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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大传》 第七卷 (下) 九天揽月 第260章 作者东方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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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门生周阳 发表于 2016-8-24 18:4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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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大传之

第七卷(下)

九天揽月

第260章

“现在他的故乡的人民办起社会主义的合作社来了。经过两千多年仍然是那样贫困的人民,办了3年合作社,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开始改变了面貌。这就证明,现在的社会主义确实是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出多少倍。有兴趣去看孔庙孔林的人们,我劝他们不妨顺道去看看这个合作社。”

话说1955年11月24日晚,毛泽东给班禅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亲爱的班禅额尔德尼:
你在1955年8月13日给我的信收到了,很感谢!你们那里工作有进步,听了很高兴。希望你们和拉萨方面的团结日益增进和巩固。希望整个西藏一年一年的兴旺起来。此复
顺祝健康!
毛泽东

接着,他又给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兼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周世钊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

“你下去跑没有?最好一年下去跑几次,每次两三星期也好。我最近出外跑了一次,觉头脑清新得多。你下去时,不只看学校,还可以看些别的东西。”

11月30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答复甘肃省委并告其它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电报中写道:

“看来各省群众的积极性都很高,如果今冬明春全国各省入社农户最少的能达到40%以上,则可以肯定1956年下半年全国各省(除新疆自治区)均可以基本上完成初级形式的合作化。”
进入12月份,毛泽东开始动手重新编辑、修改《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书,田家英在他身边协助他做一些编辑工作。

毛泽东在此后近20天的时间里,全神贯注,仔细精选材料,认真修改文字。有的材料文字太差,他像批改学生的作文一样,在材料中写上了密密麻麻的修改文字。他还把一些冗长、累赘、看了让人头痛的标题,改得鲜明、生动、有力,引人入目,又突出了文章的主题思想。有一篇材料的题目是:《天津东郊区庄子乡民生、民强农业生产合作社如何发动妇女参加田间生产》,共31个字,毛泽东将其改为《妇女走上了劳动战线》,只用了9个字,简单明了,又抓住了主题。有一篇材料的题目是:《大泉山怎样由荒凉的土山成为绿树成荫、花果满山》,毛泽东将其改为《看,大泉山变了样子!》。

且说1955年12月5日,刘少奇在中央召开的座谈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要求各条战线要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他批评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不积极,太慢了”,要求手工业合作化到1957年达到70%到80%。

周恩来、朱德、陈云等人针对手工业改造高潮中出现的问题,都作了阐述。

12月6日,毛泽东在一次主题为反右倾保守的讲话中提出,要利用休战加快建设,做到提早完成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各项工作要又快、又多、又好、更多、更好、更快的进入到社会主义。

12月1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上海局、各省委、自治区党委关于《征询对农业十七条意见》的通知。通知中说,中央提出准备在1956年1月10日中央召集有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会议上加以确定,以便纳入1956年的计划,认真开始实行。

12月15日晚,毛泽东请卫立煌到中南海交谈,征求他对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处理意见。
不久,卫立煌受中共中央委托,看望了关押在北京第二监狱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与他们进行了恳切的谈话,对改造这些人的思想产生了积极影响。

12月20日,毛泽东重编《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书的工作全部结束。他前后为这本书写了104篇按语,共计4万多字,其中有写于9月份的19篇未作任何改动,也有一些是在9月所写而在12月又加以修改的,其它的全都是在12月份新写的。

通观毛泽东所写的按语,无论其内容的重要性和广泛性,还是其文字的尖锐性和抒情性,所有在12月写的都远远超过了9月份所写的。他在《书记动手,全党办社》一文的按语中写道:
“遵化县的合作化运动中,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23户贫农只有3条驴腿,被人称为‘穷棒子社’。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在3年时间内,‘从山上取来’了大批的生产资料,使得有些参观的人感动得下泪。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难道6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

他在《这个乡两年就合作化了》一文的按语中写道:

“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那些在革命时期还只会按照常规走路的人们,对于这种积极性一概看不见。他们是瞎子,在他们面前出现的只是一片黑暗。他们有时简直要闹到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这种人难道我们遇见的还少吗?这些只会循着常规走路的人们,老是对于人民的积极性估计过低。一种新事物出现,他们总是不赞成,首先反对一气。随后就是认输,做一点自我批评。第二种新事物出现,他们又按照这两种态度循环一遍。以后各种新事物出现,都按照这个格式处理。这种人老是被动,在紧要关头老是止步不前,老是需要别人在他的背上击一猛掌,才肯向前跨进一步。”

他在《谁说鸡毛不能上天》一文的按语中写道:

“这一篇很好,可以说服很多人。这个地方的党组织,在合作化的问题上,从来没有动摇过。它坚决的支持贫苦农民的办社要求,在和富裕中农的竞赛中取得了胜利,由小社变大社,年年增产,不到3年,实现了全村合作化。富裕中农说:‘穷光蛋想办合作社哩,没有见过鸡毛能上天。’鸡毛居然飞上天去了。这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在中国,富农经济很弱(在土地改革时期,征收了他们的半封建的那部分土地,老富农大多数已无雇工,他们在社会上的名声又很坏),富裕的和比较富裕的中农的力量却是相当强大的,他们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在中国的农村中,两条道路的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通过贫农和下中农同富裕中农实行和平竞赛表现出来的。”“在富裕中农的后面站着地主和富农,他们是有时公开的有时秘密的支持富裕中农的。在合作社的这面站着共产党。”“几千年以来,谁人看见过鸡毛能够上天呢?这似乎是一个真理。”“‘鸡毛不能上天’这个古代的真理,在社会主义时代,它已经不是真理了。穷人要翻身了。旧制度要灭亡,新制度要出世了。鸡毛确实要上天了。在苏联,已经上天。在中国,正在上天。在全世界,都是要上天的。”

他在《机会主义的邪气跨下去,社会主义的正气升上来》一文的按语中写道:

“有些人虽然顶着共产主义者的称号,却对于现在要做的社会主义事业表现很少兴趣。他们不但不支持热情的群众,反而向群众的头上泼冷水。”“1955年上半年是那样的乌烟瘴气,阴霾满天。1955年下半年却完全变了样,成了另外一种气候,几千万户的农民群众行动起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实行合作化。到编者写这几行的时候,全国已经有六千万以上的农户加入合作社了。这是大海的怒涛,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社会上各种人物的嘴脸,被区别得清清楚楚。党内也是这样。”

他在《在合作化运动中,工人家属的积极性非常高》一文的按语中写道:

“这也是一篇很有兴趣的文章。想要阻挡潮流的机会主义者虽然几乎到处都有,潮流总是阻挡不住的,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的前进,把一切绊脚石抛在自己的后头。”

他在《一个违背领导意愿由群众自动办起来的合作社》一文的批语中写道:

“这是一篇动人的叙述,希望读者好好的看一遍。特别要请那些不相信广大农民群众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的同志和那些动不动就想拿起刀来‘砍掉’合作社的同志好好的看一遍。现在全国农村中,社会主义因素每日每时都在增长,广大农民群众要求组织合作社,群众中涌出了大批的聪明、能干、公道、积极的领袖人物,这种情况十分令人兴奋。”“不要重复叶公好龙那个故事,讲了多少年的社会主义,临到社会主义跑来找他,他又害怕起来了。”

他在《高级社利益最大,而且并不难办》一文的按语中写道:

“看完这一篇,使人高兴。希望大家细心一读。希望一切条件成熟了的初级社,将这一篇向社员们宣读一遍,并且加以讨论,以便动员他们高兴的并社升级。这个浙江省慈溪县五洞闸合作社的了不起的事例,应当使之传遍全国。”

他在《勤俭办社》一文的按语中写道:

“这里介绍的合作社,就是王国藩领导的所谓‘穷棒子社’。勤俭经营应当是全国一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方针,不,应当是一切经济事业的方针。勤俭办工厂,勤俭办商店,勤俭办一切国营事业和合作事业,勤俭办一切其它事业,什么事情都应当执行勤俭的原则。这就是节约的原则,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
他在《一个在三年内增产百分之六十七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一文的按语中写道:

“曲阜县是孔夫子的故乡,他老人家在这里办过多少年的学校,教出了许多有才干的学生,这件事是很出名的。可是他不大注意人民的经济生活。他的学生樊迟问起他如何从事农业的话,他不但推开不理,还在背后骂樊迟做‘小人’。现在他的故乡的人民办起社会主义的合作社来了。经过了两千多年仍然是那样贫困的人民,办了3年合作社,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开始改变了面貌。这就证明,现在的社会主义确实是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有兴趣去看孔庙孔林的人们,我劝他们不妨顺道去看看这个合作社。”

