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注册 找回密码
查看: 2318|回复: 26
收起左侧

《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txt可下载

[复制链接]

649

主题

1147

帖子

3883

积分

管理员

Rank: 9Rank: 9Rank: 9

积分
3883
解放 发表于 2016-12-14 04:43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欢迎注册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帐号?立即注册

x
【简介:邓力群(1915年—2015年2月10日),湖南省桂东县人,北京大学毕业,1935年参加革命,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曾任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2015年2月10日16时56分,邓力群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讲述了从1975年到1987年,中央推动农村和经济体制改革,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胡耀邦下台,六四风波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中,不同意见的激烈争论和政治较量。邓力群号称“左王”,其实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派”“决议派”的代表人物。中国复辟资本主义,除了因为有邓小平等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忽悠群众“白猫黑猫”,还因为有一大批“十一届三中全会派”吆喝大家一起“摸石头过河”。邓力群等评价毛泽东功过“三七开”,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张春桥、江青、王洪文、姚文元,他们与特色中央一起颠覆了毛主席创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为复辟资本主义立下“汗马功劳”。自述中记录的其与特色党所谓的“激烈争论和政治较量”,只是特色集团内部的争斗。请红色网友批判阅读。】

《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txt文件 1.06M  点击下载 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txt (1.06 MB, 下载次数: 52)

649

主题

1147

帖子

3883

积分

管理员

Rank: 9Rank: 9Rank: 9

积分
3883
 楼主| 解放 发表于 2016-12-14 05:14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前言
    1975年7月,我离开石家庄市郊滹沱河畔的红旗杂志五七干校、奉调到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此后,曾相继在国务院财贸小组、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办公厅、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中央宣传部、中央书记处工作,直到1987年十三大中央委员会落选。这十二个春秋,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个历史转折时期。我有幸直接经历许多重大事件。
    经历这一历史转折时期的人们,扮演着这样那样的角色。这些年来,看到不少亲历者对这段历史或其中若干重要事件、重要人物的回忆文字。写历史、有个人的经历,个人的看法。看法可以各种各样,但是历史却客观地存在着。
    我少年时代走出湖南的山村,到北平求学,志在报效国家。但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爆发,目睹民族败亡的残酷现实,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身上看到希望。从参加“一二九”运动到奔赴延安,从东北解放战争到奉派参与和平解放新疆的工作,其后则在中央办公厅、红旗杂志,直到“文化太革命”。几十年经历,由于党的教育,深信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人民解放、国家兴旺发达的指导思想。其间工作调动,世事变革,个人起伏,但是过个信念一旦树立起来就矢志不二。晚年了,忽然变成名人。一些说法,一些人的文字,包括境外国外的报刊著作,隔三差五把我拉出来作为僵化保守和“左”的代表人物之一。有些语言是污辱性的。听到看到,一笑了之。
    诚然,个人的遭遇微不足道,但作为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说明真相,还历史本来面目,却是对党和人民不可推卸的责任。
    自1996年3月至12月,我对1975年至1987年十二年我在中央工作的经历,比较系统地讲述了十六次。2000年以来,在记录稿的基础上,又反复进行整理、补充和修改,历经四、五年,形成了这部自述。这里涉及到一些重要人物,如邓小平、陈云,如胡耀邦、胡乔木,如赵紫阳、陈伯达。我如实地记录同他们的交往,也写出对他们的一些看法。
    总之,我希望这本自述,真实地记录下我亲身经历的这段历史,包括我在其间的感受以及对人、对事的理解和认识,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为撰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的这段历史,留下一份可信的史料。至于臧否是否公允,则有待读者的评判,更有待历史的检验了。

649

主题

1147

帖子

3883

积分

管理员

Rank: 9Rank: 9Rank: 9

积分
3883
 楼主| 解放 发表于 2016-12-14 05:16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一九七五年整顿中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

一 设立国务院政研室的背景和经过
    1975年7月5目,国务院办公室发出一个通知,宣布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成立。通知全文如下经毛主席、党中央批准,国务院已设立政治研究室。由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邓力群等同志组成。在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整顿中,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以下简称政研室)协助邓小平做了许多事情,发挥了独特的重要作用。江青一伙恨之入骨。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四人帮造谣说国务院政研室是邓小平背着毛主席和党中央私自搞起来的,诬蔑政研室是谣言公司、黑风口、继旧中宣部后又一个阎王殿,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作为政研室七个负责人之一,我有责任把这一段历史说清楚。

    早在1975年1月上旬,邓小平同志就开始酝酿组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这个机构了。
    按照毛泽东主席1974年12月在长沙作出的关于中央领导人事安排的决策,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主席要总理组阁,不让四人帮掌握最高权力。那时总理病重,主席要他开过四届全国人大后专心养病,工作让邓小平顶。主席的意向非常明确,要邓小平同志来接班。
    1975年初,经过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邓小平同志在党、军队和政府中就任三个重要职务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代替病重住院的周恩来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
    这时,意识形态领域仍然由“四人帮”控制。中央的“两报一刊”①,上海的《学习与批判》,是他们直接控制的。中央部门,一个文化部,一个体委,还有北大和清华两校,也是他们直接控制的。两个地区,一个辽宁,一个上海,都是他们直接控制的。四人帮及其控制的这些地方和单位,只会抵制,不可能贯彻执行邓小平整顿的一整套办法。邓小平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他知道,要贯彻执行自己的一套,没有舆论工具不行,没有人替他宣传不行。及时组建一个写作--参谋班子,帮助他搞调查研究,起草文件,进行宣传,非常必要。所以,他一上任,就着手酝酿此事。
    1975年1月6日,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同志为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的1号文件发出的第二天,邓就找胡乔木同志谈组建这个写作和参谋班子的问题。胡在文革中受冲击、审查多年,刚在1974年的国庆招待会上露面,虽然算是解放了,但还没有作组织结论、正式恢复组织生活呢。
    邓小平把胡乔木约请到自己那里,跟他说:正在考虑,要你和吴冷西、胡绳、李鑫等同志当国务院的顾问,像过去“钓鱼台的班子”②。那样写一批反修反帝的文章。邓小平还提出了一些研究和写作的题目,如:三个世界的划分,苏联的社会性质,战争与和平问题,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问题等。还提到主席前不久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谈话,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也应认真研究。邓小平说:这些问题都是国内外广大群众迫切需要系统解答的。从《九评》以后,就很少有那样系统地解答人们关心的问题的文章了。现在的一般文章,只有结论,没有论证,总之一句话,不能说服人。邓小平还交代胡乔木:要多找一些人,多带一些徒弟,组织一个写作班子。邓小平说明,今天谈的这些,只是同你交换意见,中央和国务院都还没有讨论。
    从这次谈话可以看出,邓小平在危难之时受命担负党政军领导重任之际,在着手部署整顿的同时,已经考虑到加强思想理论工作的问题了。已经准备为把思想文化阵地从“四人帮”手里夺回来而组织力量了。组织这样一支队伍,是同“四人帮”在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上展开斗争不可缺少的。
    邓小平同胡乔木的这次谈活,对于后来正式成立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来讲,是一次重要的酝酿。不过,名义、机构都还没有确定下来,任务也只是从成立像六十年代前期写“九评”那样的写作班子写文章这一方面着眼。事实上政研室成立后,在整顿中承担的任务,所起的作用,比“钓鱼台的班子”要宽得多,大得多。这时,邓小平还没有把此事提交党中央、国务院讨论。他只同李先念商量过。李先念很支持。哪些人当负责人,名单也是邓与李商量提出的。
    到1975年6月上旬,邓小平抓住机遇,把组建、成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正式提上了日程。这是因为,一方面,整顿发展到那时,成立一个政研室这样的参谋班子和写作班子,更加迫切需要。另一方面,几个月来形势的发展,邓小平已经进一不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成立以胡乔木为主要负责人的这样一个机构的条件已经完全具备。
    首先是整顿取得了显著成效。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以后,雷厉风行地领导了铁路的整顿,并把铁路整顿的经验在钢铁、煤炭和整个工业交通战线迅速推开。经过短短三四个月的整顿,国民经济面貌已经有了显著改观。与此同时,落实下部政策的工作取得进展,大多数关押受审查者已经释放。对地方的整顿也已提上日程,6月中央发文件推广江苏淮海地区整顿的经验,开始处理浙江双突(突击入党,突击提干)问题。总之,中国国内形势出现了由乱而治的转机。
    第二,在进行整顿、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围绕着所谓“反经验主义” ③问题,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等同“四人帮”进行丁一次较量。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挫败了“四人帮”以“反经验主义”打击周恩来、邓小平等老革命家的图谋,在这一次较量中取得了巨大胜利。5月下旬至6月初,邓小平连续主持政治局会议,集中批评四人帮。江青、王洪文被迫检讨。会后,王洪文离开中央到浙江、上海调查、工作,党中央常务工作由邓小平主持。这就为把整顿向面上铺开、向深处发展,创造了颇为有利的条件。
        按照邓小平的部署,6月以后,整顿要进一步向面上铺开和引向深人。进就势必要进人四人帮'长期霸占的文艺、教育、科技、出版、理论等领域,斗争必将更加尖锐。而当时北京、上海的主要报刊都控制在四人帮的手里,四人帮还培植了一批写作班子做他们的吹鼓手和棍子。所有邓小平主持召开的会议,邓小平在这些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经过毛主席圈阅同意的中央文件,在报纸刊物上都得不到宣传,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的正确主张在报刊上得不到反映,几乎没有什么舆论宣传。党内只有参加会议的人,看到文件或听到传达的人,才能知道中央的这些新的精神。甚至形成这样种情况,报刊上宣传的东西同党中央进行的工作,是两股道,互相打架,这里说要安定啊,那里说还乱得不够。当时,邓小平心中的大局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而四人帮进是进行他们的阶级斗争。无论是整顿的进一步开展,还是同“四人帮进一步的斗争,这紧密联系着的两个方面,都迫切需要舆论宣传和思想理论工作的支持。所以,到1975年6月,组建一个强有力的、能战斗的写作班子,组建一个能够领导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机构,简而言之,邓小平手里掌握一个能够为自己的主张做宣传、能够同四人帮唱对台戏的班子,是把整顿继续推向前进的迫切需要。
    第三,就在这时,胡乔木被毛泽东再度起用,成为组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一个契机。组建一个写作班于的迫切需要有了现实的可能。胡乔木被起用的直接原因,是当时中央把整理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工作摆上了重要日程,而这项工作的负责人之一康生已病人膏肓。毛泽东探知,整理他的选集,胡乔木是最佳人选。而胡乔木的所谓“历史问题”,经过几年反复调查,证明纯属子虚乌有。既然胡乔木没有什么问题,毛泽东遂亲自指示,让胡乔木参加《毛选》第五卷的编辑整理工作。1975年4月4日,李鑫便把《论十大关系》、《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等第一批需要编辑整理的毛泽东文稿交到胡乔木手里。这样,乘整理、编辑《毛选》之急需,成立政治研究室这样一个机构,由胡乔木等作负责人,条件已经成熟。四人帮已经没有任何理由阻拦了。
    6月8日,邓小平再次约见胡乔木,商谈成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有关事宜。邓小平说:上次谈的事要着手办,不过不要叫顾问了。打算成立一个政治研究室,由你们几个人负责。按照邓小平的设想,政研室和毛选整理小组是两个机构,一套班子。关于政研室的组成成员,就是1月谈话时提的吴冷西、胡绳、熊复和原来在康生身边整理毛选的李鑫。在商量时,邓小平同意胡乔木的提议,增加于光远,但是坚决不同意找革命造反派。关于政研室的任务,邓小平提出,除了写文章承担编辑毛选五卷的具体工作外,还要分管学部,就是分管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显然,邓小平是要通过政研室掌握对我国最大的、有组织的这立哲学社会科学队伍的领导权,将宣传理论队伍组织起来。
    6月8日同胡乔木谈话后,邓小平即在6月15日同康生联名向政治局写报告,提出关于《毛选》编辑工作的建议:《毛选》第五卷编辑整理工作应继续进行,《毛选》六卷也要编出目录草案;毛主席还批准了胡乔木同志进行这项工作,成立由康生、邓小平、胡乔木组成的三人小组(《毛泽东选集》工件小组)负责。陈胡乔木和五卷整理小组的几位同志外,还可考虑吴冷西、胡绳、熊复同志参加进来。同时,邓小平还在为递交这个报告给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的信中正式向中央政治局提议成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邓小平写道:康生同志和我的建议一件,请提政治局审议批准。“另,国务院设政治研究室,先由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等间志组成,以后再吸收一些人,特别是年青一点的人,培养作理论工作。此事亦请一并提政治局审议。”
    这两项提议经政治局审议通过,报毛泽东圈阅同意后,国务院政治研宠室就正式成立了。
    邓小平报上去的负责人名单是六个人,没有邓力群。我的名字是后来加上的。我是谁提的名,不清楚。吴冷西西说是他先提的。据后来胡乔木在挨整时交待,不是他提的,是邓小平提的。邓小平说,加一个邓力群吧。
    政研室成立,七位领导成员都称负责人。主要负责人胡乔木,也没有别的职衔或名义。这样做,我想,主要是可以省去任免手续,免得节外生枝,好立即上马办事。

649

主题

1147

帖子

3883

积分

管理员

Rank: 9Rank: 9Rank: 9

积分
3883
 楼主| 解放 发表于 2016-12-14 05:17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二 我到国务院政研室之前的情况

    从“文化太革命”开始,我就受到陈伯达打击。不久,又被他打成“现行反革命”。长期在石家庄干校劳动,接受审查。到1970年8月庐山会议(即九届二中全会)陈伯达垮台,我的处境有所改善。1974年4月,我被宣布"解放",恢复组织生活。

