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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杜林论》提要和注释(中央党校编写小组 1974年8月)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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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解放 发表于 2016-6-17 18:57 | 显示全部楼层

九、道德和法。永恒真理
69.永恒真理(第84页)
在旧哲学中,这是指具有终极和绝对意义的一成不变的真理。大多数形而上学哲学家,也有一些唯心主义哲学家,他们为了维护剥削阶级的利益,总是把本阶级的意识形态说成“永恒真理”,宣扬什么“永恒道德”、“永恒正义”等等,以欺骗人民。马克思主义认为,真理是客观的,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认识真理是一个由相对到绝对、逐步深化的过程,真理总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般不用“永恒真理”这个概念。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驳斥了杜林不懂得在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关系上应用辩证法,而在复杂的科学问题上到处滥用“最后真理”、“终极真理”、“永恒真理”一类字眼的错误。列宁在谈到恩格斯对杜林的这种驳斥时指出:“恩格斯嘲笑他,并且回答说:当然,永恒真理是有的,但是在简单的事物上用大字眼是不聪明的。为了向前推进唯物主义,必须停止对‘永恒真理’这个字眼的庸俗的玩弄,必须善于辩证地提出和解决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关系问题。”(《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124页)
70.由于变数的应用以及它的变化被推广于无限小和无限大,以前曾经是如此严格地合乎道德的数学也犯了原罪;它吃了智慧果,这为它开辟了获得最大成就但也造成谬误的道路(第85页)
十七世纪以前,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还很不深刻,对于物体的数量和图形,只能应用常数数学孤立静止地去考察。十五世纪末叶以后,随着工业生产和航海事业的发展,要求数学家从运动变化中来研究物体的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1637年,法国哲学家、数学家笛卡儿,把“变数”这个概念引入数学领域。所谓“变数”,就是某一个量可以按照某种运动规律取不同的数值。例如,在变数数学中,一条曲线就不再被看作是静止地放在那里的曲线,而是被看作一个点按照一定规律运动所成的轨迹。变数在数学中的应用,运动和辩证法便进入了数学,从此数学发展就跨入了一个新的更高阶段。十七世纪后半叶,牛顿和莱布尼茨(1646—1716)总结了当时许多科学家对变数数学的研究成果,各自独立地建立了微积分的数学体系。微积分是变数数学的主要部分,是用极限法研究变数的。
变数的应用,一方面,使以前被人们认为具有“永恒真理”性质、“严格地合乎道德”的常数数学,第一次暴露了自己的缺陷,这好象基督教神话中的亚当和夏娃,因偷吃了上帝的“智慧果”而犯了“原罪”一样;另方面,这对数学来说,又如同亚当、夏娃吃了“智慧果”而变得“聪明”起来一样,从此人们就可以用变数数学来更深刻地把握物质运动的本质属性。所谓造成谬误的道路,是指由于数学的发展,变数的应用,人们习惯于越来越抽象的推理演算,往往使一些数学家走上否认数学同客观现实联系的唯心主义道路。对于这个问题,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作了专门的论述,指出,十七世纪下半叶微积分的发明是人类精神的最高胜利,可是数学家在进入“不可攻克的抽象堡垒”时,无限就变成了完全神秘的东西。他们以为自己“所研究的是人类精神的纯粹的‘自由创造物和想象物’,而客观世界决没有与之相适应的东西。可是情形恰恰相反。自然界对这一切想象的数量都提供了原型。”(《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5页)
71.为了正确地确定象哺乳动物的血液循环这样简单的事实,需要从盖仑到马尔比基之间多么长的一系列中间阶段(第85页)
在这里,恩格斯以人们经过长期研究才确定哺乳动物血液循环的这一简单事实为例,说明认识真理是一个过程,批判了杜林的终极真理的谬论。
哺乳动物的血液循环过程:血液从心脏的左心室出发,沿动脉到全身毛细血管,进行物质交换,接着通过静脉回右心房而入右心室;然后血液又从右心室出发,沿着肺动脉到肺部毛细血管,经过气体交换,再入肺静脉回到左心房而入左心室。血液总是这样在全身周而复始的运行。
对于哺乳动物的血液循环问题,早在古希腊时代,人们就开始研究了,并初步确定了心脏的位置及其与动脉的联系。但由于当时人们只解剖死尸,因而错误地认为,动脉中只有空气而没有血,血液是在肝脏中由食物形成的。公元二世纪,罗马医生盖仑(约130—200)通过对猿猴等动物的活体解剖研究,证明动脉中存在血液,纠正了过去所谓动脉中没有血液而只有空气的错误说法。但他仍保持着血液是在肝脏里由食物形成的旧看法。后来,意大利医学家法布里萨斯(1537—1619)又发现静脉管内有奇怪的活瓣,认为活瓣的作用是只让流向心脏的血液通过而不许其退回,并使血液不能运行过快。他的学生英国医生哈维(1578—1657)进一步对许多活体进行解剖,确证血液从心脏开始,经过动脉流向身体的各部分,然后再从静脉流回心脏。但他还没有发现毛细血管,错误地认为血液循环是通过所谓的“组织孔”,直接从动脉流入静脉的。直到1661年,意大利解剖学家马尔比基(1628—1694)才发现了毛细血管。至此,人们对哺乳动物的血液循环才有了比较充分的认识。
从盖仑到马尔比基,在十五个世纪中,许多科学家研究了血液循环。确定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竟然经历了这么长的一系列中间阶段。可见,人的认识是一个由浅入深、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根本无所谓不变的终极真理。
72.我们且举著名的波义耳定律为例,……雷尼奥发现,这一定律不适合于某些情况(第88页)
十七世纪中叶,英国物理学家波义耳(1627—1691),在改进抽气机过程中精密地研究了气体体积和压力之间的定量关系。于1662年发现:当温度不变时,定量气体的体积和它所受的压力成反比,即压力增加一倍,气体体积就缩小到原体积的一半。这就是波义耳定律。1876年,法国物理学家马略特(1620—1684)也发现了这个定律。所以,波义耳定律也称波义耳一马略特定律。波义耳定律的发现,是人类认识气体性质的一个重要阶段,但它并不是对气体性质的最终认识。
十九世纪中叶,法国物理学家、化学家雷尼奥(1810一1878),从事气体和蒸汽的性能的研究,经过反复实验,制成了空气温度计和高温计,编制了水银膨胀表、煤气膨胀表和气压表,获得了检验波义耳定律的材料,从而更准确地确定了气体的机械当量。雷尼奥的这些研究成果证明,各种气体膨胀系数并不完全一样,除氢之外,没有一种气体是严格遵守波义耳定律的。波义耳定律只是在一定的压力和温度的范围内,对一定的气体才有效,对于气体因压力而液化在接近液化那一点时,它就失去效力了。
十九世纪末期,更精确的实验证明,波义耳定律即使在它适用的范围内也不是绝对精确的。由于各种不同气体的分子的大小和分子间的作用不同,它们的体积和压力之间的比例关系就不完全一样。甚至同一种气体在不同的温度下,它的体积和压力之间的比例关系也不一样。所以,为了更准确地描述气体的性质,就需要用一些其他定律来补充波义耳定律。
73.当歌德使靡菲斯特斐勒司具有黑狗的形象而不是黑猫的形象的时候,他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第92页)
歌德(1749—1832),德国著名诗人,剧作家、思想家。他根据十六世纪的民间传说,写了长篇诗剧《浮士德》。诗剧描写了中世纪一个老博士浮士德一生探求真理的痛苦经历。在一个春天的复活节,浮士德因在书斋里烦闷得要死,便同弟子瓦格纳出去郊游,途中遇着一条黑狗,这条黑狗是魔鬼靡菲斯特斐勒司变成的。当这条黑狗跟着他们回到书斋后,又变成了人形。这个魔鬼以爱情、欢乐和权力来收买浮士德的灵魂,但终于失败。诗剧反映了进步的、科学的力量同反动的、神秘的力量之间的斗争,表达了诗人对人类未来的信心。
杜林在谈到恶的起源问题时,认为一些人具有恶的道德观念,就象动物中的猫生来就有“固有的虚伪性”一样,是天生的,是一种自然现象。恩格斯讽刺说:恶就是猫!那么作为恶的象征——魔鬼,就应该象猫一样有爪子和绿眼睛。而歌德用黑狗的形象而不是用黑猫的形象来描写恶魔,便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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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解放 发表于 2016-6-17 18:57 | 显示全部楼层

十、道德和法。平等
74.甘受奴役的现象发生于整个中世纪,在德国直到三十年战争后还可以看到(第96页)
中世纪,在欧洲是指公元五世纪至十七世纪封建社会的整个历史时期。在中世纪,由于封建领主之间连绵不断的战争的摧残和掠夺,加上苛捐杂税的盘剥,使自由农民日益破产,生活困苦不堪,就不得不去寻求封建主的保护。为了获得这种保护,他们就必须交出自己的土地,把人身交给“保护人”去奴役,使自己沦为农奴。中世纪这种“甘受奴役”的现象,在德国直到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后还可看到。因为在这次战争中,德意志被瑞典人、法国人和德意志的雇佣兵破坏得最为惨重。战后随之而来的饥荒、瘟疫,使农民几乎普遍破产而丧失最后的抵抗力。他们只好放弃自己的份地,去忍受贵族的无限制的奴役。所以,这时自由农民沦为农奴又成为普遍现象。
杜林认为,一切奴役都是通过暴力来实现的,否则就不算奴役。恩格斯驳斥杜林这种荒谬观点时指出,无论是被迫同意的形式,或者是采取践踏的形式,奴役依旧是奴役。在被剥削阶级丧失生产资料的前提下,即使不使用暴力,也会产生阶级奴役现象,而被剥削阶级这种“甘受奴役”的形式,决不能否认实际上被迫沦为农奴的本质。
75.普鲁士在1806年和1807年战败之后(第96页)
1806年,法皇拿破仑打败英、奥、俄等国组成的第三次反法联军之后,迫使德国哈布斯堡王朝取消有名无实的“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建立了由二十一个邦参加的“莱茵联邦”,自任保护人。这对普鲁士是一个打击。同年,普鲁士加入第四次反法联盟,对法作战,再次被法军打败。1807年法国与俄、普分别签订《提尔西特和约》,使普鲁士丧失大片领土,赔款一亿法郎,并裁减军队。这个掠夺性的和约,加重了普鲁士人民的负担,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纷纷起来革命。普鲁士封建统治者被迫颁布了改革法令,允许农民赎买封建义务,废除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但是,赎买条件极其苛刻,农民须缴付相当于常年支出二十五倍的赎金,或者将三分之一以上的耕地割给地主,实际上是把农民驱入更加无法生存的境地。因此,当时的农民不得不继续处于受封建领主奴役的地位。
76.施蒂纳的拥有自己的所有物的《唯一者》也相形见绌了(第97页)
施蒂纳(1806—1856),是卡斯巴尔·施米特的笔名,德国青年黑格尔分子,主观唯心主义者,无政府主义的早期代表之一。1845年,施蒂纳发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书,竭力鼓吹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唯我论。他宣称,“我就是我的一切,这个我就是唯一者”,“自我”是宇宙间独一无二的“唯一者”,是世界万物的主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施蒂纳这种反动的主观唯心主义进行了批判。
杜林撇开社会阶级地位和历史条件,大肆宣扬两个意志“完全平等”的权利、“一般人的主权”、“个人的主权”等等,实际上是在一些壮丽字眼掩盖下,鼓吹反动的唯心主义和个人主义。恩格斯讽刺说,与杜林这种反动货色相比,简直连施蒂纳的《唯一者》也相形见绌了。
77.耶稣会教士(第97页)
耶稣会是天主教反对宗教改革和社会进步力量的一种反动宗教组织。它于1534年由西班牙贵族罗耀拉(1491—1556)创立,1540年经罗马教皇正式批准。它有严密的军事性质的组织机构,其宗旨是维护罗马教皇的权威,巩固天主教会的反动统治。
耶稣会教士都是一些狂热的天主教徒。他们同修道士不同,不住在修道院,一般不穿僧衣,可以同俗人自由交往。他们往往钻入上层社会,结交显贵,甚至担任高级官职,按照天主教会和耶稣会头目的指令去影响和干预社会生活。耶稣会教士为了天主教会的利益,以“只问目的,不择手段”为信条,用暗杀、欺骗、特务活动等手段,帮助反动统治者镇压人民,干涉别国内政。他们常用决疑法,即用中世纪法学中的一般教条原则解释个别事例的诡辩术,来为丑恶行为辩护。
78.虔诚的羔羊对自己的世俗的近邻——山羊行使世界审判者的职权(第98页)
在基督教的教义中,虔诚的羔羊是指耶稣而言。传说,上帝为了替世人赎罪,把自己的独生儿子耶稣送到世上作为赎罪的羔羊。圣经记载,耶稣坐在荣耀的宝座上,万民聚集在他面前。他把万民看成羊,就象牧羊人把羊分成绵羊和山羊一样,他也把万民分成善人和恶人。绵羊代表善人,被安置在右边;山羊代表恶人,被安置在左边。耶稣在这里对山羊行使世界审判者的职权,宣布绵羊代表的善人,将得到永生,而山羊代表的恶人,由于没有做好事,将受到惩罚。
杜林离开人的阶级性,把人分成人性的人和兽性的人,并主张对兽性的人采取暴力措施。杜林扮演着世界审判者的角色,他对人这样的分类,只能在基督教里才能找到,是十分荒唐的。
79.异己的意志正是在通过暴力实行的平等化中被认为是有平等权利的,这句话不过是对黑格尔学说的一种歪曲。按照黑格尔学说,受罚是犯罪者的权利(第99页)
黑格尔在他的《法哲学原理》第一篇“抽象法”第三章中,提出了受罚是犯罪者的权利的观点。黑格尔认为,意志和自由是一个东西,既然每个人都有意志,那么每个人也就都有意志自由,并享有伴随意志自由而来的权利。权利就是意志自由的体现。一个人违法犯罪,就是对自己的权利的否定。对犯罪者施用刑罚,不是别人从外边无故加于他的,而是按照犯人自己的行为应当受到的处罚,是罪有应得,自食其果。“处罚他,正是尊敬他是理性的存在”,也就是说,处罚犯人正是在于重新唤起他原来的意志自由,而不是把他“变成无害动物”,不加尊重。所以,刑罚就是对犯法的否定,使犯罪者恢复他原有的权利。这种由权利(或法)到犯法,再由犯法到刑罚,就是黑格尔的所谓法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过程。黑格尔离开人的阶级性而抽象地谈论“意志自由”、权利、犯罪,刑罚等,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刑法理论。
杜林胡说,“按照真理和科学行动”的人和“按照某种迷信或偏见行动”的人是不平等的,为了实现“平等化”,前者可以对后者施用暴力。后者作为前者的“异己意志”,只有在受到暴力压服之后,才被承认有平等权利。这是对黑格尔关于受罚是犯罪者权利的观点的一种歪曲。因为黑格尔承认犯罪者是“理性的”人,而不是看作“有害的动物”;杜林则认为犯罪者是童稚、疯狂,是具有“兽性的人”。杜林的这种谬论,是直接为他所称的“文明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反动统治作辩护的。
80.基督教只承认一切人的一种平等,即原罪的平等,这同它曾经作为奴隶和被压迫者的宗教的性质是完全适合的。此外,基督教至多还承认上帝的选民的平等(第101页)
基督教产生于公元一世纪。当时,它是作为奴隶、隶农、平民和被罗马人征服的人们的宗教而出现的。早期基督教主张人人平等,仇恨富人,反对罗马帝国的统治。基督教的教义宣称,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由于在天堂偷吃了上帝的“智慧果”而犯了罪,从此就给整个人类带来了罪过,即称为人类的“原罪”。在人世间有富人与穷人之分,但在上帝面前,不论富人或穷人都是有罪的,这就是所谓“原罪的平等”。人们只有甘心受尽人间痛苦,赎了罪,死后才能升天堂。而富人不劳而食,坐享清福,不肯把财产拿出来分掉,所以他们升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显然,这种“原罪平等”的观念,是与早期基督教作为奴隶和被压迫者的宗教的性质是相适合的。
此外,基督教在最初还承认上帝选民的平等。这是指传说中的上帝耶和华,曾把犹太民族称为“特选的子民”。在上帝面前,这些“特选的子民”都是平等的。这仅仅在开始时被强调过,后来随着僧侣和俗人对立的确立,这种平等也就很快消失了。
81.日耳曼人在西欧的横行(第101页)
日耳曼人,最初居住在西罗马奴隶制帝国的北方,从事畜牧业和狩猎,过着原始公社的氏族生活。公元三世纪,日耳曼人的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氏族社会走向解体,各部落结成联盟,并经常侵袭罗马边境。这时,罗马帝国的奴隶制日益衰落,入侵的日耳曼人与帝国境内的奴隶、隶农和下层人民的起义结合起来,于410年攻陷罗马。后来日耳曼人又越过莱茵河,进入西班牙,接着侵入不列颠南部、高卢等地,建立了一系列封建王国。公元476年,终于灭亡了西罗马帝国。军事贵族和亲兵分得连同奴隶和隶农在内的整个田庄,成为大地主阶级;奴隶、隶农和贫苦无地的自由民构成了新的农奴阶级。从此以后,西欧经历了几百年的封建化过程,逐渐建立空前复杂的社会和政治的等级制度,几乎消除了一切平等的观念。
82.英国宪法,它最先承认了人权,同时确认了存在于美国的有色人种奴隶制:阶级特权被置于法律保护之外,种族特权被神圣化了(第103页)
美国宪法,指1775—1783年北美独立战争胜利后制定的“1787年美国宪法”。这部宪法确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以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为国家的组织原则,宣布美国为联邦共和国,肯定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政体。但它不仅没有触动奴隶制度,而且明文规定在二十年内仍然准许贩运黑人奴隶进口。1788年6月,宪法经九个州批准生效。但由于人民群众的反对,1789年9月,统治阶级又被迫在宪法中增添了十项关于人权的补充条款,规定了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等权利。
美国宪法是适应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需要的产物。当时,在欧洲绝大多数国家仍处于封建专制制度的历史条件下,这一宪法具有进步的意义。但是,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美国宪法,一方面最先承认自由、平等为人权,不再保护封建的阶级特权;另一方面又允许种植园奴隶主对有色人种进行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的奴隶制的存在,而且把它神圣化了。这充分暴露了美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及其民主、自由、平等的虚伪性。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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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解放 发表于 2016-6-17 18:58 | 显示全部楼层

十一、道德和法。自由和必然
83.那里和几乎整个莱茵省一样,通用法兰西刑法。仅仅对政治上的不法和犯罪才例外地实施普鲁士邦法,但是早在1848年4月,这种例外规定又被康普豪森取消了(第106页)
