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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杜林论》提要和注释(中央党校编写小组 1974年8月)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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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解放 发表于 2016-6-17 18:44 | 显示全部楼层
五、价值论
这一章,恩格斯重点批判了杜林的以唯心主义暴力论和庸俗经济学为基础的“价值论”,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学说。
(一)批判杜林关于财富的反动观点
(第183页第4段一第184页第2段)
在批判杜林的价值论之前,恩格斯首先分析了他对财富的看法。杜林认为,到现在为止的经济学的主要概念叫做财富,而财富总是“对人和物的经济权力”,即对人和物的支配。所谓经济学的主要概念是财富的说法,这一直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流行的庸俗观点。
杜林关于财富的定义犯了双重的错误。第一,在没有阶级的原始社会里,财富决不是对人的支配,因为那里不存在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第二,在阶级对立的社会里,财富只要包含着对人的支配,它就主要地、几乎完全地依靠和通过对物的支配才能达到。就是说,剥削阶级首先要占有生产资料,才能获得和支配劳动者,才能剥削和奴役他们。恩格斯指出,杜林对财富下的这种错误定义,割裂了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同对人的剥削之间的联系,其目的是要把财富从经济领域拖到道德领域,以便证明对物的支配完全是好事,对人的支配则是坏事,并用暴力去解释对人的支配,把财富说成是“掠夺”。这种谬论运用到资本主义社会,那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很好的,可以继续存在;资本主义分配方式不好,必须扔掉。这种从道德和法的观点看待财富的谬论,掩盖了剥削阶级的财富的真正来源,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的财富,归根到底,是他们依靠和利用私有的生产资料从工人那里剥削来的,并不是什么暴力掠夺的结果。
(二)批判杜林关于价值的各种谬论,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学说
(第184页第3段一第193页)
杜林认为,价值就是价格,同一价值有各种价格,因而也有各种价值。恩格斯批判了这种把价值和价格混为一谈的错误。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但价值本身不能直接表现自己,必须通过商品的交换才能表现出来。价值的货币表现就是价格。价格以价值为基础,但由于供求关系等因素的影响,价格经常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它可以和价值相一致,也可以不一致。所以,决不能把它们混同起来。
杜林从唯心主义暴力论和庸俗经济学观点出发,提出了以下五种完全不同的、彼此直接矛盾的关于价值的荒谬见解。恩格斯对这些谬论逐一作了批判。
第一、所谓来自自然界的生产价值。
杜林的所谓生产价值,是根据“自然界和条件对创造的抵抗来估价的”,认为人们投入物品里面的力量的多少,是生产价值的“直接的决定性原因”。
恩格斯指出,杜林的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第一,问题在于把力量投入什么物品。只有把力量投入具有使用价值(而且是对别人具有使用价值)的物品,才形成价值。如果制造对别人没有使用价值的物品,那就不能成为商品,因而不管投入多少力量也不能创造任何价值。第二,要看力量是怎样投入的。这就是说,一个商品的价值,不是由生产该商品所花费的个别劳动时间,而是由生产它所花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2页)现有的社会正常生产条件,主要是指当时某一生产部门大多数产品生产已经达到的技术装备水平。如果制造某种物品用手工生产比一般机器生产所花费的时间多二十倍,那末用手工生产的人所投入的力量的二十分之十九等于没有创造任何价值。可见,杜林根本不懂什么是价值,更不懂价值量是怎么决定的。
第二、所谓暴力制造的分配价值。
杜林宣称,“自然界的障碍”造成生产价值,“社会的障碍”(暴力)造成分配价值。分配价值不包含任何力的花费,是“手持利剑”逼出来的。在杜林那里,分配价值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由个人竞争引出的“附加税”,也就是在商品买卖上互相征税或加价;另一种是“财产的赁金”,也就是地租和资本利润。
按照杜林的前一种分配价值的观点,一切商品都会因加价造成一种垄断价格。可是,人们都按垄断价格进行买卖,商品卖出的价格高,买进的价格也贵,一个人作为卖主获得的东西会因作为买主而失去,得失互相抵销。价格只是名义上改变了,实际上等于没有垄断价格,所谓分配价值只不过是一种假象。在某种特殊情况下会出现垄断价格,这是由于垄断者控制了一种或数种商品的大部分产销量的结果,或者由于某种行业限制了自由竞争的结果。把这种特殊情况看作确定价值的通行办法,则是荒谬的。在垄断者以垄断价格出售其商品的情况下,他们会获得高额利润。这个表现为高额利润的价值额仍然是由工人的无偿劳动形成的,它并不改变商品价值的总额,只是使剩余价值在资本家之间重新分配。这样,还是回到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可见,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暴力都造不出什么价值,分配价值只不过是杜林的欺人之谈。
按照杜林的后一种分配价值的观点,地租和利润也被看作分配价值,这更是荒谬的。无论是地租还是利润,都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它们是工人阶级所创造而为地主和资本家分别占有的。因此,这部分价值仍然是由劳动时间计量的价值,根本不是什么分配价值。
第三、所谓由“力的花费”计量的价值。
杜林还提到,人力的花费是计量一切价值的直接的天然的尺度。恩格斯揭露了这种说法的混乱和谬误。如果杜林在这里说的商品价值是由人力的花费决定的,那不过是笨拙地重复了李嘉图――马克思的价值论,从而否定了他自己的分配价值的观点。事实上,杜林关于人力花费决定价值的观点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根本不是一回事。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体现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的劳动决定的,而劳动又是由劳动时间的长短来计量的,劳动是一切价值的尺度。杜林在解释什么是“力的花费”时,却把劳动时间和生存时间混淆起来,把劳动时间变为生存时间。这样,他又否定了人力的花费决定价值的观点,陷入了工资决定价值的泥坑。
第四、所谓由再生产费用计量的价值。第五、所谓由工资计量的价值。
杜林把力的花费归为劳动时间,把劳动时间等同于生存时间。如果用经济学的精确语言表达杜林的这个观点,就是:一件商品的价值是由体现在这件商品中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而这一劳动时间的价值是由在这个时间内维持工人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就是工资,这样,商品的价值就由包含在商品中的工资决定了。这样,工资又属于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费用,于是他又从工资决定价值的论点引出再生产费用决定价值的错误结论。在这里,恩格斯着重批判了他的工资决定价值的谬论。
“工资决定价值”,这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用来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一种反动谬论。杜林的观点就是这种庸俗价值论的变种。实际上,商品的价值决不是由工资决定的。如果工资决定价值,资本主义生产就不会有积累,从而不可能实现扩大再生产。恩格斯指出:“劳动产品超出维持劳动的费用而形成的剩余,以及社会生产基金和后备基金从这种剩余中的形成和积累,过去和现在都是一切社会的、政治的和智力的继续发展的基础。”(第191页)如果工资决定价值,每个工人在他的工资中就得到了他的劳动产品的全部价值,那么资产阶级对雇佣劳动者阶级的剥削就成为不可能的事情。事实上,资产阶级拥有的大量生产基金和后备基金,完全是由工人阶级的剩余劳动创造的。这就说明,价值不是由工资决定,而是由劳动决定的,工人阶级以劳动产品形式向资产阶级提供的价值量,比他们以工资形式从资产阶级那里得到的价值量大,这个差额就是马克思科学说明的剩余价值。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学说是揭露资本主义剥削的锐利武器。
总之,杜林提出的五种价值论,充满着矛盾和混乱。他继承了庸俗经济学家凯里之流的谬论,又掺杂了他的唯心主义暴力掠夺论。在五种价值论中,他特别鼓吹“分配价值”和“工资决定价值”,目的是为他的社会主义制造理论根据。恩格斯指出,杜林“是把他的社会主义直接建立在最坏的庸俗经济学的学说之上的。他的社会主义和这种庸俗经济学具有同样的价值。二者存亡与共。”(第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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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解放 发表于 2016-6-17 18:44 | 显示全部楼层
六、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
这一章是第五章的继续,阐明了商品价值是由什么样的劳动决定的,论述了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在决定商品价值上的区别,批判了杜林的“劳动等价论”。
(一)“劳动等价论”否认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在决定商品价值上的区别
(第193页一第196页第1段)
杜林贬低马克思的价值学说,攻击马克思关于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科学分析,认为每个劳动者在相等的时间内生产的价值是相等的,提出所谓“劳动等价论”。恩格斯对这种谬论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人类劳动有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之分。简单劳动是不需要经过专门训练的一般劳动者都能胜任的劳动,复杂劳动是需要经过专门训练的劳动。在相等的时间内,复杂劳动比筒单劳动能创造更多的价值,因此,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商品的价值是由人类的劳动创造的,它是以简单的劳动来计量和表示的。而创造商品的劳动,既有简单劳动,又有复杂劳动。恩格斯指出:“并非任何劳动都只是人的简单劳动力的消耗;许多种类的劳动包含着需要耗费或多或少的辛劳、时间和金钱去获得的技巧和知识的运用。”(第195页)所以,在商品交换中,要把创造商品价值的各种复杂劳动化为同一计量单位的简单劳动。复杂劳动的这种简化是由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自发地完成的。杜林的劳动等价论的错误在于,它否定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在决定价值上的区别。
(二)“劳动等价论”是杜林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础
(第196页第2段一第199页)
杜林认为,一切劳动时间,都是完全等价的。这样,劳动时间,从而劳动本身,都具有价值。这显然是荒谬的。
恩格斯指出,劳动创造价值,而价值本身不过是物化在某个商品中的、社会必要的人的劳动的表现。但劳动本身不具有价值。如果说劳动有价值,那末衡量劳动价值的也应当是这种劳动自身的量,这样就陷入用劳动衡量劳动或用价值衡量价值的谬误之中。因此,恩格斯说:“谈论劳动的价值并且想决定这种价值?这等于谈论价值的价值,或者想不去决定一个有重量的物体的重量,而去决定重量本身的重量。”(第197页)劳动没有价值,这是马克思根据劳动和劳动力的科学区分而第一次阐明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成为商品的是劳动力而不是劳动,劳动只是劳动力的使用。杜林恰恰把劳动和劳动力混淆了,把劳动创造的价值与费动力的价值混淆了,胡说劳动有价值,这就掩盖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因为资本家正是把付给工人的劳动力价值(工资)说成是劳动创造的全部成果。
杜林炮制劳动等价论的目的,主要的是为他的未来社会的分配制度制造理论根据。他认为,既然在相等的劳动时间创造的价值是完全相等的,那么相等的劳动时间的工资也应该相等。他由此提出了所谓“普遍的公平”的分配原则。这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绝对平均主义思想。这种平均主义分配的“论据”,比早期的工人共产主义者巴贝夫、魏特林等人的“工资平等说”还不如。因为他们至少还承认每个劳动者的能力是有差别的,没有胡说每个劳动者在相等的时间生产的价殖是完全相等的。恩格斯指出,未来社会的分配只要为纯粹经济的考虑所支配,“它就将由生产的利益来调节,而最能促进生产的是能使一切社会成员尽可能地全面发展、保持和运用自己能力的那种分配方式”。(第198页)
恩格斯在论述复杂劳动时,关于怎样解决对复杂劳动支付较高工资的问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在私有制社会里,复杂劳动的训练费用是由私人或其家庭负担的,所以熟练的雇佣工人得到较高的工资。“在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里,这种费用是由社会来负担的,所以复杂劳动所创造的成果,即比较大的价值也归社会所有。工人本身没有任何额外的要求。”(第199页)恩格斯的这个思想,批判了拉萨尔和杜林之流按照所谓公平原则分配“全部劳动所得”,全部分掉社会总产品的平均主义。恩格斯的这个思想,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恰当地处理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差别,注意缩小它们的工资差距,也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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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解放 发表于 2016-6-17 18:45 | 显示全部楼层
七、资本和剩余价值
这一章主要论述货币是怎样转化为资本的,剩余价值是从哪里来的,阐明马克思关于资本的科学理论,揭露和批判杜林的错误的资本观念。
(一)驳斥杜林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产生的理论的歪曲,阐述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和剩余价值的产生
(第199~第203页第2段)
杜林胡说马克思认为“资本是由货币产生的”。恩格斯在驳斥这种歪曲时指出,这等于说金属货币是三千年前由牲畜产生的一样,是非常荒谬的。在历史上,牲畜曾承担过货币的职能。但金属货币不是由牲畜产生的,它是商品交换长期发展的结果,是商品流通的最后产物,金属货币在商品经济中充当一般等价物,是财富的一般代表,用它可以购买一切商品,所以“商品流通的这个最后产物是资本的最初的表现形式”。(第200页)资本主义以前的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到处都采取货币形式;在现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一个新资本最初仍然以货币形式出现在市场上。资本在历史上和现实中最初都采取货币形式,既不说明资本是由货币产生的,也不说明货币本身就是资本。杜林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产生的理论的歪曲,纯系一派胡言。
恩格斯接着着重阐述了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和剩余价值的产生。
恩格斯依据马克思的论述,首先说明了货币作为资本流通形式即资本流通同货币作为商品的一般等价物流通形式即简单商品流通是不同的。简单商品流通的目的是一种使用价值与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为买而卖。简单商品生产者先卖出他不需要的东西,以所得的货币买进他所需要的东两。而资本流通的目的则是价值增殖,为卖而买。资本家一开头就买进不是他个人消费所需要的东西——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并使它们结合起来进行生产,然后再把生产出来的商品卖掉。资本家经过这一过程在货币上有所增加,马克思把这种增加叫做剩余价值。这种剩余价值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它不能产生于流通领域内的买卖行为,因为商品交换总的来说是按照等价原则进行的。剩余价值也不能来自欺骗,因为欺骗只能牺牲某一个人而使另一个人发财致富,但不能增加流通中的价值的总额。总之,剩余价值的产生虽然要以货币投入流通为条件,但流通本身是不能产生剩余价值的。这个问题必须排除任何暴力干涉和欺骗,用纯粹经济学的方法,就是说按照价值规律的要求来解决。
剩余价值必须产生于一种特殊商品。货币所有者在市场上找到了这种特殊商品,这就是劳动力。劳动力同其他商品一样,也有价值和使用价值。它的价值是由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它等于养活工人及其家属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货币所有者购买劳动力同购买其他商品一样,是按照它的价值支付的。所以,剩余价值不能发生在劳动力的价值上,而只能发生在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上。“它的使用价值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独特属性,因此,它的实际使用本身就是劳动的物化,从而是价值的创造”。(第201页)劳动力的价值和劳动力在劳动过程中创造的价值是两个不同的量,劳动力所创造的价值总是大于它本身的价值。比如劳动力一天的价值是二元,工人只要花上六小时的劳动,就可以把这部分价值创造出来。但资本家花二元购买了工人一天的劳动力,这一天劳动力的使用权就属于他了,他决不会让工人只劳动六小时,而是要他劳动更多的时间,使工人所创造的价值大大超过劳动力的价值。这种由雇佣工人劳动创造的而为资本家白白占有的超过劳动力价值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于是,“剩余价值产生了,货币转化为资本。”(第202页)可见,剩余价值是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货币转化为资本是与剩余价值的创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资本的产生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货币所有者要把货币转化为资本,就必须在商品市场上找到自由的工人”。(第203页)这种“自由”有两重含义:一方面,工人在法律上享有人身自由,可以自由地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给任何一个资本家,这里的自由,实际上是工人被剥削的自由和资本家剥削工人的自由;另一方面,工人被剥夺了一切生产资料,除劳动力外,“自由”得一无所有,既没有任何别的商品可以出卖,又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建立在对这种自由劳动者的剥削的基础之上的。
