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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是文化,解放的是生产力——改革开放的大多数经济成就其实是文化大革命的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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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的黎明 发表于 2016-8-28 04:55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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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是文化,解放的是生产力
——改革开放的大多数经济成就其实是文化大革命的红利
渡痴禅师 2016年8月27日

“抓革命,促生产”,这是由主席亲自确认的文化大革命的一句口号,也是毛泽东晚年最重要的治国方略,所以其中所蕴含的思想价值值得我们后辈重视。要将这句口号还原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那么完整的表述则是“抓文化革命,促经济生产”。从09年底起,我就开始琢磨“经济”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当时写了一篇帖子叫《谈谈我对经济的认识及设想》,到现在都没有完成,但纲要是列出来了,当时确定的最后一章就是《怎么办——抓革命,促生产 》,不过由于一直都忙于生计,另外也对经济问题有些畏难,所以写了一半之后一直没有继续。既然现在要总结文革五十周年的历史意义,那么抓住这条文革初期纲领性的指导思想就会言之有物,能够得出一些有信息含量的观点。

有一点我们必须承认,按照目前世界主流的统计方式,中国的社会经济在最近几十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些成就是得到广泛认可的,最大也是最真实的一种认可方式就是逼得对手忍不住要“掀桌子”。这些年美国无论是“重返亚洲”或者是撇开WTO另起炉灶搞TPP( 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些动作都说明当今世界的最强国已经将中国当成了他们的头号对手,这些客观事实是不容否认的。但这些成就是怎么得来的?是否真如官方所宣扬的那样“小岗村一声惊雷”为我们送来了“改革开放”,然后中国就迎来了生产力大爆炸?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因为小农经济模式在中国实施了差不多两千多年,如果只是因为小岗村的“包产到户”中国的生产力就突然爆发,那么中国也就不会有19世纪到20世纪那即将亡国亡种屈辱的100百年。但新中国确实又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那么原因在哪里?

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毛泽东的计划经济时代,第二阶段就是改革开放后的市场经济时代,先不探究内在原因和逻辑,也不分别那一个阶段的历史作用更大,我们只看结果。结果如上所言,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后,中国的综合国力跃升到世界第二位,而且按照目前趋势发展下去再过一二十年会成为世界第一。如果比较其他国家的发展历程,新中国确实发生了一次生产力大爆炸,那么这颗“炸弹”是如何形成、如何引爆的呢?

人类所有的经济活动,归根结底可以归纳为三类:获取资源、分配资源、消耗资源。所谓的 社会生产力,我的理解是“指某一个社会群体获取资源的能力”,而生产关系则是人类获取资源的组织形式,其对资源分配和资源消耗具有决定性作用。如果将社会群体比喻成一个人,那么社会生产力主要是指“觅食”或者说“吃”的能力,而生产关系则决定了这个群体的“消化能力”。当因为生产关系的落后从而导致社会的“消化能力”萎缩时,就象是人因为“消化不良”从而“食欲不振”一样,当一个社会生产力得到某种程度的发展之后,如果生产关系没有相应的调整,那么就会导致整个社会“吃”得多,“拉”得少,最终因为“消化不良”从而“食欲不振”,表现出来的宏观现象就是经济危机。为了方便后面的讨论,我在这里将“人类从环境中获取资源的活动”定义为“生产”;将“人类分配资源、消耗资源的活动”定义为“消费”。所以人类社会的主要经济活动就是“生产”和“消费”。后文就从“生产”和“消费”这两个方面来谈谈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社会经济活动的作用。

前文提到“抓革命,促生产”是毛泽东建国之后最重要的治国方略,这个方略的最终形成经历了相当长的一个时间段。实际上从红军时期毛泽东就特别强调红军队伍的综合作用,在《古田会议》上确定了红军的三大任务是“战斗队”、“工作队”、“宣传队”,这里就是一手抓政治工作,一手抓武装斗争;后来在延安发动的“大生产运动”,实际上就有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思想雏形。1964主席对汪东兴谈到“ 抓紧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不仅不会妨碍生产,相反还会促进生产”;在《 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 》提到:“ 运动和生产必须密切结合”,“ 各级领导同志和工作队的同志,都必须懂得,阶级斗争,革命运动,是促进生产发展的动力,是为生产斗争服务的。只有解决了阶级斗争中的问题,正确处理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才能真正地发挥出来,生产才有广阔发展的余地 ”;1965年,主席在《 反对折衷主义 》中提到“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与业务、政治与军事、政治与经济、政治与技术的关系,政治总是第一,政治总是统帅……政治与业务这一矛盾中,主要矛盾方面是政治,把 政治抽去了就等于把灵魂抽去了。没有灵魂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到处碰壁,所以政治第一,政治统帅业务,不能平起平坐。如果把它们并列起来,就是折衷主义。”;到1966年9月7日,人民日报正式以《 抓革命,促生产》为题发表社论,向全国宣传这一治国方针,号召全国人民“ 一定要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纲,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至此,“抓革命,促生产”的治国方略正式形成。(本段历史资料主要参考《论毛泽东“抓革命、促生产”治国方略的形成》一文)

