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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大传》 第七卷 九天揽月 第258章 作者东方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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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门生周阳 发表于 2016-8-22 22:3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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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8章
“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
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的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
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
忧愁,数不清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
动的正确方针。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
话说1955年5月14日下午,毛泽东游泳后来到中南海丰泽园警卫部队驻地。穿着新军装的战士们,列队接受毛泽东的检阅。
毛泽东走到队伍前和战士们打招呼,内卫班的一些战士,他可以叫出名字,那些没有担任过内卫任务的战士,他叫不出名字,就一一询问了他们的情况。
毛泽东回到队伍的正前方,目光从前排扫到尾,大声问道:
“我们工作是为什么目的呢?”
战士们纷纷回答说:
“为共产主义!”“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点点头,示意大家坐下,他也坐在藤椅上,用右手扳着左手的指头说:
“你们都是搞警卫工作的,对于我们每个同志来说,我以为你们应该有3项任务。1、要搞好保卫工作。2、要努力学习文化知识。3、这是我给你们加的一项任务,就是要搞调查研究,要学会做群众工作,要学会调查研究。这个对我对中央都有帮助。”
毛泽东郑重的对将要回乡探亲的战士们说:
“我们来拟个章程,对人要谦虚,对父母、对乡村百姓要尊重,要尊重区、乡干部,不要摆架子。我的学问不高,我向你们摆架子,你们不会高兴,团长向你们摆架子,你们也不会高兴。所以不要向群众摆架子,你只要谦虚就可以调查出东西来。”
他还要求以后每一个警卫战士回家探亲时,都要写调查材料,回来向他报告家乡的真实情况。
毛泽东还建议战士们说,今后你们每两个月写一封信,了解家里有没有饭吃,生产和合作社的情况。他说:
“你们每年写四五封信,回信给我看,那我就消息灵通了。”
毛泽东最后要求大家注意保密,他说:
“不要说是给我毛泽东做警卫工作的,是毛主席派来的。”
接着,他讲了两个小故事:说是我们国务院有这么一个同志,回家召开干部会,他说他是总理派来的。结果这个同志还没有回来,国务院就知道了。
说到这里,毛泽东禁不住笑了,因为在警卫战士中,也曾经发生过一个有趣的故事,毛泽东一提起来就想笑。他说:
“一个家在陕北的战士,回家探亲时,遇到一个当年的老游击队员。老人问这个战士,在哪个部队里干什么工作?战士说,在北京搞警卫工作。老人问:‘可见过毛主席?他老人家身体可好?’战士想起了部队的保密制度,就回答说:‘我没见过毛主席。’老人看着这个满脸稚气的小战士,试探地说:‘听说毛主席病了,还病得很厉害哩!’这个战士一听就急了,马上反驳说:‘不对!这是造谣。’老人问:‘你咋知道?’战士说:‘我回来的时候还亲眼见毛主席在海边散步嘛,毛主席的身体很好,你不要听信谣言!’老人听了哈哈大笑,说:‘娃,你还小呢!’”
毛泽东说罢,引得在座的人们都笑了。
毛泽东接见结束后,又对李银桥说:
“以后你也要这样做,搞社会调查,写书面报告,拿来给我看。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提高你们文化知识水平,锻炼工作能力。二是使我了解全国的真实情况,并且使我从你们那里学到一些知识。”
后来,每当警卫战士从农村回来,毛泽东总要听取他们的汇报,详细询问他们了解到的情况,并认真的批阅他们的调查报告。毛泽东在一个战士的报告中写道:
“要研究社会情况,学得经验。”
有一次,毛泽东听了湖南、湖北两个省籍战士汇报他们家乡的情况后,非常高兴地说:
“了解两个省6千万人口的情况,用了3个钟头,这个方法实在好,通过你们同广大农民联系起来了。”
毛泽东还伸出3个手指头,比划着说:
“你们看到农民,我看到你们,就间接见到农民,就离这么远。”
5月17日下午1时,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有华东、中南、华北15个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会议,着重讨论粮食统购统销、发展农业生产合作化的问题。
省市委书记们汇报了各省市农业生产合作社当前的情况。有些省委书记在发言中埋怨中央农村工作部压抑了下面办社的积极性。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合作社问题,也是乱子不少,大体是好的。不强调大体好,那就会犯错误。在合作化的问题上,有种消极情绪,我看必须改变。再不改变,就会犯大错误。对于合作化,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缩有全缩,有半缩,有多缩,有少缩。社员一定要退社,那有什么办法。缩必须按实际情况。片面的缩,势必损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后解放区就是要发,不是停,不是缩,基本是发;有的地方也要停,但一般是发。华北、东北等老解放区里面,也有要发的。譬如山东30%的村子没有社,那里就不是停,不是缩。那里社都没有,停什么?那里就是发。该停者停,该缩者缩,该发者发。”
“发展合作社的原则是自愿互利。牲口(连地主富农的在内)入社,都要合理作价,贫农不要在这方面占便宜。在土地、农具、牲口上,贫农都不要揩油。互利就能换得自愿,不互利就没有自愿。互利不损害中农,取得中农自愿入社,这首先有利于贫农,当然也有利于中农。所以必须坚持这个原则。半妥协,半让步,不能解释成为损害中农的经济利益。有人说,‘让中农吃点亏’这句话是我讲的,我不记得讲了没有,但是马恩列斯从来没有这样说过。对于中农,国家要加点贷款,让他们腰杆硬起来。在合作社里面,中农有牲口、农具,贫农有了钱也就说得起话了。合作社章程要快点搞,要做到完全不损害中农利益。这样,合作社就可以迅速发展起来。”