“那里”指的是德国莱茵省的科伦市。科伦是1848年夏天审理拉萨尔案件的所在地。1794年,莱茵省被法皇拿破仑第一吞并,并根据巴塞尔和约,正式并入法国。所以,在莱茵省通行着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法兰西法律。法兰西第一帝国覆灭后,莱茵省于1815年归还给普鲁士,但法兰西刑法典仍在那里通行。普鲁士反动政府采用一系列措施,企图在莱茵省实施维护封建专制的普鲁士邦法。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反对,结果只是规定对政治上的不法和犯罪才例外地实施普鲁士邦法。1848年3月,德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一威廉四世被迫宣布召开国民议会,由莱茵省大资产阶级代表康普豪森(1803一-1890)组成新政府。这个新政府于同年4月15日发布命令,取消了普鲁士邦法的上述例外规定。拉萨尔案件正是在这之后,于1848年8月5日至11日在科伦陪审法庭审理的。根据法兰西刑法典,拉萨尔被宣判无罪。
84.法兰西现代法(第107页)
即法兰西民法典。1789—1794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摧毁了封建专制制度,确立了资产阶级的统治。革命后,为了巩固资本主义所有制,资产阶级便着手制定法律。1800年,拿破仑吸收当时著名的资产阶级法学家参加,成立了法典编纂委员会。他们参照罗马法和有关资产阶级法律学说,拟就民法典草案,并于1804年通过,称法兰西民法典。1807年改称拿破仑法典,拿破仑帝国覆灭后,1816年又恢复原名。
法兰西民法典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民法典,它第一次扼要地提出了资产阶级民法的原理,把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社会成果在法律上固定下来。它肯定了法国“人权宣言”的反封建的革命精神,规定“所有法国人都享有民事权利”,确立了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资产阶级原则;规定个人所有权就是对物的绝对占有和处置的权利,从而确立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恩格斯说,法兰西现代泫是“以法国大革命的社会成果为依据并把这些成果转为法律的唯一的现代民法典”。(第107页)这部法典随着拿破仑的侵略扩张,在欧洲到处推行,对确立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统治地位起了很大作用。
85.罗马法(第107页)
罗马法是古代罗马奴隶制国家法律的总称。公元前五世纪颁布的《十二表法》,是罗马早期的成文法。公元六世纪中叶,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设立专门编纂机构,整理罗马历代法规和法学,编成了《法学阶梯》、《学说汇纂》、《查士丁尼法典》。查士丁尼死后,又增编《新律》。至十二世纪,这四个法律文献合称《国法大全》,它总结了罗马法将近千年的发展。罗马法严格维护奴隶主的财产私有制,保障奴隶主对奴隶的残酷剥削,为巩固奴隶主阶级的专政服务。它是古代法中保护私有制最完备、最典型的法律,有许多立法原则为后来的剥削阶级国家所吸取。
86.英吉利法(第107页)
英吉利法又称日耳曼法。公元五世纪中叶,日耳曼族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入侵不列颠岛。九世纪初由许多小王国形成了英吉利王国,英吉利法也就随之形成和发展起来。它不是由法令条文形成的成文法,而主要是由先前有权威的法官在司法审判中作出的判决或判例逐渐形成的习惯法。判例在英吉利法中占有重要地位,它被承认为有效的法律根据。但这并不妨碍法官们离开判例,对案件取得一致意见,作出合乎统治阶级利益的判决。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英国法律仍然保留了封建法权的形式,继承了旧的判例,利用习惯法的不确定性,专门为资产阶级利益辩护。随着英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英吉利法在世界不少国家和地区得到了广泛通行,直到今天,一些国家和地区,仍然采用英吉利法。
87.耶利米哀歌(第109页)
耶利米是圣经故事中一个念咒降神的先知。据传说,公元前七世纪末六世纪初,耶利米在犹太王国活动,他以预言的形式揭露权贵们的自私自利,并号召犹太人起来反对新巴比伦王国的侵略。公元前586年,新巴比伦王尼甲尼撒二世攻占耶路撒冷城,灭了犹太王国。之后,耶利米在巴勒斯坦地区,以悲愤的心情,哭诉沦陷区人民的痛苦,请求主神耶和华解救。公元前580年左右,一位匿名作者根据耶利米的这一故事,写了一篇《耶利米哀歌》。
杜林抱怨教会对出生、结婚等民事实行强制性干预,抱怨“行政官”和法学家一样,由于在“执行业务上准备不足”,没有把这类权力从教会手中夺取过来。杜林的这种抱怨是毫无意义的哀鸣,因为1874年俾斯麦政府已通过有关法律,剥夺了教会登记户籍的权利。因此,恩格斯讽刺说,杜林的抱怨是唱了一曲“特殊普鲁士的耶利米哀歌”。
88.古斯达夫·司徒卢威(第116页)
古斯达夫·司徒卢威(1805—1870),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新闻记者。参加过德国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曾鼓吹素食主义。恩格斯在批判杜林极端庸俗的所谓生活“差异规律”时讽刺说,杜林在要求禁烟禁酒之外,只要再禁止人们吃肉,就可以把他的“现实哲学”提升到古斯达夫·司徒卢威所主张的素食主义的高度,即纯粹儿戏的高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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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辩证法。量和质
89.逻各斯(第117页)
原为希腊文的音译,本义为思想、概念、理性和言词。哲学史上最早使用这个概念的是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意指世界的普遍规律。后来,在不同的唯心主义哲学流派中逻各斯有不同的含义。例如,在斯多葛派那里,它是指“宇宙理性”、“命运”;在中世纪基督教神学中是指“神的理性”;在黑格尔哲学中是指概念、理性、“绝对观念”。杜林在这里所说的“逻各斯学说”,就是指黑格尔的逻辑学,或“绝对观念”自我发展的学说。
90.在一定条件下直线和曲线应当是一回事(第118页)
恩格斯为了说明矛盾的普遍性,讲到高等数学中的矛盾时,举了这个例子。按照人们的常识,好象直不能是曲,曲不能是直,直线与曲线是绝对不同的两回事。但是,微分学不顾常识的一切抗议,竟使直线和曲线在一定条件下相等”。(第117页)以一个圆周来说,如果我们把圆周分割成许多小弧段,则每一小弧段接近于连接弧段两端点的直线段。分的段数越多,小弧段就越接近于对应的直线段。若分的段数无限增多,每一小段都无限减小,那么小弧段就无限接近于直线段,整个圆周就可以看作是由无数条直线段构成的。在无限分割的条件下,曲线可以转化为直线。这说明在微分中,直线和曲线的对立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91.在我们眼前相交的线,只要离开交点五六厘米,就应当认为是平行的、即使无限延长也不会相交的线(第119页)
按照初等数学,两条相交的直线OX,OY是不能平行的。但在高等数学中,两条相交线只要离开还点不远,则可看作平行。如,我们在直线OY上任取一小段AB,相应地作一条和直线OX平行的直线AX1。当AB无限缩短时,可以将AB和AX1视为重合,即把AB和AX1看作平行。类此工作无限地进行下去,直线OY上的每一小段均与直接OX平行,那么由无数小段构成的直线OY,也就可以看作和直线OX平行了。
92.连初等数学也充满着矛盾(第119页)
矛盾不仅存在于高等数学中,就是在初等数学中也是充满着矛盾的。恩格斯举了一些例子说明了这个问题。
例如,开方和乘方本来是两种相反的运算,一个正整数愈开方愈小,愈乘方愈大,在通常情况下,是不会相等的。但在指数乘方时,它们却可以相等,A的根等于A的幂,即√A=A(1/2),这是一个明显的矛盾。
又如,正和负本来是相反的数,负数不可能等于正数,但负数自乘的结果就成为正数的平方,例如(-A)×(-A)=A2。这又是一种矛盾的表现。
再如,负1的平方根√-1,本来是一个虚数单位,在实数领域中是不存在的,因为无论是正1还是负1,其平方都是正1。可是,在解X2+1=O这一方程时,却合乎逻辑地得出X=√-1的结果。这也是一种矛盾,但在数学的运算中却是必不可少的。
93.马木留克兵(第126页)
马木留克是阿拉伯语mamluk的音译,意为不自由的人、奴隶。公元九世纪,阿拉伯帝国的阿拔斯王朝统治者马门(813—833)建立了常备军骑兵卫队,主要由突厥等族出身的年轻奴隶组成,称马木留克兵。后来,马木留克由于参予军事和行政,其上层分子就转变为统治者。例如1250—1517年埃及的历代苏丹(君主),就是由马木留克集团的上层分子中推选出来的。十八世纪,埃及属土耳其人统治的奥斯曼帝国,但实权不在土耳其人手里,而是操在当地封建统治者马木留克军贝伊手中。1798年7月,拿破仑率领法军侵略埃及,在金字塔附近的战役中击溃了马木留克部队。这里说的法国骑兵和马木留克兵的战斗,就是指拿破仑侵埃时的战斗。恩格斯在这里引用拿破仑关于描述这次战斗的一段话,是为了进一步说明量变和质变互相转化规律的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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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辩证法。否定的否定
94.黑格尔的否定的否定(第127页)
“否定的否定”这个哲学概念,首先是黑格尔提出来的,是用来概括“绝对观念”全部发展过程的一种唯心主义的三段式。黑格尔把“绝对观念”的自我发展和自我认识的过程分成了“正、反、合”三个阶段。“正”题是发展的起点,是原始的同一(潜藏着它的对立面);“反”题是对立面的显现或分化,是“正”题的否定;“合”题是“正”题和“反”题的统一,即“否定的否定”。他认为,“正”题被“反”题所否定,使“正”与“反”对立起来,这是一个“单纯的否定”或“形式的否定”;因为任何一个具体概念都是对立面的统一,所以要把握它,就必须进一步对第一个否定再加以否定,“反”题又被“合”题所否定,也即“否定的否定”。在“合”题中,不是简单地抛弃前两个阶段,而是在新的基础上把前两个阶段的某些特点统一或“调和”起来,并且和第一个阶段即“正”题有某些相似。但它不是简单的复归,而是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
黑格尔在这里猜测到了事物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螺旋式上升运动的规律。然而,在黑格尔那里,“否定的否定”不是客观事物本身的发展规律在思维中的反映,而是纯粹概念的逻辑推演过程。他把自己哲学的各个部分牵强附会地都套入这种三段式中,三段式套三段式,层层推演,形式主义地编织了一个庞大的唯心主义体系。在他的“合”题中带有调和矛盾的形而上学性质。
95.资本的原始积累(第130页)
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以前,资产阶级通过暴力使生产者同生产资料分离和货币资本积累的过程。资本主义生产必须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要有大批无产者,他们被剥夺了生产资料,不得不为资本家劳动;二是在少数人手里要有建立资本主义企业所必需的货币财富。为此,就必须有一个使直接生产者跟生产资料分离的过程。起初,这个过程是在商品生产所特有的规律,特别是在价值规律作用的基础上,通过竞争而使小生产者破产的方式来实现的。但这一过程很缓慢,于是资产阶级便用暴力和掠夺来加速它。西欧各国的资本原始积累,是从十五世纪末开始的,以英国最为典型。资产阶级主要通过对农民土地的掠夺,使农民沦为无产者,并由国家的血腥立法迫使他们为资本主义企业劳动。同时,资产阶级还通过掠夺殖民地、贩卖奴隶等办法,使大量生产资料和货币集中在自己手里,迫使小生产者丧失生产资料,造成庞大的雇佣工人队伍,以加速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
96.卢梭的平等说(第137页)
卢梭(1712—1778),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民主主义者。他在《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和原因》等著作中,论述了资产阶级的平等学说。
卢梭认为,在原始的“自然状态”下,一切人都是平等的。“自从人们知道一个人具有两个人的食物为有益之时起,平等就消失了,私有就开始了”。他曾用两个人做例子,说明财产私有制是不平等产生的根源,反驳了那种关于不平等来源于“暴力”的观点。在他看来,不平等的产生是合乎自然的现象,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进步。同时,卢梭又指出,社会不平等直接表现为统冶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残酷斗争和对抗,因而这一进步对于人与人的平等来说,又是一个退步。在封建君主专制的条件下,这种不平等已经达到了顶点,它迫使人们用暴力推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制,重新实行平等。卢梭认为,这也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事情,“以扼杀或废除暴君为结局的那种暴力,较诸暴君昨天用以处置其臣民的生命、财产的那些行为,同样是合法的行为。暴力支持他,暴力也推翻他。”恩格斯肯定了卢梭这一思想的合理性。
卢梭对于不平等的产生和发展的见解,包含着一些合理的成分,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起过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卢梭并不主张从根本上消灭私有制,他理想的国家不过是保护私有制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就是他的平等说的阶级实质。
杜林从抽象的两个人的“完全平等”这一公理出发,虚构出不平等是由“暴力”产生的,把不平等看作绝对的坏事,作出了和卢梭完全相反的论断。和卢梭的平等说相比,杜林的平等说是非常浅薄而拙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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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象和方法
97.票据(第144页)
票据是载明一定金额,在一定日期,向指定付款人领取款项的凭证。票据随着资本主义商业信用的发展才开始广泛应用。在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有汇票、本票和支票。汇票有商业汇票和银行汇票两种。商业汇票由卖货人发给买货人,由买货人签章承担兑现的义务;银行汇票由银行发出,交由汇款人寄给异地收款人凭此票兑取汇款。本票是由发票人本身支付一定金额的票据,一般为银行所签发,用以代替现金。支票是活期存款的存户对银行发出的一种支付通知,要银行从他的存款帐上支付一定金额给指定人或持票者。按票据到期日的不同,可分即期票据和定期票据。前者是见票后立即付款的票据,后者是必须到票面载明的到期日才能付款的票据。票据一般可以转让,成为支付手段和流通手段,因而成为投机对象。
98.交易所(第144页)
交易所是资本主义国家大宗商品和证券的交易市场。1531年在比利时安特卫普立的交易所,是欧洲最早的交易所。以股票、公司债券、公债券等有价证券为交易对象的称证券交易所,以商品为交易对象的称商品交易所。交易所中进行的交易分现货交易和期货交易两种。现货交易有实物的转移,期货交易绝大部分没有实物转移,只凭先后买卖间的差价结算盈亏。商人经常利用期货买卖方式,买空卖空,获得暴利。获利者主要是具有操纵能力的大资本家,绝大部分中小资本家在竞争中趋于破产。股票行市的变动反映着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状况和政治状况的变动。在经济危机成熟时期,证券交易所通常发生有价证券行市猛跌的危机;发生重大的政治事件,也可以引起有价证券行市猛跌或猛涨。交易所是资本家互相争夺资本而进行投机倒把活动的集中场所。
99.随着金属货币的采用,一系列的规律发生了作用,这些规律对于借金属货币进行交换的一切国家和历史时期都是适用的(第145页)
货币是在商品交换的长期历史发展中从商品界自发地分化出来的一种特殊商品,它是表示其他一切商品的一般等价物。金属货币,是在原始社会后期,随着手工业和农业的社会大分工的发生和商品交换的进一步发展而出现的。金属货币在商品经济中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等五种职能。
由于金属货最执行各种职能,一系列的规律发生了作用。例如,金属货币作为价值尺度时,价值与价格的变动规律发生了作用。商品价格,只有在商品价值提高而货币价值不变,或货币价值降低而商品价值不变时,才会普遍提高。反之,商品价格,只有在商品价值降低而货币价值不变,或货币价值提高而商品价值不变时,才会普遍降低。又如,货币维为流通手段时,货币流通规律也就发生了作用。影响货币流通量变化的因素有流通中的商品量、商品的价格水平和货币的流通速度(用一定时间内同一货币单位的平均周转次数来表示)。前两项因素的乘积就是商品价格总额。货币流通量同商品价格总额的变动成正比例,同货币周转次数的变动成反比例。这可以用公式表示如下:
流通所必需的货币量=商品价格总额/同一货币单位的平均周转次数
用金属货币进行交换而出现的规律,是一切存在着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金属货币的社会所共有的规律。
100.在至今只存在自然经济或主要存在自然经济的国家中,金属货币的采用和推广,总是同以前的分配中的或慢或快的变革相联系(第145页)
自然经济不是为了市场交换,而是为了满足生产者或经济单位本身需要而生产的经济形式。这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曾经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各个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到资本主义时代,在那些只存在自然经济或主要存在自然经济的国家里,由于国内生产和社会分工的发展,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和世界市场的影响,自然经济便逐渐被商品经济所代替,使那些国家的旧的经济基础趋于解体。在这种解体过程中,商品交换以及随之而来的金属货币的采用和推广,首先引起起了旧的产品分配方式和方法的或慢或快的变革。
例如,封建农奴制和依附农制具有自然经济的性质。在产品分配中,地主以劳役地租或实物地租的形式占有农奴和依附农民的剩余劳动或剩余产品。由于金属货币的采用和推广,劳役地租和实物地租便日益被货币地租所代替,使产品的分配形式发生了变化。货币地租形式的通行,必然使农民对地主的传统的人身依附关系转化为一种契约的货币关系。在货币地租形式下,农民获得了较大的独立性,同时也意味着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化,价值规律发生作用。这就使各个农民之间的分配上出现较大的悬殊,使贫富对立日益增长,从而开始了农民的分化过程。正如列宁所说:“早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依附农民的独立性一扩大时,也就会出现农民分化的萌芽。但是这种萌芽,只有在下列的地租形式下,即在货币地租下才能得到发展,而货币地租是实物地租形式的简单变化。”(《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第145页)
恩格斯通过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引起旧的分配方式和方法变革的历史事实说明,分配方式必须同生产和交换方式相适应,而新的生产和交换方式的产生和发展,必然要求同它们相适应的新的分配方式。
101.由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做了正面阐述的狭义的政治经济学,实质上是十八世纪的产儿,它可以和同时代的伟大法国启蒙学者的成就媲美,并且也带有那个时代的一切优点和缺点(第148页)
