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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伦.凯勒:我怎样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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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 发表于 2016-7-28 13:03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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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区评论:6月27日,是美国作家、社会活动家海伦凯勒的诞辰。黑暗和死寂,掩不住追求真理与正义的信念。尽管身患残疾,但是海伦·凯勒却比很多身体健全的人看得更深刻、听得更真实。与很多中国人一样,大多数美国人只知道《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的作者海伦•凯勒是个身残志坚的强者,仅此而已,美国的历史教科书是这样写的。被刻意隐瞒的事实是:海伦认为视力和听力丧失的悲剧往往发生在那些因贫困而无法给予孩子及时治疗的家庭。为了消除社会不平等引发的罪恶现象,海伦加入了美国国家社会党(Socialist Party of America)和世界产业工人协会IWW(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成为一名激进的社会主义者。曾著有《我是怎样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的》和《我为什么要加入 IWW》两篇文章解释自己的行为动机。“十月革命”爆发后,凯勒更是对共产主义发出了热情的赞美——她曾在她的文学作品中高呼“向前!同志们!奔向俄罗斯的营火!迎接黎明!”】

         几个月以来,我的名字总是和“社会主义”这个词一道出现在报纸上。一位朋友告诉我,我与棒球新闻、罗斯福先生和纽约警察丑闻一起占据了头条。这种待遇并非一直令我乐意,虽然大体上,我很欣慰有许多人关注我以及我的老师梅西夫人(安妮·莎莉文)的教育成果。声名狼藉也许也不无裨益,如果这些报纸在报道我的活动成果时能够与社会主义这个词汇联系得更加紧密,我将不胜感激。我打算在将来好好写一写社会主义,在铺天盖地的报道和评论面前为我和我的观点辩护。而现在我只打算简单讲讲这个话题。我曾经写过许多份关于此事的信件,其中有名的那封写给佛莱德·沃伦同志的信被刊登在《向理性呼唤》上。我曾经与许多记者谈论过此事,其中来自《纽约世界》的爱尔兰先生撰写了一份言辞恭维的报道,详实而公正地记录了我的所思所言。我不曾见过伦恩市长(译注:当时斯克内克塔迪的社会主义市长),也从来没有给他写过信,但是他通过梅西先生向我表达过善意)。如果梅西夫人没有病倒,无论如何我都要去和斯克内克塔迪的工人们站在一起。

        为了这些零零碎碎的事情,已经有太多资本主义媒体和社会主义媒体的社论纠缠于此。相关的剪报塞满了一整个抽屉,我现在都还没有读完其中的四分之一——我怀疑我最后是否真能全部读完。既然这一丁点儿事实都能耗费这么多笔墨和口水,那么如果我真的以满腔热情为社会主义说和写,这些新闻报纸会作何反响?如今,我不得不陈述一下我的立场,以澄清不实报道,回应不公正的指责。

        首先,我是怎样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的?通过读书。我读的第一本书是威尔斯的《改变旧世界》(威尔斯,英国作家,《世界史纲》作者,后为费边社成员)。我在梅西夫人的推荐下读了这本书。当她给我这本书的时候,她并不是一名社会主义者,甚至直到今天也不是。在我和梅西先生的劝说下,她将来也许也会加入我们的行列。

        由于身体条件所限,我的阅读进度非常缓慢。我搜集了许多盲文版的德国社会主义刊物。(德国同志在许多方面都走在我们前面。)我通过盲文读过考茨基对《爱尔福特纲领》的评注。我接触到的其他社会主义文献是由一位朋友帮助我阅读的。她每周来三次,我读过的大多数社会主义刊物都是她用手指耐心地传输给给我的。我读得最为热切的是《我国社会主义》。她告诉我文章的题目,然后我告诉她哪些我想读,哪些我想跳过。在她的帮助下,我还读了许多《国际社会主义评论》上题目令我感兴趣的文章。手动拼写用要花费很多时间。用手指阅读5000字的经济学著作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乐此不疲,我会继续读下去直到熟识所有社会主义经典作家。

        如前述,我想评价一下一小段有关我的文字。这段文字首发于《常识》,然后又被《生活问题》所转载——两份都是反社会主义倾向的报刊。此处是一小段摘录:

        “二十五年以来,海伦凯勒的教师和伴侣一直是来自马赛诸塞伦瑟姆的梅西夫妇。夫妇两人都是狂热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所以在最亲密的挚友的影响下,海伦·凯勒接受这样的观点也是不足为奇的了。”

        梅西先生也许是个狂热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但是很抱歉,从我手指的感觉来说,他对于宣传他的马克思主义并未表现出很高的热情。梅西夫人不仅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甚至连社会主义者都算不上。因此所说的关于她所流传的一切都是谎言。《常识》关于她所散布的一切的是谎言。编辑完全虚构出了这些信息。如果这就是他大脑的工作方式的话,那么也难怪他如此卖力地反对社会主义了——他认知事实的能力和智力水平过于低下,因而不具备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所需要的能力。

        看看另一篇文章是怎么说的吧。它的题目是这样的:“斯克内克塔迪赤色分子宣传新招:利用盲女海伦·凯勒吸引公众注意”

    该文开头就说:

    “世界上最难以想象的悲哀,莫过于目前斯克内克塔迪社会主义者对可怜的海伦·凯勒的剥削利用了。通报说她是一名社会主义者”

     “对可怜的海伦凯勒的剥削利用”这句话,实在是让我忍不住发出出讽刺性的评论了。但是我会尽力克制,我会简单地表示我不欢迎像《共同事业》所刊文章这样伪善的同情。但是如果他们真心懂得“剥削”一词含义的话,我将不胜欣慰。