那么,抓文化大革命,是否真的就促进了生产呢?下面首先采用官方统计数据,将1950年至1998年中国工农业及工农业生产总值数据列表,然后做出增长率曲线,分析当时的经济发展的整体状况,然后再列举当年的重点经济成就,看看在计划经济时代,抓革命,到底有没有促进生产。

增长率曲线如下:

(系列3曲线为工业总产值,系列4为农业总产值,系列5为工农业总产值)

重点分析1966年至1976年的数据,从图表上看,67年、68年这两年农业缓慢增长,而工业则是在下降,工农业生产总值呈现为负增长。从69年开始,一直到92年为止,中国工农业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几乎就是一条平滑的斜线,69年至76年工农业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为8.2%,工业增长率则达到了10.2%,这无论怎么看都是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而1966年至1969年是文化大革命激烈斗争的三年,两条路线在此期间都是以获取政治主导权为目的,相当于是战争时期,经济发展成为次要目标。那时候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工业总产值下降导致了经济总量的下降,但农业生产总值在这几年仍然是向上增长的,说明当时农村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69年之后,经济发展就恢复了正常。将这个历史阶段称为“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是彻头彻尾、没有良心的污蔑。至于文革期间中国经济发展的单项成就,那就更是数不胜数了,两弹一星、杂交水稻、青蒿素、人工合成牛胰岛素、万吨巨轮、万吨水压机、成昆铁路等等,这些成就都是实实在在摆在那里的,任何人想要否定都很困难。

所以,抓革命,确确实实的促进了生产,通过统计数据可以证明这个结论在计划经济时代是成立的。那么,原因何在?为什么在计划经济时代,抓革命,会促进生产?革命了文化,会解放生产力?文化大革命对于当下中国经济又有什么样的影响?下面就这几个问题做一点简单的分析。

前文提到了,任何社会经济活动,都可以简化为两大类,一是“生产”;二是“消费”。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系,源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起因是为了解决市场经济因为资本家盲目追逐利润而制造的相对过剩(经济危机),所以计划经济体系是以“生产”为中心,主导社会经济活动的其他环节,以“劳动”来衡量产品价值;相反,市场经济体系则是以“消费”(需求)为中心,通过“交易”来确定产品价值。无论是哪一种经济体系,都是离“核心环节”越近的工作拥有越大的资源支配能力,这从职业受追捧的程度就可以体现出来。比如在以生产为核心的计划经济体系下,当年的国营大厂的职工就是非常“体面”的工作;而在现在市场经济体系下,主导交易环节的工作能获取更多的利益,因此也更受追捧,当然这些是题外话,这里机会对此展开了。还是回到为什么文化大革命会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对于以“生产”为核心的计划经济体系而言,激发劳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就能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那么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样促进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呢?此前曾写过一篇文章《从“不要做奴隶”到“怎样当主人”——“造反有理”之后是什么?》,其中主要内容是指文化大革命破除了劳动者在精神方面的奴仆心态,构建了他们的主人翁意识,从而激发出他们极大的劳动热情。关于这一点,在某些军工企业或者大型国有企业里面有时候还可以发现一些残留的痕迹,比如厂房里面会写上诸如“大干苦干100天”一类的标语。另外,当年的各种各样的“献礼”工程或者项目,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迸发出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是让人叹为观止的。现在我们的国家权力中心全国人民大会堂就是1959年为国庆的献礼项目,甚至连现在享誉中外的音乐作品《梁祝》当年也是为国庆10周年的献礼而创作出来的。至于青蒿素、杂交水稻、两弹一星、核潜艇等大型项目,参与其中的人员更是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和心血,当年的他们真正做到了舍家为国。这在市场经济体系下是很难实现的。