12月21日,毛泽东会见了泰国经济文化秘密访华团成员,他在谈话中说:

“我们要慢慢的逐步的改进中泰关系。我们只讲和平共处,讲友好,讲做生意,不在你们国家讲共产主义,不挑起人家来反对自己的政府。”
毛泽东还表示,中国可以买泰国的大米和橡胶。

后来,泰国秘密访华团同中国政府签订了《中泰贸易会谈纪要》。

12月21日夜,毛泽东来到杭州,住进了西子湖畔的刘庄,准备主持召开修改《农业十七条》的会议。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给上海局、各省委、自治区党委的《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的通知。《通知》中说:

“今年11月间毛泽东同志在杭州和天津分别同14个省委书记和内蒙自治区党委书记共同商定的十七条,中央认为应当于1月10日中央召集的有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会议上,加以确定,以便纳入1956年的计划,认真开始实行。为此目的,请你们于接电后即召集所属各地委书记和一部分县委书记详细研究一下:甲、究竟是否全部可以实现,还是有一部分不能实现,实现的根据是否每条都是充分的;乙、除了十七条以外,是否还有增加(只要是可行的,可以增加);丙、你们是否准备立即纳入你们的1956年计划内开始实行。以上各点,请你们于1956年1月3日以前研究完毕,准备意见。

十七条内容如下:(略——笔者注)

以上各项,请你们和有关同志加以研究,于1月3日以前准备完毕。中央可能于1月4日左右先行邀集若干省委书记开会研究几天,为1月10日的会议准备意见。”

12月27日,毛泽东在刘庄为《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书重写了一篇序言,即《序言二》,他写道:

“这是一本材料书,供在农村工作的人们看的。本来在9月间就给这本书写好了一篇序言,到现在,过了3个月,那篇序言已经过时了,只好重新写一篇。

事情是这样的。这本书编辑了两次:一次在9月,一次在12月。在第一次编辑的时候,收集了121篇材料。”“当时,曾经将这些材料印成样本,发给参加1955年10月4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员(扩大)的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和地委的负责同志阅看,请他们提出意见。”“会后,大多数省、市、自治区送来了补充材料。在这些材料中间,有许多反映了1955年下半年的情况。这就需要重新编一次。我们从原来的121篇材料中删去了30篇,留下91篇,从新材料中选出了85篇,共计176篇,约有90万字,成了现在这个本子。”“1955年的下半年,中国的情况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中国的一亿一千万农户中,到现在——1955年12月下旬——已有60%以上的农户,即七千多万户,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加入了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我在1955年7月31日所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提到加入合作社的农户数字是一千六百九十万户,几个月时间,就有五千几百万农户加入了合作社。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这件事告诉我们,只需要1956年一个年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再有3年到4年,即到1959年,或者1960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全社会主义的过渡。”

“农业合作化的进度这样快,是不是在一种健康的状态下进行的呢?完全是的。”“农民是那样热情而又很有秩序的加入这个运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群众已经看见了自己的伟大的前途。”

后来,《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书在1956年1月出版时,毛泽东准备为这本书改一个新书名,他起先考虑叫《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后来又向田家英征求意见说:

“书名叫做《五亿农民的方向》如何?”

田家英说,书中有许多材料是反映反面情况的,并不能作为五亿农民的方向,不如仍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好。毛泽东欣然接纳了田家英的意见,遂将该书定名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他还对田家英说,他很高兴,1949年全国解放时都没有这样高兴。

且说12月30日下午,刚刚访日归来的以郭沫若为团长的科学家代表团大部分成员从上海来到了杭州。他们正要吃晚饭,突然接到了一个赴宴的通知,便从宾馆乘车出发了。42岁的物理学、金属学工作者葛庭燧问代表团副秘书长、中宣部办公室主任熊复:
“我们这是到哪儿去呀?”

熊复说:
“我们要去见毛主席。”

天色已近黄昏,车队来到丛林中的一块草坪上,毛泽东正站在圆圆的篱笆门前等候科学家们。他和每一位科学家亲切握手,大家跟着他进了篱笆门,走过一段园林路,来到一间宽敞的大厅里。毛泽东招呼大家落座,他满面笑容,说:
“你们这次出国访问的担子可不轻啊!”

郭沫若向毛泽东汇报了访日的经过情况,还说他们到处都受到了热烈欢迎。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
“一切事情都是在变的嘛!”

郭沫若又汇报了代表团各个团员在日本各地活动的情况,说到了关于武汉长江大桥和三门峡工程的报告深受日本科技界的赞扬。毛泽东满面春风,高兴地说:
“让他们封锁吧,封锁个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自己解决了。”

郭沫若把曾经主持修建钱塘江大桥、现任铁路研究院院长兼武汉长江大桥技术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茅以升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爽朗地说:
“啊!我们是本家们嘛!”

茅以升向毛泽东汇报了钱塘江大桥兴建经过。毛泽东说:
“你的钱塘江大桥我已经走过8遍了,你为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现在又主持修建武汉长江大桥,希望你再立新功。”

郭沫若指着葛庭燧向毛泽东介绍说:
“他是代表团中最年轻的一员,在日本东京大学和其它城市作的几次学术报告很受欢迎。”

毛泽东说:
“好嘛,要赶上去嘛,要培养年轻人嘛。”

正说着,服务员来请大家到大厅另一端就餐。毛泽东和十几位科学家围坐在一起,葛庭燧就坐在他身边。他亲切的劝大家多吃菜,多饮酒。葛庭燧也端起酒杯向毛泽东敬酒。吃完了饭,服务员端来了桔子。毛泽东让大家吃桔子,还亲手递给葛庭燧一个,让他吃。

众人离开餐桌,回到原来的地方继续谈话。毛泽东拿出香烟招待大家。葛庭燧说:
“我不会吸烟。”:

“青年人不吸烟是好事。你是哪里人呀?”

葛庭燧回答说:
“我是山东蓬莱县人。”
“蓬莱是个好地方,出神仙啊!”毛泽东笑着说:“你们那里还出了个吴大帅!”

葛庭燧说吴佩孚是“二七”惨案的罪魁祸首。毛泽东连连点头,说:
“好啊,要学点革命历史啊!”

茅以升向毛泽东汇报了全国铁路建设情况。毛泽东说:
“中国的铁路太少了,今后我们要努力建设新铁路。在今后15年内,应完成8条铁路新线,其中包括成都至昆明、昆明至贵阳、贵阳至长沙等线,用来连通云南、四川、贵州、湖南4省,形成大西南的铁路交通网。”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送科学家们去上车。他边走边问茅以升:
“你是哪里人?”

茅以升回答说:
“镇江人。”

毛泽东笑呵呵地说:
“镇江有个甘露寺,是全国出名的。《三国演义》上说,刘备在那儿招亲,实际不对。孙权是把他妹妹送到荆州成婚的。”

12月31日,陈毅应召来到刘庄,参加即将召开的修改《农业十七条》的会议。是日晚,陈毅来到毛泽东住处,和毛泽东谈了1个多小时。

1955年底,人民解放军完成了从1954年开始的再次裁员100万的工作任务,这是第2次百万大裁军,既减少了军费开支,又向地方各业输送了一大批骨干,减轻了国家的经济负担,支援了国家的经济建设。

1956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了经过毛泽东修改的《为全面的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的社论,首次提出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

1956年1月1日,首都北京的私营工商业者首先提出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申请。这种申请已不是一户一户进行,而是一个行业又一个行业的进行了。

元旦节上午,陈毅在刘庄听取了浙江省委书记江华的汇报。

这天下午,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和江苏省委书记刘顺元来到刘庄,陈毅和他们交谈了两省的情况。

是日晚上,陈毅到毛泽东住所汇报工作。

元旦这一天,毛泽东收到宋庆龄发给他的贺年片后,非常高兴。

1956年,毛泽东在散步时,问身边的卫士说:
“你的感觉是李敏好呢,还是李讷好呢?