“在粮食问题上,党内外有一种潮流,就是说大事不好。这不对。照我说,大事好,就是有些乱子。总之,第1个五年计划及其以后若干年,粮食的生产和购销是大事。”“粮食问题根本上要从生产解决。”“征购,原定900亿斤,已经减了9亿斤,可再减11亿斤,留下880亿斤。如果再减,也可减到870亿斤。这不能再减了。征购减下来,3年不变。以后3年,要做到年年有余。‘过头粮’,在购粮的时候不要有了,要搞得适当。”“主要的矛盾,是个体农民和国家,跟社会主义的矛盾。这不是对抗性的矛盾,是可以克服的。粮食是互利(对缺粮户也就是贫农有利,对六民(指在农村中从事盐、林、渔、牧、船和经济作物六种行业的人——笔者注)有利,对灾民有利,也有利于城市——工业化,有利于打台湾,一无损(对自给户无损),一小有不利(对余粮户)。”
毛泽东最后说:
“今天在会上已经认定了的,就照这样办,大体不会错。但是,发展起来的合作社,要保证90%是可靠的。”
他还要求林枫、马明方、宋任穷、刘澜涛分别召开东北、西北、西南和华北各大区的会议,贯彻这次会议的精神。
会议一直开到晚上10点才结束。
5月,手工业管理局征得毛泽东的同意,确定了以“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积极领导,稳步前进”,作为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
后来到1955年上半年结束时,全国手工业合作组织发展到近5万个,人数近150万人。
5月18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公安部将胡风及其夫人梅志逮捕。
公安部在逮捕胡风时,从胡风家里搜查出了许多胡风与他一些接近的人们之间在50年代的往来信件。这些信件中也有不少暗语。于是,中宣部便派林默涵、何其芳等人对这些信件进行了整理。
在胡风被逮捕后,公安部在江西省吉安图书馆找到了胡风曾写过的《剿共宣传大纲》,他过去未曾作过交代。这样,中共中央更加认定胡风的问题是政治性质的问题。
5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和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的编者按和结束语。
《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是根据胡风与其“集团”成员之间往来的68封信件摘编的。第2批材料分为3个部分:第一,胡风对中国共产党和党的领导、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文艺界的污蔑和攻击。第二,胡风如何扩大以他为首的反动集团的组织,建立活动据点,派遣他的集团分子打进共产党内进行偷窃文件,探听情报等反革命活动。第三,胡风如何指挥他的反动集团向中国共产党和党所领导的文艺战线发动猖狂进攻,并在进攻失败以后,如何布置退却,掩护自己,以待时机。
毛泽东在编者按中加写了一段话:
“有些同情胡风或者口头上反对胡风但内心是同情胡风的人们在说,那些材料大都是解放以前的,不能据此定罪。那么,好吧,现在请看第二批材料。”
毛泽东在结束语中也加写了一段话,他写道:
“反革命的胡风分子同其他公开的或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一样,他们是把希望寄托在反革命政权的复辟和人民革命政权的倒台的。他们认为,这就是他们要‘等待’的‘时机’。”
5月24日,毛泽东为批判胡风的反动言论撰写了《驳“舆论一律”》一文,他写道:
“胡风所谓‘舆论一律’,是指不许反革命分子发表反革命意见。这是确实的,我们的制度就是不许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而只许人民内部有这种自由。我们在人民内部,是允许舆论不一律的,这就是批评的自由,发表各种意见的自由,宣传有神论和宣传无神论(即唯物论)的自由。”“在人民内部,允许先进的人们和落后的人们自由利用我们的报纸、刊物、讲坛等等去竞赛,以期由先进的人们以民主和说服的方法去教育落后的人们,克服落后的思想和制度。”“在人民与反革命分子之间的矛盾,则是人民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之下对于反革命的专政。在这里,不是用的民主的方法,而是用的专政即独裁的方法,即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
5月25日,全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通过决议,开除胡风的中国作协会籍,撤销他的作协理事、文联委员和《人民文学》编委的职务。
5月26日,毛泽东会见了25日到京来访的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参加了会见。毛泽东热情的对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及其他客人们说:
“欢迎你们,欢迎其他各位朋友,我们十分欢迎你们。我们是朋友,我们和中国人民都很高兴看到你们。”
毛泽东十分赞赏印尼对亚非会议所作的贡献。他还说:
“亚非国家的团结是有希望的,万隆会议已经走了第一步。在西方国家面前,我们的问题是团结起来,保卫自己,而不是互相打主意,彼此损害。为此,就要采取步骤来消除存在于我们之间的不了解和障碍,增加互相的了解。”
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此行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想促成中美两国就台湾海峡局势举行谈判。对此,毛泽东说:
“我们愿意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存在的问题。打仗总是不好的。”“正是考虑了这一点,我们说,用谈判来解决问题,试试看。况且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最后都是用谈判解决的,台湾问题也可以用谈判解决。我们已经在万隆会议表明了这一点,可以用这一点去说服西方国家。”“我们要争取和平的环境,时间要尽可能的长,这是有希望的,有可能的。如果美国愿意签订一个和平条约,多长的时期都可以,50年不够就100年,不知道美国干不干。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美国,我想你们是不会反对的。”
这一次会见,毛泽东给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后来他在回忆中说:“毛泽东给我的印象是,他没有摆出一个已经改变了中国历史、国家和民族命运的人民领袖的架子,而是平易近人,像是中国大家庭的长辈,正如我们在印尼也能经常看到的华人聚居区大家庭里德高望重的长者。”
5月26日,毛泽东接到黄炎培报送的关于民主建国会座谈镇压反革命和大赦问题的材料后,给黄炎培写信说:
“凡重要问题不厌其详的征求意见,总是有好处的。”
1955年6月初的一天傍晚,毛泽东带着江青一起到户外去散步,他和江青聊了几句,就回头叫过来跟在身后不远处的卫士王笃恭,说:
“小王啊,你的家乡山西沁县,过去叫沁州,治所在上党脚盆的北面。沁州历史上可是出过一位宰相的,你知道吗?”
王笃恭回答说:
“是的。老人们说那位宰相叫吴阁老,他的坟墓修得可威风啦,离我们家只有10多里路。”
“那你一定去看过啦?”