    “解放”我时,说你可以回家了。我没有返京回家,仍旧呆在干校。当日我有一个心思,以后做研究工作吧,别的事情不想干了。

    我早就想做研究工作,有心在理论上作点准备。这个准备可以说从隔离审查那一天起就开始了。除了挨批斗以外,我总是抓紧时间读一点书。书有限,就反复读。主要读哲学书籍。我在干校五年,每天晚上大体上争取读三个小时书。五年下来,确实读了我过去想读而没有读的许多书。我去干校时带了五大箱书,比谁带的书都多。《马恩全集》、《资本论》、《马恩列斯文选》、《列宁选集》、《斯大林文集》和《资治通鉴》、《鲁迅全集》、《沫若文集》以及《莎士比亚全集》等都带去了。我一辈子从来没有像这一段看那么多书,而且看了过去想看而没有看的书。其中《资本论》读了三遍,读的过程中,每一段都反反复复地思考。《剩余价值学说史》三本都读了。《马恩全集》中的经济著作全部看了,哲学著作也都看了。科学社会主义方面,《马恩全集》、《列宁选集》中的有关部分又都重读了。从被隔离到被解放,《毛泽东选集》反复看了二十四遍。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凡有专门的著作,都认真重读。哲学方面,不仅把马恩列斯的著作和毛主席的哲学著作都看了,而且比较集中地研究了《论持久战》中的哲学思想。在北京也好,在干校也好,我反反复复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研究其中的哲学思想。宣布“解放”以后,我在干校又拖了半年,把《论持久战》的哲学思想搞成了一个大本子,搞完了才回北京。

    回到北京以后,房维中给胡绳说,要把1959至1960年毛主席读政治经济学的笔记整理一下。不知什么缘故,胡绳没有把这个消息传给我。后来房维中、王忍之到我家里来,说现在有这么个意见。我说,我正在整理毛主席读政治经济学的批注和谈话。他们说,那好,你整理出来以后,我们准备同几个人一起搞一搞。这样,我又搞了两遍,包括过去整理的和过去没有整理的。以后是计委林乎加出面要整理,说是纪登奎有指示,据说是周总理的意见。后来胡绳、吴冷西、于光远和我一起整理,搞了四大本。印出来、交上去以后,小范围里头印发了。发给了哪些人,我不清楚。

    在此基础上,我又搞了一个论点汇编,又整理了一个毛主席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批示。这样就到了1975年的2、3月。学习、整理毛主席的东西,确实怀着极大的热情,对我来讲,收获确实不小。

    其时,胡乔木那里组织了几个“隐士”,所谓“请隐士,举选民”吧,搞学习毛主席理论指示的材料。以此为纲,分头读一下马恩列斯的有关论著。要求最好分类整理出一些材料来。我在那里工作,参加胡乔木那里工作的有陈禹、冯兰瑞、王仲方,还有总工会、共青团的人。在那里搞了一个多月,搞成了一个材料——《毛主席论阶级斗争和人民民主专政》。

    我获得“解放”后做这三件事,一件是整理写成《<论持久战>的哲学思想》,一件是整理《毛主席读政治经济学笔记的批注和谈话》,一件是整理《毛主席论阶级斗争和人民民主专政》,是怀着对毛主席发自内心的崇敬和热爱去做的。不然没有那么大的兴趣和毅力。这三件工作,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方面,从马恩到列宁又结合毛泽东思想,进行了系统的学习和研究,我的理论水平由此也得到很大的提高。这为以后的工作,首先是政治研究室的工作,作了很好的准备。做这三件事的时候,并没有想到以后会搞政研室,但做了这三件事,确实为政研室成立以后我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这个准备和没有这个准备是大不一样的。后来,在写《论总纲》的时候,我向几位台作者讲怎么写,以至口授文章的内容,随时引用毛主席的观点和语言。他们很奇怪,老邓怎么对毛主席的东西那么熟习啊。就是因为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结合着毛泽东思想对它们的发展,做过那些工作。

    到了6月份,胡乔木讲他另有任务,由我继续组织这些人把他出的题目搞下去。他另有任务,就是要他去帮助整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很快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就成立了,这个摊子就散了。这批人中间跟我一起到政研室的是冯兰瑞。

649

主题

1147

帖子

3883

积分

管理员

Rank: 9Rank: 9Rank: 9

积分
3883
 楼主| 解放 发表于 2016-12-14 05:19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三 国务院政研室成立以后做的几件事(1)

    邓小平提议成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报告,经政治局通过以后,报毛主席批准同意。中办发了我开头所说的那个通知,政研室就正式成立了。

    大约7月初,胡乔木就找我们六个人谈这件事。人分两部分:一部分搞《毛选》五卷,在中南海怀仁堂西边的西四院办公,另一部分在武臣殿办公。于光远和邓力群,就管武臣殿这一排。一边工作,一边调干部。后来,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总共有近50人。设有理论组、国内组、国际组、办公室、图书资料室,这些机构的负责人和骨干有王子野、陈道、苏沛、滕文生、丁树奇、林涧青、徐道河、王飞、冯兰瑞、李之敬、高兴国等同志。人员来自中宣部、红旗杂志(调了四、五人),还有新华社也来了一些人。图书资科室是从"文化大革命",前的中央政策研究室图书馆拨过来的。那个图书馆原来是由田家英等办的。

    国务院政研室做的工作很多。下面我把主要的工作扼要地说一说。

    1《毛选》第五卷的编辑工作

    《毛学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工作,在政研室成立之前就已经搞了。什么时间开始的,我不清楚。“文化大革命”期间,康生、周总理他们领头筹办,下面有个办事机构,李鑫负责。那时机构社在中央党校,党校有三四个人参加,中办秘书局搞文件的有三四个人参加。政研室成立以前还加上了邓小平,由周、康、邓他们三个人总负责。周、康两人都病了,实际上就是邓负责。后来就吸收了胡乔木。胡乔木属于他们几个人这一层,还是在他们三个人之下,不清楚。据李鑫后来讲,确定胡乔木参加以后,到康生那里谈过一次话。康生说,我们这里有个摊子,筹办《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出版,过去负责的是李鑫,你加进来以后,希望称帮助他们做好这件事。意思胡乔木是协助。但从邓小平、康生联名给中央政治局的建议来看,组成《毛泽东选集》工作小组的三人是“康、邓、胡”,胡乔木是属于上面总负责的一层。

    政研室成立以后,实际上《毛选》五卷编辑工作由胡乔木负责了,下面的助手加了一个吴冷西。这个机构搬到西四院里办公。我们七个人中,经常参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工作的有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李鑫。实际上他们五个人的主要力量都用在五卷上。

    研究室成立以后,在以前的工作基础上,《毛选》五卷的编辑工作加快了速度。邓小平采取一个办法,每篇文稿经过修改,补充,基本定稿或完全定稿以后,由邓小平召集我们读一次。地点在三座门军委。通读、讨论,通过了就算定稿了。重要的还要到政治局讨论。政研室的这种讨论当时叫做“读文件”。大体是两周一次。文章有长有短,长文章一次读一篇,短文章一次读两篇。7月9日第一次读,一直到1O月30日,一共读了七次,大概有十来篇文章。

    我印象探的有《论十大关系》和《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邓小平对胡乔木的整理加工是满意的。当时议定,这两篇可以定稿了,送给毛主席看了以后,不必等选集出版,先公开发表。

    在《论十大关系》讨论通过后,邓小平7月13日给毛主席写了报告,说:"我们在读改时,一致觉得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对国际(特别是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大。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后即予公开发表,作为全国学理论的重要文献。此点,请考虑。"主席看了整理稿和胡乔木写的《关于<论十大关系>整理稿的几点说明》,就圈阅同意。随后,主席又把《论十大关系》读了一遍,写了以下批语:“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阅。暂时不要公开,可以印发全党讨论,不登报,将来出选集再公开。”

    西四院在修改补充定稿过程中间争论不小。争论主要是在胡乔木、李鑫之目。具体内容现在记不得了,大致是胡乔木主张改得多一点,李鑫主张改得少一点。更主要的,胡乔木主张讲阶级斗争的部分要讲得准确一点,周到一点。李鑫主张保持原貌。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之前,胡的意见占优势。“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后,矛盾暴露出来,李批评胡的意见就多了,说这里改的不行,那里改的失去原意。李鑫批胡乔木的话,我印象最深的一句是:对阶级斗争,胡乔木一窍不通。

    粉碎“四人帮”以后,胡乔木被挤出《毛选》编辑班子,理由就是他篡改毛主席的著作,不宜继续担负这项工作。到那时,胡乔木提的修改意见大部分给否了。有同志主张毛主席原来怎么写的,就保持原样,一点不给他改,甚至错别字也不改。这件事情,公道一点讲,胡乔木的意见不能说每个都对,应该说,对的多一些。胡乔木熟悉毛主席的思想,文字功力深,又有经验,从《毛选》第一卷一直搞到第四卷,做了很多工作。

    李鑫对胡乔木不高兴,除阶级斗争观点之外,还说了一句话,你记得吗,康生给我们说的是让你帮助我们做工作呀,结果你参加进来以后,喧宾夺主了,不是帮助我们,成了指示我们了。他们的矛盾,实质是在这里。

    胡乔木被戴上篡改毛主席著作的帽子,从《毛选》五卷编辑工作中排挤出来。后来,成立了毛主席著作编辑办公室,主任汪东兴,副主任是李鑫,就没有胡乔木的份了。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胡乔木才重新负责编辑毛主席著作。

649

主题

1147

帖子

3883

积分

管理员

Rank: 9Rank: 9Rank: 9

积分
3883
 楼主| 解放 发表于 2016-12-14 05:21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2 意识形态领城里同"四人帮"的斗争

    先念同志曾经跟我说过,成立政治研究室是小平同志同他商量的,负责人的名单是他们两个人提的。他说,他当时担心,被“四人帮’看成是同他们唱对台戏的班子。事实上,这个班子一成立就是和“四人帮”唱对台戏的,要不然就不会成立这个研究室了。全党的工作,党中央、国务院的经常工作是邓小平管,意识形态领域是“四人帮”管,“四人帮”干“四人帮”的。是当时的这个局面,斗争的需要,促使邓小平成立政研室。政研室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对当时党中央、国务院作的决定做点宣传,能够帮助了解一点情况,起草一点文件。政研室自成立那天起,实际上就是拉开了一个架子,准备同“四人帮”唱对台戏。

    当时毛主席在批评“四帮”的错误,他想进行一些揭整,如果没有这个形势,政研室的工作就寸步难行,毛主席也不会同意成立这个政研室。

    从3月以来,关于铁路整顿的9号文件,关于钢铁整顿的13与文件等等送到毛主席那里,由主席圈阅下发。那时主要涉及的是经济工作。

    7月初,毛主席同邓小平谈话,他的脑筋开始转向意识形态领域。毛主席说"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所以政研室一成立,邓小平就给胡乔木说,毛主席开始注意文化教育工作,而我对这方面情况很不了解,政研室成立以后,你们注意收集一些文化教育方面的材料。这样,政研室一成立,我们就做这件事。

    (1)上送报刊上删掉"百花齐放"和宣传"三突出"的材料

    我们搞了两个材料,一是经过查阅报刊的文章,证明毛主席讲的“百花齐放”没有了,不提了,确实是事实。这个主要是王子野他们几个同志看报,看刊物,从当时查到的材料中,选出12篇文章,都是把毛主席"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四句话中的"百花齐放"删掉了。这个材料证实了毛主席讲的"百花齐放"没有了,不仅文艺工作实际情况是如此,而且文艺方针政策的提法也是如此。送给邓小平以后,邓说,这个材料很能说明问题。以后,他在中央召开的农村工作座谈会的讲话里头就说,对毛主席的指示,不能歪曲,不能割裂,不能片面,比如说吧,过四句话是比较完整的,这些年来,把"百花齐放"砍掉了,只剩三句话。后来查出来是姚文元定的调子。

    在此期间,我记得和北影的李晨声他们有了接触。李是电影《海霞》的摄影。他们也是从报刊宣传中看出来,“四人帮”不仅把“三突出””当作样板戏塑造人物的成功经验,而且推而广之,成为艺术领域,文学领域,都要普遍遵守的创作原则。我让理论组整理了一份《关于报刊上宣传“三突出”创作原则情况的材料》。这个材料也送给了邓小平,邓小平也转给了毛主席。

    (2)转送《创业》编剧张天民的申诉信

    我记不清楚,是我们的材料送上之前,还是送上之后,毛主席在7月14日,有了一个多方面说到文艺政策要调整的谈话,其中讲到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准备用两三年的时间,改变现在缺少小说、诗歌、散文、文艺批评的状况,并且说到了,对于作家要团结大多数。其中讲到周扬的问题,说:如果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这些人长期关起来。这样一种作法是脱离群众的。并且说处分人要注意,动不动就要撤职,动不动就要关起来,表现是神经衰弱症。

    这次谈话涉及的面比较宽,例子也比较明确,说明他对“四人帮”搞的这一套,意识到不对头,不满意,需要调整。

    这些谈话,当时没有全文传选,邓小平通过胡乔木已经告诉了我们,促进我们收集过方面材料。我们更有信心,同时找了一些文艺界的人物了解情况。文艺界有些人分别地给我们那里通消息,反映情况,或是直接写信。

    1975年2月春节期间,影片《创业》公开放映,可是放映后第二天就被禁止。江青和她控制的文化部百般挑剔,压制了几个月,到4月上旬,罗列了十条罪名,不让《创业》公开发行。知道了这个情况以后,胡乔木曾经找李季谈过一次话。李季是诗人、作家,又长期在石油系统,要他写信反映关于《创业》的不同意见。后来车季同志病了,住进了医院,熊复和王子野约李季谈,记录整理了一封信,想由李季同意之后签名发出。胡乔木看了不满意,也就算了。后来,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就说过是秘密串联,捉刀代笔。

    在此过程中,《创业》编剧张天民写了一封申诉信,一式两份,通过贺龙的女儿贺捷生走两个途径上送,一封交王海容送毛主席,另一封交胡乔木送给邓小平,邓小平送给了毛主席。毛主席写下对《创业》的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这个事情批了江青,惹恼了江青。江青后来当面斥责张天民:“告也娘的刁状。”张春桥竭力抵消毛席批评的分量,说:主席说话也好,写文章也好。用字是非常准确的,“此片无大错”,没有大错,还有小错、中错呀!