这里所说的狭义的政治经济学,是指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和发展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它始于十七世纪的威廉·配第,到十八世纪才达到成熟的地步。十八世纪法国重农学派的主要代表魁奈,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流通领域移到生产领域,从而奠定了对资本主义生产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马克思称重农学派的观点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个有体系的观点。十八世纪英国古典经济学派的杰出代表亚当·斯密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分析比重农学派前进了一大步,他在古典政治经济学领域内完成了一整套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
由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所阐述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是欧洲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时代的产物。它同法国启蒙学者的思想一样,具有那个时代的优点和缺点。当时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反对宗教迷信,提倡理性和科学,反对封建特权,提倡经济自由,对于消灭旧的封建关系、确立资本主义制度起过进步作用。另一方面,它从抽象的理性主义出发,把资产阶级的阶级性看成人类的本性,把资本主义社会看成是永恒的理性社会形式,把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规律看成是永恒的自然规律。因此,它的观点和方法同样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并没有超出那个时代所给予它的限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性。
102.梦想千年王国快要来临的中世纪的神秘主义者,已经意识到阶级对立的非正义性(第154页)
千年王国,据基督教教义说,信徒们遭到魔鬼的迫害,经过一场大决战,战胜了魔鬼并把它投进无底坑,关闭一千年。在此期间基督再降生于世为王,建立公正的普遍平等的幸福的世界,人间将有一千年的太平盛世。
这里的神秘主义者指的是欧洲中世纪代表农民和平民要求的具有宗教色彩的反封建的激进派,如十四世纪意大利北部阿波斯托尔派的多里钦诺、十五世纪捷克塔波尔派中间的米林那尔派等。他们已经意识到封建社会阶级对立的非正义性,梦想早期基督教关于耶稣再生和建立公正的普遍平等和幸福的“千年王国”即将来临。这些宗教神秘主义者主张,在教区成员间恢复早期基督教的平等关系。他们从“上帝儿女的平等”推论到人类社会的平等,甚至已经多少推论到财产的平等。他们要求农民和贵族平等、平民和城市贵族及特权市民平等,要求取消徭役、地租、捐税和特权,至少消除那些最不堪忍受的财产差别等等。如多里钦诺说私有财产是罪恶的基础,他要求实行财产公有,消灭僧侣,用暴力镇压富人,这样千年王国就会降临,那时就不再有不平等了。他们的这些思想同早期基督教关于“千年王国”的宗教神秘学说很自然地联系起来,但他们这些主张只能是梦想,没有任何现实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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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解放 发表于 2016-6-17 19:01 | 显示全部楼层
二、暴力论
103.鲁滨逊“手持利剑”把星期五变成自己的奴隶(第158页)
这是英国资产阶级作家丹尼尔·笛福(约1660—1731)写的小说《鲁滨逊飘流记》中的故事。故事大意是:小说中的主人公鲁滨逊,是个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由于从事海外冒险事业,成了巴西糖厂和烟草种植场的主人,大量使用奴隶劳动。后来,他在去几内亚的航行途中遇险,飘流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孤岛上,于是开始了一个人的孤独生活。小说中的另一个人物在氏族部落战争中被俘,被胜利者押运到这个孤岛上,准备作为盛宴的食品。这时鲁滨逊营救了他,因为营救的那天是星期五,就取名“星期五”作为纪念。从这时起,鲁滨逊就俨然以岛上的“总督”自居,用火枪、利剑使星期五慑服和“开化”,变成他的奴隶。杜林用鲁滨逊和星期五这两个人作为构成社会的所谓最简单的要素,企图以此论证他的暴力产生奴役和剥削的理论,这显然是十分荒谬的。
104.英国的奴隶制对暴力的依赖,要比它对英国的棉纺织工业的依赖少得多(第158页)
美国的奴隶制,是指美国南部用奴隶劳动经营种植园的经济制度。种植园主即奴隶主,他们利用奴隶劳动种植棉花、烟草、糖等等作物,将产品大量输往国外,并向欧洲(主要是英国)购买所需要的工业品。美国的奴隶制虽然需要暴力来维持,但奴隶制的存在是由经济原因决定的。
美国使用奴隶的植棉业主要是依赖英国棉纺织工业发展起来的。英国产业革命后,由于棉纺织工业的巨大发展,对棉花的需求量迅速增加,棉花价格不断上涨,使美国使用奴隶劳动的植棉业成为极有利可图的事业。英国棉纺织工业的发展,促使植棉业在美国南部普遍推广。1791年美国南部只有南卡罗来纳和乔治亚两州种植棉花,后来不断普及到南部所有各州,它们变成了英国的棉纺织工业的原料基地。随着英国棉纺织工业发展,美国棉花种植迅速扩大,从国外输入的奴隶日益增多,1790年有六十九万七千人,到1861年增加到将近四百万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棉纺业的飞速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的植棉业,从而不仅大大促进了非洲的奴隶贸易,而且还使饲养黑人成了所谓边疆蓄奴各州的主要事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86页)
在美国,大规模使用奴隶劳动,只有在仅需简单劳动而土地又肥沃的植棉区才是有利的。在其他地区,使用奴隶劳动就不上算,因而也不采用奴隶制。这说明,是否采取奴隶制不是决定于暴力,而是出自经济原因。
105.甚至原始贵族的形成,象在克尔特人、日耳曼人中以及印度旁遮普地方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所发生的那样,最初也完全不是基于暴力,而是基于自愿和习惯(第160页)
克尔特人,是公元前一千年左右定居于欧洲莱茵河、塞纳河、卢瓦尔河流域和多瑙河上游的部落集团。到公元前二世纪末,随着农业技术达到较高水平,氏族制度开始解体,分化出贵族、祭司、工匠和农民。
日耳曼人,是古代居住在北欧一带的游牧部落。公元前六至一世纪,他们逐渐南移,占据现在的德国领土,并开始定居,共有耕地,经营农业。公元一至四世纪,日耳曼氏族公社内部开始分化,出现原始贵族。
旁遮普地方,即现在印度的旁遮普邦和巴基斯坦的原旁遮普地区。这个地方直到十九世纪还残存着实行共同耕作的家庭公社。这种家庭公社存在着各个家长之间的财产差别,出现了原始贵族。
克尔特人、日耳曼人和旁遮普地方的原始氏族情况说明,在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最初形成的原始贵族,并不是由于暴力,而是由于习惯和自愿,这是由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所决定的。恩格斯指出,这些氏族选举出来的首领,已经部分地靠氏族成员献礼(如家畜、谷物等)来生活。随着母权制向父权制的过渡,氏族官职也逐渐由选举产生变为世袭制,因而也就促进了氏族内部原始贵族的形成。随着氏族经济的发展,这些原始贵族便逐渐脱离生产劳动而拥有更多的财富,成为氏族中的贵族家庭。
三、暴力论(续)
106.美国独立战争(第165页)
即1775年至1783年北美十三个殖民地人民反抗英国殖民统治,争取独立的战争。
北美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北美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英国把法国殖民者逐出北美之后,加强了它对北美殖民地的剥削和压迫,更加引起当地新兴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反抗。1773年12月,波士顿居民捣毁英国载茶轮船,成为这次战争的直接导火线。1774年9月,北美十三个殖民地的代表召开第一届大陆会议,决定与英国断绝商业关系。1775年4月战争爆发。5月召开第二届大陆会议,通过组织军队的决议。6月15日,大陆会议选举华盛顿为殖民地军队总司令。1776年7月4日,大陆会议通过了由民主分子托马斯·杰斐逊等起草的《独立宣言》,宣布十三个殖民地与英国脱离关系,组成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国。战争初期,英军处于优势,但1777年在萨拉托伽一役中,英军一部被围投降,整个战局开始扭转。1781年8月,华盛顿的起义军击溃英军主力,英国被迫媾和。1783年签订“巴黎和约”,英国殖民者正式承认美国独立。
在这次战争中,北美十三州只有三百万人口,但却打败了拥有近三千万人口的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大英帝国。当时,英军虽然武器装备好,但他们是雇佣军队,士兵作战不积极主动,经常开小差,只得依靠长官督战,采取动转不灵的线式战术。美国军队虽然人数不多,武器装备很差,但他们是为切身利益而战,士气很高,善于打游击,能够运用散兵战术袭击敌人。这就说明,决定战争胜负的,不是武器,而是人,是人心的向背,在于战争的性质是否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107.美国革命所开始的事情由法国革命来完成(第166页)
美国革命,即美国独立战争。这次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它推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政体。马克思谈到美国这次革命时指出:“就在那些不到一世纪以前第一次产生伟大民主共和国的思想的地方,出现了第一个人权宣言,给予十八世纪的欧洲革命以第一次的推动力”。(《马克思恩格斯给美国人的信》,人民出版社1963年单行本,第76页)但是,这次革命是不彻底的,还保存了南部种植园主压榨有色人种的奴隶制度。
美国革命对于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美国的《独立宣言》,为了满足南部奴隶主参加对英战争而提出的要求,删掉了关于谴责奴隶制的部分。法国制定《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是以《独立宣言》为蓝本的,但它更彻底地提出了反对一切封建专制制度的原则。法国革命还利用和发展了美国革命时期组织大陆协会和安全委员会的经验,建立起自己的国民公会和公安委员会。
法国革命是继美国革命之后的一次更彻底、更深刻的资产阶级革命。它从根本上消灭了统治法国一千余年的封建制度,确立了资产阶级政权。它开辟了一个资本主义更加广泛发展的时期,不仅为法国资本主反扫添道路,而且沉重地打击了欧洲封建体系,推动了欧洲各国的贸产阶级革命运动。
四、暴力论(续完)
108.毛勒(第173页)
毛勒(1790—1872),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古代和中世纪的日耳曼社会制度的研究者。他在研究中世纪马尔克公社的历史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毛勒以大量的历史材料说明:古代日耳曼人的社会制度是以马尔克公社为基础的,公社成员最初在财产方面和社会方面都是平等的,后来随着土地私有制的出现,才失去了这种平等。马尔克公社最后由于国王,贵族和僧侣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实力的加强而解体。可见,建立在私有制上面的奴役关系不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杜林却断言,大面积的地产无论何时何地都是大地主所占有的,都是由被奴役的劳动者来耕种的,这说明他对毛勒的著作毫无所知。
109.希腊早在英雄时代就已经带着等级的划分而进入历史(第173—174页)
希腊英雄时代,也叫“荷马时代”(因《荷马史诗》而得名),是希腊氏族制度解体的时代,约在公元前十一世纪到前八世纪。荷马史诗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当时社会逐步发生阶级分化,氏族公社内部出现了贫富不均的现象,出现了氏族贵族、独立农民、奴隶、雇工和乞丐。一个氏族贵族往往拥有几十个奴隶。奴隶多半来自战俘或被拐卖的人,女奴隶主要使用在家务劳动上,男奴隶多半使用在放牧上,直接用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奴隶还很少。公元前八世纪在希腊出现了许多奴隶制城邦,建立起希腊诸城市国家,英雄时代遂告结束,进入了阶级社会的历史。
110.在意大利,土地主要是由农民垦殖的;在罗马共和国末期,大田庄即大庄园排挤小农而代之以奴隶的时候,它们同时也以畜牧业代替了农业,而且象普林尼所已经知道的那样,使意大利趋于崩溃(第174页)
罗马共和国末期,约在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前三十年共和国灭亡的时期。这里提到的普林尼(23—79)是罗马博物学家,他所着《博物志》第十八卷里谈到这段历史。
罗马奴隶制共和国产生于公元前六世纪末。共和国早期,意大利地区仍然保留着氏族公社组织,居民主要从事农业,他们拥有小块土地。直到公元前二世纪以前,大部分地区仍然是依靠中小农民来耕种的。在罗马共和国末期,由于长期战争,小农日益失去土地,小农生产开始逐渐被使用奴隶劳动的大庄园所代替。当时,大庄园几乎遍布意大利全境,而且当作牧场的大庄园不断扩大,那里的居民被牛羊所代替,因为看管牛羊只用少数奴隶就行了。这种牧场大庄园使土地荒芜,农业遭受破坏;同时,被大庄园排挤而失去土地的小农大批流入城市,形成不事生产的游民。因此,奴隶制的大庄园导致农业的衰落,这是意大利趋于崩溃的根本原因。这说明,杜林所谓大面积的地产的经营要有地主和被奴役者的说法,纯粹是他自己的主观臆想。
111.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英国政府人为地制造土地贵族的一切企图都遭到了失败(第174页)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开始成为英国人移民区的殖民地。在这些移民区里,英国政府曾经采取了种种措施,人为地制造土地贵族的垦殖经济,以便利用移民的强制性的无偿劳动,获得大量超额利润。
英国政府制造土地贵族的措施,首先就是把英国上层社会显赫家族的人物搜罗到移民区,由总督无条件地赐给土地,人为地在移民区制造了土地贵族。同时,为了满足土地贵族的劳力需要,英国政府为他们制造奴隶或劳役制农奴的劳动者。澳大利亚是英国政府的一个流犯放逐地,从1788年到1850年,放逐流犯有十几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英国工人及其家属。英国政府于1789年对流犯实行所谓“指派工作制”,“指派”流犯去为私人雇主服劳役。设“指派”的流犯实际上就是雇主的奴隶或农奴。除使用流犯以外,还极力组织移民去当雇工。这种移民雇工同流犯一起劳动,雇主对他们和流犯一律看待。
英国政府人为地制造土地贵族是违背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它首先遭到了流犯和移民的强烈反对,他们经常用怠工和暴动来反对虐待和残酷剥削。到1840年以后,英国政府在移民的压力下,被迫停止向移民区放逐流犯,并停止“指派”他们去为贵族服役。从此.移民区的经济和阶级关系日益明显地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地主贵族的奴役制经济遭到了失败。
112.大土地占有者每在英格兰开垦一英亩公地,总要在苏格兰至少把三英亩耕地变成牧羊场,最后甚至把它变成单纯打猎的围场(第174—175页)
这段话讲的是英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情况。十六世纪,资本主义在英国农村迅速发展,农业在英格兰日益具有商品经济的特征,农村阶级分化迅速加剧,土地买卖在英格兰的东部和南部极为普遍。当时英国政府还把大量寺院土地、王室土地和未开垦的荒地、沼地出卖给私人。这就在英格兰形成了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农场主阶层。恩格斯所说在英格兰开垦公地,就是指这批农场主采用雇佣劳动进行种植经营的情况。
由于英国毛织品工业勃兴,刺激大土地所有者、农业资本家把耕地变为牧场。他们抢占村社土地,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这就是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所谓圈地运动。在苏格兰和爱尔兰,这种把耕地变为牧场、剥夺农民土地的情况,更是大规模地激烈进行着。这就引起英国耕地急剧减少,牧场超过了耕地,最后达到有一亩耕地就有三英亩牧场的比例。每在英格兰开垦一英亩公地,总要在英格兰至少把三英亩耕地变成牧场。许多牧场最后又变为猎场,因为经营鹿的猎场比一般牧场获利更多。恩格斯用这种已经开垦的土地又变成草地和猎场的事实,有力地驳斥杜林关于大面积土地的经营“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由大地主和被奴役者来进行的谬论。
113.例如摩尔西班牙的基督徒,就是这样对待摩尔人赖以从事高度发展的农业和园艺业的大部分灌溉工程的(第180页)
摩尔人,是泛指公元八到十三世纪从北非西部进入并统治伊比利亚半岛(今西班牙所在地)的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他们定居的地方,被称为摩尔西班牙。摩尔人的农民是些具有比较先进技术经验的庄稼人,他们在伊比利亚半岛建设了相当完善的水利灌溉设施,推广从东方输入的新作物,如稻米、甘蔗、桑树等,发展葡萄种植的园艺业,促进了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
公元十一世纪,未被摩尔人占领的伊比利亚半岛北部的一些信奉基督教的独立小国,开始进攻摩尔人,并在长期斗争过程中,逐渐地形成了一个统一的信奉基督教的西班牙王国,到十五世纪末征服了所有摩尔人的国家。西班牙王国统治者利用宗教作为压迫摩尔人的工具,迫害和驱逐摩尔人,破坏了他们的大部分灌溉工程,摩尔人被迫大批逃亡。同时,由于西班牙人农业技术落后,不善于经营这种当时高度发展的农业和园艺业,对灌溉工程废置不用,也引起了西班牙农业的衰落。
114.扫除三十年战争的屈辱在民族意识中造成的奴才气(第181页)
三十年战争发生于1618年至1648年间,西欧、中欧和北欧的主要国家几乎全部先后卷入。初为德国新教诸侯同天主教旧教诸侯、皇帝之间的内战,后来演变为全欧洲的战争。新教联盟得到丹麦、荷兰,瑞典、法国等国支持,旧教联盟以教皇和西班牙为其后盾。战争在第一阶段具有反抗欧洲封建专制的性质,后来变成了相互竞争的外国掠夺者对德意志的一系列入侵。战争以1648年签订《威斯特伐里亚和约》告终。根据和约,瑞典和法国得到许多德国的领土和权利,德国新旧教诸侯加强了独立自主的权力。从此,德国分裂为三百多个独立的诸侯领地和一千多个独立的骑士领地,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处于分崩离析的局面。
在三十年战争中,德国是各参战国的军事掠夺的目标,是主要战场,所以遭受破坏最为严重。恩格斯写道:在整整一代的时间里,德意志到处都遭到历史上最没有纪律的暴兵的蹂躏。到处是焚烧,抢劫,鞭打,强奸和屠杀。到处是一片人去地荒的景象。当和平到来的时候,德意志已经无望地倒在地下,被踩得稀烂,撕成了碎片,流着鲜血。但是受苦最深的,又是农民。”(《马尔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66页)由于三十年战争的破坏,市民阶级衰落,全国农民陷入农奴地位,在这些社会阶层中产生了精疲力竭和悲观失望的情绪。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曾经希望德国人民扫除这种沮丧情绪,不要忘记自己的革命传统。杜林之流用叹息和呻吟的声调,散布绝望情绪,胡说什么暴力的任何应用都会使应用暴力的人道德堕落,并强迫党接受和平改良思想。恩格斯在这里对杜林之流的这种反动谬论给予有力的回击,指出德国人民只有进行暴力革命,才能扫除三十年战争的屈辱在民族意识中造成的奴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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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价值论
