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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十年讲话汇编 (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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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456123 发表于 2016-9-19 08:3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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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第一小组会上的讲话

                        康生 江青 姚文元
 
                           1968.10.17


  〖此件是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提供的。原件注有:“康生、江青、文元、富治同志十七日在第一组小组会上的重要插话要点(记录稿)”。〗

  康生同志:二月十六日大闹怀仁堂,十六日前就酝酿了。当时有两个地方,富春同志讲了,在他家开了三次会,是俱乐部,另外一个地方是京西宾馆,军队干部开会,徐向前在会上叫干部有什么意见尽量讲,表面上对着中央文革,实际上是反对主席、林副主席,反对十一中全会,反对文化大革命。京西宾馆是个中心,富春家是个中心。(文元同志:一个是京西宾馆,一个是国务院的一部分。)徐向前二月十三日讲,还要不要军队?不要军队,我回家去。(文元同志:天塌不下来,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在会上拍桌子。就在这时内蒙不是在闹嘛!要开军队包围报馆,就是徐向前下的指示。四川用飞机撤的传单,是甘渭汉起草的,叶剑英批准的,接着抓了十万人。在会上赵永夫介绍抓人的经验,当典型。这里面究竟是那个搞的?“二月逆流”大闹怀仁堂也不是谭震林第一炮。首先打第一炮的是叶剑英,说“不教而诛”。第二炮是徐向前,第三炮是谭震林,陈毅、李先念、余秋里、谷牧都开了炮。徐向前他怕军队搞乱吗?他“保护”老干部吗?
  文元同志:徐向前同志的口号,同谭震林和陈毅、李先念同志的口号一样,说“保护”老干部,实际上是保护刘、邓、陶,保护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谭震林本身就是叛徒。
  康生同志:捉杨勇、廖汉生也是他们叫搞的,北京军区也是个军嘛,那还不是乱军!
  江青同志:还有空军也是军,要夺吴法宪的权,我去保吴法宪可难啊!
  康生同志:徐向前说“保护”老干部,难道邱会作不是老干部?怎么不保呢!徐向前平时不讲话,一到军委文革好厉害!
  文元同志:自己暴露自己。
  富治同志:实际是夺军权。
  康生同志:你们想想京西宾馆的情况,那是真乱军,不是保护老干部。
  江青同志:真是乱军,刘贤权也叫人捉起来了。六六年八月十二日他们搞的那个文件说司、局长以上干部都要烧透,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也要烧,这样,中央文革变成“救火”的了。
  康生同志:“二月逆流”不只是大闹怀仁堂的问题,在京西宾馆煽动干部反毛主席、反文化大革命。
  富治同志:“二月逆流”不是孤立现象,文化大革命拉下刘、邓后,有几个回合。几个老总讲话矛头指向文化大革命,京西宾馆煽风点火乱军,国务院富春家成了中心,以后两个中心合流了。
  文元同志:“二月逆流”不是孤立现象,是有根子的。一个在京西宾馆,一个在国务院的有几位副总理同志。二者合流,二月十六日总爆发了。“二月逆流”就是为刘、邓、陶、为叛徒、特务、走资派翻案。当时争论的中心问题,是要不要进行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反帝、反修,要不要反对各国反动派,要不要反对走资派的问题。主席提出要不要搞文化革命?就是“二月逆流”时争论的中心。上海工人阶级一月夺权中央支持,发了电报,全面展开了向走资派的夺权斗争。在这关键时刻,解放军出动支左,给左派很大的支持。走资派看到要灭亡了,通过一些人出来替他们翻案,做垂死挣扎。
  康生同志:陈毅同志说我们上台就要搞修正主义,陈在怀仁堂说延安整风,彭德怀、薄一波、安子文不是很积极吗?现在还不是反毛主席。总理不是挨了整吗?康生不是也挨了整吗?他们完全否定延安整风的伟大意义。