“没去过。”
“那么近为什么不去看看?”
王笃恭认真地说:
“一是年纪小,二是听长辈老人们说,那里经常闹鬼,不要说小孩子,就连大人们都不敢去,生怕鬼跟上了倒运。”
毛泽东笑了,说:
“哪里有什么鬼嘛!”
王笃恭坚持说:
“有,我们村里有一个人就被鬼跟上了。”
“那好嘛,你说给我听听。”
“那人叫王东明,”王笃恭一本正经地说:“30多岁,晚上去8里路的外村看夜戏,散戏后往回走,经过路边一片坟地就遇见鬼了。王东明说:‘那鬼打着个蓝灯笼,左摇右晃,开始离我不远,我想绕过他,就加快脚步走,谁知它从前面跑到了我身后,离我很近,我快走,它也快,我走慢,它也慢,我拼命的跑想甩掉它,结果我跑多快,它也跑多快,一直跟到家里才不见了。’王东明一头栽倒在炕上,病了一个多月。后来他逢人便说,见人就讲,还说他以后再也不去看夜戏了。他这一说不要紧,闹得村子里的人晚上不敢出门,天还没黑就点灯,生怕碰上鬼。”
“你信吗?”
毛泽东盯着王笃恭问道。王笃恭说:
“当时我信,后来我就不信了。”
“不信是对的,根本就没有鬼。”毛泽东慢慢解释道:“王东明看到不是鬼,那是什么呢?是磷火。磷火是怎么回事?人死后埋在地下,人体腐烂后,产生出一种气体,比空气要轻,称为磷火,白天看不见,只有在夜里能见到,蓝光点随着空气的活动在晃悠,在一定条件下就自然而然的消失了。有人把它说成是鬼,其实不是鬼,也根本没有鬼。我国没有鬼,就全世界而言也没有鬼,你明白了吗?”
6月3日,毛泽东在审改中共中央《关于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指示》稿时,加写了第6条。他写道:
“各省市委和党组必须认识这一斗争的目的,不但在于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主要的是借着这一斗争提高广大群众(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干部)的觉悟,揭露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特务分子、帝国主义的特务分子、托派分子和其他反动分子),进一步纯洁革命队伍。因此,当斗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时,就要公开号召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反动分子进行自我坦白,这种坦白,向小组会向大会向负责人去做或写书面材料都可以。但在中学学生和小学学生中不要去进行这种坦白的号召。”
毛泽东将修改后的指示批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请他们阅后发出。
6月6日,毛泽东收到了中宣部送来的关于胡风等人的第3批材料和《人民日报》社论清样,他当即在第3批材料上作了批示:
定一、周扬同志:   
社论尚未看,对第3批材料的注文修改了一点,增加了几段。请你们两位或再邀几位别的同志,如陈伯达、胡乔木、邓拓、林默涵等,共同商量一下,看是否妥当。我以为应当借此机会,做一点文章进去。
最好今天下午打出清样,打出来后,除送你们要送的人之外,请送刘、周、小平、彭真、彭德怀、董必武、张闻天、康生各一份(朱、林、陈云同志不在家),请他们提出意见,又及。
毛泽东
6月初,毛仙梅、文炳璋、毛泽荣及毛泽荣的养子毛绘华等人来北京转眼将近1个月了,辛苦惯了的毛仙梅横竖觉得不是滋味。那天吃过午饭,他就让人打电话找毛泽东的秘书,说要见见三弟。毛泽东很快安排了见面。毛仙梅刚坐下来,又提出要回湖南,他说:
“这下我真是要回去了。”
毛泽东开玩笑问:
“是不是又丢了东西了?”
毛仙梅老实巴交地说:
“东西倒冇丢,一颗脔心放在屋里了。”
毛泽东乐呵呵的,说:
“‘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呵,看来大哥是真想家了哟!”
毛泽东引用的这两句诗,出自李白的《蜀道难》。他很欣赏这首诗,曾经圈划和批阅过,称其“有些意思”。毛仙梅听三弟如此说,仿佛周身都不舒服,他说:
“住在这个地方,热闹是热闹,就是听不到猪叫鸡叫,心里不踏实,还是早点回去好些。”
毛泽东表示理解的点了点头,挽留道:
“再住两天吧。过两天,我要到南方去看看。”
毛泽东又忽然问:
“你到过中国风景最好的地方吗?”
“哪里?”