    (3)转送《海霞》主创人员给毛主席的信

    《创业》批示传达以后,引起强烈反响,轰动一时。文艺界奔走相告,精神为之振奋,“四人帮”狼狈不堪,等于抄了文化部的家。在这个期间,我同《海霞》摄制组接触,胡乔木知道后,给我讲,在这个形势底下,你要找《海霞》导演,让他们向中央写信。在此之前曾同李晨声、惠宏安同志谈了几次,后来谢铁骊同志来我家一次。当时精神有些紧张,车停得很远,然后走过来。他诉说一番《海霞》受刁难的苦处,对文化部、“四人帮”的作法深为不满。我主要是传述了上面关于文艺调整们信息,还说,你们的争论我没有发言权,最好是看看毛主席著作中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段话,以及有关文艺政策方面的论述,你们觉得你们是按毛主席思想办事的,你们就写信,如果你们觉得你们的作法与毛主席的著作不一致,你们就不要写信。

    他们给毛主席写了信,是7月25日,由我交给胡乔木,胡乔木交给邓小平,邓小平交给毛主席。7月29日毛主席就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同志专门召集政治局同志看《海霞》,一共到了八个政治局委员。江青称病没到,张春桥也没有到。大家认为影片的所谓毛病也只是看法不同,建议可以发行。这样《海霞》也通过发行了。江青就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政治局审看电影。

    (4)转送周海婴、姚雪垠给毛主席的信

    也是这个时候,周海婴要求出版鲁迅的书信集,要求重新出般鲁迅全集,要求对鲁迅的著作深入研究。给毛主席写了信,经胡乔木送给了主席,主席同意了。

    历史小说《李自成》在“文革”前出了第一卷,“文革”开始后,姚雪垠在武汉受到批判,写作停顿下来了。这时,他听说毛主席有调整文艺政策的指示,就给毛主席写信,要求给他一个条件,把《李自成》完成。也是胡乔木把信转给了毛主席,解决了《李自成》的写作和出版问题。作者姚雪垠调到了北京。

    (5)转送冼星海夫人给毛主席的信

    在音乐界,恰好1975年是冼星海去世30周年,聂耳去世40周年,音乐界想组织一次音乐会,纪念这两位音乐家。冼夫人钱韵玲向毛主席写信提出这个建议。这封信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陈莲代为起草,预先同于光远、胡乔木通过气。信寄到中南海后立即经过邓小平送给毛主席。毛主席即批示印发在京中央委员。照说主席批准了,就应该没事了,但"四人帮"还是刁难。一个是会议的横标,不能写"纪念人民音乐家聂耳、冼星海",只能够写聂耳、冼星海逝世多少周年音乐会。音乐界认为"人民音乐家"是过去毛主席的题词,一定要写上"人民音乐家"这五个大字,"四人帮"就是不同意。另外一个是演出地点,计划在民族文化宫演出一二场以外,到首都体育馆演出一次。计划进到国务院,也被张春桥卡住了。这就更引起音乐界的愤怒。李德伦找到我,我建议他向胡乔木反映。胡乔木接了李德伦的电话,讲了一句很厉害的话多行不义必自毙,让他们搞。李德伦找到我,说想请周总理、邓大姐他们来看演出。我就把他领到我们的办公地点,在那里写了一封信给邓小平,建议由他请周总理、邓大姐他们来看演出。邓大姐给李德伦他们回了一个电话,说周总理身体不好,从电视上看你们演出。

          (6)抄转李春光的大字报给毛主席

    在过时,我的侄子邓启元告诉我音乐学院出了一张轰动全院的大字报,那就是李春光的大字报。大字报尖锐批评“四人帮”控制的文化部。写大字报的李春光是作曲理论系的青年教员。当时,这张大字报还是有点力量的。我让他第二天抄下来。没想到大字报下面已经堆了一地煤,把下半截盖起来了。我问启元认识李春光吗,他说认识,我就让启元到他家里,不讲别的,只讲你的大宇报很好,我看不到全文了,你给我看看,让我抄一份。把大字报抄来以后,我就在前面加了一段对李春光这个人的简要介绍,上班时就把大字报抄件和写的那段话一起给大家看了一下。大家都称赞这张大字报写得好,散会后,胡乔木就把大字报带走了。后来送给了邓小平,邓小平送给了毛主席。毛主席批示:此件有用,暂存你处。

    这些事情都证明了一条,政研室的成立,是适应了当时的需要。邓小平要我们或支持我们做的这些工作,不仅同毛主席当时的文艺政策合拍,而且也确实得到毛主席的认可或支持。这是非常清楚的。毛主席需要调整文艺政策,而我们又能进行,是执行他的指示。所以我们干得很欢。

    除了转信以外,也翻了下报纸,六七月收集“四人帮”借批经验主义影射周总理的文章。也收了一些报纸上对军委扩大会议反映的文章。这些都转给邓小平了。邓看后说,他们的意思是清楚的。

    我们还到版本图书馆,查了一下“文革”期间出版的书籍。详细情况,记不清楚了,记得连各种小册子在内,共出一、两万种。真正有学术价值的(包括重版书)不到20种。搞学问的不让写文章,写了也不让出。学术领域确实是一片沙漠。

    “四人帮”这时老实了一段。主要是邓小平主特工作,不是说批了他们几个月吗,姚文元到上海去了,王洪文也到上海去了。临离开北京时甩下一句话,说十年以后再见。过引起邓小平高度警惕。邓小平说,是啊,按年龄来说,他们有优势。王洪文那时才四十几岁,邓已七十多了。邓小平后来说,老同志中在酝酿,怎么样从中青年中间培养几个人。华国锋到大寨作报告,这恐怕也是步骤之一。

    (7)围绕评《水浒》的斗争

    到8月中旬,"四人帮"借评《水浒》又发起攻势了:

    8月13日,主席作了评《水浒》的谈话。当时,主席两只眼睛都是白内障,在他身边读书的北大中文系数员芦荻向他请教关于《水浒》评论的问题,主席就发了些议论。芦荻作了记录整理。8月14日,主席批示正式印发。经整理正式印发的这篇谈话全文如下: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主席同意鲁迅的话。这些议论就是把鲁迅说过的话的意思说得更明确点就是了。把鲁迅的话同毛主席的指示相对照,可以看出毛主席确实是就书论书,发表感想,不是针对什么具体的东西借题发挥。当时把这个指示利用成那个样子,很微妙。

    据邓小平同志给我们说,他看了这个指示以后,曾经向毛主席建议,印发政治局讨论一下吧?主席说,这是文艺问题,是对古典文艺的看法问题,用不着议论了,用不着传达了。邓就没有在政治局传达。他给我们讲,也是就他的理解,说话时顺便讲了这个问题。无非是讲明现实意义,对国外来讲,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国内来讲是反修防修,因为都讲投降,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投降。毛主席发这样一段议论,"四人帮"就如获至宝。据后来揭发的材料,姚文元收到这篇谈话以后连夜与信(中间只隔三个钟电),说这段指示如何如何重要,要进行宣传,并提出了怎么样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宣传的打算。主席很快批示同意,首先在《人民日报》发文章,然后在其它报刊发文草。"四人帮"就利用主席关于《水浒》的议论,说要害是宋江架空晁盖,篡夺领导权,然后把聚义厅变成忠义堂。用此来影射周总理、邓小平。

    8月中旬,评《水浒》的文章陆续出来。9月中旬,开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先在山西昔阳开,小平同志去了,在开幕式上有一篇讲话。结束时在北京开,华国锋作了总结报告,报告稿子是胡乔木帮助修改定稿的。这边开学大寨会议,那边(也在大寨)江青反攻倒算,一个内容就是大讲评《水浒》要害是宋江架空晁盖。一个内容是为他们压制、扼杀《创业》、《海霞》翻案,大骂张天民,"你告了老娘的刁状"。完全是泼妇的口吻。而且要求把她的讲话录音,发给大寨会议和全国。华国锋比较坚定,但他也不好办,就把江青的要求报告了主席,请毛主席指示。主席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报告不要印。邓小平把江青在大寨讲《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向毛主席汇报。主席听了很生气,说:放屁!文不对题。那是学大寨,她搞评《水浒》。这个人不懂事,上边没有多少人信她的。这是对邓小平、华国锋的一种支持,对江青来讲,起了一种抑制的作用吧。

    后来,江青讲,她去大寨之前报告了毛主席,主席还把南宋一个姓张的人离开杭州的一首词,叫人抄给她。意思好像是要鼓起你的劲头来坚持你的爱国立场。记得有这个说法,不知是不是江青自己编的,我记不清。芦荻到主席那里,好像有个任务,到那里讲解毛主席圈的几首词。

    从《水浒》的批示和学大寨会议来看,主席对江青的支持比原来减弱,天平有些倾斜。姚文元摸到什么气候,大做文章,做得过分以后,老人家又不满意。从过一段可以看出这么一点苗头。江青在那时能和邓小平面对面的争,她总是还带一点“秘本”去吧,要不她也不敢那么样,她那时一肚子气,后来不是讲斗争她好几个月吗!

    宋平(他当时在甘肃任省委书记)告诉我,他从甘肃到北京,参加有不少省委书记出席的会,就有不同的反映。有些人意识到了邓小平与江青两人的争论。对他们的话有的只传达邓小平的话,而不传达江青的话,有的是两个人的活都传达,有的是传江青的而不传达邓小平的。在此之前,毛主席支持邓小平是明朗的,而在此之后却发生了一个变化。从传达会议的不同反映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会议上表扬了两个省,一是河北打水井打得好,一个是广西农业搞得比较好,发展地方工业支援农业机械化。

649

主题

1147

帖子

3883

积分

管理员

Rank: 9Rank: 9Rank: 9

积分
3883
 楼主| 解放 发表于 2016-12-15 04:04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3 代管学部
   
   政研室成立时,***就说,政研室不但要管上面这些事,而且要代管学部。即代表国务院把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管起来。他想把学部组织起来,为当时的中央作些理论上、学术上的探讨。我们七个人中,分工胡绳联系学部。
   
   (1)联系学部的两件事
   
   现在看来,当时联系学部起了作用的是两件事情。
   
   一件,组织了学部党组,由胡乔木给国务院报告以后调了几个人进去。党组书记是林修德,副书记是刘仰峤、宋一平,党组成员吴亮平、吴善甫、王仲方。有没有刘导生我记不清了。
   
   另一件,请示国务院,准备办一个杂志叫《思想战线》,批准了。胡乔木给党组专门开了一次会,谈这个杂志怎么办,现在还有那个谈话记录,也出了一些题目,提出先组织哪些文章。
   
   《水浒》批示发表以后,政研室也组织了评《水浒》的文章,准备在《思想战线》上发表。胡乔木说,不仅要讲小说,而月还要讲历史,讲中国和外国的农民战争的经验。当时是作为重头文章搞的,改了多少攻。为了写这篇文章,把郑必坚临时借调来,由他负责起草稿子。改了两三次,没有定稿,也没有用。
   
   胡乔木在关于办《思想战线》的讲话中,重点非常明确,这个杂志要全面宣传党中央的指示,毛主席的三项指示,并且说,毛主席三项指示为纲,目前报刊上安定团结没有得到反映,把经济搞上去也没有得到反映,而这个杂志就应该全面反映各项指示、各条战线。“四人帮”当然很警惕,这个刊物显然是冲着他们来的;他们的写作队伍面临挑战,面临劲敌。他们在内部作酝酿,准备这个杂志的文章出来一篇批篇。
   
   这个刊物从政研室成立一开始就筹办,有了一个请示报告,有了一二期的组稿方案。但是直到挨批也没有出来。
   
   (2)毛主席对国庆招待会简报的批示
   
   到了国庆节,要举行国庆招待会,由政研室向党中央、国务院开列出席国宴的利技界、教育界、文化艺术界、新闻出版界、社会科学界人士的名单。哲学社会科学部有21位同志出席,其中18人过去被当做学术权威批判的学者、专家。事后,党组吸收了参加宴会的专家学者的反映,出了一期"政工简报"。胡乔木把它送给***,***又转报毛主席。主席看了报告以后,就有了"打破‘金要足赤盘'、‘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可惜未请周扬、梁漱溟。"的批示。那时***同志代表周总理主持中央、国务院工作。主席的意思还是要宽容。中央的天平还是向着***这方面的。
   

649

主题

1147

帖子

3883

积分

管理员

Rank: 9Rank: 9Rank: 9

积分
3883
 楼主| 解放 发表于 2016-12-15 04:07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4 搞三个重要文件
   
   这三个文件是《科学院汇报提纲》、《工业二十条》和《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这三个文件,后来被“四人帮”说成是“三株大毒草”。
   
   (1)《科学院汇报提纲》
   
   7月间,中国科学院党组成立。派了胡耀邦、李昌和王光伟到中科院。胡耀邦同志按中央的要求起草了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8月11日搞出了初稿送***。***给胡乔木。胡乔木把太尖锐的话调整了一下,改出8月17日的稿子,送给***。***说还要改。胡乔木就找于光远、龚育之,还有他自己也亲自参加,作了很大的修改。可以说,重新组织,写成了《科学院汇报提纲》9月26日稿。这个稿子的一大特点,编了十段毛主席论述科学技术的语录。胡乔木还有***都很满意。后来听胡乔木说,有了这十条就可以驳倒一切反对的意见了。现在回过头来看,可能使主席不高兴,被"四人帮"抓把柄的是,这些指示,都是毛主席"文革"前讲的,"文革"期间也可能毛主席对科技工作没发言。拿我们现在的看法来讲,就是拿毛主席"文革"前的指示来反对"四人帮"的套。这就有点否定"文革"的味道了。毛主席是否会有这样的感觉!"四人帮"是不是看出了这一点,其中有一条惹出了麻烦,就是"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胡耀邦他们最初起草时就引用的。
   
   过个稿子摘出来以后,国务院开会讨论。几个副总理听了以后都基本满意,同时也补充了一些意见。***讲了一篇很好的话,但是在插话中间有一句话讲得不大严密,过头了。这在斗争中间也难免。“四人帮”只讲红不讲专,***讲既要红,又要专,同时又说,红不了,只专,像陈景润这样的,也好啊。还进而说,白专,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有贡献啊!他认为过比只讲红、不讲专的空头政治家好得多。意思大概是这样。这个稿子又作了修改后报送毛主席。
   
