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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戚本禹回忆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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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 发表于 2016-8-11 12:04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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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戚本禹回忆录》感想
滠水农夫
2016-08-10

把自己一生的命运与革命领袖、革命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对戚老来说既是大福又是大祸,然而从他一生的言行来看,他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后悔和妥协,正所谓“淘尽黄沙始见金”,如此执着的信念和坚定的意志,非常人可比,高尚的人们没有理由不为他投以钦敬的目光、流下激动的热泪。


《戚本禹回忆录》(以下简称《回忆录》)以戚老一生经历为线索,回顾了他的青少年时代、到中南海工作的18年以及秦城岁月和晚年生活,呈现丰富多彩的人生际遇和时代风云。尤其是他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之一,亲历了文革的起源、发生和发展,并在其中担当了重要角色,《回忆录》专门用一章《中央文革小组的日日夜夜》,全景式描述了文革波澜壮阔、风云诡谲的历史画面。作为为数不多深度参与文革诸事件的当事人和见证者,戚老的回忆录无疑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特别要提出的是,戚老出狱后,一家美国出版商企图用巨款买下《回忆录》的版权,但他不为金钱所诱,坚决拒绝,可见戚老对《回忆录》之重视,他是要用自己心血、智慧和良知为历史及后人留下一部信史。

阅读这部著作,我们既能感悟到历史大背景下个人命运的起伏跌宕,又能透过并未远去的历史烟尘感受到时代颤动的音符,而在这些文字的背后,最让我们感动的是作者的文风和人品,《回忆录》中对人对己的评述客观中肯,超出个人狭隘视野,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让读者肃然起敬。

比如对人物的褒贬臧否,不以个人好恶为准,而是辩证地加以分析。《回忆录》向读者展示了五彩缤纷的人物群像,作者往往通过寥寥几笔勾勒,就把人物刻画得活灵活现,如陈伯达的骑墙软弱、田家英的耿直负气、叶剑英的阴冷反复、谢富治的朴素唯谨、王力的轻狂无知、关锋的诚恳执着,等等。这些人物形象相互辉映,有的对比强烈、有的互为烘托,展现了复杂丰富的人物性格和社会真实面貌。更由于政治斗争与权力斗争的纠结,在各种特定的环境下,同一人物也展现了不同的性格层面,作者显然不是简单的非褒即贬、非贬即褒,而是辩证地、根据具体情况该褒的地方就褒、该贬的地方就贬。如陈伯达,作者尽管总体上持贬斥的态度,然而仍然肯定了他马列主义的理论功底。还有田家英,一方面肯定了他的才华,对自己的培养提携,另一方面也指出了他的不坚定、投机的缺点。当然,对于刘、邓,更有传神、入骨三分的描写评说。尤其是对于自己终身信仰的领袖毛主席,既没有因毛主席批准打倒自己而怀恨在心、加入“反毛”、“污毛”的时髦潮流,反而挺身而出,起而捍卫毛主席;又没有因为敬仰伟大领袖而避尊者讳,直接谈出毛主席的一些不足之处,比如在《御笔痛批判御医》一文中提到“毛泽东是有过婚外恋”。(戚老是这样回忆的:因为毛贺联姻时,毛泽东与杨开慧婚约仍然存在,说实话,1966年夏天我曾向周恩来询问过这一段历史,周恩来的答复是,当时井冈山的人听说杨开慧已经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朱德将军也有过类似的情况,当时中央对这些问题已有过解释。)对于江青,作者一度是她手下的爱将,后来令作者陷入万劫不复境地的直接责任人也是她,然而作者超脱了个人恩怨的窄小空间,站在历史的高度,既指出江青性格方面的缺陷,又肯定了她的才华,她与毛主席之间深厚的感情,她作为文革旗手的历史贡献,赞扬她是一位超凡脱俗的不屈的女英雄。

