比如国内早期就有城市暴动还是农村包围城市之争,或王明“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主张,还是毛泽东“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方针之争;国际上就有共产党人与托派否定一国能够建设社会主义的争论。


路线斗争的本质是人民内部矛盾。只要没有明确的背叛行为,只要不是内奸,同志之间的分歧,哪怕是严重的路线分歧,都是非对抗性的矛盾,而且还是革命者之间的矛盾。对抗性的路线斗争,比如斯大林和托派的斗争,是处理不当的后果(毛泽东处理张国焘与中央的矛盾就比斯大林处理托洛茨基高明的多)。


党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社会上两大阶级斗争的反映,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继续。路线斗争的根本原因是革命者的世界观改造得不彻底。反映到革命队伍中来要么是个人主义、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么是不调查研究,自以为是,唯心主义泛滥,要么是摇摆于小资产阶级的狂热、盲动和悲观、绝望情绪之间等等的表现。严重的(像张国焘那样)为了争权夺利、出人头地、争当人上人全然不顾革命的利益。这些问题,(即便是像张国焘那样的人,在其试图背叛以前)基本上还是认识问题,因而是间接的,而非直接的阶级斗争。


解决路线分歧的方法是在毛泽东所说的“三要三不要”(即要马列主义不要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原则基础上的民主集中制。国际共运上影响深远的托派出现,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违背了“三要三不要”的原则,尤其是要团结不要分裂的原则,进而拒绝民主集中制的约束,置派别于党之上。
在路线斗争上,毛泽东从来是既反对掩盖或回避矛盾,又反对闹分裂。路线斗争是原则上的分歧,不能和稀泥,不能无原则地让步,但是必须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革命者之间闹分裂是革命队伍不成熟的表现,比如国际上有印度、欧美等地马列毛主义者团体派别林立的现象,更不说四分五裂的各种其他革命派别或宗派主义猖獗的托派体系。


在如何防止革命队伍的分裂上毛泽东一贯的做法是通过摆事实、讲道理,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去总结经验教训,通过充分的革命队伍内部的民主,而不是用“专政”的手段去对待持不同意见的或犯了错误的革命者。在国内的历次路线斗争中,恰恰是那些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采取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手法。是他们打压不同意见;是他们在解决路线斗争的问题上没有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去批评持不同意见者;是他们一旦掌握革命队伍的领导权就盛气凌人,缺乏自我批评精神。


在国际上,斯大林对托派的处理也激化了两者的矛盾,这是托派至今耿耿于怀的原因之一。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期间提出的“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方针恰恰是在总结当时党内斗争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着党内有些人试图模仿斯大林1936-1938年错误的“大清洗”提出的。


2. 道路之争

广义的道路之争指的是人民群众在反压迫的大方向上,或终极目的上的争论。比如革命阵营内部,或统一战线内部,有的主张仅仅改良现有的制度以便“可持续性剥削”,或指望在不触及所有制的条件下,通过议会道路来实现有限的变革,有的主张通过暴力革命彻底推翻旧制度。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虽然孙中山的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最终目标不一样,但是在反帝、反封建的大方向上是一致的。因此双方在终极目的还不是主要矛盾的情况下,搁置争议,共同对敌。由此可见,广义的道路之争一般的来说也不是敌我矛盾。只要党外的改良主义者不抗拒无产阶级革命,能够加入革命的统一战线,无产阶级和他们之间的矛盾也不是敌我矛盾。


狭义的道路之争指的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前进方向,以及终极目的之争。作为共产主义者,这个争论是不应该有的。这一争论之所以出现就是因为马列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是那么彻底,以至于反马列主义者也不得不打着马列主义的旗号,自觉不自觉地掩盖着他们的真实目的。


拿“北上”还是“南下”比喻道路之争的话,“北上”的路线千千万万,遇到大山,左右绕行或直接翻越只是快慢而已。但是那些骨子里要“南下”的总是打着绕行的借口朝南走。


比如欧美国家那些还没有掌握国家机器的新、老修正主义党派就打着马列主义的旗号,宣传改良和议会道路是推动工人运动前进的最佳途径。实质上他们的共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风马牛不相及,因而他们的领袖人物是有意地歪曲、篡改马列主义的革命内涵,在革命高潮来临之时,把工人运动引向歧途。


这样的道路之争不光是不可调和的,还是对抗性的,甚至是敌我之间的矛盾。民主集中制不可能解决道路之争。在道路之争上不分道扬镳是背叛革命的表现。这就是俄国布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分裂的根本原因。