“杭州。我去南方要路过杭州。”
毛仙梅长这么大年纪,也没见过什么世面,他说:
“我没到过杭州,我只到过韶山和北京。”
“那好,过两天你跟我一起乘飞机去吧。”
6月8日,毛泽东改好了《人民日报》社论稿,他在批示中写道:
定一、周扬、邓拓同志:
社论和材料两件都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请你们酌定。请照此再打清样送各政治局委员看。关于写文章,请注意不要用过于夸大的修饰词,反而减损了力量。必须注意各种词语的逻辑界限和整篇文章的条理。废话应当尽量除去。
毛泽东
毛泽东在社论稿中加写了3段文字,他写的是:
“我们革命队伍中的绝大多数(百分之九十几)都是好人,只有少数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但是我们决不可以看轻这些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必须坚决的把他们清除出去。否则,他们就会蔓延起来,扩大他们的人数,损害我们的肌体,使我们的事业遭到严重的损失。”
“在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运动中,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反革命分子必然要更加进行破坏活动。但是我们是有能力粉碎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活动的,因为我们有着强大的革命力量。我们力量的基础是人民群众的政治警惕性和他们对于反革命分子的辨别能力。这就要求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充分注意加强自己对群众的政治教育工作和组织领导工作。”
“必须注意清查出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的有分别的对于清查出来的这些分子给以适当的处理。这是整个革命队伍一切成员的任务,这是一切爱国者必须注意的大事情。”
6月8日这一天,毛泽东离开北京去杭州。
毛仙梅、文炳璋、毛泽荣及毛泽荣的养子毛绘华等人随毛泽东乘坐的专机飞往浙江杭州,在飞行途中,毛泽东对毛仙梅说:
“等一下到了杭州,你就用劲看看杭州的风景。”
飞机飞到杭州上空,绕着西湖、钱塘江、六和塔等风景上空盘旋。毛泽东又对毛仙梅说:
“大哥,杭州到了,你使劲看吧。”
6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及毛泽东所写的17处按语;同时发表了经毛泽东修改的《人民日报》社论:《必须从胡风事件中吸取教训》。
第3批材料的主要内容侧重于揭发胡风的“反革命”阴谋,是胡风与其友人之间相互往来的67封信件摘编。其中涉及到胡风“集团”骨干分子“国民党军官”阿垅,“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特务分子”绿原,“国民党上校军官” 芦甸;胡风本人也“和国民党的许多特务头子有联系”。
毛泽东在第3批材料中写的按语主要有:
“由于我们革命党人骄傲自满,麻痹大意,或者顾了业务,忘记政治,以致许多反革命分子‘深入到’我们的‘肝脏里面’来了。”
“由阿垅这些信里可以看出,胡风分子是很懂得一些反革命的地下工作的策略的。他说:‘不要在阵地未强固前就放起枪来。’‘而主要是准备条件,多一些条件,要埋头工作,在群众中做好工作。’‘把群众基础弄好,然后就找大的对象即对准革命的要害加以攻击。在进攻时,要多同朋友商量了做,把论点组织和考虑得更严密些,小东西和小事情最好不理。’反革命分子不是那样笨的,他们的这些策略是很狡猾很毒辣的。一切革命党人决不能轻视他们,决不能麻痹大意,必须大大提高人民的政治警惕性,才能对付和肃清他们。”
随后,中共中央为了便于系统开展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决定将关于胡风的三批材料汇编成册,在全国发行。
6月15日,毛泽东为汇编成册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写了一个序言,他写道:
“为应广大读者的需要,我们现在将《人民日报》在1955年5月13日至6月10日期间所发表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3批材料和《人民日报》1955年6月10日的社论编在一起,交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名就叫《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在这本书中,我们仍然印了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一文,作为读者研究这个反革命两面派的一项资料,不过把它改为附件,印在舒芜那篇‘材料’的后面。我们对3篇‘材料’的按语和注文,作了少数文字上的修改。我们在第2篇‘材料’中修改了一些注文,增加了一些注文,又增加了两个按语。第1、第2两篇题目中的‘反党集团’字样,统照第3篇那样,改为‘反革命集团’,以归一律。此外,一切照旧。”“胡风分子是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真象隐蔽着。但是他们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将其真象隐蔽得十分彻底。”
毛泽东写罢“序言”,又给陆定一等人写了一个批语:
定一、周扬、邓拓同志:
写了一个序言,两条按语,另外有些文字上的修改,请你们看后打出清样交上次会议那些同志看过,加以修改,然后付印。
6月16日凌晨,毛泽东又作出批示,他写道:
定一、周扬、邓拓同志:
此件又作了一些修改,请你们再看一遍,如无错误,即可付印,并打纸版供各地照印。此书出版的时候,可将《序言》一篇放在《人民日报》发表,题目叫《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以期引起人们的注意。
6月16日,中共中央公布了由3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汇编成的小册子。《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
毛泽东在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这本小册子写的按语是:
“胡风所领导的一批人,据说都是‘青年作家’和‘革命作家’,被一个具有‘资产阶级理论’‘造成独立王国’的共产党宗派所‘仇视’和‘迫害’,因此,他们要报仇。”“许多人认真一查,查出了他们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集团。过去说是‘小集团’,不对了,他们的人很不少。过去说是一批单纯的文化人,不对了,他们的人钻进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部门里。过去说他们好象是一批明火执仗的革命党,不对了,他们的人大都是有严重问题的。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他们随时随地寻找我们的缺点,作为他们进行破坏活动的借口。哪个地方有他们的人,哪个地方就会生出一些古怪问题来。这个反革命集团,在解放以后是发展了,如果不加制止,还会发展下去。现在查出了胡风们的底子,许多现象就得到了合理的解释,他们的活动就可以制止了。”
再说毛仙梅、毛泽荣等人在杭州逗留一些时日后,又随毛泽东乘专列沿浙赣铁路到达江西南昌。
6月19日,毛泽东乘专列来去长沙。是日晚,毛泽东在列车行进途中,拿着毛仙梅原来交给他的蒋浩然的信件,看了一遍又一遍。
蒋浩然的弟弟蒋梯奎,在1925年协助毛泽东开展韶山农民运动,由毛泽东介绍入党,后担任过湘区委员会委员,1927年11月牺牲于韶山新屋湾。以后,蒋浩然也受到了反动派的迫害,他东奔西走,生活贫困。解放后土改时被划为贫农。不久,当地有人公报私仇,又把他家划为地主成份。蒋浩然当然不服气,只好写信向毛泽东反映情况。毛泽东拿着信问毛仙梅:
“大哥,你到过蒋浩然家吗?蒋浩然家里情况到底怎么样?”
毛仙梅说:
“那还有怎么样?连饭都没有吃,蛮困难的!”
毛泽东想了想,说:
“等下到了长沙,我会跟湖南的省委书记谈话。你就坐在侧边,为他多讲几句话。”
专列抵达长沙,停在大托铺机场附近的车站。毛泽东一行下榻在湖南省委蓉园1号楼。
蓉园1号楼是一幢坐北朝南的砖木结构的宽敞平房,屋前有一片挺拔而茂密的树林,屋后是一个小山丘,有挺拔的树木。一走进这幢平房,就可以看到从东到西有一条宽阔的走道把房间隔开,走道北面是一个小会议室,走道东侧南面是卧室和办公室,走道西侧南面是餐厅和乒乓球娱乐室。
湖南省党政领导都来欢迎毛泽东,毛仙梅也在座。毛泽东与省委书记周里等人谈话。毛仙梅冷不丁插了一句:
“主席,我先天跟你讲的那件事呢?”