  陈毅同志说,到底谁反毛主席?斯大林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了修正主义。大家质问他,他说是讲的红卫兵,彭德怀、薄一波、安子文是红卫兵吗?中国的赫鲁晓夫是红卫兵吗?他的矛头是对着林副主席的。
  陈毅同志这些话是否定延安整风,为王明路线翻案。延安整风、审干是毛主席直接领导的,统一了全党思想,没有延安整风就没有全国胜利,否定延安整风就是否定毛主席领导,否定全国革命,否定解放战争,这话很严重。按这样讲,只有请王明来当总书记,把张国焘从香港请来,由陈毅同志当中央文革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那对你们会怎样,主席讲伯达同志就杀头了,康生同志就充军了。
  延安整风毛主席讲是马列主义教育运动,是解放战争胜利的准备。事过二十五年他们要翻案,所以,主席提出文化大革命要不要搞?十一中全会对不对?大家可以想想。陈毅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不老实,他不是针对红卫兵,是针对十一中全会,针对林副主席的。余秋里同志讲你们不道歉,我就不检讨。(文元同志:主席说的对,举了手的,有不赞成的,有种说法叫“利令智昏”,站到反动立场上,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大喊大叫,余秋里凶的很。谢富治:阶级本能,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谢富治同志不断插话批评他们,李先念同志说,你不要和稀泥。还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全国性的逼、供、信。
  江青同志:李先念同志替“联动”说话,对“联动”是什么态度?骂我们抓的,我替谢富治同志顶着,那时他们冲公安部,冲公安局,围得水泄不通。其实,“联动”是群众扭送的,主席叫放掉,我们连夜给他们开会,就放掉了。可是“联动”每次都骂到我和伯达同志头上。我们研究过抓九个,第九个就是董老的儿子董连国(编者:似应为董良翮)。“西纠”后期,有坏人利用青少年不稳定,到处破坏,打人太残忍了,觉得搞几个人煞住邪气。我们是经过讨论的、经过详细调查研究的。董连国是主席叫他自动投案,总理告诉董老的。
  富治同志:“联动”其中少数人,作了不少坏事。广大革命群众意见很大,因此群众几次将他们扭送到公安机关,公安机关收下了好几十个。“联动”也多次冲击公安机关。故“联动”问题完全是公安机关处理的,中央文革不仅没有提出捉人问题,相反的倒问过几次不要多捉人,这件事我最清楚。后来,伟大领袖毛主席要将“联动”一律放掉。
  文元同志:阶级感情问题。为什么革命群众受到残害不哭?对叛徒、特务、走资派受到批判你要哭,是什么阶级感情?
  富治同志:为刘邓司令部垮台的悲哀。
  文元同志:“二月逆流”把反动纲领统统搬出来了,这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革命群众,为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翻案。
  康生同志:有一个问题应引起同志们注意,就是他们反对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社论提出了路线斗争,十月一日林副主席讲话也提到了两条路线斗争。他们说,十三期社论开始老干部被整,干部靠边站。十月五日紧急指示是对军队的,当时军队文化革命落后了。他们说这个紧急指示错误是主要的。
  江青同志:十月一日陶铸的女儿由上海到了北京,被陶铸的老婆带到天安门上,向主席告了一状,林副主席感到被动,搞了个紧急指示,军委、中央文革都讨论了的。放“联动”,连“西纠”的九个也都放了。“联动”的刑具非常残暴,完全是资产阶级对付劳动人民的刑具。
  文元同志:他们就是为这些联动头头被批判而流泪。
  富治同志:朱德同志从井冈山第一天起就反毛主席。谭震林、朱德同志、陈毅同志合伙把毛主席赶出军队。陈毅同志是朱德同志的参谋长。这些人都该受批判。我们回想一下,陈云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主席三次叫他讲话,他说没调查没发言权,后来不到一个月做了个黑报告反毛主席,反大跃进,反总路线。先念同志、富春同志那次也起了作用,应该彻底批判。按陈云同志的报告搞下去不知成什么样子。刘邓、朱德、陈云都是搞修正主义的。“二月逆流”这些人不死心,还要为他们服务。
  江青同志:还有“三和一少”呢!那是王稼祥搞的。
  富治同志:“三和”,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各国反动派要和。“一少”,是对民族解放运动援助要少。
  刘少奇抬出陈云同志搞经济小组,收拾“残局”,就是搞修正主义。主席没赞成陈云同志出来。陈云同志搞些什么,多赚钱卖花布、炒肉片、高价商品,陈云同志一贯反毛主席,休息也不干好事。这些东西都要清算。