恩格斯强调指出,剩余价值“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马克思著作的划时代的功绩。它使社会主义者早先象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样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的经济领域,得到了明亮的阳光的照耀。科学的社会主义就是从此开始,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第201页)马克思创立的剩余价值学说,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和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和阶级斗争的规律,论证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阐明了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历史必然性。
(二)揭露杜林对马克思关于资本学说的剽窃和歪曲。阐述马克思的资本观念和杜林的资本观念的根本区别
(第203页第3段一第208页)
根据上述分析,恩格斯引述马克思的话说,“一定的价值额,只有在它利用自己造成剩余价值时,才变为资本。”(第204页)这就是说,每个资本虽然开始都表现为一定数量的货币,但货币本身并不是资本,只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即当它为资本家占有并用作剥削雇佣劳动的手段时,才成为资本。资本就是靠剥削雇佣工人而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所以,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生产关系,是通过物来表现的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关系。
恩格斯接着揭露了杜林对马克思的资本学说的剽窃。杜林一方面攻击马克思关于资本的学说,另一方面又剽窃马克思关于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的思想,剽窃马克思关于资本的“社会职能”使它能够占有他人劳动成果的思想,剽窃马克思关于资本是一个历史范畴的思想,并把这些思想完全歪曲了。实际上,杜林把剩余价值同剩余劳动混为一谈,错误地认为凡是能带来剩余产品的生产资料都是资本,并把资本看作是暴力的产物。
恩格斯在批判杜林把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相混同的观点时指出,剩余劳动并不是由资本发明的,剩余劳动及其产品之一被别人占有,是一切剥削阶级社会的共同点。“只有当这种剩余劳动的产品采取了剩余价值的形式,当生产资料所有者找到了自由的劳动者——不受社会束缚和没有自己的财产的劳动者——来作为剥削对象,并且为生产商品而别削劳动者的时候,只有在这个时候,在马克思看来,生产资料才具有资本的特殊性质。而这种情形只是在十五世纪束和十六世纪初才大规模地出现。”(第206页)恩格斯这段话科学地概括了资本的社会性质及其产生的历史条件。资本所表现的这种剥削关系,绝不是自然史上的关系,而是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它不是一切历史时期所共有的关系,也不是永远存在的。杜林则把一切占有“一般劳动力成果中的份额”,即把提供任何形式剩余劳动的任何数量的生产资料,都解释为资本。他用剽窃来的马克思发现的剩余劳动来消灭不合他意的同样由马克思发现的剩余价值。在他那里,奴隶主的财富、封建主的财富,只要以某种方式用于生产,毫无差别地都是资本。这就是说,资本是古已有之的。这样,在杜林的资本概念里不仅包括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甚至包括不经生产的生产资料,即土地和自然资源。他把一切阶级社会中的地产都宣布为资本。很明显,杜林的这种资本观念同庸俗经济学中流行的资本是“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这个观念一样荒谬。
恩格斯在本章最后把杜林的经济学观点归纳为两句话:劳动进行生产;暴力进行分配。这两句活包含了杜林关于以往经济世界的全部宪法,说明杜林的经济学是建立在历史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基础之上的谬论。
八、资本和剩余价值(续)
这一章主要是论述剩余价值怎样转化为它的各种具体形式,批判杜林把剩余价值与利润相混同和暴力产生利润的错误观点。
(一)批判杜林把剩余价值和利润相混同的错误,阐明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
(第208页一第210页第2段)
杜林歪曲马克思提出的剩余价值这个科学概念,胡说剩余价值“用通常的话来说,是资本赢利”,把剩余价值与利润完全混为一谈。恩格斯对此进行了尖锐批判。
恩格斯引用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包括利润、利息、地租等论述,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说明了剩余价值和利润的关系。首先,剩余价值概念和利润概念不是一回事。剩余价值是工人的剩余劳动创造出来的,是购买劳动力的可变资本的产物。但在资本家看来,不仅可变资本会给他带来剩余价值,全部预付资本都会给他带来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在观念上当作全部预付资本的产物,就转化为利润。利润是剩余价值的一个具体的转化形式。其次,剩余价值率概念和利润率概念也是不同的。剩余价值率是剩余价值同可变资本的比率,利润率是剩余价值同全部预付资本的比率。随着剩余价值率转化为利润率,剩余价值也转化为利润,它们的区别就更加明显。“同一个剩余价值率可以表现为极不相同的利润率,在一定情况下,不同的剩余价值率也可以表现为同一利润率。”(第209页)再次,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剥削阶级收入的总源泉。产业资本家是剩余价值的第一个占有者,但不是唯一的占有者,他们还要同商业资本家、借贷资本家、土地所有者共同瓜分剩余价值。因而,剩余价值便相应地分割为产业利润、商业利润、借贷利息和地租,它们都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产业资本家的利润只是剩余价值的一种具体形式,而且常常只是剩余价值的一小部分。所以,马克思一再指出,决不能把剩余价值和利润相混同。他的整部《资本论》就是以剩余价值为中心的。而杜林把剩余价值和利润相混同,肆意诋毁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充分暴露了他的经济学理论为资本主义辩护的本质。
(二)批判杜林关于暴力产生利润的谬论,阐明剩余价值向产业利润、商业利润、借贷利息转化
(第210页第3段~第214页第2段)
杜林说马克思是基于道德情感来创立剩余价值学说的。这是无耻的歪曲和诬蔑。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是在科学地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创立起来的。
杜林认为剩余价值全部为产业资本家所占有。因此,他在攻击马克思时提出:互相竞争的企业家怎么能够持续地按照包括全部剩余产品(即剩余价值)在内的价值出售自己的全部劳动产品。他以为,只要这样提出问题,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就垮台了。这是徒劳的。马克思从来没有说过剩余价值在一切情况下都被产业资本家全部占有,而是明确指出,商业利润也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就是说,工厂主要把自己的商品低于其价值卖给商人,使后者获得一部分剩余价值。杜林的攻击恰恰说明他不懂得剩余价值是怎样在各种资本家之间进行分配的。恩格斯在驳斥杜林的攻击时指出,这个问题的合理提法应当是:剩余价值是怎样转化成它的具体形式——产业利润、商业利润、借贷利息、地租等等的呢?这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奠定了基础、后来在第三卷作了科学阐述的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的理论。
在资本主义的现实经济生活中,工厂主不是按照其商品的实际价值而是按照它的生产价格出卖商品。这是在部门间的激烈竞争的基础上进行的。由于竞争和资本的不断转移,不同部门的利润率平均化了,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资本主义生产费用加上平均利润就是生产价格。而商业资本家、银行资本家等等,也在这种竞争中大体上获得与自己的资本数量相适应的一部分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平均利润。可见,在剩余价值的分配上,在利润的平均化上,部门间的竞争起主要的作用。
杜林根本不了解资本主义经济的实质及其运动的规律,因而对资本主义现实生活中部门间竞争的作用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利润的平均化一窍不通。就是说,他无法说明利润的形成。他只能简单地宣布说,资本利润是暴力的产物,利润的大小取决于暴力实行的范围和程度。恩格斯尖锐地驳斥道:如果说利润是资本使用暴力的结果,那末,第一,资本是怎样获得这种暴力的?第二,这种暴力是怎样转化为利润的?第三,暴力是从哪里夺取这种利润的?“互相竞争的企业家装入腰包的赢利是非常明显而实在的东西。暴力可以夺取它,但是不能生产它。”“在一无所有的地方,皇帝也和任何其他暴力一样,丧失了自己的权力。从虚无之中,不能产生任何东西,特别是不能产生利润。”(第214页)
杜林用暴力解决一切经济问题的真实目的,就在于把问题从经济领域转移到政治领域。但这种转移不能解释任何一件经济事实,因为一切暴力总是起源于经济条件,起源于一定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
(三)揭露杜林对马克思《资本论》的剽窃和歪曲
(第214页第3段一第218页)
恩格斯在本章最后一部分揭露了杜林是怎样按照自己的方式直接抄袭《资本论》的。什么是剩余劳动,什么是雇主的“纯收益”,什么是工资以及工资和“财产租金”的相互关系等,都是抄自《资本论》的,有的变换了说法,有的进行了歪曲。恩格斯对这些问题一一作了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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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经济的自然规律。地租
这一章主要是批判杜林在地租问题上的错误观点,阐明资本主义地租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
(一)杜林所“发现”的经济的自然规律,只不过是神谕式的大话和主观臆想
(第218页~第220页第2段)
杜林吹嘘自己创立了国民经济学的“时代标准”的体系,“发现”了所谓发明、分工、交通工具、人口容量、物质利益等五条自然规律。他特别把发明和发现可以提高劳动生产力,宣布为第一条自然规律,甚至说成是全部经济学的“基本规律”。恩格斯指出,在一些情况下,发明和发现可以提高劳动生产力,这是人所共知的平凡的事实,根本不是什么规律。而且,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性,并不是所有的发明和发现都被采用,专利特许局的大量新技术档案变成废纸就是证明。杜林的自然规律的全部内容无非是一些表面现象,他只是给这些现象加上一种响亮的名称,说些神谕式的大话;有些地方是不正确的理解,就其中的正确方面而言,也不过是老生常谈,陈词滥调。
(二)批判杜林在地租问题上的错误观点
(第220页第3段一第224页第1段)
恩格斯着重批判了杜林在地租问题上的三个谬论。
第一、杜林给地租下了一个定义,说地租是“土地所有者本身从土地上得到的收入”。这个定义掩盖了地租的真正来源和它所体现的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和特点。在任何阶级对抗的社会里,地租都是直接生产者在农业生产中创造的而被土地所有者占有的剩余产品。马克思说:“不管地租有什么独特的形式,它的一切类型总有这个共同点:地租的占有是土地所有权由以实现的经济形式”。(《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744页)封建地租是农奴或农民创造的剩余产品,体现着封建剥削关系;资本主义地租是农业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体现着资本主义剥削关系。
杜林说,租地农场主的赢利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从来没有明确地被提出来过。这是可笑的。恩格斯指出,早在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地租理论中,就已经根据英国的情况说明了租地农场主的赢利是资本利润,而且自亚当·斯密以来没有对此发生过任何疑问。可是,杜林却标榜自己“发现”了这个问题,这只能说明他的无知。
第二、杜林认为,地主在自已经营土地的情况下,地租和利润是不分的。这也不是真实的。在这种情况下,地主同时兼农业资本家,他除了得到地租以外,还赚得利润。在这里,利润与地租是分开的。而且只有把它们分开,才能揭露出资本主义剥削的性质和生产关系的特点。
第三、杜林说,租地农场主的赢利也是“一部分地租”,因而本应归土地所有者所有的“全部地租减少了”。恩格斯指出,杜林这种观点有两个错误:首先,按照杜林的观点,不是租地农场主把地租付给地主,倒是地主把地租付给租地农场主,把事情完全颠倒了;其次,杜林把农业中的全部剩余产品即剩余价值都看成是地租,而被地主占有。这说明他对农业中的剩余价值的分配问题毫无所知。实际上,农业中的剩余价值首先不是落到土地所有者而是落到租地农场主手中。一部分剩余价值以平均利润形式为租地农场主自己占有;另一部分剩余价值,即超过平均利润的余额,由租地农场主以地租形式交给土地所有者。所以,资本主义地租是租地农场主交给土地所有者的超过平均利润的那部分剩余价值,它体现着租地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共同剥削农业工人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由上述可以看出,杜林根本不懂得资本主义地租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他关于地租的错误观点,实际上是把德国贵族地主关于地租是“自己那块土地上的收入”的见解当作科学上的权威见解,来推销于世,其阶级实质是维护贵族地主阶级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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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批判史》论述
杜林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史》中对马克思的《资本论》进行了攻击。这一章就是对《批判史》的批判,驳斥杜林的攻击,揭露杜林对经济学说史的反历史主义错误,并对那些被他所歪曲的经济学学派和经济思想作了科学评价。
(一)批判杜林全盘否定古希腊经济思想的历史虚无主义
(第224页一第227页第5段)
自原始社会解体以来,各个社会都有同自己的经济制度相适应的经济思想和经济学说。如在西方,经济思想最初产生于古希腊。杜林却胡说经济学说是“非常现代的现象”,关于古代的经济思想“没有任何积极的东西可以奉告”。马克思对此进行了批判。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时期产生的。但是,商品生产、贸易、货币、高利贷资本等等,早在古希腊奴隶制社会就已经存在,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色诺芬、亚里士多德等对这些经济现象曾有所研究,并提出很多创见。柏拉图曾认识到社会分工的必要性,把分工描述为国家的自然基础。色诺芬认为分工的程度取决于市场的范围,市场越大,分工范围就越广。亚里士多德初次划分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别,发现了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职能,看到了货币怎样变成高利贷资本。亚里士多德等人的经济思想虽然是很原始的,并且是为奴隶主阶级的利益服务,但其中部分合理的见解对近代经济学说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他们的见解就历史地成为现代科学的理论的出发点。”(第225负)杜林全盘否定古希腊经济思想,这是一种割断历史的虚无主义。
(二)揭露杜林对重商主义及其代表人物的无知
(第227页第6段一第228页第2段)
杜林抄袭德国庸俗经济学家李斯特的错误说法,认为意大利的重商主义无论在理论上或是在实际应用上都超过当时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并把意大利的一个不大知名的作者安东尼奥·塞拉于1613年发表的《略论以金银充分供应无贵金属矿的王国的手段》,奉为重商主义的代表作,这样塞拉就成了重商主义的最大代表。这暴露了杜林对重商主义发展史的无知。
从历史上来看,重商主义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应用上,具有代表性的不在意大利,而在英国和法国。英国的托马斯·曼(1571—1641)是晚期重商主义的主要代表。为了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他猛烈地抨击了当时英国还推行的重金主义政策,提出了一些新的致富之道。他强烈主张一国在对外贸易中必须遵守出超的原则,输出应当超过输入,形成贸易顺差,以增加本国的金银货币,从而首创了贸易顺差论。他在安东尼奥·塞拉的《略论》出现前四年,即在1609年出版了《论英国与东印度的贸易》,这本书适应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对英国立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以后经作者改写并于1664年以《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书名出版,它代表着重商主义的最高发展阶段,一直被看做重商主义的代表作。法国对重商主义的实际应用是比较著名的,路易十四时期曾实行了一套完整的重商主义政策。杜林的所谓意大利的重商主义超过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说法,完全是不顾历史事实的虚构。
(三)驳斥杜栋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者配第和布阿吉尔贝尔的谬见
(第228页第3段一第234贞第4段)
杜林在《批判史》中攻击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配第等人的科学评价,认为配第的经济思想是“非常粗陋”的,“有一种稚气”,杜林由此狂妄地断言,配第在经济学说史上“不起任何作用”。
马克思对杜林这种谬见给予了有力的批判,历史地评述了配第的科学贡献及其在经济学说史上的应有地位。配第直接从生产过程分析经济现象,最先提出劳动创造价值的思想,并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说明了工资等于工人的最低生活资料的价值,地租来自工人的剩余劳动,利息是货币的租金,地价是资本化的地租等等。他的这些创见,为研究资本主义关系的内部联系奠定了初步基础,对经济学作出了重要贡献。所以,马克思称配第为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者。配第的经济学说曾为英国的洛克和诺思所接受,他们的利息理论就是从配第的思想发展来的。因此在配第的最后著作《政治算术》于1690年出版和1691年再版以后的一个很长的时期里,无论赞成或者反对配第的著作家,总是提及他的论著。而傲慢的庸夫杜林,对配第这样有创见的经济学家,却只能表示自己的怒气冲冲的不满。
对于法国古典经济学家布阿吉尔贝尔(1646—1714),马克思也给予很高的评价。布阿吉尔贝尔对当时法国实行的重商主义政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揭露了法国商业和工业的发展是靠牺牲农业获得的。他宣称,农业生产是社会财富的来源,从而把研究的中心放在农业生产领域。他对生产领域的研究,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些内在联系,特别是他和配第一样,最早地提出了劳动决定价值的思想。所以,马克思说古典经济学在法国是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在货币流通方面,他认识到,贵金属在商品流通中执行正常的货币职能的时候,可能被信用货币即纸币所代替;只要流通中的纸币量相当于金属货币量,它就可以代替金属货币充当流通手段。杜林却把布阿吉尔贝尔的这种合理看法,同英国重商主义在其没落时期的代表约翰·罗(1671—1729)提出的纸币任何“增加”都是财富的增加的荒谬主张混为一谈,并据此把布阿吉尔贝尔的思想说成“重商主义的形态变化”,这完全歪曲了历史事实。
(四)杜林在《批判史》中为什么把休谟捧得这样高?