115.在整个中世纪,大土地占有制是封建贵族借以获得代役租农民和徭役租农民的先决条件(第183页)
整个中世纪都是封建制度统治的时代。在封建制度下,封建贵族只有依靠大土地占有制,才能迫使农民为他们劳动,对农民实行剥削。在这里,农民的劳动分为两部分: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农民的剩余劳动或剩余产品构成封建地租。封建地租有三种形式:劳役地租、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劳役地租又称徭役租,是封建地租的原始形式。徭役租农民的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是分开的。他们必须在规定的日子,携带自己的生产工具到封建主的田庄去劳动,其余的日子才能在自己的份地上劳动。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又统称为代役租,即代替农民原来负担的无偿劳役。在代役租的条件下,封建主不是直接占有农民的剩余劳动,而是占有他们的剩余产品。代征租农民不在封建主的直接监督下劳动,可以比较自由地支配自己的全部劳动时间,只需要定期向封建主缴纳一定数量的实物地租或货币地租。封建贵族所以能够向农民收取地租,主要在于他们占有了大面积的土地。封建贵族对人(农民)的支配主要是借助于他们所掌握的物(大地产)来进行的。这样就批驳了杜林的不通过对物的支配就能支配人的谬论。
116.我们又碰到了蒲鲁东的“财产就是盗窃”这一陈腐观点的更坏的翻版(第184页).
蒲鲁东(1809—1865),法国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无政府主义创始人之一。他在1840年出版的《仕么是财产?》一书中,用小资产阶级的观点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他认为,人生来是平等的,人人有权享有自己劳动的产品。因此,一个工人即使领取了工资,对自己的劳动产品仍然有自然的所有权。地主和资本家以地租、利息等形式扣留了劳动者的一部分产品,就是侵犯劳动者的这种权利,就是一种盗窃行为。他据此得出结论:“财产就是盗窃”。蒲鲁东大吹大擂,说什么他对财产的这个定义“一千年来谁都没有听到过”,是当代“最有重大意义的事件”。
马克思在《论蒲鲁东》一文中,深刻地批判了蒲鲁东的这本书。指出“财产就是盗窃”,不过是重复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布里索早在1782年就说过的活。蒲鲁东从法律观点看待财产问题,说明他根本不懂得财产是属于一定的生产关系,不理解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是靠剥削雇佣劳动形成的。
蒲鲁东从“财产就是盗窃”出发,批判资本主义的大私有制,要求保存小私有制。杜林从财产就是“掠夺”出发,断定资本生义分配是坏的,资本主义生产是好的。这实质上是要使资本主义私有制永世长存。因此恩格斯说,杜林的谬论是蒲鲁东的“财产就是盗窃”的更坏的翻版。
117.荷兰人因为垄断东印度贸易而使他们的垄断和贸易毁灭(第187页)
荷兰殖民者为了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在1602年由经营马来群岛贸易的六个公司合并组成荷兰东印度公司。这个公司把印度尼西亚变成其商品供应基地,实行垄断贸易。例如,在咖啡跌价时,不惜把农民辛苦种植的咖啡树大批砍掉,等到咖啡涨价时,又强令农民重新种植。在安汶岛,为了增加肉豆蔻的产量,曾把其他植物砍伐净尽。这样,东印度公司就能够在欧洲各国商人聚集的荷兰阿姆斯特丹交易所中,以惊人的高价出售印尼的咖啡和香料商品。这种殖民掠夺和贸易垄断,严重破坏了印尼的社会经济,也影响了公司的利润。未参加垄断贸易的荷兰资本家看到这种做法已经成为“开发”印尼经济的障碍,极力主张取消垄断,以便于他们直接参加对印尼的剥削。同时,由于英、法竞争者的资本日益渗入和走私的加剧,也造成了公司的连年亏损、地位动摇。到十八世纪末,荷兰东印度公司日走到破产的境地,被迫于1800年宣告解散。
恩格新举出这个历史事实,是为了说明垄断价格的形成只能看作例外和特殊情况,而不能把它当作确定价值的通行办法。杜林企图靠暴力制造所谓“分配价值”,必然要遭到失败。
118.北美革命政府和法国国民公会,企图强行规定最高价格,结果遭到惨痛的失败(第187页)
北美革命政府指美国独立战争时的革命政府。在1775年至1781年期间,为了战时财政的需要,革命政府和几个州共发行了四亿三千七百九十一万美元的不兑现纸币。结果通货膨胀,币值惨跌,物价飞涨。革命政府曾用各种措施来阻止物价上涨,如用法令固定物价,严禁超价买卖。中部和北部各殖民地亦规定产品的固定价格,并对产品的分配实行管制。但这些法令均被投机商人所破坏,没有发生实际效力。到1780年3月,“大陆银元的纸币一元只值其票面价值的百分之二点四五。“比大陆纸币还不如”这句话,当时成了没有价值的同义语。
法国国民公会于1792年成立,是当时法国的最高权力机关。法国1789年大革命后,财政极端困难。法国政府便没收教会土地,进行拍卖,并以出卖这种土地为担保发行一种“指券”。开始指券并非货币,只是一种对国家地产有购买权的证券,等于用地产偿还的国库债券,后来在市上流通,当作通货使用。到1795年10月指券就发行了二百亿,造成币值猛跌,物价直线上升。在这以前,法国政府采取了种种限价的措施。1793年5月,国民公会通过“粮食最高限价法案”。7月,国民公会通过法令,规定以死刑惩治囤积垄断的商人。9月,又颁布“普遍最高价格”法令,在全国规定重要产品以及工业品和原料的固定价格。但是,这些法令仍然无法禁止投机活动,到1794年12月不得不取消了限价法和经济管制。1795年8月指券只值其票面价值的百分之三,农民和商人都拒绝接受指券,指券完全破产。
119.李嘉图一马克思的价值论(第189页)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进一步发展了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他在批评亚当·斯密没有坚持商品的价值决定于生产商品所花费的劳动量的原则时指出,商品的价值的增加或减少是按照耗费在商品中的劳动的增加或减少而定的。他基本上坚持了劳动时间决定价值这个原理。但是,李嘉图不懂得创造价值的劳动的历史性,没有指出生产商品的劳动的性质,不能揭示价值形态的秘密,不能说明剩余价值的起源,不能揭露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
马克思批判地吸取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的合理成分,创立了真正科学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第一次阐述了商品生产的历史性,说明了商品是为交换而生产的物品,深刻地分析了商品的二重性——使用价值和价值,特别是发现了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二重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进而证明了商品的使用价值是由具体劳动所创造,价值是由抽象劳动所创造。在私有制社会里,劳动的二重性反映着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马克思依据劳动二重性的学说,阐明了价值的实体和价值量的测量问题,指出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价值量决定于生产该商品所必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商虽的价值量与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量成正比,与劳动生一力成反比。这就揭示了支配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价值规律。冯克思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研究了价值形态的发展,指明了货币的起源和本质,阐明了劳动力变为商品、货币变为资本的历史过程,从而揭露了剩余价值的起源和秘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为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奠立了科学基础。
120.凯里(第190页)
凯里(1793—1879),美国早期庸俗经济学家,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利益调和论”的首创者。凯里强烈反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断言“李嘉图的理论体系是仇恨的体系,总是要在各个阶层之间和各个民族之间挑起战争。”他力图证明君主和臣民、地主和佃农、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凯里在“证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利益调和时,是从他的价值论出发的。在他看来,商品的价值不是由生产费用,而是由再生产费用决定的。其实,他所说的再生产费用,和生产费用一样,就是包括工资和利润;商品的价值就是由工资和利润构成的再生产费用决定的。凯里所以用再生产费用决定价值,因为在他看来,在再生产过程中,随着劳动生产率的不断增长,产品的价值越来越小,资本所包含的价值也越来越下降,而工资却相对地越来越提高。这样,工人在社会产品中所得的份额也就会随着提高,资本家所得的份额则会随着减少。凯里的这种谬论,完全否定了资本家无偿占有剩余价值的事实,企图调和工人和资本家的对立,为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进行无耻的辩护。
121.在亚当·斯密那里,工资决定商品价值的意见还常常和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的意见混在一起(第190页)
亚当·斯密(1723—1790),英国古典经济学派的杰出代表,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创立者。他的代表作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斯密的主要功绩是,首先系统地阐述了劳动价值理论。他明确区分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撇开了劳动的特殊形式,把劳动看成商品价值的普遍的尺度,认为“只有劳动,能在一切时代,一切地方,比较各种商品的价值”。这就把创造价值的劳动归结为一般的社会劳动,进一步发展了劳动价值论。这种价值论是他的科学的见解。但是斯密没有始终坚持这种观点,他还提出以下几种错误见解。第一,认为一种商品的价值可以由这种商品所能购买到的活劳动量决定,从而把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同用商品在交换中所购买得到的劳动混淆起来。第二,活劳动是由工资购买的,所以他还常常用所谓“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实际上就是工资决定商品价值,因为工资等于用一定量商品可以买得到的劳动量。因此,在斯密那里,工资决定商品价值的意见还常常和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的意见混在一起。第三,工资决定价值的这种错误见解又被他发展成为生产费用论,结果得出了价值是由工资、利润和地租三种收入构成的结论。这三种价值论是他的不科学的见解。因此,马克思指出:“我们在亚当·斯密的书中不但看到关于价值概念的‘对立见解的痕迹’,不但看到两种,而且看到三种,更确切地说,甚至四种尖锐对立的关于价值的看法,这些看法在他的书中相安无辜地并存和交错着。”(第230页)
亚当·斯密价值论中的这些错误见解,后来在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中得到了广泛流传和发挥,凯里和他的信徒杜林就是鼓吹庸俗价值论的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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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
122.老一辈的法国工人共产主义者和魏特林曾经为他们的工资平等说举出了更加好得多的理由。(第198页)
老一辈的法国工人共产主义者,指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平等派”巴贝夫等人。魏特林是德国工人运动早期的活动家。他们是一批空想的工人共产主义者,都主张在他们理想的未来社会里实行平均分配的工资平等说。
巴贝夫认为,大自然赋予一切人平等地享受自然财富的权利,平等是自然权利的根本原则。他主张,在未来的社会里,每一个工厂都将是大工厂的一部分,任何一块土地的收益,任何一种商品,都将汇流到各大仓库的堆栈,来丰富共和国的整个财富,并对这些财富实行平等分配。他还指出:“平等分配一切共同经营的工业部门的收入和产品,是要严格执行这样的义务,保证每人可以得到同样的一份,至少对每一个自然界曾赋与他脑力和体力的人是如此。但是,人人无条件地必须参加工作,是社会的基本原则,只有工作才会让人享受这份权利”。巴贝夫等人的“平等会”对未来社会拟定的《经济法令》中宣布:“公社的每个成员应当为公社进行他能力所及的劳动”,“公社供给社员一切必要的东西,保证他们得到平均的、适度的满足。”魏特林提出,完全满足一切体力与精神的需要,是生活的基本要求和人的基本权利。在他所设想的未来社会里,劳动时间最多不超过六小时,而社会成员则按平均需要额向社会领取需用品。
上述这些人的工资平等说,虽然充满了粗陋的平均主义的分配思想,但他们是以人人都要进行其能力所及的劳动为理由的。这比杜林的每个劳动者在相等的时间内创造相等的价值或产品的胡说要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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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资本和剩余价值
125.庸俗经济学(第206页)
庸俗经济学是为资本主义辩护的反科学的经济理论,它代表资产阶级经济学发展中的一个反动的、没落的阶段。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日益暴露,庸俗经济学便吸取古典经济学中的庸俗成分而产生和滋长起来,最早代表是法国的萨伊和英国的马尔萨斯。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庸俗经济学开始代替古典经济学而取得支配地位。因为那时,英法两国资产阶级已经掌握了政权,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周期性经济危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益采取尖锐的形式。这就使得资产阶级的辩护士们费尽心机地捏造种种谬论来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这时的庸俗经济学主要代表有英国的麦克洛克、西尼耳、麦克劳德,法国的巴师夏和美国的凯里,以及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者李斯特及其创始人罗雪尔等。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了庸俗经济学同古典经济学之间的基本区别:第一,古典经济学研究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而庸俗经济学却只是在表面的联系上兜圈子。第二,古典经济学家虽然有其阶级局限性,但仍不失为资本主义实际情况的科学研究者;庸俗经济学家却公开露骨地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马克思指出:“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3页)
八、资本和剩余价值(续)
124.同一个剩余价值率可以表现为极不相同的利润率,在一定情况下,不同的剩余价值率也可以表现为同一利润率(第209页)
资本家的全部预付资本中,用来购买劳动力的部分叫做可变资本,用来购买生产资料的部分叫做不变资本。剩余价值率,是剩余价值同可变资本的比率,它的计算公式是:剩余价值率=剩余价值/可变资本。利润率,是剩余价值同全部预付资本的比率,它的计算公式是:利润率=剩余价值/(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剩余价值率表示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程度,利润率只表示资本家的赢利程度。利润率总是小于剩余价值率,它掩盖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实质和剥削程度。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三章分析利润率与剩余价值率的关系时指出:同一个剩余价值率可以表现为极不相同的利润率。例如,甲企业不变资本为600元,可变资本为200元,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是200元,它的剩余价值率是200/200=100%,利润率则是200/(200+600)=25%;乙企业不变资本为800元,可变资本为200元,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是200元,它的剩余价值率是200/200=100%,利润率则是200/(800+200)=20%。甲、乙两企业的剩余价值率是一样的,但利润率不同,这是由于它们的不变资本的数量不同引起的。同时,在一定情况下,不同的剩余价值率也可以表现为同一利润率。例如,甲乙两个企业的全部预付资本数量相等,都是1000元,剥削的剩余价值数量也相等,都是200元,所以它们有同一的利润率,都是20%;但由于它们的全部预付资本中的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间的比组不一样,甲企业不变资本为800元,可变资本为2C0元,乙企业不变资本为600元,可变资本为400元,它们就有不同的剩余价值率,前者为100%,后者为50%。
马克思还详细分析了生产和流通过程中影响利润率的变化的各种因素,说明了剩余价值率的规律同利润率的规律的区别。恩格斯在这里举出马克思这项严密的科学研究成果,批判了杜林混淆剩余价值和利润的错误,粉碎了他对马克思的攻击。
125.价值规律,如何在一定的情况下在竞争中表现出来并行使它的推动力(第211页)
价值规律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值量的规律,是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生产某一种商品,各个生产者所耗费的劳动时间是不同的,但决定价值量的,不是个别的劳动时间,而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商品交换也要遵守价值规律的要求,按照商品的价值来进行。但这并不是说,每一次商品交换,都是同等价值的交换。实际上,价格和价值往往是不一致的,价格经常自发地围绕着价值波动。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生产条件下价值规律的作用表现在:自发地调节生产资料和劳动在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的分配;刺激商品生产者不断改进技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引起商品生产者的分化。
