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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社论:纪念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1971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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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 发表于 2016-7-2 16:3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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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
1971年7月1日
《人民日报》社论

       中国共产党从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已经整整五十年了。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开辟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时代。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为了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进行了七十多年的英勇斗争。但是,这些斗争,包括洪秀全、孙中山领导的大规模的革命运动,都失败了。感谢伟大的列宁,他领导的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正象毛主席所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只有几十个成员,几个共产主义小组。但是,这是新生力量,而新生力量本质上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帝国主义、国民党的飞机大炮也好,白色恐怖、特务横行也好,叛徒、内奸的阴谋破坏也好,都没有能够把中国共产党消灭掉。恰恰相反,中国共产党经过半个世纪的艰苦斗争,已经发展成为领导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已经改造成为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中国共产党五十年的历史证明:一个政党的成功或失败,决定于路线是否正确。 路线不正确,即便夺取了政权,还会丧失政权。路线正确,没有政权也会取得政权。但是,正确路线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同错误路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

       林彪同志在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历史。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党战胜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战胜了瞿秋白、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战胜了王明的先是‘左’倾后是右倾的机会主义路线,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红军的路线,战胜了彭德怀、高岗、饶漱石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联盟,经过长期斗争,又粉碎了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我们党正是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特别是在战胜了对党危害最大的陈独秀、王明、刘少奇这三个叛徒集团的斗争中,巩固、发展、壮大起来的。”正是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引导我们党和中国人民在曲折的革命道路上,转危为安,转弱为强,从小到大,从失败到胜利,直到取得今天这样的伟大胜利.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所以,我们不能说最后的胜利。几十年都不能说这个话。不能丧失警惕。”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五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全党的任务,就是遵循毛主席的教导,贯彻执行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路线,完成“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二中全会确定的各项战斗任务。当前,特别需要在全党开展批修整风,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和总结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这是党的事业继续取得伟大胜利的根本保证。 坚持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谁否认它,或者口头上承认,实际上否认,谁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究竟在中国怎样才能实现这个任务呢?列宁根据十月革命的伟大实践,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向东方各民族的共产主义者指出:你们必须看到你们那里的特点,你们必须根据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情况来运用一般的共产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措施。列宁强调说,这是“一个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显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不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谈不到夺取政权,就谈不到革命的胜利。

       毛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统一,分析了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分析了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对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和转变等问题,作了正确的回答。毛主席指出:中国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继续,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前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社会主义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毛主席指出: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设起来的共产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主要武器。中国革命正是按照这条道路发展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经历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这样四个历史阶段。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四九年,前后二十八年,才解决了武装夺取政权这个问题。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的党还处在幼年时期。这个阶段的初期和中期,党的路线是正确的。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时期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代表了党的正确路线。毛主席在周密的系统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作了具体分析。明确地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又指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毛主席特别重视发动农民和武装农民的问题,指出“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又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动摇的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这样,就解决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既反对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只要国民党、不要农民的右倾机会主义,又反对了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不要农民的“左”倾机会主义。

       当时担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陈独秀,实际上是一个资产阶级激进的民主派。他根本不懂马克思列宁主义。他甚至认为中国没有奴隶社会,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他认为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既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只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也只能由资产阶级来领导。他叫嚷中国无产阶级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不能成为领导阶级,污蔑农民“散漫”、“保守”,“难以加入革命”。他根本拒绝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放弃了对农民、对城市小资产阶级、对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在统一战线中,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工农群众起来了,他唯恐吓坏了资产阶级。陈独秀及其追随者刘少奇竟然命令武汉工人纠察队将武装交给国民党。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屠杀工农的时候,广大群众手无寸铁,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后来,陈独秀坚持托洛茨基反动立场,认为蒋介石反动政府的建立,表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无产阶级只能去搞合法的议会斗争,等待将来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以后,再去搞所谓社会主义革命,这也就是取消中国革命。

