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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大传》 第七卷 九天揽月 第275章 作者东方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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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门生周阳 发表于 2016-10-3 20:3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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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5章
“现在全国出现高潮,出现许多新鲜事物,但也鱼龙混杂,泥沙
俱下。记者、编辑要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能对眼前彩色缤纷的现
象做出政治判断,有远见卓识。这不容易,但应努力做到。”
话说1958年3月27日上午,随同毛泽东一起到武昌开会的中南和华东的一部分协作区长们,另乘专列先行出发了。
这天中午,毛泽东乘着过去蒋介石曾经专用的专列,从成都驰往重庆。随行人员除了王敬先率领的警卫人员和服务人员外,还有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吴冷西,秘书田家英和梅白。
毛泽东在专列上看着报纸,侯波就坐在他的对面。侯波举着相机时刻注视着他的表情,准备为他拍照。毛泽东忽然从报纸的上方抬起眼皮,叫了一声:
“侯波。”
侯波“哎”了一声,抬起头。毛泽东皱着眉头说:
“你怎么总是拿一只眼睛看我?”
侯波认真地说:
“我的取景框只能放下一只眼睛。”
“哦,”毛泽东笑着说:“一只眼的照相,两只眼的看报。眼不在多,而在用的是地方。天下一个理。”
列车在飞驰。毛泽东突然叫停车,说是要去隆昌气矿去看看。
此时,天上正下着雨。毛泽东来到隆昌气矿的招待所,矿长刘选伍、党委副书记张惠民闻讯赶到了。毛泽东和他们握了手,就向车间走去。他背着手,稳步走下山坡,正要上车,矿党委书记安增彬也赶来了。汽车向槽黑车间的山坡驰去。毛泽东和他熟悉的刘选伍谈论着化学问题。
毛泽东到了槽黑车间,和当班的车间副主任梁锡远打招呼。梁锡远打开一号火房第18格的门,毛泽东弯腰观察了一会儿,因为风刮得太大,无法看清楚里面天然气燃烧的情况。
毛泽东来到车间最后面的21号火房,梁锡远打开中间的门,毛泽东蹲下身,观察着天然气的火焰。他指着火嘴问道:
“一个火房有多少个火嘴?”
梁锡远说:
“按照设计是1728个,现在实际只用了1632个,最后的18格没有点。”
7点20分左右,天渐渐黑下来,雨也越下越大了,毛泽东的衣帽都淋湿了,不断的往下滴水珠。他询问着炭黑生产的情况,又询问了天然气的采气情形,尔后才和人们挥手告别。
3月28日凌晨1时50分,毛泽东一行人的专列抵达重庆,此时依然是万家灯火。
这天下午4点半,毛泽东来到重庆钢铁公司大轧钢车间的停车场,他下了车,微笑着向欢迎他的工人们点头挥手。
毛泽东来到解放后中国人自己生产第一根钢轨的轧钢车间,看着工人们用电焊烧的“十五年赶上英国”的标语,很高兴。他走到钢板段,询问了钢板的生产情况。又到平压机前看了一会儿,就来到轧钢段,询问生产些什么,有多少种类,然后走到中剪机旁,站在开车台上,仔细的观看着工人们把红彤彤的钢坯一节一节的剪断。接着,毛泽东来到冷剪机旁,观看工人们剪钢板。
毛泽东从大轧钢车间出来,向大平炉车间走去。路两旁几千工人欢迎毛泽东,毛泽东一再挥手向工人们致意。
大平炉车间在20多天来,已经实现了生产上的三级跳——接连试制成功了双包出钢、双槽出钢和三槽出钢。毛泽东被工人们拥着走上平台,他拿着蓝色眼镜,接连3次凑近炉口,观察炼钢的情形。
下午5点40分,毛泽东驱车来到重庆建设机床厂,参观了几个车间,直到黄昏才离去。
晚饭后,随毛泽东同行的梅白将他所写的《夜登重庆枇杷山》一诗送给毛泽东,请毛泽东指导。毛泽东接过来一看,只见梅白写的是:
我来高处欲乘风,夜色辉煌一望中。几万银灯流倒影,嘉陵江比水晶宫。
看罢,他笑着说:
“如果把‘辉煌’二字改为‘苍茫’,则显出了夜色的动态,为‘水晶宫’作伏笔,写得辉煌而不那么‘露’。诗贵含蓄和留有余地啊!‘几万’应改为‘百万’,以显示山城新貌,这里应鲜明,而不应含蓄。‘流倒影’不如‘摇倒影’,也是为了显示夜景的动态,也采取对比手法,写出嘉陵江并不是那么平铺直叙,而是风翻浪卷,显示了嘉陵江的性格,因此应改‘比’为‘似’,这又是用虚笔写实。总之,诗贵意境高尚,尤贵意境的动态,即变化,才见诗的波澜、辐辏。这正是唐以来的格律诗的优越性。这样,你的这首诗就成了这样的组合:
我来高处欲乘风,暮色苍茫一望中。百万银灯摇倒影,嘉陵江似水晶宫。
怎么样?你比较一下,有比较才能有鉴别。诗要改,不但要请人改,而且主要靠自己改。放一个时候,看了,想了,再改,就有可能改得好一些,这就是所谓‘推敲’的好处。当然也有改坏了的,经过修改不及原作的。”
是日晚23点,毛泽东穿着浅灰色呢制服,来到了重庆市委举办的晚会上。他在众人的欢呼声中,和人们一一握手,在一群年轻人的簇拥下坐了下来。毛泽东问道:
“你们是哪个单位的?”