恩格斯在这里主要强调,价值规律怎样在竞争中表现其作用,迫使资本家在竞争中去改良自己的生产方法。由于商品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某个资本家如果改进了技术,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他的商品所包含的个别劳动时间就会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他仍然按照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出售商品。这样,他就提高了自己的竞争能力,获得了超额剩余价值。这种情况必然刺激别的资本家去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使竞争更加尖锐化。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的规律,既会使采用新方法的资本家感觉到,他必须低于商品的社会价值来出售自己的商品,又会作为竞争的强制规律,迫使他的竞争者也采用新的生产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54—355页)这就是价值规律在竞争中所行使的推动力。
126.关于劳动力价格和剩余价值的量的变动的规律(第217页)
劳动生产力的高低、工作日的长短和劳动强度的大小,是影响劳动力价格(假定劳动力价格与它的价值一致)和剩余价值的量的变化的决定性因素。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五章里,详细分析了这些因素的各种结合情况,揭示了影响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的量的变动的诸规律。在工作日的长度和劳动强度不变,只劳动生产力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按照相反的方向变化,因为按照这种情况,一个工作日生产的新价值是不变的,新价值中的两个部分的变化,只能是其中一个增加引起另一个减少,或者相反。这是由劳动生产力的变化引起的。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会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从而提高剩余价值;相反地,劳动生产力的下降,会提高劳动力的价值,从而降低剩余价值。劳动生产力的变化,以相反的方向影响劳动力的价值,以相同的方向影响剩余价值。变化的因果关系序列是:劳动生产力变化——劳动力价值变化——剩余价值变化。在劳动生产力和劳动强度不变,只工作日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剩余价值依工作日变化的同一方向变化,而劳动力价值一般不是绝对地发生变化,而是相对地发生变化(同剩余价值相比),并且朝着相反的方向变化。就是说,工作日越长,剩余价值就越多,劳动力价值就相对地减少。这里的因果关系序列是:工作日变化——剩余价值变化——劳动力价值变化。在工作日和劳动生产力不变,只劳动强度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剩余价值依劳现强度变化的同一方向变化,劳动强度提高,剩余价值就增加,反之则相反;而劳动力价值却可以出现较为复杂的情况,它可能发生变化,也可能不发生变化。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实际上经常出现的是劳动生产力、工作日、劳动强度这三个因素同时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的量的变化就更为复杂了。
杜林剽窃马克思关于劳动力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的量的相互关系的原理,以自己的方式把它概括为:财产租金之所得,必定是工资之所失,反过来也是如此。这就完全歪曲了马克思的原意,把马克思揭示的上述这些内容丰富的规律化为没有内容的同义反复了。
关于“财产租金”一词是杜林从德国庸俗经济学家洛贝尔图斯(1805—1875)那里抄来的。洛贝尔图斯没有区分剩余价值同它的转化形式,把地租和利润统称为“租金”。杜林利用这个名词,任意剽窃和歪曲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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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经济的自然规律。地租
127.象莫里哀作品中的诙谐家对付新贵一样(第219页)
莫里哀(1622—1673),法国喜剧作家。他写了很多喜剧,内容大都是讽刺法国贵族,僧侣和资产阶级在道德上的堕落腐朽。恩格斯在这里提到的是莫里哀的喜剧《醉心贵族的小市民》中的一段情节。当剧中的诙谐家告诉那位新贵说你说的话就是散文时,那位新贵感叹说:“天哪!我原来说了四十多年的散文,自己一点还不知道呢,您今天把这个告诉了我,我对您真是万分的感激。”恩格斯借用这段情节来讽刺杜林的江湖骗术。杜林对待人们就象剧中的诙谐家对待新贵一样,杜林所说的发明和发现可以提高劳动生产力,这是人们早就知道的;但是他把这个陈旧平凡的事实说成是全部经济学的“基本规律”,这却是人们从来不知道的。然而,这根本不是什么“基本规律”,完全是欺人之谈。
128.古典经济学的整个地租理论(第223页)
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地租的理论,和这个学派的整个学说一样,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在这个学派的奠基人威廉·配第那里,地租与利润还没有分开,他的地租理论实际就是剩余价值理论。亚当·斯密进一步发展了地租理论,认为农业剩余劳动的生产物分为地租和农场主的利润。但他不了解地租是平均利润以上的余额,把地租看作是工人剩余劳动生产物的第一个扣除,而把农场主的利润看作是第二个扣除。同时,他还提出地租是“自然力的产物”的错误观点,因此他的地租理论是自相矛盾的。李嘉图明确说明了地租是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超出普通利润以外的余额。他认为,农产品的价值是耕种劣等地的劳动耗费决定的。这样,耕种优等地和中等地就可以创造更多的价值或收获更多的产品。因此,优等地和中等地不仅会提供普通利润,还会提供额外利润。由于资本家之间的互相竞争,这个额外利润必然转化为地租,归土地所有者占有。李嘉图把地租理论提到了资产阶级经济学所能达到的科学水平。但是,他的地租理论还有不少错误,特别是他否认绝对地租,宣扬“土地收益递减律”,因而不可能对全部地租问题作出科学的结论。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整个地租理论尽管有很多错误。它却明确地把农业剩余劳动的生产物分为地租和租地农场主的利润,指出了它们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可是,杜林则把已经区别开来的利润和地租混为一谈,好象关于利润的本质以及地租与利润的区分问题,从来没有人提出过。恩格斯在这里举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地租理论,揭露了杜林的骗人伎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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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批判史》论述
129.古典政治经济学(第224页)
古典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经济学说,它代表资产阶级经济学发展中的一个进步阶段。古典经济学反映新兴产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进行了探讨,创立了具有一定科学成分的经济理论体系,成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有力的思想武器。古典经济学产生于十七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初期终结,它是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不够发展的情况相适应的。它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经过亚当·斯密,到李嘉图终结;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经过魁奈,到西斯蒙第结束。古典经济学在当时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得到了最大的成就,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来源。
古典经济学派,反对封建主义和中世纪行会制度的残余,反对商业垄断和保护关税制度,反对国家干预“个人”的经济活动,提出了经济自由的主张,并试图阐明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联系。他们的重要贡献是,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分别考察了利润、利息、地租等,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三个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看到了它们之间的矛盾,初步分析了社会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等问题。但是,古典经济学派由于受其阶级局限性和历史条件的限制,不能阐明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看成是合乎人类理性的永恒的自然制度。所以,在他们的理论中除了科学因素外,还包含有许多错误和庸俗观点。这些庸俗观点,后来被反动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发展,用来为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无耻辩护。
130.重商主义(第227页)
重商主义是代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学说,也是欧洲各国在封建社会末期执行的一种经济政策。其主要代表有法国的盂克列钦,柯尔培尔,英国的斯塔福德、托马斯·曼等。
重商主义以流通领域中的商业资本作为研究对象,认为金银即货币是财富的唯一形式,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攫取金银。在重商主义者看来,国家除了开采金银矿藏以外,只有对外贸易才是货币财富的真正源泉。因此,国家必须发展对外贸易,并在贸易中遵守多卖少买、多收入少支出的原则,保证货币尽量少流出、多流入,以达到增加财富的目的。
重商主义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大约从十五世纪到十六世纪中期为早期重商主义,十六世纪下半期到十七世纪为晚期重商主义。它们虽然都把货币看作是财富的唯一形式,但在如何增加货币的问题上各有不同的主张。早期重商主义者要求国家采取行政手段,禁止货币输出,吸收外币流入,主张在对外贸易中尽量少买或不买。他们的这种思想被称为货币顺差论,马克思又称之为重金主义。晚期重商主义者主张扶植和保护本国工业,扩大对外贸易,鼓励商品输出,实行保护关税,限制商品输入,实现出超。他们的这种思想被称为贸易顺差论,马克思又称之为重工主义。
重商主义的经济学说是不科学的,但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它的代表们在资本主义关系萌芽和逐渐成长的幼年时期,就正确地说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使命是赚钱。
131.配第的价值论(第229页)
威廉.配第(1623—1687),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者。他首创了劳动决定商品价值的原理,在经济科学上作出了重要贡献。
配第已认识到劳动是商品价值的源泉。他曾举例说:假设有一个人从秘鲁的银矿取得一盎斯银并把它运到伦敦来所费的时间,恰好和他生产一蒲式耳小麦所费的时间相等,前者便成了后者的自然价格(实际上是指价值)。这个例子说明,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商品的价值量是由劳动时间来测量的。在这里,小麦和白银所以能够相等和交换,首先是因为在它们的生产上耗费了人类劳动,这是它们相等和交换的基础;其次,因为在它们的生产上耗费了同样多的劳动或劳动时间?这决定它们的价值量是相等的。马克思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配第“对商品的价值量作了十分清楚的和正确的分析”。(第229页)配第还意识到货币的价值量也是由劳动量决定的。他说:假定生产一蒲式耳小麦所需的劳动,和生产一盎斯白银所需的劳动相等,前者和后者便具有同一价值。因此,“他就为贵金属的价值下了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理论上的’定义”。(第229页)配第的这些独创的见解,是他的价值论的正确方面。但配第并不知道小麦的价值是由凝结在其中的劳动决定的,而认为是由白银中凝结的劳动决定的,这实际上是用商品中包含的劳动比较量来决定商品价值。这显然是错误的。商品中包含的劳动比较量并不是小麦的价值,只不过是它的交换价值。这样,他就把价值、交换价值和价格三者混同了。同时,他还错误地认为只有生产贵金属的劳动才直接创造价值,生产其他商品的劳动只有与货币交换时才体现为价值。所以,他还不能科学地说明价值实体和价值量问题。
132.洛克仍然是跟着配第把货币的利息和地租并列(第233页)
英国哲学家和经济学家洛克在经济理论方面是配第的后继者,他的利息理论就是从配第那里发展而来的。配第从地租引伸出利息,并把利息叫做“货币的租金”。在配第看来,货币所有者可以用货币购买土地并收取地租,所以货币应当跟土地一样产生收入,就是说,贷放货币收取利息是“正当的”。配第还反对国家用法律来限制利息,认为利息率的高低是由货币的供求决定的。洛克和配第一样,也从地租引出利息。洛克认为,由于土地分配不均等,出现了土地租佃关系,从而产生了地租;同样,出于货币分配不均等,引起了借贷关系,从而产生了利息。因此,在他看来,货币能够提供利息和土地能够提供地租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他也错误地认为利息率的高低是货币供求量决定的。
133.达德利·诺思(第233页)
诺思(1641—1691),英国经济学家,从事近东贸易的大商人。他在1691年出版的《贸易论》中初次明确提出自由贸易的要求。他批判重商主义者把货币和财富混为一谈,反对贮藏货币,认为把货币贮藏起来并不增加一国的财富,只有把货币当作资本来运用才会增加财富。为了增加财富,他竭力主张,贸易自由,国家不应该干预。
诺思在利息问题上抄袭了配第,又发展了配第的思想。诺思把利息看作是资本的租金,并把它与地租相对立。他认为,借贷资本家贷放货币资本取得利息与地主出租土地收取地租,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在他看来,利息应当高于地租,因为“土地提供的利润应当比冒更大风险借出的资本提供的利润少”。他还第一次指出,利息率的高低取决于借贷资本的供求量。他说:“如果放债人多于借债人,利息将下降”。马克思指出:诺思看来是第一个正确理解利息的人。
杜林对于诺思受配第的影响以及诺思的《贸易论》的意义根本无知,认为诺思关于自由贸易和利息的见解并不是什么“奇闻”。马克思在这里批判了杜林的这种错误。
134.杰科布·范德林特的《货币万能》(第234页)
杰科布·范德林特(?一1740),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货币数量论的早期代表之一。他的《货币万能》一书,适应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反对重商主义的需要,论述了自由贸易的主张,提出了货币数量论。他认为商品的价格由流通的货币量决定,货币的流通量则由国内现存的货币材料(金银)的数量决定。在他看来,国内金银增加,物价将上涨;反之,国内金银减少,物价则下降。他由此论证无限制的自由贸易不会造成任何不便,而只能带来很大的好处。因为当一个国家的现金量由于这种贸易而减少时,流入现金的国家的物价必然随着该国现金量的增加而上涨,流出现金的国家的商品会很快跌价,造成有利的贸易差额,这样货币就会流回本国。他反对重商主义的贸易差额理论,提出贸易平衡学说,认为这种平衡是根据各个国家的不同的经济情况自然决定的。范德林特反对信用货币,错误地认为银行货币和一切国家有价证券(如公债券)会影响商品的价格,甚至认为贮藏金属货币会减少货币数量,因而会压低商品的价格,等等。
范德林特的货币数量论以及由此引出的见解是完全错误的。休谟却跟着范德林特的《货币万能》一书走,搬用了上述这些错误观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曾揭露了休谟对范德林特的这种剽窃行为。杜林对此很不满,竟对马克思进行攻击。在这里,马克思再次揭露了休谟对范德林特的剽窃行为,反驳了杜林的攻击。
135.重农学派(第241页)
重农学派是十八世纪五十年代在法国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学派,代表法国新兴产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它以农业为中心来研究社会经济问题,批判了重商主义,建立了重农主义体系。主要代表有魁奈和杜尔哥。
魁奈(1694—1774),曾任宫廷御医,被封为贵族。他的“纯产品”学说,是重农学派全部经济理论的基础。他从使用价值的角度来理解财富,认为在所有产业部门中,只有农业才会创造剩余产品——魁奈称之为“纯产品”。在他看来,这种“纯产品”是自然的“恩赐”,因为在农业生产中有各种自然力参加工作,进行着“创造”,而其他经济部门自然力并不参加工作。魁奈和他的信徒据此猛烈抨击了重商主义者关于货币是财富的唯一形式和对外贸易是财富的唯一源泉的看法。他们提出,所谓“财富”就是物质,所谓“生产”就是物质财富的生产,所谓“生产劳动”和“生产部门”就是能够使物质财富数量增加,从而创造“纯产品”的劳动和部门。因此,他们认为只有农业才是财富的唯一源泉。
杜尔哥(1727-1781),曾任法王路易十六的财政大臣,实行过重农主义的改革,在理论上对重农主义有很多发展。魁奈曾把社会划分为生产阶级、土地所有者阶级和不生产阶级,杜尔哥则把生产阶级划分为农业资本家和农业劳动者,把不生产阶级划分为工业资本家和工业劳动者,从而使社会阶级划分的理论前进了一步。
重农主义者的理论由于其阶级的局限性,包含着很多错误,但也有很多科学成分,他们所说的“纯产品”实质上就是剩余价值。他们最早地把剩余价值起源问题的研究从流通领域移到生产领域,论证了剩余价值是工人的生产劳动的产物,从而为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奠定了基础。马克思在评价重农学派这个贡献时指出:“真正科学的近代经济学,到理论分析由流通过程过渡到生产过程的时候方才开始。”(《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78页)而杜林对于重农主义的科学价值及其在经济学说史中的地位和历史影响的认识,都是根本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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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
136.卢梭的社会契约在恐怖时代获得了实现(第254页)