(第234页第5段一第241页第1段)
英国经济学家休谟(1711—1776),在经济学领域中虽是一个值得重视的人物,但他不是有创见的研究者,更不是什么划时代的人物。他的论著之所以在当时有过一定的影响,主要是因为它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博得资产阶级的赞许。
休谟的货币论的核心就是所谓货币数量论。按照这种理论,商品价格和货币价值是由货币数量决定的,即商品价格与货币数量成正比例,货币价值与货币数量成反比例。这种理论只承认商品和货币的相对价值,而否认它们的内在价值。休谟的这种理论依据的是一个历史事实的表面现象,即美洲金银矿山发现以后,贵金属大量涌入欧洲,物价大涨。他由此错误地认为,物价上涨是由货币增加引起的。事实上,美洲金银矿山的大量开采不仅使金银的数量增加了,而且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它们的价值也大大降低了。所以,当时欧洲物价大涨不是由货币数量增加引起的,而是货币价值降低的必然反映,也就是说,商品的价值尺度发生了革命。休谟却把贵金属的任何增加同贵金属自身价值发生的革命混为一谈了。可见,休谟的根本错误就在于他不懂得劳动价值论,不懂得货币流通和商品流通的关系,从而不懂得不是流通中的货币量决定商品价格,而是待实现的商品价格的总和决定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
事实上,休谟在经济学上很多东西都是剽窃别人的。休谟的货币论和自由贸易论是抄袭范德林特的;他的货币数量论是跟着孟德斯鸠的脚步走的;他的利息论则是剽窃马西的观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早就揭露了休谟的这种剽窃行为。杜林对此大为不满,并把休谟吹嘘为“第一流的经济学泰斗”。杜林为什么在《批判史》中把休谟捧得这样高呢?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只不过是因为这位‘认真的和精密的思想家’荣幸地扮演了十八世纪的杜林。”(第240页)
(五)揭露杜林全盘否定魁奈的《经济表》的错误
(第241页第2段~第251页第1段)
魁奈的《经济表》,清楚地论述了重农学派关于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的一些原理,概括了重农学派的基本理论,是重农主义的代表作。杜林对《经济表》一无所知,但对它却横加指责,全盘否定。马克思尖锐地批判了杜林这种否定一切的错误,并对《经济表》作了全面的考察,说明了《经济表》的前提,分析了其中的流通过程和结果,论述了它在经济学说史上的意义。
魁奈通过《经济表》说明,一国全年五十亿利弗尔总产品是经过租地农场主、土地所有者和工业家这三个阶级之间的五次流通完成的。流通结果:土地所有者用收取的二十亿利弗尔货币地租换成了十亿粮食和十亿工业品,来满足他们一年的生活需要;工业家用二十亿利弗尔工业品换得了十亿粮食和十亿农业原料,以保证进行不间断的简单再生产;农场主用三十亿利弗尔农产品换回十亿工业品和二十亿货币,前者补偿生产消费,后者作为下期缴纳地租的准备金,并把价值二十亿利弗尔的粮食留作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这样,在下一个经营年度,同样规模的简单再生产又可以重新开始了。因此,《经济表》的意义在于:第一,它以一年收获的终结——总产品作为循环的开始,这就正确地说明了简单再生产的基础;第二,它把资本的全部生产过程,表现为再生产过程,把流通过程仅表现为这种再生产过程的形式,货币流通仅表现为资本流通的要素;第三,在它所表现的再生产过程中,确定了社会各阶级收入的起源、资本和收入间的交换、再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的关系,并把社会生产两大部门即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流通看作是再生产过程的要素。此外,马克思还指出了魁奈的阶级局限性和重农主义的编见,以及由此造成的《经济表》的一些谬误。
杜林对重农学派的历史影响也毫无所知,认为“到杜尔哥,法国重农学派在实际上和理论上都告终了。”这是对历史的歪曲。实际上,重农主义的影响并不是到杜尔哥就告终了。在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初期,立宪会议在其经济改革中就实现了很大一部分重农主义原则,例如对土地所有者的地租征收重税等。
(六)杜林所吹嘘的经济学上的“英雄”都是庸俗经济学家
(第251页第2段一第252页第2段)
杜林大笔一挥,把1691年到1752年这一时期,即把从配第到休谟之间的时期勾掉了,从而就把休谟的一切先驱者如范德林特、孟德斯鸠、马西等完全勾销了。同时,他还把休谟之后尝试建立资产阶级经济学整个体系的英国晚期重商主义者詹姆士·斯图亚特(1712—1780)也给勾销了,在杜林的眼里,除了休谟这位“泰斗”以外,在经济学上还存在一些“英雄”。那就是十九世纪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德国的李斯特、美国的凯里和英国的孔夫子麦克劳德,这些人都是资产阶级的忠实代言人和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杜林的经济学主要是抄袭这些庸俗经济学家,特别是抄袭凯里的。所以,杜林和这些反动的经济学家是一丘之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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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解放 发表于 2016-6-17 18:46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三编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编,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阐述了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学说,系统地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彻底地批判了杜林的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这一编着重说明: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必然引起无产阶级革命,导致无产阶级专政,人类将经过无产阶级专政,过渡到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
这一编前两章主要是阐述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和社会经济根源,说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后三章主要是批判杜林的以历史唯心主义为基础的反动的社会主义,论述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分工、商品货币和国家、宗教、教育等理论。
第二章《理论》是全编的重点。这一章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及其发展过程,精辟论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未来社会的特征。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二版序言中说,这一章是“我所主张的观点的一个核心问题的表述”。马克思在1880年《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法文版导言中也曾说,在这本小册子中,我们摘录了《反杜林论》“这本书的理论部分中最重要的部分;这一部分可以说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63页)社会主义编,对于我们分清真假社会主义,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完成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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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解放 发表于 2016-6-17 18:46 | 显示全部楼层
一、历史
这一章,恩格斯概述了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产生的历史条件及其意义,驳斥了杜林全盘否定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错误,从而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
(一)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学说产生的历史条件
(第254页一第256页第2段)
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学说,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矛盾以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已有所暴露而又很不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十九世纪初期,英法两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已经取得了胜利,为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但是,按照启蒙学者的理性要求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国家和社会,决不是绝对合乎理性的,而是一个对劳动人民实行残酷剥削和统治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一种贫富对立、罪恶丛生的社会。正如恩格斯所说,和启蒙学者的华美约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就是在资产阶级的理性的国家和社会已经破产,资本主义的弊病已经暴露的情况下产生的。
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已经看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对人们深感失望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企图建立一个真正符合理性和正义要求的新社会。他们不仅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有的还进行了试验。但是,这个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很不发展,大工业在英国刚刚产生,在法国还完全没有。与此同时,现代无产阶级在法国还只是作为新生的阶级刚刚从无财产的群众中分离出来,即使在英国,它也没有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既然解决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力量尚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隐藏着,所以,解决这一社会问题的办法就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恩格斯指出:“这种历史情况也决定了社会主义创始人的观点。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第256页)因此,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社会主义学说,只能是空想的。但是,他们的学说包含着一些卓越的思想。
(二)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学说的积极成果及其局限性
(第256页第3段一第261页第1段)
恩格斯针对杜林对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学说的攻击和污蔑,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科学地分析了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历史功绩及其局限性,着重指出他们学说中的主要之点和积极内容。
圣西门(1760—1825)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只是人类社会发展中一个暂时阶段。他较早地看到了法国大革命不仅是贵族和市民等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而且是贵族、市民等级和无财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恩格斯对圣西门这个关于阶级斗争的思想给予很高评价。圣西门提出一切人都应当劳动,初步觉察到经济状况是政治制度的基础,主张对人的政治统治应当变成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即表达了废除国家的思想。他渴望建立一个人人都有劳动权利和义务、不受压迫与剥削、有计划地组织起来的新社会。
傅立叶(1772—1837)无情地揭露资产阶级世界在物质上和道德上的贫困,抨击资本主义商业是欺诈的场所,是人民的陷阱,称工厂为“温和的监狱”。他把资本主义文明称作“新成立的奴隶制度”,认为这种制度在一个“恶性循环”中运动。他批判了两性关系的资产阶级形式,第一个提出了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的重要观点。他还辩证地看待人类社会历史,认为社会发展是由低级到高级的运动,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它的上升时期和下降时期。傅立叶主张在他的未来社会里,大家共同劳动,男女平等,实行普及免费教育,并提出了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对立、城市和乡村对立的思想。
欧文(1771—1858)活动时期,英国正经历着产业革命,社会正迅速地分化为大资本家和无产者,劳动群众的生活日益恶化。欧文对工人的悲惨处境表示同情。从1800年起,在他管理的苏格兰新拉纳克棉纺厂,实行了一系列提高工人福利的改革,如缩短工人的工作时间,改善劳动条件,举办工人消费合作社和公共食堂,设立工人夜校,首创幼儿园等等。但这些改革并没有根本改善工人的奴隶地位。欧文看到财富是劳动阶级创造的,果实却不属于劳动阶级,他认为这是不合理的,新的强大的生产力应当作为大家的共同财产,为大家的共同福利服务。欧文通过自己的经营实践,逐步转向了共产主义。他指出,私有制、宗教和资产阶级的婚姻形式是阻碍社会改造的三大障碍,必须彻底铲除。他试图通过实验办法,消除资本主义的弊病,建立一个没有私有制,没有阶级对立,人人平等和共同享受劳动成果的新社会。1823年他提出通过共产主义移民区来消除爱尔兰贫困的办法,并于1824年在美国购买一块土地,建立“新和谐”共产主义移民区。试验失败后,欧文直接转向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中又进行了三十年的活动。
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是同时代的人,他们的学说各有特点,又有共同点。圣西门具有远大的眼光和博学的头脑;傅立叶的著作几乎每一页都放射出讽刺和批判的火花;欧文的学说和他的活动具有鲜明的实践性质。他们的共同点是: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基础,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和科学地研究资本主义的宝贵材料;他们关于社会历史的观点中有辩证法的因素,认为人类历史是一个进步的、有规律的发展过程;在描绘未来的理想社会时,提出了一些积极的主张。他们的学说中的积极因素,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恩格斯曾说过:“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依靠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位思想家而确立起来的。”(《<德国农民战争>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00—301页)
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由于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支配,他们既不能阐明资本主义制度下雇佣奴隶制度的本质,又不能发现资本主义发展和灭亡的规律,也不能找到能够成为新社会的创造者的社会力量。他们把改造社会的希望寄托于剥削阶级上层统治人物“发善心”上,幻想通过和平的途径达到自己的目的。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这种反对阶级斗争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就日益失去任何实践意义和任何理论根据。
(三)批判杜林全盘否定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学说的错误
(第261页第2段一第2G4页)
杜林站在历史唯心主义的立场上,对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学说采取一概抹煞、全盘否定的错误态度。说什么“幻想的夸张”支配着圣西门的全部思想;傅立叶的学说是“神经错乱的产物”;欧文则是“一个在各方面都过分博爱的真正怪物”,在他那里“不能假定有任何坚决的共产主义”。杜林的这些断语纯粹是污蔑,充分暴露了他的保守、反动的阶级立场和他对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的惊人无知。恩格斯批驳了杜林的攻击,肯定了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历史功绩,并且指出,他们的空想社会主义是当时历史条件的产物,由于时代的局限,他们只能从头脑中构思出新社会的轮廓。可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当资本主义的矛盾已充分暴露,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日益激烈,科学社会主义广泛传播的时候,杜林还从他的头脑中制造一种新的空想的社会制度,则是十足反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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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
这一章集中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是社会主义编中最重要的一章。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闸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根源,深刻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规律,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些基本特征。
(一)科学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冲突在工人阶级头脑中的科学反映
(第264页~第265页第3段)
唯物主义历史观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恩格斯指出:“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第264页)按照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一原理,一种社会制度为另一种社会制度所代替,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决定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不应当象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从现实的经济关系中发现出来。
恩格斯根据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原理,揭示了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资产阶级摧毁了封建制度,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之后,促进了社会生产的迅速发展,造成了强大的生产力。到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新的生产力已经发展到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能相容的地步,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日益激化。科学社会主义就是这种实际冲突在工人阶级头脑中的科学反映,是以现实阶级斗争的实践为基础总结出来的。这样,就把社会主义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从根本上把科学社会主义同空想社会主义以及一切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区别开来了。
(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
(第265页第4段一第275页第3段)
恩格斯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揭示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作出了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革命结论。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在封建社会内部,在简单商品生产的基础上产生的,它经过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这三个发展阶段,使生产资料和生产日益社会化。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的主要表现是:首先,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把分散的小的生产资料日益加以集中和扩大,使个人使用的生产资料变成了只能由大批劳动者共同使用的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其次,在生产资料集中的基础上,生产本身也从一系列的个人行动变成了一系列的社会行动。社会分工愈来愈细,生产日益专业化,各个企业通过市场联系在一起,所有的生产过程都融合为一个互相依赖、互相制约的社会化的生产过程。再次,与生产资料和生产过程的社会化相适应,产品也从个人生产的产品变成了社会生产的产品。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工厂的产品,不仅是该厂工人共同劳动的产品,而且是许许多多工厂工人共同劳动的产品,是社会生产的产品。
生产的社会化本来是一种进步,但这是在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基础上实现的。在简单商品生产的条件下,个体生产者通常用自己的生产资料和劳动来制造产品,这样的产品自然是属于他自己的。也就是说,个体生产者的私人劳动是产品私人占有的前提。资本主义社会化的生产是作为私有制的商品生产的新形式发展起来的,它虽然消灭了这种私人占有的前提,但仍然保存着生产成果的私人占有形式。现在的私人占有者已不是从事生产的劳动者,而是把社会化的生产资料集中在自己手里的少数资本家,他们不劳而获,占有了完全是别人劳动的产品。这是以剥削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
这样,生产的社会化便与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发生对抗性的矛盾,它“包含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愈是占统治地位,“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愈加鲜明地表现出来。”(第268页)这个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具体表现。恩格斯始终以这个矛盾为中心来考察资本主义的整个发展过程。
第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在它的基本矛盾的两种明显表现形式中毫无出路地运动着。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表现在阶级关系上,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第268页)雇佣劳动在资本主义以前只是一种例外,一种副业。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资料社会化并集中在资产者手中,个体生产者的生产资料和产品愈来愈没有价值,并被资产者彻底剥夺,他们除了受雇于资本家就没有别的出路。这时,雇佣劳动就成了工人唯一的职业,暂时的雇佣劳动者变成了终身的雇佣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把生产资料变为资本,作为剥削雇佣劳动者的手段;丧失生产资料的无产阶级,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遭受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榨。这就揭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经济根源。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斗争必然日益尖锐化。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还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第270页)不论什么社会,各个生产者之间都要发生一定的联系。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生产的条件下,这种联系是通过商品交换来实现的。但是,私有制却把商品生产者隔离开来,使生产成为私人的事情,造成了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商品生产者不可能知道,他所生产的商品是否为社会需要,能否卖得出去,能否收回成本。为了取得较好的产销条件,各商品生产者之间展开了竞争。在中世纪,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还只是在形成中,再加上封建行会制度的存在等等,竞争和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规律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到了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就占了统治地位。但是社会化的生产要求生产的组织性,由于工厂为个别资本家所有,他们只能在自己工厂内有计划地组织生产。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迫使每个资本家加强生产的组织性,不断改进技术,以加强对劳动者的剥削,降低产品的个别价值,增强企业的竞争能力,追求更多的利润。这又加剧了竞争和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矛盾日益尖锐化。
