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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翻案的邓小平为了翻案,自告奋勇分管科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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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浪风扬 发表于 2016-9-7 20:33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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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翻案的邓小平为了翻案,自告奋勇分管科教工作
红浪风扬  2016年9月7日

        永不翻案的邓小平,复出后自告奋勇要求分管科教工作,就是为了翻案。

        早在1957年,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是中产阶级的,他们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1966年3月,毛泽东批评《二月提纲》时又讲到:“事实上,学术界、教育界是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手里掌握着。现在,大中小学大部分都是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垄断了。”

        1966年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其中第十条“教学改革”中便提出:“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

        1971年7月31日闭幕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提出了“两个估计”:一是,解放后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在教育战线上“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二是,原有教师队伍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
  
        1977年7月,邓小平恢复领导职务,自告奋勇分管科学和教育。邓小平翻案,从娃娃抓起,首先做的就是推翻 “两个估计”。

        1977年8月8日,邓小平在主持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否定“两个估计”。他说:教育战线十七年的工作,主导方面是红线,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好的。他还说:我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中央也同意了。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

        1977年9月7日,教育部发出通知,要求清除中小学教材中的“四人帮”及其余党的言论、文章、形象。通知指出,中小学教材中,过去都沿用过“四人帮”及其控制的写作班子,如梁效、初澜、江天、池恒、罗思鼎等的言论和文章,现应彻底清除,肃清其流毒。

        梁效,即“两校”的谐音,是文革时期批林批孔运动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笔名,1973年9月4日第一次公开亮相,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摧毁后,梁效也随即退出历史舞台。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还用过柏青、高路、景华、安杰、秦怀文、郭平、施均、金戈、万山红、祝小章、梁小章等十几个笔名。

        梁效共撰写了219篇文章,发表的有181篇,其中三十多篇成为当时圈定的学习文件。由于文章包含着毛泽东及文革小组的“意见”,因此,文章一经发表,全国各地大小报刊必先后转载。而且,这些文章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北京大学学报》、《历史研究》等重要机关报刊中都居于显赫位置,当时有“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的说法。

        初澜,笔名。另有 “江天”、“洪途”、“小峦”等笔名。文化部“文艺评论”方面的写作班子。其具体事务由于会泳任组长的文化部创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管;写作组长张伯凡。活动时间为1973年到1976年10月,共发表文章一百六、七十多篇。其代表作有《中国革命历史的壮丽画卷——谈革命样板戏的成就和意义》(《红旗》1974年第1期)、《评晋剧》(1974年2月29日《人民日报》)、《京剧革命十年》(《红旗》1974年第4期)、《深入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 ——从标题与无标题音乐问题的讨论谈起》(1974年第4期《红旗》)、《坚持文艺革命 反对复辟倒退——反击美术领域文艺黑线的回潮》、《为哪条教育路线唱赞歌——评湘剧》(1974年8月4日《人民日报》)、《一项重大的战斗任务》(1976年,虽流产但观点已通过其他渠道在创作、评论中得到传播、落实),《坚持文艺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1976年《红旗》第3期)。

        初澜积极配合当时对建国17年(文革前)文艺的大批判,认为文化大革命以前文艺界的十七年,是“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专政”。初澜的文章首先被《人民戏剧》、《人民电影》、《人民音乐》、《舞蹈》、《美术》等文化部所属全国性艺术刊物转载。其评论文章是文艺政策的风向标。

        池恒是《红旗》杂志写作组的笔名和代称,寓意“持之以恒”。另有程越、方刚、吕真、田春、严章、黎章等笔名,轮流使用,各有分工、配合,以壮声势。其中以“池恒”身价最高,最具代表性,一般是发表重点文章时使用。池恒既是写作班子又是编辑班子,它同时还担任着组织工作:与梁效、罗思鼎、唐晓文、初澜等写作组密切联系,通报组稿意图,协商修改、润色,并为之提供发表园地,起着居间协调的作用。写作组由《红旗》杂志总编姚文元组建。其中萧木、胡锡涛等是姚文元从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写作组调来的。该写作组的文章仅限于在《红旗》杂志上首次发表,写有五十多篇文章。代表作有《坚持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掌握一分为二的辩证法》(1974)《学习理论,执行政策》《党内斗争与党的发展》《结合评论水浒,深入学习理论》(1975)《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毛泽东思想永远指引我们前进》(1976)等。

         因《红旗》杂志为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池恒”文章发表后,全国报刊多以第一时间在显著位置转载。池恒的文章多以正面立论,擅长政策性解说和思想、政治评论,较少涉及历史题材。风格更趋稳健,以理论权威的思辨架势取胜。