                  江青对中国京剧团等单位部分人员的讲话

                               江青
 
                             1969.05.13


  今天主要是落实北影的问题。两派协商成立摄制组……。拍五彩片不过关,《红灯记》搞稳一些,先成立摄制组,要执行导演就可以了,执行导演要综合大家的意见,没有集中的民主是假民主,不要总导演,那是苏修的那一套。龙潭是真名,改龙滩。北山改一个别的山。长影拍了一个《上甘岭》,有个主题歌一听好象朝鲜是我们的,不要放了。北影集中精力拍好电影,其他的人搬到另一个地方搞斗批改。五七干校是全党、全民都要走的路,这是个大方向。
  北京京剧团找你们来谈几件事,把《节振国》重点唱腔搞录音带送来,我现在没时间看戏,抽时间听,吃饭时听。《红绫艳》看了吗?倒胃口!不过你们唱不会使我倒胃口。《杜鹃山》碰到一点难题。我们的主席在延安就反对作生日、送礼、命名、立传、拍电影。进城以后有人假借写主席的青年时代写别人。秋收起义是此起彼伏的,南昌暴动跟敌人打了第一枪,但是失败了,主要是政策上的错误,依靠外援到了海陆丰,被敌人消灭剩下不到一个团,上了井冈山。井冈山根据地是主席创建的,最后又叫彭德怀破坏了。王佐、袁文才是被彭德怀杀害的。主席看了《万水千山》说是宗派主义戏,因为它只表现了红一方面军。秋收起义这戏(指《杜鹃山》)我偶尔讲了一句,主席说不行。不能违背主席的指示,要写不能光写秋收起义,还要写南昌起义、鄂豫皖、湘鄂赣的革命斗争。这样可以搞。可能一下子拿不出来了,要组织一个创作班子鄂豫皖湘赣去调查。写那样大不行,要写一个影。南昌起义有一个戏叫《八一风暴》,可以改写一个团,最好一个营。要摆脱贺龙。总理是按主席指示办事的,也不让写他的戏。《八一风暴》叫张家口京剧团先搞,然后我们再磨。湘鄂赣有个烈士段德昌是贺龙杀的。鄂豫皖和张国焘没有关系,他是后去的,搞破坏杀了大革命的一些干部。秋收起义是历史事实,不能因为有了坏人,就把他们和广大革命人民、指导员混在一起。
  昨天叶群同志拿来一张照片如获至宝,这张照片把我和主席照在一起了,是在主席接见外宾时,记者抢的镜头。这不是生活照片,是政治照片。主席的形象是很好的,要把我的切掉发行。王、关、戚也搞过我的照片。这几年不知把我放到什么地位了,使我粉身碎骨,无地自容。还有一张主席、林副主席和我步行的照片要停止发行,因为我的裁不掉了,这是原则问题。不要责怪记者,他们不懂政治关系,抢一个就是一个。
  主席坚决反对搞这个戏(《杜鹃山》),我也很尴尬。这个戏不是我先搞的,是上海话剧先搞的。我付的学费也不少了,你们剧团一年化不了多少钱,电影一年就得几十万。有意见就给我贴大字报。我要到处还帐,搞样板戏总要付一点代价的,你们的任务够重了,一个《沙家浜》,一个《节振国》,集中精力搞《节振国》吧!现在条件太好了,你们应全心全意为工农兵做一些事,应满怀信心地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样板戏不许别人插手改,只有我和群众一起改。一个交响乐《沙家浜》就出很多洋相,现在还没恢复到原来的样子。要组织一个很强的班子到湘鄂赣去。不是让你们去,我要能去就好了,我又不能去。《沙家浜》音乐不改好、不唱稳,电影就不能拍。这个戏不要因为一个谭震林就抹杀了广大新四军的功绩,要在好的基础上提高。你们自己还是在自力更生基础上先搞吧(指音乐)。《八一风暴》谁磨是另外一回事。
  (北京京剧团提供)




           江青接见文艺口同志的谈话中有关清查“五·一六”的内容

                              江青
  
                            1969.08.14

  〖江青、周总理、谢副总理等接见文艺口同志,下为部分摘录〗



  江青:有一个事我想讲讲。就是“五·一六”匪团问题。从“五·一六”是个反革命组织。他们的后台杨、余、傅,还有混进中央文革的坏人王、关、戚。这六个人一方面打着人民解放军的旗号;另一方面打着中央文革的招牌,搞形“左”实右,这就难免有人上他们的当,所以我们对于“五·一六”问题,要认真对待,不许他们翻案,只要交待好的,完全可以从宽处理,可以不扣反革命的帽子,交待得不好的,隐藏起来,那要查出来,可就不客气了。

