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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史实——对新中国前三十年若干历史问题的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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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封 发表于 2016-9-24 00:16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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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史实:当初为什么改革开放
2016-09-23 来源:旗帜中流

节选自燕凌斯著《澄清史实——对新中国前三十年若干历史问题的研讨》

回顾历史,当初的改革并不是广大群众自发的,也不是来自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和要求,而是由权力上层中一部分人和“精英”所发动和设计的,出于对毛泽东路线完全否定的一种政治心态而举事的。改革的每一步前进也都是由权力上层和少数“精英”牵着鼻子走。诸如国企改革、下岗分流、全面市场化,以及医疗改革、教育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用人制度改革等,这样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有哪项不是由“精英”们所设计和策划?有哪项听取过基层工农群众的意见和要求?
“当初我们为什么要改革开放”,是著名作家鄢烈山先生提出来的。这问题显然是事关国家历史的一个重大问题,因此一度成为媒体上热烈讨论的话题。
当初为什么要改革开放?鄢先生在文中说:在改革之前,“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人们“吃不饱、穿不暖”,认清了毛泽东的方向和道路“此路不通”、“死路一条”,因而才“痛下决心、另谋出路”等等。(鄢烈山2006年4月《当初我们为什么要改革开放》)这种流言蜚语正是主流媒体30多年来重复了千遍的老调,如今它仍然出现于某些“精英”的话语之中,足见扫帚不到灰尘垃圾是不会自动跑掉的!
这里清楚说明:一些“公知”、“精英”所讲的“改革开放”,完全是对毛泽东时代的道路和历史的一种否定的理解,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离经叛道,而并非官方通常讲的“继承和发展”。这也正是这种“改革”大受争议的问题之所在。
“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请哪位先生出来说说那时是怎样“濒临崩溃”的好吗?人民“吃不饱、穿不暖”,请摆摆究竟有谁在改革之前的70年代有挨饿受冻的经历吗?
好在时间刚过几十年,当初的事实人们并没有忘记。
谁都知道,改革开放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此会于1978年年底结束,主要是解决思想和政治路线问题,而各项经济改革的方针政策的颁布和实施(以农村“分田到户”和“放开搞活”为首先),实际上是80年代的事情。那么在此之前,中国的经济形势和人民生活状况如何呢?究竟有无所谓的“濒临崩溃”、“停滞不前”、“ 普遍贫困挨饿”、“无路可走”的现象?
事实是:自从20世纪60年代贯彻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之后,中国经济一直就是迅速发展的,再没有发生过挫折。文革中的1967年、1968年虽然曾出现过连续下降,但在此后的1969年、1970年GDP增长又分别跃升至16.9%、19.4%,创造出新中国历史上增长最高纪录。正是在60、70年代,我国建立了独立完整、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初步实现了工业化;农业上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根本改造了落后的生产条件,为实现水利化、机械化、化肥化、电气化打下良好基础。正是那个时期,中国科学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在许多领域进入了先进行列、成为能够发射“两弹一星”、制造核潜艇、电子计算机的世界科技大国。从1965年至1979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由1716亿元增至3624亿元,翻了一番还多,以年均递增7.8%的速度增长。从1965年至1976年,工业总产值由1402亿元增长到3158亿元,是原来的2.25倍。从1950年至1978年国民收入年均增长7.3%。社会积累率每年达30%以上,尤其是进入7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增长更加呈现出明显加快的趋势。
仅以1977年和1978年为例,两年中GDP增长分别达到7.6%和11.7%。两年中钢产量增长55.3%,原煤增长28%,原油增长19.5%,发电量增长26%,化肥增长66%。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16%,对外贸易总额增长53.7%,财政收入增长44.4%。1977年全国60%的职工增加了工资。1978年粮食总产量比上年增长7.8%,达到30475万吨;1979年又比上年增长9%。1977年至1979年两年全国农村社员收入增加19.4%(其中来自集体的部分增长14.6%)等。1978年社会积累率达36.6%。主要经济指标以如此快的速度增长,为新中国历史上、包括改革开放以来所无有!
事实清楚地说明,在改革之前,中国经济发展已经驶进了快车道,而且比较全面和稳定。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也明确说:当时“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步子很快”,几年来的“工农业总产值和财政收入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试问:有何根据说当时的经济发展是“濒临崩溃”、“停滞不前”、“无路可走”?有人如果对历史无知,可以去调查广大老百姓和有关历史上的资料,而岂容信口胡说、谣言惑众?什么是“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当时没有企业破产或不景气、没有工人下岗失业、没有发不出工资、没有通货膨胀、没有银行不良资产、没有内债外债,工农业产品产量和财政收入都大幅度增长。请问,世界上哪有这样的“濒临崩溃”?