       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蒋介石的屠杀所吓倒。蒋介石、汪精卫、陈独秀这些反面教员,使我们懂得了:“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懂得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为了挽救革命,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举行了南昌起义。南昌起义正确的方面是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错误的方面是没有到农村去发动和武装农民群众,建立根据地,而是城市中心,依赖外援。八月七日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纠正了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撤消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八七”会议以后,毛主席亲自领导了秋收起义,建立了第一支工农红军,在井冈山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一九二八年四月,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来到井冈山。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工农红军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对中央红色根据地的一、二、三次反革命“围剿”。江西、福建、湖南、湖北、河南、安徽、广西、广东、四川、陕西等地的游击战争都先后有了发展。毛主席及时地总结了经验,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重要著作,从理论上阐明了在中国武装夺取政权不能象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农村,而只能走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

       毛主席指出:“我们党的历史情况表明,在我党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右的偏向,而在我党和国民党分裂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左’的偏向。”当我们党同国民党分裂,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以后,很快又出现了一九二七年底至一九二八年初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一九三○年六月至九月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这个时期,虽然出现过陈独秀取消主义、罗章龙右倾分裂主义以及其他对革命悲观失望的右的倾向,但是,主要是这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特别是在党内统治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危害极大,教训极深。

       一九三一年一月,王明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篡夺了党中央的领导权。王明自封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打着“反对立三路线”的旗号,却又说什么中央“对立三路线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未加以丝毫揭破和打击”,认为“右倾依然是党内目前主要危险”,实际上推行了一条比立三路线更“左”的机会主义路线。王明如同其他“左”倾机会主义者一样,对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根本不懂。他们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他们不懂得工人,不懂得农民,不懂得打仗,不懂得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曲折性和长期性。他们对中国的阶级关系根本不调查,不研究,鼓吹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他们实行许多“左”的政策,“一切斗争,否认联合”。在军事路线上,先是推行冒险主义,后来又转化为拚命主义和逃跑主义。在组织路线上,实行宗派主义,夺了毛主席的权。对不同意他们错误路线的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王明以太上皇的姿态,凌驾于党和人民之上,到处推行他的错误路线。结果,使我们党的力量,在红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在白区几乎损失了百分之百,使红军被迫转移,进行长征。

       两条路线,两种结果,从正反两个方面教育了全党。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军队建立了军队,没有革命根据地开辟了革命根据地。按照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却丢掉了革命根据地,使工农红军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经过革命实践的反复检验,证明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唯一正确的路线。王明“以我为核心”,自封“百分之百”正确,原来是个假马克思主义者。一九三五年一月,红军长征到达贵州遵义,党中央召开了扩大的政治局会议,即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把党的路线转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这是流了多少鲜血,付了何等大的代价才得来的呵!

       遵义会议是我们党从幼年的党走上成熟的党的标志。遵义会议以后,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胜利地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长征途中,红军一方面军组成了北上抗日支队,进军陕北,鼓舞了全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决心。接着,我们党又粉碎了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红军的路线。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四方面军到达陕北,同一方面军和陕北红军胜利会师。这时候,红军从三十万人减到不足三万人。我们党的力量,数量上暂时减少了,但是由于路线正确,质量上却比过去更强大了。

       从一九三七年起,我国革命进入了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胜利地实现了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转变。但是,民族矛盾的上升,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第二次建立,象潮水一样冲昏了一些人的头脑。反映在党内,就是我们党同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抗日战争初期,叛徒王明从极“左”跳到极右。王明借口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相信国民党超过相信共产党,完全取消共产党的独立自主原则,提出所谓“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实质上是一切经过国民党、一切服从国民党,不敢同国民党的反动政策作坚决斗争,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放手发展革命军队,不敢在日寇占领区扩大抗日根据地,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这样,王明又回到了一九二七年陈独秀“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错误路线上去了。这个时期,刘少奇从白区跑到革命根据地。他表面上反对王明路线,拥护毛主席正确路线,把自己吹嘘成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而把他的真实面目掩盖起来。实际上,他早已是叛徒、内奸、工贼,他在白区推行的完全是一条错误路线。他抛出的黑《修养》,根本不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谈如何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不谈武装夺取政权,而要共产党员离开伟大的革命实践去学习什么孔孟之道,去搞什么唯心主义的“修养”,宣扬的也是一条投降主义路线。这个时期出现的所谓“国防文学”、“国防哲学”,实际上就是卖国文学、投降哲学。它是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的产物,也是刘少奇白区工作错误路线的产物。

