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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大传》 第七卷 九天揽月 第273章 作者东方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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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门生周阳 发表于 2016-9-19 21:1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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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3章
“今年9月以前,要酝酿一下我不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问
题。先在各级干部中间,然后在工厂和合作社中间,组织一次
鸣放辩论,征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取得多数人的同意。这是
去掉共和国主席这个职务,专做党中央主席,可以节省许多时
间做一些党所要求我做的事情。”
话说1958年1月23日,毛泽东乘飞机飞往广州。
1月24日,毛泽东给金日成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金日成首相同志:
1957年12月16日和25日两次来信都已经收到了。来信中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的问题所提出的两个方案,我们已经仔细的研究过。我们觉得,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动提出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的要求,然后由中国政府响应朝鲜政府的要求,是比较适宜的。因此,我们认为采用12月16日来信中所提出的方案较好。对于这个方案,我们提出一些具体意见。这些意见,我们已经同苏联政府商量过,他们表示完全同意。现将这些意见函告如下,请你和朝鲜劳动党中央考虑是否妥当。
一、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写信给联合国,要求联合国军撤出朝鲜,的确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因为这样可以便于苏联作为联合国的一个成员国在联合国内提出主张,推动联合国采取行动。但是,这个方式也有缺点,那就是把整个联合国作为同我们敌对的一方,而实际上派出侵略军队组成联合国军的,只是少数联合国的成员国。因此,我们建议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一个公开声明。声明中根据朝中方面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关于朝鲜问题的基本主张,提出以下的建议:
1、联合国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时撤出朝鲜。
2、由朝鲜南北双方在对等的基础上进行协商,以建立和发展南北朝鲜之间的经济和文化关系,并且筹备全朝鲜的自由选举。
3、在外国军队完全撤出南北朝鲜以后的一定时期内,在中立国机构监督之下举行全朝鲜的自由选举。
二、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了公开声明以后,中国政府接着发表声明,支持朝鲜政府的主张,并且正式表示准备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协商分批定期撤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问题,同时要求联合国军方面有关各国政府采取同样的步骤。
三、苏联政府接着也发表声明,支持朝中政府的声明,强调联合国军方面各国政府应该像中国政府那样响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要求,并且建议召开有关国家的会议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四、今年2月中,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国政府访问朝鲜期间,朝中两国政府可以在联合公报中宣布,中国政府已经商得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同意,中国人民志愿军决定在1958年年底以前分批撤出朝鲜。在联合公报中,朝中两国政府可以声明,中国人民志愿军在联合国军之前撤出朝鲜,是为了和缓紧张局势,便于朝鲜南北双方在对等的基础上协商朝鲜的和平统一。因此,联合国军应该采取同样的行动。同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表声明表示: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是唇齿相依、患难与共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决不是对朝中人民休戚相关的利益置之不理。如果李承晚和美国重新进行挑衅,越过停战线,那么,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政府提出要求的情况下,将毫不犹豫的再一次同朝鲜人民军并肩击退侵略。
五、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的时间表,我们初步拟定如下:
1、1958年3月至4月,在朝中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以后,撤回三分之一,其余的三分之二均放在第2道防线,由朝鲜人民军全部接防第一线。
2、1958年7月至9月,撤回第二个三分之一。
3、1958年年底以前撤回最后的三分之一。
六、在朝中两国政府联合公报发表后,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两瑞(指瑞典、瑞士——笔者注)方面很可能再次提出撤销监察委员会的要求,届时,我们可以根据联合国军尚未撤走的理由,请他们留一最小限度的人数在板门店执行监察任务,但是也要准备他们会不顾而去。
以上各点意见,请你们研究后答复。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1月26日,毛泽东离开广州返回北京。
1月2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14次会议,讨论1958年的预算和经济计划,为一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做准备。他首先在会议上发表讲话说:
“七八年来,都看出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大有希望的民族,特别是在去年一年,使得广大群众感觉到光明的前途。几亿人口,精神发扬起来。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把一些问题搞清楚,任务也提得适当了,比如15年赶上英国,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之类。四十条农业纲要重新发布,给群众很大的鼓励。许多认为做不到的事情,现在群众觉得做得到。”
“我们这个民族在觉醒起来,好像我们大家今天早晨醒来一样,在逐步觉醒。因为觉醒了,才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打掉;因为觉醒了,才把私有财产制度废除;因为觉醒了,才进行整风,批评右派。现在还要革掉一个东西:我们是又穷又白。白纸好写字,穷就要革命,要干,就有一股干劲。现在的生产节约,各种社会风气的改革,就是希望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大国,一个强国。现在的情况完全不相称,还比不上比利时,比利时有700万吨钢,我们只有500多万吨,粮食水平很低,不识字的人很多。因此,现在这个觉醒,群众这个热潮,我们要好好注意。我看,我们这个民族现在好比打破原子核释放出热能来。”
“有群众这么大的热潮,15年赶上英国是完全可能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要有一股干劲。”
毛泽东特别赞扬了元旦社论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一口号。他还重提了在1957年整风座谈会上时任教育部长张奚若所说的“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这4句话,他说:
“我很欣赏这几句话。这几句话是好人说的,说这个话的人并非右派,我很喜欢这一位,这个人是个有正义感的人。”
“不好大喜功不行。但是要革命派的好大喜功,要合乎实际的好大喜功。不急功近利不行。《易经》上讲:‘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曾子也说:‘夏禹惜寸阴,吾辈当惜分阴’。这都是圣人之言。我们要的是革命的、合乎实际的平均先进定额(指标)。过去的东西不轻视不能活下去。历史是要的,但对过去不能过于重视。人类历史是50万年。拿现在来比,倒数上去,总是一代不如一代,这才叫进化,才叫进步。所以,轻视过去,在这一点意义上讲完全必要。还有一个迷信将来。人类就是希望有个将来,希望也总是寄托在将来。所以说,‘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这4句话,恰好是正确的。”
他还说:
“现在我们是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地球开战,工作重心转到技术革命,要革地球的命。15年赶上英国,这个事情要变成一个主要的事情。”
毛泽东又谈到了反对官气的问题,他说:
“明朝那个江苏人,写《徐霞客游记》的,那个人没有官气,他跑了那么多路,找出了金沙江与长江的源头。‘岷山导江’,这是经书上讲的,他说这是错误的,他说是‘金沙江导江’。我看《水经注》作者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他不到处跑怎么能写得那么好?这不仅是科学作品,也是文学作品。”
1月31日,毛泽东为他所主持完成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写了一段前言,他写道:
“这里所说的几十条,并不都是新的。有一些是多年积累下来的,有一些是新提出来的。这是中央和地方同志1958年1月先后在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上共同商量的结果。这几十条,大部分是会议上同志们的发言启发了我,由我想了一想写成的。一部分是直接记录同志们的意见。有一个重要的条文(关于规章制度)是由刘少奇同志和地方同志商定而由他起草的。由我直接提出的只占一部分。”
“这几十条现在只是建议,还待征求意见。条文或者要减少,或者要增加,都还未定。请同志们加以研究,提出意见,以便修改,然后提交政治局批准,方能成为一个正式的内部文件。”
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提出了“不断革命”的思想,他写道:
“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1949年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完成就开始农业合作化,接着又是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1956年基本完成。接着又在去年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在今年7月1日以前可以基本上告一段落。”“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15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要鼓一把劲。再过5年,就可以比较主动一些了;10年后将会更加主动一些;15年后,粮食多了,钢铁多了,我们的主动就更多了。我们的革命和打仗一样,在打了一个胜仗之后,马上就要提出新任务。这样就可以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减少骄傲情绪,想骄傲也没有骄傲的时间。新任务压来了,大家的心思都用在如何完成新任务的问题上面去了。”
“向干部讲清楚,但是暂时不要在报上宣传,到7月1日以后我们再大讲特讲,因为那时候基层整风已经差不多了,可以把全党的主要注意力移到技术革命上面去了。”
他在草案的最后一条中,还提出了不做国家主席的问题。他写道:
“今年9月以前,要酝酿一下我不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问题。先在各级干部中间,然后在工厂和合作社中间,组织一次鸣放辩论,征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取得多数人的同意。这是去掉共和国主席这个职务,专做党中央主席,可以节省许多时间做一些党所要求我做的事情。这样,对于我的身体状况也较为适宜。如果在辩论中群众发生抵触情绪,不赞成这个建议,可以向他们说明,在将来国家有紧急需要的时候,只要党有决定,我还是可以出任这种国家领导职务的。现在和平时期,以去掉一个主席职务较为有利。关于这个请求,已经得到中央政治局以及中央和地方许多同志的同意,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所有这些,请向干部和群众解释清楚,免除误会。”
毛泽东的这个意见,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向全党传达,更没有放到群众中去辩论。
1月31日这一天,81岁高龄的黄炎培将自己所作的《平地深埋》一文分别送给了毛泽东和农业部长廖鲁言。毛泽东立即复信称赞他的这一倡议,并建议把这一倡议作为人民代表大会的一项提案。于是,黄炎培就向人民代表大会提交了著名的《提倡平地深埋,避免可耕地的浪费》的提案。
1958年2月1日,一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听取了李先念关于1957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58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听取了薄一波关于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还听取了周恩来关于目前国际形势和我国外交政策的报告。
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目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社论,社论中写道:
“正因为我国又穷又白,我国人民特别迫切要求革命,要求改变我国经济上和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要求建设繁荣、富强、幸福的生活,而具有这样强烈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六亿人民,勇敢勤劳,正是一股无穷无尽的力量。在这股伟大的力量面前,高山也要让路,河水也要低头。”
2月3日中午,毛泽东给他的小女儿李讷写了一封信。
此前,李讷得了急性阑尾炎,疼痛难忍,需要尽快住院治疗。以往李敏、李讷看病都是由江青负责安排的。这一次,江青恰巧不在北京,她到广州去了,这就需要毛泽东亲自联系处理。他为了避免医院对李讷特殊照顾,就告诉工作人员说,不许李讷在医院报真名,更不许提她是毛泽东的女儿,就对医院讲是他身边工作人员沈同的女儿沈娟。就这样,李讷以沈娟的名字住进了北京医院,由院长计苏华和外科大夫王历耕、内科大夫吴洁一起为她做手术。
李讷小时候因病打针,医生不小心把针头弄断在她的肉里头,当时因种种原因未能及时取出。这次需要动手术,医生们经过商量,决定两个手术一块儿做。
李讷的阑尾手术做得非常顺利,可是,在医生为她寻取断针头时,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麻烦。医生开刀后,发现那根断针头已经移动了位置,花了很长时间也没有找到,只好又把她抬进X光透视室。最后,好不容易才把那根已经生了锈的针头取了出来。
李讷的手术是在无菌室外进行的,因此,又引起了感染,她发烧了。毛泽东知道后,十分挂念。这一天,他忙得通宵未睡,到中午了,吃了几片安眠药,还是不能入睡,就给李讷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李讷:
念你。害病严重时,心旌摇摇,悲观袭来,信心动荡。这是意志不坚定,我也常常如此。病情好转,心情也好转,世界观又改变了,豁然开朗。意志可以克服病情。一定要锻炼意志。你以为如何?妈妈很着急,我也有些。找了小员、院长计苏华、主治大夫王历耕、内科大夫吴洁诸同志,今天上午开了一会,一致认为大有好转。你昨夜睡了9小时,你跑出房门在走廊上看画报。白血球降下来了,特别是中性血球,已恢复正常,他们说不成问题,确有把握,你可以放心。这点发烧,应当有的,完全正常。妈妈很不放心,打了电话给她,她放心了。
李讷,再熬几天,就可以完全痊愈,怕什么?我的话是有根据的。为你的事,我此刻尚未睡,现在我想睡了,心情舒畅了。诗一首: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斩楼兰誓不还。这里有意志。你知道吗?你大概10天后准备去广东,过春节。愿意吧。到那里休息十几天,又陪伴妈妈。亲你,祝贺你胜利,我的娃!