从人民生活情况看,自从“三年困难时期”过后,城乡就告别了饥饿,生活逐渐好转。“文革”时全国红卫兵“大串连”,实行吃饭不要钱,走到哪里吃哪里,在全国城乡谁见到过有挨饿受冻的现象?
中国的粮食产量在60、70年代一直是持续增长的,就连《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也承认:“文革”时期“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据统计:从1965年至1979年全国粮食产量由19445万吨增至33211.5万吨,年均增长率达3.5%,1979年全国人均占有粮食684斤,这比2003年的人均670斤的数量还高,当时中国的粮食产量自给率已达到95%—110%。人们知道,从撤销人民公社之后的1984年至2003年,19年的时间全国粮食产量才增加了2338万吨,即由40732万吨增至43070万吨,年均增率只有0.3%,这还不到改革前的的十分之一。这说明在80年代改革之前,中国的粮食及其他一些农产品产量已不短缺,中国人民从总体上已经达到了温饱。虽然还不是很富裕,但何来“普遍贫困”、“吃不饱、穿不暖”的现象?
鄢先生还说:当初的改革是“1700万知青大返城逼出来的”,“计划经济根本无力安置这么多的人就业”。这种说法竟达到是非颠倒、神经错乱的程度。请问:1700万知青的就业问题难道不完全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安置的吗?在计划经济下有任何人下岗失业吗?相反,在90年代取消计划经济、实行市场经济以来,出现了各种不能就业的人,包括众多的大、中专毕业生都找不到工作,其数量难道比当年的知青还少吗?在目前,即使有城市知青再想到农村去务农,恐怕也再没有地方接受了吧!
事实清楚地说明,当初如果不搞这样的改革,仍按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集体道路发展下去,结果只能是:国家经济发展得会更快、更全面,经济总量比现在还要高得多,实力更加强大,人民生活提高变化更大。尤其是,那将是一种没有贫富分化、下岗失业、社会不公,没有环境污染、资源破坏,没有大量贪污腐败和黄毒赌、黑恶势力等严重社会弊端的发展。共同富裕早就可以实现了。——只不过是有人当时不让按照那种道路和形势继续向前发展、不给它发挥优越性的机会而已!
回顾历史,还应该看到:当初的改革并不是广大群众自发发起的,也不是来自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和要求,而是由权力上层中一部分人和“精英”所发动和设计的,出于对毛泽东路线完全否定的一种政治心态而举事的。改革的每一步前进也都是由权力上层和少数“精英”牵着鼻子走。诸如国企改革、下岗分流、全面市场化,以及医疗改革、教育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用人制度改革等,这样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有哪项不是由“精英”们所设计和策划?有哪项听取过基层工农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又如农村“分田到户”,除了一个小岗村之外,对于全国95%以上的地区来说却一律是以行政手段强制性推行的,更不用说其他一系列损害工人农民权益的事情了。
看吧:改革一开始,有人就迫不及待地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让少数人先富起来”。说要“让先富带后富,最后实现共同富裕”。这就等于把大多数工人农民抛在一边,让少数精英和能人先富。他们早就“等不及了”。——纯朴善良的人们相信了这一承诺,盼望着“后富”的到来。
80年代初,一场以“专业化”、“知识化”为中心的组织人事制度改革,把各级、各行业领导班子更换一新,权力阶层完全“精英化”,广大工农出身的干部被淘汰出局。紧接着,什么职务津贴制度、高薪养廉制度、各种福利补贴、职称评聘制度、学位制度、奖金制度等等,各种特权等级制度都相继恢复和建立,一系列“改革”利益纷至沓来,无不属于管理和精英阶层的;然而对于广大工人农民来说却只有瞪眼看的份!
这还不算,尤其是90年代的国企改革,使大量工人下岗失业,社会主义几十年建造的“铁饭碗”被砸。即使退休制度也实行等级差别,企业职工退休金和补贴不及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三分之一。新的管理制度改革,使管理层与职工的关系变成老板与雇工的关系,前者年薪数十万,而工人月工资只有数百元,还动辄有被炒鱿鱼之险。“精英”们还厚颜地向工人阶级宣称:你们是“旧体制的产物,要为改革作出必要的牺牲”!