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卢梭在1762年出版的《社会契约论,或政治权利的原则》一书中,系统地论述了社会契约的思想。他认为,人生来是自由平等的,在法律上应当享有平等权利。国家最初是人民自愿协议、订立契约而组成的。国家的主权属于人民,人民有权废除不利的契约而订立新的契约。他还认为,最好的政体是民主共和制,只有在民主的国家中,人民才能享有自由。如果自由被强力剥夺,人民有权进行革命,用强力夺回自己的自由。卢梭的这种国家观是唯心主义的,但它反映了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革命要求,为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作了理论准备。
1789—1794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废除了封建所有制,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次革命在1793年6月至1794年7月达到了高潮,建立了雅各宾派领导的联合城乡贫民的革命民主专政。雅各宾派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它为了对付保皇派和代表大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吉伦特派的反革命恐怖,采取了革命的恐怖,史称“恐怖时代”。雅各宾派领导的政府于1793年颁布了以卢俊的社会契约论为指导的宪法,宣布人的权利就是自由、平等、安全和财产所有权,社会的目的就是“共同的幸福”。这样,就从法律上确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使卢梭的社会契约在恐怖时代得到了实现。但这种制度正是在恐怖中产生的,它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专政,决不是绝对合理的。
137.傅立叶在历史研究中提出了人类将来要归于灭亡的思想(第258页)
傅立叶在1808年出版的《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一书中,描绘了社会运动的过程,提出了人类将来要归于灭亡的思想。他认为上帝规定了整个宇宙的发展规律。一切被创造的世界中,有不规则的运动和协调的运动互相交替着,彗星服从不规则的运动,行星服从协调的运动。人类社会同样存在着无秩序、不协调的纪元和有秩序、协调的纪元。人类社会生活只有八万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上升的无联系状态,包括混沌的谢利叶、蒙昧制度、宗法制度、野蛮制度、文明制度、保证制度和有计划的谢利叶七个时期,现在人类社会正处于文明时期。第二阶段是成长或上升的协调状态。第三阶段是衰落或下降的协调状态。第四阶段是凋谢或下降的无联系状态,逐渐趋于人类终结,生物界终结,太阳上半球固定,地球停止转动,银河没落和消散。傅立叶这种对社会历史的看法虽然是唯心的、空想的,但包含了辩证法的思想。
138.他组织了劳动市场,在这里,劳动产品借助于以劳动小时为单位的劳动券进行交换(第261页)
欧文把组织劳动产品公平交换市场作为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措施之一。他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每个劳动者都得出卖自己的劳动,把劳动换成货币,再用货币向商人购买自己所需的物品。这样,不论是作为生产者或是作为消费者。他们都要被中介人夺去一部分劳动产品,货币成了欺骗劳动人民的工具。在他看来,生产者没有中介人是完全可以的,他们只要彼此直接进行联系,就能做到这一点。他组织劳动市场就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劳动市场活动的基本原则是生产者按“劳动的价值”彼此直接交换产品。市场经管人先确定交来的产品在生产上所用的原材料的价格和所需的劳动时间,然后按照对这些产品所估计的“劳动小时数”发给生产者以劳动券,生产者可以凭劳动券从劳动市场换取与其“劳动的价值”相等的所需产品。
欧文于1832年在伦敦创办了一个劳动产品公平交换市场,不久交换市场的内部矛盾就暴露出来了。畅销的商品很快脱手,滞销的商品没有人过问,持有劳动券的人得不到需要的物品,不得不去找私商换取,结果劳动券贬值,甚至成了商人的投机对象。面临这种无法克服的困难,劳动市场不得不于1834年关闭。这说明,在不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任何企图解决生产和交换之间的矛盾的办法,都必然遭到失败。
139.蒲鲁东的交换银行(第261页)
蒲鲁东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批评资本主义,主张改良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他把信用改革看作是医治一切社会弊病的万应药方,提出了根据股份公司的原则创办所谓“交换银行”的方案,设想通过银行,对小生产者的产品实行无货币的交换。蒲鲁东大吹大擂,说什么“我在着手办理一个空前绝后的企业。我想把社会的基础变换一下,我想把文明的轴心翻转过来”,妄图通过交换银行“改造资本对劳动的关系”。法国1848—1849年革命时期,他进行了组织交换银行的尝试。1849年2月11日在巴黎成立时称为人民银行,但未开始营业就于同年4月12日宣告关闭。
蒲鲁东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传播这种改良主义思想,起了极为反动的作用,因而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
140.哲人之石(第264页)
即炼金术士的点金石。古代的中国、印度、埃及和希腊等国,有一种企图把普通金属变为黄金、白银或“长生丹”的炼金术。它是现代化学的原始形式,曾发现过一些化学现象,合成了一些化合物,但具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十二至十四世纪,炼金术在欧洲特别流行,并为教会所利用。欧洲的炼金术士研究了亚里士多德的学说,认为世界是由火、气、水、土四种元素构成的,此外还有一种“第五元素”,它能够把各种元素合成任何一种东西。炼金术士们狂热地追求这种“第五元素”,并把它叫做“哲人之石”。按照炼金术士的说法,“哲人之石”不仅能够点石成金,而且能够医治百病,使人返老还童、长生不老。
追求“哲人之石”的炼金术,是中世纪的一种违反科学的神秘幻想。随着现代化学的创立和发展,荒诞的炼金术也就销声匿迹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充分暴露、科学社会主义广泛传播的情况下,杜林还从自己的头脑里制造出一种空想的社会制度,正象在现代化学的规律被发现和确立后还幻想恢复旧的炼金术去发现“哲人之石”一样,是十分荒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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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
141.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大工业(第266页)
这是从十五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所经历的三个发展阶段,是资本主义提高劳动生产力、提高剥削程度的三个阶段。
资本主义简单协作,是资本家雇佣相当多的劳动者并在其监督下同时做同种工作的劳动形式,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第一阶段。它同个体手工业相比,在生产工具和劳动方法上没有多大变化,也没有实行分工,但因多数劳动者的简单联合,就造成一种发挥更大生产能力的集体力量,完成单个劳动者不能完成的工作。它可以激起竞争心,提高劳动效率;节省劳动和生产资料的消耗;使个别劳动者之间劳动能力的差别互相拉平,使他们的劳动具有平均的社会劳动性质。因此,简单协作创造了一种新的劳动生产力,它使商品的个别价值降低,使资本家能获得较多的利润,并在竞争中战胜小手工业者。
随着简单协作的发展,产生了工场手工业。工场手工业是以分工和手工技术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工业,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第二阶段。西欧在十六世纪中叶到十八世纪末叶,是工场手工业蓬勃发展的时期。工场手工业由于实行分工,每个劳动者专门从事一种操作,使他们的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显著提高,使许多劳动作业简单化,引起劳动工具日趋完善和专门化。劳动的专门化,使工人只能从事一种简单操作,这不仅造成工人在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畸形发展,并且使他们成为局部劳动者,因而愈来愈从属于资本。工场手工业使劳动生产力和剥削程度得到更大提高,为机器大工业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大工业是以大规模使用机器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工业,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高级阶段。西欧十八世纪后半期到十九世纪中叶,工场手工业经过产业革命逐步过渡到了机器大工业。机器大工业的建立和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机器大工业使社会生产力获得巨大的发展,从而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能够战胜封建束缚和排挤小生产而居于统治地位;同时也更加加强了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使工人及其家属成为机器的附属物。因此,机器大工业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生产的社会化,加深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这个矛盾的发展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
142.运动宁可说是在按螺旋形进行,并且必然象行星的运动一样,由于和中心相碰撞而告终(第271页)
关于行星围绕恒星运动必然要和中心碰撞而告终的假说,恩格斯根据当时的科学材料,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作了说明。他说:“‘一切产生出来的东西,都一定要灭亡’。也许会经过多少亿年,也许会有多少万代生了又死;但是无情地会逐渐到来这样的时期,那时日益衰竭的太阳热将不再能融解从两极逼近的冰,那时人们愈来愈多地聚集在赤道周围,但是最后就是在那里也不再能找到足以维持生存的热,那时有机生命的最后痕迹也将逐渐消失;而地球,一个象月球一样的死寂的冻结了的球体,将在深深的黑暗里沿着愈来愈狭小的轨道围绕着同样死寂的太阳旋转,最后就落到它上面。其他的行星也将遭到同样的命运,有的比地球早些,有的比地球迟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8—459页)这说明,天体系统有它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宇宙的星球不断地形成,又不断地走向毁灭。
恩格斯在这里说明,资本主义的生产运动是按螺旋形进行的,由于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日益缩短,最后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灭亡,这正象行星绕着恒星运动,最后必然要和中心相碰撞而告终一样。
143.这支后备军任何时候都是工人阶级在自己对资本进行生存斗争中的绊脚石,是把工资抑制在合乎资本家需要的低水平上的调节器(第271页)
产业后备军即相对过剩人口,它是超过资本对劳动的需求的相对多余的失业人口。产业后备军的存在,使资本家能够利用它来反对工人阶级。当在业工人向资本家进行斗争时,资本家就以解雇相威胁,用后备军来代替他们,抵制在业工人的反抗。在这个意义上,后备军成了工人阶级对资本进行生存斗争中的绊脚石。同时,资本家还利用大量产业后备军的存在,对在业工人施加压力,不断压低在业工人的工资,加强他们的劳动强度和延长劳动日,并强迫他们在极为恶劣的劳动条件下进行劳动。在业工人为避免失业就不得不进行过度的劳动,这样又使失业者就业的机会更少,并进一步增大失业者队伍。所以,产业后备军的存在,使整个工人阶级状况日趋恶化,成为把工资抑制在合乎资本家需要的低水平上的调节器。
144.“使相对的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资本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更牢。”(第272页)
这段话,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分析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时所作的一个深刻的比喻。
普罗米修斯是古希腊神话中造福人类的神。传说当他发现人类由于没有火而长期处于黑暗和蒙昧状态时,便从天上盗取火种送到人间,并传授给人类多种手艺。这就触怒了企图毁灭人类的主神宙斯。为了惩罚普罗米修斯,宙斯命火神赫斐斯塔司用楔子把他钉在高加索山的一块岩石上,并让一只鹰每天飞来啄食他的肝脏。白天被吃掉的部分,夜间又愈合,如此不已,使普罗米修斯长期遭受痛苦。
马克思借用这个悲惨的神话故事来比喻,吸取工人血汗的资本把工人牢牢地置于自己的压榨和奴役之下,使工人遭受越来越残酷的剥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他们在经济上总是隶属于资本,遭受资本的剥削。而且资本积累增加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产业后备军和财富一同增长,他们同资本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着平衡。因此,资本积累越多,劳动生产力越高,产业后备军越大,资本对工人的剥削也就越加残酷,对工人的统治也就更加牢固。工人阶级要想摆脱资本的剥削和统治,就必须彻底打碎资本主义制度这副咖锁。
145.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期待产品的另一种分配,那就等于希望电池的电极和电池相联时不使水分解,不在阳极放出氧和阴极放出氢(第272页)
恩格斯在这里用电解水的科学道理,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着与其相适应的分配方式。水是由氧和氢两种元素构成的。当电池的电极通上电流后,水就开始分解,从阳极放出氧,从阴极放出氢。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分配,只能是资本家榨取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而工人最多只能得到自己的劳动力的价值。这种分配的结果:一极是资本家财富的积累,另一极是无产阶级贫困的积累,而且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贫富两极对立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客观规律,也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期待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出现另一种分配,正好象希望电池的电极通上电流后,不使水分解,不使阳极放出氧和阴极放出氢一样,是根本不可能的。
146.市场向广度和深度方面扩张的能力首先是受完全不同的、力量弱得多的规律支配的。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第272页)
恩格斯这段话,主要是说明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商品生产和商晶销售之间不相适应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市场容纳量的扩大远远落后于生产的增长,“生产力按几何级数增长,而市场最多也只是按算术级数扩大。”(《<资本论>英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6页)这是由于支配生产扩张能力同支配市场扩张能力的规律互不相同的缘故。
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满足消费,而是追求剩余价值。为了榨取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资本家必然要不顾产品销售的任何困难,不断地增加积累和扩大生产。因此,在剩余价值规律的支配下,资本主义生产具有无限扩大的要求和趋势;这种要求和趋势表现为大工业的巨大的扩张力。与此同时,资本家为了实现剩余价值而寻找商品销路,追逐消费者。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张能力首先是决定于社会的消费力(即购买力),归根到底取决于劳动群众的消费力的增长程度。在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过程中,被资本家剥削的工人阶级队伍的不断扩大,特别是产业后备军的不断扩大,形成了无产阶级的相对贫困化和绝对贫困化的趋势。这就把千百万劳动群众的消费限制到最低水平。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张力,“是由那种建立在对抗性分配关系基础上的消费力决定。这种对抗性分配关系,使社会大多数人的消费,减少到一个只能在相当狭小的限界以内变动的最小限度。”(《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66页)因此,在无产阶级贫困化规律的支配下,市场的扩张就只能在一个相当狭窄的范围内变动,同生产的扩张相比,力量显然是弱得多的。
总之,市场扩张赶不上生产扩张的矛盾,反映着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和人民群众消费水平相对缩小的矛盾。这个矛盾达到顶点,便会爆发周期性的经济危机。
147.自从1825年第一次普遍危机爆发以来,整个工商业世界,一切文明民族及其多少尚未开化的附属地中的生产和交换,差不多每隔十年就要出轨一次(第273页)
恩格斯这句话指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说明资本主义世界差不多每隔十年总要发生一次危机,并波及到它们的附属地。这种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是由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这个基本矛盾决定的。
从1825年英国发生第一次危机起,到1878年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出版时止,资本主义各国已发生过六次。1825年以后,1836年英国又发生了危机并波及美国;1847年至1848年的危机席卷欧洲大陆许多国家和美国,实际上已是第一次世界性危机,1857年、1866年、1873年的三次危机都是世界性危机。其中以1873年的危机即第六次危机,最为深刻,它首先在欧洲各国发生,1877年至1878年又席卷了美国。这次危机持续时间很长,波及范围很广,它标志着垄断前的资本主义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此后,在1882年和1890年又发生了两次危机。
从二十世纪初开始到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又进一步缩短了。这一段时期内,经济危机发生于:1900年至1903年,1907年,1920年至1921年,1929年至1933年,1937年至1938年,其中1929年至1933年的经济危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世界规模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1948年至1949年,1953年至1954年,1957年至1958年,1960年至1961年和1969年发生过五次危机。帝国主义时期的经济危机更为频繁、更为深刻,危机的深度和广度更加扩大,危机阶段和萧条阶段更长,破坏性更大。这进一步说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日益尖锐化,世界资本主义制度越来越接近于灭亡了。