   这一次同以前***给毛主席进文件就有一点不同了。主席跟***讲,我不记得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话。文件退回来,未置可否。***给毛主席的这个材料,碰了一个软钉子,这是第一次。这时,就有人把***的那些话,传给“四人帮”,大概“四人帮”又给毛主席说了些什么东西。胡乔木对这个文件作了一次修改,送给***,***也未再送给主席。从碰软钉子来看,毛主席已经感觉到***没有贯彻他“文革”中的科技方针、政策。
   
   (2)《工业二十条》
   
   在此之前,***给国务院提了两个意见,工业部门不能只是一个方面,一个方面,一个部门,一个部门来解决,要搞一个从总体上指导工业战线的文件。另外,要国务院不能只搞年度计划,要搞长远计划。
   
   在政研室成立的同时,国务院从6月起就开了务虚会。过是第一次务虚会,名字叫计划工作务虚会。政研室我和于光远列席这个会议。这个会议大概是一周开两次,好像开到9月底。国务院领导同志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听汇报。我离开实际工作十年,列席这个会,第一次听到我国国民经各部门的实际情况。所有汇报的人。都反映了我国经济工作方面的情况,存在的问题,迫切要求改变这个局面,提了不少有关长期计划的好建议。发言反映了在"文革"中各部门受到的干扰和破坏,参加会议的人有支持***同志的,也有原是zaofan上来的人物,如孙健、吴桂贤等。在开务虚会的同时,计委从7月开始起草加快工业发展的文件。他们搞出一个稿子以后,研究室的几个负责人胡乔木,吴冷西,于光远,我也是一个,参加修改这个文件。时间已记不准了,大约是从8月下旬开始。
   
   9月2日,搞出一个稿子,共十八条。到10月25日,几经修改,成为《工业二十条》。学《科学院汇报提纲》的办法,用了很大篇幅把毛主席关于工业的指示列了若干条,成为整顿工业的基本根据。稿子还没有上送,既没有上报党中央,也没有上报国务院,更没有报告毛主席,可是,9月2日的稿子被福建省计委的同志借去抄了份,回去复制后在省里传播了,不知怎么一下反馈到"四人帮"那里去了。批《工业二十条》时,"四人帮"拿出来批的就是这个有脱漏、差错的抄件。其实,9月2日稿中办印发了完整的铅印稿。"四人帮"不用,真不知心中怀的什么鬼胎。
   
   (3)《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
   
   在9月中旬,正在筹办《思想战线》期间,胡乔木给了我一个任务,说要全面宣传三项指示,于是就写《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我大约是9月18日接到任务,到10月7日把第一稿搞好了,印发给政研室其他六位负责同志征求意见。
   
   当时我们的工作方式是:每天8点到9点,七个负责人在武臣殿集体办公,看文件,交换意见,传布信息。那天征求意见,讨论这篇文章。熊复先发言,认为语言不够厉害,对派性的批评太客气了,实际上派性的危害比你这里讲的厉害得多。其他人没有讲话。胡乔木忍不住了,说稿子不行,这种稿子你邓力群就不应该通过。我说,这个稿子是我自己主持定下的,不是别人写,我通过的。他说,太尖锐了,要正面宣传。胡乔木说得很不客气,相当激动,然后指定吴冷西、胡绳、邓力群、胡绩伟、于光远,"你们几个人再去讨论一次,另起炉灶,重写一篇。"
   
   我们几个人议论了半天,确定了一个题目:《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第二稿给胡乔木一看,没有讨论就说,题目就不行。这个题目给人一个印象一无产阶级专政不巩固,还要巩固,为了巩固才来斗争。以后胡乔木就不管了。我们几个人商量,让我同苏沛、滕文生再搞一个稿子吧,着重讲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说不同性质的两类矛盾就应该用不同的方针进行处理,这就形成了第三稿。谁也没有送,连胡乔木也没有送。
   
   毛主席对***、胡乔木有意见,同这个稿子没有关系,因为这个稿子还没有出来。不存在这个稿子惹了祸的问题。从斗争的实际情况来看,不是因为抓住了《论总纲》,而搞“反击右倾翻案风”。就对***看法的变化来说,过个稿子没有起什么作用。但是到后来“批邓”的时候,这个稿子确实成了一个把柄。所谓主体两翼:《论总纲》是主体,《汇报提纲》、《工业二十条》是两翼。
   
   华国锋当总理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他要人经过国务院政治部副主任对我说,听说你有这么一个稿子,是不是拿来给我看看。1976年2月底,我把稿子送给他,第二、三稿都送了,还专门写了一个报告,谈写这篇稿子前后的情况。实际上参加这个稿子的人有胡绩伟、余宗彦(他是我延安马列学院的同学)、苏仲、滕文生。报告中我没有提他们的名字。报告中讲,这既不是***授意,也设有经***看过。尽管起草的几有好几位,这个文章政治上要负责的是我,每个论点,每个提法,每句话,都由我负责。这份报告我留了底,全文如下:
   
  国锋同志: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几号,在我们读了毛选五卷一篇文章的整理稿后,胡乔木同志谈起报刊关于三项指示的宣传,认为对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两项指示的宣传太少,很需要写一篇全面宣传三项指示不可分割的文章,他叫我写这篇文章,我说,我多年不写文章了,有困难。他说,可以叫几个人帮助一起写,四五千字的文章,有两三天就够了,并不难写。他提出了文章布局,开头一段写执行毛主席的三项指示后,我们的工作有了进步。但是由于没有全面执行,有的只是执行了一项,有的只执行了两项,所以各地方、各部门的工作发展不平衡。接着分三段写三项指示之问的关系,一段写第一项指示与第二项、第三项指示之间的关系,一段写第二项指示同第一项、第三项指示的关系,一段写第三项指示同第一项、第二项指示的关系,总结起来写一段,要全面贯彻执行三项指示。关于内容,他叫我把***同志几次谈话记录找来好好研究一下,把他讲的有关意见组织到文章里去。过了两三天,他告诉我写文章的问题已经向***汇报。***同意写,并且说,经过胡乔木主持修改后,交给他,由他约国务院几个同志讨论修改,报送毛主席审阅,如果毛主席同意,再经政治局讨论修改通过,交人民日报发表。

我找了四个同志,开始学习有关的文件同材料,其中有***在铁路会议的讲话,钢铁会议上的讲话,工农兵学习班上的讲话,在军委扩大会上的讲话,在国防工业会议上的讲话,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同新西兰记者的谈话。有中央1975年九号、十三号、十六号、十七号、十八号文件和前一、二年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文件;有国防工业会议上几个负责同志的讲话,浙江关于处理"双突击"问题的两份材料;有《工业二十条》九月上旬的稿子,二十个企业党委书记讨论这份稿子的几份会议简报。同时阅读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和其他有关指示,阅读了马、恩、列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这个期间,还分别召开了两次座谈会,请外单位的五个同志就执行三项指示的情况和文章应该怎样写,给我们提意见。
   
   经过三、四天的学习、研究,我和四个帮我写文章的同志,商定了一个写文章的架子。五十人分成两个组,进行流水作业。两个同志先按这个架子把有关材料编成一个毛坯,搞好一段,给我一段。我根据自己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组成腹稿,进行口述,另外两个同志笔录,记好一段,付印一段。然后五个人在一起,由我主持讨论修改,写成了初稿,并把文章的题目定为《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从开始研究材料到写成初稿,胡乔木同志没有向我提任何意见,我也没有向他汇报文章的内容。所以,这个初稿的每个论点、每个提法、每句话,都由我负全部责任。
   
   初稿于1975年10月7日印发政治研究室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等同志审阅。请他们提意见。10月9日或10日,有的同志还没有看,有的同志只看了一部分,胡乔木同志说已经看过了,认为文章太长,这遍稿子不能用,主要是文章用批判的语调写,不好,应该正面讲道理。他指定是冷西、胡绳、于光远三同志同我们五个人一起讨论如何修改,他们提了很多修改意见,最后大家共同的意见是要围绕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来写三项指示,并且把题目改作《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之后,胡乔木同志说过,这遍稿子修改好了可以考虑作为《思想战线》第一期的带头文章发表。我于10月中旬改出这遍稿子,已经没有三项指示为纲的提法,再印送政研室同志审阅。乔木同志看了又不满意,再次提出批判的语调没有完全改掉,并且指出文章选用的材料很不妥;例如"彻底政善无产阶级专政",本来不是林彪说的文章就写成林彪说的。我说,在林彪的fangeming自目暴露以后,我在批判会上,在报刊一些文章、报导中,多次听到和看到这个口号是林彪说的,都是当着林彪的口号来批判的,其他几十同志也有同样的印象。乔禾同志又说我们听到的说法、看到的写法不对。他的说法是有根据的。后来他又说这遍稿子的题目就不好,人家看了会觉得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不巩固,有问题。1O月下旬或11月初,我和两个同志改出第三遍稿,题目改为《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大踏步前进》。印出来后,再没有送给胡乔木同志和政治研究室的其他同志。这时中央已经给胡乔木同志打过招呼,他也没有再问第三遍稿的修改情况了。
   
   上经过如有说得不清楚的地方,请随时指示,当随时补充报告。此致
   
   敬礼
   
   邓力群
   
   1976年2月29日

649

主题

1147

帖子

3883

积分

管理员

Rank: 9Rank: 9Rank: 9

积分
3883
 楼主| 解放 发表于 2016-12-15 04:07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在当时的条件下,信中所讲写作过程比较简略。有些细节也没有讲。实际是,开头商定文章的框架后,他们四人先分头各写一段。胡绩伟分工的一段先写出来,我看后感到不行,不能用。于是采取我口授,由苏沛、滕文生笔录的办法。我讲一段,他们记录整理一段,付印一段。然后五个人在一起讨论。最后由我修改定稿,题目也由我定为《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现在有人说胡绩伟是《论总纲》初稿的主要执笔人。不符合事实。事实是胡绩伟分工写的一段先写出来,但不能用。于是改变方法,由我口授,苏沛、滕文生笔录。
   
   (4)***评价:是香花,不是毒草
   
   《论总纲》、《工业二十条》、《汇报提纲》这三篇东西,同以前这一封信、那一封信相比,确实应该承认,比较系统地、全面地把***主持工作这一段,***同志和中央、国务院同志的主张,整理了一下,表述了一下。从这个意义讲,这三篇东西倒可以说代表所谓“右倾翻案风”的纲领。当时的实践认为这一套东西符合实际,整个工作有起色,经济情况在好转。明显地表现了一批老同志同“四人帮”的分歧,一看就看出来了。
   
   我自己是否意识到用毛主席“文化大革命”前的主张来压对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呢,没有这个想法。但从实际效果来说,能够接受的,有感情的,还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认为经过正反两方面的教训,回过头来,毛主席过去讲的这个观点,那个观点,应该坚持,应该肯定,这是事实。被“四人帮”歪曲的东西,应该把它恢复本来面貌,被“四人帮”封锁了的东西,通过这些文章要把它传播出去。拿“四人帮”的话来说,这篇文章说了一些老同志们想说还没来得及要说的话。最使“四人帮”受刺激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当时我们议论时不是指“四人帮”他们,而是指已被判刑关起来坐牢的那些人,地富反坏吧。可是,他们自己认定是对着他们的。公正地说,选三篇东西引起“四人帮”的反感,当作他们必须批判、必须认真对待的东西,是必然的。姚文元在1976年2月对《论总纲》下了47处批语,把《论总纲》断为"一篇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并把它同林彪的fangemingzhengbian纲领《"五七一工程"纪要》类比,说《论总纲》"同571工程纪要何其相似!"对《论总纲》以实现四个现代化开头和结尾也大张挞伐。对开头,批曰:"前提:经济领域社会主义革命,阶级斗争为纲被排除";对结尾"只要我们以毛主席的三项重要指示为纲,做好各方面的整顿工作,继续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就一定能够解放台湾,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这段话,竟批道:"一定能复辟吗,痴心梦想!""四人帮"仇恨、害怕和诬蔑《论总纲》,真是咬牙切齿啊!
   