湖南省委的领导们,看着坐在毛泽东身边这个农民,贸然说出这不冷不热的话,都感到莫名其妙。毛泽东也不见怪,对周里说:
“周书记,韶山杨林有个蒋浩然,是个烈属,土改他家划了地主成份,他家有意见,这个问题具体调查一下。”
毛泽东说罢,把蒋浩然的那封信转给了周里。
此后,毛泽东还派人到新化看望他在湖南一师时候的国文老师袁吉六先生的夫人。
毛仙梅和毛泽荣要回韶山了,二人向毛泽东告别,毛泽东说:
“我还要到别的地方去,这次就不回家了,不送你们了。你们回去的车票,已经叫警卫员给你们买好,由他们送你上车。”
毛仙梅这次上北京,想要毛泽东帮助他解决一下生活困难,但又不便开口,所以一直闷闷不乐。毛泽东明白他的心思,也不做声。临分手时,毛泽东对他说:
“这里有一口箱子,里面有一点东西,一点小意思,就送给你了。”
毛仙梅接过皮箱,不知里面装的什么东西,他凝神看了很久。毛泽荣、文炳璋和他一样,也得到了一只同样的箱子。警卫员提着箱子,把毛仙梅、文炳璋、毛泽荣及毛泽荣的养子毛绘华等人送到长沙汽车站。
毛仙梅郁郁寡欢的回到家里,打开皮箱,只见里面放着一床鸭绒被,心想,送这东西做什么?他再把被子打开,才看见里面还放着100元人民币,顿时惊诧不已。
毛仙梅当天跑到杨林,将毛泽东赠物和过问蒋家的事告诉了蒋浩然。后来在1955年底,蒋浩然家的地主成份改成了“小土地出租”,还挂上了“烈属光荣”的牌匾。
6月20日上午10时,毛泽东要去湘江游泳。
蓉园里有一个游泳池,也有更衣室。但是,喜欢游泳的毛泽东,以前来蓉园时,他嫌游泳池水面太窄,从不去那里游泳,而是非要到宽阔的湘江里去游泳。
毛泽东的陪同人员有公安部长罗瑞卿、省委书记周小舟、省委副书记徐启文等人,还有中央警卫局长汪东兴、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周世钊及文字语文学家、湖南师范学院教授杨遇夫即杨树达。
此时,正值湘江水涨,按照湖南人的习惯说法,正是“涨端阳水”、划龙船、吊屈原的时节。湘江水面比平时涨高2米,宽五分之二以上,江水浑浊,泥沙特别多。
省委领导人一面积极组织人进行游泳的准备工作,一面劝毛泽东不去游泳或改期游泳。一位副省长说:
“今天江中水浊,似乎不适合游泳。”
毛泽东笑容可掬地说:
“水清水浊不是决定适不适于游泳的主要条件。”
周世钊说:
“湘江水涨,水面又宽又深,游泳也许不便。”
“你不要说外行话!”毛泽东深知自己的这位老同学文史知识丰富,于是就引经据典,说:
“庄子不是说过吗,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水越深,浮力越大,游起来当然要便利一些,你怎么反说不便呢?”
此时,中央警卫人员刘顺德协助省里的人已经测试了水温,还调集省体委的游泳健儿来陪游。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孙勇、马武义也在江边测量了水温,观察了水势。
10时30分,毛泽东从城北七码头乘船逆江而上。久雨初晴,天上还有薄薄的浮云,南风掠过水面,使人感到分外凉爽轻松。毛泽东身着白衬衫,站在甲板上,极目远眺。
20分钟后,船到南郊猴子石。猴子石是插入湘江的大石头,形似金猴,属于豹子岭的山麓。这里距水陆洲约2.5公里。
毛泽东在猴子石跃入湘江,陪泳的体育健儿也纷纷下水。毛泽东时而侧泳,时而仰泳,时而自由式,时而蝶式,随着奔腾的江水,上下跳动,或在浪头,或在浪谷,搏击起层层水花。
1个小时后,毛泽东在岳麓山下的牌楼口北侧登上游船,换洗了一番。上岸后,他听了长沙市委书记秦雨屏的工作汇报,满意的对身边的群众说:
“这是你们的书记,你们有事就找他。”
毛泽东又驱车去登岳麓山,省委为他登岳麓山准备了两顶轿子。毛泽东坚持步行,在众人的陪同下,从白鹤泉沿着石级步步攀登,登上了岳麓山高峰的云麓宫,还不肯坐下来休息,四处搜寻楹联、故物。他又走到宫外的望湘亭,感觉云麓宫、望湘亭外形依旧,里面却空荡荡、黑漆漆的,许多对联都不见了,就回头问周世钊说:
“云麓宫壁间、柱上,悬挂的‘西南云气来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的联语,还有‘一雨悬江白,孤城隔岸青’的楹联,如何不见了?”