作者对于自身,也是勇于解剖、具有自我批评的精神。戚老经历了常人未有的跌宕人生,人生的大起大落并没有使他迷失心志,反而促使了他的自我反思,对自己曾经犯过的错误不是采取回避或诿过于人的态度,而是勇敢地担当,在《回忆录》中直言不讳。如他仅凭小报揭发,就在文革中公开表态说李立三爱人李莎是苏联克格勃,使李立三受到无端批判,戚老说:“虽然从来没有人追究我这个错误,但我心中一直是不安的。”还有文革中江青让他在中南海贴朱德、康克清大字报的事,戚老在1986年出狱后,向康克清写了一封信,做了自我检讨。对于自己被打倒的直接原因,作者也作了客观分析和自我反省,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光明磊落的坦荡胸怀。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秉笔直书的勇气,是令众多的表里不一、前后不一的“风派”人物望尘莫及的。

由于这部著作规模宏大,叙述的事件又是纷繁复杂,涉及面极为宽广,很是引人入胜,但又似乎很难用一种较为简易的方式加以归纳梳理。好在突然想起毛主席当年为江青作的那首《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今天来看,毛主席发动的文革就是中国革命、世界革命的险峰,也是最高峰,而一大批人在文革中和文革后,经过暴风雨的洗涤,证明他们不过是随波逐流、任风摆动的“乱云”而已,只有极少数的人经受住了千磨万击的考验,不愧为屹然挺立、从容不迫切的“劲松”。戚老以自己的平生作为和遗著表明,他也应属于这样的“劲松”。仅仅凭着这样的人格精神,即便持不同政治立场的人,只要他有着基本的良知,都不能不为之动容、为之钦敬、为之赞叹,戚老也理所当然进入了历史上不朽人物的行列。

一、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

在《回忆录》开端,戚老讲述了他的家世、青少年时期的求学和解放前投身革命的经历。作为民族英雄戚继光的后代,戚老从小受到爱国主义家风的熏陶,又目睹旧中国的满目疮痍、民不聊生,而且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也亲身经历了战乱时代给自己和他的家庭带来的苦难,他的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不幸夭折,他自己也差一点被日本人扔下逃难的汽车,他的母亲被汉奸污陷抓进日本人的宪兵队,一家人的生活更是艰难窘迫、朝不保夕,这其实就是当时绝大多数普通老百姓的生存状况。生活的磨砺和耳濡目染,奠定了他追求革命的思想基础,他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理论,积极投身地下党领导的革命活动,迎来了上海的解放。


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彻底改变了戚老的命运,他从一个工农家庭出身的苦孩子,一下子来到新中国的政治中枢中南海,到毛主席的身边工作。如果说之前对毛主席的景仰还只是一种朴素的阶级感情,那么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日日夜夜,则是他这种朴素感情升华为具体的思想、精神和行动的过程,从而把自己的命运与伟大领袖、革命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最终成长为毛主席身边一名合格的好学生、好战士、好卫士。


(一)作为毛主席好学生的戚本禹


    初进中南海,戚老先后为毛主席读报、摘报、管理图书、参与编辑《毛泽东选集》、处理群众来信来访等,戚老在不同的岗位上一边兢兢业业做好本职工作,一边孜孜以求向毛主席学习求教,当然这种学习并非简单意义上的“老师教、学生学”模式,而是戚老主动地追求,包括亦步亦趋的模仿和心心相映的神交,这种学习融之于日常、化之于无声,在潜移默化、日积月累中精进。毛主席也及时给予了他这个好学上进的青年以鼓励和指点,到后来很多时候甚至是耳提面命、循循善诱,虽非有师生之名,却有师生之实,且师生互动极为契合,学生的水平不断提高,这也是在文革中戚老被毛主席赏识重用的原因。戚老向毛主席学习的过程中,其实也能够给读者以有益的启示,那就是要有学习之心、学习之法和学习之力,唯有如此才能得学习之妙、获学习之效。从几个具体事例中便不难窥见一斑。


一个是在为毛主席读报、摘报的时候,别人编的材料毛主席并没有多少关注,而戚老报的材料毛主席画圈最多,有的还批示转发下去。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是戚老爱琢磨,他设想站在毛主席的角度,思考毛主席应该最关心什么、最重视什么,他就主要收集上报这样的材料。比如1950年淮河流域发生水灾,戚老特别关注这方面的报道和来信来电,就把读到的各种相关情况做了摘要向毛主席报告。毛主席得知灾区人民遭受的苦难,难过得流下了眼泪,并作出了根治水患的批示,1951年5月毛主席又专门为治淮工程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又比如戚老当时看到《山西日报》上一篇关于山西省农民合作化的报道,就把它送给了毛主席。这篇报道说的是山西省老区土改后发生了两极分化,李顺达组织农民搞合作化的事迹。毛主席满篇都划黑了,从中可以看出毛主席对革命成功后的农村多么关心,对合作化、集体化多么重视。正是通过这样设身处地体察毛主席对材料的喜好,认识到毛主席特别关心群众疾苦,特别注重全国大局,使戚老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教育、提升了思想认识、培养了才干,为此后成为毛主席的秘书奠定了基础。反观现在的某些领导秘书,心中只有领导、没有群众,就不可能真正起到领导的参谋和助手作用,误国害民,也就成为必然。


