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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诚之心误保官僚,义无反顾造反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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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的黎明 发表于 2016-10-30 17:55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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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诚之心误保官僚,义无反顾造反有理
廖朝安

1966年,我同亿万群众一样,以热爱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赤诚之心参加了文化大革命。由于工厂离城市较远,处在农村的包围之中,接触新鲜事物较少,眼界不宽广,认为文革也同历来政治运动一样,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因此我被厂党委利用,成为历次政治运动的“积极分子”。

在川农机械厂历次政治运动中我都被厂党委指定为骨干,1957得整风反右运动中,厂党委指定我为向右派作斗争的工人辩论员。在反右运动中,我以“炼钢炉”为笔名,写了两百多张大字报批驳右派。1966年9月担任“川农革命工人造反军”一号勤务员,同时组织了棉木地区(约2500人)工、农、红为一体的“棉木地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推选 我为一号勤务员。1967年1月中旬,我们夺了四川农业机械厂的权,成立了临管会,我为组长(后来在“二次逆流”中被定为“反革命夺权”)。1967年我任内江市工代会常委,分管公交兵团。1967年6月,内江市军分区和(工、农、红)组织的内江地区县团级领导在谢家坝举办的学习班中,我任工交系统学习班负责人。参与成立了内江地区革委会、内江市革委会、内江地区工交系统革委会,担任内江市革委会委员,内江地区革委会工卫队副主任(主任为时任内江军分区何科长),内江地区革委会“维护社会治安大队”大队长(内江军分区刘成厚科长为政委)。1968年内江地区“八县一市文攻武卫指挥部”成立,我担任了副政委、副总指挥,在两次所谓“抢枪事件”(实为送枪)中担任现场总指挥,妥善平息了事态。1968年陪同内江军分区司令员、地区革委会主任陈崇礼,内江市军分区副司令员、地革委会常委刘尚武到八县一市展示毛主席亲自赠送的芒果。1968年我陪同中央候补委员、省革委会副主任、内江地区革委会常委张泗州,妥善解决简阳知青被农民打死事件。1968年3月到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同年4月在人民大会堂我们四川班受到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亲切接见。我们先后两次登上天安门观礼台有幸与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同庆国际劳动节。并于1968年4月在人民大会堂和1970年7月在首都体育馆两次接受了周恩来总理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接见,并亲自聆听了周总理访问朝鲜归国后关于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报告。



变异的官办文革

当时“川农”机械厂在“西南王”李井泉“不唱京戏唱川戏”的独立王国口号下指令川农“创大庆”。四川省委批示川农“创大庆”树为“四川工交战线一面旗帜”,同时派来了四川省机械厅领导于光为首的“工作组”进驻川农机械厂,当时四川各行各业、特别是工交系统来川农学习“工交一枝花”的人马络绎不绝,后来我们才明白,当时李井泉和四川省委主要领导假参观之名来学习交流如何抵制和压制文化大革命,后来因为形势所迫,于1966年11月停止了学习参观。

当时的厂党委挡不住文革洪流,在厂党委的领导下,开展了变异的官办文革。

1、“胡子红卫兵”的成立。在厂党委的组织领导下,成立了“胡子红卫兵”,参加的人员必须是那些听从指挥并且表现较好的,我被任命为大队长。

2、厂文革领导小组的成立。第一次由厂党委决定的文革领导小组,党委书记任组长,副组长和成员都是厂里的支部书记和中层干部,为了做做样子,只有两三个是一线工人,名单公布后即被全厂职工推翻。第二次党委书记不再是成员了,但改由厂党委委员担任组长,大部分由厂里的党、政中层领导干部担任成员,仍然只有少数工人,后又被全厂职工否决。第三次相较于前两次就要民主一些了,组长是厂医院的李一俭(医生),副组长廖朝安(工人)、桂云集(工人、党员),成员有钟树臣(人事干部党员)、冯炳荣(工会主席)共9人组成,具体人员名单仍是由党委核定,表面不属于党委领导,实际是在党委授意下直接开展工作。