周世钊说:
“岳麓山经过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火的摧残,宫亭碑楹所剩无几。解放后逐步恢复,但还有很多东西尚未来得及修复。”
毛泽东伫立望湘亭,凭着石栏,眺望着美丽如画的湘江、橘子洲、白帆、楼房,指点着飞烟缭绕、红旗招展的长沙市区,他觉得眼前呈现出来的一片繁荣兴旺景象,和过去是迥然不同了。
下午2时,毛泽东在云麓宫望湘亭请众人吃饭,有红烧肉、炒猪肝、蛋汤、蔬菜、辣椒各一样,另加他在学生时代露宿所吃的那种野果子。他对随身警卫人员说:
“请你们尝尝湖南菜,湖南菜的特色就是辣椒、豆豉、酱油、大火、红锅、煎炒。诸位仔细品味。”
李银桥辣得满头大汗,毛泽东望着他微微一笑,说:
“锻炼,锻炼。”
他又对罗瑞卿说:
“你们辛苦了,要多吃一点,吃饱点,特别是大个子。”
饭后休息时,周世钊见毛泽东在大运动量后依然是有说有笑,就说:
“你是60岁以上的人了,还能横渡湘江,攀登岳麓山,赛过许多年轻人。如果把今天的真实情形讲给全国青年们听,一定会使他们深为感动并向你学习。”
毛泽东听他的话音,就知道他是想写一点关于自己的东西,于是便说:
“这算什么!爬山吧,仅仅这样几步路。游水也算不了什么难事。我们每天不是都要走路吗?游泳时有水的浮力帮助,比走路应该是容易得多了。当然游水也容易出问题,不能粗心大意。我在第一师范学习时,有次游湘江,不是同学救护,早就出了‘洋’。”
下午3时,天上又下起了雨,毛泽东不能去爱晚亭了,便直奔岳麓书院、赫曦台而来。这两个地方也是毛泽东青年时代常来常往的处所,岳麓书院内的半学斋,还是毛泽东和蔡和森从事半耕半读建设新村的实验场地。
毛泽东在岳麓书院里与杨遇夫讨论了中国文字改革的问题。他微笑着对杨遇夫说:
“黎锦熙是提倡文字改革的积极分子,蒋竹如是文字改革的怀疑派,你是择善而从,由反对到赞成。”
毛泽东在此之前,曾多次与杨遇夫讨论文字改革问题。就在这一年的1月29日、3月17日及5月17日,他给杨遇夫写了3封信,还将杨遇夫的著作《<耐林庵甲文说>自序》,转给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并在介绍信中对杨遇夫的自我批评精神予以赞赏,他写道:“我以为取这种态度较好。”
毛泽东出了岳麓书院,又驱车到省长程潜的住所去看望程潜。
6月23日晚,毛泽东回到了北京。
6月25日上午,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应中国政府和毛泽东主席的邀请,率领越南政府代表团乘专机飞抵北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首次国事访问。
胡志明走下飞机时,毛泽东迎上前去,同他亲切握手、拥抱。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相继同胡志明亲切握手,互致问候。
胡志明在毛泽东等人的陪同下,绕场一周,同上万名欢迎群众见面,机场上顿时彩旗飞舞,欢声雷动。
中午,毛泽东在与胡志明的会见中,热情的称赞英勇的越南人民历时9年的抗法战争的最后胜利和建设独立国家的斗争。胡志明则对毛泽东和中国人民所给予越南人民抗法斗争的无私援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6月26日晚,周恩来在北京饭店新楼大厅举行盛大欢迎宴会,招待胡志明和越南政府代表团全体成员。
胡志明在京期间,在毛泽东的陪同下,参加了北京市为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34周年而举办的盛大游园联欢活动;观看了文艺演出。同时,毛泽东和中国政府决定将8亿元人民币无偿赠送给越南人民,帮助越南在各方面的建设。
1955年7月,江青第3次去了苏联。
7月8日,胡志明离开北京,赴蒙古、苏联访问。
7月9日,刘少奇给毛泽东的值班秘书打电话说,邓子恢对农业合作化问题有些意见,他准备和毛泽东谈谈,并建议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让邓子恢参加。
7月10日下午,毛泽东与刘少奇单独谈了一个小时。
7月11日12时,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和副部长廖鲁言、刘建勋、杜润生、陈伯达、陈正人、谭震林7人谈话。
毛泽东在这一年6月的南下视察中,已经看到中国的农业合作运动又有了迅速的发展,在部分地区已经显露出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之势。他在听了邓子恢介绍的农业合作化的基本情况后,批评邓子恢说:你自以为了解农民,又很固执。邓子恢听了毛泽东的批评,马上作了检讨,他还说:
“主席啊,我没有说过‘砍’合作社。”
毛泽东说:
“你没有说过‘砍’合作社,我就放心了。我的话说得挖苦一些,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希望你们今后注意。”
这次谈话一直进行到下午5点40分才结束。邓子恢等人起身要走,毛泽东说:
“不,留你们吃饭。”
据刘建勋后来回忆说,他很紧张,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和毛泽东在一起吃饭。
7月15日,邓子恢向刘少奇反映说,1956年合作社发展到130万不行,还是100万个为好。刘少奇说:
“邓老,你们是专家,这个意见我们考虑。”
尔后,刘少奇把邓子恢的意见报告给了毛泽东。
7月18日,毛泽东给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杜润生写了一封信,说要调阅第3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全部材料,其中包括邓子恢的总结报告。
7月19日,毛泽东批阅了他身边的几名警卫战士所写的回乡调查报告。
河南兰考籍的战士写的是:由于连年水灾,该村缺粮户达50%。今春没有东西吃,只好吃树叶。原因主要是发放的购粮证太少,定产过高,实际产量达不到,农民不满。毛泽东批道:
“此乡缺粮,农民不满,值得注意。”
河南延津县籍的战士写的是:该村农民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反映不一,有好有坏。实际上没有吃的是少数。开始建社时,由于速度快,又没有采取自愿互利原则,使部分人思想不通,准备退社。社里的牲口死了一些。社员不断吵架,生产情绪不高。毛泽东批道:
“此乡粮食有些问题,不大。合作社问题较大。”
河南新蔡县籍的战士写的是:该乡连年受灾,粮食收成不好,缺粮户增多,私商从中牟利,粮价上涨。毛泽东批道:
“据说,这个乡有些问题。乡主席邹明发(较富裕的中农)有320斤余粮,只出卖70斤,春季又向政府购进20斤,人民有意见。”
广东南雄县籍的战士写的是:这个村的合作社成立一年来,战胜了自然灾害,完成了增产任务,产量比单干户和互助组增加30%。许多去年有顾虑的农民今年纷纷要求入社,最后全村除被剥夺政治权利者和一家单干外,全都入了社。农民踊跃卖粮,但也有极少数不愿卖。一户中农和一户贫农拒卖余粮,被工作干部扣留起来,造成不好的影响。毛泽东批道:
“扣留了两户不愿卖粮的。合作社很好。”
广西防城县籍的战士写的是:该村粮食问题的反映主要是叫苦,而这些叫苦的绝大多数是单干的中农。据了解,10户叫苦的中农中没有一户是真正的苦。与防城相邻的钦县,遭受大旱灾,粮食恐慌,每人每天只能吃到一两米,完全靠上山挖野生植物吃。毛泽东批道:
“中农叫苦是假的。钦县大旱灾。”
毛泽东在湖南宁乡县籍的战士的报告中批道:
“此份报告写得不错。有分析,有例证。”
毛泽东特意将前3个批件送给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阅,要求他阅后退还。
7月19日,20日、22日,毛泽东还分3批听取身边警卫战士的探亲调查汇报,每一次汇报都在3个小时以上。他对战士们说:
“我想的这个办法实在好,通过你们和广大农民联系起来了,建立了关系。”
说着,他伸出3个指头,比划着说:
“就离这么远。”
毛泽东一面看战士们写的调查报告,一面询问情况。他问一名战士说:
“你家参加合作社没有?参加了合作社以后有没有时间回家干活?你家是不是比过去好一点?”