卫士说:
“都很好,两个孩子对我们都很尊重,她们没有高干子弟的优越感,她们要求自己也很严格,有上进心。”

毛泽东摇摇头说:
“我看她们不如你们有出息,也不如你们有前途。她们比你吃苦少,能吃苦的人才能有出息。”

卫士说:
“主席,您还想叫孩子们怎么吃苦?她们比普通人家的子女吃苦多了。”

毛泽东说:
“你说的不对。你讲吃苦的时候,思想不对头。因为你首先把她们看成是我的女儿,所以,你就给她们规定了不同一般人家子女的标准。他们吃苦不就是吃大食堂吗?大食堂的伙食要比多数农民家庭的伙食好多了嘛,难道不是这样吗?人哪,生活还是向低的比有好处。不比贡献比享受,那就没有出息。别看她们是我的子女,但是,今后你们要比我的孩子强。”

1月3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部分省、市委和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谭震林、陈伯达、廖鲁言、陈毅、柯庆施、罗瑞卿、陈丕显、张仲良、张德生、陶鲁笳、林铁、黄欧东、李井泉、舒同、曾希圣、刘顺元、江华、江一真、吴芝圃、王任重、周小舟、陶铸、陈漫远、杨尚奎,共计25人。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审议并修改《十七条》。

1月5日晚,陈毅和廖鲁言将《农业十七条》这个题目改定为《1956 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1月9日,毛泽东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兴修水利,保持水土。一切大型水利工程,由国家负责兴修,治理为害严重的河流。一切小型水利工程,例如打井、开渠、挖塘、筑坝和各种水土保持工作,均由农业生产合作社有计划的大量的负责兴修,必要的时候由国家予以补助。”

这一天,经过杭州会议再次修改的《1956 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已经形成为40条的大文章了。这个草案准备提交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

1月9日,毛泽东在陈毅陪同下,离开刘庄来到上海。

这天晚上7点半,复旦大学数学教授苏步青应邀到南京西路中苏友好大厦来见毛泽东。陈毅介绍以后,毛泽东握着苏步青的手说:
“欢迎数学教授,社会主义需要数学。”

说罢,他示意苏步青落座。在座的还有周谷城和著名医学教授黄家泗及电影界的著名人士赵丹和沈浮。毛泽东问坐在他旁边的周谷城:
“在长沙游泳时的照片还有吗?”

正说话间,上海警备区的欧阳政委领着上官云珠来了。上官云珠见坐在正中沙发上的那位面目慈祥而又似曾相识的老人,正与陈毅和几位社会名流谈笑风生,一下子便楞住了,差点叫出声来,毛主席!这不是毛主席么?

原来,上官云珠与丈夫何路正在建国西路一幢公寓的新家里收拾东西,陈毅的轿车司机突然来找她,递给她一个牛皮纸大信封,上面写着上官云珠的名字。上官云珠拆开信封,展开一张竖格8行的毛边纸信笺,只见上面写着:上官云珠同志:请你来一次。陈毅。上官云珠知道陈毅是上海市长,可她还从未和陈毅打过交道,也不认识陈毅的字迹,心中不免有些迟疑。何路接过信看了,劝她还是去看一看,说是不会有人这么大胆敢冒充陈毅的。上官云珠便换了衣服,上了车,来到了中苏友谊大厦,欧阳政委上前迎接。上官云珠问道:“欧阳政委,你知道陈毅同志找我有啥事呀?”欧阳政委笑笑说:“总是好事么,你一到里面就知道了。”

且说毛泽东见上官云珠来了,便从沙发上站了起来。上官云珠急忙上前,双手紧紧握着毛泽东伸过来的大手,问候道:
“毛主席,您好!”

“你坐这儿。”毛泽东拉她坐到自己的旁边,风趣的笑着说:“真是应了那句老话了,‘说曹操,曹操就到’,我们刚才正在说你呢。”
上官云珠不禁又是一愣:
“说我?说我什么呢?”

“说你《南岛风云》演得好。”毛泽东说:“我也看了影片,感觉和大家一样,你把那个女英雄演活了。大家都没有想到,以前娇滴滴的阔太太竟有七十二般变化的本领,一下子给我们变成了一个在风雨中成长起来的女英雄。”

众人闻言,都忍不住笑了。毛泽东接着说:
“这次演了个女战士,我看像个战士嘛!不过,为了演好这个角色,你一定卖了很大力,吃了不少苦吧。话又说回来,没有一番风霜苦,哪得梅花扑鼻香啊。我希望你今后不停留于现在,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让我们看到你越来越好的银幕形象。”

上官云珠连忙说:
“谢谢毛主席,我一定好好努力。”

“上官云珠?这个名字很漂亮。”毛泽东说罢,又问上官云珠:“是你艺名还是真名呀?”

上官云珠回答说:
“我原姓韦,名均荦,字超群。上官云珠这个名字,是我刚刚涉足电影界时一位导演给起的。”

陈毅介绍说:
“她可是一位坚强的女性哟,在解放前,受过不少的磨难。我听说,上海解放前夕,有人劝她走,她硬是拿定了主意,留下来了。前几年,演员们下工厂,下农村,与工农兵结合,吃苦受累,我们这位艺术家热情还蛮高哩。”

“这就好。”毛泽东说罢,转向上官云珠:“解放前,我们的许多名演员,演惯了老爷太太,先生小姐。可工人农民呢,演不来,原因就是他们和工农接触少,不了解。但是归根结底,推动历史前进的却是他们。所以,我们的艺术家现在就应该补上这一课。其实,过去在延安时,我们有些人就已经这样做了,他们创作出了一批好东西。虽然那些东西还不见得那么完美,但却是真正的来源于生活,让人看了以后能受感动,能思考一些问题。《白毛女》你看了没有?”

上官云珠说:
“看过了。”

毛泽东说:
“我已看过好几次了,每次都泪流满面。我相信,这些不完美的东西总比那些胡编乱造无病呻吟的好!”

谈话已经进行了1个多小时,苏步青用心的数着毛泽东在这中间就抽了三四根香烟。黄家泗劝毛泽东少抽点香烟,毛泽东笑着问他:
“有没有八九十岁的老人还在抽香烟?”

该吃饭了,服务员端上来酒菜,众人围坐在一个圆桌旁,大家纷纷向毛泽东敬酒,毛泽东举杯一饮而尽,突然脱口说:
“这是水嘛!”

工作人员担心毛泽东喝酒多会影响身体,就悄悄的在他的酒杯里加了大半的白开水,没想到被毛泽东一语道破,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1月10日,北京市召开公私合营大会,宣布全市35个私营工业行业的3990家工厂,42个私营商业行业的13973家商店,共17963户,经批准全部实行公私合营。

1月10日这一天,毛泽东在上海市长陈毅陪同下,要去视察上海公私合营申新九厂。此时,荣毅仁正在公司里上班,陈丕显给他打电话说,要他速回家中。荣毅仁便匆匆赶回,陈丕显已经在那里等他了。陈丕显说:
“毛主席来上海了,要去视察申新九厂,我们马上去厂里。”

他们赶到厂里不久,毛泽东也到了,他一下车,就对荣毅仁说:
“我来了。”

原来在1955年10月,荣毅仁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向毛泽东表示,希望他能抽空到上海去看看。荣毅仁没想到毛泽东果然如约而至了。
毛泽东在申新九厂一边视察,一边和荣毅仁亲切交谈。

是日晚,毛泽东会见了上海80位工商界领袖。这些人都是私营企业的老板。毛泽东为了使这些企业界的巨头们不受拘束,他说话时语调缓慢,如叙家常。

“你们怎么不抽烟?”他亲切的询问他面前的听众,并且解释道:“抽烟不一定对你们有害。丘吉尔一生抽烟,身体很健康。我所知道的唯一不抽烟而命长的人是蒋介石。”

毛泽东在谈话中说,资本家的表现一直是好的,但最近我在北京听说,有的商业资本家自己提出要国有化,他们不想在建设社会主义大厦的过程中拖后腿。毛泽东说我不相信,有怀疑,所以,我来到了上海。想听听诸位的意见。“我今天只带两个耳朵来参加会议。”

在两个小时的会见中,已经嗅出变化的资本家们,竞相表态要转向国营。结果,一个资本家星期一还是私营企业的老板,到了星期五就成了拿薪水的经理了。

在这次会见之后不久,有一则关于毛泽东的工作方法的故事,在上海各单位流传开来。这个故事讲的是:毛泽东召见刘少奇和周恩来,向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
“你们怎样才能使猫吃辣椒?”

