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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抢救刘少奇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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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浪风扬 发表于 2016-10-19 05:28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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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抢救刘少奇纪实
顾英奇 2009年11月15日 来源:重庆晚报
原卫生部副部长,时任中央警卫团中南海
门诊部负责人、主治军医

(转载时有删节)

1967年1月,我从医疗队回到北京医院总值班室上班。当时,周总理和中央办公厅曾下达一条原则:刘少奇需要看病时,经他的警卫人员与北京医院总值班室联系,由医院的医生、护士出诊;药品从保健药房(文革中编入中央警卫团后勤部)发给。

1968年2月,我被调回中南海并编入部队,任新成立的中央警卫团中南海门诊部负责人,主持日常工作。

在此之前,据病历记载,曾有四位医生到少奇同志家中出诊过,也曾在他家多次会诊过。
参加会诊有:

北京医院内科陶桓乐教授、外科吴蔚然教授,眼科左克明主任、口腔科李善荣主任、五官科王淑云主任,放射科李果珍教授、岳辉南主任;同仁医院眼科张晓楼教授、北医口腔科朱洪荫教授、三○一医院五官科姜泗长教授等。

我们调回中南海,从北京医院接过刘少奇医疗任务和病历。领导指示:“刘少奇如果生病,叫你们去看病,你们就去,还要认真给他治病。”

当时,我们先指派助理军医李留壮和护士马小先负责平时到刘少奇家的巡诊工作,门诊部的其他医生、护士也到他家出诊。医护每次出诊都做认真的检查、治疗并详细记录于病历。

我们出诊时看到,他的屋门外有一名游动哨兵,身边还有一位原来的秘书,一位原来跟他多年的卫士老李和两名管生活服务的战士。他们照顾他的生活起居和对外联系;部队给派来一位年轻的厨师。这些人对他的态度还是和气耐心的。为了完成上级交待的任务,他们的工作也都尽职尽责。

门诊部的多数人原来就在中南海工作,对少奇同志都熟悉而有感情,很敬重他。但风云突变,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变成了最大的走资派,成了“阶级敌人”。这使我们与他接触时感到有点不知所措。但我们秉持的原则是,不管政治风云如何变幻,我们只能遵循治病救人的医务工作守则和医德规范行事;再加上领导有言在先,所以我们还是实事求是地去为他做医疗工作。

在此前提下,从1968年2月到1969年10月,中南海门诊部的医务人员和全国知名各科专家,为刘少奇做了大量治疗护理工作,在他病重、病危期间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抢救,多次把他从死亡边缘抢救回来。

我们细致负责地对他进行了医学观察和照顾,随时解决他健康上的需要。

1968年4月,他开始语言减少,有时糊涂,尿失禁,手抖,步子变小(碎步)。为了查明病因,我们即请北京医院神经内科王新德主任会诊,王主任虽未肯定脑部有局灶性病变,但肯定是脑供血不足引起的病态。这段时间,少奇同志还是照常下地活动,在卫士或护士搀扶下散步,一直到他重病卧床不起时为止。
在这期间,我们不但经常去给他看病,还对他的生活照顾及时提出指导建议:1968年5月3日,发现给刘少奇做饭的师傅马文全患痢疾,便立即进行了隔离治疗,另换一位师傅;同时把他的厨房、餐厅、餐具都做了消毒,以保护他的健康。

6月18日,针对他血压增高,血糖波动等问题组织了会诊,调整了治疗药物;因胆固醇摄入过高对他不利,把他原先每天吃6个鸡蛋进行了调整。改为每天2个;并提出肉类和蔬菜要适当搭配,少吃些猪肉,多吃些牛羊肉、豆制品、蔬菜等。采购人员和厨师很配合,都认真地做到了。