   “四人帮”为批判这三篇东西,印了三本小册子。用张春桥的话说,是不用中央名义的中央文件。他们找到这样几份材料,如获至宝,广为印发,共印发八千万份,以为可以把***置于死地,使***翻不了身。而就我们来讲,究竟歪曲了***的意思没有呢?是不是准确地反映了中央那时的意见呢,应该说,比较真实地、准确地反映了***同志的意见。过头话也不能说没有。
   
   粉碎“四人帮”以后,***才看到《论总纲》。1977年5月24日他同王震和我谈话,说:
   
   “三株大毒草”中的《论总纲》我确实是最近才看到的。文章写得好,针锋相对,很尖锐。是香花,不是毒草。《汇报提纲》,当时想争取通过,但没有能做到,有些问题现在要进一步写。《工业二十条》,看过第二稿。以后的稿子没有看过。这些文章也有缺点,没有缺点的香花我看是没有的。
   
   一开始就说,政研室成立,是斗争的需要。这几箱东西出来,也是斗争的产物。当时的想法,“四人帮”那一套实在不行,现在就要把他们压下去。一定说是两条路线斗争,好像当时也没有这个思想、观念。拿《论总纲》来说,确实心目中没有把他们列为“反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只是认为这些人掌握国家大局不行。按他们的意思去办,国家搞的一定不成样子。只能按照得到毛主席支持的党中央的指示、国务院的指示来办才有希望。说七、八、九三个月是“右倾翻案风”,不是毛主席提出来的,是经华国锋首先提出来的。这三个月是全国同“四人帮”斗争的关键一段。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如果不成立政研室是什么局面,或者成立政研室,不干这些事又是一个什么局面。拿我来讲,为什么非要把他们压倒不可呢,没有这么高的觉悟,干着干着就走上了这条道。就如战争一样,开始是人控制战争,战争打起来以后,就有点战争控制人了,否则就无法生活下去。
   
   大批三株大毒草,是“四人帮”的大暴露。对三篇东西,做了很好的宣传。如果没有批三株大毒草,人家还不知道邓力群。三篇东西都附在后面,不附别人还不知道啊。我在大庆出名就是因为《论总纲》。那年不是开学大庆会议吗,让我也参加文稿起草工作。房维中同志很宽大,说你别参加起草了,参观去吧。每到一地,人们都说,邓力群同志,你们帮我们说了话。
   
   当时姚文元对《论总纲》下了47处批语。从批语中看,两种观点、两种力量、两种立场,是势不两立。同样一句话,他就有另外一种看法。在大庆,王忍之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给我正了名。在大庆他和我一起参观,走到哪里,都说《论总纲》的作者来了。我说,这些都不是我的思想,都是小平同志的思想。当时,看了***的讲话,看了毛主席的文章,看了当时中央的决定,那真是诚心诚意地要宣传这些意见。王忍之说,你挨批时可不是这样说的,你挨批的时候,什么都说是你个人的意见。王忍之说的倒也是事实。
   
   注释
   
   ①“两报一刊”,指《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
   
   ②“钓鱼台的班子”,指1963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正式决定成立的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这个小组直属中央政治局常委。在这个小组正式成立之前,已经由中央宣传部、联络部和外交部等单位的负责同志组成了一个写作班子,成员有吴冷西、许立群、姚溱、乔冠华、王力、范若愚、胡绳、熊复。1962年11月起开始工作。12月起写作班子集中在钓鱼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公开论战中写了七篇文章。从1962年12月15日至1963年3月8日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这七篇文章是:1、《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人民日报社论,1962年12月15日;2、《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人民日报社论。1962年12月31日;3、《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红旗杂志社论,《红旗》杂志1963年第1期;4、《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人民日报社论,1963年1月27日;5、《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等同志》,人民日报社论,1963年2月27日;6、《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红旗》杂志1963年第3、4期;7、《评美国gcd声明》,人民日报社论。1963年3月8日。2月,中央常委决定正式成立的反修文件起草小组,组长康生,副组长吴冷西。成员包括廖承志、伍修权、刘宁一、章汉夫、孔原和原来的写作班子的成员。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反修文章(统称《九评》)的写作任务,就是这个写作班子承担的。《九评》起草过程中。写成的文稿都先由***主持会议讨论修改,然后送中央常委审定。这个文件起草小组一直集中工作到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这个写作班子中有两个秀才未参加。一个是胡乔木,那时他患严重的神经衰弱症,毛泽东要他"长期休养,不计时日,以愈为度";还建议:"你似以迁地疗养为宜,随气候转移,从事游山玩水,专看闲书,不看正书,也不管时事,如此可能好得快些。"(毛泽东1961年8月25日复胡乔木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85页)这样,从1961年夏天起,胡乔木就完全离职休养,因此没有参加这个起草小组的工作,但有的文章在起草过程中征求他的意见。还有一个陈伯达,他是非正式的"机动"成员,有时参加,有时不参加。这时他主要承担国内方面的文件起草工作。
   
   ③1975年3月1日,张春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讲话,说毛泽东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说过的"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的话"现在仍然有效",要把反对经验主义"当作纲"。同一天,《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第三期发表的姚文元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造谣说,"这十几年来,毛主席多次重复了"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说过的"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这个意见。4月4日、5日,江青在两次讲话中称: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党现在最大的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4月中旬,江青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一再提出反经验主义的问题,并要求政治局讨论。他们大反经验主义,以影射攻击周恩来和老一辈革命家。***洞察他们的用心,坚决进行抵制,并用向毛泽东请教的方式反映了"四人帮"的这一政治动向。毛泽东于4月23日写下批语,对"四人帮"搞"反经验主义"提出批评;又于5月3日亲自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四人帮"反经验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④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在主要人物中突出最主要的中心人物。

649

主题

1147

帖子

3883

积分

管理员

Rank: 9Rank: 9Rank: 9

积分
3883
 楼主| 解放 发表于 2016-12-15 05:17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
   
   
  一 转信引发“批邓”
   
   1975年8月21日,第四次读《毛选》五卷文章的时候,***就提到,你们听说没有,迟群在清华"发疯"。后来了解到,有人写信告迟群,因为没有当上中央委员、教育部长而大吵大闹,装疯卖傻。这封信是经过***转给毛主席的。8月份这次转信,毛主席没有什么反应。
   
   这次会后,胡乔木曾经想了解清华调整院系的情况。听说迟群曾多次讲过,清华所有的系第一专业都是斗走资派。他把系科调整得很乱。胡乔木谈到这件事时,李鑫就跟他说,清华、北大的事,你可不要插手,这是毛主席亲自管的。
   
   过了一阵,李琦找胡乔木转刘冰等告迟群的第二封信。这封信还是通过***转给毛主席。没有想到就是这么一封信惹火了毛主席。主席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情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过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后来公布这段谈话时还加上一句“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主席本人在北京,信为什么经***转?这样责问,实在没有多少道理。前面说过,在此之前,经小平转主席的信已经有好几封了。对那些信,都没有生气,而且都有批示。而这封同样经小平转的信,就成了“不是孤立的,是当的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同样是转信,有截然不同的反应,说明***办的事情,有些主席支持,有些能够容忍,而有些问题,他不能容忍。或者说,按照他老人家自己的意向,纠正他认为需要纠正的“文化大革命”中的缺点、错误,这样的信,他能够接受;而涉及到他认为不需要纠正的,或不想触及的问题,他就不能容忍了。一个直接的原因,北大、清华过两个单位都是他管的同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联系在一块的。“文化大革命”从北大第一张大字报开始,后来清华接着动起来。
   
   这件事情,使我联想到1957年反右。那时,主席联系了两个党组织。一个是中央办公厅下面的秘书室,一个是中国人民大学。秘书室的事情讲起来很长,以后有机会的话专门讲。简单说,他有一句话,叫做举起黑旗,打倒左派。左派就是八个积极分子。他讲了历史上八司马的故事。唐顺宗时,刘禹锡、柳宗元等人参加以王叔文为领袖的革新集团。他们要打击宦官势力、革除弊政。掌权146天,史称"永贞革新"。最终还是失败了。顺宗被迫让位给太子,就是唐宪宗。宪宗即位后,刘禹锡,柳宗元等八人先后被贬为边远八州的司马。这就是有名的所谓"八司马"。办公厅秘书室的事情有类似的性质,积极分子正好也是八个人。在八大二次会议的预备会上,主席又讲了这个故事。

649

主题

1147

帖子

3883

积分

管理员

Rank: 9Rank: 9Rank: 9

积分
3883
 楼主| 解放 发表于 2016-12-15 05:19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闻题决议讲过这样一句话。***同志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是得到毛主席支持的,但是,毛主席不能容忍***同志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的工作,他转的信。涉及到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主席就不能容忍了。尽管这封信本身只说到迟群、谢静宜两个人。
   
   在这之前,***同志主持工作期间,涉及到一些方面的问题,主席恐怕已经有感觉了。过去送上去的东西,都是同意。《科学院汇报提纲》进到主席那里,则不置可否退了回来,碰了一个软钉子。
   
   我们当时起草文件和讲话都用这样一种办法,即用主席“文革”前的思想、理论、语录来揭批“四人帮”在“文革”期间对毛泽东思想的歪曲和篡改。《科学院汇报提纲》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这个文件修改了好几次,在乔木的主持下,理出一个“文革”前毛泽东对科学技术的指示、观点的体系,一共有十个方而二十六条语录(没有一条是“文革”中的),归结为毛主席的科技路线。然后用这个作纲来批判科学院的帮派体系,包括“四人帮”。乔木非常满意,***也非常满意。我们是不约而同,都有这样一种思想、感情,对“文革”前毛主席的指示亲切,对“文革”中“四人帮”宣传的毛主席的东西有抵触,以至也不去细细分辨哪些是毛主席的,哪些是“四人帮”的引申、发挥以至歪曲。用这种办法是否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认为是"四人帮"的歪曲,而其中有些并不是,而是我们把主席在"文革"期间有关科学技术的指示当成"四人帮"的歪曲去批了。从我们来讲是批"四人帮",而主席会认为这是通过批"四人帮"来批他。从这个角度看,《科学院汇报提纲》有没有这样的问题,这可能不是理论和原则上的毛病,因为不能说主席在"文革"中的错误就不能批评;但在策略上,没有把"文革"中"四人帮"的谬论与"文革"中主席的思想划出一条界限。当时我们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主席却很警觉。过去***送这个、送那个,都照批不误,从不耽搁,这回《汇报提纲》送上去,毛主席说,你们那里引用我的一句话: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我不记得讲过这句话。***还说,主席对这个提纲还有些意见。但邓没说是什么意见,是邓没有传达,还是主席也没有具体说,不清楚。但有一点,是不是主席敏感到你们是在用我的过去来批我的现在,以批评"四人帮"为名来批我的东西。这一点,引起了主席的警惕。
   
   有了对刘冰信的批示以后,接着就是组织措施。这个批示首先给***看了,有没有在政治局内传阅,当时政治局开会没有,不清楚。但是,很快,国务院几个副总理就专门开会,又把胡乔木、胡耀邦、李昌、周荣鑫几个找去传达了这个批示,并且向他们打了招呼,要他们做检讨。这事胡乔木当时没有对我们说。
   
   过不几天,就开政治局会议,批评胡乔木他们几个。这个政治局会议的情况,胡乔木会后给我们讲了。据胡乔木讲,毛远新对胡乔木批评很尖锐,江青更厉害,训了胡乔木一通,说你胡乔木对毛主席忘恩负义!胡乔木实在接受不了。
   
   当然,当时政治局批划的主要对象还是***。传出来的说法,会议开得非常激烈,不顾事实,上纲上线,批得***都坐不住了。特别让***不高兴的,是有一个列席会议的同志,系统揭发,批***刮“右倾翻案风”。***很恼火,听不下去,几次跑出去上厕所。

在开政治局会议批判的同时,又把毛主席对刘冰等信的批示让吴德到清华去传达,在清华大学开展丁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这是11月的事。12月1日,《红旗》杂志就发表了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写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通过它向全国发出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信号。接着又写了一个报告:《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12月14日,中央发文件把这个报告转发到全国大、中、小学的党支部,要求在党组织领导下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这就不但在上层而且在基层把问题揭开了。

649

主题

1147

帖子

3883

积分

管理员

Rank: 9Rank: 9Rank: 9

积分
3883
 楼主| 解放 发表于 2016-12-15 05:19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二 传达“打招呼”会议情况
   
   从11月初起,一方面,在政治局内批评***,范围逐渐扩大,由四人到八人到十七人;①另一方面,在清华大学传达批示,开展所谓"大辩论"。这样搞了一段时间,毛主席就指示要向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打招呼"。这个"打招呼"会是11月24日开的。会后,中央印发了一个23号文件:《关于转发<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的通知》。
   
   这次“打招呼”会,政研室去了三个人:胡乔木、吴冷西、胡绳。会后,就在我们七个负责人的范围里进行了传达,实际就是宣读23号文件。
   
   我问开会的情况。他们讲了一些细节。据他们说,到会的有130人。坐定以后,政治局的同志出场。第一个出来的是小平同志,其他人跟在后面。会议也是***主持的,他还作了自我批评。自我批评就是会上发的稿子,还是另外说了些什么,他们没有多说。***讲完以后,点着名字问到会的政治局委员,你们还有什么意见,都说没有了。***说:以文件为本传达学习,散会。我所以要问这些细节,因为关心***的领导地位。听下来,觉得***的领导地位没有动摇。批了,作了检讨,就过去了,还是继续主持工作。
   
   23号文件是11月26号下发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是***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经毛主席审阅批准的。讲话要点有三段话。第一段,讲刘冰等人8月、10月两次给毛主席的信和毛主席批示的内容,并讲了清华开展大辩论的情况,"根据毛主席指示,清华大学党委自11月3日起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就刘冰等同志的信展开了大辩论。这个会议逐步扩大,现在已经在师生中进行辩论。"第二段,引了毛主席批评刘冰等人来信的那段话以后,说,"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辩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是完全必要的。"第三段,讲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下面一段话:"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中央希望大家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同广大干部、广大群众团结在一起,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各项工作做好。"
   
   听传达后的当天晚上,我整夜没有睡好觉,心情非常复杂,用一句成语来说,是悲喜交集。感到难过的是,用总理病很重,没有希望了;毛主席身体也越来越不好。这样重大的事情他们不能亲自出场,预示着这两大历史人物要从政治舞台上退出了。我回想到见到他们、同他们交谈的一些往事。想起最后一次见到毛主席的情景,在什么地方,讲了一些什么话。现在见不到他们了,再也见不到他们了,……想到这些,黯然神伤。觉得高兴的是,从这次会上的情况看,***继续管事,还是他接班。犯了点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工作还是他主持。认为邓受到主席批评,在政治局内,在主席面前,作了自我批评,过关了。我这个人,往往有点盲目乐观。当时虽然也有点担心,事情是不是就这样过去了,但总的觉得这事就是这样了结了吧。讲话要点中方针说得很明确,弄清思想,团结同志嘛,三个正确对待嘛。小平同志过关,我们这里也应如此。尽管主席、总理两位老人不行了,有***在,中国党还是有希望,中国的事情还是有希望。全国的经济形势上半年很好,七八月也很好,是发展的。
   

649

主题

1147

帖子

3883

积分

管理员

Rank: 9Rank: 9Rank: 9

积分
3883
 楼主| 解放 发表于 2016-12-15 05:20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三 胡乔木挨批
   
   传达打招呼会议以后,我们七个人先后开了几次批评、自我批评的会。我们几个人开完会后,在政研室传达,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我印象深的是,这时批评胡乔木很厉害。最厉害的就是李鑫。其他几个都跟着李鑫的调子说。他们在西四院的争论,有些事我不知道。有一次,李鑫在会上大发脾气,说康生叫你来编毛选,说是协助我的,结果变成你为主了。还说胡乔木对主席的阶级斗争理论一窍不通,甚至骂胡乔木“是个什么玩艺儿”。批得胡乔木都坐不下去了。在西四院的几位,受李鑫的影响吧,也都批得比较厉害。会上责成胡乔木认真交代,认真揭发,给他一段时间。在这种会上,我没有讲什么话。有时说一点要心平气和啊这一类他们不爱听的话。总之,我们几个负责人在对胡乔木的问题上明显是两种态度,西四院是只批不保,武臣殿是一批二保。
   
