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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极左变极右,迫害翦伯赞的竟然是改革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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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特 发表于 2016-9-6 06:34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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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区评论:“从极左变极右,迫害翦伯赞的竟然是改革红人”,“开创了所谓“王权主义学派”南开大学的学者”是谁,作者没有点名,仅以“此人”“那个人”代替。“此人”是谁?刘泽华,男,1935年2月生,河北石家庄人。1958年南开大学历史系肄业。《炎黄春秋》2011年第9期发表了刘泽华写的《我在“文革”中的思想历程》一文,文中第二部分的小标题为“《矛盾论》有抄袭之嫌”。这一部分立即引起了《凤凰网》和《人民网》的文史频道的极大兴趣,迅速加以转载。一些非毛反毛的专业户更是如获至宝,积极撰文跟进,对毛泽东的《矛盾论》大肆污蔑和诋毁。刘泽华反毛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丑陋行径而成为特色史学界红人,名利双收,任职南开大学中国古代史教研室,教授、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兼任先秦史研究会等10余个研究会理事。2013年,刘泽华还被南开大学授予“名誉教授”称号。】

从极左变极右,迫害翦伯赞的竟然是改革红人
——谈毛泽东时代关于农民战争问题的研究
鹿野  2016-09-03 来源:察网

农民战争问题是毛泽东时代史学界研究最多的一个问题。在当时史学界 “五朵金花” 的讨论中,农民战争问题发表的文章数是其他四个问题总数的三倍,是发表文章第二多的古史分期问题的六七倍。(古史分期问题相关论文350多篇,农民战争问题2300多篇。)因此有人认为毛泽东时代的历史学研究的问题只有农民战争,宣传“毛泽东时代的历史学只有一部农民战争史”。但是我们只要稍一认真分析,就会发现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因为我们看待一个问题的重要性,不仅要看它发表的文章数量多少,更要看文章的质量与作者地位的高低。

我们可以把古史分期问题和农民战争问题做个简单的对比。就古史分期问题而言,当时主要的史学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像马克思主义史学五老(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侯外庐、翦伯赞),都卷入了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而且他们都把古史分期问题作为自己研究的中心问题进行讨论。而农民战争问题却不是这样,很多重量级的史学家并没有把农民战争问题作为研究重点。比如说在史学五老中只有翦伯赞对农民战争问题讨论较多,其他四人对农民战争问题或讨论较少或没有讨论。因此,农民战争问题发表的文章数量虽然很多,但就其研究的问题、形成的学派、发表文章的史学家的重要性、史学刊物的重要性等方面来看,它的地位不如古史分期问题。更重要的是,从理论上讲,古史分期问题涉及社会的性质。这也是判断古代社会很多问题的前提和出发点。而农民战争问题则主要涉及的是具体的问题,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是依附于古史分期问题的。因此从这个角度上看,农民战争问题显然不如古史分期问题更重要,所谓“毛泽东时代的历史学只有一部农民战争史”更是无稽之谈。

可是,为什么关于农民战争发表的论文数量要远远多于其他四个问题呢?其实,这很大程度上和史学研究的门槛有关。古史分期问题涉及到先秦时期社会性质的很多材料,包括像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学,以及上古比较难理解的文献。如果史学家想在古史分期问题中进行讨论,对这些起码要有最基本的了解,否则很难以理服人并成一家之言。而农民战争问题研究门槛较低,因为它涉及的年代相对较晚,使用的文献离现代距离较近,有基本的文言文功底的学者都可以参与进来。所以说那些对史学界影响不大的人物,包括很多中学历史教师都喜欢介入对农民战争问题的讨论。

此外,这也和史学界重政治史的传统有着密切关系。基本上所有的国家和地区在史学形成的早期时代都是以政治史为主流的,中国当然也不例外。像被古代人视为“正史”的二十四史都是以政治史和军事史为中心的。一直到19世纪,兰克史学仍然以政治史和军事史为中心。但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更加重视经济与社会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兴起以后,20世纪的史学,不管是否赞成马克思主义,普遍更加重视经济史和社会史的研究。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史学界的政治倾向上出现了和以前的古典史学相反的倾向,即由否定农民战争变为肯定农民战争,但是在史学研究的方法上很多人还没有发生转变,大多数人对经济与社会方面的相关知识了解较少,因此,他们还延续了以政治史和军事史为中心的研究传统。

所以说,农民战争问题在内容、政治倾向上是反古典史学的,但在形式、研究方法上仍然延续了古典史学传统,仍是以政治史和军事史作为史学基本的中心问题。在旧中国,大多数史学家受古典史学的影响,都比较擅长政治史和军事史的研究,因此,在新中国新成立后他们转向农民战争问题的研究也是自然而然的。也就是说,毛泽东时代史学研究中的农民战争热,非但不是史学研究传统的断裂,反而在某种意义上是史学研究延续性的体现。