刘少奇说:
“这有何难!你让人抓住猫,把辣椒塞进它的嘴里,然后再用筷子捅下去。”

对于这种莫斯科式的解决方法,毛泽东很不赞同,他极其厌恶的摆摆手,说:
“绝不能使用武力,每件事都应当是自觉自愿的。”

周恩来一直在听着二人的对话,毛泽东要他谈谈看法。

“先让猫饿上3天,”周恩来回答道:“然后,把辣椒裹在一片肉里,如果猫非常饿的话,它会囫囵吞枣般的全部吞下去。”

毛泽东像不同意刘少奇的办法一样,也不赞成周恩来的办法。
“不能用欺骗手段——绝不能愚弄人民。”毛泽东坚决地说。他认为政治欺骗不能唤起人们的参与热情。他解释说:“这很容易嘛!把辣椒擦在猫的背上,让它感到火辣辣的,就会自己去舔掉辣椒,并为能这样做感到高兴。”

1月11日上午,南京栖霞区十月村的社长何昌椿正在区里开会,区委书记找到他说,有领导到你们社里参观,你赶快回去。何昌椿骑上自行车就往回赶,快到村口,只见围了一大群人,走近一看,是毛泽东来了,就急忙走上前去,向毛泽东问好。

何昌椿引领着毛泽东在田埂上参观,毛泽东说:
“要把土地平整好,要准备使用机器生产。”

毛泽东环顾了一下四周,手指着北面的山坡问:
“那里有没有栽树啊?”

何昌椿说:
“新栽了一些桑树。”

毛泽东走上山坡,眺望着周围的几个山头,挥着手说:
“把四周的山都栽上树更好,让荒山变果园,荒山变良田。”

这一天,毛泽东还视察了玄武湖农业社。

后来,在毛泽东的鼓舞下,何昌椿带领十月村的社员们开始平整土地。青年女社员在北山的荒坡上挖坑植树造林,被命名为“妇女林”。

社委会还制定了奋斗目标:“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马路铺柏油,喝水摸龙头,走路不小心,果子碰了头。”

1956年1月,毛泽东在长沙专列上接见地方领导,他说:
“沩山我也去过,那里有个万佛寺,即密印寺,建筑得很雄伟,珍藏很多佛经。这个寺在日本也有一点名气。”

毛泽东回到北京后,又委托陈毅和彭真以中共中央名义,邀请了在北京的工业、 农业、医药卫生、社会科学等各方面的科学家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文化教育界人士1375人对《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进行了讨论。许多科学界、教育界、工商界和各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先后发言,一致热烈拥护这个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认为这个纲要的提出是十分必要和适时的,其中所规定的各项任务是完全切合实际的,是可以完成的。有关专家在发言中对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所规定的各项工作任务,还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建议和修改意见。

1月1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
“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

“我们目前的任务,就是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把各项工作进行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

1月15日,北京市各界20多万人冒着凛冽的寒风在天安门广场热烈庆祝全市实现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和农业、手工业实现合作化。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黄炎培等党政领导人出席了大会。毛泽东在城楼上先后接受北京市工商界、农民、手工业者代表送来的报喜信。

彭真市长在会上宣布说:
“我们的首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接着,20多万群众举行了盛大的游艺活动。喜庆的群众在东西长安街一字排开,载歌载舞,锣鼓震天,狂欢的气氛弥漫在整个北京城。

1月17日,毛泽东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1月19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廖鲁言就王任重关于湖北省高级社发展计划打电话给中央农村工作部一事,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

王任重在电话中说:湖北正在召开地委书记会议,一部分人赞成省委的计划,在春耕前全省发展一万个高级社就停下来,到秋收前后再发展;而另一部分人则主张放手发展,于春耕前在全省基本实现高级合作化。王任重认为省委的计划是比较稳当的。他还说:最近一些报纸的宣传对一部分人的急躁情绪也有某种刺激作用。

毛泽东当即在廖鲁言的报告中批示道:
“同意王任重同志的意见,控制在一万个左右。再送《人民日报》邓拓同志和新华社吴冷西同志,注意在宣传方面加以控制。”

1月2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最后一天,到会并讲了话。他针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中出现的问题说道:
“搞社会主义羊肉不好吃了,这个社会主义就值得考虑了。还有北京的烤鸭,南京的板鸭,云南的火腿,看来是退化了,还有各种布匹等等,花样少了,质量坏了。搞社会主义应该更好些。”“我们要把社会主义事业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

毛泽东又说:
“我们的工作要加紧一点。现在我们的主动一天一天的多起来,农业改造方面主动更多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方面主动也更多了。但是,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没有主动,在工业方面没有主动。大多数重要装备要从外国进口,精密的仪器不能造,大的机器不能造,这上头我们没有主动。经济上没有独立,科学上没有独立,文化落后,要实现现代科学技术的革命,必须充分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无知、愚蠢是不行的。”

毛泽东着重讲了以下几点:
1、哪怕是知识分子中间的落后分子,也是可以改变的。党要加强领导,促进他们的改变,并且要看到他们的改变。
2、现在我们是革什么命呢?现在是革技术的命,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要搞科学,要革没有文化、愚昧无知的命。
3、搞技术革命,没有科技人员不行,不能单靠我们这些大老粗。这一点要认识清楚,要向全体党员进行深入的教育。
4、我们国家大,人口多,资源丰富,地理位置好,应该建设成为世界上一个科学、文化、技术、工业各方面更好的国家。
5、中国要培养大批知识分子,要有计划的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水平,先接近,后超过,把中国建设得更好。

毛泽东最后说:
“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
此后,全国出现了“向科学进军”的高潮。

1月2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陈毅、李富春及各部委负责人、各省负责人一起,听取中国科学院各部负责人关于各学部所属研究工作的报告。竺可桢作了生物学、地学报告。

1月21日晚,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了速度问题。他说:
   “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使事业进行的慢一些差一些的方法; 另一种是使事业进行得快一些好一些的方法。”

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修改稿,准备提请最高国务会议通过。

1月25日,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6次会议,讨论中共中央提出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参加会议的除了最高国务会议成员以外,还有各方面的负责人,部分政协委员,一些科学家和文化界、教育界、工商界人士。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国家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就1956年至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作了说明,他说:
“第一,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是在全国农业合作化的高潮蓬勃发展的形势下提出来的。第二,1956年至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主要是向农民提出的,并且主要是依靠农民自己的力量来实现的。它向农民指出实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计划和关于发展农业的长期奋斗的目标,也描画出我国农村的繁荣幸福的明天。第三,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所提出的各项任务,是积极的,又是可靠的,是有条件的、有根据可以保证实现的,并且可以提前实现或者超额完成的。第四,由于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在正确解决了农业合作化问题以后,紧接着又提出了这个基本环节,从而使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更顺利的向前推进。”

毛泽东在会议上讲话说:
“目前我国正处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即进入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

“从1955年夏季以来,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以极广阔的规模和极深刻的程度展开起来。大约再有3年的时间,社会主义革命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的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的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

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对于这种方法,过去在共产党内和共产党外,都有许多人表示怀疑。但是从去年夏季以来,由于农村中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和最近几个月以来城市中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他们的疑问已经大体解决了。在我国的条件下,用和平的方法,即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不但可以改变个体的所有制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而且可以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过去几个月来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大大超过了人们的意料。过去有些人怕社会主义这一关难过,现在看来,这一关也还是容易过的。

目前我们国家的政治形势已经起了根本变化,去年夏季以前在农业方面存在的许多困难情况现在已经基本上改变了,许多曾经被认为办不到的事情现在也可以办了。我国的第1个五年计划有可能提前完成或者超额完成。1956年到1967年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任务,就是在这个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的基础上,给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的发展指出一个远景,作为全国农民和农业工作者的奋斗目标。农业以外的各项工作也都必须迅速赶上,以适应社会主义高潮的新形势。

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同时,要继续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我国人民还要同世界各国人民团结一起,为维护世界的和平而奋斗。”   
“公私合营走得很快,这是没有预料到的。谁料得到?现在又没有孔明,意料不到那么快。去年李烛老在怀仁堂讲高潮,我那个时候还泼了一点冷水。我说,你那样太厉害,你要求太急了。又对他讲,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要有秩序有步骤的来,不要搞乱了。”

1月26日,《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在 《人民日报》公开登载。《纲要》(草案)分前言和本文(即四十条)两部分。

1月 26日,毛泽东致信宋庆龄,他写道:
亲爱的大姐:   
贺年片早已收到,甚为高兴,深致感谢!江青到外国医疗去了,尚未回来。你好吗?睡眠尚好吧。我仍如旧,十分能吃,七分能睡。最近几年大概还不至于要见上帝,然而甚矣吾衰矣。望你好生保养身体。
毛泽东