       罗思鼎是文革期间上海市委写作组的笔名(谐音“螺丝钉”,取义于雷锋名言“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另有丁学雷、宫效闻、石仑、康立、翟青、齐永红、石一歌、史锋、史尚辉、曹思峰、梁凌益、戚承楼、靳戈、方岩梁(谐音“放眼量”)、金风、方耘、常峰等80多个笔名。最重头的文章也使用上海市委写作组或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大批判组的名义,正式组建于1971年7月,是一个编入政府系列、形似松散庞大而结构紧密的行政管理系统,利用“分层控制、多方插手”方法运作,直属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代管)。两人给写作组的批示、书信、电话多至360次以上。

        罗思鼎撰有文章1000多篇。代表作有《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从“洋务运动”看崇洋媚外路线的破产》、《评<水浒>的投降主义》、《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企业管理的两条路线斗争》、《<汇报提纲>出笼的前前后后》、《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上海一千万人民的战斗誓言》。

        该写作组活动的历史最长,参与配合的运动最多;写作文体多样,有政论、史论、杂文、小说、教材等,产量最高;组织分工细致周密,作者队伍庞大,直接掌握的刊物最多,可以独立新形成协同作战、轮番冲击能力,声势上超过其他写作班子;形成“北有梁效、南有罗思鼎”的格局。

        1977年,9月19日,邓小平同教育部部长刘西尧、副部长雍文涛、李琦等人谈话时说:“‘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还不是17年培养出来的?”他直截了当地指出:“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我们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体系。”邓小平还说,“对1971年全教会纪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限。我们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体系。‘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教育部要争取主动。大胆放手抓。”由此教育战线以推翻“两个估计”为突破口,进行“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

        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从此恢复了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的制度。

  11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教育部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揭批“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

        1977年12月20日至28日,在河北省涿县联合召开了全国教材出版发行工作会议。会议的主要情况报告中说:与会同志一致认为,建国二十八年来,教材建设工作,尽管有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但教育战线、出版战线广大同志辛勤劳动,为编写、出版、发行教材做了大量的工作。“四人帮”挥舞反革命“两个估计”的大棒,全盘否定建国以来教材建设的成果,教材的编审、出版机构和队伍也横遭摧残……中小学教材,今后由教育部负责统编。”

        1978年年初,根据邓小平指示,教育部成立巡视室,恢复督导制度。
  3月7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恢复和提升教师职务问题的请示报告》。至1981年,高等院校中原有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和助教都恢复了职称。
  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讲话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我们要全面地正确地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端正方向,真正搞好教育改革,使教育事业有一个大的发展和提高。
  
        4月22日-5月16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22日,邓小平发展重要讲话,强调提高教育质量,提高科学文化的教学水平,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学校要大力加强革命秩序和革命纪律,促进整个社会风气的革命化;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培养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合格人才。

        1979年2月2日,教育部、外交部、财政部发布《关于加强外国教材引进工作的规定和暂行办法》,要求快速编审出版反映国内外科学技术先进水平的社会主义新教材。

        1979年2月5日至16日,第二次全国教材出版发行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代表们一致认为,一九七八年是教材工作拨乱反正,整顿恢复,取得很大成绩的一年。在短短的一年里,初步恢复和建立了教材工作机构和队伍,制订了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年的教材建设规划,组织了数以万计的教师开展新教材的编审工作。

  3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转教育部党组的报告,决定撤销1971年中共中央批转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和1974年中共中央转发的《关于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的情况简报》两个文件。中央批示指出,这两个文件,是在“四人帮”及其亲信一手把持下炮制出来的,是错误的。它在教育战线的危害极大,流毒很深,应当继续批判。由此而造成的冤案、错案、假案,尚未平反昭雪的,要抓紧解决。

  3月23日-4月13日,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联合召开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议。会议讨论了1978年-1985年的《全国教育科学发展规划纲要(草案)》。教育部副部长张承先到会讲话,并代表教育部宣布,1958年批判心理学和1963年批判“母爱教育”是错误的,予以彻底平反。

        1980年8月1日至11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会议强调,要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教材,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积极引导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走又红又专的道路。

        1985年1月21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关于教师节的决定》,决定每年9月10日为教师节。原草案建议将9月9日设为教师节,因9月9日是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纪念日,在代表们强烈反对之下,教师节改为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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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封 发表于 2016-9-8 11:11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永不翻案靠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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