  姚文元:包庇那更是不许可的。

  江青:这是很凶恶的敌人。因为他们在各方面破坏。首先破坏样板戏。什么样板团!有的根本不成其样板,乱七八糟,样板戏不等于样板团。北京京剧团清队最不好,你们那儿可能就有“五·一六”分子。你们老老实实哪怕告诉我一个也好,也算向组织有个交待。现在有两个“五·一六”分子没有翻案,我保护他们,将来可能不给他们戴反革命的帽子。他们打那样大的招牌,青年人很难……。当然,他们的口号很恶劣。“五·一六”不仅北京有,别的地方也有骨干分子,一定要搞出来。他们的组织一定要摘掉,因为大凶恶了。这些敌人让他藏起来摇身—变,将来成了秘密组织。你搞民主党派可以,“五·一六”是秘密组织,搞颠复这是不允许的。

  谢副总理:清理阶级队伍不能让敌人漏掉了。“五·一六”少数骨干分子是很凶恶的敌人。不管在哪方面,我们坚决要和他们斗争。在文艺方面他们钻进来了。工、军宣队责任更大了。不能麻痹,包庇就更坏了。掌握政策把敌人查出来。这是保证样板的巩固,要加强队伍的政治思想工作。在政治上、艺术上江青同志都很严。这个严是思想弄不好就要恢复了。这是我两年学了点。弄不好(样板戏)就要这样。

  总理:坚决贯彻江青同志讲话精神,把“五·一六”搞一搞。

  谢副总理:把“五·一六”都揪出来,一个也不能漏。宣传队绝不能推拖。






   周恩来康生江青接见中央直属系统文化部学部教育部等单位的军宣队代表讲话

                       周恩来 康生 江青
  
                           1970.01.24

  〖晚八点三十分至二十五日凌晨零点四十分〗

  周恩来讲话

  (略)

  第二个问题,对有关问题要说的就是“五·一六”不单是在六七年发表了“五·一六”通知才有的,活动是有根据的,早就存在,通过两年半,逐步认识,得到了一些资料,现在比以前认识清了。但还未公布,必须和群众上下结合、内外结合才能搞清楚。现在还是要继续揭发、批判,既是反革命阴谋集团,阴谋就不是公开的,是秘密的活动,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使用两手打着红旗反红旗。这些人隐藏在最革命的中央文革里,最革命的军队里头,就必须深挖,需要冷静,运动中掩盖一种极“左”思潮,个别人对现状不满,否定一切,掩盖“五·一六”的反革命阴谋。年轻人容易受蒙蔽,为首的、协从的、受蒙蔽的要区分,既要深挖,又要谨慎。

  “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从文化大革命前就存在社会上,存在于机关,司令部内,但刘少奇资产阶级黑司令部的暗中活动,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小撮,他们有的人原来就是跟他的,有的是派出的。

  下面把“五·一六”著名的头头讲一下。

  一个是吴传启,湖北人,是国民党特务,参加过伪国大竞选,是宋洛介绍入党的,宋洛是武汉市宣传部部长,参加了造反派,他联系的人是国民党特务,托派王明分子,还有大资本家,他们摇身一变,成了造反派,这些人到处“串联”。“九大”前后,反复旧他们都搞了,根就是吴传启。吴传启解放后跑到中央计委,最后到学部。在六十年代,可能在以前,他和关锋、林聿时三人,他们在学部写文章,用假名字,在哲学研究杂志上发表叫三仁兴。