第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不断发展,必然导致经济危机。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不断发展,造成了生产无限扩大和劳动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竞争和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推动力,又使这一矛盾日益尖锐。恩格斯指出,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迫使每个工业资本家在破产的威胁下不断改进机器,提高劳动生产力,增强自己的竞争力量,从而造成社会生产的巨大的扩张力和经常的比例失调;与此同时,机器的改进排挤了工人,使失业大军的队伍不断扩大,这就把劳动者的工资和他们的消费降低到最低水平,从而进一步加深了无产阶级的贫困化,破坏了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结果,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造成了商品供给超过社会有支付能力需求的相对的生产过剩,发生了经济危机。恩格斯根据1825年以来资本主义社会所经历的六次危机的历史,深刻地说明了危机的实质和特征,指出这种危机是生产过剩的危机,是周期性的,差不多每隔十年就重复一次。因此,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和伴侣。
恩格斯指出,在危机中,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达到剧烈爆发的地步。危机使生产力遭到巨大破坏,特别是给劳动人民带来极大的痛苦和灾难,加深了他们的贫困化,引起了阶级斗争的尖锐化。恩格斯强调指出,危机使“经济的冲突达到了顶点: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方式,生产力起来反对已经被它超过的生产方式。”(第273页)这说明,资产阶级已经无能继续驾驭现代生产力,生产力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即摆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束缚,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本性。
第三,资本主义的股份公司和国有化的出现,使资本主义的矛盾更加激化,为社会主义革命准备着条件。
生产过剩的危机周期性的爆发,充分说明社会化的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冲突已达到不能相容的地步。这就迫使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关系内部把生产力当作社会生产力来看待。因而,在资本积聚和集中高度发展的基础上,作为生产力社会化形式的各种股份公司相继产生了,某些部门和企业的资本主义国有化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也随之出现了。但是,无论是股份公司,还是资本主义国有化,都是资本主义的占有形式,根本不能消除生产力的资本主义属性。恩格斯深刻地指出:“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愈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愈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愈是剥削更多的公民。”(第275页)因此,由资本主义国有化而产生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并不是冲突的解决,反而使阶级对立更加尖锐,垄断集团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但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列宁指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完备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入口”。(《大难临头,出路何在?》,《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164页)这就是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和发展,一方面,使生产的社会化达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为社会主义准备了充分的物质前提,便于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实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化;另一方面,加深了无产阶级的贫困化,加剧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使现代无产阶级这支社会力量进一步壮大起来。这样,社会主义革命就成为刻不容缓的了。
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国有化的分析(包括这个问题的“附注”),对于“冒牌社会主义者”把资本主义国有化宣布为社会主义的谬论,是一个严正的驳斥。后来,列宁在批判机会主义者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说成是“国家社会主义”的谬论时,进一步指出:“这种资本主义之‘接近’社会主义,只是证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接近,已经不难实现,已经可以实现,已经不容延缓,而决不是证明可以容忍一切改良主义者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和粉饰资本主义。”(《国家与革命》,第61页)恩格斯和列宁的这些论述,为我们批判现代修正主义者关于资本主义国有化是“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可以成为消灭垄断资产阶级独裁的根本手段”等谬论,提供了锐利的武器。
(三)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
(第275页第4段一第280页)
恩格斯指出,要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只能在事实上承认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这就是说,必须消灭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新的生产关系,使生产关系与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相适应。为此,就必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用暴力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正如恩格斯强调指出的,“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第277页)由于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整个社会政治和经济状况将发生根本变化,并且随着新社会的发展,变化会越来越深刻。
无产阶级夺得政权后,国家的阶级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过去的国家是维护剥削阶级的组织,是压迫劳动群众的工具。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维护本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利益,要镇压敌对阶级的反抗,并逐步消灭阶级。到了阶级消灭了,不再有需要加以镇压的社会阶级的时候,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特殊的镇压力量了。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无产阶级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第277页)在这里,恩格斯有力地批判了机会主义的“自由的人民国家”口号和无政府主义者要求在一天之内废除国家的错误观点。
阶级的存在是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当社会总劳动所生产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还只有少量剩余,因而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的时候,在从事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便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因此,社会阶级的划分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到了生产高度发展阶段,某一特殊的社会阶级对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占有,从而对政治统治、教育垄断和精神领导的占有,就成为多余的了。这就是说,阶级的消灭是以生产的高度发展为前提的,在这个阶段上,不仅某个特定的统治阶级而且任何统治阶级的存在,都将成为时代的错误,成为过时的现象。然而生产力的发展,仅仅为消灭阶级创造物质前提,要消灭阶级对立和阶级差别必须通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
恩格斯还科学地预见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将要建立的新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一些基本特征。这大体有以下几点:第一,国家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这是指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因为恩格斯在本书中是以囊括一切部门的、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作为研究的出发点的。这种占有,在社会主义阶段就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所有。第二,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和社会上的地位都将发生根本的变化。第三,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决定了与其相适应的劳动产品的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和享乐的资料。”(第276页)这实际上规定了劳动产品分配的根本原则。这里所说的劳动产品中的消费资料由劳动者直接占有,并不是不经分配就直接占有,而是说这里已没有剥削阶级插在中间了。同时,这也不是把全部消费资料都直接分配给劳动者个人所有,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在进行个人分配之前还要从中扣除必要的社会需要和集体消费。第四,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以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这就阐明了新社会的生产的性质和目的。第五,按照全社会和社会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有计划的调节。在进入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新社会以后,由于劳动者成了社会的主人,他们也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主人。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恩格斯所阐述的这些原理,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恩格斯最后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任务。完成解放世界的事业,实现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它的任务就是说明完成这一解放事业的历史条件和性质,并武装无产阶级去完成自己的伟大历史使命。
列宁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科学地分析了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矛盾和历史地位。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列宁根据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提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论欧洲联邦口号》,《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709页)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列宁曾多次论述了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尖锐性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揭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规律。列宁的这些光辉思想,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发展。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今天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
毛主席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无产阶级革命的规律。毛主席说:“资本主义制度所包含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矛盾,是所有有资本圭义的存在和发展的各国所共有的东西,对于资本主义说来,这是矛盾的普遍性。”(《矛盾论》)又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还分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社会性质、阶级矛盾和革命发展的规律,说明了这些国家的人民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经过民族民主革命武装夺取政权,才能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
毛主席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科学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系统地论述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制定了我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大革命。这样的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毛主席还指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不但需要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待于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转引自《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毛主席的这些光辉思想,大大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
一切新老修正主义者,都完全背叛了科学社会主义。苏联修正主义统治集团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对外实行侵略,扩张和颠覆,妄图称霸世界,阻挡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历史潮流。它根本否认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用所谓“全民国家”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对国内人民实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这个叛徒集团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已经把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但是,人民总是要革命的。社会帝国主义迟早要被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彻底埋葬。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卖国贼林彪和叛徒刘少奇一起,疯狂鼓吹“四大自由”,反对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妄图把我国拉向资本主义邪路上去。林彪鼓吹孔孟之道,推行“克己复礼”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恶毒咒骂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妄图复辟资本主义。林彪反党集团倒行逆施,开历史倒车,结果身败名裂,受到了历史的无情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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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解放 发表于 2016-6-17 18:47 | 显示全部楼层
三、生产
这一章,恩格斯批判了杜林从唯心史观出发,否认社会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的错误,批判了他关于经济公社和分工问题上的谬论,着重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分工问题的观点。
(一)批判杜林否认社会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的错误,阐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必然性及其意义
(第280页一第284页第1段)
杜林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历史唯心主义基础之上的。他的社会主义不是从分析资本主义的现实经济条件出发,而是以臆想的两个男人的完全平等为基础,按照“普遍的公平原则”建立起来的。他胡说,他的社会主义是什么“社会的自然体系”、“最后真理”。恩格斯深刻地揭露了杜林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实质,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和杜林的反动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对立。
杜林从历史唯心主义出发,认为经济危机不过是对“常态”的偶然偏离,是“人民消费的落后”引起的;甚至胡说危机是由“个别企业家的急躁和个人考虑不周”造成的,等等。恩格斯指出,群众消费不足是一切剥削阶级社会都具有的普遍现象,而经济危机则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新现象。群众消费水平低,虽然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一个先决条件,但它既没有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危机的原因,也没有说明以前不存在危机的原因。科学社会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必然导致经济危机。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的爆发,使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日益尖锐化,加速了资本主义的灭亡,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条件。杜林用群众消费不足或个人道德缺陷来解释经济危机,否认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矛盾的必然产物,根本不懂得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意义,从而也就否认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客观必然性。
(二)揭露杜林经济公社的资本主义实质,阐述马克思主义关于分工问题的观点
(第284页第2段一第294页)
经济公社是杜林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单位。杜林主张,各个公社对自己的劳动资料具有独占的财产权。为了避免各公社之间出现贫富差别,他又自相矛盾地设想了全国商业公社,这种商业公社可以支配“整个土地、住宅和生产设备”。经济公社按照“普遍的公平原则”进行分配,仍然保持城乡对立和旧式分工。恩格斯揭露了杜林的经济公社的资本主义实质,然后着重批判了杜林企图使旧式分工永世长存的错误,深刻阐述了在社会分工问题上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恩格斯揭露了旧的分工所造成的恶果,指明在新社会中消灭旧的分工的必然性。在以私有制为基础自发发展的社会里,不是生产者支配生产资料,而是生产资料支配生产者。随着生产上每一种新的进步而出现的分工,虽有积极的方面,但它总是被转变为奴役生产者的新手段。城市和乡村分离以来,一方面使农村人口陷入愚昧状态,另一方面又使城市居民受到了专门手艺的奴役;生产机构内部的分工,使生产者畸形发展,他们的肉体的和精神的能力都成了牺牲品。一旦社会掌握了全部生产资料,就必然消灭生产资料对生产者的支配和奴役状况。因此,“旧的生产方式必须彻底变革,特别是旧的分工必须消灭。代之而起的应该是这样的生产组织:在这个组织中,一方面,任何个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产劳动这个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中所应参加的部分推到别人身上;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的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第289—290页)
恩格斯指出,机器大工业为消灭旧的分工创造了前提。旧式分工、城乡分离,是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的产物,并对生产发展起过促进作用。而生产力发展到机器大工业阶段,旧式分工、城乡对立则阻碍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因而消灭旧式分工、城乡对立就成为生产本身的直接需要。同时,大工业也创造了消灭旧式分工、城乡对立的实际可能性。
恩格斯在说明消灭旧的分工已经被大工业变成生产本身的条件时,引用马克思的《资本论》的有关论述,指出,随着大工业的技术基础的革命变革,它要求承认劳动的交换,从而承认工人的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的生产的普遍规律,并且使各种关系适应这个规律的正常实现。恩格斯又指出,由于大工业把先进的科学应用于生产,使生产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地方的局限性,提供了把工业分布于全国的可能性;大工业在全国尽可能平衡的分布,是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的条件,只有通过城市和乡村的融合,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空气、水和土地的污染才能排除。但是,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社会,才能把大工业提供的消灭旧的分工以及城市和乡村分离的可能性逐步变为现实,进而大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新社会将要按照统一的计划,协调地安排生产力,合理地分布工业生产,消灭城乡的分离;将要造就全面发展的一代生产者,创造新的生产力。
杜林要在他的未来社会中,保留旧式分工和城乡对立,就是要保持生产资料对生产者的奴役状态,是根本违反生产发展的客观规律的。眼界局限于施行普鲁士邦法地区的杜林,看不到大工业生产的革命因素,他的社会主义只能是特殊的普鲁士的社会主义。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中,随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消灭,城市和乡村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已经消灭。但是,这里还存在着城市和乡村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消灭这三大差别,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任务。
