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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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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封 发表于 2016-11-25 03:03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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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总设计师”参加“遵义会议”的真相
公心公道 2016-11-14

去年——2015年,在纪念“遵义会议80周年”的专题片《遵义会议》里,说到当年参加遵义会议的主要成员后,出现一句耐人寻味的旁白——“据后来参加遵义会议的邓小平回忆……”;

  今年——2016年,党中央隆重纪念工农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革命圣地延安胜利会师80周年,拍摄了专题记录片。在有关“遵义会议”一集讲述当年与会的共产党主要领导人时显出一个镜头——最后一名是邓小平,照片下标“中央秘书长”字样。

  1972年8月3日,邓致信毛泽东,说道:

  “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1931年初不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1931年初军长张云逸与政委邓小平各率一部由广东到江西与中央红军会合,进入江西不久被敌军截断,两部失去联系,邓带领一部分部队到了江西崇义。几天后,邓去杰坝找赣南特委接头。此时,敌军对崇义红军发起猛攻。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情况紧急,部队急切等待着最高首长邓小平指挥部队或抵抗,或突围。这时,邓就在崇义附近的山头上,听到前方枪声紧急,吓破了胆,立即决定弃队逃走,并带走了许多军饷。非常明显,邓是为了保命临阵脱逃,做出了这种无耻勾当(这是邓第二次弃军逃跑)—— “弃军逃跑”怎么会“在组织上是合法的”呢?如果“合法”,就叫做“批准离队”,那不是“错误”,更不是“极端错误”。 所谓“极端错误”是邓自己的定性,其实这是一项严重的罪恶。

  其实,在此之前,他已临阵脱逃过一次:1929年底,邓小平受中共派遣,与陈豪人(陈昭礼)、张云逸等组织百色起义。百色起义前的关键时刻,邓小平第一次面临危险以“老婆生孩子”抛却部队逃之夭夭。(邓在《我的自述》中有“我在同张云逸等同志作了布置之后,于11月初由百色去龙州……”一说)邓小平本人1968年6月20日写的《我的自述》中也说:“我在同张云逸等同志作了布置之后,于11月初由百色去龙州……”所以,百色起义的真正领导人——是陈昭礼)、张云逸!

  据知情人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也有类似行为。《邱会作回忆录》指出:遇到危险就逃跑是邓小平的一种习惯 ……

  由于多次弃军逃跑,邓遭到严厉惩罚,此后,都是担任比较低的职务——有他的“自白书”为据: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日至七月五日,邓小平同志向中央写的《我的自述》中明明白白写着:……分配我为总政治部宣传部的干事,除了一般宣传工作,还主编总政机关报“红星”(小报)。这个工作我一直担任到长征途中遵义会议的前夕。——可见,他在遵义会议的前夕只是总政下面一个机构的“干事”(办事员而已),与“中央秘书长”的“级差”那就是天地玄黄啊!

  按他当年所任职务,有可能被通知参加这么重量级决策红军命运与中国共产党生死存亡的秘密会议?
  再说,如果他当初是任“中央秘书长”——他应做记录吧?为什么现存手稿及当时向下传达的却是陈云所记录的内容呢?…………

  据师东兵著作记载,1973年,在邓小平复出后,毛泽东曾与邓作了一次谈话。期间,毛泽东突然问他:“遵义会议你到底参加了没有?”邓小平脸一红,说:“我不是正式代表,所以没有正式参加会议。”

  据军史老专家王健英等人考证,邓小平确实没参加过遵义会议。

  但王老先生经过走访有关当事人,证实邓小平确实进入过会场两次——因为他当时的身份是《红星报》主编,算个团级干部,而遵义会议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扩大到军团长(相当于大军区司令)一级。邓有事进入会场,一次是找刘伯承,被警卫人员当场赶出去了。第二次是进入会场,给参加者送《红星报》,说“各位领导,开会累了,看看报纸吧”。结果又让警卫人员赶了出去。王老先生采访过其中的一名警卫人员。

  因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会议,是转折点,它形成了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所以,谁都想把参加它作为政治资本。

  56年八大,邓小平当选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后,去遵义会址参观,当时遵义会址展厅里摆着参加者的相片和事迹简介。工作人员随便问:“总书记参加过遵义会议吗?”邓信口说参加了,工作人员又问当时坐在什么位置?邓就往墙角处随便指了指说,就是这里。(当时是长桌子,他不可能坐在桌子角上)

  后来工作人员说“中央宣传部有规定,如果参加了,必须有两位参加者写的书面证明材料,并加盖单位公章,然后我们才能按规定把您的相片挂上。”结果邓小平回京后找陈云,陈云不给他写。这是陈云夫人于若木后来告诉中央文献研究室我一个同学的(她前往采访于若木)。找张闻天写,张也不给写。张夫人刘英说她当时是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是遵义会议3个月后才接替她担任此职的。所以,说邓小平是以中央秘书长身份参加遵义会议,是不可能的。说他以红星报主编身份,更是荒唐。

  中央档案馆的依据馆藏的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也排除了邓小平参加的可能。
  ——至此,邓小平当年究竟能不能参加这么高级别的遵义会议?不是一清二楚、一目了然吗!?

  1978后邓小平“接班”后岁月,他马不停蹄干出三件“大事”——取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天早晨开播时的“东方红”主题曲,改换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的刊名为〈求是〉,强迫解散走公有制道路的“人民公社”建制倒退为从前的乡、村……国家博物馆里,立了一个所谓十大元帅的雕塑!(却是11人像,邓立中缝)……

  随着历史解密,一桩桩真相的披露,一个人做过的任何事件都不可能被永久雪藏——任何“大人物”也不会例外。

  权力可以美化自己,但在大众心目中,他却可能是最丑陋的!

  我们反对“虚无”历史,也反对篡改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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