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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过去,那些关于毛主席的谣言必须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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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的黎明 发表于 2016-9-17 06:44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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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40年过去,那些关于国家领袖的谣言也该过去了吧
2016-09-09 来源:环球人物杂志

  9月9日,是什么日子?
  你记不记得有位伟人已经离开我们40年?
  你记不记得他来时的满目苍痍,他走时的国泰民安?
  这位改变了中国的伟人,
  人们纪念他,追忆他,敬仰他,
  但40年来,却也有了一些真假难辨的流言和误读。


  2016年9月9日,在毛爷爷逝世40周年之际,小编想带你听听谣言背后的故事,来听听卫士周福明,管家吴连登,警卫孟进鸿、王明富,保健医生王鹤滨……作为跟随毛爷爷多年的“身边人”,他们告诉我们的真实的故事。
  ▼——为何偏爱菊香书屋?
  ——因为环境很像韶山老家

1965 年毛泽东在杭州赏花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从西柏坡进京后,毛泽东先是住进了香山双清别墅,8月23日搬入中南海。此后,他先后在丰泽园菊香书屋和游泳池居住了很长时间。坊间有猜测,是不是这两个地方有什么特别神秘之处?作为贴身卫士,周福明了解毛泽东的许多生活细节,他向记者讲述了真实情况。
  主席从1949年8月23日便入住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直到1966年8月搬走,他的全部活动几乎都在菊香书屋的北房紫云轩进行。主席喜欢那里的原因之一,是菊香书屋有北京内城的最后一块耕地,主席觉得整个环境很像他韶山老家。
  1966年上半年,中央办公厅趁主席离京外出考察期间,对紫云轩进行了一次维修。主席回国后发现园内所有的房子都修葺一新,大为不悦,一段时间后便搬到旁边游泳池的更衣室,再也不肯回来了。更衣室很狭小,条件差,并不适合作起居室,主席却说:“太小了怕什么,只要能摆个床铺,有张桌子、有把椅子不就可以了嘛。”最后,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只好将游泳池的小传达室布置成主席的卧室,将休息大厅改成书房兼会客室。游泳池没有厨房,饭菜仍在菊香书屋做,再给他端过来。
  主席在丰泽园的生活非常简单,除了睡觉、吃饭就是看书、批阅文件。他看书的姿势大多是躺在床上用手举着看。厚厚的一本书举在手里,经常一举就十几个小时,他的确是累得受不了。后来,主席授意我把超过200页的书分装成册,这样拿着看容易些。
  帮主席理发也是我的工作之一,每次我都是用热毛巾敷、用篦子篦。除了理发,我还负责帮主席擦澡。主席不喜欢泡澡堂子,也不喜欢淋浴,最喜欢用毛巾擦澡。
  ▼——常在人民大会堂办舞会?
  ——只在中南海办过,“文革”后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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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每天工作强度大,外加烟不离手,但在晚年患病前,毛泽东的身体素质还是很不错的。身边工作人员说,这是毛泽东年轻时锻炼身体打下的好基础,尤其是他爱游泳的习惯,一直保持到晚年。这给周福明留下深刻印象。
  起初,主席到外面的游泳池去游泳。每天晚上出去时,他还要戴个口罩,算是化装,这显然不太方便。后来,中央警卫局在中海西侧、紫光阁往北很近的地方修建了一个露天游泳池。当时,不少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南海机关工作人员都去游泳,主席一有空也会去游。主席游完经常说:“游泳最大的好处是可以不想事,让大脑很好地休息。吃安眠药、散步、看戏、跳舞都不行,只有游泳可以做到,因为一想事就会下沉,就会喝水。”