毛主席关于我国人民公社将是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国家所有制以及实现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组织形式的论述,关于“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和一系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关于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指示,关于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和光辉的“五·七”指示,等等,为消灭三大差别指明了方向和道路。毛主席这些指示,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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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解放 发表于 2016-6-17 18:47 | 显示全部楼层
四、分配
这一章,恩格斯批判了杜林的社会主义的分配方式和货币交换形式及其理论根据,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商品货币关系的重要原理。
(一)揭露杜林的“普遍的公平原则”的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幻想,指出经济公社采用货币交换的分配形式必然导致资本主义
(第294页一第301页第1段)
杜林把分配和生产割裂开来,认为分配不是由生产决定,而是由纯粹的意志行为决定的。他的“普遍的公平原则”,就是从头脑中臆造出来的一种“分配模式”。按照这种原则,未来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消费权利,一种劳动与别种劳动相交换都应当根据平等的估价原则来进行。为此,经济公社要按照平均生产费用给每类产品规定统一的价格,并定期付给每个社员以同等数目的货币工资。杜林以为这样一来,“普遍的公平原则”在经济上就“实现了”,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就“消灭了”。恩格斯对杜林的这套谬论作了揭露和批判。
杜林的分配原则是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幻想。恩格斯指出,按照杜林的分配原则,每个人要是获得其“全部劳动所需”,那么杜林的经济公社就会因没有积累而垮台。如果公社要求社员进行私人积累,那末私人积累的出现,则必然导致公社本身的崩溃。如果由公社进行积累,那就或者每个公社都高价出售产品,用赚得的钱作积累,结果使加价的负担完全落在社员身上;或者公社按纯粹资本主义的方式付给社员的报酬低于他们所生产的产品价值,用无偿占有的一部分剩余价值作积累,这样“等量劳动与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就不能实行,“普遍的公平原则”就遭到破产。杜林还规定要对比较好的工作“适当地增添消费”,以资“表彰”。这种“例外”也是对“普遍的公平原则”的自我嘲弄。所以,杜林的分配观点完全是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的荒唐幻想,是拉萨尔的“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谬论的翻版。
杜林的经济公社采用货币交换的分配形式,必然导致资本主义。杜林的经济公社的交换形式,是通过金属货币进行的。在公社与社员的交易中,这种货币绝不执行货币的职能,它只是起“劳动券”的作用;在经济公社之间的交换中,它更不执行货币的职能,只用会计就够了。杜林硬要在他的“共同社会”中采用货币交换的分配形式,这样,杜林尽管规定每个公社成员都享有“平等消费”的权利,但他无法强迫人们去等量消费,在同一时期把钱都花掉。每一个人都有权自由处置自己的金钱。于是,一些人会有积蓄,另一些人靠工资收入不能维持生活,需要借债。结果必然出现发财致富的欲望,产生高利贷剥削,加深贫富差别,造成普遍的不平等。同时,由于在经济公社以外的世界市场上,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照旧进行,金银仍然是世界货币、财富的绝对体现者,公社的高利贷者就会同世界市场联系起来,出现贮藏货币、发财致富和放高利贷的新动机。高利贷者手中的货币积累多了,他们就会变成商人,变成银行家,变成公社生产和生产资料的支配者,从而成为“共同社会”的统治者。这样,货币就象它过去促进产品向商品的转化,促进原始公有制向私有制的转化,从而瓦解古代公社一样,也将以同样的必然性来瓦解杜林的经济公社,使他的普遍公平的分配方案流产,重新产生资本主义的金融巨头。
(二)批判杜林的分配原则的理论根据——劳动有价值的谬论,阐述马克思主义关于商品货币关系的一些重要原理
(第301页第2段一第309页)
杜林的分配观点,是以劳动具有价值的概念作为理论根据的。杜林和其他一些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一样,认为资本主义的罪恶根源就是分配的极端不平等,工人没有获得劳动的“全部价值”,而社会主义者的使命就是要矫正这种情况,“改革”分配。为此,他们就去探索什么是“劳动的价值”。杜林所谓的“等量劳动和等量劳动”相交换,工人应当获得“全部劳动所得”,就是依据这种理论臆造出来的。
恩格斯指出,“劳动的价值”概念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劳动不仅生产产品,而且也生产价值,这种价值是由劳动来计量的,所以劳动本身不能有特殊的价值。杜林谈论“劳动的价值”并想决定这种价值,这纯粹是无稽之谈。同时,所谓“劳动的价值”概念,也是同价值规律相矛盾的。劳动力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它的价值是由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工资就是劳动力价值的货币表现。如果说劳动力应当和它生产的全部产品相交换,那么劳动力就不是和它的价值,而是和它的使用价值(因为产品是由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创造的)相交换了。这就等于说,价值规律只适用于其他一切商品,而不适用于劳动力这种商品。劳动力和它生产的全部价值相交换,就是把全部产品分掉,社会的最重要的进步职能即积累也被剥夺了。因此,杜林企图用“劳动的价值”这种谬论来论证普遍公平的分配原则,进而用这个原则去“根除”资本主义的弊病,这完全是幻想。
恩格斯为了批判杜林的“劳动的价值”的荒唐概念,对商品、价值和货币等作了科学分析。商品首先是私人产品,又是社会的产品,它为社会的消费而生产,并通过交换进入社会的消费。商品有两种特性:一是具有使用价值,一是具有价值。使用价值由具体劳动创造,价值由抽象劳动形成。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一般人的劳动是指当时具有正常的平均熟练程度的劳动。商品的价值只能用另一个商品来表现。货币是表现商品价值的一种特殊商品,是价值形式长期发展的结果,是商品交换长期发展的产物。它是社会劳动的直接体现,是发展了的价值,所以能够无条件地同一切商品相交换。货币的出现,最先的和最重要的结果是商品形式的普遍化,它始终是促使古代公社瓦解的最有力的手段。商品生产和价值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永远存在的,它们是历史范畴。
杜林在他的“共同社会”里保存商品、价值和货币的实质是要永久保持资本主义。恩格斯当时设想,在未来社会里,社会一旦占有了全部生产资料,就不需要保存商品生产。而在社会主义阶段,社会还不能直接占有全部生产资料,还存在着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社会生产力还不够高,所以商品生产和货币还需要保存,但给予了种种限制。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是特殊的商品生产,到共产主义社会它就被废除。这同杜林关于未来社会永远保存货币并采用货币交换的分配形式的主张,是根本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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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解放 发表于 2016-6-17 18:49 | 显示全部楼层
五、国家,家庭,教育
这一章,恩格斯从上层建筑和社会生活方面揭露和批判杜林在国家、宗教、家庭、教育等问题上的资产阶级观点,阐述马克思主义在这些问题上的一些基本思想。
(一)批判杜林的反动国家观
(第309页一第311页第1段)
杜林认为,“个人的主权”是构成未来社会的国家的基础,国家应当维护“个人的主权”,个人必须绝对服从国家。为此,他设想在未来的国家里,将有立法和司法,还要有军队,警察,宪兵和律师。实际上,杜林所设想的未来“自由社会”的国家,不过是普鲁士贵族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翻版。杜林的这种国家观,是从卢梭和黑格尔那里剽窃来的。卢梭主张“主权在民”,国家应由拥有平等政治权利自从们通过订立社会契约所组成。黑格尔则认为,个人主权在本质止是由国家规定的,个人对国家尽多少义务,也就享有多少权利。杜林的国家观正是卢梭和黑格尔的资产阶级国家学说的杂拌。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是对被统治阶级实行暴力的机器,根本不存在什么超阶级的国家。在阶级社会里,个人的权利是由所属阶级地位决定的;权利总是属于统治阶级,而被统治阶级是没有什么权利的。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随着阶级对立和差别的消灭,国家也将消亡。杜林把“个人的主权”当作国家的基础,这种唯心主义的国家观完全掩盖了国家的阶级实质,是为资产阶级辩护的。
(二)驳斥杜林企图用强制办法废除宗教的错误主张,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
(第311页第2段一第313页第2段)
杜林企图通过国家的权力,采取强制的办法废除一切宗教。这显然是行不通的,也是有害的。
恩格斯在批判杜林这种错误主张时,深刻阐明了宗教的本质及其产生的根源和消失的条件。“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最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第311页)原始宗教主要起源于人们受异己的自然力量的支配;阶级产生之后,宗教的存在和发展,除了自然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异己的社会力量和阶级压迫造成的。历史上的一切剥削阶级都扶持宗教,宗教是他们奴役人民的精神工具。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象受某种异己力量支配一样,受自己创造的经济关系的奴役,因此宗教仍有其继续存在的客观基础。只有当社会通过占有并有计划地使用全部生产资料而使一切社会成员摆脱奴役状态的时候,当科学有了巨大进步,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的时候,在宗教中反映出来的最后的异己力量才会逐步消失,宗教也就随之消失。杜林妄图在保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下强行废除宗教,完全是幻想。这实际上是配合俾斯麦反对天主教的需要,企图把工人阶级引向脱离现实阶级斗争的邪路。恩格斯指出,工人阶级必须首先参加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阶级斗争,才能为逐步消灭宗教创造条件。
(三)揭露杜林保存旧的家庭形式的反动实质
(第313页第313一第314页第1段)
杜林认为,在未来社会中,家庭不仅仍然是儿童的教养单位,而且是“继承遗产”的单位,即拥有财产的单位。在他看来,资产阶级家庭形式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没有必然的联系,它的形式是不可改变的。这就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家庭形式搬进来来的社会。这显然是荒谬的。家庭是历史的产物,家庭的形式是由一定的经济条件决定的。资产阶级家庭是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产物,它必然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消灭而改变。机器大工业的发展,使妇女和青少年在家庭范围之外的社会化生产过程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从而为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更高级的形式创造了物质前提。但是,不变革资本主义经济基础,资产阶级家庭是不能得到改造的。新的家庭只能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而产生。杜林幻想在未来社会中保留资产阶级式的家庭,这与他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动企图是一致的。
(四)批判杜林设计的教育方案
(第314页第2段一第318页第1段)
杜林对科学文化发展无知,然而却对未来社会的教育作了庞杂烦琐的设计。他的教育方案仍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课程科目残缺不全,教学内容陈旧不堪。杜林表面上也谈教育与劳动相结合,但同时又主张在生产中保留旧式分工,实际上使技术教育不可能运用,对生产毫无意义。因此,这只能是一种空泛的无内容的清谈。他的教育方案,只不过是普鲁士政府教育方案的翻版。恩格斯在批判杜林吋,引述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教育的基本原则:“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第317—318页)这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极其重要的原理。
毛主席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指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转引自1970年7月22日《人民日报》)“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规定的这个教育方针,是彻底批判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锐利武器,为造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指明了唯一正确的道路。
(五)揭露杜林在婚姻问题上的反动谬论
(第318页第2段一第320页第7段)
在婚姻问题上,杜林的观点是一种反动的种族论。他把人分为天生的优等人和天生的劣等人,认为这种优劣区别是由于两性结合的不同选择所造成的。在他看来,优等人相结合生育优等人,劣等人相结合生育劣等人,优等人和劣等人相结合,就会降低生育质量。因此,在婚姻问题上,他提出了预防劣等人生育的荒唐主张。这完全是资产阶级的种族主义谬论。
综上所述,杜林对未来社会的种种设想,并没有超出普鲁士资本主义社会的范围。所以,恩格斯称杜林的社会主义是“特殊普鲁士的社会主义”。(第3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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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恩格斯应法国社会主义者拉法格的请求,将《反杜林论》的引论第一章和第三编第一、二章汇编成的一本著作。1880年译成法文出版,到1892年先后出了十多种文本,是当时传播最广的一部科学社会主义文献。这篇《导言》是恩格斯为1892年的英文版写的。
恩格斯在这篇《导言》里,说明了写作《反杜林论》的原因,针对当时英国公众中流行的对唯物主义的资产阶级偏见,应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叙述了近代英国唯物主义的历史发展,通过分析西欧、特别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揭露了英国资产阶级敌视唯物主义和执迷于宗教的根源,阐明了资产阶级必然灭亡和无产阶级必然胜利的历史规律。
(一)近代英国唯物主义的发展,对不可知论的批判
(第325页第2段一第332页第1段)
英国公众中流行的对唯物主义的偏见,完全是由资产阶级维护其阶级利益的需要而造成的。其实,“从十七世纪以来,全部现代唯物主义的发祥地正是英国。”(第325页)恩格斯转引了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一书中的有关论述,说明了近代唯物主义在英国的起源。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培根认为,自然界是哲学研究的对象,感觉经验是全部知识的基础,任何科学都是以经验为基础,通过理性对感官提供的材料进行归纳、分析和比较的结果;他承认运动是物质最重要的特性,承认运动形式的多样性。但他还主张神的存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高潮时期,霍布斯克服了培根的神学倾向,进一步把唯物主义系统化。他认为,物质是唯一的实在,概念和观念是物质世界的反映,否认上帝的存在,主张完全废除神学。但他把唯物主义片面地发展为机械唯物主义,认为数量增减和空间位移是物质的唯一运动形式,甚至人的情欲也是一种机械运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的妥协而告终。这时,洛克继承了培根和霍布斯的唯物主义路线,并系统地论证了全部知识起源于感性世界的经验主义原则,但他的哲学仍然采取了自然神论的形式。培根、霍布斯和洛克的哲学对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影响很大,恩格斯称他们是“法国唯物主义者这个光辉的学派的前辈”。(第327页)
十七世纪的英国唯物主义,是当时经济上和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化的封建贵族即“新贵族”的秘传学说。它具有反对中世纪宗教神学的性质,在客观上反映了英国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经济发展和科学进步的要求。当时,英国资产阶级软弱无能,从它一开始反封建就以宗教为旗帜,把唯物主义视为异端。到了十九世纪中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业资产阶级对“新贵族”的逐渐胜利,英国资产阶级才采取了对宗教怀疑的不可知论。其实,这种对宗教怀疑的思想,并不是什么舶来品,而是老牌的英国货,因为早在两百年前,培根、霍布斯等人不仅对宗教产生了怀疑,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批判宗教神学,公开宣扬唯物主义了。恩格斯揭露了英国资产阶级在理论上的妥协性,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实践观点,彻底批判了不可知论。
英国的不可知论者赫胥黎等人,实际上是“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者。他们承认,客观存在的自然界是受规律支配的,绝对排除任何外来的干涉,认为感觉经验是全部知识的基础。但是,他们却说人们无法肯定或否定已知世界之外的上帝的存在,也无法确证感觉印象是对所感知的事物的正确反映。恩格斯把实践标准作为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深刻指出:“我们的行动的结果证明我们的知觉是和知觉到的事物的客观本性相符合的。”(第330页)人们的实践,是一切知识的来源,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是驳斥不可知论的最有力的武器。事物和事物的特性是不可分的,我们在实践中知道了事物的一切性质,也就知道了事物本身。当我们按照事物的特性来利用这些事物,并且达到预期的效果,那末,我们关于事物及其特性的知觉同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事物相符合就被证实了。这怎么能说不可知呢?恩格斯也对德国的某些新康德主义者如赫尔姆霍茨的不可知论进行了批判。赫胥黎、赫尔姆霍茨在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时候,他们是唯物主义者,但在自然科学以外,在其一无所知的领域,就把自己的无知翻译成希腊文,称之为不可知论了。
(二)英国资产阶级执迷于宗教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
(第332页第2段-第339页第3段)
恩格斯指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以及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第332页)恩格斯按照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深刻地揭露了英国资产阶级敌视唯物主义,执迷于宗教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
在中世纪末期,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同封建制度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当时,罗马天主教会是封建制度的巨大的国际中心,它不仅是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而且也是最有势力的封建领主。此外,资产阶级为了追求利润,发展工业生产,要求科学的发展,而天主教会却阻碍科学的进步。因此,资产阶级在反封建的斗争中就必然首先把矛头指向教会。但由于资产阶级还很软弱,反封建的斗争又不得不披上宗教的外衣。欧洲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第一次大决战,是十六世纪德国的宗教改革。1517年,路德首先发动反对天主教会的斗争,唤起了两次政治性起义,即1523年的下层贵族起义和1525年的伟大的农民战争。继路德之后,在瑞士,法国人加尔文发动的宗教改革运动,反对天主教会的统治,积极为发展资本主义辩护,其教会的组织是民主的和共和的。这个教派传入英国,创立了共和主义的政党。欧洲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第二次大决战——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就是以加尔文教义为战胜国王和贵族的旗帜的。
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所谓“光荣革命”(即新兴资产阶级同封建贵族的妥协)而告终。自此以后,英国资产阶级变成了统治阶级的一部分,积极参与镇压劳动人民。为了榨取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除了公开的血腥镇压,资本家还必须从精神上奴役和麻痹工人。宗教曾经是英国资产阶级用来反对封建王朝的武器,“不久他就发现这同一个宗教可以用来操纵他的天然下属的灵魂,使他们服从那些由上帝安置在他们头上的主人的命令。”(第337页)欧洲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第三次大决战是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这次革命完全抛开了宗教外衣,以战斗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为旗帜,从根本上消灭了封建制度。英国资产阶级从法国大革命中看到,人民群众身上的宗教神学的精神枷锁一旦被打碎,是会怎样可怕地威胁到自己的统治。因此,唯物主义越是广泛的传播,它就越是紧紧地抓住宗教,作为维护其反动统治,镇压劳动人民的思想工具。
(三)宗教挽救不了资本主义的灭亡。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第339页第4段一第346页)
十八世纪六十年代以后,英国开始了产业革命。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中的工业资本家力量越来越大,逐步战胜了土地贵族,从而确立了资产阶级在政权中的优势地位。与此同时,产业革命也造就了一个强大的工业无产阶级。十九世纪上半叶,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1837—1848年英国宪章运动,1848年巴黎工人起义等等,直接地动摇着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英国资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把土地贵族从国家政权中完全赶走,就遇到了无产阶级的挑战。为了阻止无产阶级的革命洪流,它利用改革选举等办法,拉拢工人参加议会,收买无产阶级的上层分子。但英国资产阶级深知,一切能影响群众的精神手段中最重要的手段依然是宗教。于是,它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利用宗教去控制人民。他们抓住芦苇当渡船,年复一年地把成千上万的金钱花在向劳动人民宣传“福音”方面,并且从美国输入新的教派,妄图挽救自己的灭亡。这时,法,德两国资产阶级也抛弃了唯物主义和自由思想,把宗教当作救命符。这当然是痴心妄想。恩格斯指出,法律、哲学和宗教观念不过是一定社会内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的产物,这些观念终究抵抗不住因这种经济关系完全改变而产生的影响。“除非我们相信超自然的奇迹,否则,我们就必须承认,任何宗教教义都不足以支持一个摇摇欲坠的社会”,任何宗教“都不能阻止日益高涨的无产阶级的潮流”,都“不能长期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保护物”。(第345页)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结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为无产阶级彻底推翻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提供了锐利的精神武器。随着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潮流的不断高涨,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英国无产阶级和全世界无产阶级一样,将必然摆脱各种宗教传统的束缚,通过暴力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埋葬资本主义,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共产主义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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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解放 发表于 2016-6-17 18:50 | 显示全部楼层