毛泽东所说江青到外国医疗,是江青在1955年7月第3次去苏联治病。据一个美国人描述说:
“她高烧很重,并且经久不退。体重急剧下降,使她瘦得不像人样。”

江青这次在苏联期间,周恩来曾经去看望她。
后来,江青在苏联没有治好病,就回到了国内。195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正式任命军委主席毛泽东的秘书。毛泽东提名4人,他们是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田家英。周恩来又提议加上江青,他的理由是:由江青任秘书,在工作的同时,也适合方便照顾毛泽东的生活。经过常委会讨论同意,最后定下5人为军委主席的秘书。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五大秘书”。“五大秘书”的分工是:陈伯达、胡乔木侧重政治、文书;叶子龙依然是主管机要;田家英、江青为日常秘书,江青侧重于生活方面。

此后,国内的医生为江青会诊,怀疑她是“子宫癌肿”。江青要去苏联放射治疗,于是,她在1957年第4次去苏联治病,终于彻底治愈了。
再说在冬季的一个星期天,天刚刚下过大雪。李敏正在复习功课,江青把她叫到自己的房间里,对她说:
“娇娇,我想让工作人员给你爸爸做个丝绵背心。刚才征求你爸爸的意见,你爸爸生气了,发脾气了,说不让做,你去劝劝他吧。”

李敏说:
“您们间的事儿,我怎么能管呀!”

江青说:
“你爸爸听你的,还是你去劝劝好。”

李敏点点头出了房间,心想:我去劝也准会碰钉子。平时,李敏到爸爸的房间,都是爸爸叫她去的;她要找爸爸,都要经过卫士通报一声,得到允许后,才能进爸爸的房间。这一次,李敏是江青叫她来的,所以就直接进了爸爸的房间。
“爸爸,您好!您……”

“哪个要你来的?”
毛泽东坐在沙发上,生气地说。

“是江青叫我来的。她说……”
“她叫你来干什么?”毛泽东站起来说:“走。你跟我走。”

李敏不知道爸爸要干什么去,赶忙帮助爸爸把棉大衣穿上,把帽子递给爸爸。毛泽东顺手把长长的灰色围巾拿来,折叠一下,用左手一撑 ,右手一套,左手一拽,在脖子上套好,拉着李敏就往外走。父女俩并排走出院子,漫步在南海的岸边,雪在他们的脚下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
“你看,我穿着毛衣毛裤,又穿着棉大衣,冷吗?还做什么衣服!你莫听她的。莫要把自己搞得那么富嘛。能吃饱能穿暖就满不错了嘛。莫搞特殊!”

李敏见爸爸已经知道自己的来意,也就没有再劝他。她陪着爸爸慢慢的走着。毛泽东最喜欢雪,此时,他长长的舒了一口气,望着茫茫雪海,心情舒畅了。李敏回头看见卫士站在离她和爸爸不远的地方,就指着卫士说:
“爸爸,他们还在那儿等着哩。”

“走,我们该打道回府了。”毛泽东说罢拉着李敏,笑着向卫士们走去,还关切地说:“我的娇娃受冻了”

他伸出右臂,揽着李敏往前走。

1956 年1月,参加审判日本战犯的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司法部的有关人员,已经集中在香山卧佛寺,开始紧张的筹备工作。 毛泽东对他们说:

“在一定的条件下,在敌人放下武器缴械投降之后,敌人中的大多数是可以改造好的,但要有好的政策,好的办法,要他们自觉改造,不能只靠强迫、压服。

犯了罪的人也要教育。动物也可以教育嘛!牛可以教育它耕田,马也可以教育它耕田、打仗,为什么人不可以教育他有新的进步呢?问题是方法和政策问题:采取帮助他们的方法,还是采取镇压的方法。采取镇压的方法,他们宁可死。你如果采取帮助他们的方法,慢慢来,1年,2年,8年,10年,绝大多数人是可以进步的。”

周恩来重述了毛泽东以前的指示,他说:
“对日本战犯的处理,不判处一个死刑,也不判处一个无期徒刑,判有期徒刑的也要极少数。这是中央的决定。”

周恩来还交代说:
“起诉书要把基本罪行搞清楚,罪行确凿后才能起诉。对犯一般罪行的不起诉。”

1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全国各地的工人、农民、手工业和工商界政协委员,带着各地建设的喜讯,来到北京,向党中央、毛泽东报喜。

毛泽东亲切接见了参加第二次会议全体政协委员。

据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陈冠任的《治国录:毛泽东与1949年后的中国》一书记载:来自安徽省贵池县的政协委员龙冬花,已经是第二次来北京了。

原来这位童养媳出身的龙冬花22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乡亲们走上了互助合作道路。在1952年初春的贵池县乌沙大圩水涝灾害中,这位年仅23岁的互助组长10天10夜不下火线,带领群众抢险,被评为省级劳动模范。1953年她又被评为全国妇女积极分子。1954年春,龙冬花在长江沿岸圩区再次遭受的百年不遇的大水灾中,先后救出22人,还抢运出一批粮食,被乡亲们称作“不要命”的“龙恩人”。可她却说:“我是党员,应该这样去做。”是年4月间,她以全国妇女积极分子和幸福合作社社长的身份参加了全国妇女联合会会议,并在怀仁堂幸福的见到了毛泽东。龙冬花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心情非常激动。合影的时候她在第三排,因为大会规定与会人员不准随便走动,她便无法接近毛泽东。合影结束后,毛泽东等人就要走了,她心里一急就发狠向前挤,由于激动和慌乱一不小心摔倒在了地上。旁边的人笑她说:“干嘛这么急?”龙冬花爬起来,红着脸说:“我要亲自向毛主席汇报合作化的喜讯呢!”此时毫无察觉的毛泽东已经走远了。摔了一跤还没有和毛泽东说上话,龙冬花十分遗憾。后来她又几次见到了毛泽东,不是相距太远,就是参加接见的人数太多,根本无法靠近毛泽东。

这一次龙冬花来北京参加政协二次会议,再次见到了毛泽东,但一个在台上一个在台下,当面向毛泽东汇报的打算不可能如愿。机会终于来了!就在会议安排毛泽东接见全体政协委员并照相合影时,龙冬花好不容易挤到了毛泽东身边,可她与刘少奇握了手已经激动得不行了。周恩来发现了她,问道:
“哎!姑娘,你是哪里人?”

龙冬花急忙回答说:
“我是安徽省贵池县幸福农业社社长,叫龙冬花。”

她和周恩来握了手,又朝毛泽东那里挤过去,一把抓住老人家的手,使劲的握着,由于过分激动已经说不出话了,两眼目不转睛的仰望着毛泽东那慈祥的面容,等到她被人们挤开时这才醒过来了,后悔了:见到毛主席,怎么那么笨,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啊!

1956年2月1日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在怀仁堂设宴招待出席第2次会议的全体委员们。毛泽东特意让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坐在自己的身边。他在同钱学森的交谈中说:
“新生的,最有生命力的东西,总是在同旧的、衰亡着的东西斗争中生长起来的。”

毛泽东还勉励钱学森要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一些科技人员。

钱学森是在1935年8月作为清华大学公费留学生到美国留学的,专业是飞机设计。在美期间,他与卡门一起最早提出的高超音速流概念——高亚声速飞机采用的公式,就是以“卡门——钱公式”命名的。1943年,他与马利纳合作提出了一份《远程火箭的评论和初步分析》的研究报告,为美国四五十年代研究成功的地地导弹和探空火箭奠定了基础,成为美国复合推进火箭发动机导弹的先驱。钱学森归国前,美国五角大楼的海军部长金布尔声称:“我宁愿枪毙了他,也不让他离开美国!那些对我们来说至为宝贵的情况,他知道的太多了,无论到哪里,他都值5个师。”经周恩来授意王炳南在大使级会谈中与美国政府反复交涉,钱学森才于1955年9月17日踏上了归国的道路,10月8日经香港回到大陆。

且说陈冠任在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治国录:毛泽东与1949年后的中国》一书里,还记载了发生在2月1日招待晚宴上的一个有趣的小故事:

说是龙冬花委员与毛泽东只隔着几张桌子,宴会还没有开始,她就急不可待的来到毛泽东身边,向毛泽东敬酒。敬酒者本应站在右边,她却跑到了毛泽东的左边。周恩来向毛泽东介绍说:
“她就是安徽的女社长龙冬花同志。”

毛泽东正聚精会神的查看代表名单,听到周恩来介绍,立即放下代表名单,紧紧握着龙冬花的手,微笑着连连点头,说:
“好,好,姑娘你多喝,我少喝点。”

一名摄影记者“咔嗒”按下了快门,拍下了毛泽东接受龙冬花敬酒的那一瞬间。会后《毛泽东和农业劳动模范龙冬花在招待会上》的大幅照片刊载在全国各地报刊上。后来这张照片又被制作成年画,在全国各地流传。

且说龙冬花满满的一杯酒喝下去,激动得泪水涌流。毛泽东问她:
“姑娘,你那儿合作社有多大啦?”