        回到事情本身。当伦恩市长听说我要来斯克内克塔迪,便准备在公共福利委员会为我留一个位置。伦恩市长自己的报纸《公民》什么也没报道。事实上,在我到达斯克内克塔迪之前,原本是不打算宣扬任何消息的。但是一名资本主义媒体的记者风闻了这一计划。一天,在伦恩市长不在斯克内克塔迪的时候,阿拉巴马的《尼克博克新闻》抢先把消息捅了出去。这消息通过电报传遍了全国,立即引发了一波不折不扣的剥削利用。是社会主义媒体在剥削利用我吗?不,恰恰相反,是资本主义媒体。正是资本主义媒体在剥削利用我的“新闻价值”。因为普通的报纸当然不会关心社会主义,它们仇恨社会主义。唉,但是我却是报纸上流言蜚语的主角。我开始有点讨厌那位首先报道这一“新闻”的记者。

    社会主义报刊的确在资本主义媒体抢先爆料出我是一名社会主义者之后广泛报道过我。但是所有赶过来采访我的记者都来自于普通的商业性报纸。社会主义报刊,无论是《呼唤》还是《我国社会主义》都没有向我约过稿。《公民》的编辑曾经暗示梅西先生他需要一份,但是他太含蓄了最终也没有直接要。

   《纽约时报》倒是的的确确向我约过稿。《纽约时报》的编辑曾致信于我,表示他的报纸是一道面向公众的良好渠道,他殷切地盼望我的来稿。我非常庆幸我没有答应他的要求,因为几天后《纽约时报》就把我说成是一个不耻于公众的、为社会所唾弃的人物。9月21日《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名为《可鄙的红旗》的社论。我从其中摘引如下的两段:

    “挂什么旗帜本来是自由的。但是红旗却是世界上最可憎的旗帜。它在世界各地都是无法无天胡作非为的标志,应该受到一切正直人士的蔑视。”

    “举着红旗的人如果没有实施红旗背后所代表的行动,那么他或许没有妨碍到警方。然而,他被怀疑为危险分子却一点也不冤枉。一个人只要与这一邪恶标志粘上关系,就自动丧失了受尊重和同情的一切权利。”

         我不是任何一种颜色的崇拜者,但是我发自内心的热爱红旗,热爱着红旗对于我和其他社会主义者所象征的一切。在我的书房就悬挂着一面红旗,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举着它经过《纽约时报》的办公室,让那些记者和摄影师看个够。按照《纽约时报》的责难,我应当被视作一名可疑的危险分子,我丧失了一切被尊重和同情的权利。《纽约时报》的编辑竟然还向我约稿!他怎能相信一名危险分子所写的文章?我希望你们能通过我的文字,看到一位资本主义编辑为了诋毁为无产阶级谋福利的事业,竟能陷入怎样糟糕的道德、逻辑和礼貌当中。我们不把这样的态度称作同情,虽然我们能给他的报纸写文章让他赚钱鼓起腰包。也许我们的观点对他来说就如同杀人犯的忏悔,并不友善但却有着引人一读的价值。

    我并不反感新闻工作者。我结识过许多新闻人,有两三位编辑成了我亲密的朋友。新闻报纸为我们服务于盲人的事业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但是他们给予盲人的帮助和其他肤浅的慈善事业一样,并不会真正令他们付出什么代价。但是说到社会主义——这是一项大不相同的事业。它的目标是清除一切贫困现象——同时也就是清除一切慈善行为发生的根源。报纸背后的资本力量视社会主义如洪水猛兽,而编辑们则不得不服从于养活着他们的金主的意志,于是就会无所不用其极地诋毁社会主义,破坏社会主义者的影响力。

当我写给佛莱德·沃伦同志的信件在《向理性呼唤》上公开后,我的一位负责《波士顿文抄报》专题的朋友专门为此事撰写了一篇文章,但却被总编删掉了。

   针对我和社会主义的关系,《布鲁克林鹰报》评论说:“海伦凯勒的终于暴露了她智力的局限性。”多年以前,在我代表盲人参加纽约的一场聚会时,曾结识一位彬彬有礼的绅士。他自我介绍说名叫麦凯尔韦先生,是《布鲁克林鹰报》的编辑。他向我问候时的言辞之恭维,使我只要想起就感到羞愧脸红。但是如今我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者,他立即来提醒我和公众我是个易于犯错的瞎子和聋子。也许自从和他会面后我的智力萎缩下降了。或者也许是他而不是我该感到羞愧。当然是他该羞愧!也许倾向社会主义的都是耳朵或眼睛有毛病的人。马克思或许是个聋子,威廉·莫里斯(十九世纪末英国社会主义者和艺术设计家)大概是个瞎子。莫里斯一定是用他的触觉来作画,用他的嗅觉来设计墙纸图案的。
   
    《布鲁克林鹰报》是多么荒谬啊!与其说它是雄鹰,不如说它是一只叽叽喳喳粗俗无礼的小鸟。就社会问题而言,它才是又聋又瞎!它维护着一个令人难以忍受的制度,而这个制度正是很多盲人和聋哑人问题的根源。《布鲁克林鹰报》希望我们在消除这一社会根源时,能够不攻击站在他们身后的工业暴君,那些捂住他们耳朵、模糊他们视野的人们。我与《布鲁克林鹰报》势不两立。我憎恨它所代表、所辩护、所支持的那种制度。我能读书,我有时间读完尽可能多的社会主义著作,无论它们是英文、德文还是法文。如果《布鲁克林鹰报》的编辑也能读读这类书,他或许能变得更加聪明,也能把本职工作做得更好。如果像我时常盼望的那样,有一天我也能给社会主义运动贡献一本自己的著作,我将把它定名为:《失明的工业和失聪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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