  这条线,还有叛徒潘梓年,是潘汉年的哥哥,在国民党反动时期被捕,现在查明,他和国民党勾结,通过国民党CC特务,把他放了。因为我们不清楚,他还作了新华日报的编辑,解放后到了学部,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是动摇的态度,关锋亲自去,后是吴传启成为当时学部的头头。四月份在上海修改“五·一六”通知时,他们闻风派吴传启到上海打听消息,回到北京后,在学部写了第一张大字报(江青同志插话说:“军队中还有刘志坚,谢堂忠,陈亚丁,唐平铸。”)在起草通知过程中,他们企图把吴、潘拉进中央文革,由于江青同志的反对,其它同志不同意,而没有得逞,但王、关、戚、王任重、刘志坚、陈亚丁,在邓小平的推荐下,混进了中央文革。但领导是好的嘛,主席在“九大”讲了这个问题,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出了几个坏家伙,陈独秀、张国焘,但这不影响我们,党还是光荣、伟大、正确的。我们党是毛主席亲手缔造、亲自领导的从胜利走向胜利,中央文革小组揪出王、关、戚,并不影响中央文革的大方向和伟大功绩,王、关、戚,也是中央文革自己揪出来的,对他们是慢慢的逐步看清的。在这个问题上江青同志发现最早,说明不仅是学部这一条线,绝不是学部这一条线,文艺方面更多,刘少奇资产阶级黑司令部就是一条总根。关锋就说过:“以后党恐怕还是刘某人的。”实际上他就是黑线人物。陶铸到北京来还和吴传启联系。(康生插话:陶铸还叫吴传启到中南海。)

  王力在山东,他本人加入国民党,他妻子是叛徒,王力在大革命时参加革命,康老清楚。(康老插话:一办的同志要注意这个问题。)(江青插话:“三个办公室都来了?答:来了)(康生插话:这个问题,我当面告诉中央专案组,他们根本不理这个事情。)王力的老婆的妹妹的丈夫在教育部是个司长,他有两个女儿,一个在张家口搞无线电,很活跃,和三军冲派联系;一个在“一外”,也是红卫兵团的,和616在一起。(康生:还有一个妹妹在外交系统)(江青同志插话:王力的屋子里有二条电话线,其中占用了国际线。)关锋利用老婆、小舅子在东北搞“831”。王力是支持王稼祥的“三降一灭”、“三和一少”。六二年在莫斯科参加国大,完全代表修正主义的东西,回来他还说是对的……邓小平很称赞他,后来挽救他,他说要和王稼祥划清界线。后来让他写文章,以后到中央,他实际上是暗中有联系。

  关锋根子在学部,和军队有联系,原来是萧华的部下。要继续查他的历史,他老婆在红旗杂志社,完全做“五·一六”的联系,和文化、宣传、学部联络,和林杰联系在一起。关锋企图篡军权,“抓军内一小撮”他是和王力大喊大叫的。王力在八月七日要夺外交部大权,八月七日的讲话人们取名叫“王八七讲话”,于是“五·一六”就贴出天安门的两条标语,“热烈要求姚登山代表外交部长。”、“热烈要求关锋代理总政治部主任”的大标语,小字报也登出来了。王力的野心就更大了(康老插话:想当总理)所以他们野心毕露,从根子上说不是偶然的,是有历史根源的。

  戚本禹是个野心家,是跑腿的,活动能力很强。他无孔不钻,文化方面他钻的地方最多。江青同志不让他去,他硬要去。他还到煤炭部、化工部,工厂也到了,工厂到二七车辆厂、首钢。所以工业单位也要搞,文化方面他和体委的刘长信,卫生系统的孙正有来往。他两个儿子证明也不是好人,他能伸就伸,对样板戏也插手,乱改,特别是对交响音乐《沙家浜》和《白毛女》。杨成武那篇文章主席很不满意,大树特树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能登出,但戚本禹一定要登。后来登在第二版上,杨成武还不满意。戚本禹道歉,王力还给送像章慰问。互相勾结,暗地活动,以后才揭发出来。在中央办公厅有彭、陆、杨还有田家英、他完全是跟着田家英走的。田家英有很多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言论,派人搜他们的东西,别人的东西都收回来了,就田家英的没有收回来。有主席的手稿,丢了好多,是戚本禹串通的,第二天田就自杀灭口。戚本禹这个人写东西也是不能写的,过去我们也是受了骗的。《评忠王李秀成》那是根据主席思想,请历史研究所帮他写的,以他的名义发表的。这说明对一个人的认识是要经过相当一个时期考验的。经过考验知道戚本禹是这么一个人,他的根子是很深的。冲机要局,抢档案,他(与叶向真他)们是合谋,后台是杨、余、傅,萧华。在六六年无产阶级造走资派反时,造反派群众在街上搞四旧,(叶向真靠)和他父亲(叶剑英)的关系,首先冲军事科学院,他们采取的是绑架的方法。戏剧学院的叶向真,他说是造反派,年轻人造反好么,造走资派的反。现在查清,搞军队带头的就是他们。(江青同志插话:首先动手打解放军的就是叶向真、刘诗昆。)第二件事比较严重的,六六年底他们搞突然袭击,将彭罗陆杨和文化部的夏衍、林默涵、田汉、阳翰生,还有其他人一下子逮走,然后让他们游街,我们打电话问戚本禹是谁抢走的。他说“可能是叶向真,我打听打听。”不到五分钟,他说是叶向真,后来把叶向真叫来。她说是戏剧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央乐团这些单位搞的,关在和平里中央乐团一间大屋子里,第二天就要游行。这样全城会轰动,对我们不利,非搞过不可,后经卫戍区把他们接过来。这样一件事,我们不允许在无产阶级司令部面前绑架,这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造反行动,这样做超过了武斗,变成了绑架。后来,很多地方也跟着搞起来了,部队冲派也搞这一套,北京军区文工团“星火燎原”他们知道了,抢了先了,首先搞起来了,把北京的运动搞的非常不利。