3、党委书记的小会。我多次参加了党委书记召开的小会,在会上党委书记多次强调:“你们都是文革的骨干,文革结束后入党的要入党,提干的要提干,所有的行动必须要听党委的领导与安排……”事实上文革结束后,不听话的造反派都被残酷镇压,而听话的保守派确实入党的入党,提干的提干,而且还有的成为全国人大代表。

4、走资派的偷梁换柱。厂党委会决定:北京有“三家村”我们厂也有。于是厂党委交给工厂车间党支部委员汪祥和30多人的档案资料(主要是有一般历史问题或知识分子),甚至将技术人员菅XX、蔡XX、宋XX三人定为“三家村”。汪祥和对我说:“厂党委要你出面主持,材料交给你,你可以在全厂范围内找相关的知情人,收集这些人的材料。上面说了不要泄密,如果泄密要受到党纪、政纪处理。我按照汪的交待进行了工作,通知知情人员下班后湊材料,会议由我主持,汪祥和坐镇,纪录由技术员刘汉初负责,统计员李学府负责抄写了这三十多人共200多张的大字报。在此带动下数千张大字报满天飞舞,形成火烧连营,弄得普通群众人心惶惶,而走资派却得以自保,厂党委平安无事。



为什么我两次参与推翻了文革领导小组?

这两年我也深刻“反省”自己的过去,总结起来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我骨子里重来就有一股喜好打抱不平的侠义之情,即使是全厂职工都不敢惹的“张青天”厂长和一些党政中层干部,我也会直接冲撞,帮一些职工及家属讨公道,帮一些困难职工解决燃眉之急,因此受到他们的好评、得到他们的信任,在多次选举中毫不犹豫推选了我,使我成为内江文革中的重要勤务员。二是我在重庆公安系统工作多年,比一般职工多懂了些法律条款,加上我政治思想和工作中表现,厂党委需要我这样有代表性的工人。

1、成立“川农革命工人造反军”。由于我是“川农创大庆”封闭式示范两级管理刃具生产大组长,要去全川有经验制造刃量具的厂矿学习。在重庆学习中见到所去的厂矿同内江、川农机械厂的情况大不相同,特别是在解放碑看到重大学生和一些单位批斗重庆市委主要领导,使我眼界大开、开了心窍、思想获得了大解放。

在厂党委的授意下,由厂文革领导小组主持,党委书记代表党委作了“检讨”,实则是以退为进,既想保住“四川工交一枝花”,也想保住党委和主要领导不受冲击。检讨会由我与桂云集主持,党委书记在台上“检讨”过程中,有高声喊叫的,有递纸条的,有要党委书记站起来的,有要党委书记低头弯腰的,有要党委书记坐下来的。最后检讨会在站与坐、低头与抬头的无休止的争执中草草结束。这次检讨会使“革”与“保”亮了相,我解散了由我担任一号勤务员“革保不分”的群众组织。当天全厂不分小组、车间、科室相约成立了数十个自发的群众组织,我组织了一百多人参加的“川农革命工人选择战斗队”,稍后川农又成立了“川农五一造反军”,后来他们赤裸裸参与了“二月镇反”。

“川农革命工人造反军”成立后,我用大字报揭露了我所知道的厂党委指使我做的事,否定了“胡子红卫兵”所作所为,解散了“胡子红卫兵”,带头砸了厂党委领导的“文革领导小组”的牌子,批判了厂里潜伏的“走资派”,此举激怒了厂党委书记,他指着我的鼻子说:“廖朝安,你胆大包天,说了的谁泄露了机密就要按党纪、政纪处理,现在文革还盖棺未定,到时必须算账”。后来在文革政治路线反复中,三次对我“泄密罪行”进行了清算。