   在这一段紧张的时间里,有一次,别人都走了,只剩我和胡乔木。胡乔木对我说,想不到啊,过去多年的挚友,遇到现在这种局面,就不讲朋友了。从此以后,到“反击右倾翻案风”收场,胡乔木有什么苦都向我诉,在我这里寻找一点同情。他的情绪很坏,身体也不好,有时竟不想活了。我总是劝他,安慰他。我这个人,在人家困难的时候,总要帮人家一下。这时我下了一个决心,同我有关的事情,不要给朋友找麻烦,我能担起来的都担起来,给朋友减轻一点压力。
   
   

649

主题

1147

帖子

3883

积分

管理员

Rank: 9Rank: 9Rank: 9

积分
3883
 楼主| 解放 发表于 2016-12-15 05:20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四 在周总理逝世的日子里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去世,我们研究室同全国人民一样,同声哀悼。研究室的每一个^都多次到天安门去,但后来追查,谁也没有在台上讲过。在此期间,我多次坐车到王震那里去谈天,每次都经过天安门,看到广场上有很多花圈,很多人。新华社的内部"参考资料",每天都出二、三本,全世界哀悼、怀念周总理,全世界对周总理都高度评价。一个共同的说法,26年的贤宰相,中国历史上设有过,世界范围连续二十多年当总理的,也没有。到中国来访问过、见过周总理的不少人,都写了文章,回忆周总理的风范。许多人发来唁电。"参考资料"都登了,持续的时间很长。当时,我把新华社发表的这些文电都看了,非常感人。比如,日本的一个乒乓球世界冠军,女的,周总理知道她不能生孩子,专门请她到中国来,请医生给她治。走时祝她能生孩子,有了孩子一定捎个信来。
   
   总理去世以后,全国陷入悲痛之中,谁来代替周总理呢?全国都关心。当时传说很多,我的想法,理所当然是***。尽管他犯了错误,但已经检讨了,过关了。出乎我的意料,也出乎人们的意料,选定的代总理竟是华国锋。2月2日,中央发了1976年1号文件,任命华国锋同志为代总理。我们感到华国锋政治上可能弱一点,但也没有反对的意思,心想,选的对还是不对,看一看吧。
   
   对此,有的人是十分反感的。张春桥读了1号文件后,写了一个《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表达了"四人帮"的心理,代表了他们的政治倾向,他们的立场。不仅反映他们对***、华国锋的不满意,而且也反映他们对毛主席的愤恨,同时也暴露了张春桥要争夺领导权、当国家总理的野心。"四人帮"确实有这种心理,***没有资格代替周总理,被我们打倒了,你华国锋有什么资格接替他?***垮了,怎么选来选去又选了华国锋,就没有看中我们?张春桥说,"又是一个一号文件。"去年的一号文件是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今年的一号文件是由华国锋任代总理。"又是一个一号文件。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咬牙切齿,真所谓满腹冤仇,一腔恼恨。然后讲,"真是得志更猖狂。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你***搞了一个七、八、九,而你华国锋也必定如此,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一年垮了,你华国锋也长不了。完全是一种憎恨、讽刺、诅咒的语调。他还引了宋朝王安石咏"元日"的诗句"总把新桃换旧符",讲出了他们想篡党夺权的野心。
   

649

主题

1147

帖子

3883

积分

管理员

Rank: 9Rank: 9Rank: 9

积分
3883
 楼主| 解放 发表于 2016-12-15 05:21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五 《毛主席重要指示》的下发和思考
   
   1976年3月3日,中央发了4号文件,印发了《毛主席重要指示》。是毛主席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发动和领导回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所作的多次重要谈话,说是经过整理,并经毛主席审阅批准的。《中共中央通知》说:"现将《毛主席重要指示》印发给你们,请你们组织县团以上干部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坚决贯彻执行。"
   
   “四人帮”粉碎以前已经听说,毛主席这个时候已经说不清楚话了,只能靠长期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从他的口型来辨别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我最近反复看了这些重要指示,虽然有一些不准确的东西,但基本思路还是主席的。
   
   1 ***的看法
   
   小平同志也说,从主席的这些讲话里头可以看出,主席的思路已经乱了,前后不一致了,逻辑也不通了。对“文化大革命”总的评价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又讲“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既然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怎么好说错误只占三分呢?没有道理。过去批王明就是打倒一切,成了路线错误。有些说法比较矛盾。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是: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有所不足方面。错误具体讲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但对“打倒一切”,又说其中一部分是打对了,例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先不讲刘是打错了,许多同志有错误,但也不应该打倒啊。讲“全面内战”,说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一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这样讲就有点文过饰非,对自己发动的“文革”粉饰太平了。
   
   2 毛主席的思路同"四人帮"的区别
   
   但从这些指示也可以看出来,毛主席的思路和“四人帮”的思路是两回事。
   
   如对老同志,主席提到,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有抵触,不理解,甚至反对。可是到了“四人帮”那里,就是另一种说法,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一个讲的是一部分,一个讲的是整体。主席对老同志还有原谅的方面,他说,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没管事了,许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有些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四人帮”则是完全对立,凡是不跟他们走的,都是他们的敌人。
   
   对知识分子的估计,主席说的是大量的是改造好的知识分子,老九不能走。到了张春桥那里,知识分子全都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全面专政的对象了。
   
   对青年干部,主席说,年青干部中有坏的,如蒯大富。“四人帮”对跟他们走的青年zaofan派,则是全面肯定,一概保护。
   
   特别是对***同志。这时批邓也升级了,老帐也翻出来了。说***,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讲到“三项指示为纲”,说“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这的确是主席的思想。还说,小平从来不谈心,人家不敢和他谈话,也不听群众的意见。当领导此作风是大问题。这同过去讲的政治思想强,会打仗,会反修等不同。可是底下主席还讲,他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说邓愿作自我批评,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而“四人帮”对***则是彻底打倒,一棍子打死。
   
   《毛主席重要指示》下发以后,“四人帮”的舆论就是接过毛主席的话走到极端。当时他们鼓吹两个论点,大造舆论。一个,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另一个,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对小平同志主持工作这一段,他们一个一个地、全面地批驳。他们掌握了舆论阵地,只是一种声音。几个报刊都是他们控制,别的都不让出。报刊上一个调子,舆论一律。什么事情都上纲。铺天盖地,很厉害。他们总是利用毛主席的一些话大做文章,讲他们极左的那一套。
   
   主席说,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gcd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他们就在全国鼓吹所谓资产阶级三阶段的理论:自由资产阶级,垄断资产阶级,党内资产阶级。说什么垄断资产阶级进入第三个阶段,就是gcd内有个资产阶级。既然资产阶级发展有三个阶段,成为规律,那末,理所当然,就要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这个全面专政开头是借毛主席的名义,是发挥毛主席的论点,到后来,干脆就说是张春桥的思想。过去说只承认阶级斗争,而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而现在呢?只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不承认无产阶级要实行全面专政,也不是马克思主义。吹嘘这是“张春桥思想”,是第四个里程碑。为此,国务院政研室写了一篇《敌我关系的根本颠倒》的文章,同他们辩论。我们说,资产阶级在哪里,在党内,是什么意思呢?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在gcd内,并不是整个党都是资产阶级。
   
   毛主席的理论指示是1976年2月底下发的。到1O月粉碎"四人帮",时间不长:只7个月。毛主席晚年的错误,同"四人帮"的理论和实践有一个界限,他们打着主席的旗号,贩卖的货色是他们的货色。为分清这个界限,过去做了一点工作,看来现在还要继续做。1979年叶帅的国庆讲话和1981年通过的《历史决议》,对这个问题作了划分,现在看来还要继续做这方面的工作。
   
   3 毛主席看到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是不是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主席看到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会不会有人把资本主义复辟的愿望变成资本主义复辟的行动。有没有这样一个合理的因素在里头?1983年整党时叫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包括对毛主席的晚年思想,包括这一套防止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统统彻底否定。讨论《历史决议》时,有些人提出这个问题,毛主席这些思想里头,它的本质的东西,是不是预见到了会出现什么问题。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思考。从"文革"十年的经验。加上"文革"后十几年的经验,共二十几年,不仅国内的,还有国际范围里头的经验,可以看出,这个问题应该引起严重注意。历史还要发展下去,这个问题不能忽视,无法回避。
   
   同发达国家资产阶级打交道的社会主义国家,有可能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这个新的资产阶级要依附于国际资产阶级。第三世界国家,不用说也存在这个问题,不奇怪。
   

649

主题

1147

帖子

3883

积分

管理员

Rank: 9Rank: 9Rank: 9

积分
3883
 楼主| 解放 发表于 2016-12-15 05:21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六 “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情况和一九七六年二月的"打招呼"会议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发动起来,全国上下,黑云滚滚,形势非常严峻。部门也好,地方也好,原来在职的干部也好,刚恢复工作的老干部也好,凡是积极推行***同志这条路线,积极进行整顿的,统统挨整,都成了批判的对象。所谓“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②搞复辟啊,就是这些老同志,这时都挨批、挨斗,都受压,压得很厉害。其中如陈丕显,他是赶上了最后一班车,让他先去云南,后来回到湖北。据说,***这时已经被隔离了。
   
   天安门事件以后,***同志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同时发了通知,在叶帅休养期间,陈锡联代管军委日常工作。还发通知收回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上***、叶剑英的讲话,认为这两个讲话是错误的,不要执行了。这样一来,叶帅实际上靠边站了。当时,李素文是人大副委员长,兼国务院财贸小组组长。实际上也不要李先念同志管财贸工作了。孙健是副总理,代替王震管交通各部门,王震实际上也靠边站了。重点部门、重点地区、重点人物,纷纷挨整。政研室不用说了。中国科学院,柳忠阳受"四人帮"的指使,整胡耀邦、李昌,同时进去的王光伟屈服。教育部整周荣鑫,整到当场昏厥,当天夜里死掉。迟群不仅管清华,还实际上管了教育部。刘西尧在那里主持工作,被迟群架空。国防科委整张爱萍,张住院,带着氧气袋参加批判会。铁道部原来的副部长郭鲁,纠合一伙人整万里,把万里挤倒。计委整余秋里,余就请病假。房维中只好到干校去躲风。外贸部整李强,说是卖国部。
   
   地方就是“翻烧饼”。最厉害的是杭州。开始把谭启龙扶起来,zaofan派坏头头张永生调到河北王国藩的公社,在那里劳动锻炼,翁森鹤抓了起来。浙江是三上三下。河南也有反复,原来河南是纪登奎在此起家,在整“双突”时他回去整过一下河南的问题。当时万里分管铁道部,纪分管地方,还是积极拥护***的。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河南有一个反复。地方反复大的特别是铁路的一些大站,徐州、郑州、太原、兰州等。
   
   在这样一个大的形势下面,华国锋于1976年2月19日、25日分别召开了两次打招呼会议,要受"修正主义路线"影响的干部"转弯子"。这时的简报等,我没有看。
   
   1976年2月25日晚,华国锋主持十七个省市来京同志座谈会,讲话,打招呼。这时,政研室已经发生了农伟雄告状的事。因此,国务院政研室参加这次打招呼会议的人,除胡乔木以外,还有一个农伟雄。粉碎"四人帮"以后,李先念、纪登奎等国务院的同志,对政研室的问题很注意,问农伟雄是谁通知他参加打招呼会议的。他们不知道,很显然是"四人帮"通知的。
   
   这次打招呼会议,也是经过毛主席批准的。同11月24日那次打招呼会议比,当然是升级了。那个会没有点***的名,而这个会呢,点了***的名;那个会批***是三个"总是":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这个会要求各级领导深入揭发批判***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了。华国锋传达毛主席的话:"错了的,中央负责。"接着说,"政治局认为,主要是***同志负责。"并说:"中央认为,应该划一个界限,以这次会议打招呼为界,这次会议前的问题,中央负责,有这样那样问题的地方,应转好弯子。这次会议后,还不转过来就不好了。"受"修正主义路线影响犯有错误的同志"怎么办呢?"要带头揭发、批判,在揭发批判过程中转好弯子","要在认真学习毛主席指示,同干部、群众一起参加批判***同志修正主义路线错误的基础上,提高认识,提高觉悟。有的,要在一定范围内做自我批评。"华国锋强调:"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批***同志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在这个总目标下把广大干部、群众团结起来。"整个运动的部署,要"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不搞串连,不搞战斗队。"要求对犯错误的同志,"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不要揪住不放。不要一棍子打死。"并提出"注意不要层层揪***在各地的代理人。"
   
   通过华国锋的这个打招呼讲话,就把“反击右倾翻案风”同“批邓”联系在一起了,***的错误性质也从“右倾翻案风”升级为“修正主义路线错误”。政研室因为出了一个农伟雄,直接参加了打招呼会议,运动就由和风细雨变成紧张激烈,整个气氛使人缓不过气来。从此,政研室专门揭发批判,什么工作也不能干了。我们几个负责人,专门作交代、揭发,作自我批评。
   

649

主题

1147

帖子

3883

积分

管理员

Rank: 9Rank: 9Rank: 9

积分
3883
 楼主| 解放 发表于 2016-12-15 05:22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七 国务院政研室的“批邓”
   
   1 "四人帮"爪牙掌控政研室
   
   毛主席10月批评***转交刘冰等人来信以后,形势就逆转了。1976年1月17日,小平同志就给乔木同志说,政研室的事情,他不管了。他受到主席批评,听候中央处理。有一段时间,政研室成了断线的风筝,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谁也不管我们,我们也不找谁管。到了农伟雄告状,主席批准开打招呼会议,政研室的运动实际上就是由"四人帮"控制了。
   
   这里讲一下农伟雄告状的事。
   
   1976年2月7日,农伟雄给姚文元写信,请姚代转2月3日给毛主席的一封信。姚文元一收到就立即加上批语转送。毛主席2月12日批示:"印发政治局送胡乔木同志一份。"
   