  在“五·一六”通知发表之前,他们就做了很多坏事,而这时,我们逐步发现吴传启这个根子,这个是不得人心的,在中央文革开会时三四月份,更早在六六年底,提醒他们要和吴传启划清界限,他们退了一下,他们知道了中央文革知道了是不允许的,他就准备撤退,让吴传启、林聿时到河北赞皇县农村搞根据地,准备上山打游击,潘梓年,年纪大了打游击不行,就把他送到太湖养起来了,就这样暂时停下来。他们矛头国务院是我,中央文革是康生、江青同志。这些坚持立场,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他们就反对,他们搜集材料,反对康生、江青同志,想把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都打倒。

  六七年5月16日“通知”正式发表后,他们组织了“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但根子还在以前。两个系统,大的以学部为中心,还有外事口、政法口、农林口、工交口、文化口、教育、宣传、民族、统战,军队一个口,大的是方面军,军队是冲派,是新三军。“513”砸展览馆演出,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萧华、杨成武插了手,完全演了反革命双簧。

  还有学校叫小“五·一六”,大专院校以学生为主,工交以张殿英为主,农林以农业大学,林学院为主,外交以一、二外为主,财贸以商业、财经、商学院为主,体育以体育学院为主,学部是“五·一六”兵团。现以查清“五·一六”红卫兵团的文件有一个宣言,七月一日通过的,另外“616”跟着发表一个宣言,这两个宣言,矛头是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他们的口号是打着无产阶级的旗号,很反动,正好在这时开始有二月逆流,传到社会上,他们把矛头对准中央各部委,对准解放军。武汉事件发生后,他们就变成了什么角色,就是要破坏无产阶级司令部,破坏无产阶级司令部依靠的伟大长城,六、七人闹的最凶。