三版序言
1.我们这一世界观,首先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中问世,经过了二十余年的潜伏时间,到《资本论》出版以后,就以日益增长的速度,扩大它的影响,并为日益广大的阶层所接受(第6—7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主义世界观是在1842—1843年开始形成的。1845—1846年,他们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这一科学世界观,但由于反动当局的阻挠,当时未能出版。直到1847—1848年,他们先后发表《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才第一次把共产主义世界观公诸于世。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是一部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它批判了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蒲鲁东的改良主义思想,以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的对抗性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阐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理论和策略。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是科学共产主义的第一个伟大的纲领性文件。列宁曾经指出:“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鲜明的笔调叙述了新的世界观,即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关于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创造者无产阶级所负的世界历史革命使命的理论。”(《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578页)
但是,随着1848年欧洲革命的失败,工人运动暂时转向低潮,这两部著作出版不久就被查禁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工人运动重新高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又被推到历史的前台。1867年出版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这部著作运用唯物辩证法彻底解剖了资本主义社会,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1868年第一国际通过专门决议,号召各国无产阶级学习《资本论》。这样,经过二十多年的潜伏时间之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就以日益增长的速度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并日益被广大无产阶级群众所接受。
2.拉法格(第8页)
拉法格(1842—1911),法国工人党的创始人之一,马克思的学生和女婿,国际工人运动的杰出战士。他在青年时代就积极参加工人运动,1866年加入第一国际,巴黎公社时期曾领导波尔多无产阶级为保卫公社而斗争,1879年和盖得一起创建法国工人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指导下,拉法格同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以及第二国际中的机会主义进行了斗争,在捍卫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方面,作出了贡献,但在理论上也有些错误观点。其主要著作有《美国托拉斯》、《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和《回忆马克思》等。
恩格斯应拉法格的请求,把《反杜林论》中的《引论》第一章和第三编的第一、二章编成单行本,由拉法格译成法文,于1880年出版,书名为《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1882年德文版开始更名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3.关于人类原始史,直到1877年,摩尔根才给我们提供了理解这一历史的关键(第8页)
摩尔根(1818—1881),美国考古学家和原始社会史学家。他曾花费整整四十年时间,实地考察北美印第安人的部落生活,于1877年出版了《古代社会》一书。在这本书中,他以大量的实际材料,揭示了氏族的本质及其同部落的关系,证实了原始社会母权制向父权制发展的普遍意义,说明了家庭是一个随社会发展而发展的历史范畴,为研究原始社会历史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科学资料。恩格斯说:“摩尔根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在主要特点上发现和恢复了我们成文历史的这种史前的基础,并且在北美印第安人的血族团体中找到了一把解开古代希腊、罗马和德意志历史上那些极为重要而至今尚未解决的哑谜的钥匙。”(《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页)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几十年之后,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按他自己的方式,叙述了唯物史观。但是,他的唯物史观是自发的、不彻底的,有些论证也是很不充分的。恩格斯1884年写《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时,批判地吸取了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进一步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4.在这方面,只有一个尚未被人承认的伟大数学家,写信给马克思,诉说我放肆地触犯了√-1的名誉(第9页)
这个所谓伟大数学家是指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法比安。
√-1(即“-1”的平方根),是个虚数,在实数范围内是不存在这个数的,因为无论是正1还是负1,其平方都是正1。但√-1却是正确的数学运算的必然结果,它是在解x2+1=O这一方程式过程中,合乎逻辑地得出来的。负1的平方根同实数范围内所建立的平方根的概念是相矛盾的。所以恩格斯说,负1的平方根是个矛盾。对恩格斯这一辩证法的科学论断,法比安很不满意,1880年曾给马克思写信,责难恩格斯触犯了所谓√-1的名誉。法比安是个形而上学者,根本不懂得辩证法,在他看来,负1的平方根是不包含任何矛盾的。恩格斯对他的指责十分蔑视,称他是当时德国科学界形而上学的典型。
5.奥肯在他的原浆说和原胞说中,作为生物学的公设提出的那种东西,后来真的被发现是原生质和细胞(第9页)
奥肯(1779—1851),德国自然科学家。他在1809年出版的《自然哲学纲要》一书中,阐述了自己的生物进化思想。他认为一切生物都起源于一种叫做“原始粘液”的生活物质。这种物质呈半固体半液体的胶汁状态,是从大海中的无机物变来的,以后又演化为纤毛动物的小孢。这些小孢按照不同的方式结合成各种各样的高等植物和动物。奥肯的这种进化论思想不是通过科学实验得出来的,它只是理论上的推测和预言。到十九世纪上半叶,许多自然科学家发现细胞是构成生物的最小单位;后来又发现,原生质是细胞壁内的粘性物质。从此,奥肯的预言得到了证实,他的所谓“原始粘液”和小孢就相当于原生质和细胞。所以,恩格斯称他是“在德国采用进化论的第一个人”。(《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32页)
6.旧的自然哲学,特别是当它处于黑格尔形式中的时候,具有这样的缺陷:它不承认自然界有任何时间上的发展,任何“前后”,只承认“同时”(第10页)
自然哲学是十九世纪以前运用思辨和想象去解释自然界各种联系的一种哲学。自然哲学在古代就有了,到了近代,特别是在黑格尔的哲学中得到了最高发展。恩格斯在阐明自然哲学的特点时指出:它“用理想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臆想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想象来填补现实的空白。它在这样做的时候提出了一些天才的思想,预测到一些后来的发现,但是也说出了十分荒唐的见解”。(《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72年单行本,第37页)
黑格尔的自然哲学,是他的哲学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专门描述“绝对观念”在自然阶段的状态。黑格尔认为,自然界不是独立于观念的客观实在,而是“绝对观念”的产物或“外化”。他把“绝对观念”在自然界中的发展分为“机械性”、“物理性”和“有机性”三个阶段。在这里,他虽然也谈到了一些现象之间的联系、转化和运动,但认为运动变化的主体不是物质自然界本身,而是隐藏在自然界后边的“绝对观念”。在他看来,自然界中的各种物体,如星球、植物、动物等,在时间上没有前后的连续性,在空间上同时并存、彼此无关,自然界是在一个狭小的循环中运动的永远不变的整体。正如恩格斯所说:“在黑格尔看来,自然界只是观念的‘外化’,它在时间上不能发展,只是在空间中展示自己的多样性,因此,它把自己所包含的一切发展阶段同时地和一个挨着一个地展示出来,并且注定永远重复总是同一的过程。”(《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20页)因此,包括黑格尔哲学在内的旧的自然哲学基本上是形而上学的。
7.康德已经以自己的星云说,宣布了太阳系的起源,同时又以自己的关于潮汐延缓地球自转作用的发现,宣布了太阳系的毁灭(第10页)
康德(1724—1804),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人,唯心主义的先验论者,不可知论者。康德哲学的基本特征是调和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这反映了当时德国资产阶级既想革命而又软弱的特性。
康德早年注重研究自然科学,1755年他在《自然通史和天体理论》(新译本称《宇宙发展史概论》)一书中,提出了关于天体演化的星云假说。这个假说认为,太阳系的所有天体,起源于一种由大大小小的物质微粒构成的星云。这种星云密度不均,在斥力作用下旋转,在引力作用下凝聚。密度较大的星云的中心部分逐渐凝聚成中心体太阳,而密度较小的星云环则分裂,并收缩成围绕太阳运行的各种行星。
1754年,康德还提出过关于地球自转因潮汐作用而延缓的假说。按照这个假说,月球和太阳(主要是月球)对地球的引力作用,使海洋的水发生涨潮落潮,水位的时涨时落同地球表面发生摩擦,阻碍地球的自转。这种变化虽然是微不足道的,但是经过长期的积累,地球自转就会明显放慢,最后地球就会停止自转,成为死灭的球体。
康德的这两个假说说明,地球和整个太阳系都不是从来如此,永远如此,一成不变的,它们都经历着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运动过程。既然地球是这样,那么地质、气候、植物、动物必然也有其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因此,恩格斯说,康德在形而上学的自然观上打开了第一个缺口,没有这两个假说,“今天的理论自然科学便不能前进一步”。(《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9页)
8.被德国饿死的刻卜勒是现代天体力学的真正奠基者;而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已经包含在刻卜勒的所有三个定律中,在第三定律中,甚至明确地表现出来了(第10页)
这是恩格斯转述黑格尔《自然哲学》中的一段话。
刻卜勒(1571—1630),德国天文学家。曾任著名的丹麦天文学家第谷(1546一t601)的助手和布拉格天文台台长。后由于欧洲三十年战争的动乱,使他求职不遂,流落各方,贫病交加,得不到德国政府的资助,以至死于饥饿。
刻卜勒一生苦心钻研天文,他根据第谷的天文观测资料,亲自对天空行星特别是对火星进行长期观测,发现了行星运动所遵循的三个重要定律:(1)行星沿椭圆轨道绕太阳运行,太阳就在这个椭圆的一个焦点上;(2)在相等的时间内,行星和太阳的联线所扫过的面积相等;(3)一切已知的行星公转周期的平方,同它们离太阳的平均距离(即轨道半长径)的立方成正比。刻卜勒还正确地指出,使行星沿其轨道运动的力来自太阳,而行星运动的这三个定律仅仅是某种更普遍的定律的结果。但他没有弄清楚这种力的性质和更普遍的规律的内容。
后来,英国物理学家牛顿进一步研究了行星运动的原因。他发现一切物体相互之间都有吸引力,正是这种吸引力使行星不能离开太阳而被牵制在一定的轨道上。在刻卜勒天体运行定律的基础上,他总结出了普遍的万有引力定律,即任何两个物体之间的吸引力与其距离的平方成反比,与两个物体质量的乘积成正比。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在太阳系的天文学中,刻卜勒发现了行星运动的规律,而牛顿则从物质的普遍运动规律的观点对这些规律进行了概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7页)
9.自从最后的“真正”气体也被液化以来,自从证实物体可以被置于一种无法分辨它是液态还是气态的状况以来,聚集状态就丧失了它以前的绝对性质的最后残余(第11页)
所谓“真正”气体,是十九世纪初一些自然科学家对他们当时认为绝对不能液化的某些气体的称呼。
固体、液体和气体,这是在地球上最常见的物质的三种不同聚集状态。十七——十八世纪,一些自然科学家认为,这三种状态中的多数物体是彼此孤立,没有任何联系,永远不能相互转化或过渡的。到十九世纪初,自然科学家发现,在一定的压力下,许多气体都可以液化,以至变成固体。但是,当时还有少数几种气体,如氢、氮、一氧化碳等,即使在很高的压力下也不能使之液化。于是,他们就把这类气体叫作“真正”气体,认为这种“真正”气体绝对不能变成液体和固体,是永远“真正”不变的气体。十九世纪末,由于工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高压和低压技术大大提高,自然科学家又发现,任何一种气体,只要把温度降到它的临界温度之下,加一定压力,都可以液化。以前那些被认为是永远无法液化的“真正”气体,也先后一一被液化了。此外,一些自然科学家在研究气体液化的过程中,还发现了一种介于气体和液体之间的状态,创立了气体和液体连续性的理论,从而彻底打破了气体和液体彼此孤立、不能相互过渡的观点。
上述情况说明,物质的三种聚集状态之间的区别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它们在一定条件下都可以相互转化。永恒的气体是不可思议的;这样,一些自然科学家对物质聚集状态的形而上学思想残余,也就最终丧失了立足之地。
10.根据气体运动说的原理,在纯气体中,个别气体分子的运动速度的乘方,在同温时和分子的重量成反比,这样,热也直接进入本身直接可以计量的运动形式的行列(第11页)
气体运动学说认为,一切气体都是由大量的气体分子构成的,一切气体的分子都在不停地运动着。单个气体分子运动速度的乘方,在同温时与气体分子的重量成反比,用气体动力学的计算方程式表达是:V2=3RT/m。
这里的V是分子运动速度,R是一个气体专用常数,T是绝对温度,m是一个分子的质量。假定温度是一定的,即“在同温”的条件下,那末,气体分子运动速度的乘方V2正好和分子质量m成反比,而分子的质量总是和一定体积的气体分子的重量成正比的。因此,个别气体分子运动速度的乘方和分子的重量也是成反比的。
热正是大量分子无规则运动的表现。根据上述公式V2=3RT/m,我们就可以得出:(1/2)mv2=(3/2)RT,这里(1/2)mv2可就是气体分子的平均动能。很清楚,这种气体分子运动能量是和绝对温度的高低成正比例的:气体分子平均动能越大,它表现出来的温度也就越高;温度越高,也就标志着气体分子的无规则运动越强。
这样,我们就把热现象和分子的无规则运动联系起来了,也就是把热直接列入运动形式之中了;同时,热量即气体分子运动的能量大小,也完全可以根据温度的高低直接计算出来。所以恩格斯说:“热也直接进入本身直接可以计量的运动形式的行列”。这就纠正了过去一些科学家把热看作一种神秘的特殊物质即“热素”的形而上学观点。
11.新发现的、伟大的运动基本规律,十年前还仅仅概括为能量守恒定律,仅仅概括为运动不生不灭这种表述,就是说,仅仅从量的方面概括它,那末,这种狭隘的、消极的表述日益被那种关于能的转化的积极的表述所代替,在这里过程的质的内容第一次获得了自己的权利,对世外造物主的最后记忆也消除了(第11页)
恩格斯在这里说的伟大的运动基本规律,是指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按照这个定律,在一个与周围隔绝的封闭的运动系统里,不论发生什么变化,能只能从一种形态转化为另一种形态,而能的总量则保持不变。
这个定律的基本思想早在1644年就由法国哲学家笛卡儿提出来了,他说运动可以传递,但运动的量保持不变。十八世纪末,随着资产阶级产业革命的发展,自然科学家进一步研究了机械运动、热、光、电、磁、化学运动等物体运动形态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直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国物理学家迈尔和英国物理学家焦耳等,经过大量的科学实验,对热的机械当量测定之后,能量守恒和转化才在事实上作为一个精确的、严格的科学定律定下来。这个定律表明,自然界的全部运动都可归结为一种运动形式转化为另一种运动形式的不断过程。一切物质运动,诸如机械力、热、光、电、磁,还有化学运动,都是运动的不同形态,在一定的条件下,都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而运动能量的总值则始终不变。这样,“自然界中整个运动的统一,现在已经不再是哲学的论断,而是自然科学的事实了。”(《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26页)
但是,这些自然科学家对这一定律的表述,并没有完全摆脱形而上学机械论的缺陷。他们片面地把这个定律概括为“能量守恒”,只是狭隘地、消极地从量的方面表述它,而没有揭示出这一规律的质的意义。恩格斯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这一定律作了科学的说明和概括,精确地把它称作“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恩格斯指出:“运动的不灭不能仅仅从数量上去把握,而且还必须从质量上去理解”。(《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0页)只有进一步用能的转化来表述运动过程质的变化,即一种性质的运动形态转化为另一种性质的运动形态时,物质运动过程的辩证法才充分地体现出来。所以,在这里过程的质的内容第一次获得了权利。
能量守恒和转化规律的发现,直接证明了物质运动的永恒性,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重要的自然科学依据。这对于那种认为世界最初是不动的,经过上帝推动之后才运动起来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观点,是一个有力打击,从而使人们对世外造物主的最后记忆也消除了。
12.自从按进化论的观点来从事生物学的研究以来,有机界领域内固定的分类界线一一消失了(第11页)
十七——十八世纪,神创论和物种不变论在生物学领域占着统治地位,认为自然界的一切物种都是始终如一,永远不变的。瑞典生物学家林耐认为,地球上的物种是上帝创造的,“上帝一开始创造了多少不同形式,现在就有多少物种。”法国古生物学家居维叶认为,地球经历了多次灾变,每次灾变都使一切生物灭绝,接着上帝就创造出跟以前不同的另一批新物种。灾变一次创造一次。物种之间的界限是绝对不能逾越的。
十九世纪以来,随着胚胎学、古生物学、解剖学和生理学的发展,特别是达尔文进化论发表之后,人们按进化论观点从事生物学研究,发现有机物种始终处在不断的进化过程之中,物种之间并没有一条绝对分明的界限。植物和动物的个体都是由单细胞分裂而生长、发育起来的。生物的个体发育是物种系统发育过程的缩影。从原始生物到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各种各样复杂形态,一直到人类,经历了一个严密的发展系列。从植物到动物,从一个物种到另一个物种,中间都存在着许多过渡性的环节。某些低等生物既有植物的特征,同时又有动物的感觉痕迹,根本无法分辨它们是植物还是动物。文昌鱼具有血液循环和管状神经等脊椎动物的特征,但没有任何骨胳和专作行动用的器官,它是无脊椎动物向脊椎动物过渡的中间环节。鸭嘴兽即恩格斯说的孵卵的哺乳动物,既有产卵和鸭嘴式嘴唇等鸟类的特征,又有哺乳育雏的兽类的特征,它是一种介于鸟类和兽类之间的类型。这种几乎无法分类的中间环节的发现日益增多,使有机界领域内原来固定的分类界线一一消失了。因此,恩格斯指出:“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是和进化论不相容的”。(《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35页)
13.循环于高等动物体内的阿米巴状的白血球的发现,使得关于动物的(因而也是人的)个体性的概念也变得复杂多了(第12页)
白血球是一种血液细胞,无红色,有核,能作变形运动,形状类似阿米巴(阿米巴,是拉丁文的音译,就是通常说的变形虫)。白血球能够吞噬进入体内的各种细菌,它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各种基本生命特征的生命体。在白血球和其他有机细胞发现以前,人们只把动物体看作是能够独立地进行生命活动的、不可分割的生命个体,认为构成动物体的各个部分则没有任何相对独立的生命能力。十九世纪上半叶,白血球等有机细胞被发现后,人们认识到,从简单的有机体到高等的动物和人,都是由细胞组成的。每个细胞都有一定的构造和生命特征,它是一切有机体的共同基础,植物和动物的繁殖生长都是通过细胞分裂或增殖而进行的。从此,那种把动物的个体与其组成部分绝对地对立起来的形而上学观点就站不住脚了,人们关于动物的个体性的概念就变得复杂了。
14.真实的思维(它也有长期的经验的历史,其时期之长短和经验自然科学的历史正好是一样的)(第12页)
所谓“真实的思维”,是指辩证的理论思维。人们认识的任务就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思维,到达逐步了解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之间的内在联系。理论思维的特点就是透过事物的表面现象,运用概念进行判断和推理,从而把握事物的本质。
但是,人们运用概念的理论思维能力不是天生的,而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这种理论思维在不同的时代有着非常不同的内容和形式。比如,在人类刚从动物界分化出来的时候,人的抽象思维能力很低,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只具有直接的感性性质,只看到现象的并存,认识不到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当时,根本谈不上什么自然科学。在改造客观世界的社会实践中,随着语言越来越发达,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之后,人类思维对事物的认识才逐步达到从并存到因果性、从相互联系的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更一般的形式。辩证思维是两千多年来同自然科学一起发展起来的,比较完满的辩证思维是在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过程中才逐步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是辩证思维发展的高级形式。
由此可见,任何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发展的产物,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永恒真理”。当自然科学由研究个别的既成事物进到一般的理论概括,进一步揭露事物本质联系的时候,自然科学家就必须抛弃过去的形而上学思维方法,学会运用唯物辩证法,否则就会阻碍自然科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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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解放 发表于 2016-6-17 18:53 | 显示全部楼层

一、概论
15.那时,如黑格尔所说的,是世界用头立地的时代(第14页)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一书中谈到法国大革命时写道:“正义思想、正义概念立刻得到了公认,非正义的旧支柱不能对它作任何抵抗。因此,正义思想现在就成了宪法的基础,今后一切都必须以它为根据。自从太阳照耀在天空而行星围绕着太阳旋转的时候起,还从来没有看到人用头立地,即用思想立地并按照思想去构造现实。阿那克萨哥拉第一个说,Nus即理性支配着世界;可是直到现在人们才认识到思想应当支配精神的现实。这是一次壮丽的日出。”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黑格尔对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态度是欢迎的,赞扬的,表现了当时德国资产阶级对革命的向往和要求。但是,他对法国大革命的解释却是唯心主义的,他把“理性”、“精神”看作人类活动和社会结合的基础。他认为,法国大革命前,由于专制特权和迷信的压抑,这一原则一直是抽象的,是不为人们所理解的;只是到了法国大革命时,它才第一次被人们认识。在法国启蒙运动开始时期,“世界用头立地”这句话的意思首先是要求恢复“理性”、“精神”的原则,使它成为人类社会活动和结合的基础。后来,法国人使这些“理性”原则从理论转入了实际,被用来反对封建专制和特权。这时,“世界用头立地”这句话又有了更广泛的含义,“理性”原则成了国家立法的基础,成了判断一切事物的唯一根据或尺度。如果现实事物和“理性”原则相矛盾,那就是本末倒置,上下颠倒,是不合理的,必须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再颠倒过来。
16.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时期的托马斯·闵采尔派(第15页)
十六世纪初,德国社会矛盾极其尖锐,爆发了广泛的反封建的革命运动。这次革命首先是从1517年反对天主教会,进行宗教改革开始的。但是,这次宗教改革的发起者马丁·路德(1483—1546),代表中产阶级和下层贵族的利益,只希望取消教会特权和对罗马教皇的依赖,反对从根本上改革封建制度。而广大贫苦农民和手工业者则强烈要求摆说封建压迫,主张彻底改变封建社会秩序。1524年终于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战争。这次农民战争遍及德国广大地区,几乎三分之二的农民都投入了战斗。