爸爸
2月3日上午12时
半睡状态执笔,字迹草率,不要见怪。有话叫小员来告我。
2月5日上午10时,毛泽东利用人大会议的间隙,乘专列到了济南。他在住地召集山东省委书记、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莱阳和聊城的地委书记、泰安县委书记、历城县的一个农业合作社社长、寿张县的一个农业合作社的驻社干部座谈农业问题。
2月6日上午,毛泽东在住地同省委、莱阳地委和济南市委的负责人谈话。
是日下午,毛泽东返回北京。
2月10日上午,毛泽东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
原来毛泽东在和刘少奇等人的谈话中,刘少奇说:他在南方巡视中,遇到了职工夫妇分居两地的问题,于是,他就在一次讲话中引用了贺知章的《回乡偶书》一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以此说明唐朝像贺知章这样当大官的人,进京做官都不带家属,因此断定古代官吏禁带家属。自古以来就是那样,我们把家属接进城里不容易马上办到。
毛泽东听了刘少奇的说法,总觉得不甚妥当,但一时又没有论据可以说服对方。他一回到家里,就查找了资料,而后写信帮助刘少奇纠正这一说法。他在信中写道:
少奇同志:
前读笔记小说或别的诗话,有说贺知章事者。今日偶翻《全唐诗话》,说贺事较详,可供一阅。他从长安辞归会稽(绍兴),年已86岁,可能妻已早死。其子被命为会稽司马,也可能六七十岁了。“儿童相见不相识”,此儿童我认为不是他自己的儿女,而是他的孙儿女或曾孙儿女,或第4代儿女,也当有别户人家的小孩子。贺知章在长安做了数十年太子宾客等官,同明皇有君臣而兼友好之遇。他曾推荐李白于明皇,可见彼此惬洽。在长安几十年,不会没有眷属。这是我的看法。他的夫人中年逝世,他就变成独处,也未可知。他是信道教的,也有可能摒弃眷属。但一个90多岁像齐白石这样高年的人,没有亲属共处,是不可想象的。他是诗人,又是书家(他的草书《孝经》,至今犹存)。他是一个胸襟洒脱的人,不是一个清教徒式的人物。唐朝未闻官吏禁带家眷事,整个历史也未闻此事。所以,不可以“少小离家”一诗,便作为断定古代官吏禁带家眷的充分证明。复寻《唐书.文苑.贺知章传》(《旧唐书.列传一百四十》,页24),亦无不带家属之记载。近年文学选本注家,有说‘儿童’是贺之儿女者,纯属臆测,毫无确据。自从听了那次你谈到此事以后,总觉不甚妥当。请你再考一考,可能你是对的,我的想法不对。睡不着觉,偶触及此事,故写了这些,以供参考。
毛泽东
1958年2月10日上午10时
正是:改造中国为子任,事关主义细考论。民生从来无小事,谁个先辈不是民?
2月10日这一天,黄敬因精神病复发,病逝于广州,年仅46岁。
2月11日,一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闭幕。毛泽东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任命陈毅以副总理兼任外交部长。
此前,陈毅对毛泽东说:
“我这个人干外交恐怕不行。”“我这个陈毅,有时候说话很有破坏性,有时好感情用事,感情一上来说话就冲口而出,不管轻重的。在我们内部,对同志有什么伤害,可以对同志解释,在外交上这么一来可就砸锅了。”
毛泽东鼓励他说:
“你临事而惧正是优点。”
且说2月11日下午,毛泽东接见了从外地来中南海做客的青年学生孙燕,他问孙燕,在音乐专科学校爱好什么课?孙燕说,爱好音乐、美术、体育、文学,还说她曾经演过几个戏中的一些角色。毛泽东笑着说:
“你还蛮爱好艺术,从全面发展来看,你是有几项行的啰!很好,我们国家各方面的人才都需要。”
孙燕说:
“在初中毕业前夕,我写了封信给您,希望您写封信到中南音专去了解一下学校的情况,我接到了您的回信,您说不宜向学校写信,还给我寄了钱。”
毛泽东说:
“是的,我不好向学校写信,我写信去,人家会说是我推荐你去的,违反了学生要凭考试入学的原则,所以我写信去安慰你。”
孙燕说在音专学音乐,就是离家远。毛泽东鼓励她说:
“要离开妈妈,这对你是个锻炼。要学本事,就不要怕离开家。”
毛泽东又问了一些学校的文艺活动、老师讲课的情况和体育锻炼问题,接着问道:
“你会不会游泳?”