陈家俊回答说:
“我们在共青团市委工作。”
“全市有多少团员?”
“11万。”
毛泽东回头问黄启在团委哪一部门工作?黄启说在少先队部。毛泽东说:
“右派分子想取消少先队?”
黄启说:
“是的,天津有个叫黄心平的右派分子,就主张取消少先队。”
“你们同不同意?”
“绝不同意。孩子们知道右派分子想取消少先队以后,举行了声讨大会,大家更热爱红领巾了。”
“共青团里有没有右派?”
“有,我们把他们全部都清除了。”
毛泽东听说坐在他身边的女青年刘克莉,是川剧《五难新郎》里的女主角,就问刘克莉,川剧有多少曲牌?刘克莉回答着,毛泽东还扳着指头一一数着。他又问身边的另一位女青年:
“你在哪里工作,叫什么名字?”
女青年说:
“我叫王静,是重庆市歌舞团演员。”
“你演过什么节目?”
“我们团把一出川剧传统节目《放斐》改编成歌舞,去年在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会上演出,获得了银质奖章。我在其中演了一个角色。”
3月29日清晨5点多钟,毛泽东从重庆出发去武汉。几辆小车驶入重庆朝天门码头。“江峡”号轮船上的客运组长殷正禄,连忙上前迎接客人,可他没想到今天来的客人竟是毛泽东,吃惊不小,一时之间竟然手足无措,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毛泽东和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被安排在头等舱里。
6时15分,船开了,毛泽东先后同涪陵地委书记、万县地委书记谈了话。
王任重在日记中写道:“今晚要住万县。主席昨晚只睡了一个多小时,到现在未睡,想晚上睡觉,以便白天看三峡。看来主席的精神很愉快。”
是日晚,毛泽东吸着烟,与柯庆施、李井泉,任白戈一起,坐在3楼船尾上眺望两岸夜景。王任重引着船上的大副杨大福和女三副石若仪,来到毛泽东跟前。毛泽东招呼他们坐在自己身边。他问石若仪:
“你看过画报上刊登的一位苏联女船长的故事吗?有没有遇到过那么多的困难呢?”
石若仪说:
“看过,我的情况和她不完全一样。当然,困难是有的。”
“学习驾驶困难吗?”
“开始上船时,一点也不懂,真感到害怕。”
“现在呢?”
“现在懂得了一些,也没有那么害怕了。”
“是啊,当你对一件事物还不了解时,往往是害怕的。正如蛇一样,当人们还不了解它、没有掌握它的特性时,感到十分害怕。但是一旦了解了它,掌握了它的特性和弱点,就不再害怕了,而且可以捉住它。”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又问石若仪:
“你在船上工作了多久?”
石若仪说4年了。毛泽东转过脸问杨大福:你呢?杨大福说:30多年了。毛泽东又对石若仪说:
“要好好向他们学习,他们这些老工人是你的好师傅,水上经验都丰富,许多知识是书本上学不到的。”
他问石若仪:
“三峡有个白帝城吧?”
石若仪说,有的。
船到奉节航段,石若仪指着北岸小山上一座已经坍塌的古老城垣和庙宇,对毛泽东说:
“那就是白帝城。”
此时,夜色苍茫,毛泽东望着依稀可辨的白帝城,兴奋的背诵起李白的《早发白帝城》: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他背诵完了,又教石若仪学这首诗。他说一句,石若仪学一句,学完了,他说:
“你背诵给我听听。”
石若仪立即背了一遍。毛泽东满意的点点头,说:
“好,很好。”
船上的人们都休息了,吴冷西和田家英问毛泽东的服务员:
“主席休息没有?”