2、成立“内江地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赴渝联合指挥部”。“二月逆流”事件使内江也深受影响,1967年2月12日,工人司令部、红卫兵司令部联合在“东方红剧场”批判地委第一书记刘海泉、副书记石达官,内江军分区下令开枪镇压造反派,造成重伤1人,轻伤1人,现场抓捕40人的流血事件,这就是内江“2.12流血事件”。

由于2月8日我受内江工人司令部的委派,应邀去重庆大学参加重庆市革委会成立大会,所以错过了“2.12流血事件”,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内江工人、红卫兵司令部先后数百人到了重庆大学,我提议成立了“内江地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赴渝联合指挥部”,推选我为一号勤务员。指挥部成立后,我们在重庆以传单的方式揭露了“内江2.12流血事件”的真相,在第二医科大学的帮助下,我们在重庆警备司令部向中央文革、中央军委发了多次电报。我们将2.12流血事件的相关资料收集整理后,在我的带领下一行9人准备上京告状,为了掩盖事件的真相,内江当权派以“现行反革命”的名义到处设卡抓人,阻止我们上京告状。我们从富顺、自贡绕道乐山,2月17日晚上八时左右,我们的车行至乐山市五通桥区金山寺盐厂时,正遇上乐山市军分区、公安局到处抓造反派,误以为我们是重庆到乐山支援造反派而被拦下,我们假借“解手”之名毁掉了上京告状的材料。乐山市军分区联系内江后,内江市当权派们如获至宝,廖朝安正是我们要抓的大反革命派,于是我们被乐山市以“反革命派”的罪名关进了五通桥看守所,2月18日内江市军分区杨姓的参谋带领一个武装班和6个号称内江市“人民公安造反军”将我们9人五花大绑押回了内江市看守所。“内江地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赴渝联合指挥部”在重庆继续战斗,到1967年2月下旬,由于受“二月逆流”的形势所迫,重庆大学“815”下了逐客令而被迫解散,有的回内江后马上被捕。

革命小将的三顶“反革命”的帽子

1967年的“二月逆流”,正如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指出的“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 ,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镇压革命造反派和广大人民群众,在不到六万人口的内江小市,不但开枪镇压造反派,还抓捕了六百零四人为“现行反革命”,占总人口百分之十以上。

1、“川农武装暴动”首犯。“西南王”李井泉和四川省委为了保“川农工交一枝花”,抵制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攻报复,指使内江地、市两委和内江军分区,伙同川内走资派,以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制造了“川农武装暴动”特大冤案。将“川农革命工人造反军”打成反革命组织予以取缔,14人以“现行反革命”被捕。以“黑干将”、“老牛蛇鬼神”、“女打手”、“打手”等进行悔过、请罪、批斗、写坦白书、同现管分子下班后进行劳动改造达两百多人。1967年3月27日,这些被关押的14名参与“武装暴动”的现行反革命,在内江电影院前,由公安造反军以“群情激愤”的口号“公判”入狱。直到四川“红十条”下达后才解除劳改,得以平反。

“宋洛臣自杀事件”厂党委秘书、计划科长宋洛臣,共产党员,因担任“川农革命工人造反军”资料组组长,在党委书记的“大会煮熟、小会煨粑”的授意下,被保守的“川农五一造反军”迫害,背负着“反革命和叛徒”的帽子,丢下年轻的妻子和不满周岁的女儿,于1967年3月12日晚跳河自杀,年仅30岁。

我被定为“川农武装暴动”首犯,于3月27日戴上了24斤重的手铐和脚镣。把支持“牛鬼蛇神”的沱江动力厂厂长彭卿云,地区公安处三科长“现行反革命”胡适牧调到同一关押室,利用“犯人监管犯人”的方式对我进行监管。因为内江市公安造反军和“川农五一造反军”对我处以死刑的材料没有得到最高人民法院批准,接着解决四川问题的“红十条”下达,我被关了八十多天出狱平反,这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解救了我,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受我牵连,我的妻子被定成“反革命家属”和“现行反革命”,因为是“川农革命工人造反军”支队勤务员,成为“双料反革命”,挂黑牌挨批斗,不能享受任何政治待遇,由于妻子工资低,养活五口之家十分困难,有好心胆大的工友,在妻子下班后叫她去来回三公里多处去挑蜂窝煤,一百个一角钱,好心人多拿2分为一百个1角2分。三个子女也被学校宣布为“现行反革命子女”,受尽同学用欺侮。