在工作中,我们严格地按照医患之间的关系来处理他的健康和医疗问题,没有任何的轻视和懈怠。

当时,他身边的秘书、卫士、警卫战士、厨师、专家、医生、护士都是按照领导交待的原则对待他。可以说做到了“公事公办”。

在“打倒”声中抢救刘少奇

当时,少奇同志身体已经相当虚弱,免疫力较低,易病。1968年6月初他受凉感冒,虽是小病,但疗效却较差。7月6日起病情又渐重,7月9日发烧、咳嗽加重,肺部罗音增多,我们看后初步诊断为肺炎。当时即派护士马小先住在他家进行护理。门诊部医生会诊研究了治疗措施,并当即将病情上报。

当时,毛主席、周总理都明确指示说:“要千方百计地给他治病。”根据这一指示,我们即请北京、上海的知名专家会诊,并请陶桓乐、黄宛两教授和中南海门诊部负责人兼医生顾英奇、医生董长城住在刘少奇家。因没有足够的床铺,顾英奇和董长城就在地板上搭地铺。同时安排四名护士参加护理工作,日夜值班。就此组成医疗组。

有人说:“当时,说是为了留活靶子,所以要抢救他。”我只能说,当时是汪东兴向我传达的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我们执行的是“要千方百计地给他治病”这个指示。除此之外,我没有接到过其他的指示。在刘少奇病重时,周总理派他的保健医生卞志强(也是门诊部负责人之一)几乎每天都来了解情况,也是指示要尽力救治。至于是不是下边有人说过那样的话,却很难说。但那和医疗组接受的毛主席、周总理交给我们的任务就是两码事了。

七次从凶险的肺炎中把他抢救回来

经x线胸片及痰培养证实,他患的是“肺炎杆菌性肺炎”。肺炎杆菌毒力较强,耐药,较难控制,这是一种十分凶险的疾病,对老年人常常是致命的。

7月12日,少奇同志病势渐沉重,高烧不退,神志不清,谵妄,痰咳不出,有阻塞气道的危险。

专家会诊提出,必要时需要做气管切开。这需要先请示得到批准,以便关键时刻立即施行。报告后,很快汪东兴即传达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如病情需要,即同意医生的决定。”我们当即请耳鼻喉科、麻醉科专家(负责呼吸管理)住到刘少奇家,准备需要时及时做气管切开手术。

此次肺炎至7月22日基本控制,但少奇同志的意识没有恢复。他虽然也是夜里睡觉,白天醒来,睁着眼睛,头左右转动,但没有思维活动,不能说话,认知力丧失,熟人也不认识(医学术语叫醒觉昏迷)。从此一直卧床不起,吃饭靠护士喂,大小便不能自主,靠护士照顾。

由于自身免疫力太低,所以肺炎反复发作7次(1968年5次,1969年2次),均经抢救、治疗得以转危为安。在这期间曾多次出现病危,都是由于医护人员奋力抢救才得以好转的。

脑软化日益严重,意识一直没有恢复

1968年10月9日,突然不能进食,头向左转、眼向左凝视,诊断为脑供血不足、脑干有弥漫性小软化灶所致。

10月11日开始鼻饲,炊事员与医护人员密切配合,每日总热量保持1,500千卡至1,700千卡。

因此,少奇同志到1969年,虽然意识、认知力、语言、记忆功能丧失,但体重增加,面色红润,枕部的头发变黑;虽然生活不能自理,长期卧床,大小便失禁,但没有发生过褥疮,这都是由于护士按护理规程,按时按摩、翻身、擦澡、被褥清洁才得到这样好的结果。

按照周总理的指示,我们留下了他在“家庭病房”里的照片。照片上刘少奇虽然已经不能认人和说话,但他头部自由转动,眼睛明亮,注视着景物。“家庭病房”窗明几净,床单雪白,器物整齐。