148.在危机中,……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一切规律都颠倒过来了(第273页)
恩格斯的这句话,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及其破坏性后果的形象描绘,是对资本主义的矛盾尖锐化表现的深刻揭露。
在危机中,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一切规律如剩余价值规律,价值规律、货币流通规律等,都反常了。资本家本来是为榨取剩余价值才进行生产的,生产的商品愈多,榨取的剩余价值也就愈多;可是到危机时,由于他们生产的商品和榨取的剩余价值太多了,结果使已榨取的剩余价值因商品销售不出去而无法实现,使他们的企业减产甚至破产。商品价值本来是由社会必要劳动决定的,从社会范围看商品最终是依照价值进行交换的;可是到危机时,由于商品过剩,资本家不得不大大降低价格,在价值以下销售商品,甚至大量毁坏商品。货币流通量本来是由商品流通量决定的,货币作为流通手段是为商品流通服务的;可是到危机时,商品堆积如山,货币反而奇缺,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却成了商品流通的障碍。在危机中,资本主义的经济生活陷入一片混乱,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已达到剧烈爆发的地步,经济的冲突达到了顶点。这深刻地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不适合生产力的性质,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149.“自由的人民国家”(第277页)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德国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始祖拉萨尔提出了“自由的人民国家”的思想。他认为,国家是“全体人民的共同体”,国家的宗旨就是“教育和推动人类走向自由”,为一切人服务。因此在拉萨尔看来,无产阶级要获得解放,不必反对现存的资产阶级国家,而应当依靠这个国家的帮助;不是用暴力打碎普鲁士官僚军事国家机器,而是通过普选制使这个国家机器由全体人民来主宰。拉萨尔从这种超阶级的观点出发,提出工人应当把争取普选权永远看作“最根本、最重要的要求”,看作“一切社会改革的根本条件”。他竭力鼓吹议会道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妄图使普鲁士王国永世长存。
1869年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时,曾把拉萨尔的“自由的人民国家”这种机会主义思想写进自己的纲领中。1875年爱森纳赫派同拉萨尔派合并时,以争取“自由国家”的口号写进“哥达纲领草案”里,因而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严厉批判。
150.一旦杜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第279页)
恩格斯从社会分工和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商品生产的存在这一历史事实出发,认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指出,恩格斯的这个公式讲的是“在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以后,商品生产的命运”问题。“恩格斯所指的是这样的国家,在那里,不仅在工业中,而且也在农业中,资本主义和生产集中都充分发达,以致可以剥夺全国的一切生产资料,并把它们转归全民所有。因而,恩格斯认为,在这样的国家中,在把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同时,还应该消除商品生产。这当然是正确的。”斯大林根据列宁的有关论述进一步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当不仅存在着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同时还存在着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的时候,商品生产仍然是必要的,它必须继续存在。但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确立,生产目的的根本改变,国民经济的计划化,从而就消除了商品生产及其产品象在资本主义社会那种对生产者的统治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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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产
151.用消费水平低来解释危机,起源于西斯蒙第,在他那里,这种解释还有一定的意义(第283页)
西斯蒙第(1773—1842),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他认为生产应该适合消费,生产由收入决定,今年的产品是用去年的收入购买的,当今年生产超过了去年的收入,就会发生收入不足,一部分产品不能找到消费者。而收入又决定消费,收入不足也就是消费不足。资本主义不公平的分配制度使财产集中到少数所有者手里,大多数生产者则收入不足。这就使无限扩张的生产和相对缩小的收入之间的比例遭到破坏,产品的实现受到严重的障碍,最终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西斯蒙第仅仅用生产和消费的不协调来解释经济危机,只触及到危机的表面现象,没有说明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之间矛盾的对抗性质,也没有说明这种矛盾是从属于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的,因而没有揭示出资本主义危机的真正原凶。但这种解释指出了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经济危机的必然性,在当时对李嘉图学派否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谬论是一个有力的批判。同时,西斯蒙第在探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时,强调了由于劳动人民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比重的下降所造成的需求不足,这对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有一定意义的。
德国庸俗经济学家洛贝尔图斯借用了西斯蒙第的危机理论,认为危机所以产生,是因为生产增长而工人所获得的产品份额却日益减少。这也就是把经济危机的原因解释成为工人阶级的消费不足。杜林否定马克思的科学的经济危机理论,抄袭洛贝尔图斯的这类胡说,仍然用消费水平低来解释经济危机,是十分荒唐的。
152.“会期”(第289页)
这是恩格斯借用傅立叶的一个用语。傅立叶所设想的和谐社会的基层组织是“法郎吉”,每个法郎吉分成若干“谢利叶”(即联组)。傅立叶认为和谐社会应该满足人类的一切欲望,所以法郎吉的每个成员可以按照自己的爱好任意选择谢利叶,也可以同时作为几个谢利叶的成员,从事自己所爱好的劳动。在一个工作日内,每个成员可以在他所参加的谢利叶中轮换地进行不同劳动,每项劳动的时间不超过两小时,这样进行的短时期劳动叫作“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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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解放 发表于 2016-6-17 19:03 | 显示全部楼层
四、分配
153.鸽子的纯洁和蛇的智慧(第296页)
这句话出自圣经《马太福音》。书中说,有一次,耶稣把十二个门徒叫去授与“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的权力,吩咐他们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象蛇,驯良象鸽子。”
杜林在设计他的经济公社的分配方案时,既要保证“普遍的公平原则”,又要对比较好的工作“适当地增添消费”。恩格斯讽刺杜林在这里把鸽子的纯洁和蛇的智慧融合起来了。
154.当商品价值和商品本身相区别而在货币中得到独立的存在时,在生产商品和交换商品的社会中就出现了一个新的因素,一个具有新的社会职能和社会影响的因索(第303页)
一个孤立的商品不能表现自己的价值,价值只能用别的商品来表现,并且只有在和别的商品交换时才能实现。一切商品都用货币(金银)来表现自己的价值,这是价值形态历史发展的最后结果。由于货币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它就作为一个具有新的社会职能和社会影响的因素在生产商品和交换商品的社会中出现了。
在发达的商品经济中,货币具有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等五种社会职能。由于货币的采用及其各种职能逐渐发生作用,产生了一系列社会影响。原始公社以前直接为自己消费而生产出来的物品,随着货币的采用而越来越多地变成商品被卷入交换之中,商品的形式普遍化了。货币侵入原始公社内部的经济生活,作为财富的一般体现保留在私人手中。它促进了私有制的出现和贫富的分化(把公社成员逐步分解为一群群私有生产者,对公社经济起着瓦解的作用。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生产的条件下,商品生产者的生产条件各不相同,他们生产的商品的个别价值也不一样。条件较好的生产者,其商品的个别价值就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社会价值,反之就高于社会价值。货币和商品生产的规律一起,对商品生产者起着分化的作用。在使用货币购买商品之后,出现了货币借贷关系,货币贮藏者能够迫使货币需要者支付利息,产生高利贷盘剥。货币成为非生产者统治生产者的新手段,加深了贫富的对立。在货币出现以后,商品流通中卖和买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分开了,这样就会出现卖和买的脱节,从而包含了危机的可能性。上述这些事例说明,货币的社会影响是多方面的,而且是非常深刻的。
155.在古代印度的公社里,在南方斯拉夫人的家庭公社里,产品都没有转变为商品(第304页)
古代印度的公社实行土地公有,农业和手工业直接结合。公社在经济上完全自给自足,产品的主要部分是用来满足自己的直接需要。这种公社在印度各地有不同的形式。它的最简单的形式是共同耕种土地,共同分配产品,而每个家庭则从事纺纱织布等家庭副业。公社实行固定分工,除了从事耕种和纺织的群众以外,还设有官吏、记账员、管水员,教员、司历僧和各种工匠等十几个专职人员,他们的生活由公社负担。古代印度这种公社一直残存到十九世纪。
南方斯拉夫人是指住在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包括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马其顿人、门的内哥罗人和波斯尼亚人等。他们的家庭公社是家长制的家庭公社。它包括一个父亲所传的数代子孙及其妻子,他们住在一起,共同耕种自己的田地,衣食都出自共同的储存,共同占有剩余产品。公社由一个家长管理,家长对外代表公社,有权出让小物品,掌管账目,并对整个家务的正常经营负责。妇女和她们的工作受主妇(通常是家长之妻)领导。最高权力集中在家庭会议。这种公社一直残存到十九世纪末叶。
总之,无论在古代的印度公社或南方斯拉夫人的家庭公社里,公社成员都直接为生产而结合在一起,生产资料公有,劳动按照习惯和需要来分配,产品只供给自己消费。直接的社会生产和直接的分配排除了商品交换,因而产品都没有转化为商品。
156.我们现代的唐·吉诃德,无论怎样傲慢地骑上他的高贵的洛西南特——“普遍的公平原则”,后面跟着他的威武的桑科·判扎——阿伯拉罕·恩斯,来作骑士的远征以夺取曼布里诺的头盔——“劳动价值”,我们还是担忧,非常担忧,他除了古时有名的理发用的铜盆以外,什么也拿不到家里去(第308—309页)
唐·吉诃德是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1547—1616)的小说《唐·吉诃德》中的主人公。唐·吉诃德是一个空闲无事的贵族地主,整日读骑士小说入了迷,以至发了狂,立志要以骑士小说的人物为榜样,做一名中世纪游侠骑士,去探奇冒险。唐·吉诃德说服了邻居桑科·判扎充当他的侍从,他骑上自己的瘦马“洛西南特”,到处漫游,做出了许多脱离现实的荒唐可笑的事情。如他把风车当作巨大的魔鬼,用长矛与之搏斗;把羊群当作军队,纵马冲入厮杀,等等。有一次,他的头盔被人打碎了,便发誓要象夺取曼布里诺的贵重头盔(意大利诗人洛多维科·欧里奥斯托所着《疯狂的奥兰托》中的人物和情节)那样,从别的骑士那里夺回一个好头盔。凑巧在一天下雨时,路上碰到一个理发师把铜盆盖在头上遮雨。唐·吉诃德便把铜盆当做一个金头盔夺取过来,戴在自己头上,称它为“曼布里诺的头盔”。因此,唐·吉诃德常被人看作是一种不顾现实的、充满狂妄幻想的典型。
恩格斯借用这个故事讽刺杜林。意思是说,现代的唐·吉诃德杜林,无论怎样企图从“劳动价值”理论中来为他推崇的“普遍的公平原则”寻求根据,并有他的狂热门徒普鲁士农场主恩斯这样的人支持,但仍然是一种狂妄无知的幻想,结果还是毫无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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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解放 发表于 2016-6-17 19:04 | 显示全部楼层
五、国家,家庭,教育
157.印度的吠陀经(第311页)
吠陀是梵语“知识”的音译,意指“圣知”。吠陀经是印度最早有文字记载的宗教文献和文学作品的总称,用诗和散文写成的,约于公元前十几世纪到公元前六世纪编订成集。吠陀经中有印度原始公社制瓦解和国家形成时期的宗教信仰的概念,自然力量被看作各种神,如有天神、火神、太阳神、雷神,雨神、风神、旱灾神等等。吠陀经反映了当时印度信仰多神教的情况。
158.一神教,从历史上说它是后期希腊庸俗哲学的最后产物,它的现成体现是犹太的独一无二的民族神耶和华(第312页)
一神教是只信奉一个神的宗教,如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多神教是原始社会里的一种原始宗教,而一神教是随着阶级和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有了人间帝王,才有主宰万物的神的观念。
犹太人最初信奉多神教,但各部落联盟又共同敬奉主神耶和华。公元前十世纪,犹太王国统一后,耶和华成为国家的护佑神,各部落的神则成为地方神。公元前622年犹太国王约西亚奉耶和华为全国之神。公元前586年犹太王国被新巴比伦灭亡之后,犹太人相信耶和华将保佑犹太王国复兴。波斯帝国灭新巴比伦后,犹太人重返耶路撒冷,规定只信奉唯一的耶和华神,犹太教最终形成,并在公元三世纪之前确立了完整的教义。
基督教由犹太教脱胎而来,它是与后期希腊庸俗哲学结合的产物。所谓后期希腊庸俗哲学,是指古罗马的新柏拉图主义、新斯多葛派哲学等。基督教从新柏拉图主义那里接受了神秘主义的灵魂不死说,从新斯多葛派那里接受了禁欲主义、精神忏悔、顺从命运等等宿命论和唯心论观点,为基督教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基础。基督教信仰耶稣基督是救世主、立教者。基督教最初的一些根本观念如救世主、上帝创造万物、赎罪等,都是袭用了犹太教的传说,犹太教为基督教提供了现成的唯一的神。所以,一神教基督教的产生是希腊庸俗哲学的最后产物,它的现成体现是犹太的独一无二的民族神耶和华。
159.他不是到博普、格林和狄茨那里,而是到已故的海泽和贝克尔那里去寻求语言教育的“卓越的现代教育因素”(第316页)
博普(1791—1867),德国语言学家,梵文学家,比较历史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柏林大学教授,普鲁士科学院院士。
他运用比较历史法研究印欧语的语法形态,对语言学作出了贡献。
雅科布·格林(1785—1863),德国语言学家,比较历史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柏林大学教授,普鲁士科学院院士。他写出第一部德语比较语法,对语言学有所贡献。
狄茨(1794—1876),德国语言学家,比较历史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波恩大学教授。第一部罗曼语比较语法的作者。他的研究成果,对以后罗曼语的发展有巨大影响。
海泽(1764—1829),德国语言学家和教育家,外来语辞典和德语语法教科书的作者。
贝克尔(1775—1849),德国语言学家,教育家,写有《语言结构》一书和一些德语语法教科书。
杜林不是到对语言学发展有贡献的博普、格林、狄茨那里,而是到老式的完全仿造旧的古典语言学的语法的作者海泽和贝克尔那里去寻求“卓越的现代教育因素”,这说明他对德国全部历史语言学的发展一无所知。
160.菲迪亚斯(第319页)
菲迪亚斯(约公元前500一430),雅典人,古希腊时期著名的雕塑家和建筑家。擅长神像雕刻。作品有建立在雅典卫城上的巨大的雅典娜铜像,奥林匹亚的宙斯像以及巴台农的雅典娜像等。他领导设计和监督完成的整个巴台农神庙的建筑和雕刻,规模宏伟,雕塑精美,曾被誉为雅典的王冠。
161.《魔笛》(第319页)
《魔笛》是歌剧,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1756—1791)作曲,施母奈德尔作词,1791年在维也纳上演。剧情大意是:夜女王唯一的爱女帕米纳被牧师查拉斯特罗所魔禁。有一天,埃及王子塔米诺从夜女王的侍女那里看到了美丽的少女帕米纳的像,他一见钟情,立刻爱上了帕米娜。这时,夜女王出来说,如果他能救出帕米纳,就把女儿赏给他为妻。随后,侍女给塔米诺拿来了一支金笛,说这个法宝可以帮助他避难脱险。塔米诺到了牧师那里以后,在金笛的帮助下,克服了许多艰险才与帕米纳会面。牧师应允二人结为夫妇,但要以各种可怕的考验来证明他们是否有权结婚。塔米诺因为自己的目的纯洁正当,再加以金笛的帮助,经受了种种考验。一对纯洁相爱的青年男女终于在圣庙举行了婚礼。
恩格斯引用《魔笛》这个歌剧来讽刺杜林对未来社会的青年男女在婚姻问题上所设置的种种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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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解放 发表于 2016-6-17 19:04 | 显示全部楼层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
162.马尔克(第324页)
马尔克是古代日耳曼民族的农村公社。早期的马尔克,全部土地属公社所有,耕地定期分配给各农户使用。晚期的马尔克,不定期地把耕地分配给各农户耕种,同时出现了宅地和园地变为个人私有财产的现象。对于这些耕地,公社有权进行监督和调整,还保有除耕种以外的其他权利(如地下资源的所有权、开采权等)。其他未分配的土地,特别是森林、牧场等,仍然是公共财产,供全体公社成员共同使用。马尔克成员除了拥有平等的土地份额和平等使用公共土地的权利以外,他们还在立法、管理和裁判等方面拥有平等的权利。民众大会的主持人提出问题,由参加大会的全体成员议决。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马尔克逐渐走向没落,但到十九世纪在西欧少数地区还有它的残迹。
163.英国经院哲学家邓斯·司各脱(第325页)