闵采尔(1490左右一1525),德国宗教改革的激进代表,农民战争的著名领袖。他坚决反对路德派的改良主义,积极鼓动以暴力推翻封建制度,并亲自组织和领导了1524年的德国农民战争。1525年,闵采尔领导缪尔豪森市的人民建立了革命政权“永久议会”,实行了若干民主性质的改革,想在人间建立一种“千年王国”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没有阶级差别,没有私有财产,没有任何阶级特权,一切工作和财产都要共同分配,每个人都享受着完全的平等自由。闵采尔这种朴素的共产主义理想,反映了当时不成熟的无产阶级谋求解放的愿望。
闵采尔领导的农民战争被封建势力镇压下去了,他在战争中也壮烈牺牲。但是,他作为共产主义思想的一位先驱的历史功绩是不朽的。在欧洲近代史上,“自闵采尔以后,在每一次的民众大骚乱中都出现这种共产主义思想的微光,直到它渐渐与现代无产阶级运动合流为止。”(《德国农民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05页)
17.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贝夫(第15页)
巴贝夫(1760~1797),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革命家,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著名代表。法国大革命期间,巴贝夫站在资产阶级民主派方面,坚决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主张平均分配土地和消灭贫富差别。在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他目睹资产阶级对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开始转向空想共产主义。他深刻地认识到,法国大革命不过是以暴易暴,一批新的剥削者代替旧的剥削者,必须再来一次革命,被压迫人民才能真正解放。1795年冬,巴贝夫建立了革命组织“平等会”,积极密谋组织贫民武装起义,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督政府。后来,巴贝夫被叛徒出卖,于1797年5月被判处死刑。
巴贝夫学说的中心是平等论,他称自己所理想的社会是“平等共和国”。他认为私有制是不平等的根源,只有消灭了私有制才能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真正平等。他主张根据“共产主义原则”建立“全民公社”,公社依靠从敌人那里没收来的土地财产的巨大物质力量和政治上、经济上的优越性,排挤和消灭私有制,以掌握国家的全部经济。这样,社会就会逐步过渡到以农业为中心的共产主义社会。巴贝夫的理论,反映了当时不成熟的无产阶级要求摆脱私有制剥削的愿望。但是,这种理论仍然是理性主义的,并且具有农民的绝对平均主义特征,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18.在十六和十七世纪有理想社会制度的空想的描写(第16页)
恩格斯在这里主要是指当时莫尔的《乌托邦》和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两书。
莫尔(1478—1535),英国空想共产主义创始人之一,出身贵族,当过伦敦市的执行官。1533年因拒绝承认英王亨利第八为国教会的首领而被捕入狱,1535年被处死刑。莫尔在青年时期研究过柏拉图的《理想国》,1516年出版的《乌托邦》一书,描写了空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后来人们就把“乌托邦”一词当作空想主义的代名词。
康帕内拉(1568—1639),意大利空想共产主义者,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青年时因反对西班牙王朝的压迫并准备武装起义,于1598年被捕入狱,被监禁二十七年。1602年在狱中写了《太阳城》(1623年出版),以对话体裁对空想共产主义作了详细的描写。
这两位空想共产主义者虽然相隔一个来世纪,但他们描写的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大致相同的。他们认为私有制是一切罪恶和不幸的根源,主张立即废除私有制,实行财产公有。在他们所向往的“乌托邦”或“太阳城”社会里,土地、房屋、牲畜等财产归公共所有,人们之间没有贫富差别;人人参加劳动,城里人也要下乡种田,“没有逍遥游乐的流氓和寄生虫”;劳动产品归公,每人生活所需可以无代价地领取,大家互通有无,共同享受,没有商品交换和贸易;民主选举管理国家大事的执政者,不称职的可以随时撤换;以牺牲自己、成全别人为美德;在这种社会里,人们有足够的时间看书学习,从事科学研究,等等。他们这些思想,反映了当时无产者和广大劳动人民要求摆脱剥削奴役的愿望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但是,他们所描写的共产主义还具有浓厚的绝对平均主义色彩,甚至在莫尔的“乌托邦”里还允许每个农户有两个奴隶,在康帕内拉的“太阳城”里还有教堂,要人们尊敬上帝。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是不可能找到改造现实社会的道路的。
19.在十八世纪已经有直接共产主义的理论(摩莱里和马布利)(第16页)
摩莱里(生卒年月不详),法国人,主要著作有《巴齐里阿达》和《自然法典》。在这两部著作中,他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空想共产主义思想。他认为,私有制违背了人类的自然意志,是造成私欲、敌对、不平等和一切罪恶的根源;公有制是符合人类天性的制度,自然界“把全人类的力量按不同的比例分给每个人”,“把土地留给人们做公有财产”,每个人都有权利用它。他从人生来平等的所谓自然权利出发,主张消灭私有制,重建公有制社会。摩莱里以法律条文形式规定了未来社会的三条基本原则:(1)财产公有,“什么东西都不属于单独个人的,或作为某人的财产”;(2)每个人都是“国家的公民”,应为国家工作,靠社会供养生活;(3)每个人要尽其所能,以促进社会公益的不断增长。按照这些原则,未来社会没有商品交换,实行计划分配,民主推选各级公务人员。他深刻地批评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思想,指出不消灭私有制,“共和国早晚将陷入最悲惨的境地”。
马布利(1709—1785),法国人,出身贵族,十八世纪四十年代由反对封建专制而逐步转向空想共产主义。主要著作有《论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论法制和法律的原则》等。他和摩莱里处于同一时代,基本思想也大体相同。他批判了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所谓私有制是人的“天赋”权利,消灭私有制就会消灭人的积极性的荒谬观点,指出“社会在形成的时候没有私有财产”,“给世界带来游手好闲和无所事事现象的正是私有制。”他认为,公有制是人类理性的要求,是符合自然规律的。马布利曾经这样描写了自己的理想社会:“在这里,人人都是富人,人人都是穷人,人人平等,人人自由,人人是兄弟,这个共和国的第一条法律就是禁止财产私有。我们把我们的劳动果实都送到公共仓库去,这些果实都是国家的珍宝和每个公民的财产。家长们每年选出家政管理员,这些人员的职责是按照每个人的需要分配必需品,按照公有制对每个人的要求分配工作,并维护国内的道德。”
摩莱里和马布利是十八世纪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主要代表。他们这种空想共产主义思想,反映了不成熟的无产阶级和被剥削阶级要求摆脱剥削和奴役的愿望,对法国大革命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他们的理论具有明显的绝对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的特点,并把人类“不变的自然本性”当作社会的基础,他们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
20.苦修苦炼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第16页)
斯巴达是古希腊一个奴隶制国家,位于希腊半岛南部。在这个国家里,斯巴达人是奴隶主,被其征服的希洛人和庇里阿西人全是奴隶。斯巴达人内部是平等的,奴隶是他们的公共财产,土地平均分配,并禁止买卖;为了不让私人积蓄财富,曾用极其笨重的铁币代替银币,使其贮存困难。斯巴达人不参加劳动,长期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以镇压奴隶反抗。成年人都是战士,住在军营里,禁绝一切生活享受,苦练军事技术。他们集体食宿,武器和服装都是一个式样,组成一种异族人无权参加的军事性质的所谓“平等人公社”。
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苦修苦炼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是指十八世纪法国摩莱里和马布利等人的平均共产主义学说。这些平均共产主义者主张消灭阶级差别,实行财产公有制,并把反对奢侈,主张节欲当作改造社会的首要措施。于是,他们就把斯巴达人的“平等人公社”当成了自己的理想蓝图。
21.包括魏特林在内的第一批德国社会主义者(第16页)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国阶级矛盾尖锐,工人运动日趋高涨。在当时欧洲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德国也出现了一批社会主义者,如沙佩尔(1812—1870)、亨利希·鲍威尔(生卒年月不详),约瑟夫·莫尔(1813—1849)和魏特林等。这些人要求实现财产公有,主张以平等要求为依据的共产主义,所以恩格斯称他们是狭隘平均共产主义者。魏特林是其中的主要代表。
魏特林(1808—1871),德国最早的工人组织“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之一,裁缝工人。他从小深尝资本主义的苦头,贫困、流浪和失业,使他十分憎恨资本主义罪恶制度。他痛斥资产阶级是“人类之敌”,私有财产是“盗窃之母”,主张消灭私有制,解放劳苦大众,实现共产主义。他受到圣西门、傅立叶等人的影响,1842年发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抨击了资本主义制度,描写了新社会的轮廓。在他的理想社会里,财产公有,共同劳动,待遇平等,平均领取生活必需品。他以为这样就能使整个社会“和谐和自由”。魏特林这种理论反映了不成熟的无产阶级的倾向,对德国初期的工人运动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是,魏特林的共产主义是“颇为粗糙的、尚欠修琢的、纯粹出于本能的一种共产主义”。(《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73年单行本,第10页)他错误地把理性、道德看作社会的基础,不懂得历史发展的规律,不了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德国1848年革命失败后,魏特林流亡美国,从此脱离工人运动。
22.折衷的不伦不类的社会主义(第17页)
指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的各种庸俗社会主义。当时,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已经充分暴露,无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和英国出现了一些折衷的不伦不类的社会主义者,如法国的圣西门主义者勒鲁(1797—1871),傅立叶主义者孔西得朗(1808—1893)和英国的欧文主义者布雷(1809—1895)等,他们都是经济学家。此外,还有其他许多站在工人运动之外的各种庸俗社会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体系的创始人在许多方面是革命的,但是他们的信徒总是组成一些反动的宗派。”(《共产党宣言》,第56页)这些信徒没有把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学说向前推进,反而把它庸俗化了。他们把社会主义各学派创始人的各种不同观点和意见拼凑成一种色调复杂的混合物,继续宣扬脱离现实的空想计划,鼓吹通过宣传和细小试验来实现社会主义。他们企图削弱阶级斗争,调和阶级矛盾,激烈地反对工人阶级的一切政治运动。如,“在英国,有欧文主义者反对宪章派,在法国,有傅立叶主义者反对改革派。”(《共产党宣言》,第56页)这些庸俗的社会主义者,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堕落到反动的或保守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一伙中去了。
23.亚里士多德就已经研究了辩证思维的最主要的形式(第17页)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奴隶主中等阶层的思想代表。他学识渊博,著作很多,主要有《形而上学》、《论灵魂》和《工具篇》等。在哲学的根本问题上,他动摇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而最终走向唯心主义。
亚里士多德是形式逻辑的创始人。他还探讨了辩证思维的主要形式,表现出明显的辩证法思想。如对于形式与内容、质与量、同与异、偶然与必然、可能与现实等对立范畴的关系,他都有所研究。在他看来,这些对立的范畴是带有流动性的,是可以相互转化和过渡的。比如他认为,任何事物都是形式与质料的对立统一,质料使事物成为可能,而形式的作用则使这种可能变为现实事物,一切自然现象的发展,都是事物由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辩证过程。此外,他还试图把一般和个别统一起来,认为一般存在于个别之中,个别之外的一般是不存在的。因此,列宁曾说,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一书“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处处、到处都显露出辩证法的活的萌芽和探索”,“他到处,在每一步上所提出的问题正是关于辩证法的问题”。(《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416、417页)但是,他的辩证法是很不彻底的,他动摇于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之间,在形式与质料、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问题上,往往陷入混乱。
24.笛卡儿(第17页)
笛卡儿(1596—1650),法国著名的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主要著作有《方法论》、《形而上学的沉思》和《哲学原理》等。笛卡儿是当时法国既想革命而又很软弱的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他的哲学的基本特征是心物相互独立的二元论,认为物质和意识是两个互不依赖的独立实体,而上帝则是这两种实体的创造者和终极原因。在认识论上,他是个唯心主义的唯理论者,断定人有“天赋观念”。也的自然观是机械唯物主义的,但在他的自然学说中,也含有一些辩证法思想。
笛卡儿是解析几何学的创始人,第一个把变数引入数学领域。恩格斯对他这一发现给予很高的评价,说:“数学中的转折点是笛卡儿的变数。有了变数,运动进入了数学,有了变数,辩证法进入了数学”。(《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c2页)他最早提出了宇宙运动量守恒的思想。他还认为,物质世界按照本身规律运动变化,它是一个无限的因果系列;世界现状不是从来如此的,而是由物质粒子逐步形成的,重的粒子由于旋转运动抛离中心,成为行星,留在中心的是轻的“火的要素”,形成太阳和恒星。在形而上学占统治的时代,笛卡儿这些思想是十分可贵的。所以,恩格斯把笛卡儿看作是近代哲学中辩证法的卓越代表。
25.斯宾诺莎(第17页)
斯宾诺莎(1632--1677),荷兰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泛神论者。他在《伦理学》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以实体学说为中心的哲学体系。他认为,自然界是无限地独立存在的唯一实体,除了自然界之外,世界上没有任何别的东西,“神即自然,自然即神”,反对有超世间造物主存在的神学观点。
斯宾诺莎的唯物主义是形而上学的,但在一些著作中,也表述了辩证法的思想。他认为,自然就是它自身存在和运动的原因,人们只能从自然本身来解释自然,而不必诉诸任何超自然的力量;自然界具有铁的必然性或规律,任何东西都不能违背它;人们只有认识了事物的必然规律,才能不受规律的约束而得到自由;实体即自然界具有无限多的样态,人是实体样态之一,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任何事物都是肯定和否定的统一,任何限制或规定同时就是否定,等等。所以,恩格斯也把他看作是近代哲学中辩证法的卓越代表。
26.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子》(第18页)
狄德罗(1713—1784),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战斗的无神论者和文艺理论家,《百科全书》的创办者和主编。
狄德罗的唯物主义是形而上学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但是,在他的某些著作中,也表述了一些辩证法的思想,《拉摩的侄子》就是一篇辩证法的杰作。
《拉摩的侄子》写于1762年前后,它是一篇以一个哲学家和法国音乐家拉摩的侄子对话为体裁的文学作品。狄德罗通过对拉摩的侄子这一人物的描写、刻画,揭露了法国大革命前统治者的腐朽和社会矛盾。作品写道,拉摩的侄子是“高傲和卑鄙、才智和愚蠢的混合物,在他脑海里正当和不正当的思想一定是奇异地混淆在一起;因为他毫不夸张地表露了自然赋予他的优良品质,但也毫不羞耻地表露了他所接受的恶劣品质”;“没有比他自己更不象他自己了”。狄德罗在谈论道德问题时,也闪耀着不少辩证法思想,如说:“关于象道德这样一个变化多端的题目,没有任何绝对地、本质地、一般地真或假的东西;除非你一定要按照自己的利益而决定是怎样:好或坏,聪明或傻,可敬或可笑,正直或邪恶。”狄德罗虽然没有明确提出道德的阶级性问题,但这种观点是同那种超时代超阶级的形而上学永恒道德论相对立的。
27.赫拉克利特(第18页)
赫拉克利特(约公元前540—480),古希腊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古代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奴隶主民主派的思想代表。
赫拉克利特认为“火”是世界万物的基础,具有鲜明的无神论思想。他说:“这个世界对于一切存在物都是同一的,它不是任何神也不是任何人所创造的;它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一团永恒的活火,在一定的分寸上燃烧,在一定的分寸上熄灭。”这表现了他关于世界物质性及其运动规律性的思想。
赫拉克利特从“世界是永恒燃烧的活火”这一基本命题出发,认为世界万物处在永不停息的运动变化之中。他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我们存在而又不存在”。他还认为运动变化的原因就在于事物矛盾的斗争和转化,“互相排斥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不同的音调造成最美的和谐”,“一切都是通过斗争和必然性而产生”,“在我身上生与死、醒与梦,少与老,都始终是同一的东西”,等等。恩格斯很赞赏赫拉克利特这些辩证法思想,说他第一次明白地表述了原始的、朴素的但实质上是正确的世界观。
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赫拉克利的辩证法是直观的,笼统的,还缺乏精确的科学依据。因此,他的辩证法“虽然正确地把握了现象的总画面的一般性质,却不足以说明构成这幅总画面的各个细节”。(第18页)
28.精确的自然研究只是在亚历山大里亚时期的希腊人那里才开始,而后来在中世纪由阿拉伯人继续发展下去;可是真正的自然科学只是从十五世纪下半叶才开始(第18页)
亚历山大里亚,埃及的一个城市,位于地中海沿岸的尼罗河口。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七世纪,这里是国际关系和文化活动的中心之一,所以这段历史时期被称为“亚历山大里亚时期”。这一时期的希腊学者,集中在亚历山大里亚等地,开始精确地研究自然界,使自然科学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例如,亚里斯达克(公元前四世纪末——三世纪上半期)初步提出了太阳中心说;欧几里得(公元前四——三世纪之交)著的《几何原本》,总结了古希腊数学的成就,建立了第一个几何学体系-“欧几里得几何体系”;阿基米德(公元前285—212)在流体静力学方面提出了著名的“阿基米德定律”;埃拉托斯特尼(公元前276—193)计算出地球圆周的长为三万九千七百公里,与约四万公里的实际数值极为接近,等等。
在中世纪,阿拉伯人接受了中国、印度、希腊和罗马等古代文化的成就,把自然科学继续推向前进。他们总结了当地农业、手工业和航海方面的经验,确定了三角学的正弦、余弦和正切的概念,创立了代数学;制定了比较精密的测量天体和地球的测天仪,九世纪前后在巴格达设立了天文台。在化学和医学方面,他们也作出了显著的贡献。
古代希腊人对自然科学的研究,一般带有直观的性质,中世纪阿拉伯人的研究,也还是零散的。同这些研究比较起来,真正的自然科学只是从十五世纪下半叶才开始。中世纪后期,生产技术的进步推动了自然科学的研究。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标志着自然科学冲破神学的束缚,获得了解放。从此以后,以实验为基础的近代自然科学得到了系统全面的发展,天文学、数学、物理学等各个领域都获得了重大成就。例如,伽利略(1564—1642)制造出了观察天空的第一架望远镜;刻卜勒发现了行星运动规律;笛卡儿创立了解析几何,耐普尔(1550—1617)制定了对数;莱布尼茨和牛顿分别创立了微积分;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等等。
29.这种考察事物的方法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到哲学中以后,就造成了最近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第19页)
培根(1561—1626),英国唯物主义和近代实验科学的始祖,资产阶级化的贵族的思想代表,主要着《学术的进步》和《新工具》等。
洛克(1632—1704),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思想代表,主要著作有《人类理智论》和《论宗教宽容的信》等。
培根和洛克曾被恩格斯称为“法国唯物主义者这个光辉的学派的前辈”。(第327页)他们反对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承认外部世界的客观存在,认为知识来源于直接的感觉和经验,提倡用实验方法取得知识。他们两人也是近代哲学中最先系统地阐述经验主义方法的形而上学者,这是同当时自然科学的发展状况分不开的。
十五世纪下半叶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自然科学在搜集材料的基础上,逐步进入分门别类的研究。各门自然科学以牛顿力学的研究方法为标准,通过实验、分析、比较和归纳,把自然界的各种事物和过程分解为各个部分,从整个联系中分离出来,把复杂的东西划归为不能再分解的简单“形式”或部分。这种方法,在当时对于一定的狭窄领域或具体对象的研究是必要的。但是,这种研究方法使人们养成了一种孤立、静止、片面地观察事物的习惯。它只“看到一个一个的事物,忘了它们互相间的联系;看到它们的存在,忘了它们的产生和消失;看到它们的静止,忘了它们的运动;因为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第19页)培根和洛克把这种考察事物的方法当作普遍适用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自然科学领域搬到哲学领域,割裂了感性与理性、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的联系,忽视演绎和综合方法,片面夸大归纳法和分析法的作用,这就形成了近代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缺陷。
30.拉普拉斯(第21页)
拉普拉斯(1749—1827),法国天文学家、数学家。1796年,他在《宇宙体系解说》中,独立地提出了和康德星云说相类似的天体起源的假说。
拉普拉斯认为,太阳和行星起源于灼热而旋转的星云。星云的质点相互吸引,密集成球体;星云逐渐冷却、收缩,球体的半径减小,总的动量距——各质点的线速度、质量和离自转轴的距离的乘积之和(在数学上用Σmur表示)保持不变,因而使旋转速度越来越快。随着速度增快,离心力也就越来越大,使星云球体变成平盘形状,围绕自己最短的轴旋转。当星云体自转速度增加到其边缘部分的离心力等于并超过中心部分的吸引力时,边缘的质点就陆续分离出一定数量的围绕中心体运转的星云环。后来,星云的中心部分成为太阳,而分离出来的星云环断裂,逐渐聚集成了各个行星。这些行星的自转方向同公转方向相同。根据同样道理,形成行星的星云块自转很快,又分离出围绕其旋转的星云环,这些环断裂就形成为卫星。
拉普拉斯的假说说明了行星系统结构的一些主要特征,把行星的形成看作一个历史过程,这对当时天体演化论中的形而上学观点是一个打击。但是,这个假说没有说明原始星云转动的原因,对太阳系中的许多现象还不能给以解释。
31.黑格尔的体系作为体系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流产,但也是这类流产中的最后一次(第22页)
黑格尔(1770~1831),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代表,客观唯心主义者,在政治上代表保守的资产阶级利益。他先后在耶拿、纽伦堡和柏林等大学讲授哲学。主要著作有《精神现象学》、《逻辑学》、《哲学全持》和《哲学史讲演录》等。
在哲学史上,黑格尔第一次自觉地袭述了辩证法的基本特征,他把世界描写为一个不断运动,变化的过程,并试图揭示这些运动和变化的内在联系或规律性。但是,他的辩证法是唯心主义的。在他看来,运动变化的只是神秘的“绝对精神”,而不是物质自然界,自然界的运动仅仅是精神运动的体现。按照辩证法的本质,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永无止境的,人们的认识永远不能通过发现所谓最后的绝对真理而达到智慧的顶峰。可是,黑格尔却认为,普鲁士的专制制度是尽善尽美的社会,是人类历史的终结,他的哲学就是绝对真理的全部内容。这样一来,“包罗万象的、最终完成的关于自然和历史的认识的体系,是和辩证思维的基本规律相矛盾的”。(第22页)这种不可救药的内在矛盾,终于导致了黑格尔体系的流产。同时,由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是过去那种凌驾于其他一切科学之上的旧哲学的“最后的最完善的形式”,(第21页)所以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之后,随着黑格尔体系的流产,全部旧哲学也就没落了。黑格尔体系的流产是唯心主义的一次巨大流产,而且也是最后的一次流产。
32.牛顿所说的永恒的天体(第22—23页)