关于农民战争问题的讨论之中,引起争议最大的是翦伯赞的“让步政策”理论,什么是“让步政策”呢?1951年2月,翦伯赞在《学习》杂志上发表《论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提出:“每一次大暴动都或多或少推动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因为在每一次大暴动之后,新的统治者,为了恢复封建秩序,必须对农民作某种程度的让步,这就是说,必须或多或少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这样就减轻了封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拘束,使得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又有继续发展的可能,这样就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前进。”也就是农民战争引起统治者的警惕,使新王朝统治者采取一系列让步的政策来维护统治,从而促进了社会发展。这一理论在文革时遭到严厉批判。当然,“让步政策”理论在改革开放后也被平反了,甚至被很多学者视为指导历史研究的真理。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让步政策”理论被平反了,就像今天一些人认为其没有任何问题和缺陷。因为,它的视角仍然是剥削阶级的视角。如果将统治者的让步作为当时社会发展的主体,即使是农民战争引起的统治阶级的让步,也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站在统治阶级的角度来看的,并没有真正站在农民角度考虑。其潜在的意味就是,劳动者自身难以直接推动历史的前进,只有通过剥削阶级才有可能间接推动历史的前进。这实际是富豪精英垄断学术话语权的新形式。同时,就农民战争之后的“盛世”本身而言,主要也是由于农民战争中对剥削阶级打击减轻了社会两级分化的程度和土地兼并等社会问题,而不是战后统治阶级的让步。实事求是的说,每个王朝后期统治者都知道这样盘剥下去肯定完蛋,但是剥削阶级恶性膨胀,想让步也不可能。不管翦伯赞本人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五老”之一是否认识到了这一点,“让步政策”这一理论都是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这恐怕也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初期的老一代史学家难以避免的悲剧,因为人们介绍先进思想总要有一个过程。所以说,在当时批判“让步政策”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不过,如果说“让步政策”理论比较倾向于为统治者辩护,就因此否认历史上存在过统治者的让步,或者认为让步完全没有进步性,这恐怕也不是科学的态度。尤其是一些当初批判过翦伯赞“让步政策”的史学家,在改革开放后摇身一变,猛烈批判农民战争,认为农民战争根本没有起过什么积极作用,这是更加令人不齿的跟风行为。在这里面我要特别提到一个人,就是当前古代史领域最著名的那个开创了所谓“王权主义学派”南开大学的学者。他其实原来只是一个大学本科生,因为擅长讲马列,大一就弃学当了助教,但是文革前一直没有什么名气。

1966年批判“让步政策”理论的研讨会上,很多人虽然不赞成“让步政策”理论,但是仍然认为存在让步现象,对其应该一分为二。针对这种情况,此人跳了出来,做了如下语惊四座的发言:

【对王玉哲、陈振江同志的发言,我有些不同的意见……当我们观察地主阶级的政策时必须从当时阶级斗争形势和阶级力量对比的具体情况出发。孤立地用所谓新王朝的政策同前一王朝的政策相比是毫无意义的。如果新王朝的赋税徭役比前一朝在量上多少有些变化,比如有些减少,就叫“让步政策”,那么,在整个封建时代里以剥削压迫最残酷的年代为准,只要其他时期未达到这种程度,却应该说是相对轻些,这难道都要称它作“让步政策”吗?从地主阶级的本性看,对农民只能实行重赋重徭政策,决不会相反。这种重徭重赋具体量的规定不是一成不变的,这要看阶级斗争的具体情况。汉承秦弊,在民无盖藏的情况下,汉初的那种剥削已是最大限度了。要知道,地主阶级靠暴力也无法从农民身上搜括到农民所没有的东西……有人讲封建时代的“盛世”难道与“让步政策”一点也无关吗?如果新王朝采取更加残酷的政策能出来“盛世”吗?历史不能假设,如果新王朝仍继其前任的政策,农民也只能再起来反抗。所谓“盛世”,决不是农民的“盛世”,而是地主阶级的“盛世”,地主统治的稳定时期对农民来讲正是黑暗时期……有人讲对“让步政策”要一分为二,一方面晟它是欺骗,是反革命,另一方面又说有“进步意义”,起了“促进作用”。看起来貌似全面,实质是折衷主义。对任何事物都要一分为二,但必须首先确定分析对象的性质。不同性质的事物的二重性是不一样的。如果在反动的东西中找进步,在革命的事物中找反动,这不是一分为二,而是“合二而一”。在反革命的政策中决不可能有进步的因素。】