再一个是为毛主席管理图书,用戚老的话讲是给主席当“书童”。这种学习相对更直接、更方便了,他不仅受到毛主席手不释卷、博览群书的读书精神的感染,而且亦步亦趋,甚至是“有样学样”,凡毛主席看的书他也看,凡毛主席在书上作批注他也照样批注,更重要的是通过为毛主席管理图书,学习了毛主席的读书方法,不是为了看书而看书,而是为了解决问题去看书,把看书与实践结合起来,从书本中学到知识来指导实际工作,又在实际工作中形成理论,再去解决具体问题。这样就把书读“活”了,从书本中读到书本外、又从书本外读到书中,融会贯通了,达到读书的高层境界,与那种教条式的死读书、读死书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当然最重要的还是通过学习效仿毛主席读书,领略到了毛主席的思想和精神,并内化为自身的修为。正如戚老自谓:“继续偷师学艺,继续沿着毛主席的读书轨迹感受毛主席的精神世界、哲学思考、人民情怀和对未来国家发展方向的深谋远虑,这对我以后的人生起了莫大作用。”事实上,戚老后来能够专注于研究历史,特别是文革中写出批判文章,无不受益于学习毛主席的读书方法,是在毛主席的熏陶下取得的成果。这一段有关毛主席读书的叙述,也正好驳斥了所谓“毛主席只读线装书,不懂经济、不看科学书”的无耻谣言,反映了毛主席确实是一位博览群书、知识渊博的大学问家。

还有一个就是编辑《毛泽东选集》。这是一项既严肃又光荣艰巨的任务,戚老有幸入选编委会,这是得到进一步学习锻炼的机会,使他更深入地进入到学习毛主席的更高层次。编辑《毛选》的那种细致入微、精益求精的精神和工作过程自不必说,戚老在其中穿插了一个小故事,非常真切感人。那就是关于《矛盾论》的修改,因为涉及到“一分为二”的哲学问题,有人就提到毛主席的思想是否也可以一分为二,因为这个问题很敏感,很多人都有意回避,不表态,而戚老却直接去向毛主席请教,毛主席明确地说,自己的思想当然可以一分为二,所有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这里体现出毛主席求真务实的态度和谦逊的品格,对马列主义基本原则的坚持和对普遍真理的尊重,当然也体现出戚老这种为追求真理敢于冒犯权威的勇敢精神。编辑《毛选》的工作过程,恰恰是戚老系统地深入地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过程,而且在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下,获得的感知和学习的效果也是突飞猛进,真正是做到了全身心的学习领悟,因此正如《回忆录》写道的:“我对毛主席的思想的领悟有飞跃性提高,写起文章来就会自觉地、自然地融会进去一些毛主席的思想、带着毛主席的风格。”其实,在这里戚老给了读者一个很好的启示,那就是学习马列毛著作一定要沉下心来、全神贯注,切不可浅尝辄止,只要真正地学深学透了,就会自然而然提升自身素质和能力。


为毛主席处理群众来信来访,则更多了一层与毛主席接触的关系,从毛主席对待群众来信来访的态度和处理过程,反映出毛主席一心为民、万事民为先的伟大胸怀,也体现了毛主席对干部腐败问题的警惕和严厉惩处,还展现了毛主席对待亲情、友情的丰富情感世界。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比如毛主席为了解决建国初期失业问题,提出“两个人的饭三个人吃”,不让一个工人遭受失业痛苦,让大家都有饭吃,为全体人民创造社会主义的“铁饭碗”,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与“改开”后,某些人恶狠狠地叫嚣要砸破“铁饭碗”是多么不同啊!再比如北京石景山发电厂的一个书记,写信反映工人工资比较低、生活很困难。当毛主席得知这封信被田家英疏忽了,就对他严厉批评,指出“这是个对工人感情的问题,是立场问题。工人的疾苦,就是党的最大问题,我们党是干什么的,就是给老百姓解决问题的,怎么能掉以轻心呢?”可见,毛主席对待工人群众和官僚主义的态度截然分明,体现了人民领袖的本色。