  这段事情很复杂,集中到“五·一六”这个问题上,名字叫“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来源是各个方面的,既有国外的帝修反,又有暗藏的反革命、国民党特务、党内叛徒、内奸、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是个大杂烩,不仅是中央有而且地方也有,在地方插到了广西、湖南、石家庄、湖北、四川、山西、贵州、武汉等地。总之这个问题摆在面前,当时的政策是割断联系,在北京有少数拘留起来了,吴传启到处乱跑,从西安到武汉,用飞机把他捉回来,潘梓年老了,从太湖把他捉回来,另外告诉他们组织有坏人,自己抓,有的连名字都告诉他们了,是为了把他们和群众隔开。第一是本组织自己比较好,第二是不要扩大化,第三是引导到斗、批、改上,第四是不允许二月逆流翻案。过年后,杨余傅的问题出来了,牵涉到更多,要更谨慎,要小心,所以没有广泛的讲,“3.24”、“3.27”讲了,只是一般的讲,要大家警惕就行了,没有今天讲的详细。当时还不知道这么多的内幕,到下半年解决天地派的问题,还有工人进驻上层建筑,工作转到这方面来了,深挖“五·一六”工作冷了一阵,同志们来了后,对“五·一六”不清楚,更不知四条汉子的问题,三十年代的问题,“二流堂”问题更不清楚,象今天这样对宣传队没有讲过,你们来了,我们的责任没有把他们讲清楚,去年八月以后,有的单位动的早,有的晚,有的人不敢下手搞,有一碗水端平的问题。八三四一部队的经验,坚持三个原则,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支持,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不支持,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就斗争,(江青同志插话讲:“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无所谓一碗水端平,因为他是秘密组织,是颠覆我们党,颠覆我们的军队,颠覆新生的红色政权。)六九年“九大”以后,新的党中央成立了,在斗、批、改阶段,在清队中,要把这个案子清出来,搞清楚。好的、坏的分不清楚,是非不清,有的是敌我问题,不清楚不行。学部搞了几百人,现在数目很大。(江青同志插话:一定要注意。)必须弄清楚才能定案。不能逼、供、信。要有旁证,但一定要发动群众和群众结合,不给群众讲,就没办法搞清楚。样板团发动群众比较好,有的单位没有发动群众就搞不清楚,今天承认了,明天又翻案,(江青同志插话:要搞政策攻心。)样板团的文艺战士顶住了。“五·一六”是反革命阴谋集团,是两面派,他们活动时间不长,有的有证据,有的没有证据。所以要搞清,不搞清对无产阶级专政不利。在北京,有很多人参加,极“左”思潮,烧英(国)代办处,违背了毛主席的外交方针,当时群众受蒙蔽,要把黑手抓出来教育群众。

  现在给你们讲清楚,我们耽搁一下子,希望你们认真讨论,要发动群众,宣传要和革委会,大联委互相联系,这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教育干部,教育后代是有利益的。不能用群众中的资产阶级派性,极“左”思潮搞反革命专政,这种人夺了权,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为了小团体、阴谋集团,怎么许可?不揭发清楚总是不利的。

  总之,希望其他同志讲了,大家回去很好地讨论,这次会比十月份的动员,江青同志八月份讲话更进一步了。



  康生同志讲话



  我看讲话也要有的放矢,今天参加会的好多单位,不大清楚,其中有一个单位就是专案单位,我还比较清楚,不想多讲,将来把材料弄准确,详细一点,专门讲一讲,我想简单笼统讲一下,从文化大革命同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斗争中,经常想到值得注意三点:

  第一个问题: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讲过:“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做舆论准备。”当时中央对周杨这些人的讲的,这种舆论准备,就是抓文艺、教育、宣传,同志们大多数在文、教、学,在支左,必须根据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主席这一教导,来看党内所有叛徒、反党集团,他们也是首先在教育方面特别是造舆论,所以同志们的岗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岗位。

  第二件事是反革命要反我们,他们一是抓舆论,另一方面是抓机要,要抓我们的核心机密,刘邓叛徒集团利用杨尚昆、罗瑞卿等人,完全掌握我们的核心机要部门,主要在中央办公厅、公安系统、调查系统。他们叫杨尚昆抓,他们要搞阴谋,就必须把这些掌握在他们手里。