3. 路线斗争掩盖下的道路之争

革命道路的艰难不光是由于敌人的强大,还在于革命队伍内部的路线斗争与道路之争不易划分。反马列毛主义者一开始几乎都是打着路线斗争的幌子,使得真假马列毛主义之间的道路之争复杂起来,两类性质矛盾的区别起先往往并不明确。


比如,毛泽东和走资派在解放后的斗争起先看上去也是路线斗争。刘少奇先是反对没有机械化的合作化,后又力推“共产风”、“浮夸风”,惨败后又说人民公社办早了。表面上看,这些都是路线斗争。


再比如,半个多世纪前中苏两党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发起过十年论战。起先人们以为这是革命者之间的路线斗争,后来发现这连革命阵营内部的道路之争都不是,而是全世界人民反对社会帝国主义的斗争。


历史证明,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自觉走资派上台后就不再是走资派,而是拥有压迫人民的掌握国家暴力机器的彻头彻尾的(或特色的)资产阶级。无论他们打着何种旗号,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就不再是道路之争,也非仅仅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间接的阶级斗争,更不是革命者之间的路线斗争,而是直接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由于革命队伍中的反马列毛主义者必然打着马列毛主义的旗号,要区分与他们的斗争是路线斗争还是道路之争,只能从实践上看他们依靠谁、团结谁和打击谁来鉴定,从他们的斗争方法是否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是否是光明正大上来识别,最根本的是从他们对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来鉴别。


走资派的出现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一个新问题。马列毛主义者与走资派的斗争起先必然是以路线斗争的方式展现出来。



4. 对待人民内部矛盾上的两条路线斗争


在如何处理党内、人民内部的矛盾上,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世界观,有着全然不同的方式、方法。这是因为被压迫者反抗压迫的斗争虽然是典型的阶级斗争,但是被压迫者内部的争权夺利,争当压迫者的斗争是阶级社会人压迫人制度的继续,因而仍然是阶级斗争的一部分。


共产主义的世界观追求的是消灭人压迫人的阶级社会。有此觉悟的无产者懂得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地解放自己,因而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他们要么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度来对待人民内部不同意见的争执,要么对于那些犯错误的同志,坚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无论同志间争论的多么激烈,他们坚信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最后做决定必须是民主集中制的少数服从多数。但是“官”可以罢,“财”不得丢,政治和路线斗争不得与个人的经济利益挂钩(当然腐败和敌我矛盾除外)。战争时期能够做到“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和平时期就更没有理由剥夺他人的人身和言论自由。即便是那些在道路之争中立场不稳的同路人,革命者仍然坚持允许别人犯错误,也允许人家改正错误,给予出路,而不是一棒子打死。这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斗争方法。


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本质就是一切为了争当人上人,为了出人头地,为了当老大而奋斗。反映到革命队伍中来就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我行我素、各自为政。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口号到了他们那里就变成了“以我为中心”的联合。因而他们的斗争方法不是救人而是“整人”,不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而是“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他们对别人的错误无限上纲,对人家的优点视而不见,辩不过就抓人,剥夺人家的话语权。这是走资派对待人民内部矛盾的斗争方法。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以理服人”还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武力征服”是对待人民内部矛盾上的两条路线斗争。


纵观文革中群众组织之间的派仗,或国际共运中的宗派主义现象,明显地,他们之间斗争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追求真理,而是看谁“辩得过”谁,不是为了解放全人类,而是为了压倒对立面,不是为了消灭人压迫人的阶级社会,而是为了当老大,因而谁也不服谁,那怕“单干”也自以为荣。这是走资派的社会基础。


但是在道路之争上,自觉走资派反而指责革命派对他们的批判是无中生有,是无限上纲,是小题大做。故意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自觉走资派的惯用伎俩。


毛泽东晚年提出的“三要三不要”原则高度地概括了他一生党内斗争的经验。“要马列主义不要修正主义”针对的是道路之争,“要团结不要分裂”针对的是路线斗争的目的,“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针对的是斗争的方法。


5. 派性和阶级斗争的关系


所谓派性,在这里指的是那些那怕是松散的,但是有组织的力量,而不是思想上的差异。派系斗争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因为它和个人的利益密切相关。但是只要有人群存在,即便是在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里,意见上的分歧和争论,思想上的差异和斗争都必不可免。