  毛泽东的另一项娱乐活动就是偶尔举办舞会。然而这被外界谣传为“常在人民大会堂办舞会”,并视为“生活奢靡”的“佐证”。孟进鸿对这种不负责任的谣言十分痛心。
  主席没在人民大会堂办过舞会。1961年以后我都跟着他,跳舞就在中南海,我也经常参加。因为来跳舞的女同志多,男同志少,上级就要求我们这些男工作人员必须参加。最早是请一个文工队来伴奏,后来就改为放录音带了,省得一帮子人来。
  另一名警卫王明富也多次负责舞会的安保工作,对内情十分了解。
  中南海的舞会不是主席一个人的舞会,朱老总、少奇同志、周总理等一些中央领导都会参加。这些领导平时工作特别忙,整天开会、搞调查。办舞会就是为了给他们一个放松精神、愉悦身心的机会。少奇同志和周总理都跳得很好,朱老总就是扭秧歌一样地走。有时会请一些外面的文工团来参加舞会,每次来人都要做严格的审查。我们负责在门口搞警卫,过程费时费力。这时就有人提议,中南海搞个自己的文工队。于是从各地挑了一些吹拉弹唱的和跳舞的文艺工作者,住在中南海东边的万寿殿。舞会上一起唱唱歌、跳跳舞。挑人的标准首先是政治好、思想好、作风好。至于相貌倒是其次,至少我没见到有美女。
  后来,因为有人提意见,这个文工队被解散了。据吴连登回忆,“文革”开始后,因为“破四旧”,舞会也被取消了。
  ▼——顿顿离不开红烧肉?
  ——其实偏爱“粗菜淡饭”

     吴连登还记得,前些年,韶山传出一份菜谱,列着毛泽东在上世纪60年代吃过的西餐,有牛排、罗宋汤、煎大虾等。后来,这就被人传成了“毛泽东在困难时期吃西餐,不与人民共甘苦”。
  这个谣传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实际情况是,主席出访俄罗斯等国后,想了解西方的饮食文化与中国有什么不同,看哪种饮食比较科学,我们就偶尔把四菜一汤中的一个菜换成西餐。主席说,西方人很有钱,有的东西是好,但对身体没好处,高油、高蛋白。他的食谱,我们是要参考主席的活动和出访安排,还有身体和季节情况来确定的,并不是外面捕风捉影的那样。
  我们有个习惯,就是把主席的东西都留着。主席去世后,中南海对外开放,经中央办公厅同意,主席的一些生活用品也给了湖南韶山的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其中就有这张西餐单。这张菜单后来不知怎么被传了出去,成了“主席在最困难时期还在吃西餐”。
  也曾有大量文章提出毛泽东顿顿饭都离不开红烧肉,于是有了“毛氏红烧肉”一说,一些饭店还打出“毛氏红烧肉”的招牌。吴连登说,这是对毛泽东饮食的误解。
  我们每个月一般安排主席吃两三次红烧肉。平时他吃杂粮、青菜比较多,几乎每天要吃一个红薯,一个玉米。中南海以前在玉泉山有个地窖,每年会存放这些东西,我就是从那里买回来的,一年四季不断。
  主席的正餐一般是四菜一汤,一个荤菜,一个鱼,一个半荤半素,一个全素。每天的食谱、菜品采购都由我来定。他从来不对饭菜发表任何意见,也从来不主动说想吃什么。有时我们说:“主席,加点菜吧。”他却说:“吃这个很好了,很多人还吃不饱饭哩。中国不缺我毛泽东吃的,但如果我拿了国家的钱,部长们、省长们、村长们都可以拿。”
  作为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兼生活秘书,王鹤滨经常陪毛泽东吃饭。
  我曾向主席建议要少吃动物油和肥肉。我见到他吃猪肉,通常的吃法是肉丝炒竹笋、肉丝炒青菜、清炖肘子等。在主席身边几年,我从没看到他吃任何保健品和补品,都是和普通老百姓一样吃粗米。他觉得饮食就要“粗菜淡饭”,所以不吃细米。我现在整整90岁了,身体不错,很多饮食习惯就是受到主席的影响。
  主食方面,主席吃大米饭多一些,几乎每顿都有,有时加点白面花卷、烧麦,但只能说是点心。他爱吃的,准确地说是每餐都有的,是带辣味的腐乳,还有炒的或炸的尖辣椒;炒菜中常有苦瓜、青蒿、空心菜、芹菜,多是些纤维多的、带特殊味道的青菜。除此之外,他吃得多的通常都是饭桌上摆得比较近的“门前菜”,摆得远一点的菜就吃得少,随意性比较大。
  王鹤滨回忆说,毛泽东吃饭不像常人那样按时、按顿很有规律,常常是被值班卫士提醒或催着才吃一顿,要保证他在24小时以内吃上三顿饭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为了避免饭菜在等候中凉得太快,吴连登专门订做了保温效果好点的瓷碗。“没想到近些年市场上开始炒作毛主席的相关文物,还出现了‘毛瓷’的说法。其实主席就是吃饭用了个瓷碗,却给了民间这么大的想象空间。”
  ▼——1个月伙食开支600元?