毛主席的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对戚老的影响和感染无疑是既直接又深刻,由此戚老发自肺腑感受到,毛主席是真心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关心普通老百姓的疾苦,从而奠定了他一生崇拜毛主席矢志不改的坚定志向,“虽然在秦城被关了18年也不改,到老了还是不改!就是因为毛主席是真心为老百姓的。”
正是这种长期一贯、孜孜以求的、而且几乎是无时不刻的努力学习,加之“近水楼台”的条件,戚老在向毛主席学习的过程中一步一个脚印,从最初的膺服、模仿到后来的钻研、融会贯通,进而“了然于心”,把“毛主席的思想就变成了我的血液”,可见这种学习形神俱备、深入骨髓,是对毛主席人民情怀、群众立场、理论体系、工作方法、处事原则等等方面全方位的学习,并将之内化为自身的素质和能力。这就为其后的崭露头角、登上政治舞台一展身手打下了基础,也可以说他是通过向毛主席奋发学习、做毛主席的好学生,进而成长为一名毛主席的好战士的。


(二)作为毛主席好战士的戚本禹


通过几年学习积累,戚老具备了成为一名毛主席好战士的条件,进而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政治斗争之中,在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之笔。戚老作为战士的武器,就是手中的笔,写出了《评李秀成自述》、《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等一系列重镑批判文章,是一发发射向反动学术权威和修正主义走资派的重型炮弹,在关键时刻推动了文革的进程。戚老的批判文章是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的体现,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其思想性和批判力度都是非寻常可比的,也因此深得毛主席的赏识赞许。


比如写《评李秀成自述》这篇文章,就是为了批驳历史研究中的唯心主义观点,因此受到学术权威的一致封杀,后来毛主席调阅许多历史资料,下了十六个字的定论:“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终,不足为训”,对戚老给予了支持。


再就是《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提出要用阶级分析和阶级观点研究历史,而当时的学术界倾向是抽象地强调阶级分析,而在具体的研究中却认为阶级分析观点不适用,习惯性地运用资产阶级学术观点和方法,因此造成了思想认识上的极大混乱。(今天这种对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抽象肯定、针对具体现象作具体分析时又往往弃之一旁的现象,同样普遍。)这实际上是一种理论不彻底的体现,不可避免会走到邪路上去,甚至与修正主义思潮同流合污。


《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是文革期间一篇相当重要的批判文章,可以说既是戚老得意之作,也为毛主席最为看重,毛主席亲自作了批改,使文章大为增色。毛主席把这篇文章的发表看作是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了一个重要阶段的标志,可见这篇文章的威力和重要性。这篇文章关系到几个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那就是怎样对待帝国主义的侵略、怎样对待义和团这样的革命群众运动、怎样对待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可以说这些思想意识问题不仅在文革中反映出来了,而且在五十后的今天所面临的现实中,就显得更突出了。试看当今的汉奸理论和汉奸头子何等威风八面,就连狼牙山五壮士这样理所当然的革命英雄都需要人来维权,更遑论人民史观被精英史观取代、各种封资修思想毒流大泛滥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是一发射向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重炮,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中决胜的一环。


写文章是戚老所长,自然也是作为战士的主攻方面。当然,在毛主席领导下开展的各项工作,尤其是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与实际革命运动的风风雨雨,也无不表现出毛主席战士的本色风采。


首先一个就是“八司马事件”,作为事件当事人,戚老等响应中央整风号召,向领导提见,却被打成反革命。毛主席明察秋毫,把案子翻转过来,肯定了戚老等人的正当行为,为这些受打压的小人物撑腰,体现了毛主席一贯支持群众的立场,这件事显然对戚老的影响很大,也因此对毛主席的精神领会很深,从而坚定了他战斗的决心和勇气。