毛泽东还要求战士们说:
“要分清中农多少,贫农多少,下次要调查他们的态度。”
汇报会开得生动活泼,战士们无拘无束的把自己想说的话都说出来了。毛泽东总结说:
“新中农思想起了变化,不愿参加合作社,老中农愿参加合作社。”
7月21日,胡志明访问苏联后经北京归国,毛泽东亲自到机场为他送行,亲切告别。
7月26日,毛泽东单独召见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要他汇报山西农业合作化的情况。陶鲁笳汇报说:
“合作社的发展是渐进的,是在互助组的基础上发展壮大起来的。这3年的试办,是一步一个脚印向前推进的。这为去年的飞跃发展创造了条件。到今年4月,入社农户占农户总数的41%。”
毛泽东问道:
“你们的合作社在面上铺开了,有没有减产、死牛的情况?”
陶鲁笳说:
“去年全省减产4.8%,而合作社占60%以上的平顺、武乡等20个县粮食比上年增产3.8%。全省的大牲畜,从1951年到去年,年递增率为10%。”
毛泽东听了很高兴,他说:
“你考虑过没有,苏联在搞集体农庄前,不少地方已初步实现了农业机械化,水平比我们现在还要高。但苏联农业生产长期停滞不前,集体农庄不断减产死牛,直到现在还没有达到十月革命前最高水平。什么原因?”
陶鲁笳想了想说:
“苏联共产党没有像我党那样始终重视农业重视农村,了解农村,我们大多数领导干部是从农村根据地走出来的,比较了解农民。我们的农业社和苏联集体农庄也不同,我们是经过互助组一步步发展起来的。”
毛泽东用赞赏的目光望着陶鲁笳说:
“哦,你说对了一点。要记住,我们和苏联一样,受帝国主义封锁,要搞社会主义,只有搞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不跟在资本主义后面一步步爬行。苏联工业基础比我们强,工业人口比例比我们大,这是优势,如果只注意优势不提高劣势,就不能两条腿走路,苏联农业可能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这是一个极为深刻的教训。新中国要不受帝国主义欺侮,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必须两条腿走路。农业跟上来,靠一家几亩地不行,要靠合作化大农业,才能有社会主义大工业,有民族重工业。农业合作化就是为这个打基础,新中国工农业要均衡发展,两条腿走路,才能避免苏联农业今天的困难。要做到这一点,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和可靠的干部队伍是至关重要的。”
毛泽东在陶鲁笳告辞时,还一再叮嘱他说:
“一定要增产,一定要增牛,一定要使我们的合作社比苏联的集体农庄搞得更好。”
7月29日,毛泽东在中央农村工作部7月26日报送的农业合作社情况简报的正面和背面上,写下了许多文字。他指示有关人员,将这份简报印发给来京参加省市区党委书记会议的负责人们;但又嘱咐说,他在上面写的那些文字不要印。
毛泽东在简报上写的是:
“目前不是批评冒进的问题,不是批评‘超过了客观可能性’的问题,而是批评不进的问题,而是批评不认识和不去利用‘客观可能性’的问题,即不认识和不去利用广大农民由于土地不足、生活贫苦或者生活还不富裕,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而我们有些人却不认识和不去利用这种客观存在的可能性。”
“农民的两面性——集体经营与个体经营两种思想的矛盾,哪一面占优势?随着宣传和合作社示范,集体经营的思想先在一部分人中占优势,然后在第二部分人中优势,然后在第三部分人中占优势,然后在大部分人中占优势,最后在全体人民中占优势,我们应当逐步的(经过15年)造成这种优势。”
“要有坚定的方向,不要动摇。要别人不动摇,就要自己首先不动摇。要看到问题的本质方面,看到事物的主导或主流方面,这样才能不动摇。事物的非本质方面,次要方面,必须不忽略,必须去解决存在着的一切问题,但不应将这些看成事物的主流,迷惑了自己的方向。”
“增加生产,必须完成,并争取超额完成五年计划所规定的增产指标,决不能减产。是否能做到?我们党是否在这个问题上要犯一次大错误?苏联所犯过的错误我们是否能避免?”