   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农伟雄曾经说过,他的信是新华社的人让他写的,可是后来他否认了,说是他自己酝酿了很长时间写的。我看很可能是姚文元经过什么人授意的。姚文元收到信后,给农伟雄写了一个条子:你的信收到了,希望你再把几个什么问题写清楚,给我报告。
   
   1976年2月25日的打招呼会议不知是什么人直接通知了农伟雄。散会时,江青、姚文元同他"亲切"握手,说,你的信写得很好。姚文元当着农伟雄的面对胡乔木说,"你的任务就是揭发。"又要农伟雄"把政研室的运动搞起来"。实际就是要胡乔木靠边站,让农伟雄夺权,来管政研室的运动。
   
   胡乔木开过打招呼会回来以后,把会议精神,就是批***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这个东西传达了。运动的领导,请示国务院,成立了一个领导小组,名义上胡乔木当组长。胡乔木提名让农伟雄当副组长。农伟雄对胡乔木讲,你要交代问题,一些活动、会议由农主持。后来,又把我和胡绳加到领导小组中去。领导小组成员为胡乔木、农伟雄、邓力群、胡绳、秦宝来,按这个顺序排列。以后,又把我和胡绳两个排除出去。由此,在政研室里就形成了“三少一老”,闹得不可开交。“三少”就是农伟雄、赵乾德、周锡荣,一老是王飞。
   
   这次打招呼会以后,姚文元从新华社派来两个记者,人民日报也派了记者,常驻政研室,找人谈话,出席会议,实际是监视我们,收集材料,向姚文元写汇报。一方面,国务院领导不管我们,另一方面,姚文元通过内部扶植起来的农伟雄、外面派进来的记者管我们。打招呼会议以后,实际是姚文元管了政研室的运动。姚文元说过,从打招呼会议后,政研室的简报给他提供了很多材料。姚文元在新华社范围里头,曾两次表扬农伟雄。说农伟雄材料整得好。他在你们这里默默无闻,可是到了政研室,起了很大的作用。
   
   回过头来想想,很可悲。农伟雄算什么人物,一个参加工作不久的资料员,钻营投靠“四人帮”,那时竟可以在政研室指挥一切,控制一切。
   
   他们除了用合法途径,整简报,通过新华社上送材料,还私下里分头给“四人帮”写信。7月2日,农伟雄给张春桥写信。华国锋任总理之前,农曾评价,华国锋这个人没什么理论著作,张春桥大文章一篇又一篇,有理论。9月6日,给姚文元写信,报告工作,请求接见。有一个材料写得很肉麻,用"是你怎么样、怎么样"那种口气,吹捧姚文元。毛主席去世后,9月14日给江青写信,表示"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讲,我的生命和整个的运动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引用《红楼梦》中一句话:"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这个人是小个子,功于心计,脸上不露春夏秋冬,当面撒谎不脸红。确实想从此爬上去。"三少"中的赵乾德,张牙舞爪,内心的东西不加掩盖。农伟雄不动声色,但很动脑筋,各种部署在日记中写得很清楚。两个人成为鲜明对比。中央党校来的周锡荣是军师,替农伟雄进行战略分析,分析我们几个负责人。排在正确路线一边的,是李鑫同志。犯错误严重的有三个: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最主要的是胡乔木,其次是邓力群。王飞说,运动一来他很害怕,只好跟上,出了什么坏点子也说不上,只能是敲一敲边鼓,有时提示一点年轻人不懂得的要害问题。
   
   2 胡乔木的揭发没有实质内容
   
   农伟雄与“四人帮”接上头,并实际上掌握了研究室的领导权,搞了七次揭批gaochao,一次比一次厉害。
   
   先是揭、查所谓政治谣言。把我们在会上传达过的毛主席的话,引用过的毛主席的话,“老九不能走”,“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园丁之歌》说是“香花”,等等,都说成是政治谣言。
   
   然后,集中揭发***。调子越来越高,压力越来越大。这样,我们的调子也就不能不高起来。乔木的日子日益难过,实在过不了关,在会上有几次发言。接着,乔木写了十几条,揭发、上纲,但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事情。我相信在乔木和邓个别谈话时,谈论“四人帮”的事不会少,但乔木一件都没有揭发。胡乔木3月2日的揭发交代,毛主席批示:印发政治局(给胡乔木一份)。这份材料里讲了他同***的20多次会见,包括邓同我们一起读毛选,同他单独见面,没有出格的话。
   
   3 我成了第二号揭批对象
   
   此后,就是揭批“三株大毒草”。在政研室,集中力量批《论总纲》。《工业二十条》后来也批判了几次。
   
   “天安门事件”之后,我成了乔木之后的第二号揭批对象。一次揭发“黑画”,③上纲很厉害。这时,有人找郑惠、徐道河说:现在事情日益严重,只能保于光远,不能保邓力群了。他要两人出来揭发,说“黑画”问题上邓力群有责任。郑、徐两个当晚来找我,说此事与你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某人却要我们把赃栽到你头上,怎么能这样做呢。
   
   在干校的时候,有一次一些人在厢房内议论一些事,我住在堂屋里。当时我已经“解放”,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厢房同堂屋是通的,他们议事没有我参加,但也不避我,所以他们的谈论我自然而然都听到了。只听徐道河说,揭发批判时,你上纲牵强附会,我批判东拉西扯,本人做检查也不免有些言过其实的东西;但在定案时都要把这些东西排除掉。就说邓力群吧,大家揭发批判的东西很多,他本人交代中间也可能有些过头的东西,但我们定案时,都要把这些东西排除掉。徐道河,我很早就认识他,这个时候能这样办,我觉得不简单,是个讲党性、够朋友的同志。郑惠后来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在当时那种紧要关头,和徐道河一起来找我,没有按照那个人的想法办,也不容易。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插曲,总的来看,我们七个人奉命批邓,没有出格。乔木过头一点,传出去后,老干部普遍不满意,但总的来说,乔木也没有按当时的风向给邓添枝加叶;共同的调子都还是按对当时中央文件的领会来说话。人们后来把我们几个人的话加以比较,如在会上,关于《论总纲》,我曾说:每个观点、每句话、每个提法都由我负完全责任,其他人不承担任何政治责任。本来这也是事实,我不过是如实地承担了责任,而这件事居然得到人们的普遍赞扬。这说明一点,在党内斗争中间说真话可不容易啊。王震同志多次和很多人说,邓力群在“文革”期间、“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保了***,没有上推下卸。***同志也认可此事。很多地方传,小平同志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一个半人顶住了,半个刘仰峤,一个邓力群。说真话,本来是一件很普通的事,人们之间有各种接触,不能因为党内斗争尖锐,就把自己说的话推给别人,把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没有做过的事,牵强附会,上纲上线,甚至加以捏造。
   
   4 "四人帮"想搞第二个中心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四人帮”想搞第二个中心。前面说过,1976年2月,华国锋召集了两次"打招呼"会议:第一次是2月19日,第一批五个省市的负责同志;第二次在2月25日,又找了十二个省、市、自治区和部分大军区的负责同志,一共十七个省、市、自治区,华国锋讲话打招呼。此后,又搞了第三批,是另外的十二个省、区和几个大军区,3月2日来京。江青自作主张,召集第三批来京的十二省区负责同志开座谈会。会上,江青就"风庆轮"问题④大做文章,批***。就在这次会上,江青说,研究室的材料证明了国务院政研室是***的谣言公司,***是总经理,胡乔木是副经理。这不是要搞另一个中心吗?对这件事情,江青他们受到毛主席指责。3月10日,毛主席对风庆轮问题请示报告批示:"(材料)不应该印发。此事是不妥的。"
   
   在组织上,“四人帮”也想搞第二个指挥中心,受到了毛主席的批判。当时,舆论完全被他们控制了。后来发生了天安门事件,说明是有两个中心,两种意见。激起群众义愤的是4月4日送的花圈,当天晚上就收起来烧了。4月5日群众就起来,"还我花圈!"这边就组织镇压。当天晚上,吴德讲话,限定时间离开。过时,就清场,抓人。运动遍及全国,起到了"四人帮"意想不到的作用。越是压越是激起群众的不满,越是暴露"四人帮"的穷凶极恶。"四五运动"确实是全民性的。各种观点的人这时都走到了一起:悼念周总理,批判"四人帮"。
   
   1977年11月我们到了社会科学院,经了解社科院的人都到天安门去过,目的都一样。在这个运动中,干部子弟起了好作用。老干部没有去,但更多的是他们的子女代表了他们的老子的意见,一方面对"四人帮"不满意,一方面对***同志受那种对待表示不理解。这样的革命运动,经过"四人帮"的歪曲,经过毛远新的汇报,到了政治局、毛主席那里,确定天安门事件为fangeming事件,撤销***的职务。江青想开除他的党籍。毛主席说,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被撤职,运动跟着升级。经过报纸,大造舆论,批三株“大毒草”,《论总纲》是主体,《汇报提纲》、《工业二十条》是两翼。说《论总纲》是fangeming修正主义的政治纲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同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何其相似乃尔。
   
   大约3月初,华国锋主持第三批打招呼会后,要国务院管政研室的工作。国务院政治部副主任贾鲁峰找我谈话。他问我:你还有《论总纲》的底稿吗?我说有。他要我把底稿给他,并写一个报告。报告是由我口述,罗立韵同志笔录的。《论总纲》的第二稿、第三稿也都给了他。我把经过情况说得清清楚楚,***并没有授意。可"四人帮"硬说《论总纲》是***授意写的,是复辟总纲。可见他们是怎样不顾事实,诬陷小平。
   
   当时我的心态是,华国锋当了总理,***撤销了职务,对***同志继续主持工作的希望破灭了。但是,毛主席还保留他的党籍,以观后效,感到还是宽大。感到这同“文化大革命”前期不一样,对老干部还有所谅解。因此,对主席没有什么埋怨。觉得毛主席这一套,包括提法和措施,同“四人帮”搞的不完全一样。对华国锋不寄多少希望,但也没有什么反感。这时已传出“你办事,我放心”的指示。可以看出,毛主席不愿把国家交给“四人帮”,对华国锋感到放心。交给华国锋以后怎么样?看看吧。

649

主题

1147

帖子

3883

积分

管理员

Rank: 9Rank: 9Rank: 9

积分
3883
 楼主| 解放 发表于 2016-12-15 05:23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6 问题升级和我的态度
   
   我的问题,从运动开始,就一级一级往上升。到天安门事件以后,农伟雄就说,邓力群的问题已升级了。作为我来讲,不交代不行。在党内,他们还是代表组织,政研室是中央直接管的,不能不交代。当时没有想这些东西交代出来会有什么后果,会招来什么横祸。作为一个党员,很坦然,做的事没有需要隐瞒的。每次交代我自己的事情的时候,确实没有什么顾虑。从“文化大革命”整个过程中,我每一次写信,每交代一个问题,都是很认真的。讲每一件事,我都没有坏心,没有算计过谁,没有不可告人的心思。既然你要知道,就如实地讲,对自己有什么后果,我不去想。可是有一条,不能因为我的揭发而使别的同志受到牵连。凡是遇到这样的事,要不不提,要不就说这件事主要由我负责。我在红旗时,遇到这篇文章、那篇文章受指责,我都承担起来,说这是我布置的,主意是我出的,稿子是我定的。
   
   有些事情,明明是胡乔木交给我的,如《海霞》问题,那时,胡乔木说,你可以告诉他们,现在可以写信了。在交代时,我没有交代是他的问题。我们这些老家伙确实经过了锻炼,谁也不说谁,各人只讲各人的。农伟雄就说,你们好像是商量好的。看起来好像有分工似的,实际上没有。我们几个人很默契。在交代时,中央没有点名的中央领导同志,我们都不说,这也是一种默契。中央点了***的名,我们也就只讲***,而且按事实来讲,最多讲完以后,跟着中央的口径加上一顶帽子。我们一般不跟报刊的调子。
   
   后来,我们搞了运动总结。我们政研室的七个负责人,总的说还是合格的。总结有几条,现在看来比较平淡,在当时那种险恶的情况下面,做到这一些已经很不容易了。总结中有这样几段文字:
   
   对于“四人帮”在运动中的另搞一套和农伟雄、赵乾德的倒行逆施,政研室绝大多数同志极为不满,采取种种方法进行抵制。政研室的几位负责同志,当时同上级领导失去联系。在室内也难以相互接触和同群众接触,又面临着“四人帮”与农伟雄里应外合、内外夹攻的政治高压。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仍然坚持做到了以下几点:
   
   一、“四人帮”和农伟雄妄图从政研室负责同志身上压出攻击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材料,七位负责同志抵制了这个罪恶企图,严格遵循党中央指示的精神,在揭发批判中,丝毫没有涉及***同志以外的中央、国务院任何领导同志。
   
   二、“四人帮”诬蔑政研室是“邓记谣言公司”,诬蔑***同志“通过政研室制造和散布了大量政治谣言”,七位负责同志坚决抵制了这个诬陷。
   
   三、在他们的交代揭发中,除记忆差错外,事实本身没有出入,没有涉及到***同志和他们谈到的有关同王、江、张、姚斗争的事情。
   
   四、在他们的交代揭发中,保护了政研室内外同“四人帮”作过斗争的许多同志。
   
   五、七位负责同志在一九七五年工作中议论的有关“四人帮”的事情,都没有互相揭发。
   
   六、六位负责同志对胡乔木作了揭发批判,但是,胡乔木同志对他们没有作任何揭发批判。
   
   这些情况说明,政研室的负责同志在最重要的问题上,坚持了中央四号、五号文件的精神,抵制了“四人帮”的另搞一套;在十分复杂尖锐的斗争中,经受住了考验,没有被“四人帮”压垮;“四人帮”竭力要从他们那里压出最需要的材料,用来打倒中央和国务院一大批领导同志的fangeming阴谋,没有得逞。
   
   但是,也要指出,七位负责同志在揭发批判中,不同程度上都说了过头话。有些超出了必要的范围,有些上纲出了格;在这一方面,胡乔木同志一九七六年三月二日的揭发批判材料中,表现得很明显。对于受党教育多年的老干部来说,这是很不应该的,需要从中吸取教训,引为鉴戒。
   