       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作了系统的彻底的批判。

       毛主席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一文中,针对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告诫全党:“一九二七年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引导了那时的革命归于失败。每个共产党员都不应忘记这个历史上的血的教训。”毛主席重新提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问题,强调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一切统一战线工作中必须密切地联系到独立自主的原则。”但是,王明抗拒毛主席的路线,继续推行他的机会主义路线。在一九三八年十月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主席在报告和结论中,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问题,驳斥了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规定了党独立自主地领导武装斗争的路线和政策。全会通过了毛主席的报告和结论。后来,毛主席又在《论政策》等著作中,反复地教育全党,统一战线“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由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已经在全党占统治地位,由于彻底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又纠正了在同国民党作斗争时出现的“左”的倾向,坚持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正确方针,在对反共顽固派斗争时,实行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我们党战胜了国民党一次又一次的反共高潮,紧紧地掌握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克服困难,抗击了大部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的伪军,发展壮大了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和各个抗日根据地

       毛泽东同志从党创立的初期就非常重视党的思想建设。毛主席写的古田会议决议和《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著作,对全党的思想教育起了巨大的作用。四十年代初期,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党中央抓住了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这个极好的时机,开展了全党整风运动。毛主席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一系列整风文献,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

       毛主席指出:“我们的党,我们的队伍,虽然其中的大部分是纯洁的,但是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

       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延安整风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全党通过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揭露各次“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分清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分清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非无产阶级思想,收获很大。在整风中,实行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全党干部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达到了新的团结。

       一九四五年四月,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下,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毛主席在大会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决定了党的政治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党的“七大”是一个胜利的大会,团结的大会,鼓舞了全国亿万人民愚公移山的斗争意志和胜利信心。到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我们党领导的军队已经发展到一百万人,解放区已经扩大到一万万人口。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空前强大。


抗日战争的胜利,使国内外的形势和阶级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念念不忘消灭共产党的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援助下,决心发动反革命内战。我们敢不敢斗争,敢不敢胜利?“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就是摆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这时,刘少奇抛出了所谓“中国已经走上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刘少奇鼓吹“中国革命主要斗争形式,要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斗争形式。”“我们党的全部工作要实行改组。”刘少奇要我们党把军队和革命根据地交给蒋介石,到国民党反动政府去当官,同美蒋反动派“合作建国”。这条路线,是陈独秀、王明路线的继续,是美共叛徒白劳德修正主义路线在中国的呼应。毛主席坚决地反对了刘少奇的投降主义路线。毛主席尖锐地指出:“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毛主席又指出,“‘针锋相对’,要看形势。”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这是针锋相对。他们要谈判,有时候不去谈是针锋相对,有时候去谈,也是针锋相对。根据当时的形势,毛主席部署了击破蒋军进犯的作战准备,又亲自到重庆谈判,揭穿了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面目。针对当时流行的恐美病,毛主席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揭穿了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本质。在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以后,毛主席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不失时机地发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率领全国人民以革命战争消灭反革命战争,武装夺取全国政权。毛主席规定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我们党在这个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规定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并且按照全国革命进展的不同情况,规定了土地改革、整党建党、整军建军等一系列具体工作路线和政策。党发布了适合全国农民愿望的《中国土地法大纲》,纠正了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去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右倾错误,又纠正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在土改、整党中,侵犯中农、侵犯工商业、“搬石头”、搞扎根串连、“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等等形“左”实右的路线。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区人民和蒋介石统治区广大人民的支援下,消灭了美帝国主义武装的八百万蒋匪军,解放了除台湾省和若干海上岛屿以外的全部国土,埋葬了蒋家王朝,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毛主席早在全国胜利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明确指出全国解放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矛盾的焦点,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