资产阶级和其他一切剥削阶级一样,其本性就是争权夺利,因而他们之间的派系斗争是天经地义的。追求无产阶级翻身解放的革命者之间如有派系斗争,那么他们实际上就是对共产主义的背信弃义。
无产阶级的专政,即对共有制的捍卫,离不开先锋队遵守的阶级利益至上原则,也就是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而派性原则却是派别、小集团利益至上,以派别划线,忘记、忽略或排斥阶级利益至上原则,甚至不惜背叛阶级的利益。党性和派性的差别就在于是为阶级利益还是为个人、小集团的利益而奋斗上。


无产阶级内部派性出现的根源在于小生产。在一个由小农经济为代表的农业社会到一个以社会化大生产为代表的工业社会的转变中,那些大量的从自给自足的小生产者转变为社会化大生产中劳动者的无产者群众,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反抗有着两重性。无产者反对剥削、压迫和争取平等的行为,以及争取社会财富支配权的斗争是革命的,但是那些带有浓厚小生产习俗的刚刚沦陷为无产者的群体反对社会化大生产对个人的约束和对习惯的冲击则是消极的。他们留恋于小农经济本能的自由散漫,反对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所必有的严格纪律约束。改革开放初期人民公社解散以后很多农民欢呼“自由了”就是这类情绪的表现。小生产追求的是“我行我素”的不排队的“自由”,不遵守交通规则的“自由”,不按时上班的“自由”,从个人利益出发的“自由”。反映到革命队伍中就是拉帮结派的自由。


毛泽东时代无产阶级内部的派性有着至少三种表现。最主要的是不自觉走资派的派性,其次是文革中保皇派的派性,再有就是造反派之间的派性。


走资派的出现就是一个独立于无产阶级的官僚特权利益集团形成后的结果。是他们的派性原则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把大量反对他们的干部和群众打成“右派”;是他们在文革中扶持保皇派群众不惜用武力去镇压造反派群众;是他们最善于把自己掩盖成党性原则的捍卫者,把反对他们的造反派倒打一耙地标榜为派性组织。


但是,有组织的造反派的形成恰恰是因为走资派把他们掌权的党的组织变成了一个为个人或小集团利益服务的派系组织。因此,表面上看,造反派是一个“派性”组织。但是,在客观上,组织起来反对走资派恰恰是符合从阶级利益出发的党性原则。只要有走资派的存在,就有看像是“派性”组织的造反派存在的理由。


克服无产阶级内部派性的关键是首先克服无产阶级先锋队中不自觉走资派的派性。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首先废除走资派赖以生存的官僚特权,其次通过自发的群众组织来有效的监督当权者。这是笔者对文革基本经验的总结。



结论


无产阶级在改造世界的同时必须改造自己。改造世界的任务离不开自己先锋队的冲锋陷阵,改造自己的任务首先体现在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自身改造上。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斗争中磨炼出来的。无产阶级能否改造世界的关键是先锋队自身能否接受改造。从建党到新中国成立的历次路线斗争都是个先锋队自身改造的过程,1942年的延安整风是这种改造的集中表现。1957年的整风又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自觉地准备继续进行改造的努力,而当年的反右是这一队伍的多数不愿意或拒绝接受改造的反映。改造的矛头向上还是向下、向党内还是向党外,这两者的反复胶着贯穿着之后近20年的斗争。


无产阶级当时面临着的不光是先锋队自身的改造任务,同时还面临着北方苏修的大军压境、东方美帝扶持的反攻大陆威胁、南方美帝的侵越战争,以及国内被推翻的旧的统治阶级的垂死挣扎。改造世界和改造自己两者的叠加使得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极其尖锐和复杂,正确认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极其艰难。


无产阶级的革命派只能按照自己手中已有的牌去干革命。革命队伍中不可避免的混杂着各种各样的人物,其中的大多数虽然是要革命的,但很多人往往又不懂得如何去革命,或不愿意改造自己的那些妨碍革命的私心杂念。1949年革命的成功改变了革命者的政治和经济地位,改变了他们和无产阶级群众的关系。如何引导这些不完美的革命者去完成社会主义的革命是革命派的艰巨任务。文革的目的不是打倒这些人而是希望改造这些人。先锋队中那些不同程度上变了质的或者完全变质了的成员(即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他们顽强的拒绝自身的改造,这是文革艰难之所在。文革夭折的根本原因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变质和背叛,而这一变质有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转换过程。这就是毛泽东时代阶级斗争史的核心内容。