  第三件事:从斗争中看,反革命进行阴谋活动,掩盖他们的面目,一定是要抓档案的,他们为了掩盖他们的反革命事实,投降、叛变材料和阴谋活动和反党反毛主席的罪恶行为,首先从各方面抓档案,这件事刘少奇、安子文在全国一解放,首先抓敌伪档案,他们从北京图书馆查出叛变材料、自首启事,他们从报纸上全部挖掉,刘少奇、安子文他们还派人到全国各地去,南京、上海、苏州、武汉查这些单位的敌伪档案,销毁他们的罪证,但他们没有想到,全国的报纸是挖不完的,怎么能够挖掉呢?(江青插话:连报纸都是销毁,报纸是烧不完的。)(总理:全国那么多报纸,他们知道哪个登?哪个不登?)今天讲王、关、戚、杨、余、傅,萧华,他们搞反革命阴谋,也不外乎走这个道路,抓文艺、机要档案。刘少奇、王、关、戚,他们有共同的手段。我们搞专案的同志,要得到这样一个教训。关于“五·一六”问题,不是5月16日的问题,刚才总理讲“五·一六”这个问题,不仅是67年5月16日通知发表,在这以前,从各方面情况看,说明“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王、关、戚、杨、余、傅、萧华是怎样阴谋篡夺机要大权,这是“五?一六”专案的主要问题,大概是六六年十一月中旬、末旬开始作准备工作的。大家记得这时正是十月工作会议开完后,刘邓面目一揭开,八届十一中全会,但没有传达,他们的问题是在林付主席讲话后公开的,还有刘邓很不象样的检讨,刘少奇司令部垮台了,王、关、戚想代替这个司令部。他们的口号最集中的就是一个“权”字。“王八七”讲话,王道明可以当外交部长(江青:主席看过的文件,他们可以在上面写三个揪军内一小撮。)六七年一月戚本禹说:现在二十四级的干部可以做部长,意思说,老家伙都不成,就是他们这些人掌权,来上台了,军队也不成了,这是他们的基本纲领,戚本禹这一段完全是同主席、中央方针针锋相对的,他们想把无产阶级的人都赶下去,他们上台。中央办公厅的工作汪东兴同志负责,他们想把汪东兴同志打下去,他们来搞,还要夺机要部门的权。六六年十月总理有一个讲话,就是机要大权是中央的,党的,毛主席的,这个权不能夺。发电报不能什么人随便都能签发,这些单位最核心的机密,不能夺权串联。第二方面讲这些部门不能串联,要不两串联,不就把机密串掉了吗?这些核心部门和别的单位不同,核心机密是毛主席亲自抓的。可是戚本禹老婆邱良英勾结了一些机要部门的人来冲机要部门,戚本禹在六七年一月十四日讲话时,特别煽动要夺机要权,这是反革命报告,成了全国机要的行动纲领,煽动群众说“为什么机要大权不能夺?”他的报告是攻击总理,实际上是攻击毛主席。在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六七年一月五日,王力有的讲话,特别攻击总理不能到机要部门串联的指示,戚本禹到机要局煽风点火,在戚本禹的煽动下,他们于一月二十七日夺了中央机要局的大权。他们掌了二十八天,夺权以后怎么办?他们一方面联络北京的外交部、联络部、冶金部、交通部、调查部一齐夺权。另一方面,当时全国机要人员大多数都来到北京串联,特别是武汉所谓造反派一千多人,就住在中央机要局,这样的地方我们都不能随便去。(江青:电台已经夺了权。)同志们要记住这个教训,这是有党以来,有机要工作以来第一次。第二方面叫反革命夺了我们的机要权,抵消了总理关于机要人员不许串联的指示,他们夺权后,就向全国、全世界发电报,真是反革命。王、关、戚这家伙,要不是留他们做活口供的话,都应该枪毙。就这件事也要判无期徒刑,他们向全国发电报,对抗总理指示,外交部夺权后向全世界驻外使馆发电报,反对中央,反对总理,反对不准串联的决定。这不就是犯罪吗?他们是造无产阶级的反,对这些家伙我们不是枪毙的话,起码要判他个无期徒刑。调查部夺了权,就可以自己派人到柬埔寨使馆,把蒋匪气象击毁(?)。到处调查我们的核心机要密码,调查后进行扩散,完全帮助了敌人,还有冲军事机要处,他们联合冲机要局,富治算了一下,有几次我算了一下,有13次,最大约三、四次,每次300-400人。再一个来抢档案,交通部有个头头叫黄辉,砸了保卫处,档案有的到现在还没收回,据说有的弄到外国去了,我有本大事记1-8月份都记全了,在六七年一月一日,冶金部反动头子刘金洪,还有马金权和钢院的张建旗联系,共同收集材料,反对总理,反对汪东兴,实际上反对毛主席。五月26日冶金部准备成立“五·一六”兵团。总理要机要部门保守机密,他们针对总理的指示,外交部成立“大喊大叫”兵团,甚至讲恩来同志执行主席路线是动摇的。(总理插话:主席在六七年七月去武汉事件后,我去营救王力是对的,因为他当时是以革命的面目出现的。)与此同时王力抓电台,关锋抓军委三部,搞军内情报(江青同志:他们偷剪了我给陈锡联、黄永胜同志的信。)有的是有教训的,军管会的意见不一致,交通部的军管会支持黄辉抢档案的这一派,在机要局部门也是一分为二的,地质部两个机要人员,为了保卫机要档案,挨了打,打伤了,这样的同志,全国到处都有,坏人是少数的,一部分后台是王、关、戚主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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