再一个是被毛主席派去四川种试验田,将真实情况向毛主席汇报,抵制了肆虐一时、风行全国的浮夸风,这也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展开的一场与官僚主义作风的较量,同时从毛主席那里学习了求真务实的精神和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戚老种试验田的经历是对“非毛”、“反毛”之风的又一次有力回击。


戚老还参加了二七车辆厂劳动锻炼,到天津调查,在中央办公厅主办《群众反映》。毛主席对戚老在工厂劳动锻炼期间写的《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连写了三次批语,称赞“戚本禹是好同志”。毛主席支持戚老办内刊《群众反映》,揭露党内官僚主义特殊化问题、揭露腐败,这些都是在毛主席的积极鼓励下取得的成绩。


史无前例的文革开始了,戚老作为毛主席的战士,站到了激烈的斗争潮头,其才干也得到了充分施展。戚老《回忆录》第三部分《中央文革的日日夜夜》,用了大量篇幅讲述了文革运动的进程和方方面面错综复杂的斗争,文革斗争把戚老推向人生的巅峰,也处于激流的中心和矛盾的焦点,其出彩的表现可圈可点,比如批判刘邓资反路线、发动红卫兵运动、查处“老红卫兵”血腥暴力、支持革命造反派等等。戚老的政治生命确实是牺牲在这样一个无比激烈、变化莫测的宏大战场上,功过是非自有历史公论,然而站在客观的立场上,文革虽然失败了,但在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伟大革命中,戚老在其中所处的位置和发挥的作用永远不会磨灭,作为战士形象的戚老永远铭刻在历史的记忆中。


从威风凛凛的“戚大帅”到秦城罪囚,戚老人生可谓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大喜大悲,命运的剧烈跌宕,这对任何人都是一个极其艰难的考验。


(三)作为毛主席好卫士的戚本禹


戚老被投入监牢,度过了十八年的秦城岁月,其个人和家庭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在漫漫黑狱中,他用“心读”的方式来学习和思考,让自己的思想突破身体的禁锢,保持顽强的精神和坚定的意志。最难能可贵的是,尽管历经劫难,却初衷不改、坚持革命理想,不向权贵低头、不对他们心存不切实际的幻想。与其他的“识时务者”比起来,戚老体现出的人格风范不可同日而语。


出狱后,戚老虽仍然未有政治言论自由,但是他又以另一种方式坚持战斗在文化战线继续革命的道路上。他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应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正是本着这一历史责任感,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编著了《中华易学大词典》、《论语译说与孔子批判》、《中国历史人物论文集》等一系列作品,展现了一位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抱负,也给后代留下了一笔财富。


正如戚老自言:“毛泽东是我的导师,也是我的难星”、“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但他超脱了个人恩怨的窄小空间,襟情宽广,能够正确对待历史、正确对待文革、正确对待自己,执着信仰,坚持毛主席继续革命路线。当“反毛”、“污毛”者掀起滔天恶浪时,他自觉挺身而出,公开驳斥对毛主席的造谣和污蔑,勇敢地捍卫毛主席的名誉,发表了著名的《御笔痛批御医》长文,对李志绥无耻污蔑毛主席的恶行予以了强力反击,还原了历史真相。戚老用自己晚年的余力证明,他不仅不愧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战士,而且是捍卫毛主席的坚定卫士,怎不令人肃然起敬!

把自己一生的命运与革命领袖、革命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对戚老来说既是大福又是大祸,然而从他一生的言行来看,他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后悔和妥协,正所谓“淘尽黄沙始见金”,如此执着的信念和坚定的意志,非常人可比,高尚的人们没有理由不为他投以钦敬的目光、流下激动的热泪。


在《回忆录》中,戚老饱含深情、无限感慨地回忆当年毛主席对他的勉励:“当年毛主席曾满怀信心地对我说,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只要坚持革命,是有可能看到共产主义的曙光的。可惜,我至今看到的不是什么共产主义的曙光,我看到的只有资本主义在很多领域猖獗的复辟,还有美、日帝国主义包围并企图像瓦解苏联那样,演变与分裂的不祥之兆。”确实,眼前呈现的现实,仍是一片凝重的“暮色”,然而也正因此突出了青松的苍劲。历史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而人类的前途是光明的,实现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永远是奋斗者不懈的追求。