       我们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明确地指明了我们党的基本纲领是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二十八年的英勇奋斗,只是朝着最终目的地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不是革命的结束,而是第二步的开始。

       我们辽阔的国土是逐步解放的。几百万人民解放军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我们党依靠自己的军队,一边打仗,一边发动群众,同广大人民在一起,坚决地贯彻执行了党的路线和政策,摧毁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建立了人民政权,没收了占现代工业百分之八十的全部官僚资本,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我们又放手发动群众,开展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和抗美援朝运动。在三年的时间内,恢复了国民经济,加强了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

       一九五三年,在进行“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以后,毛主席根据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和我们的实践,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是解决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使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即国家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成为我们国家的唯一的经济基础。这是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大步骤。对于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是坚定的,又是逐步前进的。对农业,经过带有某些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经过加工订货、统购包销、代购代销到公私合营,给予估产定息,实行赎买政策。有些害急性病的人,觉得这种办法不过瘾,过渡的时间太长了,最好一个早上就能解决问题。这种“左”的倾向经过教育较快地克服了。

       社会主义革命是埋葬资本主义的斗争,受到全国劳动人民的欢呼,也遭到刘少奇一伙的猖狂破坏。彭德怀、高岗、饶漱石等人结成了反党联盟,妄图分裂中央,颠覆无 产阶级专政。他们的阴谋被党中央及时地粉碎了。刘少奇一贯反对社会主义改造。

       早在一九四九年,他就背着中央,违背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到处鼓吹“剥削有功”论。 五十年代初,他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口号。所谓“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就是“巩固”和发展资本主义势力,就是不搞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毛主席及时地批判了这个口号,指出这是资产阶级纲领性质的错误。毛主席发表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等一系列光辉著作,批判了刘少奇一伙大砍合作社的右倾错误,批判了他们所谓“先机械化,后合作化”和发展富农经济的谬论,极大地鼓舞了广大贫农、下中农实现合作化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从一九五五年下半年起,只经过一年多时间,全国五亿农民兴高采烈地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由于无产阶级占领了广大农村阵地,工人农民两头一夹攻,使资产阶级孤立起来,逼得他们不得不接受改造。一九五六年,我国基本上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对手工业在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个大变动中,工农业生产不但没有受到破坏,而且得到发展,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取得了伟大胜利。

       社会主义改造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面临着一个新问题。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什么?还有没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中国革命今后的任务是什么?刘少奇一伙的答案是:“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是伯恩施坦、考茨基的“唯生产力论”在新形势下的翻版。这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手段。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们说要等到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以后无产阶级才能夺取政权;在社会主义改造到来的时候,他们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他们又搬出这一套,不准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照他们的说法,解决了所有制问题,阶级斗争就熄灭了,不需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了,只要抓生产就行了;社会主义制度太“先进”了,不适合中国今天的需要,应当退回去,应当发展资本主义。刘少奇一伙还背着毛主席,把这些黑货塞进了“八大”的决议,妄图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路线强加给全党。

       毛主席当时就指出“八大”决议中刘少奇一伙塞进的这些话是错误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不久,毛主席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光辉著作,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系统地回答了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毛主席指出:“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毛主席指出:“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毛主席指出:“总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因此,“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当然,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毛主席用战无不胜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彻底地驳斥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谬论,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武装了我们党。