接下来重点谈谈在市场经济体系下,文化大革命为中国留下了什么?为什么我在副标题里面说“改革开放的大多数经济成就其实是文化大革命的红利 ”?这是我想要探讨的重点。中国的经济在最近几十年取得了超常规的发展,世界需要一个答案,我们自己也需要总结过去的经验。中国最近几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最大的优势有两条:一是完整的工业体系;二是优质低廉的劳动力资源,也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这两条很好理解,也谈论了很多次,这里就不再累述了。我在这里想要特别讨论的是为什么只有中国才具有如此优质的劳动资源?按照人口规模来说,印度同样具有巨大的人口优势,但为什么印度迄今为止还是西方世界的小跟班,为什么他们的人口数量没有转化成“劳动力优势”?按照西方的逻辑,印度实施的是“民主体制”,应该具有更好的“制度优势”,但为什么他们就总是发展不起来?当然,低种姓的莫迪上台之后,印度经济也有了很大的起色,但在世界的舞台上,他们仍然上不了台面——除非,除非印度也来一场文化大革命,彻底废除种姓制度,更关键的是要废除人们心里面的种姓制度。

对于市场经济而言,通常由“市场需求”来主导社会的资源配置,人们的一切经济活动都围绕着“交易”这个中心环节。市场需求是一个宏观概念,来源于市场之中每一个人心里面的微观“需求”。对于个体而言,“需求”是自我“身份认同”的属性,比如说,一个人如果认为自己是国王,那么他可能就需要穿金戴银手拿权杖,还需要别人对他三呼万岁,“穿金戴银手拿权杖”是形象上的需求,而众人对他三呼万岁则可以强化他的自我认知,金庸小说《天龙八部》的结尾,慕容复坐在坟头当“皇帝”就是这样的;不只是精神病或者疯子是这样,我们这些看起来行为很正常的普通人同样有身份认同方面的需求,女人衣橱里面的衣服之所以始终填不满,就是因为她们内心想要扮演的角色永远也扮不够,只要外界给她们输入了信息(影视作品或者朋友圈子的比较分别),她们总是会有新的需求。当然,男人一样,只是表现在不同的方面而已。社会上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的经济活动,参与者其实都是在扮演角色。

马克思对人的定义是“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一重社会关系其实就对应了一个角色。比如我们是父母的子女,子女的父母,朋友的朋友,同事的同事,路人的路人.....,如果将每一重关系都定义为一个”链接“,那么人的社会属性就是由内心认可的各种身份组成的链接网络。每一个节点都意味着一整套的”资源需求“。比如我们为人子的,那么需要对父母孝顺,而体现孝顺的行为可以强化我们自己对这重身份的认可,所以逢年过节回家看望父母就成了一项强需求;同样的,如果我们作为父亲或者母亲,我们对子女也会体现出相应的”属性“,无论是慈母严父或者慈父严母,每一种形象,都是有相应的资源需求。那么,一个人内心自我认可的身份,就是其资源需求的根源。自我认可的身份越多,”链接“越多,其社会属性越丰富,社会需求就越多。而在市场经济体系下,需求是经济发展动力,市场需求总量决定了一个市场的规模和活力。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人心里面的各种桎梏被解除,因此中国人的心里认同具有无限种可能,这一方面是导致了中国社会各种无底线行为,但另外一方面也体现了中国社会巨大的资源需求。对于个人而言,身份认同太多并非好事,通常这意味着各种欲求不满,按佛家的说话就是“五阴炽盛”,这是人生八苦之一。但对于市场经济而言,这如同是发动机的燃料,只要突破环境限制,就能爆发出巨大的能量,推动整个经济体向前发展。中国劳动力资源为什么这么优秀?大家为什么拼死拼活加班挣钱?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国人心里都刻下了四个字:“不服”,“不满”。不服是身份扩展的催化剂,而不满则是上进的车轮。任何尊贵的身份,我们都是可以毫无禁忌的去追求的,房地产商的广告最能体现这一点:皇家、御园、尊享、九五等词汇在媒体上频频出现,这其实就是商家试图扩展人们心中的身份认同,从而制造出市场需求来。

  如果说中国社会生产力在最近几十年发生了一次大爆炸,那么这颗炸弹就是由文化大革命制造出来的,而改革开放则是引爆了这颗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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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果山矿工 发表于 2016-8-28 07:07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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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海之舟 发表于 2016-8-28 22:00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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