二、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今年恰好是文革发动五十周年、文革结束四十周年,关于文革的争论成为社会上的一个焦点。时逢戚老《回忆录》问世,对于研究文革、还原文革历史原貌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贡献。戚老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文革前18年的那段历史,在文革开始后又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之一,是诸多历史重大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因其这一独特的视角,这部《回忆录》就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它不是一部猎奇的作品,也非纯粹的解密,而是注入了作者严谨科学的态度和严肃理性的思考,读者是不难从中体察的。戚老说他更看重《回忆录》描述历史事实的真实性,笔者认为这不仅是作为一位历史研究者的职业要求,而且也是作为一名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奉献给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战士的政治素质。


无疑,《回忆录》中最精彩、着墨最多、也最能吸引人的部分是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内容,戚老写文革是通过自己的眼睛、自己的感受,将读者引领到现场,把文革风云展现眼前。各种事件和人物纷繁复杂,但阅读之下,并无眼花缭乱、杂乱无章之感,这显然是作者善于梳理,将文革宏大多彩的画面通过时间线有机串联起来,且经常有穿插和呼应,呈现出丰富的层次和立体感,在充分展示历史事实的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对文革诸事件的态度和认识。本文撷取若干部分试述如下:


(一)文革首先是以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展现于中国政治舞台。《回忆录》写道,毛主席一向十分重视意识形态领域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他始终认为,无产阶级在夺取了国家政权、完成了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并没有结束,而且这种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在中国这样有着漫长封建专制统治历史和深厚的封建文化积淀的国家里,情况就必然更加复杂,如果无产阶级思想不通过斗争取得统治地位,已夺取的政权是不稳固的,倒退、复辟随时都可以发生。但在当时,党内像毛主席这样具备高瞻远瞩战略思想的人却并不多。当江青领导的京剧革命,从戏剧入手,对旧思想、旧文化进行革命改造,一些人就不欢迎,只有周总理大力支持。后来毛主席委托江青组织对《海瑞罢官》的批判,让姚文元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又受到邓小平、彭真等人的坚决反对和抵制,戚老当时正好写了《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批判脱离阶级观点的历史主义,事实上成为响应姚文元的第一篇文章,得到毛主席的高度评价,揭示了文革初期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复杂性,也表明了戚老的政治敏锐力。


(二)文革的暴发是党内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的生动体现。《回忆录》写到戚老当时听了关于毛主席对《海瑞罢官》要害问题的传达,真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因为当时社会上确实存在一股很大的势力,他们借着《海瑞罢官》这部戏为1959年庐山会议翻案,也就是主张分田单干、反对合作化,阻止社会主义改造,为复辟中国的资本主义道路鸣锣开道。因此说一篇文艺评论文章为什么引起这么大的历史反应,关键是文章背后双方所代表的社会力量的对抗和冲突,双方都在上纲上线,而且上得都很高,只不过一方是明线、一方是暗流。戚老此番评说可谓直击要害,展现出党内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的深刻背景。如果联系1965年毛主席重上井冈山时对张平化说的那番话(见马社香著《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和后来的中国历史转折从小岗村分田单干打开缺口,就更使人认识到文革从批判《海瑞罢官》拉开历史序幕的深刻意义。


(三)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和在文革中的作用。中央发布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后,广大学生投入到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中,因此文化大革命首先是从教育战线开始的。但是学生运动起来后,却遭到刘、邓推行的资反路线镇压,毛主席发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撤销刘、邓派出的工作组,发表“十六条”,首先起来响应的也是大、中学校的学生,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由此兴起。自1966年8月18日起,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共8次检阅和接见了千万革命师生。根据戚老回忆,毛主席不顾劳累,坚持不断接见红卫兵,包含了深远意义。当时戚老劝毛主席说:“你已经那么多次接见红卫兵了,现在天气也转冷了,是不是可以暂停下来了?”毛主席就以自己年轻时候作比,说那时他在广州见过孙中山,受到孙中山的重视和信任,使他终生难忘,一辈子做事都要对得起孙中山。所以他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见到他,将来不会忘记他,继承老一辈的事业,革命到底。毛主席身教胜于言教,用这番语重心长的话,表明他对于培养千百万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殷切期望,把未来革命的希望寄托在一代又一代的青年身上,让革命精神薪火相传,感人至深。