孙燕说不会。毛泽东说:
“是怕?还是妈妈不让游?游泳其实很简单,只要掌握了本领,下水不要怕,很容易学会的。”
他最后还语重心长的对孙燕说:
“一个人要懂得多方面的知识,要全面发展,就要大胆学习。我们国家有演戏的,唱歌的,写历史的,写剧本的,写小说的,画画的,研究科学的,这些人都是国家的财富。”
2月11日晚,毛泽东在给杨开智的回信中写道:
子珍同志:
几次来信,均已收到。听说贵体有些毛病,望好好养息。两位老太太高寿健康,甚为高兴,敬致问候之意。
并问尊夫人好!
毛泽东
毛泽东信中所说的两位老太太,是指杨老太太和她的姐姐。
2月12日下午5时,辽宁省省委的黄欧东、沈阳市委的焦若愚等领导人,冒着天上飘落的雪花,在沈阳机场等候毛泽东的到来。
专机出现在机场上空,滑向跑道。黄欧东一行人急忙迎上前去。毛泽东身穿大衣,精神饱满的走下飞机,与黄欧东等人一一握手。他吩咐说:
“先到黎明机械厂去看看。”
按照预先的安排,毛泽东一行是先到宾馆去休息。黄欧东说:
“主席旅途疲劳,还是休息吧,再说工厂事先又没做安排。”
毛泽东说:
“先去工厂,没安排也可以看嘛!”
焦若愚也过来劝道:
“天黑了,都下班了。”
毛泽东不高兴了,反问道:
“工人不是三班倒吗?”
黄欧东、焦若愚眼见毛泽东执意要去,只好陪同他直接从机场乘车到了东塔黎明机械厂。
黎明机械厂是解放后才兴建起来的飞机发动机制造厂,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先进的大型工厂了。这个厂在兴建前,工厂的筹建者们曾经将沙盘模型送到了中南海,让毛泽东亲自过目并给予指导。
毛泽东对陪同在侧的黎明机械厂总工程师程华明说:
“总工程师管很多的事情哟,像总理一样,什么都得管。”
毛泽东在总装车间的光荣榜前,看了一会儿。程华明说:
“这光荣榜上的下放人员,有些是到农村定期锻炼,有些则轮流到一线当工人。”
毛泽东满意的点点头,说:
“要把干部参加劳动作为一件大事,坚持下去才好。”
车间里贴着不少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大字报。毛泽东指着大字报问:
“你们这里也有浪费现象吗?”
程华明说:
“有时也出废品的。”
“有停工现象吗?”
“有的时候由于原材料、零件供不上,出现局部的停工。厂里还有一部分剩余生产能力。”
“我看你们最大的浪费就是开工不足,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
“我们打算生产一些供农村做动力用的机械。”
毛泽东高兴地说:
“这样很好,生产农业机械是个方向,像你们这样的大厂,不支援农业是没有道理的。”
这一天晚上,毛泽东在宾馆里和黄欧东、焦若愚及鞍山市委书记等人谈了话,尔后,他一直工作到午夜1点多还没有休息。负责安全工作的辽宁省公安厅副厅长张铁军,看看手表,轻轻的走进毛泽东的房间,催他休息。毛泽东说:
“我有些事情还没办完,你们辛苦了,先休息吧。”
2月13日清晨4点多,毛泽东还在看书,张铁军再一次催他休息,他却说:
“天快亮了,安排今天的活动吧。”
毛泽东这一天的日程是视察松陵机械厂和抚顺,然后去长春。
天气放晴了。毛泽东简单用过早点,于7点半到达松陵机械厂。厂长牛荫冠资历比较老,毛泽东在抗战时就听说过他的名字,于是握着他的手,端详片刻,说:
“噢,你就是牛荫冠,是山西人吧?今年多大年纪了?”