服务员说:
“主席正在填一首词,是用铅笔写的,尚未完成,放在床头上。”
吴冷西问:
“主席写的是什么内容?”
服务员说:
“匆忙间我也没有记住。”
3月30日早晨,“江峡”号轮船进入瞿塘峡。快到三峡时,毛泽东吃过早饭,穿着睡衣来到驾驶室,与船长李吉成、见习船长莫家端和舵工贺理富攀谈起来。他问道:  
“三峡这一段开船是不是最危险?”
李吉成回答说:
“枯水季节在这一段开船是困难不小的,有时也会遇到危险,不过走熟了,出危险是很少的。”
毛泽东说:
“如果我开船,我就喜欢走这险要的地方开。一潭死水好,还是不尽长江滚滚来好?我看还是不尽长江滚滚来好,人的生活平平淡淡没有什么意思。”
他又问:
“有没有船撞在石头上的情况?”
李吉成告诉他说:
“近几年开展了航道整治工作,通过各种治理,不仅过去一些不能通航的险滩地带能顺利通过,而且由于设立了航标,轮船大都能通夜航行了。”
毛泽东问:
“你们的航标灯是怎么管理的?”
陪同在一旁的长江航运局负责人说:
“我们专门设有航道处,下设航道区、段站。”
毛泽东说:
“为什么航标灯不能用电呢?”
“过去试过。可是干电池容易受潮,亮度没有保证。”
说话间,正面江心中出现一块突兀的大石头,舵手全神贯注,稳操舵把,灵巧避过。毛泽东问:
“这石头能不能炸掉?”
李吉成说:
“要炸。解放后已经炸掉了不少,今后还要炸的。”
毛泽东说:
“有些地方航道仍然很不好,在三峡修一个大水闸,又发电又便利航运,还可以防洪、灌溉,你们赞成吗?”
李吉成说:
“太赞成了,修了水闸,航行就更加便利了。”
轮船快到巫峡时,毛泽东从船长手中接过望远镜,非常留意的从几个侧面观看了神女峰。他对吴冷西等人说:
“宋玉在《神女赋》中说:‘夫何神女之姣丽兮,含阴阳之渥饰。被华藻之可好兮,若翡翠之奋翼。其象无双,其美无极。毛嫱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无色。’其实谁也没有见过神女,但宋玉的浪漫主义描绘,竟成为后世骚人墨客无限的题材。”
轮船要经过计划中的三峡大坝坝址了,船长李吉成奉命让减低航速。毛泽东站在甲板上,对选址默默的看了又看,直到轮船驶出很远。
毛泽东一直到快过完西陵峡时,才回到舱内客厅,同吴冷西、田家英闲谈起来。他说:
“你们都知道,我在成都会议时,收集一些明朝人写的有关四川的诗,选了十几首印发给与会的同志。”
毛泽东特别赞赏杨慎的诗,说他是明朝一位很有才学的人,因议论朝政被流放云南30年,以至老死,很可惜。毛泽东又说,四川历代人才辈出,我们党内好些将帅是四川人。”
他问吴冷西:
“你们办报的人都知道邹容其人吗?”