阶级斗争有它的客观规律,你有你的打法,他有他的对策,每个阶级都在总结经验,都在不断的摸索。只要资产阶级存在的土壤没有最后的消除,也就是只要人类最基本的生产活动还是大多数劳动者的谋生手段而不是自愿的爱好或人生的第一需要,物化了的劳动就有可能成为奴役活劳动的工具,成为资本,实际掌控这些社会财富的管理者就有可能成为新的利益集团,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就一定会顽强地表现出来。


杜绝官僚特权的出现,坚持群众对先锋队的监督是避免这一利益集团的形成和防止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复活的根本措施。这是文化大革命永垂不朽的核心内容。

2016年12月稿,反馈意见请寄:laohuashi@gmail.com

注解:

见老田,《毛泽东与邓小平是如何当少数派的》http://www.snzg.cn/article/2009/0709/article_15086.html

见陶鲁笳,《建国初一次高层争论》,2009,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27938?page=1

杜润生的回忆谈到毛泽东“曾召集刘少奇、彭德怀、邓子恢谈过一次话,批评对社会主义不热心,告诫不要重犯53年错误,毛几次提到此事,彭德怀在七届六中全会的发言中也有所检讨。”见《杜润生缅怀毛泽东:不朽功绩永垂青史》http://m.dwnews.com/history/news/2015-10-08/59686731.html

《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612页。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
《毛泽东传》同上,689页。
同上,696页。

同上,709页,原话是:“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以北京三十四个高等学校及几十个机关中,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大约有四百人左右,全国大约有四千人左右。”

见《戚本禹回忆录》(上),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6年4月版,第七章。

刘少奇,《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9月27日

《人民日报》1958年9月30日《刘少奇同志视察江苏城乡》

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11月的武昌会议上说:按照少奇、彭真的意见,是趁穷之势来过渡,趁穷过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难过渡。见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版,187、189页

见《戚本禹回忆录》(上),同上,第九章

见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新华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五、第七章
见,比如《戚本禹回忆录》(上),同上,第十三章

国家统计局
维基百科https://en.wikipedia.org/wiki/Demographics_of_India

见国史网《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数研究述评》http://www.hprc.org.cn/gsyj/jjs/rkzyyhj/200909/t20090905_29888.html

见张树藩,《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http://www.360doc.com/content/09/1214/02/34235_11062701.shtml

见《戚本禹回忆录》(下),同上,第十一、十二章,李逊:《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版,第四章

李逊,同上,第十四章

在这里,给派性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定语不是说还有无产阶级的派性,而是强调派性的阶级本质而已。
见许爱晶,《清华蒯大富》,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1版,第十九章

见王绍光,《超凡领袖的挫败:武汉的文革》,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四章

见李逊,同上,第十四章

见徐海亮,《武汉“七二〇”事件实录》,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0年版
吴思,《陈永贵:毛泽东的农民》,http://tydao.com/suwu/zhuanji/chenyongui/033.htm

这个责任在斯大林,因为他有机会但没有能够提前认识到走资派的危害。
见徐海亮,同上

见张怀英,《大寨·陈永贵!--我的思考与回忆 》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年版,第六篇

只有当人们不喜欢的但是必要的生产劳动基本上被类似机器人所替代,剩下的大家可以像服兵役一样用轮流的方法去解决的话,共产主义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才能说是最终达到了。这个时候,职能上的分工就不再会成为社会地位差异的依据或阶级压迫的工具。

相比资产阶级内部或军阀混战所依靠的雇佣军打的派仗,文革中武斗的双方都是自愿的,具有高度自我牺牲精神的武装起来的工人群众(比如惨烈的重庆武斗)。如果工人阶级不是统治阶级,他就没有自发的派仗可打。

比如,他们不会允许占人口多数的白人,在像美国那样的国家,通过无论多么民主的手段,把占人口少数的黑人列为二等公民。

参照阳和平:《社会主义时期工人阶级和其政党关系探
析》http://www.wyzxwk.com/Article/sichao/2014/10/330802.html

派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差别可以借用人文学科和理工科的差异来比喻。由于缺乏客观标准,且和个人利益密切相关,人文学科派系林立,各方为谁说了算,谁是老大争执不休,论资排辈是常态。但是理工科在学术上有争议的是未经验证的假设,而非对客观认识的不同学派。即便各方为了名利甚至可以不择手段地争夺科研经费,但是最终谁的观点代表真理是实验结果说了算而不是哪个权威说了算。同样的,一旦达到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人们之间的意见分歧和争论就不再和个人利益相关,争论就越来越像理工科有关真理的争论,派系斗争将会失去它存在的物质基础。比如,当前开源软件运动内部的意见分歧就已经越来越带有共产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矛盾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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