  ——每月100元左右,出公差也要自己掏饭钱

  现在回想起来,吴连登觉得给毛泽东当“管家”时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主席的工资总不够用”。“很多人不信,国家主席还这么紧张?”他甚至听到一种说法——1961年时,毛泽东一个月的伙食费开支是654.82元,相当于50个普通工人一个月的伙食费。“这都是胡说!”
  我记得,毛主席原本领取的是国家一级工资,每月610元。1958年之后,国家遇到了困难,他就带头把自己的工资从一级降到了三级,404.80元。一直到主席临终前,这个数目再也没变过。
  这404.80元里面,每月的固定开销就有200多元:党费10元;房屋以及全套家具的租金84元;(李敏、李讷)两个孩子的学费,原来每人15元,后来随着物价的上涨提高到每人30元;江青有一个姐姐也住在这里,每月生活费30元;还有冬天的取暖费30多元。
  除此以外,主席还有几大开支:
  一是吃饭,全家人每月在这方面要花100元左右。哪怕是从中南海供应科拿回一棵菜,也要付钱。有时请一些民主党派的朋友吃饭,比如黄炎培、章士钊等,也是主席自己掏钱。甚至去外地出差,不少人觉得能请主席吃顿饭是莫大的荣幸,但我过后都会把饭钱补上。这是主席的硬规定,没人敢违反。他说,如果他走到哪里都付账,下面的人谁也不敢吃饭不付账。
  二是烟和茶,烟每个月要花将近100元,茶要花几十元。主席在外面开会,我总要带着茶叶去。如果没带,就算是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喝一杯茶,临走前也要付给他们2角钱。
  江青的工资也是我管,每个月243元,领回来我就记到账上。主席的账我叫一号账,江青的账我叫二号账,他们都是各花各的钱,也就是现在说的AA制,这是主席交代的。所有的采购花销由我来办,晚上回来记账,从牙膏、手纸到菜钱,每一样都要详细记录。原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每个月要在这些账本上签字,然后定期拿给主席看。
  记者想了解毛泽东是否有其他方面的补贴收入,吴连登很干脆地回答:“没有。”他说,自己和其他工作人员出差、加班倒有补贴,“但主席除了工资,没有任何一点额外收入,他说他不能开这个头”。这一点,有时让吴连登这个“管家”颇感为难。
  每次钱不够用时,我只能拿着账本去找主席,逐一向他汇报这个月的开销。主席一看我这架势,就会问,“钱又不够用了?”然后我得打一份报告,并在后面附上详细账单,请主席签上字,才能到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以下简称中办特会室)去领主席的稿费。不过,总不能月月如此吧?那就是我管家的失职了。所以我说,这个家不好当。
  ▼——稿费1亿多?
  ——真实数字是124万,只存在中办特会室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休息厅看报
  有段时间,关于“毛泽东稿费高达1亿3千多万元”的消息在一些报刊上传得沸沸扬扬。为核实此事,吴连登特意拜访过中央办公厅原主任汪东兴、原中办特会室会计郑长秋。当时,两位老人虽然精神很好,记忆力也很准确,但毕竟年事已高,不能频频出面澄清,便委托吴连登将他们了解的真相转述给记者。
  郑长秋生前一直负责主席稿费的收入、支出账目,对此事最有发言权。
  到毛主席1976年9月逝世,他的稿费共计为124万元人民币。这个数字肯定是准确无误的。到1983年底,因为存款利息上调,稿费比原来多出33万元,变成157万元。但怎么可能变成1亿多?这谣一定要辟!