吴冷西说:
“有些人知道一些。”
毛泽东说:
“邹容也是四川人,他的日文很好,而且是在四川学的。‘苏报案’是由邹容写的《革命军》引起的。他写这本小册子时只有18岁,署名‘革命军马前卒邹容’。《革命军》一出,上海的《苏报》为之介绍宣传,章太炎为之作序,影响极大。于是,清政府大为恐慌,下令抓人并查封《苏报》。《苏报》是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上海的主要舆论机关,蔡元培、章太炎、邹容、章士钊、柳亚子等都在该报发表文章,抨击封建君主专制,鼓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并同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论战。
资产阶级革命派办报纸,都是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章太炎当警察拿着黑名单来抓人时挺身而出,说:‘别人都不在,要抓章太炎,我就是。’从容入狱。邹容本未被抓,待知道章太炎已被捕后,不忍老师单独承担责任,毅然自行投案,终于病死狱中,年仅20岁。《苏报》当时的主编章士钊倒没有被捕。
邹容是青年革命家,他的文章秉笔直书,热情洋溢,而且用的是浅近通俗的文言文,《革命军》就很好读,可惜他英年早逝。
章太炎活了60多岁,前半生革命正气凛然,尤以主笔《民报》时期所写的文章锋芒锐利,所向披靡,令人神往,不愧为革命政论家。后来虽一度涉足北洋官场,但心在治经、治史,以国学家称著。鲁迅先生纵观其一生,评价甚高。但对他文笔古奥,索解为难,颇有微词。他出版一本论文集,偏偏取名《訄书》,使人难读又难解。
至于章士钊,这位老先生是我的同乡,湖南长沙人,也是清末民初的著名政论家,除担任《苏报》主笔外,还给其它许多反清报刊写文章。其后赴欧州游学,回国后在北洋政府任过教育总长等职。他的文章比章太炎的好读,没有那么古奥、怪僻,也较梁启超严谨而有条理。抗战中一直同我党保持联系,建国后同我党合作,他自己说他‘反动而不反共’。”
3月31日,轮船过荆江,毛泽东把宜昌、沙市的领导人叫到船上,询问了一些情况。
1958年4月1日凌晨2时,毛泽东到达武汉。此时,正下着雨,天气相当冷。毛泽东下榻于东湖宾馆。他交代他的临时秘书、湖北省委副秘书长梅白说:
“有一个人要见我,你们谁也不能挡驾。”
“哪个?”
梅白问。毛泽东神秘的一笑,卖了一个关子:
“你猜。”
梅白想了想说:
“是不是李达同志?”
毛泽东说:
“我叫他鹤鸣兄,他叫我润之,只要他来,随来随见。”
这天下午,毛泽东在武昌主持召开华东和中南地区省委书记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李先念、谭震林、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吴冷西、田家英。
会议主要内容是听取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广西壮族自治区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汇报他们各自的工作计划。
会议首先听取吴芝圃的汇报。吴芝圃说,河南省要苦战1年,实现“四、五、八”,实现水利化、绿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的工作计划。毛泽东问道:
“你们怎么能一年实现绿化?”
劝他把指标修改一下,把规划调整一下。吴芝圃同意不再提一年实现绿化、一年消灭四害。但他仍然坚持要一年实现“四、五、八”。
此后,会议每天只开半天,其余时间让大家看成都会议的文件,或由谭震林、柯庆施和陶铸介绍成都会议的情况。
在此期间,李达果然闻讯来到东湖宾馆看望毛泽东,一见面,他本想叫“毛主席”,可是因为不习惯,一连叫了几次“毛主”、“毛主”,一个“席”字还是没有吐出口。毛泽东见老朋友如此这般,便走上前去,握着他的手微笑着说:
“你主、主,主什么?我以前叫过你李主任(李达曾任‘一大’中共中央局宣传主任职务——笔者注)吗?现在我叫你李校长好不好?你过去不是叫我润之,我叫你鹤鸣兄吗?”
李达见毛泽东依然如故,便连连称是。毛泽东拉着他入座叙话,李达惭愧地说:
“我很遗憾,没有同你上井冈山,没有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
毛泽东说:
“你遗憾什么?你是黑旋风李逵,你比他还厉害,他只有两板斧,你有三板斧。你既有李逵的大忠、大义、大勇,还比他多一个大智。你从‘五四’时期,直到全国解放,都是理论界的‘黑旋风’,胡适、梁启超、张东荪、江亢虎这些‘大人物’,都挨过你的‘板斧’。你在理论界跟鲁迅一样。”
在送走李达后,梅白乘兴问毛泽东:
“主席,你能否公开评价一下李达同志,把你刚才的话发表出去?”
毛泽东说:
“他是理论界的鲁迅,还要我评价什么?历史自有公论!”