龙冬花慌乱中急忙回答:
“有1000户了。”

毛泽东笑着摇了摇头,疑惑的问了一句:
“不会那么快吧?”

宴会很快就开始了,龙冬花忍不住又跑过去敬了毛主席一次酒。宴会结束后,她的心情才渐渐平静下来,猛然想到:
“糟糕!刚才向毛主席汇报说错了话呀,入社户数只有500户,自己却说1000户了。这还得了!”

她回到宾馆后悔得暗自落泪,却又不敢声张。后来她回到贵池县将此事向县长如实作了汇报,要求组织上批评自己。谁知县长听后哈哈一笑,安慰她说:
“你说得没错!现在你那里入社户数已猛增到2000多户了!你说的不是多了一倍,而是少一倍了。”

龙冬花一块压在心头的石头才算落了地。

再说2月4日晚上,毛泽东、周恩来、陈毅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出席关于知识分子会议的文学艺术界的代表。毛泽东走到作家杜鹏程面前和他握手,问道:
“你现在哪里工作?”

沈雁冰介绍说:
“他在西北的铁路建设工地。”

周恩来走过来说:
“就是宝成铁路工地。”

陈毅也说:
“往我的家乡修铁路啊!”

毛泽东望着杜鹏程说:
“李白的《蜀道难》,就是写的你们现在工作的那些地方的艰险的情景。不过‘蜀道’很快就不‘难’啰!”

毛泽东说罢,随意而动情的朗诵起来:“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2月6日,清华大学教授、建筑学家梁思成应邀参加全国政协招待宴会。他托周恩来向毛泽东转呈一封信。毛泽东拆开一看,只见梁思成在信中写道:

“一个多月来,我内心不可抑制的要求,就是不仅仅从外面靠拢党,而是要求自己成为党的一个儿子。当我知道在今晚的宴会上将得到最大的幸福,将能陪同您坐在主席台上的时候,我不能抑制这‘再生的青年’的兴奋,在感情的推击下写了这封信,向您表达我心底深处最大的愿望和奋斗的最高目标。”

毛泽东看罢,甚是欣慰。他理解这位著名学者渴求进步的心情,明确表示主持梁思成的入党要求。

2月8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讨论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时,讲话说:

“不要只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要多和快,还要好和省,要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

陈云也说:
“有些工厂和商店并得对,应该并。但也有很多是并得不对的,其中数量最大的是手工业。”

他还说:
“并错了怎么办呢?要分开来,退回去。”

朱德也一直主张稳步前进的方针,对如何解决加快改造带来的问题,曾多次发表意见。

2月10日,毛泽东会见了泰国人民促进友好访华代表团全体成员。这个代表团的成员既有泰国各党议员,还有一些商人和记者。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我们可以等待。目前你们处在困难中,必要时对美国说几句好话,对我们说几句坏话,我们是谅解的。”“各国都必须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你们的国家和别的国家有了独立自主,发展了经济和文化,对中国是有好处的。”

2月12日,毛泽东在同藏族人士的谈话中说:
“关于民主改革这一条,这里要讲清楚,不要回去乱讲,说我讲了西藏现在要实行民主改革了。我是要你们回去酝酿,回去报告达赖和班禅,可行即行,你们如果都不同意,我也没有办法。我不能一定叫你们做什么,我只是提建议给你们,采纳不采纳是你们的事,不要误会。”

“西藏内部要更加团结起来,看见你们团结,我很高兴。你们回西藏后要多去见达赖喇嘛,听听他的指示,多增长些知识。西藏有两三个头不好,我们尊重班禅的重要地位,也尊重昌都的地位,整个西藏要有一个主席,还是达赖为好。你们已经搞清楚没有?你们是否讲我们偏心达赖?拉萨方面又怕我们偏心班禅,我们没有这些。主席让达赖喇嘛当,这样办好,对团结有利。西藏这些年有了很大进步,要承认这个进步,然后逐步发展,就有希望。”

2月14日,苏联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世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都派出代表团出席会议。中国共产党也派出了由朱德、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和新任驻苏大使刘晓组成的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苏共二十大。

2月14日,毛泽东开始听取国务院有关工业、农业、商业、财政等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还有国家计委关于第2个五年计划的汇报,一直到4月24日才结束。在那繁忙的43个日日夜夜里,国务院34个部委的负责人们和国家计委的负责人鱼贯而入,来到中南海颐年堂,向他做了详细报告。此一时期,毛泽东为了听汇报,不得不改变他长期形成的夜间工作的习惯,用他的话来说,几乎每天都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一起床就开始听汇报,每次四五个小时才结束。周恩来除了个别时候因事请假外,都要参加。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有时也来参加。各部都事先把汇报内容写成书面材料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在听取口头汇报时,不断插话,提出问题,发表意见,进行评论。

毛泽东第一个听取的是主管重工业的国务院第3办公室的汇报。他首先说道:
“我去年出去了一趟,跟地方同志谈话。他们流露不满,总觉得中央束缚了他们,地方同中央有些矛盾,若干事情不放手让他们管。他们是块块,你们是条条,你们无数条条往下达,而且规格不一。他们若干要求,你们也不批准,约束了他们。”

当第3办公室的负责人汇报到设计问题时,毛泽东说:
“设计是客观实际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反映不可能就是那么完全,因此就要在实践中修正。世界上没有圣人那种人,有贤人就了不起了。事先什么事情都知道得很清楚,特别是地下的情况,不可能嘛。”

是日,毛泽东给远在莫斯科大学数学系学习的刘思齐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亲爱的思齐儿:
给我的信都收到了,很高兴。希望你注意身体,不使生病,好好学习。我们都好,勿以为念。国内社会主义高涨,你那里有国内报纸否?应当找到报纸,看些国内消息,不要和国内情况太隔绝了。
祝好!
得胜

2月15日上午,毛泽东听取电力工业部负责人的汇报。关于一长制问题,毛泽东说:
“你们为什么对一长制那么感兴趣?党委领导就不好?可以找两个厂子分别试一下看,一个是一长制,一个是党委集体领导制,看后者是不是就一定搞得那么坏。你们讲一长制这一段,依靠党的领导问题只有8个字。把党的领导问题同依靠群众、精通业务等问题并列,这种提法不妥。苏联有些东西就不能学,内政部可以不受党的领导,这样一个武器不要党的领导,那还得了!一个工厂几千人,很不容易搞好,没有党的领导,很容易形成一长独裁。任何情况下,党的集体领导这个原则不能废除,如果企业可以除外,那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就变成了有头有肚子没有脚。”

2月15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首次来华访问的柬埔寨首相西哈努克亲王。西哈努克亲王深深的弯下腰,双手合十,向毛泽东致意。毛泽东以其特有的幽默方式,表达了他的欢迎之情,他微笑着说:
“我是人民的儿子,是农民出身的共产主义者,但我为有你这样的亲王做朋友而感到荣幸。”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会见西哈努克。他向西哈努克讲述了中国的外交政策。他强调说,真正独立的国家可不要让别的国家所控制。他还说:
“中国赞成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原则。很小的柬埔寨完全可以同很大的中国在平等的基础上做朋友,并且在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关系嘛。”

毛泽东又说:
“柬埔寨采取中立乃是最好的方针。中国会一如既往支持这种方针。”

2月16日,毛泽东听取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负责人的汇报。他在插话中再一次批评了一长制,他说:

“家庭也不能搞一长制,没有商量是不行的。工厂总比家庭复杂些。工厂要有一定的纪律,按时、按量、按质完成任务。为达此目的,没有集体领导,个人负责是不行的。单有一个集体领导也不行,还要有个人负责,又对立又统一才行。两者缺一不可。只统一没有个人负责不行,是集体领导基础上的个人负责制。单讲集体领导,不讲个人负责,或者单讲个人负责,不讲集体领导,都很危险。”

关于好大喜功,毛泽东说:
“好大喜功好像是坏事,历来骂汉武帝好大喜功,可不名誉哩。木船变轮船,马车变汽车、火车,都是好大喜功。不加区别的说好大喜功都不好是不妥当的。”

2月17日,毛泽东继续听取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负责人汇报。当他听说到1962年国防材料将全部由自己生产时,就断然说道:
“全部自给,不仅1962年不可能,1967年也不可能。脑子太热不行。

毛泽东还批评了只讲多快、不讲好省的片面性,他说:
“多快好省必须全面,是在好省、在有充分根据的基础上多快。你们只讲多快,不讲好省,谁干?”