       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发展,不断地用新的事实证明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正确性。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特别是苏共二十大以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在列宁故乡复辟资本主义这一严重事件的出现,极其深刻地教育我们:单有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彻底的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制度还是不巩固的。人们只要看一看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走向灭亡的历史,就会明白:资本主义制度也不是一下子就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彻底消灭一切剥削阶级的革命,阶级斗争当然要比历史上那些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的革命要更加激烈,更加曲折。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利用苏联和全世界无产阶级没有精神准备,复辟了资产阶级专政。这是坏事,但是,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它教育了苏联人民,教育了全世界无产阶级。从整个历史过程来看,资产阶级在苏联的复辟只是一个暂时现象。苏联无产阶级和各族人民一定会战胜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集团,重建无产阶级专政,继续走列宁、斯大林开辟的十月革命的道路,社会主义一定会在全世界胜利,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一九五七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是中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一场大搏斗。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辩论的问题,主要是我们的革命和建设工作是否正确,是否应当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不要共产党领导,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要不要民主集中制,以及我国的外交政策是否正确等项重大问题。这场大辩论,使广大群众分清了敌我,分清了是非,孤立了资产阶级右派,驳斥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谬论,大长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的威风,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毛主席在一九五八年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是毛主席总结了我们党建设革命根据地的经验,总结了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总结了赫鲁晓夫复辟资本主义的教训,批判了刘少奇一伙的修正主义路线,在反复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的。

       这条总路线,突出了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强调了党的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是党的群众路线的新发展。这条总路线,确定了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充分利用沿海工业、加速建设内地工业,工业、农业并举,轻重工业并举,土洋并举,大、中、小并举等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在这条总路线的指引下,我国人民在农村中创造了人民公社这一组织形式。全国工农业生产出现了一片热气腾腾的大跃进局面。这是党的总路线的伟大胜利。在革命和建设迅速前进的大好形势下,刘少奇一伙改变了手法。他们先是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反对毛主席关于农村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正确论断,否定价值法则、否定商品生产,破坏革命群众运动。毛主席及时地批判了他们的错误,保护了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采取具体措施,把群众运动引导到正确的轨道。到了一九五九年八月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上,彭德怀跳了出来,又从右的方面恶毒地攻击党的总路线,疯狂地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反对革命群众运动。接着,刘少奇也不断地从右的方面攻击党的总路线。他们一伙极力夸大三年自然灾害和苏修叛徒集团撕合同、撤专家造成的暂时的经济困难,否认全国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坚持党的总路线能够而且已经开始战胜了困难,他们公开地提出并推行“三自一包”(发展自由市场、扩大自留地、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和“三和一少”(对帝、修、反要“和”、对世界革命支援要少)的对内对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他们已经不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而是打着白旗反红旗了。

       刘少奇叛徒集团的猖狂,并不表示他们有力量,而只能说明无产阶级革命的深入,使他们惊慌失措。历史经验证明,国内的反革命分子和党内机会主义者的活动不但总是带着政治斗争的性质,而且总是同国际上的反动派相互呼应的。刘少奇一伙,以为美帝、苏修、印度反动派猖狂反华,是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大好时机。事实恰恰相反。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是从来不怕困难的。帝、修、反的封锁、禁运、武装侵略、内部颠覆,都无损于中国人民一根毫毛,反而激发我们以冲天的革命干劲,坚持独立自主,坚持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改造社会。被孤立的不是中国人民,而是帝、修、反,包括他们的走狗刘少奇一伙。

       一九六二年九月举行的八届十中全会是一个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它标志着中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向资产阶级发动了新的进攻。毛主席在这次全会上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并且总结了我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更加完整地提出了现在已经写进我们党章的我们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毛主席还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十中全会以后,毛主席写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这篇著名论文,批判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林彪同志主持编辑出版了《毛主席语录》,使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广泛发展。(⑶⑷)在毛主席的号召下,我们党向京剧、芭蕾舞、交响音乐这些被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长期控制的意识形态领域发动了进攻,使工农兵的英雄形象开始登上了文艺舞台。同时,党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这个过程中,刘少奇叛徒集团利用他们窃取的权力,对无产阶级进行猖狂反扑,反对毛主席明确指出的“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方针,以形 “左”实右的手段,打击广大干部和群众,保护一小撮走资派,公开地攻击毛主席倡导的对社会情况进行调查研究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已经“过时”了,反对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反对文艺革命,反对批判资产阶级。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毛主席发动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刘少奇一伙在一九六六年抛出“二月提纲”相对抗。斗争的反复进一步暴露了刘少奇是国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总代表,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毛主席主持制定的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号召全党要警惕“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根据这个《通知》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坚决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毛主席一九六六年八月在党的十一中全会上主持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发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正式揭开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盖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到来了。