且说4月2日,毛泽东在会见波兰政府代表团时说:
“我们中国赶上英国,可能不要15年,可能只要10年或11年。”“再有20年就赶上美国。”
4月2日下午,会议听取曾希圣的汇报。他主要讲安徽省大搞水利突击的情况,还拿出水利建设规划给毛泽东看。毛泽东说:
“你们能3年改变面貌很好,但是我表示怀疑。多搞几年也不要紧,你讲得有道理,我不能完全不信。河南人多,你们恐怕赶不上,不要蛮干。不要过早宣布水利化,要留有余地。宣布完成水利化、绿化、‘四无’是危险的,只能宣布基本完成。”
毛泽东针对这两天在汇报中提出的不切合实际的做法和浮夸现象说:
“现在说苦战3年改变面貌,其实苦战3年之后还要苦战5年,才能完成四十条。提口号要注意留有余地。苦战3年只能算是初步改变面貌。对于下面报上来的成绩,不可不信又不可全信。凡事有真必有假,要打个折扣才稳当一些。对工程师、科学家,要又信又不信,要相信科学,但要破除迷信。生产要务实,不要搞得不实在。报纸宣传应实际、深入、细致、踏实,不要光宣传指标,华而不实不好。整风挂帅,生产是当前的中心工作,以此带动其它工作。”
4月3日下午,会议听取舒同的汇报,他只说了一些数字,一些材料,证明山东省苦干3年实现40条有把握。毛泽东说:
“只谈情况,不谈观点,是开材料仓库。人的头脑是加工厂,没有材料不行,有了材料要经过加工,要产生观点,用观点统率材料。”
“今年是空前的一年,这样的大跃进在历史上未曾有过,我们没有经验。今年要看一年,明年胆子可能大一点,现在还是要小心谨慎,不要把事情说满了。”“说苦战3年就水利化了,我是怀疑的。3年基本改变面貌,我看只能初步改变。《人民日报》不要随便轻易宣布什么‘化’。”“苍蝇、蚊子一年如何能搞得掉?争取明年少一点,5年搞掉就是大胜利。”“粮食到手,树木到眼(看得见),才能算数。要比措施,比实绩。”
4月3日傍晚7点多钟,在武汉素有名气的老通成餐馆里,一个3岁小男孩王熙滨和他的4个哥哥姐姐,还有爸爸妈妈一家7口人,正围着一张桌子用餐。
突然,门外响起了一阵汽车的停车声,首先推门进来的是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后边跟着一位高大魁梧的人。小孩子眼尖,王熙滨用小手指着来人,扯着嗓子喊:“毛主席,毛主席。”他马上跳下椅子向前跑去,姐姐哥哥们一看,也一拥而上。5岁的小姐姐王江,用手扯扯毛泽东的衣角,问:
“毛主席,你是不是从北京来的?”
“是呀。”毛泽东弯下腰,笑着与几个孩子一一握手,抚摸着他们的脑袋。王熙滨的爸爸妈妈也慌忙上前,先后和毛泽东握手问好。毛泽东握着王熙滨妈妈刘燕如的手说:
“你们一家人,真是其乐融融啊!”
前厅里的喧闹,早已惊动了饭店的经理万书明和服务员,他们也都拥到餐厅来看毛泽东。毛泽东正在一条一条的看着墙上贴着的除四害和大跃进的标语。他问万书明:
“这是你们写的吗?”
万书明回答说是,毛泽东称赞道:
“好,好。”
他看着这堵墙有些与众不同,就用手敲敲墙壁,满有兴趣地问:
“这墙是用什么东西做的?”
万书明回答说:
“用刨花板做的,很经济。”
毛泽东走进厨房,向厨师们招呼道:
“辛苦了,辛苦了!”
厨师们没有想到是毛泽东来了,大家都楞住了。毛泽东问正在做汤包的师傅钟生楚:
“这是什么包子?”
钟生楚激动得手足无措,竟然忘记了回答。毛泽东又问了一句:
“这包子是谁做的?”
钟生楚此时才反应过来,忙说:
“是汤包,是我做的。”
毛泽东走到大师傅曾延龄面前,问:
“那你是做什么的呀?”
曾延龄说:
“我是做豆皮的。我准备专门做点好的豆皮,请您老人家尝尝。”
毛泽东说:
“你太细心了。”
曾延龄说:
“总是愿您老人家健康啊!”
毛泽东走到做菜师傅李汉卿的炉灶前,用手摸了一下灶台,然后看看手指上有没有灰尘。他称赞说:
“这个炉灶很干净嘛。”
毛泽东和李汉卿师傅及其他一些人聊了一会儿,饭菜已经上桌了。
这一顿饭菜中,老通成最出名的三鲜豆皮和汤包自然是少不了的。毛泽东和随行人员围成一桌,他指着面前的碗碟,向一些外省籍的人员说:
“你们那里可没有这个,这是真正湖北的风味。”
众人吃完饭已经8点多了,毛泽东站起身,看看表,准备离开。经理和厨师们都围上前来送毛泽东,毛泽东和他们握手告别,还问他们:
“你们是合作社,还是公私合营?”