牛荫冠说:
“47岁。”
毛泽东笑着说:
“还是青年团员嘛。”
毛泽东在总装车间看到黑板报上的时事专栏,就伸出一个指头,点点说:
“应该注意时事。”
他又指着板报上一个“关于7003号废品卡片”的标题问:
“这写的是什么?”
车间干部说:
“是批评官僚主义的。”
毛泽东说:
“官僚主义应该批判。群众没贴你们的大字报?要充分相信工人群众,依靠工人群众,才能管好企业。”
他又问车间主任:
“你出国学习过没有?”
车间主任说:
“没有,是在厂里学习的。”
“那么,有没有工程师帮助你呢?”
“有一个助理工程师,是车间副主任。”
牛荫冠说:
“我们的办法是让一个工人固定一门技术,这样学得快,但有一个缺点,就是占用的人多。”
毛泽东问:
“那你们下一步怎么办呢?”
“叫工人再学会第二套本领。”
“对,每个工人学会两套本领就可以少用人嘛。”
随行人员提醒毛泽东,时间已经不早了。于是,毛泽东就离开了松陵机械厂。他听说沈阳小型开关厂是在设备非常简陋的条件下,由几百个工人硬是靠牛头刨、皮带床、老虎钳子等工具,造出了供机床控制用的电器开关,就说:
“我要去看看。”
于是,他的视察活动,在计划外又到这个小工厂视察了一番。
车队离开开关厂,朝抚顺方向奔去,到了高坎乡旧站村,毛泽东叫停车。他下了车,直奔村里,和生产队长赵文泉聊了起来。当他听说社员们在去年入冬后,破土动工打了高坎乡第一眼机电井时,立时来了兴趣,就拉着赵文泉的手说:
“走,你领我们看看机井去。”
一行人踏着积雪,来到了工地。毛泽东探身望着挖了9米多深的井筒,问道:
“你们为什么要打机井?”
赵文泉说:
“因为机井坚固,用水泥灌的。井打得深,水量大。”
“能浇多少亩地呀?”
“能浇300多亩呢。”
“电力从哪里来?”
赵文泉指指远处高压线的大铁架子说:
“就从那里引来,电柱子都开埋了。”
毛泽东高兴地说:
“这就叫集体化!机械化!”
他又转对省委领导说:
“辽宁的工业比重大,还要再把农业搞上去。”
毛泽东离开旧站村,又风尘仆仆的去了抚顺。
9点刚过,毛泽东一行来到了抚顺煤矿的西露天矿。抚顺市委书记处的负责人和煤矿负责人迎上前来,毛泽东一边和他们亲切握手,一边询问他们的名字,还向煤矿党委书记葛玄吾、矿长王齐芳了解生产情况。
毛泽东上了观望台,俯视露天矿全景,瞭望抚顺市全景。他详细询问露天矿的生产过程及资源情况,对举世闻名的180米厚的煤层,以及丰富的人造石油资源——油母页岩,表示出极大的兴趣。
毛泽东走下观望台,来到招待所。他在谈话中说:
“对于煤的综合利用问题,要好好的研究,这是今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11点10分,毛泽东乘车来到电解铝厂,参观了第二车间,观看了工人们的操作和生产出来的产品。
中午,毛泽东接见了抚顺市委负责人。
下午,毛泽东返回沈阳,从沈阳乘飞机去长春。
这一天,长春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下午1点30分,毛泽东乘坐的伊尔—14型4204号专机来到了长春,他走下飞机,没有休息,便驱车直奔汽车厂。
此前,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研究长春汽车厂的建设工作,决心结束中国不能生产汽车的历史。他批示了力争1年建成长春汽车厂的文件,亲笔题写了“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11个大字。
3点多钟,毛泽东来到汽车厂。他戴了一顶单帽,穿着灰色的呢大衣,脚上是黄皮鞋,红光满面,神采奕奕,向工人们频频招手。工人们簇拥着领袖,掌声、欢呼声经久不息。
毛泽东在省委书记、厂党委书记、厂长的陪同下,首先视察铸造车间。他在走廊里看到墙壁上贴满了墙报,有反浪费、反保守的内容,有对领导干部善意的批评,有对整改的合理化建议,有对新人新事的赞扬,还有诗歌、漫画、数字图表,便从头到尾看了几分钟,兴奋地说:
“又有理论又有实物,这好!”