   7 最后一次检查
   
   10月6日,这时"四人帮"印的批"三株大毒草"的小册子七八千万册已发全国,政研室开我的批判会,实际上这是最后一次批邓力群的会。批判中我先交代。朱佳木听了以后颇为感动,说,听了邓力群的交代,感觉邓力群在控诉,不是在揭发交代。
   
   我回忆一下,那次检查交代,是这个意思。我说,“文化大革命”前,犯了一个大错误,帮助刘少奇重新出版《论修养》。虽然不是由我决定的,但是,如果那时我消极一点,就可能出不成。我当时做的工作最多,也最积极。为什么有这样的积极性呢?就是“大跃进”时期,看到听到,在gcd的领导下面,实行错误的政策,采取错误的方法,使得我们的人民受到危害。有些事情惊心动魄。没有想到,gcd掌握了政权,经过gcd员的手,使我们人民受到危害。这在我一生中感受最深。开始不知道,后来揭发信阳事件,青海的问题,四川的问题,非常震惊。由此产生强烈的要求,gcd员一定要真正按党员标准办事。纠正各种旧社会带来的东西,很需要我们的党员从沉痛的事实中得到教训,应该学习《论修养》。有这种强烈的愿望。
   
   “文革”快结束了,又犯了一个大错误,写了《论总纲》。为什么会写这么个《论总纲》呢?我很积极,很认真,我接受任务以后,恰好看了***的大寨讲话,看到***同江青的争论,针锋相对,面对面的作斗争,前面一段讲了形势大好,形势逼人,大好,即近半年来各方面的工作有起色,逼人呢?四个现代化是我们的严重的任务,估计国际形势,有五年或更多的时间不会打仗,我们就要在这几年里努力。由此我讲到,在60年代,我们科技同外国差距不大(现在看来对我国估计高了),经济发展,差距还在缩小,"文化大革命"又拉大了差距。有一件事使我吃惊,那个时候,台湾一个地区的进出口贸易总额超过我们大陆的贸易总额。后来我又讲到,我青年时来北京上学,遇到"九一八"事变,日本占了东三省。身受日本侵略的欺负,中华民族如果经济上老落后,非挨打不可。现在有这么个机会,我们就应该努力,把实现四化的任务搞好。那天检查交代,无非讲了这些意思。

649

主题

1147

帖子

3883

积分

管理员

Rank: 9Rank: 9Rank: 9

积分
3883
 楼主| 解放 发表于 2016-12-15 05:24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8 读史感想
   
   当时不过是一种悲愤的心情,但同“文革”初不一样,除了交代,我读点书吧。我除在干校读了很多书,在北京又读了《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国榷》,接着又读《明史》。还没有读完,“四人帮”垮台了。
   
   在读书时,划了不少杠杠,做了不少记号,现在翻一下,还有感受。比较深的一点,就是历朝皇帝,要主动让出自己的皇位是不简单的。汉武帝征和元年发生掘太子宫的巫蛊事件,引发长安大战,死几万人。唐太宗,几次废立太子。特别是宋太宗,他好长时间不立太子。在开封,人家劝他立太子,就是不想立。后来立了新太子。让新太子同群众见见面吧,结果太子在开封公开露面,受到热烈欢迎。这一下对宋太宗刺激太大了,他叫贞明太子,我叫什么?把我放到什么位子上。那个宰相不错,说皇上有这样好的一个太子,不是证明你的英明吗!太宗听了,宽慰许多,但内心还是久久不能平复。诸如此类。读到历史上的这些事情,不由得生出许多感慨。
   
   天安门事件后,还有两件事值得说一下。
   
   天安门事件以后,公安部要搞个纪要,讲对走资派实行专政。当时在北京对走资派进行侦察。有一些公安人员来我这里,说没有房子住,要借我的房子住一阵。不知是不是对我侦察。
   
   另一件是,7月全国开计划会议,上海的黄涛,辽宁的杨春甫⑤,一南一北,在会上发难,指名攻击1975年的国务院务虚会,指名攻击《工业20条》。说党中央各部门实行条条专政,涉及的范围很宽,涉及到过去买船租船,涉及到进口化肥设备,出口石油,说外贸部卖国,周恩来、***都是买办资产阶级。1975年国务院务虚会上表现活跃的几个部门都成为攻击对象。有几个人开始转向。
   
   唐山大地震以后,政治气氛缓和,当时没有感到危险,确实老人家接受了过去的教训。
   
   “四五”运动中,我的女儿罗小韵当时经常到天安门去拍照,我也从中得到一点实际材料,后来销毁了一些东西,拍照的底片转移出去了。儿子邓英陶从插队的河南回到北京,我不让他回去,就在北京读《资本论》、《剩余价值学说史》。他在河南期间没受批判,但是,教育部下去对他调查了一番。
   
   注释:
   
   ①11月2日晚,毛远新按毛泽东的指示找***、陈锡联、汪东兴开会,这次四人会议可以看作是政治局内批邓的第一次会议。11月3日,毛泽东听取毛远新关于四人小会情况的汇报后,指示继续开会。讨论当前两条路线斗争。讨论限于"文化大革命"问题,做个决议。并指示扩大一点人,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张春桥也参加,八个人先讨论,吵也不要紧,然后政治局再讨论。11月4日即开了第一次八人会议。11月7日又开了第二次八人会议。按毛泽东的部署,11月20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对"文化大革命"评价问题,政治局成员十七人参加。会议由***主持。胡耀邦、胡乔木、周荣鑫、李昌、刘冰列席会议。会上,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对胡乔木、周荣鑫进行指责。
   
   ②语出《论语·尧曰》:"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意为复兴灭亡的国家,承续断绝的世族,举用隐逸的人才,天下的民众就会从内心归服。"四人帮"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用它来指责、诬蔑周恩来在林彪事件后解放、起用老干部是搞翻案、复辟。
   
   ③1974年2月15日至4月5日,"四人帮"在中国美术馆和人民大会堂举办所谓黑画展。这个黑画展矛头是对着周恩来的。此前,周恩来曾指示:出口工艺美术品只要不是反动的、丑恶的、huangse的东西,都可以组织出口和生产。又说,风景画不能叫"四旧"。黑画展展出的18名作者的215幅作品,就是有关部门根据周恩来指示组织创作的。陈大羽的"公鸡"、黄胄的"毛驴"是被诬为黑画的最有名的作品。在黑画展的影响下,上海、陕西等一些地方相继办起类似展览,据不完全统计,被"四人帮"一伙定为"黑画家"或受到株连的美术工作者有上百名。1975年对黑画展有所批评。
   
   ④风庆轮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一艘万吨货轮。1974年国庆节前,经过往返上海一罗马尼亚、历时150天的远航归来。"四人帮"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在远洋航运业中造船还是买船、租船的问题上大做文章,诬蔑、攻击刘少奇、周恩来等"崇洋媚外"、"卖国主义"。在风庆轮于1974年初重载试航阶段,就曾借批判远洋运输公司和交通部"崇洋媚外"来影射攻击周恩来等是"70年代的李鸿章"。在此次远航归来时,又寻机惹事。国庆节后不久,"四人帮"收到他们在上海的亲信写的万言长信,知道风庆轮副政委和实习三副在远航途中反对批判所谓造船、买船问题上的"崇洋媚外"、"卖国主义",还对王洪文、上海市委和京剧样板戏颇有微词。1O月14日。江青在登载《"风庆"轮的问题》的《国内动态清样》上作了不少批注,并给中央政治局成员写信,说"交通部确有少数崇洋迷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这种洋奴思想、爬行哲学,不向它斗争可以吗?"说那个副政委"是钻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提出"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措施"。王洪文当天即表示"完全同意"。张春桥、姚文元也在同一天写下批语。张强调这是造船工业上"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姚认定这个副政委"代表一条修正主义路线"。10月17日晚中央政治局会议快结束时,"四人帮"又突然提出"风庆轮问题",江青质问***对这个问题是什么意见,要邓立即表态。邓说,我已圈阅了。对这个材料还要调查一下呢!江进一步逼问:对批评洋奴哲学是什么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邓回击江说:政治局讨论问题要平等,不能用这样态度待人。这样政治局还能合作?强加于人,一定要写出赞成你的意见吗?张、姚一起指责邓。江更对邓大肆攻击和谩骂。邓连说"我要调查"愤然离开会场。张看着邓走出去,说我早知道你要跳出来,果然跳出来了。政治局会议上争吵以后,"四人帮"星夜密谋,第二天(18日)王洪文飞往长沙,就风庆轮事件争吵经过向毛泽东诬告,诬陷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等进行篡权活动。毛泽东没有听信谗言。1O月20日接见***后。毛泽东要王海容、唐闻生传达他的意见,要***做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并说,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而且先念等同志已经在解决,但江青还这么闹。但是。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江青于1976年3月2日私自召集十二省区负责人座谈会,在"风庆轮"事件上大肆诬蔑、攻击***。
   
   ⑤黄涛: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杨春甫:时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
   

649

主题

1147

帖子

3883

积分

管理员

Rank: 9Rank: 9Rank: 9

积分
3883
 楼主| 解放 发表于 2016-12-18 08:49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解散前后
   
   
  一 毛主席逝世以后
   
   9月9日,毛主席逝世。全党同志、全国人民非常悲痛。这个时候华国锋讲,悼念毛主席,一方面要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另一方面,还要继续深人"批邓",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当时,华国锋也不能不这样做。
   
   这时,“四人帮”认为机会来了,加紧了夺取最高领导权的活动。9月9日毛主席去世,9月16日两报一刊的社论,除了深入批邓以外,讲毛主席有个"临终嘱咐"。把毛主席的一句话,"照过去方针办",改成"按既定方针办"。经过他们修改的"临终嘱咐",在社论中反映出来。华国锋传达这一问题时,发现他自己的笔记很明显地记的是"照过去方针办"。可江青他们传出来的就修改了原话,逼着华国锋声明,毛主席讲的是"照过去方针办"。六个字改了三个字。华国锋同时传达的还有毛主席谈话时亲笔写下的两句话:"你办事。我放心。""慢慢来。不要着急。"毛主席让华国锋当第一副主席,华国锋表示了一句,他能力弱,不能担此大任。毛主席就说了"你办事,我放心"这些话,意思是就要这样的人来当第一副主席。
   
   10月4日,《光明日报》专门发表文章,题目叫《永远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在政治局内部,江青正式提出,毛主席身边的文件,全部应该交给毛远新来管。这件事大多数人不同意,否决了她这个意见。全部文件封存,继续由中央办公厅来保存。从后来的事情看得很清楚,他们知道,主席文件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批评他们的,对着他们的。如果这部分文件被他们掌握了,他们就可以用来为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服务,或者毁掉,或者篡改,就像改那六个字一样。他们就可以假传"圣旨",说这是毛主席的批示,那是毛主席批示,他们的一切活动,都是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办的。
   
   毛远新留在北京,本来是当主席与政治局的联络员。现在主席已经去世了,也没有联络任务了,理所当然地应该回到辽宁去。“四人帮”就说,他还有工作要做,说很快要召开中央全会了,他知道主席的思想,要他作这方面的准备工作。政治局把他们的要求否决了。在这个问题上,不能不承认、也不能不肯定,毛主席选来选去,选了一个华国锋,没有把最高领导权交给“四人帮”,这一点他还是看准了。对华国锋我不了解,从以后的发展来讲,很明显的,“四人帮”要篡夺领导权,眼前直接的障碍就是华国锋。上面这些措施,都是为了他们篡夺最高领导权做准备的。他们不能不想办法给华国锋施加压力。后来不是说,有一次政治局会议,多数人不赞成江青的意见。江青就说,你们都走,剩下一个华国锋,汪东兴和叶帅好像也留下来了。她逼着华国锋,面对面地折磨华国锋好几个钟头。

主席把最高领导权交给华国锋,是有道理的。叶帅说,政治局最后向主席告别,先后都进去了,最后打招呼让叶帅第二次进去。这时主席想讲话,但已经讲不出话了,就用眼睛看着他。据叶帅讲,他感到是“托孤”的意思,就是让叶剑英同志保护华国锋。后来,在解除华国锋党中央主席职务的政治局会议上,叶帅讲到这里,很难过,检查自己有封建思想,泪流满面。主席说,华国锋当第一副主席,全党都不知道他,人民都不知道他。要通过宣传,让党内更多的人知道他,让全国人民知道他。《解放军报》连续发表社论,宣传英明领袖。后来又传有一张照片,即八人照片。在主席跟前最后合影的七个人,我记得很准。“四人帮”四个,汪东兴、华国锋和毛远新,共七人,专门在主席身边照了一张相。意思很清楚,你们要团结一致,希望把我一生中做的两件大事①搞下去。在讨论华国锋问题时,说把这张照片印发一下,给高级干部都看看。我想主席的意思,一方面让叶帅保护华国锋,另一方面让华国锋同这些人团结好。领导权不能交给你们的,得交给华国锋:这是主席临终时的决断。
   
   斗争的逻辑不以个人的愿望为转移。“四人帮”已经搞了这么几年,已经形成了那么大的一股势力,一心一意想做最高领导。张春桥那个“又是一个一号文件”的读后感,那种感情愿望,字里行间,非常之清楚。好不容易把***搞下去了,指日可待了,后来又出来一个华国锋,怎么能容忍呢?同主席愿望相反,本来他希望这些人风雨同舟、和衷共济,没想到形势发展使华国锋成了党粉碎“四人帮”的重要人物。
   
   在主席逝世以后的那些日子,在“四人帮”制造的舆论影响底下,还有“四人帮”爪牙的活动,地方也好,部门也好,zaofan派也好,国内动摇分子也好,就纷纷向江青写效忠信,同时,他们又在上海准备第二武装。他们知道要人民解放军听他们的指挥不那么容易。从各种材料表明,他们是想,万一形势危急时,就在上海搞武装叛乱。他们搞一南一北。南边是上海,北面是辽宁。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立即注册

本版积分规则

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解放区评论网

GMT+8, 2018-12-18 23:00 , Processed in 0.150228 second(s), 10 queries , Apc On.

Powered by Discuz! X3.2 © 2001-2013 Comsenz Inc & Style Design

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