经理万书明说是国营。毛泽东说:
“国营的要更好的为人民服务。”
4月4日下午,会议听取江渭清的汇报。毛泽东插话说:
“报纸宣传,不要尽是规划,宣传工作要深入、细致、踏实。现在宣传注意了多、快,但对好、省注意不够。大话不须讲。好大喜功需要,但华而不实不好。”
4月5日下午,会议听取周小舟的汇报。他说,湖南也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毛泽东分析了全国出现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原因,他说:
“一是从1955年到1956年上半年有过一个高潮。二是1956年6月起反冒进,又有了反面经验。三是1957年三中全会恢复了40条,有了多快好省和促进会。四是整风、反右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这是最重要的。
他还说:
“一年要实现几‘化’,不要说是‘过火’了,只是某些口号要调节,登报时要小心。空气还是那么多,一点不少,不过是压缩一下。反冒进把空气砍掉了一半。我们不要砍,只是把空气压缩一下。我现在担心是不是会再来一个反冒进。如果今年得不到丰收,群众会泄气,到那时又要刮台风的。此事要向地、县委书记讲清楚,如果收成不好,计划完不成怎么办?要有精神准备。要看结果,吹牛不算。不要浮而不深,粗而不细,华而不实。”
毛泽东又说:
“现在存在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工人和农民)。一个剥削阶级是国际上的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另一个剥削阶级是国内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它不同于前一个剥削阶级。我们的方针是团结后一个剥削阶级,孤立前一个剥削阶级。阶级斗争依然存在,还会有反复。”
4月6日上午,武汉地区5000多名科教工作者在武汉体育馆举行科教界大跃进誓师大会。12点42分,大会执行主席向代表们宣布说:
“现在报告大家一个最好的消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马上就要来到我们的会场,和大家见面……”
他的话音未落,全场的人都站立了起来,热烈的鼓掌。
12点43分,毛泽东应老朋友李达之邀,在李先念、王任重的陪同下,从会场东面入口处进入科教大会会场。毛泽东一出现,会场里再次爆发出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
毛泽东穿着银灰色制服,红光满面,满头黑发,神采奕奕的走上主席台,和主席团成员们一一握手。当毛泽东把手伸向中国建筑学会武汉分会理事长鲍鼎的时候,鲍鼎激动的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含着泪说:
“我第1次见到您是在1950年,8年后的今天,第2次见到了您。我感到对不起您,8年来我进步很慢。我今天向您保证,一定要飞跃的前进。”
毛泽东微笑着说:
“很好,很好。”
毛泽东又走到主席台前,向参加会议的人们招手致意。几个青年女科学工作者走上台来,把一束束鲜花献给毛泽东。一时间,会场里全体人员唱响了《东方红》的歌曲。
毛泽东问旁边的李达:
“出席会议的是哪些单位的?”
李达说:
“科学院武汉分院,企业研究单位,大专学校。”
毛泽东高兴地说:
“青年小伙子不少啊!”
李达说:
“他们大都是青年研究人员和助教。”
12点53分,毛泽东在欢呼声中离开会场。他刚走到出口处,70多岁的老教授谭戒甫赶上前来,喊了一声:“主席!”毛泽东马上停住脚步,握着他的手,关切的问道:
“你现在身体还好吗?”
谭戒甫激动地说:
“还好。”
毛泽东又问:
“还可以做研究工作吗?”
谭戒甫回答说:
“可以。”
此时,毛泽东又被青年科教工作者们包围了,工作人员马上分开人群,护卫着毛泽东离开了会场。
这天下午,毛泽东听取刘建勋的汇报,他插话说:
“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势究竟怎样?两条道路的斗争,恐怕还有几个回合,还有一个长期的反复,必须估计到。要估计是否还要出大问题,如国际出现什么问题,世界大战,大灾荒,右派可能作乱。但阶级斗争的基本战役已经打过了,基本胜利已经取得了。”
4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合并农业合作社的指示,指示中说:
“我国农业正在迅速的实现农田水利化,并将在几年内,逐步实现耕地机械化。在这种情况下,把小型农业合作社,有计划的适当的合并为大型合作社是必要的。”
这天下午,会议听取叶飞汇报。毛泽东插话说:
“大鸣大放,是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敢做的事,只有我国才敢实行。不怕发动群众是真正的列宁主义态度。”
叶飞在汇报中批评了中庸之道、不敢跃进和求稳的思想。毛泽东说:
“所谓求稳可靠,实际上,既不稳当,又不可靠。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老是稳、慢,就会出大祸。快一点就会好些。对稳当派有个办法,到一定的时候就提出新的口号,不断提出新口号,使他无法稳。”
4月9日,是武昌会议的最后一天。上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柯庆施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专门讨论《人民日报》23条改进工作纲要。
吴冷西在会议上介绍了起草纲要的目的,说希望各省书记多提意见。到会的8个省和上海市的书记们先后发言,各自提出了他们的看法和建议。
下午,会议照常进行,毛泽东出席了会议。他问身边的柯庆施说:
“上午谈《人民日报》的问题谈得怎样?”