青年工人万国忠见毛泽东来了,激动得不知说啥好,只是一步一步的跟着往前走,就想多看领袖几眼。在毛泽东停下脚步的一瞬间,摄影师按下了快门。万国忠怎么也想不到,他竟然能够和毛泽东在一起,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
毛泽东视察了底盘车间齿轮工部,他在一台机床旁边停下来,微笑着观看操作工人李文学的操作,又用手摸摸李文学加工的齿轮,他鼓励工人们说:
“好好干!”
毛泽东又来到总装配车间,年轻的装配工人们纷纷向他问好:
“毛主席,你好!”“毛主席,你好!”
毛泽东也向大家挥手致意,亲切地说:
“同志们好!”
他转向厂领导问道:
“这里的工人都是多大年龄?”
厂领导说:
“大多数是青年工人,20岁左右。”
毛泽东说:
“青年人很多,要好好教育。”
他走到21岁的装配工萧荣刚身边,同萧荣刚握手。萧荣刚激动地说:
“毛主席,您好!”
毛泽东观看了一辆辆刚装配好的解放牌汽车,非常高兴。
是日晚,毛泽东在住处与吉林省委书记等人谈了话。
2月14日上午,毛泽东吃过早饭,在住所接见了吉林省和长春市党政负责人,和大家一一握手,询问每个人的名字,是哪个地方的人,做什么工作?他高兴地说:
“好啊,你们是五湖四海呀,哪个省来的都有。做革命工作嘛,不一定都在家门口,可以多跑几个地方,可以多做些工作嘛。”
毛泽东这次来长春时,随身带了不少农业书,他还让吉林省委的人帮助借了一批关于土壤学的著作阅读。所以,在这次谈话中,他主要是谈农业问题,他说:
“你们要把农业搞上去。农业搞不上去,其它工作都会受到影响。用小农经济的办法不行,要搞大农业,要改善生产条件,要实行科学种田。”
毛泽东问大家有没有看过土壤学方面的书籍,他还向大家推荐了中外土壤学的几个版本。他又说:
“我赞成一位土壤学家的观点:‘没有瘠薄的土地,只有拙劣的耕作技术’。地薄不打粮,人可以改良土壤嘛。”
毛泽东给大家讲了土壤的团粒结构,接着说:
“要加强对农业的研究,破坏了土壤的团粒结构,土壤就会变得板结,要注意研究土和水的关系。”
毛泽东询问吉林省有哪些肥源,他对大家提出的草炭很感兴趣,又询问草炭的形成和效用。他说:
“要多搞农家肥。”
毛泽东又讲到肥料被农作物吸收的道理,说这是细菌帮助的结果。他顺便又提出一个问题:1斤土壤里有多少细菌?在场的所有人都没有回答上来。他又问:
“东北地冻天寒,冬季搞不搞农田基本建设?怎么个搞法?”