众所周知,毛泽东时代经过20多年的创业和发展,建立了比较完整的与当时实际相适应的经济、政治体制。在社会公益事业方面,曾长期实行全民义务教育制度,从小学到大学,学费低微,普通家庭的孩子没有上不起学的;建立了全民医疗保险制度,城市职工及其子女都享受公费医疗,农村82%以上人口实行了合作医疗制度,群众看病花钱很少。城市职工住房虽然不算宽敞,但却决没有任何房费之忧。还有健全的困难救济、社会保障体系等,整个社会人人平等、资源共享、生活安定,到处有集体的关心和帮助,人们无后顾之忧。各项事业发展蒸蒸向上。在广大劳动群众看来,那是多么好的制度、多么好的人际关系、多么好的社会风气!然而,对于当时没有任何特权和既得利益可享的一部分权力阶层和“精英”们来说,他们感到不满意是毫不奇怪的。所谓“平均主义”、“大锅饭”、“铁饭碗”、“普遍贫穷”、“没有个人发展空间”之类,完全是他们的感受。因而,必须借“改革”给予“彻底打破”和废除!
精英们的改革,直接向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公有制经济开刀。在所谓“产权清晰”的名义下,把大批国有和集体经济分割,变成少数人暴富的手段,大批工人农民失去生产资料和劳动致富的机会。经过所谓住房制度改革、教育改革、医疗制度改革等,社会公益事业统统被“产业化”、商品化,这使大多数工农群众买不起房、看不起病,承担不起孩子的高昂学费,失去了原来的一切社会保障和福利。例如,中小学的收费比改革前提高了数百倍,医疗药品费用上涨了60倍,一些大城市的房价已涨到每平方米上万元等。如此严重的压力已经被普遍称为新的“三座大山”。
又如:据国家卫生服务部门的有关调查,我国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在1989年曾减少到只占总人口的4.8%,1995年才恢复到15%,90年代末只覆盖20%的人口。全国80%的公费医疗只是为以850万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全国农民有87.4%的人完全是自费医疗,有48.9%的患病群众应就诊而未就诊,有65%的应住院而未住院。有79.1%的农村人口和44.8%的城镇人口无任何医疗保险。(据《中国青年报》2004年9月19日报道)广大工人农民中出现不少“一人得病,全家返贫,几代人还债”的现象。如此的医疗贫困、如此的医疗服务体制不公,在全世界还能找到多少例子?人们知道,早在上世纪70年代中国的卫生医疗就成功地解决了城乡广大群众看病难的问题,有许多传染病被消灭,曾为世界卫生组织誉为“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典范”;而到3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的医疗服务总体水平却在全世界排位第144位,而卫生公平性排在第188位,居倒数第四位!这同今天作为一个经济大国的形象远远不能相称。这种改革究竟是发了谁、损了谁?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难道不是明摆着的客观事实吗!
有哪位“精英”能站出来摆摆你们究竟为广大工人阶级带来哪些利益和幸福?30多年过去了,你们何时兑现“共同富裕”的诺言?无怪乎工人农民越来越发现自己被忽悠了。
然而,在改革“精英”们的话语里,改革总是正确、成功的,他们是厚颜“不会言败”、“醉死不认那壶酒钱”的。为了少数人的利益,他们不惜拿广大工农群众、弱势群体的命运作赌注,简直称得上是良心丧尽。
改革“精英”们为了给自己的改革开放找根据、炫耀辉煌,对改革以前的成就肆意进行贬低、抹杀,对毛泽东时代的所谓“问题”和“错误”任意夸大和编造。然而,改革开放中的问题和错误又是什么?国家和人民的损失有多少?他们却缄口无言、遮遮掩掩。
人们知道,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很多年份的GDP都以9%—10%的高速度增长,其年均增幅比毛泽东时代高出两三个百分点;然而,其中如果算上环境破坏、资源浪费,算上投资失误、金融不良资产以及贪污腐败和犯罪等各种社会问题的巨大成本,其真实的发展速度难道能达到改革之前吗?
长期以来,一些地方政府受急功近利、片面发展观的影响,盲目开发、疏于管理、官商勾结,私人业主私开滥采等,致使自然环境和地下资源破坏严重,全国江河湖海被污染,森林被砍伐,野生动植物品种、数量大量减少,水源干涸、沙漠不断扩大,等等。有许多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永远不能再恢复!现在毎年仅治理环境污染的投资就达近万亿元,然而污染却仍是愈来愈严重,越来越成为危及人们生命和健康的主要原因。这种破坏和损失如何计算?谁来承担责任?它又能抵消多少GDP增长呢?
当人们反思30多年来的经济改革,实在看不出比毛泽东时代的那种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有计划地开发利用资源、注重保护环境、勤俭节约、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发展有何更值得炫耀的!“精英”们的改革,究竟是促进了还是延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从科学发展观来说,究竟是解决的问题多还是增添的问题多?这还真是一个需要给予认真总结的问题哩!