经院哲学,欧洲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唯心主义哲学,因其在神学院讲习教义而得名。其特点是离开实践经验,玩弄概念,咬文嚼字,用烦琐空洞的形式主义来为基督教教义作论证。到十三世纪以后,随着自然科学的逐步兴起,经院哲学中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唯名论得到了发展。司各脱就是唯名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邓斯·司各脱(1265左右一1308),出生于英国诺森柏郡,曾到法国巴黎、德国科伦等地讲过学。他认为,个别事物是先于一般概念的真实存在,一般概念只是单个事物的名称,“在理智之外实际上并不存在”;世界的本原是无所不在而又统一的物质。他提出了“物质是否不能思维”的问题,这包含着物质可以具有思维能力的思想。在认识论上,他强调“一切知识都是从感觉产生的”,否认有所谓天赋观念。他试图割断哲学和神学的联系,主张宗教范围属于信仰,哲学范围属于理性,但又认为信仰应高于理性。
164.德谟克利特和他的原子(第325页)
德谟克利特(约公元前460—370),古希腊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他代表工商业奴隶主阶层的利益,关心生产和科学的进步,对哲学、数学、天文、医学、伦理、教育、文学等都有所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他是“经验的自然科学家和希腊人中第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46页)
德谟克利特是古代原子论的创始人之一。他深入探讨物质的结构,提出了原子和“空虚”是世界本原的唯物主义思想。他认为,原子是一种不可分割的物质微粒;“空虚”(即朴素的空间概念)是原子运动的场所或条件。无数形状大小不同的原子,在无限“空虚”中不停地作无规则运动,相互碰撞即形成世界上万事万物。原子结合,物体产生;原子分离,物体消灭。无数世界按照一定的规律不断地产生和消灭,一切皆由必然性决定,不由神决定。在原子论的基础上,他进一步发展了朴素的唯物主义反映论,认为感觉和思想是物体中流射出来的影象引起的;感性只能认识事物的表面现象,只有借助理性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即认识原子和“空虚”。德谟克利特这种原子论,是一种朴素的、原始的唯物主义思想,还缺乏精确的科学根据,其中还有不少的错误和幼稚的思想。
165.霍布斯把培根的唯物主义系统化了(第326页)
霍布斯(1588—1679),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资产阶级化的贵族的思想代表。曾当过培根的秘书,主要著作有《利维坦》、《论物体》等。
霍布斯继承了培根的唯物主义思想,克服了培根哲学的神学不彻底性,同时又发展了培根的机械论倾向。他认为,物质不依赖于精神而独立存在,客观世界是单个物体的总和;物体的基本属性不是运动,而是几何学上的空间形状;物质的一切运动都是空间位置的移动,甚至人的情欲也是一种特殊的机械运动。在认识论方面,他承认认识起源于感性经验,经验知识必须经过理性的整理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但是,他没有论证培根关于认识起源于感性世界的基本原则,机械地认为理性认识是简单的计算,是对概念进行加法或减法;而一般概念只是事物的“名称”,真实存在的只有单个的物体。他割裂了一般和个别的统一,具有明显的唯名论倾向。
166.柯林斯、多德威尔、考尔德、哈特莱、普利斯特列同样地打破了还包围着洛克的感觉论的最后的神学藩篱(第327页)
英国哲学家洛克继承了培根和霍布斯的唯物主义路线,系统地论证了知识起源于感觉的唯物主义经验论。他认为,物质是不依赖于意识的客观存在,是唯一的认识对象;人的心灵本是一块白板,一切知识和观念都是后天获得的,经验是认识的源泉。但他认为,经验除了来自对外界的感觉外,还有为心灵本身活动所产生的内部经验或“反省”;色、声、味等不是物体本身的属性,而完全是主观的感觉;神创造了世界,但神并不干予外部事物。洛克的唯物主义是不彻底的,他是自然神论的奠基人之一。
柯林斯(1676—1729),多德威尔(?一1784),考尔德(1656---1725),哈特莱(1705-1757),普利斯特列(1733—1804),这些人都是英国的唯物主义者。他们反对神的启示、奇迹等宗教教条,批评封建教会的仪式,注重理性,宣传自由思想。但是,在当时英国宗教的严重压迫和束缚下,他们不敢公开提出唯物主义的主张,而采取了自然神论的形式,即认为上帝创世后就不再干涉世界上的事了,一切皆出自然规律来支配。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无论如何,对实际的唯物主义者来说,自然神论不过是摆脱宗教的一种简便易行的方法罢了。”(第327页)柯林斯等人继承和发展了洛克的自然神论思想,进一步打破了洛克的感觉论的最后的神学藩篱。
167.新康德主义的不可知论者(第330页)
新康德主义,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在德国产生的一个资产阶级反动哲学流派,它广泛流行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其代表人物有朗格(1828—1875),李普曼(1840—1912)、柯亨(1842—1918)和文德尔班(1848—1915)等人。1865年,李普曼在《康德及其后裔》一书中提出“回到康德那里去”的反动口号,使这个流派获得新康德主义的称号。新康德主义者抛弃康德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因素,否认“自在之物”,不承认事物发展的规律性,恢复发展了康德的先验论和不可知论。这里讲的新康德主义的不可知论者,是指新康德主义者中某些有成就的自然科学家。例如,德国物理学家赫尔姆霍茨(1821—1894)宣称感觉是外部现象的符号,否认感觉和它所反映的物之间有任何相似之处,企图在“现象”和“自在之物”之间划一道原则界限。可是,在自然科学领域内,他又是个自发的唯物主义者,承认我们的概念和表象是由外界对象引起的。赫尔姆霍茨的不可知论和英国赫胥黎的不可知论相类似。
168.封建制度的巨大的国际中心是罗马天主教会。它把整个封建的西欧(尽管有各种内部战争)联合为一个大的政治体系,同闹分裂的希腊正教徒和伊斯兰教的国家相对抗(第333页)
在中世纪,天主教是西欧各国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从公元四世纪起。罗马城大主教逐渐扩展势力,并改称教皇。教皇利奥一世力图使自己在一切基督教会中取得统治权。到公元八世纪,出现了斯蒂芬二世的教皇国,教皇开始以世俗君主自居,妄图实现在一切封建国家中取得最高统治权的野心。到公元十三世纪,英诺森三世的统治是教皇权势的全盛时期,欧洲的不少国王自认是教皇的附庸。罗马天主教的势力扩展到意、法、比、西、葡、匈、波等国,成为封建制度的巨大的国际中心。
希腊正教和天主教都是基督教的一个派别。公元四世纪以后,着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个帝国,基督教也形成东西两个宗教集团。1054年它们正式分裂。西部教会,以罗马教皇为中心,称天主教。以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部教会,称为希腊正教,主要分布在希腊、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俄国等地。罗马教皇在夺取封建国家和教会的统治权的活动中,曾遭到希腊正教徒的坚决反对。
伊斯兰教于七世纪初为穆罕默德(约570—632)所创立,流传于亚、非两洲。它与基督教、佛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
1096年至1291年间,西欧封建主、大商人和天主教会为了掠夺东方国家,借口从伊斯兰教徒手里解放东方基督圣地耶路撒冷,进行了十字军殖民远征。罗马天主教会是发动十字军东侵的祸首。1095年11月,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在法国中部克勒芒召开宗教会议,向僧侣、封建主、骑士和农民发出号召:停止混战,到东方去和“异教徒”作斗争,夺回“主的坟墓”,拯救“圣地”耶路撒冷。凡参加东征的人,衣服上缝有红十字为徽号,所以称“十字军东征”。先后进行了八次远征,经历了近二百年。十字军第一、二、三次入侵伊斯兰教国家,占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1204年在教皇英诺森三世的号召下,十字军第四次远征,改变目标,攻陷君士坦丁堡,征眼了信仰希腊正教的拜占廷帝国。十字军的远征,激起人民的强烈反抗,八次远征都以失败而告终。
169.加尔文教在荷兰创立了共和国,并且在英国,特别是在苏格兰,创立了有力的共和主义的政党(第334页)
加尔文教是基督教新教的主要教派之一,在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中为法国人加尔文(1509—1564)所创立。加尔文教义宣称,世界上的一切包括人的心理现象,都是上帝的意志预先决定的,神预先决定一些人得到“拯救”,另一些人受到“惩罚“;它主张抛弃忏悔、斋戒、圣礼和朝拜圣地等宗教活动,反对天主教会的封建教阶制,主张由教区教徒推选“长老”组成宗教公会来治理教会;鼓励教徒从事世俗的商业活动。加尔文教的这些思想和主张,反映了当时新兴资产阶级的需要,是符合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原则的。
1566年,在加尔文教的新教公会领导下,尼德兰(包括现今的荷兰、比利时等地)爆发了反对西班牙封建统治和天主教会的起义。1572年尼德兰北方各省人民,又在加尔文教派的领导下举行了反对西班牙统治的全民起义。经过多次反复的斗争,于1581年宣告脱离西班牙,建立了联省共和国,后称荷兰共和国。
1555年,流亡在日内瓦的宗教改革领袖和政治活动家约翰·诺克斯(1505--1572)返回苏格兰,建立了加尔文教徒的“圣约同盟”,开展反对英国王权专制的斗争。加尔文教很快在苏格兰牢固地建立起来,成了苏格兰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反对英国王权专制的组织形式。十七世纪初,为了在苏格兰建立专制制度,英国国王采取强硬政策,企图用英国国教会取代加尔文教,结果引起了苏格兰人的起义,从而加速了英国革命形势的发展。1640年开始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就是在加尔文教的教义旗帜下进行的。这次革命,清教徒获得胜利,废除了君主制,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议会成为国家最高权力的代表者。英国特别是苏格兰,在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加尔文教实际上起着政党作用,所以说,加尔文教在那里创立了有力的共和主义政党。
170.克伦威尔(第335页)
克伦威尔(1599—1658),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利益的代表人物。在1642---1645年和1648年的两次内战中,他曾统率议会军队多次战胜国王查理一世的军队,1649年处死查理一世,废除君主制,宣布成立共和国。他于1653年发动政变,自任“护国公”,建立军事独裁统治。克伦威尔在领导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起过积极作用,但在他当权期间,残酷地镇压小资产阶级平等派的民主运动和农民起义,并且连续发动征讨爱尔兰和苏格兰的战争,给人民带来莫大的苦难。
171.在霍布斯的后继者博林布罗克、舍夫茨别利等人那里,唯物主义的新的自然神论形式,仍然是一种贵族的、秘传的学说(第337页)
博林布罗克(1678—1751),英国自然神论者,贵族出身。他反对传统的启示宗教(即以上帝的直接启示为依据的宗教),认为这只是一般人的说法,而对有教养的人来说,宗教所占的地位应为自然宗教(即以人的理性为依据的宗教)所代替。他拥护霍布斯的哲学。
舍夫茨别利(1671—1713),英国自然神论者,贵族出身。他否认赏善罚恶的上帝存在,是霍布斯的追随者。
唯物主义者霍布斯和他的追随者博林布罗克等人拥护专制王权,并且宣称,他们的唯物主义哲学同适合于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没有受过教育的群众的宗教不同,只有有教养的贵族和学者才能信这种哲学。唯物主义哲学,一方面由于它是宗教的异端,直接触动了资产阶级的宗教感情,另一方面又由于它具有反资产阶级的政治联系,为资产阶级所仇视,因而被一部分贵族所赞成。所以,唯物主义的新的自然神论形式,在英国仍然是一种贵族的、秘传的学说。
172.笛卡儿学派的一个支脉(第337页)
法国哲学家笛卡儿是个典型的二元论者。他的门徒按照各自的阶级利益,从不同方向发展他的哲学,于是笛卡儿学派就分成了两个对立的派别或支脉。一派是以法国马勒伯朗士(1638—1715)等人为代表的唯心主义者;另一派也即这里所说的一个支脉,以拉·美特利(1709—1751)和狄德罗等人为代表的法国唯物主义者。法国唯物主义者克服了笛卡儿的唯心主义和二元论,并以《百科全书》的形式把唯物主义学说广泛地出用于各种知识领域。他们不仅批判宗教神学,而且尖锐地揭露和批判封建专制制度,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173.在英国,瓦特、阿克莱、卡特赖特以及其他等人,开始了产业革命(第339页)
产业革命,也叫工业革命,是指资本主义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过渡。十八世纪六十年代的英国,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以落后技术和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已不能满足日益扩大的国际市场的需求,于是便产生了以发明制造机器为中心的工业技术革命。1765年,织工哈格里夫斯发明了手摇纺纱机“珍妮机”。1769年钟表匠阿克莱(1732—1792)发明了水力纺纱机。1779年工人克隆普顿发明骡机,兼有“珍妮机”和水力机的优点,一次转动可以推动三、四百个纱锭。1785年卡特赖特(1743—1823)发明水力织布机,织布效率提高四十倍。1784年机械师瓦特(1736—1819)试制成功联动式蒸汽机,为英国整个工业部门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原动力。1814年,史蒂芬逊发明机车,实现了用蒸汽发动的铁路运输。机器的大量制造推动了冶金和采煤工业的发展,为机器大工业奠定了基础。到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各主要工业部门普遍采用机器。产业革命在十九世纪席卷了其他许多国家,它使资本主义制度最后确立起来,进一步加深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
174.谷物法(第340页)
谷物法是英国议会制定的关于限制和禁止从国外进口谷物的法律。1815年反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英国议会通过了“谷物法”,规定高额的粮食进口税,限制粮食进口,以保证大地主和农场主继续维持粮食的昂贵价格,使他们获得高额收入。谷物法的实施遭到了地主和农场主以外的各阶层的反对。1838年以曼彻斯特的工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为代表创立了反谷物法同盟,要求废除谷物法,主张贸易自由,以削弱土地贵族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在各阶层的压力下,议会在1846年6月废除了谷物法,从而沉重地打击了土地贵族,促进了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
175.1849年意大利、匈牙利和德国南部的不章事件(第341页)
这里指的是1848年和1849年爆发的意、匈、德三国资产阶级革命所遭到的失败。
1848年1月,西西里岛首府巴勒摩爆发人民武装起义,揭开了意大利1848年革命的序幕。8月,以曼宁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宣布威尼斯为独立的共和国。1849年2月,罗马召开制宪议会,通过关于废除教皇的世俗政权的决议,并宣布罗马为共和国,成立了由资产阶级民主派领导的罗马共和国政府。接着,托斯坎尼也宣布成立共和国。反革命势力组织了反攻。4月,托斯坎尼的共和政府被颠覆。教皇庇护九世勾结法国反革命干涉军,于7月攻入罗马,颠覆了共和政权,恢复了教皇的专制统治。8月,威尼斯的共和政府也被推翻。这样,意大利革命就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
1848年3月,布达佩斯爆发了革命运动,要求建立责任内阁,取消封建义务和贵族特权,实行新闻自由等民主权利。4月,奥皇被迫同意成立责任内阁。1849年1月,奥军入侵布达佩斯,匈牙利人民坚持斗争,并于4月间宣布匈牙利独立,推选科苏特为新国家的元首,击退奥军。奥皇向俄国沙皇政府请求出兵援助。沙皇尼古拉一世派兵侵入匈牙利镇压革命。7月,匈牙利军队被俄奥联军击败,奥军再度占领了布达佩斯。8月,由于贵族军官的出卖,匈牙利这次革命终于失败。
1849年5月,德国的萨克森、莱茵省以及巴登、普法尔茨等地爆发了人民起义,很多工人拿起武器参加起义军,奋勇反抗反动军队的镇压。但是,由于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妥协,这些地区的革命先后被德国的反革命力量镇压下去了。
176.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战胜巴黎(第341页)
指路易·波拿巴(1808—1873)发动的反革命政变。路易·波拿巴是拿破仑第一的侄子。1848年12月,路易·波拿巴在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下当选为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但他追求的目的是重建拿破仑帝国和当皇帝。当时,大资产阶级对代议制度失望的情绪增长了,他们希望建立一个“强力政权”来保护有产阶级,避免新的革命动荡。路易·波拿巴派便利用这种情绪,把国家的一切命脉即军队、警察和行政机关等尽行占据,并用无产阶级要进行革命的所谓“赤色幻影”来恐吓资产阶级。波拿巴还利用农民群众对拿破仑第一的信仰,进行蛊惑人心的宣传,以加强自己的地位。1851年12月2日,波拿巴发动反革命政变,派军队占领巴黎所有重要战略据点,以武力解散了国民议会,逮捕反对派的首领,很快地把共和派在巴黎的抵抗镇压下去了。次年12月2日,波拿巴宣布恢复帝制,自立为皇帝,号称拿破仑第三。
177.在辉格党人即自由党的首领们“畏缩不前”的时候,迪斯累里却显示了自已的高明(第843页)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英国无产阶级为争取普选权的斗争重新高涨,各地成立了争取议会改革的组织,到处召开群众大会,形成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当时执政的自由党(前身是辉格党,成立于十七世纪末,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利益)内阁首领们为了限制这个运动的发展,于1866年3月向议会提出一项降低选民财产资格,增加选民人数的法案。但这法案遭到该党顽固集团的反时,被议会否决。当即激起人民群众极大的愤怒,各个城市召开群众大会,游行示威,表示抗议。自由党首领们对此“畏缩不前”,束手无策,导致了自由党政府的垮台。
1866年7月,继自由党执政的是保守党(前身是托利党,成立于十七世纪末,代表地主、贵族和高级僧侣的利益)的得比政府。保守党首领之一迪斯累里(1804—1881)被任命为财政大臣。他从三十年代开始议员生涯,以善于估计各种社会力量对比而成为政治上的钻营能手。这次,迪斯累里面对群众争取议会改革斗争的高涨局势,为了缓和情绪,避免革命,他把自己装扮成无产阶级的“朋友”,以迷惑人民群众。1867年,议会通过了迪斯累里提出的降低选民财产资格的议会改革法,使选民人数由一百多万增加到二百多万。由于迪斯累里的欺骗,英国人民群众争取议会改革的运动便低落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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