  主席在世时,汪东兴对稿费管理得非常严格,每次稿费的收入和支出都由他签发,从来没有乱批过一分钱。关于稿费的使用情况,他每半年要向主席书面汇报一次。
  当年,主席的稿费主要用于资助党外民主人士和特殊开支。每年,他会从中拨给章士钊、王季范(教育家)各2000元。远在湖南老家的亲属偶尔来京看望主席或看病,食、住、行等费用都由主席个人负责;偶尔主席工资不够,才从稿费中开支。还有就是不定地给老家亲戚寄点钱,数额非常少,仅作解决临时温饱之需。
  至于有媒体说,“1976年12月底,汪东兴在清理毛泽东私人财产时发现,毛泽东存放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稿酬累计存款为7582万余元,是用‘中共中央中南海第一党小组’的名义开户的”,以及“毛泽东以个人姓名在中国人民银行中南海支行开设的户头,账上通常存有八九十万元”,汪东兴对此进行了强烈的批驳。
  毛主席放稿费的地方,既不是什么“中共中央中南海第一党小组”,也不是在什么中国人民银行“中南海支行”开设的户头。党小组怎么能保存毛主席的稿费?讲不通嘛!中南海什么时候有银行了?这些人真会无中生有。他的稿费实际上只存放在一个地方,那就是中办特会室。
  记得有一次,我到主席那里办事,谈起稿费问题。我说:“您的稿费不能总存在特会室名下。”他毫不犹豫地回答:“稿费是党的稿费,老百姓的稿费,不是我毛泽东的稿费。”我说:“那将来孩子们怎么办?”主席说:“孩子们长大了,他们为人民服务,人民给了他们一定的待遇和报酬,能自己养活自己。”
     1974年,经毛泽东批示,工作人员共从稿费中取出3.2万元,分成4份,交给贺子珍、江青、李敏、李讷,作为生活补贴之用。这或许是唯一一次拿稿费补贴家用。吴连登向记者讲述了整件事情的经过。
  这件事的起因,是李讷在1972年生下儿子效芝后,要靠每月几十元的工资维持家庭生活,还要请保姆、买奶粉,生活非常困难。实在没有其他办法了,她找到张耀祠求助。张耀祠觉得李讷的要求合情合理,就写了张条子请主席批准。主席后来也动了情,说:“不要批了,你说该给多少钱?”张耀祠说:“这回李讷开销小不了,给个几千块吧。”主席这才同意从稿费中支取8000元给她。
  当时,我担心李讷万一用过了头,再开口要就难了,所以以她的名义往银行存了5000元,把剩下的3000元交给她本人。李讷当时感激得连声说“谢谢”。之后,出于对亲属的一视同仁,主席又分别给了贺子珍、江青、李敏各8000元。
  ▼——拥有十来块金表?