柯庆施说:
“大家提了一些意见,冷西同志都记下了。”
毛泽东转对与会者们说:
“《人民日报》要经常注意搞好同全国各省委的关系,多听省委的意见,认真研究和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人民日报》要办得好,不仅要同中央各部门搞好关系,还要取得各省的支持和帮助。《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中央自然得管,各省委也有责任帮助它办好。我们的一贯方针是全党办报。
《人民日报》的23条改进工作纲要,可以作为草案先实行起来,到年底再总结经验,加以修改。农业40条写于1955年,其后经过多次修改,还要再修改,才提到八大二次会议去。”
武昌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仍留在东湖湖滨别墅休息。东湖对岸是珞珈山,武汉大学就建在山麓。毛泽东每天早晨和傍晚都沿着湖边散步。
有一次,卫士张仙朋陪毛泽东散步走到一棵古松下,毛泽东停了下来,问道:
“张仙朋,你这名字有意思。我问你,我们是住在天上还是住在地上?”
张仙朋说:
“我们是住在地上,怎能是天上呢?”
“不,我们是住在天上。我们从地球上看别的星球是在天上,如果别的星球上也有人,他们一看我们,我们不也就是在天上吗?整个宇宙,到处都是又在天上,又在地上。”
他稍一停顿,又问道:
“我们算不算神仙?”
“不算。”
“不对。神仙是住在天上的。我们住在地球上,既然也算住在天上,为什么不算神仙?如果别的星球上有人,他们不是也把我们看成神仙吗?”
他接着又问道:
“中国人算不算洋人?”
张仙朋笑着说:
“外国人才是洋人呢,我们不是。”
毛泽东说:
“不对。既然外国人是洋人,我们看外国人是洋人,外国人看中国人不也是洋人吗?”
这才是:层层递问真绝伦,三段论法笑煞人。穷天达理尚有谁?至今仍拜天洋神。
4月11日上午,毛泽东吃罢早饭,散步后回到东湖湖滨别墅,叫来吴冷西和田家英,一起坐在湖边凉棚下闲聊。毛泽东从长江大桥谈到八七会议、武昌起义、黎元洪以至张之洞,还再一次谈到了章太炎。他说:
“章太炎曾一度应张之洞之请到武昌办报,但因与张之洞的观点不同,不肯就任主笔,终于离开。像章太炎这样的激进革命派,开始也并未同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分清营垒,而是同他们一起办报。章太炎就曾给梁启超主办的《时务报》、《清议报》写文章,共同主张维新,是后来才分道扬镳的。”
他还说:
“在近代史上,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都需要自己的舆论工具,都热心于办报。清末民初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是这样,后来国民党和共产党也是这样。”
说罢,他问吴冷西:
“你是不是广东新会人?”
吴冷西说,是。
毛泽东说:
“梁启超一生有点像虎头蛇尾。他最辉煌的时期是办《时务报》和《清议报》的几年。那时他同康有为力主维新变法。他写的《变法通议》在《时务报》上连载,立论锋利,条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加上他的文章一反骈体、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传诵一时。他是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
梁启超是在两次赴京会试落第之后,才同康有为、谭嗣同等一起搞‘公车上书’的。戊戌变法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办《清议报》,其后即逐渐失去革新锋芒,成为顽固的保皇派,拥护君主立宪,反对民主共和。后来,他拥护袁世凯当总统和段祺瑞执政,但也反对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欧战结束后出洋游欧,回国后即退出政坛,专心著作和讲学。
梁启超写政论往往态度不严肃。他讲究文章的气势,但过于铺陈排比。他好纵论古今,但往往似是而非,给人以轻率、粗浅之感。他自己也承认有时是信口开河。
写文章尤其是政论,最忌以势吓人,强词夺理。梁启超那个时候,写文章的人好卖弄‘西学’,喜欢把数学、化学、物理和政治相提并论,用自然科学技术的术语来写政论,常常闹出许多笑话。做新闻工作既要知识广博,又要避免肤浅,这不容易做到的。但一定要努力学习做到。
梁启超创办《时务报》,开始确实很辛苦。他自己写评论,又要修改别人来稿,全部编排工作和复校工作,都由他一个人承担,这是很不容易的。后来才增加到七八个人,其中3位主要助手也是广东人。”
毛泽东自然也想起了他创办的《湘江评论》。那时候,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他点了一支烟,又说:
“现在我们的报社,动辄数百人、上千人,是不是太多了?”