       毛主席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有亿万革命群众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也可以叫作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对于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很多同志开始是很不理解的。当着广大群众起来了,又分成两派,甚至发生武斗,一时似乎天下大乱。有人问:刘少奇这一小撮人篡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部分权力,毛主席下命令罢他们的官就是了,为什么要采取这种办法?实践证明,罢官的办法用过多次,但是,不能解决问题。这次革命不单是为了罢几个人的官,而是一场上层建筑领域里的大革命。刘少奇不但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而且有一条为他的政治路线服务的组织路线。我们不少单位的领导权不是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工农群众手里。只有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才能够清除出刘少奇叛徒集团,才能使亿万群众受到阶级斗争的锻炼,受到反对修正主义的教育,取得把一小撮走资派篡夺了的那一部分权力重新夺回来的经验。所谓乱,一是有反革命,二是有走资派,他们打着各种旗号进行破坏捣乱。但是,他们只能暂时地欺骗一些人。广大群众带着《毛主席语录》参加辩论,逐步地学会了识别好人和坏人,识别什么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且学会正确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这样,全国变成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广大群众在大风大浪里学到了他们平时学不到的东西。所以,这种乱,终究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三支两军”(即支持左派广大群众,支援工业,支援农业,军事管制,军政训练),为人民立了新功。我们的人民解放军从创立的那天起,就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生产队,有四十多年的群众工作经
验。因此,他们能够很快地同群众打成一片,能够推动当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得到较快的发展,并且使我们的军队得到了新的锻炼。

      在阶级斗争风暴中诞生的各级革命委员会,实现了军、干、群和老、中、青两个三结合。整顿后的各级党委的成员,不但有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有中年和青年一代。这就为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创造了有利条件,使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更加朝气勃勃。正象毛主席所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刻,一九六九年四月,在毛主席的亲自主持下,召开了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选举了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新的中央委员会。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系统地阐述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总结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经验。因此,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我们这篇文章就不再详细论述。

       “九大”以来,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发展,证明了“九大”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党的九届一中全会和二中全会所确定的任务和方针也是完全正确的。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各条战线斗、批、改的任务,特别是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进行斗、批、改的任务还很艰巨。从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组织上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还需要我们长期奋斗。毛主席教导我们,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这些矛盾,只能靠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来解决。我们全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坚决贯彻执行“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二中全会所确定的各项战斗任务,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争取更大的胜利。

       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

       回顾我们党半个世纪以来走过的战斗历程,证明了一条真理:离开了毛主席的领导,违背了毛泽东思想,违背了毛主席的路线,我们党就受挫折,就失败;紧跟毛主席,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执行毛主席的路线,我们党就前进,就胜利。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的最完整的总结。一九三九年,毛泽东同志总结我党历史经验时说:“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理解,集中十八年的经验和当前的新鲜经验传达到全党,使党铁一样地巩固起来,而避免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在毛主席所总结的我党的历史经验中,那一些是今天应当特别引起全党注意和学习的呢?

       (一)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

       党的历史告诉我们: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总是坚持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世界观,坚持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地位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对敌、友、我三方面的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对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进行科学的总结,正确地提出党的路线和政策,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胜利前进。而陈独秀、王明、刘少奇以及其他假马克思主义者,都是以理论和实践相脱离、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为其思想特征的。他们都曾从右的和“左”的方面,以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反对和歪曲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进行调查研究和阶级分析,反对理论同实践的统一。他们也讲马克思列宁主义,甚至装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面孔,但是,这是为了吓唬和欺骗工农干部和天真烂漫的青年,而他们自己从来也不想照马克思主义办事,从来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他们的言论和行动便必然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同广大人民的要求、同正确反映客观规律和人民要求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处于相对立的地位,也就必然要在革命实践中遭到破产。我们有一些同志在一段时期内所以不能辨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从主观原因来说,也是因为或者不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或者虽然也读一点,但是不能够用毛泽东同志无数次强调的这个根本思想原则去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改造主观世界。这个历史经验非常深刻,一切新老共产党员都要牢牢记住。