  ——都交给中南海礼品库,只“借”过两个月


重庆谈判期间郭沫若赠给毛泽东的欧米茄手表
  吴连登“管家”的范围,还包括管理毛泽东的礼品。
  给主席送礼的人,有世界各个国家的元首,还有国际友人。比如金日成主席,几乎每年都会给毛主席送来几十箱乃至上百箱的苹果、梨和无籽西瓜,大的西瓜重达五六十斤,退回去肯定不合适,他就让秘书开一个名单,将水果分送中央各位领导人。还有些礼品,比如珍珠玛瑙、金银翡翠,不管多珍贵,主席一律要我送到中南海礼品库登记、备案,从不据为己有。他总说:“这些东西不是送给我的,是送给中国人民的,如果你吴连登在这个位置上,人家也会送给你的。”
  有时候,我会趁着主席晚上在院子里散步,把礼品摆在藤椅上,逐个给主席汇报、对账。吃的东西,如果数量多,主席一般让拿到食堂去卖,再把钱寄还给送礼的人;数量少,就送给司机班或别的人。没有一次说给李敏、李讷的。
  在礼品库中,仅金表就有10块,都是外宾来访赠送的瑞士表、罗马表等高级货,毛泽东都没要。陪伴他走过30多年的,是郭沫若送的一块欧米茄手表。对这块表的来龙去脉,吴连登很清楚。
  1945年以前,主席没有手表。重庆谈判时,他一下飞机,郭沫若就发现了这一点。为了让主席掌握好谈判时间,他就把自己的表从手腕上摘下来,主席也欣然接受。这之后,主席一直戴着它。直到1969年,表越走越慢,主席说:“我这个表要拿去修修了。”我才向礼品库借了一块金表给主席暂用。主席说:“借东西要打个借条,我的表修好了就把金表还回去。”金表借用了两个月,我就还回去了。
  1964年前后,印度尼西亚掀起了迫害我侨胞的浪潮,我国政府义不容辞地出面保护他们。为表达感激之情,侨胞们给主席送来31.5公斤燕窝。那种极品燕窝,就是在当时,也得四五百元一斤,现在更是难得一见。但主席毫不犹豫地指示:“把它们全部送到人民大会堂招待外国人。”
  1975年,我看到年迈的毛主席行动不便,咳嗽哮喘,外加心力衰竭,就向张耀祠提出给主席增加营养,最好能弄点燕窝炖汤。张耀祠找到人民大会堂的党委书记,发现当年的燕窝还有7两。经汪东兴批准,我打了收条把它们取回中南海,每次瞒着主席在汤里加一点。直到去世,他都不知道自己享用了那31.5公斤燕窝中的7两。
  ▼——百十人警卫贴身保卫?
  ——警卫团其实是“调查组”


1966年10月1日, 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天安门金水桥上席地而坐观烟花
  曾经有人对毛泽东身边有百十人的贴身警卫提出意见,认为他“搞特殊化”。对此,警卫团成员、毛泽东警卫王明富非常无奈,他告诉我们,设立警卫团绝非仅仅为了保护毛泽东,还承担了更重要的使命。
  其实,保卫主席安全只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另一项主要任务是回各自的老家搞调查,成为联系群众的桥梁。这样主席就能及时、全面掌握全国各地的经济建设情况。调查一般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派谁走,什么时候走,都按主席的安排执行。有时候是大部分人都撒出去,到全国各地调查,只留少部分人在家当警卫。调查的内容是走亲访友,了解家里有没有吃的,公社化搞得怎么样,对干部有什么意见等,了解情况后回来写一份报告,随时等待被主席叫去汇报。
  有一次,主席去广州开中南局会议,于是让长江以南的同志回家调查。我是江苏人,也回去了。我们回来后,主席开完会,晚上9点多了,召集我们去汇报。当时一位回湖北的同志说:“主席,我们老家社员对一年口粮300斤有意见,不够吃!”主席问他:“那你觉得多少够吃呢?”“最少也得400斤。”那位同志理直气壮地回答。主席笑着点点头说:“你这个人啊,蛮会为农民说话的。”
  黄建新是全国毛泽东纪念馆联谊会秘书长,他与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接触多年,了解到安全保卫方面的许多真实情况。
     大家总以为领导人身边都是壁垒森严。其实,警卫部署是有的,但主席本人并不喜欢。他最高兴的时候就是和人民群众在一起的时候。
  我曾经到河北邯郸成安县,听一位老生产队长讲了一件事。主席1959年到那儿视察,在会议室里和棉农交谈,突然听到外面一片嘈杂,就站起身自个儿走到门口查看情况。只见门口站着一个农民,手里拿着把刀,身边还围了一大群农民。警卫员见状,赶紧挡在主席身前,主席却挤过去问:“老乡,是怎么回事?”原来,拿刀的就是生产队长,大家给主席准备了西瓜,但没有刀切不了,他就回去取了把刀想送进来。这位生产队长至今回想起来,还很感慨:主席喜欢和群众走在一起,不喜欢被隔离开来。