通过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壮举,使得文化大革命运动成为一股涛涛汹涌、不可抗拒的滚滚洪流,上千万的青少年学生从全国各地到北京来,他们见了毛主席之后,又到许多地方去串联参观革命圣地,把他们看到和学到的革命精神带回到各个地方。这样一来,一场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的局面真正形成了。可以说没有红卫兵运动,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迅速地在全国的范围内深入展开,而这正是毛主席的点睛之笔。红卫兵运动发动起来以后,不仅有力地冲击了各级执行刘、邓错误路线的党委和领导,而且北京的红卫兵还深入工矿企业,南下串联,发动工人群众和各地方参加到文化大革命中。实际上红卫兵运动成了这一时期文革的先锋和生力军。
但是,正如任何潮流来临,不免泥沙俱下,在主流红卫兵运动之外,也夹杂支流和逆流,那就是“老红卫兵”、“西纠”和“联动”。活跃在文革初期的某些高干子弟,凭借特殊身份,干扰破坏文革大方向,如“破四旧”、“整黑五类”、“迫害知识分子”等留下了他们的影子。《回忆录》驳斥了中央文革小组支持打人、抄家、破坏文物的谎言,那时戚老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亲身参与了调查处理“老红卫兵”乱打滥杀暴行,如王府井东风市场案、大兴县灭门惨案,澄清了事实。对于“西纠”、“联动”的恶行,《回忆录》也进行了揭露,正是因为“老红卫兵”及其组织的“西纠”、“联动”的反动本质,严重干扰了文革运动的进行,才最终被中央文革小组取缔,江青还为此发表了《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后来为了妖魔化文革的需要,将红卫兵运动与“老红卫兵”混为一谈,以偏盖全,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


(四)辩证地看待文革中的整人。客观地讲,对于文革这样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运动,锋芒所指,波及人群本身就是复杂的。如前所述,有些人被迫害完全是由于反文革力量为干扰文革大方向所为,而另外一些人则是由于为错综复杂政治斗争波及,被历史发展车轮裹胁所致,虽然一时受到冲击、受了委屈,但仍然给了出路。还有一些人本身就是民愤极大,群众起来后,被批斗主要是自身原因。如张霖之,《回忆录》作了详细叙述,这些人确实是犯了错误,但批斗过火以致打死则不应该,戚老实事求是作了反省。但显然不能因为有这些负面影响就将群众的批斗全盘抹黑,正如戚老写道的:“当年就是因为没有充分揭露党内走资派,没让群众充分认识走资派的真实面目,才造成了今天在全国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大量复辟的现状”。因此说,文革中对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大方向并没有错,现今发生的一切就是历史的检验。那种一刀切地把文革中的批判行动全部描述为血腥暴力的论调,显然不是事情的全部面貌。


(五)文革造反派真相。在今天人们的印象中,造反派是一个完全被妖魔化的标签,然而根据《回忆录》的叙述,一定程度上还原了文革造反派的真相。其实最早组织起工人造反派的,都是一些在文革运动开始受到刘、邓资反路线迫害的普通工人。所以,文革造反派的产生还是像毛主席经常说的那样,是被“逼上梁山”的。《回忆录》写道:“后来这些文革造反派,都被邓小平他们污蔑成为社会上的‘流氓阿飞’、‘打砸抢分子’。这跟当年国民党污蔑工农红军是‘强盗’、‘赤匪’差不多是一个道理,当年这些起来造反的群众大多数都是很有头脑,也很正直的人。”事实上,也正是由于红卫兵到全国各地进行大串联,动员和组织起了各地造反派组织,才深入地发动起群众运动,使中央文革小组有了权威和力量。而各地工人造反派在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下,得以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又成为推动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虽然就文革造反派个人水平来讲,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像毛主席说的,一场运动刚开始的时候,首先起来的总是一些有缺点的勇敢分子,甚至还有作风恶劣的不良分子,但这些人必然像大浪淘沙一样,有的被清除出去,有的锻炼成为革命的中坚力量。所以毛主席对工人造反派实际是非常重视的。可以说没有工人造反派,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革。学生只是先锋队,工人造反派才是主力军。戚老感慨,当年中央文革小组大多数不了解工人,总把主要精力放在学生身上,如果与工人建立更多的联系,那当时的局面就会大不一样了。毛主席的一贯思想是要依靠工人阶级,但是中央文革小组在这方面却做得不够。这也可算是戚老对文革运动的一个反省和总结。《回忆录》对“红卫兵”、“造反派”历史真相作出了澄清,还原了他们的真相,揭示了他们在文革运动中的重要地位。反之也不难推想,文革被彻底否定后,“红卫兵”和“造反派”被污名化、妖魔化的必然。