       当前,我们全党同志,首先是高级干部,正在遵照毛主席关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指示,认真读马、恩、列、斯的书,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著作,认真学习我党五十年来的历史经验和当前的新鲜经验。干部的学习运动同广大群众的学习运动相结合,已经并将继续产生积极效果,我们应当长期坚持下去。在看书学习中,必须坚持理论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要带着问题学,带着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的问题,带着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问题看书学习。这就是要把读书同调查研究、总结经验结合起来,把学习历史经验同现实斗争结合起来,把批判历史上的机会主义同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结合起来。全国解放以后,毛主席领导全党从批判《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思想,批判胡适,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批判资产阶级右派,到批判刘少奇叛徒集团,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毛主席领导全党对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批判,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大辩论,更是对全党进行了极其深刻极其生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马克思列宁主义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两条路线的原则斗争。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一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是当代疯狂的社会帝国主义者,是全世界反华、反共、反人民的急先锋。继续揭露和批判以苏修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并且把这个斗争进行到底,是我们党应尽的国际主义责任。我们全党同志要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批判国内外的现代修正主义结合起来,在斗争中学会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真正弄通马克思主义。

       (二)必须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加强党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的团结,使党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去战胜敌人的根本保证。

       对于极少数混在党内的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叛徒、特务,对于里通外国的内奸,必须彻底揭露。坏人总是伪装自己,搞阴谋,耍两面派。但是,他们既然要干坏事,就不能不暴露。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隐藏党内几十年终于被揭露出来,王明终于逃到外国当了“百分之百”的汉奸特务,就是例子。

       对于党内一切犯错误的同志,则必须采取另一种方针,即“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毛主席解释这个方针时说:“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象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再一次强调了这个方针,指出“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毛泽东同志这个处理党内矛盾的正确方针,既区别于右倾机会主义否认矛盾、不分是非的“党内和平论”,又区别于“左”倾机会主义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论。我们要学习在各种不同历史条件下党内斗争的历史经验,使我们党进一步发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作用。

       (三)必须力戒骄傲。对于一个取得伟大胜利的党,一个掌握了政权并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党,一个对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担负着国际主义伟大义务的党,这点特别重要。

       毛泽东同志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 第一次是在一九二七年上半年。那时北伐军到了武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忘记了国民党将要袭击我们。结果犯了陈独秀路线的错误,使这次革命归于失败。第二次是在一九三○年。红军利用蒋冯阎大战的条件,打了一些胜仗,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李立三路线的错误,也使革命力量遭到一些损失。第三次是在一九三一年。红军打破了第三次‘围剿’,接着全国人民在日本进攻面前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更严重的路线错误,使辛苦地聚集起来的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左右。第四次是在一九三八年。抗战起来了,统一战线建立了,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和陈独秀路线有某些相似的错误。这一次,又使得受这些同志的错误思想影响最大的那些地方的革命工作,遭到了很大的损失。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

       (四)要两点论,不要一点论。在注意到一种主要倾向的时候,要注意可能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必须充分地看到和抓紧主流方面,同时逐一解决非主流方面的问题。

       既要看到事物的正面,又要看到事物的反面。要看到已经出现的问题,也要估计到我们还没有察觉而可能出现的问题。

       在民主革命时期,当我们党同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联合成为主要倾向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注意反对了“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的倾向。当我们党同资产阶级的联合破裂,革命转变到武装斗争为主时,毛泽东同志注意反对了“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左”的倾向。在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毛主席预见到: “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毛主席号召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每当我们对资产阶级发动进攻并取得胜利成为主要倾向时,毛主席总是重申一系列无产阶级政策,提醒我们要谨慎,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防止和克服违反政策的“左”的倾向。而当资产阶级向我们发起进攻,或我们党在前进中遇到暂时困难,或集中力量纠正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时,毛主席总是提醒我们要坚定,要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区别主流和支流,不要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提防公开的、暗藏的敌人的破坏和反扑,反对和克服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右的倾向。当某种倾向已经形成对党的事业造成危害的历史关头,毛主席总是以反潮流的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为我们稳稳地把住了航向。