  1966年10月1日的国庆典礼上,有一张照片,是警卫员孟进鸿蹲在毛主席身边。我问他:“你干吗蹲着呢?”他说:“万一出现情况我要是坐着就爬不起来啊。蹲着是为了随时跳起来保卫毛主席安全。”警卫员这么紧张,但主席自己并不在意,那次庆典上,他突然只身走下天安门城楼,席地而坐,与人民群众亲切交谈。对主席来说,站在城楼上挥手,不如站在群众中间开心。
  吴连登认为,毛泽东的这个特点,让保卫工作很难做。
  尤其到了晚年,主席像孩子,想法很多,出行很随意,给保卫带来很大难度。“文革”期间的一次国庆节,傍晚吃完饭,主席突然要去天安门广场上看放烟花。他说,平时都是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很好奇那个纸筒子怎么能放出那么高、那么好看的烟花。天安门广场当晚人山人海,全是百姓。但主席不管,说走就走。
  到了广场,主席刚一下车,百姓就看到了,“呼啦”一下围上来,我瞬间就和主席挤散了。大家都紧张坏了,陪同的周恩来总理急得一身汗。汪东兴赶紧组织人把主席送上另一辆车才解围。
  ▼晚年琐事:
  病痛中,看美国电影转移注意力


  从1970年开始,繁重的工作令毛泽东的身体情况急转直下,肺炎、心血管疾病缠上了他,但他每天都在病痛的折磨中坚持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至今回忆起来,周福明仍十分心疼。
  主席特别难受的时候,坐那看书,脸上的汗就直往外冒,这说明他心脏或者哪里已经很不舒服了。我们就问他:“主席,是不是让大夫给您看看?”他说:“不用,没事,看看电影。”我们工作人员就赶快架机器。美国有个电影叫《出水芙蓉》,主席非常喜欢那个片子。这样一转移了注意力,他就可以喝口水、抽口烟,跟边上的人聊聊天了,身体也舒服些。
  1976年6月,主席因心肌梗塞已被抢救过一次,虽然脱离了生命危险,但病情一直不见好转。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凌晨时分,大地突然颤动起来,泳池卧室的门窗玻璃“哗啦啦”地响个不停,地下也有拖拉机般轰轰的响声,主席的病榻摇晃不止。工作人员冲进主席的房间,找到一个大被单,几个人拉住四角,罩在主席的床铺上面。我冲到床前,抱着主席的头,弓下身挡住,以防止掉下东西砸着他。天亮后,我们发现中南海东八所的几段院墙和围绕中南海的大墙多处震倒,少数房子被震塌。经医生同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把主席用担架转移到抗震能力很强的202别墅。
  搬进202别墅的当晚下大雨,又有较强的余震,但室内几乎没什么感觉。主席醒来执意要回泳池的老住所,但得知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后,他显得无可奈何,用含糊不清的声音说:“既然是常委们的决定,只好如此。”43天后,毛泽东于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在202别墅病逝。
  主席去世后几个小时,我接到通知,最后一次为主席理发,整理遗容。这是我最艰难的一次经历,整个人被掏空了,流不出泪来。来到主席身旁,老人家那么安详,好像就是在休息。我跪下来给他理鬓角的头发,然后平躺在他身旁,为他修剪耳后和后脑勺的头发。我最后一次给主席精心地刮了胡子,擦了脸,老人家看上去又精神很多。
  那天,房间外面站满了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虽然知道主席生前的愿望是火化,但大家还是对第一副主席华国锋及其他常委表示:“能不能把主席留下来,让全国人民再看看主席?”华国锋专门在屋里组织开会,进行商议,最后决定对主席遗体采取防腐措施。在我的记忆中,主席永远是我最后一次理完发“在休息”的安详模样。

  40年过去,我们依然记得您,依然怀念你。
  谨以此文,纪念毛泽东逝世4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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