1968年7月至1969年8月6日期间,请专家会诊共40次,仅1968年7月会诊即达23次。一般上午、晚上各一次,有时一日会诊三次。

参加会诊的专家有:上海董承琅、北京吴洁、陶桓乐、王叔咸、李邦琦、黄宛、王新德、薛善一、吴家瑞、姜世杰等。

中南海门诊部参加的有:卞志强、顾英奇、董长城、张林、牛福康、李留壮、马小先。

参加特护的有:北京医院的曹兵(瑞英)、纪秀云、警卫团的韩世泉、三0一医院的董洁秋、卿喜珍等。

为刘少奇治疗所用的药品,都是由保健药房供应的。绝大部分为进口药,尤其是抗生素,大部分是当时国内临床医院所没有的。如果没有这些新抗生素是无法多次控制肺部感染的。

从1968年7月至1969年10月,医护人员天天守护在刘少奇床旁,从未发生过差错,完全是按医疗原则进行工作的。至于严重的精神创伤,免疫力低下,肺炎反复发作,脑组织软化,意识严重障碍等病情发展,实非当时以至目前医疗技术所能挽回的。

从1968年7月至1969年10月,医护人员天天守护在刘少奇床旁,从未发生过差错,完全是按医疗原则进行工作的。

1969年10月,上级指示要把刘少奇疏散到河南去。中南海门诊部派董长城医生和曹兵、纪秀云两位护士,携带医疗抢救用品一路护送,并向当地接班医生做了详细交班。

1979年11月27日,中纪委王绍棠把刘少奇病历、治疗与抢救工作全部资料取走,其中包括数张刘少奇生活和治病的照片。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对两案的审查已有结论。其中,对中南海门诊部给刘少奇的治病和抢救是满意的。中办警卫局领导说:

“门诊部为刘少奇治疗和抢救,以及所写的病历,受到两案审查组的表扬。认为记录清楚、内容翔实、字迹工整;反映了治疗、抢救、护理、专家会诊、治疗处置和医嘱执行等各项工作的每一个细节,真实可信,无懈可击。审查组认为门诊部的工作是认真负责的。”

刘少奇同志的这段病历大部分是董长城医生执笔的。

经得起组织的审查、历史的检验。

我们以为任务结束后,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自己做了医务工作者应该做的份内之事。谁知多年之后,1984年11月我们先从《文摘报》上看到一篇《少奇之死》的短文,它是从《驰骋中原》一书中摘录的。后来,我们找到了《驰骋中原》原著。

(《驰骋中原》作者)在引言中说了一段离奇的话:“从一九六七年以来,少奇同志经过了多次残酷的批判和斗争,生活无人照顾……,有病找医生时,医生在看病前先得对他进行批判,以示划清界限,然后才能看病。由于得不到及时治疗,病情急剧恶化……”
“监护人员将少奇同志的双腿用绳子捆上,先后捆了几个月。”
甚至说“至一九六八年七月,少奇同志的病情更加严重,他们才请求上级,组织专家给少奇同志会诊。”
“汇报后上面批示:加紧会诊工作。”
“情况虽然上报了,但未得到任何批复、采取任何措施。”
引言中还有一些类似的情节描述。

我们不知道他根据什么写出的这样一段文字。作者说,他自己当时在蹲牛棚。他没有进过中南海福禄居(刘少奇居所),更没有看到过刘少奇在1968年前后的医疗、抢救工作;也不认识我们和各科的医学专家。

还有接受(收)刘少奇的河南医院的个别人,不知出于某种目的,也写了一篇文章发表于《光明日报》,对中南海门诊部抢救刘少奇和护送到河南的医生进行了凭空的诬蔑。事实是:少奇同志在我们照顾下生活了一年零八个月,而到河南后他很快就去世了。真伪不言自明。

作为一名亲历者,我可以代表当时的医疗组负责任地说:我们所做的抢救少奇同志的工作,经得起组织的审查和历史的检验,自己也问心无愧。

附:刘少奇在开封纪念馆简介

刘少奇在开封纪念馆是旧中国时一个私人银行家建的金库,如同北京四合院,只是两边四周都是三层楼房,非常豪华,而且有地下室。解放后这里是开封政府办公的地方,是当时开封唯一有暖气的地方。1969年中苏冲突,国家紧急疏散在京的中央领导人,开封当地政府全员撤出,给刘少奇腾出了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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