(六)“五七指示”及其在文革中的伟大意义。如果说文革运动的一个方面是破,主要体现在斗倒走资派,那么另一方面就是立,不仅是成立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这样的具体步骤,而且是对于过渡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探索,规划未来理想社会的蓝图。在《回忆录》中,作者在轰轰烈烈的文革叙述中,专门插入了一章毛主席纵谈共产主义社会的《毛主席作“五七指示”》(从写作艺术上来讲,如同传统演义小说的一张一弛,增强了作品的生动性),别有深意,将文革的意义扩展到更加宏大的历史空间。


戚老亲聆毛主席讲“五七指示”,感触很深。《回忆录》中写道:“我在中南海工作那么多年,参加过的会议无数,却很少听到有哪个领导能像毛主席那样不断地思考如何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这就证明,毛主席是真学、真信、真干马列主义的典范,这就是他与共产党绝大多数领导干部甚至高级领导干部不同的地方,他们要么局限于具体事务,把革命理想弃置一旁,要么也抽象地讲一下共产主义,在具体工作中则另行一套,更多的是“打江山坐江山”思想严重,贪图特权享乐,这就当然与毛主席一生致力要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产生不可协调的矛盾冲突,也就自然不自然地站到了文革的对立面去了。这也就从反面证明,他们是假学、假信、假干马列主义,最后滑到修正主义就是再正常不过了。


毛主席作指示时与众人的谈话,博古通今,贯穿了政治、哲学、经济、文化各领域,讲得很深很远,涉及到消灭产生阶级的土壤(分工不那么刻板)、防止特殊阶层的形成(干部参加劳动、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人的全面发展(学工学农学军)等方面,如果联系邓力群同志整理的《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批注和谈话》,就更能体会到毛主席这些创造性的理论成果,是他一生孜孜以求为实现向共产主义理想社会过渡进行的伟大探索。可以说,在毛主席领导建设新中国的日子里,他没有一天停止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思索和探求,没有一天停止为实现共产主义添砖加瓦、不懈奋斗。因此,毛主席的“五七指示”给了戚老很深感染、很大启发,使他不仅体验到毛主席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孜孜以求的奋斗精神,而且领略了毛主席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主席在文革一开始的时候,就设想了文革后要构建一个怎样的社会,他给我们讲五七指示、谈共产主义,实际上是向我们展示文革的前景。”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由文化大革命产生的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就当之无愧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牌,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今发展的最高峰、是险峰。“无限风光在险峰”,文革作为探索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并向共产主义理想社会过渡的伟大实验,具有长久深远的意义,为人类走向光明的前途贡献了无价的财富,正像巴黎公社一样,“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
“五七指示”的伟大意义与毛主席探索与实践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一脉相承,是毛主席用理论来指导实践、又从实践中总结理论的光辉典范。人民公社这一中国独创的社会主义制度就包含了“五七指示”的精神和内含,“工农兵学商,农林物副渔”、就地城镇化、让农民的生活水平不低于城市甚至高于城市、缩小三大差别等等,虽经时光轮回,但毛主席的“五七批示”精神至今焕发着真理的光辉。现在河南南街村提出建设共产主义社区,那里有农业、有工业、有学校,农民实现了共同富裕,过上幸福生活,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共产主义并不遥远,只要一代一代的人们去努力奋斗,共产主义就一定会实现!

总之,戚老的《回忆录》内容丰厚、思想深刻,笔者不惜余力,如能道出其中真味一二,也就欣然知足了。今天,戚老虽逝,但他留下的革命精神、揭示的革命真理,必将激励无数后来者前仆后继,勇攀实现共产主义宏伟事业的险峰!虽然当前革命事业还处于低潮时期,然而真正的共产党人绝不会失去信仰和信念。正如戚老所说:“夜夜空江头,似有蛟龙起”,无限的光明不正是孕育在无限的黑暗之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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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特 发表于 2016-8-12 09:40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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