他又说:
“我们搞革命,很长时间不上轨道。从1921年到1941年整风以前,有20年不上轨道。经过整风才上轨道。搞建设究竟要多少年才上轨道?应该缩短。1953年各部还没有方向。1952年就提出总路线,未公布。财经会议中心问题是总路线。经过1953、54、55几年,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手工业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尚未上轨道。中央这期间没有怎么管工业。去年由于农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迅速发展,反过来推动了建设。搞建设,想缩短犯主观主义的时间。看样子3个五年计划可能加快,3个五年计划变成两个五年计划,甚至还要缩短,这是可能的。”

2月1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出号召说:
“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有关部门派出医务人员,赴疫区为广大患者实行免费治疗。

后来,毛泽东还亲自到广东、上海、安徽等地视察,接见从事防治血吸虫病研究工作的专家教授,他号召说:
“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

2月18日晚,西哈努克亲王来到中南海勤政殿,郑重的将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苏拉马里特的赠勋证书,交给毛泽东、周恩来,又把柬埔寨王国最高勋章大十字勋章分别为毛泽东、周恩来佩带在胸前。

赠勋仪式结束后,周恩来和西哈努克亲王签署了联合声明。毛泽东为西哈努克举行宴会,庆祝他访华获得圆满成功。

2月19日,毛泽东听取建筑工业委员会负责人的汇报。万里是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不免有些紧张。毛泽东为了缓和气氛,就首先问他是哪里人?万里说是山东人。毛泽东又问他看过《水浒》和《金瓶梅》没有?万里说没有。毛泽东说:
“《水浒》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是《红楼梦》的老祖宗,不可不看。”

他的话使会场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了。

2月19日这一天,毛泽东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陈伯达、陆定一写了一个批示。

原来在1956年2月1日,中宣部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说中山大学党委反映,有一位在中国讲学的苏联学者,向中国陪同人员谈起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他不赞成毛泽东对孙中山世界观的评价,他认为孙中山是唯物主义者。这种议论有损于我党负责同志的威信。中宣部请示中央,是否有必要跟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一谈。

毛泽东在这份报告上给刘少奇等人的批示中写道:
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因此,不要向尤金谈此事。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
毛泽东

2月20日,毛泽东听取建筑工业部负责人的汇报。

2月21日,毛泽东听取城市建设局和二机部负责人汇报。万里问毛泽东:
“北京远景规划是否摆大工业?人口发展到多少?”

毛泽东说:
“现在北京不摆大工业,不是永远不摆。按自然发展规律,按经济发展规律,北京会发展到1000万人,上海也是1000万人。将来世界不打仗了,和平了,会把天津、保定、北京连在一起。北京是个好地方,将来会摆许多工厂的。”

2月22日,毛泽东听取二机部负责人关于原子能工业的汇报。

2月24日,毛泽东在一份报告材料上对刘少奇、彭真批示道:
“刘、彭真阅,交北京市委酌处。我觉得可以吸收梁思成入党。”

后来,梁思成教授终于在1959年1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激动地说:“我生命中的第二个青春开始了。”

2月24日夜晚至25日凌晨,赫鲁晓夫在没有通知各兄弟党代表团参加的苏共二十大会议上,向苏共与会代表作了长达4个半小时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赫鲁晓夫的这个秘密报告全盘否定了斯大林。赫鲁晓夫还说:

“我们必须极其认真的考虑个人崇拜问题,请不要把这个问题泄露到党外,尤其不要泄露给报纸。我们之所以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讨论,其理由正在于此。我们应当知道限度,不要给敌人制造武器,不要把家丑外扬到敌人面前。”

早在二十大开幕式上,赫鲁晓夫还建议全体代表起立悼念斯大林;赫鲁晓夫在他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也还称斯大林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旗手。可是转眼几天时间,还是这个赫鲁晓夫,一反过去的态度,只讲斯大林的错误,不讲斯大林的功绩,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错误,完全归咎于斯大林身上。

苏共二十大结束后,苏共中央派人向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宣读了一遍赫鲁晓夫的报告,而后就把原文拿走了。获悉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内容后,朱德同意对斯大林的这种指责,邓小平则心存疑虑。于是,他们便把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大致内容发回北京,在没有得到毛泽东的指示之前,他们不好做出反应。

毛泽东获悉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消息,气愤地说:
“一个十月革命时期还不是布尔什维克的人,有什么资格评论一个伟大的革命领袖呢?在这个赫鲁晓夫面前,我还得给他摆摆老资格。”

2月25日,毛泽东听取重工业部负责人汇报。关于发展速度问题,他说:
“我国建设能否超过苏联头几个五年计划的速度?我看是可以赶上的,工业也可以超过。中国有两条好处,一曰穷,二曰白,一点负担没有。美国在华盛顿时代,也是白,所以发展起来是很快的。要打破迷信,不管是中国的迷信,外国的迷信。我们的后代也要打破对我们的迷信。我国工业化,工业建设,完全应该比苏联少走弯路。我们不应该被苏联前几个五年计划的速度所束缚。我们可以超过它,理由有四:国际条件不同;国内条件不同;技术水平不同;中国人口多,农业发展快。同样,即使在技术发展方面,在现代技术发展方面,也可以超过苏联,有社会主义积极性,有群众路线,少搞官僚主义。我们有群众工作的传统,有群众路线,这是我们的好处。”

周恩来插话说:
“开始几年学他们是必要的。经过这两三年,我们也有些经验了,就应该总结总结。”

毛泽东接着说:
“加上他们揭盖子(指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笔者注)啦,我们开始有些把握,不要迷信咧。”

周恩来说要派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技术,毛泽东说:
“不论美国、法国、瑞士、挪威……,只要他们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派去。”

2月26日,毛泽东在勤政殿听取石油工业部部长李聚奎和去年9月份曾带团到苏联考察学习的副部长康世恩的汇报。在座的还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

李聚奎刚到石油工业部任职不久,所以这次汇报主要由康世恩来讲。周恩来向毛泽东介绍了康世恩。毛泽东问康世恩是哪里人?又问了他的经历。康世恩一一作了回答。接着,他开始汇报,照着提纲念了一段。毛泽东打断他说:
“你不要念了,我这里也有本本,就随便说吧。你讲讲地质年代如何划分,根据是什么?”

康世恩回答说:
“主要是根据地球发展不同时期的古生物标本,这是主要标志。”

“那为什么叫第三纪、白垩纪、侏罗纪呢?”

“这是按照世界某一个代表性的地点和剖面来划分和命名的,比如白垩纪的代表地点是英国,侏罗纪来自欧州的侏罗山,震旦纪来自我国的南口。”

毛泽东点点头,又问道:
“石油是怎样生成的?”

康世恩就讲了世界上石油生成的两派学说,一是有机生成说,一是无机生成说。

毛泽东问:
“你赞成哪一种学说?”

康世恩回答说:
“我赞成有机生成学说。”

毛泽东接着问:
“有机物为什么又会变成石油呢?”

康世恩讲了石油生成的环境、温度和压力等,说是要经历几百万、上千万年,逐步演化才能生成石油和天然气。

毛泽东又问:
“是否有油的地方都有气?有气的地方是否一定有油?”

康世恩一一作了回答。

毛泽东问:
“怎么找油呢?什么叫构造?”

康世恩拿着纸边说边画,说明了各种储油构造。

毛泽东问:
“原油出来后怎么炼制?怎么出来汽油?汽油为什么要分号头?汽油的分子式是什么?”