一位负责人介绍了吉林省常用的“拉刀切土”法:即头一天在挖开的暖土上划出深格,第二天表层虽然冻实了,但沿着格印,就很容易把冻土一大块一大块的撬起来,露出下面的暖土。他一听就打听:附近有搞的吗?他还打算前去看看。
此时的吉林省,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比较低,有人主张放弃一部分土地,集中力量提高单产,但这样总产量就会有所下降。省委负责人问毛泽东怎么办好。毛泽东说:
“还是根据你们的具体情况决定。你们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确定我们的农业发展方针。要苦战三年五载,一定把农业搞上去。”
上午11点40分,毛泽东来到了长春电影制片厂办公大楼前,他和亚马厂长握手寒暄。他一边走一边问亚马:一年生产多少片子,全国各个制片厂一共拍多少片子?亚马说:全国共计划拍50多部。亚马建议说:
“请主席看看我们拍片的情况。”
毛泽东问:
“拍什么片子?”
“红孩子。”
“什么内容?”
亚马介绍了影片的内容。他说,这部故事片《红孩子》的内容是红军主力部队撤离中央苏区后,列宁小学的几个学生组织起来,夜晚机智的勒死了敌人的哨兵,获得了武器。
毛泽东来到第6摄影棚,亚马向毛泽东介绍了导演苏里、摄影师李光惠。他又指着小演员们问毛泽东:
“这些就是我们的红色儿童团员,请毛主席看看,像不像当年瑞金根据地的红孩子?”
毛泽东笑了。他亲切的问小演员是哪里人,在哪个学校上学?孩子们把毛泽东团团围住,有的拉着他的手,有的使劲鼓掌。扮演细妹和冬伢子的两个最小的演员,紧紧的靠在毛泽东身边。这时,新闻纪录片的摄影师开动了机器,毛泽东发现后,风趣的笑着说:
“不要把我当戏拍了进去呀!”
毛泽东在摄影棚内沿着布景里的小路转了一圈,指着一些人工制做的树叶和青草问:
“这些是什么东西?”
亚马说是拆下来的旧布景片。毛泽东问:
“能不能再用?”
“能用。有些要改做别的布景用。”
“在保证艺术质量的前提下,注意节约。我们要勤俭办一切事业。”
毛泽东来到影片《悬崖》的拍摄现场,和导演、演员们握手后,询问了影片的内容。
此时片场表演的场景是:一个青年渔民得了重病,医生正在为他看病,渔民的老妈妈无比忧愁。毛泽东一出现,演医生的演员竟然忘了看病,眼睛直瞪瞪的望着毛泽东,片场里顿时一片欢腾。毛泽东笑着说:
“医生把儿子的病治好了,老太太高兴了哇!”
众人都哄笑起来。扮演渔民的演员,光着脚从床上跳下来,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笑着说:
“是毛主席来了,我的病好了。”
毛泽东也笑着说:
“噢,我还有这么大的本领!”
毛泽东又到第一录音室,看了秦腔戏曲片《火焰驹》的录音,他对秦腔演员们说:
“你们是从陕西来拍电影的,很好!”
此时,录音室外已经挤满了人,厂里的演员、职工听说毛泽东来了,都想看看他。毛泽东手拉着秦腔剧团一个带红领巾的小演员,从录音室出来,向大家招手致意,穿过狂欢的人群,走到汽车旁,又环顾四周,向人们挥手告别。
这天下午,毛泽东乘飞机返回了北京。
欲知毛泽东在东北考察后又有何重大决策?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8年2月10日上午10时写给刘少奇的考证信,就其认真负责、坦诚友好而言,与本传第二卷中所记述的他在1921年1月28日晚写给老朋友彭璜的劝诫信,何其相似乃尔。更为可贵的是,他在写给刘少奇的这封信中,从贺知章的年龄到贺知章儿子的年龄(旧时代人们婚育早,几乎是20年甚至不到20年就是一代人)到贺知章的官职及其与唐明皇的关系,从贺知章的性格特征及其所处的时代惯例,又从多种史料中的细心考证,并联系到当代齐白石老人的事例,推翻了“断定”“禁带家属”古已有之的“臆测”。他以近乎职业史家的治学方式,层层分析、推论,有理有据,读来真是令人叫绝。他所论证的虽然仅仅是一处诗句、一项古代官制的小事,但其批评态度之严谨,批评方法之科学,关心群众生活之立场,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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