       (五)必须坚持群众路线。依靠群众,相信群众,充分发动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基本路线。我们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正是因为我们坚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无论在民主革命时期或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反复地强调了群众路线的重要性,把坚持群众路线作为坚持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根本问题,把是否为中国和世界大多数人谋利益,当作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条件。毛主席尖锐地批驳了陈独秀、王明、刘少奇这类假马克思主义者诬蔑和镇压人民群众的反动观点,也不断地批判和纠正了党内的各种脱离群众的倾向。毛主席反复教导说:共产党和人民的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共产党员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今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党和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的情况下,更要注意深入群众,关心群众,倾听群众的呼声,遇事同群众商量。要办好五·七干校。要经常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要防止重犯脱离群众的错误。同那种口称“小小老百姓”实则大大野心家的人物相反,真心实意地向群众学习,并用毛泽东思想坚持不懈地教育群众,克服错误倾向,提高人民的觉悟。

      毛主席历来关心我国各民族的团结。我们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一定要搞好。要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发展各民族在革命和建设祖国的斗争中结成的兄弟关系,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

       (六)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我们的党章明确规定: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即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我们要在党内外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我们党是一个战斗的党,没有集中,没有纪律,没有统一意志,是不能战胜敌人的。但是,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此,毛泽东同志历来反对一言堂,提倡群言堂。反对说假话,提倡说真话。把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当作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条件之一。我们要发扬我们党的传统的民主作风,经常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但是,我们的民主,无论军队或地方,都是为着巩固集中、加强纪律和提高战斗力,而不是相反。各级党委都要建立和健全党委制,加强一元化领导,防止分散主义,防止多中心即无中心,要在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

       (七)必须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党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指挥的无产阶级军队。“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毛主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战胜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的破坏,发展壮大了我们自己的军队,成为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只要有阶级存在,只要有帝国主义存在,世界就不得安宁。今天,美帝国主义、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这两个超级大国,互相争夺,又互相勾结,实行霸权政治,妄图瓜分世界。日本军国主义也妄图重温“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因此,我们决不可忽视他们侵略和颠覆我们祖国的危险。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们一天也不要忘记准备打仗,一定要随时准备粉碎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和颠覆。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我们不但需要强大的陆军,而且需要强大的空军和海军。我们不但需要强大的正规军,还需要大办民兵。这样,任何帝国主义胆敢侵犯我国,都会被埋葬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八)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毛主席一直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教育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排除“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干扰,正确处理本国革命和支援世界革命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在五十年的奋斗中,始终得到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的支持,得到各个友好国家和友好团体的支持,得到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和兄弟组织的支持。我们已经取得的胜利,同他们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我们永远感谢他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毛主席教导我们:“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不但需要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待于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不但同阿尔巴尼亚、越南、老挝、柬埔寨、朝鲜人民,同亚、非、拉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而且同全世界各国人民其中包括美国、苏联、日本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完全一致的。今天,正如毛主席在一九七○年五月二十日声明中所指出的,“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一方面领导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把本国的革命和建设搞好,一方面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同各国人民在一起,为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而斗争,为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政治而斗争,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而斗争。这是我们坚定不移的原则立场。我们的革命和建设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今天我们还是一个比较穷、比较落后的国家。我们对世界革命的贡献还很少。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但是,就是再过几十年,中国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后,我们也决不可以有傲慢的大国沙文主义、大党沙文主义国家以后,我们要永远记住毛主席的教导: “中国人在国际交往方面,应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我们应当学习各国革命人民的长处,永远同他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在长期的艰苦斗争中,为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解放事业,成千成万的烈士贡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他们的革命精神永远鼓舞着我们。不论还有多少艰难困苦,都不能阻止我们前进。

       我们正处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同半个世纪以前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时候相比,全世界的革命形势空前大好。帝、修、反灭亡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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