7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大2次会议正式通过了第1个五年计划。
7月31日下午,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会议原定在下午3时开始。
下午1时,毛泽东早早就来到了怀仁堂东侧的游泳池。
1时40分,毛泽东找来陶铸、江华、周小舟3位省委书记谈话,大约有半个多小时。随后毛泽东步入会场。
会议按原定时间准时开始,毛泽东首先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长篇报告。他一开头就说:
“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大风暴(毛泽东后来在8月下旬修改这篇报告时,将“大风暴”一词改为“高潮”——笔者注)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的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清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
据一位参加会议的省委书记回忆说:此时的会议气氛是比较平和的,毛泽东也显得轻松自如,他在批评“小脚女人”时还连说带笑。
毛泽东接着说:
“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这是5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我们应当积极的热情的有计划的去领导这个运动,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有人说,去年的五十万个合作社的计划太大了,冒进了,今年的三十五万个合作社的计划也太大了,也冒进了。他们怀疑建立这样多的合作社不能巩固。”
“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毛泽东批评了在浙江采取的“坚决收缩”(毛泽东解释说不是浙江省委决定的——笔者注)的方针,他说:
“这种‘坚决收缩’的方针,是在一种惊慌失措的情绪支配下定出来的。这样一件大事不得中央同意就去做,也是不妥当的。并且在1955年4月,中央就提出过这样的警告:‘不要重犯1953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那种错误,否则又要作检讨。’可是有些同志不愿意听。
在胜利面前,我认为有两种不好:1、胜利冲昏了头脑,使自己的头脑大大膨胀起来,犯出‘左’的错误,这当然不好。2、胜利吓昏了头脑,来一个‘坚决收缩’,犯出右的错误,这也不好。现在的情况是属于后一种,有些同志被几十万个小型合作社吓昏了。”
接下来,毛泽东从农业合作化与工业化相互关系的角度,论证了加快发展农业合作化的必要性。他说:
“我国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生产水平,现在是很低的,而国家对这些物资的需要却是一年一年增大,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3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即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经营,包括由国家组织的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移民垦荒在内(3个五年计划期内,准备垦荒4亿亩至5亿亩),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实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
“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个重要的部门——重工业,它的拖拉机的生产,它的其它农业机器的生产,它的化学肥料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现代运输工具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煤油和电力的生产等等,所有这些,只有在农业已经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的使用。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农业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由此可见,我们对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看,决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
“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有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这除了直接的农业税以外,就是发展为农民所需要的大量生活资料的轻工业的生产,拿这些东西去同农民的商品粮食和轻工业原料相交换,既满足了农民和国家两方面的物资需要,又为国家积累了资金。而轻工业的大规模的发展不但需要重工业的发展,也需要农业的发展。因为大规模的轻工业的发展,不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所能实现的,它有待于大规模的农业,而在我国就是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农业。因为只有这种农业,才能够使农民有比较现在不知大到多少倍的购买力。”
毛泽东还批评说:
“老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这里看来只有一字之差,一个要下马,一个要上马,却是表现了两条路线的分歧。”“必须现在就要看到,农村中不久就将出现一个全国性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这是不可避免的。”
1955年8月1日,邓子恢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就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工作作了自我批评。
毛泽东在各地代表发言后作了结论,提出了“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方针。
8月3日下午,毛泽东约见邓子恢,他们从下午2时30分一直谈到4时45分。
8月间,毛华初从湖南赴北京,参加林业部召开的全国林业工作会议。
毛华初是在1949年由东北随南下工作团到达湖南湘潭的,他先后担任中共湘潭县组织部长、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职务,在湘潭任职达5年之久。1955年5月,毛华初调任省林业厅副厅长。
毛华初在京参加会议期间,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会议开了五六天,他一直没见到伯伯回信,就后悔不该去打扰伯伯。散会后,毛华初去看望爱人韩谨行的姑父、法学家张友渔。
这一天,叶子龙从中南海打来电话,说毛泽东约毛华初星期六晚上见一见。毛华初说:
“我要回去了,不打扰主席了。”
叶子龙说:
“好多年没见面了,主席说要见见你。”
毛华初如约来到了中南海。
中南海的周末,华灯齐放,五彩缤纷。工作人员为了让毛泽东愉快的度过周末,特地安排了舞会。舞会在一个简陋的不大不小的平房里举行,厅里没有什么豪华的陈设,除了一套旧沙发外,就是木凳。参加舞会的大都是干部、警卫员、服务员和其他工作人员。
毛华初走进舞厅,见毛泽东坐在沙发上休息,他容光焕发,神采奕奕,只是比过去老了一些,胖了一些。这是毛华初在离开延安之后第一次见到伯伯,分别整整10年了。
毛泽东认出了毛华初,连忙招呼他进去。毛华初走上前去,叫道:
“伯伯。”
毛泽东起身和侄儿握手。俩人落座后,毛泽东问起了韶山一些老人及堂弟毛泽连、毛泽荣的生活状况,毛华初一一作答。毛泽东又问道:
“你是什么时候来北京的?”
“来了一个星期了。”毛华初说:“我是来参加林业工作会议的。”
毛泽东想到了东北砍伐森林的现象严重,就说:
“你搞林业很好,林业要发展,还要靠你们多努力。你是林业厅副厅长,你告诉林业部,不要变成一个砍伐部、毁林部。要变成一个管林部,育林部。”
毛泽东左手手指间夹着香烟,又用右手掰着左手指,如数家珍的说着全国还有多少平原和丘陵,有多少森林覆盖率,还有多少荒地,分别占多少百分比。毛华初认真听着,非常佩服伯父管理着国家大事,还对林业状况如此清楚。
这时,一个小姑娘走了过来,蹲到毛泽东面前,请他跳舞。毛泽东朝毛华初望了一眼,对小姑娘说: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毛华初完全明白,伯父面对着的是小姑娘,而实际上这番话是说给自己听的。伯伯对年轻人寄于多大的期望啊!
正在此时,毛泽东的女儿李敏也来了,她拉着爸爸走进了舞池。那个小姑娘则拉着毛华初跳起了舞。毛华初隐约听到侧面的李敏问爸爸:
“这是那一个?”
毛泽东低声说:
“他是我家里人。”
一曲舞毕,毛华初向伯伯告辞。毛泽东叫秘书把他送到门口,直至上了汽车。
欲知后来毛华初工作情况如何,本传后边还有交代,请继续往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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