毛泽东讲完了,顿了一下,转换了话题,他问吴冷西:
“柯庆施主持的会议,各省委书记谈了些什么意见?”
吴冷西根据自己的记忆,作了简单扼要汇报。他还说:
“《人民日报》同各省委的关系,总的来说还是比较正常的。只有几个省委对《人民日报》在1955—1956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时,批评他们省里的某些工作有意见,一度关系比较紧张,所以在会上还旧事重提。”
毛泽东说:
“对省委提的意见,要做分析。对的要接受,认真改进。你们认为不对的,可以提到小平同志主持的书记处会议上讨论,然后向有关省委做必要的解释。一般人都不太容易接受批评,你们在报纸上公开批评省委的某项工作中的缺点,人家有意见是正常的,何况你们的批评有时不免不够实事求是。因此,你们的批评应当十分慎重,事实力求八九不离十。涉及省委本身的,事前可以听听中央书记处的意见。批评一般工作中的缺点,你们编辑部自己负责,当然也不要鲁莽行事。无论如何,你们要经常告诉记者、编辑,要搞好同各省委的关系,这是按党的原则办事的关系,不是庸俗化的关系。”
毛泽东又谈到了《人民日报》的宣传问题,他说:
“武昌会议,还有成都会议的精神,就是《人民日报》宣传的大纲。有些具体意见,我在这两个会议上都谈到了。还有几点同报纸关系密切的:
1、近来报纸的宣传反映实际不够,但也有不实之处,如指标、计划讲得过头了。现在要调整一下,压缩空气。鼓劲的话要讲,但不要华而不实。江苏提出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这种精神是好的,应当宣传。这次在武昌有些省提出,怕一说调整一下宣传调子就会泄气,这种顾虑要注意。目前总的方针还是鼓足干劲,气可鼓而不可泄。
2、现在各省提出这个‘化’那个‘化’很多。‘化’就是要变,反映群众的愿望。提出‘化’的口号响亮,能动员群众。但是报纸在宣传的时候要慎重。比如说绿化,不能说种一些树就是绿化,要成活、成片、成林,象在飞机上看到的湘南、粤北那样郁郁葱葱才算绿化。又如水利化,有说1年实现的,有说3年实现的,其实都不能叫做‘化’,只是改变一些面貌。又如说‘四无’,应当相信可以实现,但不是一两年或三五年可以实现的。一个‘化’,一个‘无’,不要随便宣传已经实现了。即使是讲订规划、提口号,也要留有余地,在时间和空间上说得活一点。否则,说1年或2年完成,那不是以后没有事情干了吗?要留给子孙后代一些事做。现在说苦战3年基本改变面貌,其实只是初步改变面貌,能否做到还得看1年。
3、报纸的宣传要搞深入、踏实、细致。我们讲多快好省的方针,报纸上不能只讲多快,不讲好省。我们是要好大喜功的。大而无功,其实不是好大而是好小。不实就是无功而还。报纸对一些具体问题,要由小见大,要把许多杂乱无章的事情加以概括,从理论上把事情说清楚。报纸的评论,应带理论色彩,这就是深入事情的本质,抓住了规律。这样把纲提起来,才能使干部和群众方向明确。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重要性就在这里。
4、现在全国出现高潮,出现许多新鲜事物,但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记者、编辑要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能对眼前彩色缤纷的现象做出政治判断,有远见卓识。这不容易,但应努力做到。目前大跃进的形势正是锻炼的好机会。可以按照各省委提出的意见,编辑一些新闻和评论供记者、编辑学习。
5、报纸的问题带有普遍性,不仅《人民日报》存在,省报也存在。今年夏天要召开全国报纸的总编辑会议,讨论新闻宣传如何改进。此事要告诉陆定一同志并报告中央书记处。”
毛泽东最后对吴冷西说:
“你要离开北京到外地走走看看,在八大二次会议后就下去一两个月,回来就开全国报纸总编辑会议。”
后来,吴冷西把毛泽东说要召开全国报纸总编辑会议的意见,告诉了宣传部长陆定一。陆定一说:
“夏天太忙,秋天再说。”
欲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后还有什么重大活动,请看下一章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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