康世恩汇报了炼油的原理和过程,还把汽油、煤油、柴油的分子式一一写了出来。毛泽东很认真的看了。康世恩讲了柴油由于含蜡多少不同,凝固点也不同,寒带用油要低凝固点,不然就冻结了。

毛泽东说:
“这非常重要,中国严寒地带不少。”

接着他又问中国怎么找石油?康世恩着重汇报了西北地区石油勘探情况。毛泽东说:
“美国人讲中国地质老,没有石油,看起来起码新疆、甘肃这些地方是有的。怎么样,石油部,你也给我们树立点希望。”

康世恩汇报说:
“我国石油工业还很落后,今年天然石油年产量才42万吨,远不能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一些世界先进的石油勘探开发技术还没有掌握;资金也很紧张,一年用于天然石油勘探的投资才2亿多元;新疆、玉门等地都是戈壁、荒滩、沙漠,野外勘探开发工作十分辛苦。”

毛泽东感慨地说:
“搞石油艰苦啦!看来发展石油工业还得革命加拼命。”

康世恩汇报说,苏联老巴库油田有几十个油层重叠在一起。毛泽东说:
“这是架起来的楼房啊,比单层油田更好,开起来更省钱。你们也要找几个楼房式的油田。”

康世恩汇报说,找油要经历从普查、详探到开发3个阶段,我国才开始第一阶段的普查。毛泽东说:
“在有希望的地方,你们要给每个县发一台钻机,让他们到处凿一凿。这对以后在全国各地逐步开展石油勘探有着重要意义。”

康世恩说,苏联重视区域勘探,整体解剖,所以勘探成果大。我们对区域勘探研究不够,因而未掌握寻找油田的规律。毛泽东说:
“这是经验咧!你们要有全面规划。”

康世恩汇报到苏联一年打井很多,石油投资占总投资比重也大。毛泽东说:
“我们一年也要钻一百万米井。”

康世恩说,我们石油部成立晚,干部少。毛泽东当即对周恩来说:
“调一些给他们。”

2月27日,毛泽东听取地质部负责人的汇报。

2月28日,毛泽东听取电力工业部负责人汇报。当他听到1955年发电量仅有98亿度时,感慨地说:
“就这么一点,怎么不受人家欺负呢?”

电力工业部负责人汇报说,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我国的年发电量要50年才能赶上美国。毛泽东用肯定的口气说:
“就在这个世纪赶上它,并且超过它!”

2月29日,毛泽东听取煤炭工业部负责人汇报。

1956年3月1日,毛泽东听取国务院主管轻工业部门的第4办公室和纺织工业部负责人汇报。关于发挥现有企业生产潜力问题,毛泽东说:
“技术改造这个问题重要,这方面的潜力很大。”

在谈到对上海、天津等工业基地的利用时,毛泽东说:
“限制发展是错误的,不能限制发展,应该是充分利用或充分合理利用。沿海地区要充分合理利用,不能限制。”

当汇报到划分中央和地方企业隶属关系时,毛泽东说:
“是不是中央部门想多管一点?要注意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划分的主要根据是供销范围。”

他还嘱咐说:
“轻工业为国家建设积累资金,很重要,能多搞尽量多搞些。”

3月2日,毛泽东听取地方工业部负责人汇报。他首先指着地方工业部的汇报材料说:

“有什么办法使人听了不致忘记?照这样汇报,听过去就忘记了。讲存在的问题,要举事例,把人指出来,不举事例等于无用,别人不好懂。文件重要的是要使人懂,为了使人懂,长一点也不要紧。文字方面不是要反对标语口号吗?就是要有具体形象,有人物。没有具体形象,作品就没有生命。半月来汇报都存在这个问题,这是使我强迫受训,比坐牢还厉害。坐牢脑子还自由,现在脑子也不自由,受你们指挥。只有观念形态,没有物质,要脱离实际。你们这些条条,一定是从许多具体问题的材料中得出来的,应把具体问题写清楚。”

关于沿海地区问题,毛泽东说:
“要采取积极合理发展的方针。有的可以内迁,不能内迁的应该积极合理利用,不要加以限制。有的同志,好像战争就要来的样子,准备着架子等待战争,因此要限制沿海。这样不妥。轻工业70%在沿海,不积极利用还靠什么来提高生产?”

3月3日上午,毛泽东听取轻工业部负责人汇报。当他听说烟叶质量下降时,便批评道:
“你们心平气和,程朱哲学,没有气,没有长角,不敢斗争。农产品质量下降,要向农业部斗争。农业部要设技术作物局。”

关于沿海地区工业的利用和多发展轻工业积累资金的问题,毛泽东说:
“鞍钢、石景山钢铁厂、上海造船厂等沿海的重工业都利用,轻工业为什么不利用?要积极合理利用。”“沿海都要利用。上海赚钱,内地建厂,这有什么不好?这同新建厂放在内地的根本方针并不矛盾。”“多搞些轻工业,就是多搞重工业。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尽量搞。投资1元,回来4元、3元,为什么不搞?”

关于培养干部问题,毛泽东说:
“你们搞得落后了,学校搞得太少了,要开几个学院。这是大问题。要开展科学研究,搞些技术人员自己干。”

3月3日下午1时半,出席苏共二十大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成员邓小平、谭震林回到北京。

下午4时半,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休息室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康生、聂荣臻、刘澜涛,听取邓小平、谭震林关于苏共二十大情况的汇报。

3月3日晚,毛泽东看到了中国科学院水生动物专家秉志给他的一封信。秉志在信中建议说:在消灭血吸虫病的工作中对捕获的钉螺应当采取火焚的办法,才能永绝后患。如果还用土埋灭螺的方法,病虫容易复出。毛泽东立即指示说:
“卫生部要把消灭血吸虫病作为当前的政治任务。”

他还指示卫生部要重视秉志的建议,并嘱咐邀请这位专家参加本月将在上海召开的第2次防治血吸虫病的会议。

3月5日,毛泽东听取手工业管理局负责人汇报。他插话说:
“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国家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中国现代工业起步较晚,技术水平落后,规模很小,手工业生产在全国经济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个体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我觉得慢了一点。今年1月省市书记会议的时候,我就说过有点慢。1955年底以前只组织了200万人。今年头两个月就发展300万人,今年基本上可以搞完。这很好。手工业的总产值,你们设想在3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每年增长10.9%,似乎低一点。第1个五年计划定低了,吃了点亏,现在可以不更改,你们要在工作中掌握。”

“你们说,在手工业改造高潮中,修理和服务行业集中生产,撤点过多,群众不满意。这就糟糕!现在怎么办?‘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毛泽东还说:
“手工业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同半机械化、机械化生产比较,最高最低相差达30多倍。每人每年平均产值,国营现代化工业是20000元到30000元,半机械化、机械化的合作社就是5000元,百人以上的大型合作社是2000元.小型合作社是1500元,个体手工业是800~900元。把劳动生产率作一个比较,就清楚了:手工业要向半机械化、机械化方向发展,劳动生产率必须提高。”

毛泽东听说北京东来顺的涮羊肉,已经失去原有的特色,就说:
“社会主义的羊肉应该比资本主义的羊肉更好吃。”“手工业的各行各业都是做好事的。吃的、穿的、用的都有。还有工艺美术品,什么景泰蓝,什么‘葡萄常五处女’(指以吹制玻璃葡萄而闻名的北京手工艺人常家5位妇女——笔者注)的葡萄。还有烤鸭子可以技术出口。有些服务性行业,串街游乡,修修补补,王大娘补缸,这些人跑的地方多,见识很广。北京东晓市有6000多种产品。

提醒你们,手工业中有许多好东西,不要搞掉了。王麻子、张小泉的刀剪一万年也不要搞掉。我们民族好的东西,搞掉了的,一定都要来一个恢复,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

“提高工艺美术品的水平和保护民间老艺人的办法很好,赶快搞,要搞快一点。你们自己设立机构,开办学院,召集会议。杨士惠是搞象牙雕刻的,实际上他是很高明的艺术家。他和我坐在一个桌子上吃饭,看着我,就能为我雕像。我看人家几天,恐怕画都画不出来。”

“合作社开始时期经济基础不大,需要国家帮助。国家将替换下来的旧机器和公私合营并厂后多余的机器、厂房,低价拨给合作社,很好。‘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待合作社的基础大了,国家就要多收税,原料还要加价。那时,合作社在形式上集体所有,在实际上成了全民所有。

国家要帮助合作社半机械化、机械化,合作社本身也要努力发展半机械化、机械化。机械化的速度越快,你们手工业合作社的寿命就越短。你们的‘国家’越缩小,我们的事业就越好办了。你们努力快些机械化,多交一些给国家吧。”

欲知毛泽东在听取汇报中还有哪些重要议论?请诸君耐心往后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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