“精英”们经常以生活水平上的提高作为炫耀。他们只以自己的感受谈改革,然而这决代表不了广大老百姓的真实生活状况。30多年了,对于普通群众来说,他们的生活水平到底提高了多少?收入增长究竟是快还是慢?据国家统计数据,到2004年全国农民人均年收入是2800元,这其中除去少数富裕大户所占的大多数份额,对于70%的中下等农民来说,人均年收入不会超过2000元,即每月合160多元。这种收入水平,在当前还能维持住基本的生活需要吗?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在一次与外国友人谈话中说:“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止1978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然而必须看到,当时的“月工资四、五十元”,却能够承担一个五、六口人的家庭生活。那时一般职工都有三、四个子女,还有老人,没有吃不上饭、穿不上衣的,也没有上不起学、看不起病的。而目前改革发展已30多年,决大多数企业在岗和退休的职工月工资也就只有1千多元,有的甚至数百元。这种收入水平,在当前物价和开支情况下,莫说赡养一个五、六口人的大家庭,即使独生子女家庭,谁还能维持得住全家的基本生活需要?市场上牛、羊、猪肉已涨价到二、三十元一斤,广大低收入家庭还能吃得起肉吗?
右派“精英”制造了所谓改革前“普遍贫穷”和“挨饿”的谎言,尽管他们重复千遍,但人民群众心里却十分清楚。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正是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工农业基本建设和生产条件发生了根本改变,广大群众摆脱了贫困和饥饿,消灭了旧中国普遍存在的讨荒要饭和“半年糠菜半年粮”的生活状况,使大部分人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有高度安全感和公平感。改革前的中国的确还存在一定数量的贫困人口,但脱贫速度却居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首。新中国在仅有30年的时间就把建国初约70%以上的贫困人口降低到27%,即降低了42%。尽管有人极力宣扬那时的“贫穷”,但至少找不到任何人讨荒要饭、流离失所的现象!没有看不起病、孩子不能上学的事情,更没有卖儿卖女、妇女卖身的事情!
当初,改革决策者曾许诺20世纪末消灭贫困。然而世纪之末过去后,中国的贫困人口按政府公布的数字却仍有5000多万(农村3000多万,城市2000多万)。而且由于物价上涨、居民开支不断增大、医疗和学费昂贵等原因,每年都有一些新的人口返贫。人们知道,中国目前划定贫困人口的标准是人均年收入865元,即每月72元。这个标准如此之低已至不足维持人的生存条件。而国际上规定的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的标准是每日生活费最低1美元,如果按此标准,中国的贫困人口将在2亿以上。(参阅吴忠民《中国有多少贫困人口》,2003年5月16日《中国经济时报》)
新中国刚刚建立之初,整个国家尚处于创业、投入、物质短缺的阶段,而且全国上下大家都同样艰苦奋斗,没有多少人称得上是富裕。那种“贫穷”完全是通向共同富裕的必不可少的阶段;然而目前的贫困却是发生在建国之后半个多世纪,整个社会物质财富充足,一部分人挥金如土、过着奢侈淫靡的生活,是“朱门酒肉臭”之下的贫困。这两种“贫困”的社会性质怎能相同!
30多年的改革不但没有“消除贫困”,而且又改出了一个人数众多的弱势群体。还有大量的乞丐、娼妓、流浪人群。在祖国大地上,贪污腐败泛滥,盗抢、诈骗行为盛行,吸毒、赌博、艾滋病毒、卖淫嫖娼、拐卖妇女儿童、奴工以及非法宗教、暴力恐怖等等人类史上最丑恶的现象也都蔓延起来。
多年来“公知”们厚颜无耻地要求“工人阶级要为改革做出最大牺牲”,“国企职工下岗是对改革做出的最大贡献”。主流媒体连篇累牍地宣传改革是如何先进、如何美好;然而这么“先进美好”的事业为什么“公知”、“精英”阶层自己不首先垂范、不先对自己的队伍改起来,也来为改革“贡献”一把?为什么在农民、工人阶级被改革30多年后,2012年才迟迟作出《关于机关事业单位改革的意见》,并且说明要到2020年完成?当初对老百姓的改革都是一夜间的事,为什么对自己的改革如此难产?
曾记得在毛主席逝世之后不久,有人就迫不及待地提出要“纠正毛泽东的错误”,又是开展“真理标准讨论”,又是作出“决议”,说什么“不纠正错误,不总结教训,不能向历史交待”。而如今改革开放过去30多年了,两极分化日趋严重,腐败愈演愈烈,广大工人农民怨言载道,却为什么听不到“精英”们的“总结教训”、“纠正错误”的声音了?难道以为这样的做法就能够向历史交待、向人民交待了吗?
“当初为什么改革”?这问题的确提得好,它唤起人们给予深刻的反思。再不可被“公知”、“精英”们的谎言继续欺骗下去了!
本文是燕凌斯著《澄清史实——对新中国前三十年若干历史问题的研讨》一书中的最后一节。
《澄清史实》一书,由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每册工本费3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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