2、“一批双清”运动的“反革命分子”。1971年四川的“一批双清”运动,“一批”是极左将矛头直指造反派。“双清”一清“5.16”,矛头指向造反派。二清“三老会”指向参加文革的老干部、老党员、老红军。当时在内江支左的第十三军三十九师,在“坚决拥护林副主席”和“万岁军梁司令”的口号下,在支左中做了一些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我写了书面报告送给了成都军区政委、省革委会主任张国华,十三军领导受到了批评。

在“一批双清”运动中,39师趁机对我进行报复,把我划定为“反对林副主席”的现行“反革命”,于1971年2月24日将我抓捕入狱。并在市中心电影院对面设立了批我的专栏。批判我的“麻六论”,如“污蔑林副主席一碗水端平”为“一碗浆糊端不平论”;“二月黑风论”;“政治气候变化论”;“武斗有功有理论”等“六论”。

我妻子上京告状后不敢回到厂里的家中,就从北京直接回到重庆老家。由于女儿回重庆看母亲被厂里派人跟踪,妻子被抓回厂,关进全封闭土牢,不准外人探视,四人轮班看守。定为“敢上北京告状”的“双料反革命”,勒令交行罪行,遭到批斗。按知青下乡政策,我三个子女有一个不下乡,却被勒令三个子女全部下乡,而且遭受方方面面的歧视。9.13事件后,我被关押了二十二个多月,本应平反释放我,但被故意推迟半年,在1972年12月26日给予教育释放。

3、揭批查扩大化运动的“四人帮干将”。1977年—1979年“两案”揭批查运动扩大化中,我被内江市委下文定为“内江市四人帮十大干将之一”,被关在厂里全封闭式土牢里,不准亲人探望,六人轮班看守。不分白天黑夜,先是全厂职工、家属、大会小会反复批斗,再是分科室、车间、子弟校、技校反复批斗,然后全厂一百多个小组反复批斗,再是各部门联合批斗,被批斗两百多次,名为“肃清廖朝安在川农的流毒”,实则变相打击报复。特别是党委书记说:“廖朝安关了几个月还长胖了”。规定家属不准送好的饭菜,同时还有不少牵连者被陪斗,不予涨工资等。

1977年8月,我被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被公捕,在关押10个月以后,又将我定为地、富、反、坏、右复辟。在邓小平为真正的地、富、反、坏、右全部复辟翻案后,又交将我的罪名改为“现行反革命”。被关一年多后,曹德明股长曾暗示我不久会放出去了,后来不仅没放,又被关了几个月,其原因是时任内江地委书记彭华不同意。同时川农机械厂党委和复职的书记公开说:“廖朝安两次都是以现行反革命被抓的都放了,这次决不能放过他,判半年刑都可以”。最后又将我的罪名改为“打砸枪,贪污挪用公款一千余元”给予劳教三年。对于“贪污挪用公款一千元”纯粹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当时经济支出完全符合财会制度,而且还有很多人出示证词以证明我的清白。

我妻子受我的牵连投入“学习班”没日没夜挨批斗,享受不到任何政治待遇和人格尊严,儿子两次高考上线都未被录取,第三次高考上线因引起全厂职工公愤才被厂党委高抬贵手。

追古忆今,我想起了保尔•柯察金的一句名言:“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愧”。今天的现实再次印证了毛主席的高瞻远瞩和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有一个伟大的预言:“这件事没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文化大革命没有错,更不是“十年动乱”,而是发展了的马列主义,继承毛主席的遗志,社会主义在中国必将会实现,而且终将影响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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