这个研讨会之后几年,此人因为批判“让步政策”理论有功等原因受到了赏识,从一个只上过一年大学的助教一跃成为文革期间工农兵大学生用的《中国古代史》课本编者,甚至被指定参加“法家著作注释会议”,讨论“以儒法斗争重新改写历史”。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此人又率先跳出来发表了《评罗思鼎〈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评“四人帮”的所谓“史学革命”》等多篇文章,以最尖刻的语言批判毛的文革,导致其保住了红人的地位,1978年被破格提升为副教授。改革开放开始后,随着中国把工作中心从阶级斗争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个人又是第一个跳出来发表了《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认为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斗争而非阶级斗争。没错,十几年前文革开始时无限拔高阶级斗争和农民战争的就是他,十几年后率先否定阶级斗争和农民战争作用的还是他。翦伯赞等如果看到这一幕,恐怕会被刺激的活过来。著名作家丁玲说,“如今骂我极左的人,都是当年把我打成右派的。”文学界是这样,史学界也是这样。像河北大学的漆侠在文革时期因为赞成“让步政策”理论挨批,改革开放以后又因为坚持农民战争的作用挨批。其实,漆侠的观点没有变,变得是恰恰是当年批判他的某些人。如果翦伯赞不自杀,恐怕也会和丁玲、漆侠差不多。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1986年,那个人提出了所谓王权主义的概念:“从内容上看,中国古代人文思想的主题是伦理道德,而不是政治的平等、自由和人权,当时的伦理道德观念最终只能导致专制主义,即王权主义。随后,其拉拢了一帮门生弟子开创了所谓“王权主义学派”,基本观点就是用“东方专制——西方民主”二元对立的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历史观取代唯物史观,丑化中华文明,拔高西方文明,并打着“反思和批判臣民社会的思想观念是向现代社会转型必须重视的大问题”的幌子影射中国共产党,煽动颜色革命。你们可能觉得奇怪,为什么一贯紧跟党中央的学者来了个900度的大转弯?其实也不奇怪,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史学界是一个独立的圈子,党中央就是最高的政治正确,80年代以后随着学术与国际接轨,史学界并入了“国际学界”这个大圈子,西方尤其是美国华尔街才是政治正确,党中央变成了政治不正确。所以无论是当年的紧跟党中央到今天的影射中国共产党,都是这种人擅长跟风的表现。

最近几年,此人在《炎黄春秋》2011年第9期发表了《我在“文革”中的思想历程》一文,文中第二部分的小标题为“《矛盾论》有抄袭之嫌”,毫无真凭实据造谣说毛泽东的《矛盾论》抄袭自杨秀峰的《社会学大纲》,实际上杨秀峰的《社会学大纲》大体上反映了上世纪30年代中期时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已经达到的水平,跟毛泽东的《矛盾论》根本不是一个水平档次。此人在《炎黄春秋》发表的文章还说“社会主义不够,资本主义补”,明目张胆地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宣扬补课论和走资本主义道路,此文对毛泽东表达了刻骨的仇恨,强调“在1949年以后,他领错了路”彻底否定毛泽东、共产党1949年以后的历史及前三十年。

当然,也不能排除这些是其自己思想发展的产物,不是跟风跑,因为我们无法看到人的内心。至少要是其本人看到了我的这些东西,他是肯定不会承认的,还会说诽谤啦,造谣啦,扣政治帽子啦等等等等。但是我还是希望,如果今天的年轻人有志于史学研究,应该坚持自己的主体性,发现自己的个别观点错了可以改,但是最好不要整个历史观有相反的大转变,尤其不应该出现和史学圈子流行的时尚一致的大转变。不过,如果仅仅为了名利,上面提到的紧跟史学界“政治正确”的跟风研究的确值得学习。

我们再回到农民战争问题。近年来攻击农民战争的史学家经常打着“学术创新”的旗号,实际上否定农民战争算不上什么“学术创新”。中国古代的史学(特别是“正史”)很大程度上就是否定农民战争作为中心问题的。正统的古典史学家在农民战争身上泼了无数脏水,相关的著作可以说是汗牛充栋。现在的史学家不过是把这些东西拿来重新包装一番,就成了所谓“学术创新”。相比之下,肯定农民战争才是史学创新。因为在新中国成立前,哪怕是在像鲁迅这样比较激进的人士中,否定农民战争也仍然是政治正确。肯定农民战争的价值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有的,这无疑是前无古人的创新行为。

那么,农民战争究竟是该肯定还是否定呢?我认为是不应该轻易予以否定的。因为,造反在古代社会是有很大危险的,是满门抄斩的大罪。但为什么农民们还要造反,甚至是不惜牺牲自己和亲人的生命呢?只有一个解释,就是他们就是不造反也活不下去了。就如同陈胜吴广起义中说的:“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即农民战争发生的前提是劳动者受到的剥削压迫严重到活不下去的程度。史学家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指责劳动者不应该造反,其实就是屁股完全坐在剥削者一边,不顾劳动者的死活了。这种给富豪精英当奴才的史学研究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因此,新中国史学肯定农民战争的总方向是无疑是正确的。

但是,毛泽东时代史学界关于农民战争问题的讨论也并不是一点儿问题都没有,突出的问题就是前面说过的偏重于政治和军事层面,对于农民战争相关的文化和社会生活方面研究的较少。其实,农民战争就好像是一面镜子,折射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譬如说,像早期的农民战争,如汉代的黄巾起义,晋代的孙恩、卢循起义等大都是以道教作为号召的,后来的农民战争则受到佛教的影响越来越多,从农民战争发动时的文化因素也可以透视出中国社会文化的变化。另外像清朝前期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白莲教起义,其领导人王聪儿是年轻的妇女,这也体现了当时的妇女地位尤其是民间妇女的地位并不是现在史学界宣传的那么低,否则王聪儿是不可能成为这么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的领袖的。所以,在未来的史学研究中,关于农民战争问题的研究还有很多地方可以进行深入发掘,农民战争仍然有巨大的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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