牛顿(1642—1727),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古典力学的创始人。他认为,宇宙天体是永远不变的,恒星永远静止地固定在自己的位置上,凭着万有引力而互相保持着这个位置;行星及其卫星依照预定不变的轨道一直运转下去,而这些行星是由于受了某种外来的“第一次推动”,才开始运动的。牛顿用机械的形而上学观点来解释行星运动,不是从事物内部而是从事物外部去寻找物质运动的原因,所以他就不得不求助于造物主。
33.林耐所说的不变的有机物种(第23页)
林耐(1707一1778),瑞典的自然科学家,动植物系统分类的创始人。他在区分动植物的类别时采用了“双名法”,就是使所有的动植物的名称都附有它们属的名称。这种命名法,为研究生物分类学创造了方便条件。
林耐认为,动植物种类是由上帝创造的,是永远不变的,相同的东西总是产生相同的东西,动植物之间以及生物和非生物之间没有任何历史联系。他说:“全能的上帝在世界开始时创造了多少不同类型,就有多少物种;这些物种通过繁殖,产生了许许多多其他的但又永远与自己相似的类型。”这是典型的形而上学观点。后来,迫于科学事实,他对自己的物种不变的信念有所动摇,曾小心地以假设的形式提出了由于杂交可能产生新的物种的思想。
34.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第23页)
十九世纪以前,各门具体科学发展水平较低,不能揭示自然和社会的各种过程的内在联系。所以,那时的哲学就作为凌驾于各门具体科学之上的“科学的科学”,用想象和虚构的形式来描绘世界的全貌和整体的联系。尽管它也能说出一些正确的思想,但总的来诚是不科学的。
随着科学的发展,特别是在十九世纪关于细胞、能量转化和达尔文的进化论三大发现之后,各门具体科学不仅能够发现自然界个别领域内各种过程的联系,而且也能够把这些个别领域综合在一个总的联系之中。在社会科学领域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剩余价值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深刻地揭示了社会发展的规律。这样,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各门实证科学本身就足以描绘物质世界的各种内在联系。原来意义的哲学,即所谓“科学的科学”,在自然和社会领域内就成为多余的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指导各门具体科学研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关于事物的具体过程及其内在联系的研究,则是属于各门具体科学的任务。
但是,形式逻辑和辩证法(主要是指辩证逻辑),作为专门研究思维及其规律的科学,是其他具体科学所不能代替的,在思维领域中,它们还可以作为独立的研究部门从旧哲学中保留下来。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到近代的黑格尔,许多哲学家对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某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无疑是旧哲学留给我们的一份遗产,经过改造仍然可以利用。
35.1831年在里昂发生了第一次工人起义;在1858—1842年,第一次全国性的工人运动,即英国的宪章派运动,达到了自己的最高点(第23页)
这是在资本主义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最早起来反抗资本主义制度的两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工人运动。
1831年5—9月间,法国里昂工人曾多次要求增加工资,10月25日迫使资本家代表重新制订了工资标准。但资本家拒绝执行,资产阶级政府拒绝批准。工人在11月21日宣布罢工,并举行集会示威,表示抗议。反动政府派军警武力镇压,引起了工人的武装起义。工人们经过三天的英勇奋战,击败政府军,占领了里昂市。由于工人缺乏坚强的组织领导,起义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了。
1836年,英国伦敦工人为了争取普选权,同资产阶级政府展开了斗争。次年,工人们在致议会的请愿书中,围绕普选权提出了反映工人阶级利益的六点要求。1838年,这个请愿书被命名为“人民宪章”。争取实现人民宪章的运动便称为宪章运动。这个运动从1838年到1848年曾出现三次高潮,其中1842年是运动的最高点。宪章运动从一开始就是具有全国规模的政治运动,它吸引了成百万工人和劳动群众为自身利益而斗争。列宁认为,英国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811页)但由于无产阶级组织薄弱,缺乏革命政党的领导,终于被反动政府镇压下去了。
这两次工人运动,以及1834年里昂工人第二次起义、1844年德国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起义,标志着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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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杜林先生许下了什么诺言
36.理查·瓦格纳(第26页)
理查·瓦格纳(1813—1883),德国的作曲家、文学家。1849年参加资产阶级革命,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从事文艺著述和创作。他在哲学上,起初拥护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后来转向叔本华的唯心主义。他大言不惭地宣称,自己的歌剧是未来的综合艺术的典范,具有深长的哲学意味。他自我吹嘘,一心想使自己的艺术永垂不朽。为此,他选择那些同历史和现实生活无关的主题,醉心于抽象的形象塑造。走上了反现实主义的道路,因而受到马克思的严厉批判。
杜林和瓦格纳一样,狂妄自负,自吹自擂,一心想把自己打扮成“一切时代最伟大的天才”。所以,恩格斯称杜林是“哲学上的理查·瓦格纳”。
37.和教皇一样没有谬误(第27页)
1870年,罗马教皇庇护九世在梵蒂冈召开了天主教世界性会议。会议为挽救日趋衰弱的教皇权势,制定了“教皇永无谬误”的信条。就是说,教皇通谕、规定以及教会的教义、教规等等,永远具有绝对正确的性质,教徒只能盲目执行,不能提出异议。教会利用这一信条强制教徒对教皇绝对服从。杜林自吹自擂,把自己说成和教皇一样没有谬误,以骗取人们接受他那一套反动谬论。
38.安凡丹(第29页)
安凡丹(1796—1864),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信徒。圣西门逝世后,成为圣西门派的主要首领和理论家之一。他发挥圣西门的思想,开展宣传活动,在对现状不满的人们中,特别是青年学生中,得到了热烈的响应。但到了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末,他把圣西门主义的神秘成分和宗教因素提到了首位,反对一切革命行动。1831年,安凡丹独自控制圣西门派,进一步把这一组织变成了宗教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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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类。先验主义
39.杜林这套序列的“内在的逻辑次序”就“自然而然地”引导我们回到了黑格尔的《全书》(第32页)
《全书》即《哲学全书》,是黑格尔全面阐述胄己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他系统地描述了“绝对精神”自我发展的过程。他把“绝对精神”的发展分俄了逻辑、自然和精神三个基本阶段,与之相应,《全书》也就依次分成了《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三个部分。《逻辑学》是描述“绝对精神”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出现之前的逻辑阶段,由“存在”、“本质”到“概念”的发展过程,论述了辩证法的基本特征;《自然哲学》是写“绝对精神”在经过逻辑阶段外化为自然界后,由“机械性”、“物理性”到“有机性”的发展状况,主要讲述黑格尔的自然观;《精神哲学》是描写“绝对精神”在精神阶段,由“主观精神”、“客观精神”到“绝对精神”的自我发展和自我认识过程,主要讲黑格尔的社会历史观点。这时,“绝对精神”已从自然过渡到了人类社会,并且逐步回复到了自身。
从黑格尔的这种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可以看到,“绝对精神”是现实世界存在的基础和灵魂。自然界和历史不是独立于意识、观念的真实存在,而是神秘的“绝对精神”的逻辑运用和体现。从“绝对精神”开始,经过自然界和历史,再到“绝对精神”,这是一个封闭的圆圈,起点也就是终点。黑格尔宣称他的这种哲学体系是“永久的绝对真理”。
杜林的哲学正是对黑格尔《哲学全书》的抄袭。他的世界模式论相当于黑格尔的逻辑学。他把世界模式论依次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炮制了他的自然哲学和关于人的学说。这套序列的“内在的逻辑次序”和《哲学全书》是一模一样的,并且杜林也狂妄地宣称他的哲学体系是“最后的,终极的真理”。不同的是,黑格尔的《哲学全书》包含了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而杜林却抛弃了黑格尔哲学中这一有价值的东西。杜林的哲学不过是从剽格尔哲学中拣来的糟粕,根本没有什么新鲜货色。
40.只是在最后才得到悟性的自由创造物和想象物,即虚数(第35页)
所谓悟性的“自由创造物和想象物”,这原是杜林否认纯数学同现实世界的联系的用语,恩格斯在这里借用这个用语,主要是为了说明“虚数”的抽象性特点。
虚数产生在十六世纪五十年代,当时人们在解代数方程时,发现某些方程在实数范围中找不到它的根,数学家们就按照数学合乎逻辑的运算,用负数开平方,如√-1、√-4等来表示该方程的根。由于生产水平的限制,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数学家们弄不清√-1这类数的现实基础和实际意义,于是就把它叫做“虚数”,或“想象中的数”。一直到十九世纪末叶,因为流体力学等方面的实际需要,关于虚数的理论才发展起来。现在虚数已在连续介质力学、量子力学和电工计算等许多科学部门广泛地应用着。可见,虚数是适应着社会实践的需要,在数学的理论思维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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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世界模式论
41.企图以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去证明任何思维产物的现实性,这正是一个叫做黑格尔的人所说的最荒唐的热昏的胡话之一(第39—40页)
黑格尔认为,“绝对观念”是世界万物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观念、思维不是对现实存在的反映,而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倒是观念、思维的产物或体现。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就是从思维出发,描述由思维转化为存在,然后又由存在转化为思维的过程。他是在承认思维第一性,存在第二性的前提下,从唯心主义立场去肯定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
黑格尔这种唯心主义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正是杜林用来论证世界统一性来源于思维的理论根据。杜林认为,关于存在的思想是统一的,而存在又总是和思维相适应,因此,现实的存在也是统一的。这样一来,思维的统一性不仅不是物质世界统一性的反映,而世界的统一性倒成了思维统一性的产物。这完全是本末倒置。杜林辱骂黑格尔哲学是“热昏的胡话”,但他却把黑格尔的最荒唐的热昏胡话拿了过来,这充分暴露了他的狂妄和无知。
同黑格尔、杜林这种唯心主义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相反,马克思主义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观点,是在坚持存在第一性、思维第二性,存在决定思维的唯物主义前提下,承认思维与存在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的辩证同一性。这不仅批判了否认思维与存在回—性的不可知论、思维与存在的“等同论”,而且也和唯心主义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观点,以及一切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划清了界限。
42.即使杜林先生的全部论证都是对的,他也没有从唯灵论者那里赢得一寸阵地(第40页)
唯灵论是一种唯心主义和宗教神秘主义的荒谬学说。这种学说认为,灵魂、精神是唯一的实体,是世界的唯一本原,而肉体、物质则是灵魂的产品或附属物,并不是客观的真实存在。对世界统一性问题,在唯灵论者看来,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上帝创造的,上帝是万物存在的基础,上帝是唯一的,所以在上帝那里,世界万物也是统一的。唯灵论只是就人生来有罪,人间充满邪恶的观点,才把世界分成此岸(即现实世界)和彼岸(即宗教世界)两部分。
杜林企图通过关于世界统一性的论述来排除“彼岸世界”的存在,从而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无神论者。但是,他把世界的统一性看作是由思维产生和决定的,这种观点在本质上和唯灵论并没有什么区别。离开世界的物质性,无论是说世界的统一性来源于思维,还是来源于上帝,二者都是唯心主义的。杜林站在唯心主义立场上,否认世界统一性的物质基础,是根本无法驳倒唯灵论的。
43.证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论证法(第40页)
这是中世纪基督教神学论证上帝存在的一种方法。这种论证方法的特点,就是从上帝这个观念出发,运用形式逻辑的三段论式,推论出上帝存在的结论,而无需援引其它例证。这种论证方法,是十一世纪英国经院哲学家、大主教安瑟伦(1033—1109)在他的《前论》中提出的。它的大意是:一般的、完美的概念先于个别事物而存在,存在乃是概念完美性的标志;人们头脑中关于上帝的观念是一切完美性的总和,它必然包含存在;因此,上帝是最真实的存在。
柱林运用同样的方法,证明上帝的不存在。可见,离开世界物质性,离开实践经验,单纯运用形式主义的三段论公式,那就可以从任何一个唯心主义命题出发进行诡辩。它既可以去证明上帝不存在,也可以去证明上帝存在。所以,杜林就根本不能驳倒关于世界“彼岸性”的神学观点。
44.杜林的根本性的基本模式的根子原来是一个叫做黑格尔的人的“热昏的胡话”,即黑格尔《逻辑学》的第一部分存在论的范畴,照搬严格的老黑格尔的“序列”(第42页)
黑格尔的《逻辑学》包括“存在论”、“本质论”和“概念论”三个部分,其内容是描述“绝对精神”在自然界和人类出现之前,作为抽象的逻辑范畴,由“存在”(或译为“有”)、“本质”到“概念”的自我发展过程。“存在论”是《逻辑学》的第一部分。
“存在论”主要是描述“绝对精神”从“有”到“无”再到“变易”的过渡,以及“质”、“量”、“度”相互转化的过程。黑格尔认为,这些概念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它们的发展是一个由抽象到具体的上升过程。“有”是逻辑学中最初的一个概念,它没有任何具体内容和规定性,是纯粹的抽象。所以就“有”没有任何规定性而言,也可以说“有”的特性就是“无”,“有”本身就包含着自己的对立面“无”。“无”并非绝对地没有,它是一种空虚的“有”,也就是说,“无”本身也包含了自己的对立面“有”。所以黑格尔说:“‘有’中有‘无’,‘无’中有‘有’,而在‘无’中能保持其自身之‘有’,即是‘变易’”。“变易”是“有”与“无”的统一。“变易”的结果就是“质”,使某一个没有定型的东西有了一定的规定性和内容,有了和其他东西相区别的特殊本质。而“质”又转化为它的反面即“量”,“质”与“量”的统一就是“度”。在一定的限度内,量变不引起质变,而量变超出一定限度时,则会引起质变。黑格尔指出:“存在的变化从来都不仅是从一个量转化为另一个量,而且是从质转化为量和从量转化为质,是向他物的变易,即渐进过程的中断”。这种概念的联系和发展,特别是质与量的相互转化的思想,是他的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合理部分。
杜林的世界模式论也是从“存在”或“有”开始,这种“存在”表现为“虚无”,然后到“变易”,再到“质”、“量”、“度”,等等。这些范畴及其逻辑顺序,都是照搬黑格尔的“存在论”的“序列”。但在抄袭中,杜林却把其中有价值的辩证法思想丢掉了,结果使他的世界模式论成了毫无内在联系、毫无内容的空洞玄想。
45.黑格尔叫做本质论的东西,杜林先生把它译成“存在的逻辑特性”(第43页)
黑格尔的“本质论”是他的《逻辑学》的第二部分,内容是描述“绝对精神”在本质阶段的矛盾运动状况。“本质论”又分“本质”、“现象”和“现实”三部分。
黑格尔认为,“本质”已经不是潜在的概念,而是在对立统一中建立起来的概念;“本质论”中的范畴之间是相互联系和对立统一的关系。“本质”是自我“同一”的,但这种“同一”不是抽象的,而是包含着“差别”。“同一”之中有“差别”,“差别”之中有“同一”。“根据”乃是“同一”和“差别”的统一,“同一”和“差别”是构成、根据”的两个环节。“本质”必然要表现为“现象”,“现象”总是和“本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没有“本质”就无所谓“现象”,没有“现象”也就无所谓“本质”。“现实”则是“本质”和“现象”的辩证统一。在“本质论”中,黑格尔还运用矛盾法则推演和论证了内容与形式、可能与现实、原因与结果、偶然与必然等范畴的辩证关系。他明确指出,矛盾“是一切运动和生命的根源;事物只因为在本身中包含着矛盾,所以它才能运动,才具有趋向和活动。”所以恩格斯说:“黑格尔从存在进到本质,进到辩证法。”(第43页)但黑格尔说的对立统一,矛盾运动,仅仅是指精神或观念,而不是指现实世界。
杜林照搬黑格尔“本质论”的顺序,无耻地叫嚷什么这是“存在的逻辑特性”,胡说这种特性首先在于“力的对抗”,在于“对立”。他根本否认事物的矛盾,他所说的“对抗”或“对立”,完全是形而上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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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自然哲学。时间和空间
46.又和黑格尔一样(《全书》第95节),存在被赋予无限性——黑格尔称之为恶的无限性(第“页)
这段话是批判杜林把时间、空间的无限性理解为数学中“无限序列”的错误观点的。
黑格尔在《小逻辑》(《全书》的第一部分)第93节中说:“某物成为一别物,而别物自身亦是一某物,因此它亦同样成为一别物,如此递推,以至无限。”紧接着,第94节就指出:“这种无限是坏的或消极的无限”,这种无限只是某物和别物两种有限之物相互交错、往返重复的“无穷进展”。一个有限接着一个有限,这种过程不论想象得多么遥远,它终究还是一个有限。因此,黑格尔认为,把无限和有限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是“根本虚妄的”,排除了有限的无限是抽象的、空洞的。有限之物重复相加的“无穷进展”并不是“真无限”,而是其种“恶无豫”或“坏无限”。“真无限”乃是有限和无限的统一,是一个具有矛盾性的变化过程。恩格斯对黑格尔这个思想给予了肯定的评价:“无限性是一个矛盾,而且充满种种矛盾。无限纯粹是由有限组成的,这已经是矛盾”,“如果矛盾消灭了,那就是无限性的终结。黑格尔已经完全正确地看到了这一点”。(第48、49页)
杜林和黑格尔一样,也赋予存在以无限性,然而他对无限性却作了形而上学的歪曲。他认为,无限性不包含矛盾,无限性是有开端的,并有唯一的方向,而在数列中单纯的量向一个方向的连续累积,就是无限性的“唯一基本形式”。这种“无限序列”,正是黑格然所批判的那种“恶无限”,也即“坏的”或“消极的”无限。
47.他孜孜不倦地从康德的二律背反中抄下对他有用的东西,而把其余的东西抛在一边(第46页)
“二律背反”是康德哲学的用语。康德把人的认识能力分成感性、知性和理性三个环节,认为感性和知性只能认识世界的现象,而不能认识世界的本质;当理性试图去认识世界的本质时,又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自相矛盾之中,即两个相反的命题按同样的逻辑方式,都可以得到证明。他把这种两个原理或命题的矛盾叫做“二律背反”。他提出四个“二律背反”:(1)世界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是有限的;世界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是无限的。(2)世界上一切东西都是由单一的不可分的部分所构成;世界上没有单一的东西,一切都是复杂的和可分的。(3)世界上有自由;世界上并无自由,一切都是必然的。(4)世界有最初的始因;世界没有最初的始因。每个“二律背反”的前一个命题叫“正题”,后一个叫“反题”。
康德宣扬“二律背反”,目的是想说明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论述客观事物的不可知,限制人的认识,为宗教信仰保留地盘。康德的“二律背反”形而上学地把有限和无限、单一和复杂等矛盾双方割裂开来,只看到矛盾双方的对立,而看不到矛盾双方的联系和统一,这显然是错误的。但是,在客观上它总还是反映了人们思想和认识中实际存在的某些矛盾,如有限与无限、单一与杂多、自由与必然等,包含着辩证法的成分。而杜林为了论证自己的形而上学时空观,却断章取义,择其所需,抛开康德的第一个“二律背反”中的“反题”,即关于时间和空间无限性的论证,只抄了时间有开端、空间有界限的论点。杜林的“创见”,就是给这个论点按了“定数律”这个名称。
48.康德很懂得这一点,所以他只是间接地、转弯抹角地把他的数列移到世界的空间性上来。杜林先生却相反,他强迫我们接受空间中的六度,随后又对那位不愿以空间的通常的三度为满足的高斯所表现的数学神秘主义表示难以言喻的愤慨(第47页)
时间和空间的真实无限性是和无限序列的无限性不同的。康德很懂得这一点,所以在论述空间有限性时,只是转弯抹角地引述了数学中的无限序列的观念。他说,如果世界是个无限的整体,而整体必须由部分所构成。整体量的大小,只有靠部分的重复相加或通过把它的部分综合起来,才能得出。所以,要把充满一切空间的世界想象为一个无限的整体,就必须把对世界所有各部分的综合看作已经完成,也就是说在逐一计算同时存在的各个有限部分时,必须认为一个无限的时间已经终止了。可是,这是不可能的。因此,世界在空间上不是无限的,而是有限的。但是,康德并不认为这个命题已经通过自己的证明得到了最终解决,他公开声明,相反的命题即世界是无限的,同样也是可以证明的。
杜林则不同,他把无限性理解为无限序列,认为数学中的无限序列是无限性的“最明显形式”。这是十分荒谬的。因为数学中的无限序列总是从第一项开头的,如果把这种无限序列应用于空间,那就可以从一点开始,按三个相反的方向延伸出六条线,从而得出空间的六度。可见,杜林把无限性理解为无限序列,实际上就等于强迫人们承认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的六度空间。
高斯(1777—1855),德国著名的数学家,曾创立了多度空间的几何学体系。现实的空间是三度空间,即由长、宽、高构成的。多度空间是一种科学抽象,这在数学上是允许的,有用的。杜林一方面硬要人们接受六度空间的荒谬观念,另一方面,却对高斯在数学上所设想的多度空间表示愤慨。他污蔑高斯的多度空间几何学是随意制造的“数学神秘主义”,是“纯粹的荒谬”,是“儿戏”、“怪物”等等,这充分表现了他的荒唐和无知。
49.黑格尔的“在时间以外消逝的存在”和后来谢林的“不可追溯的存在”(第49页)
黑格尔的“在时间以外消逝的存在”是在《逻辑学》“本质论”部分讲的。“存在”和“本质”是“绝对精神”在逻辑阶段自我发展的两个环节。黑格尔认为,“存在”是思想的直接性,“本质”是思想的间接性,二者总是同时的。“本质”是“存在”的真理,“存在”是潜在的“本质”。由“存在”到“本质”只是概念的矛盾进展过程,而非客观事物的现实运动,因此没有时间流逝可言,存在的消逝是在时间之外的。黑格尔说:“本质是已经过去了的存在,但不是时间上过去了”,而是隐藏到“存在”背后去了。已经过去的“存在”,在“本质”里不是完全被否定,而是被扬弃,即既被克服又被保存。这完全是唯心主义的,但包含着辩证否定的合理思想。
德国古典唯心主义者谢林(1775—1854)的“不可追溯的存在”,是指亘古以前的一种混沌状态。这种状态是一种“无差别的同一性”,是一种不可追究和言说的“绝对”,是一种不自觉的精神力量。在他看来,现实自然界就是由此产生和发展出来的。这实际上是上帝创世说的变种。但谢林认为,“不可追溯的存在”是在不自觉地活动的,正由于这种不自觉活动,它才逐步超出“无差别的同一性”而产生出世界上的万物万事。他还认为“不可追溯的存在”是偶然的,它通过克服自已的对立性,来证明它的必然性。就这一点来说,它也具有某些辩证发展的思想。
黑格尔和谢林关于存在的观点都是唯心主义的,但其中包含着辩证法的合理因素。这同杜林的所谓时间有开端,在开端以前,存在处于自身等同、没有变化的原始状态的形而上学观点比起来,还是合理的观念。
50.正因为时间是和变化不同的,是离开变化而独立的,所以可以用变化来测度时间(第49—50页)
时间和运动(或变化),都是物质的存在形式,它们同物质不可分割,都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客观存在的。但是,时间和运动不同。时间是指物质存在的持续性和顺序性,它是依赖物质而存在,离开运动变化而独立的。所谓时间“离开变化而独立”,是设想一个物体即使处于不发生任何变化的静止状态,它也是要持续地存在下去的,还是要经历时间的。这种“不发生任何显著变化的时间,决不等于不是时间;它宁可说是纯粹的、不受任何外来物的混入所影响的时间,所以是真正的时间,作为时间的时间。”(第50页)这就是把时间上发生的各种事情当作无关的东西撇在一边,从而抽象出一种其中不发生任何事变的纯粹的时间概念。运动则不同,它是指物质世界所发生的一切变化和过程。运动的物质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之中,物质运动是以时间和空间为前提的。时间之外的运动是根本不可能设想的。正由于时间和运动变化有这种区别,所以时间长短就能以一定的物质运动变化来计量。例如,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为一年,月亮绕地球一周为一月,地球自转一周为一日,等等。因此说,物质变化存在于时间之中,并由于时间而存在;而不能说时间仅仅由于运动变化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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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自然哲学。天体演化学,物理学,化学
51.伊奥尼亚派(第53页)
这是古希腊最早的一个自发唯物主义学派。伊奥尼亚位于小亚细亚西部沿海地区。公元前七至六世纪,这里的奴隶制经济比较发达,阶级矛盾尖锐,在反对奴隶主贵族的斗争中,出现了一批代表工商业奴隶主利益的唯物主义者。主要代表人物有泰勒斯(约公元前624—547)、阿那克西曼德(约公元前610—546)、阿那克西米尼(约公元前585—525)和赫拉克利特等。他们的哲学统称为伊奥尼亚派哲学。
伊奥尼亚派承认世界有统一的物质本原,他们大都用一种具体的有形东西来解释万物的起源和自然现象多样性的统一。泰勒斯认为这种统一的本原是水,阿那克西米尼认为是空气,赫拉克利特认为是火。恩格斯指出:“在这里已经完全是一种原始的、自发的唯物主义了,它在自己的萌芽时期就十分自然地把自然现象的无限多样性的统一看作不言而喻的,并且在某种具有固定形体的东西中,在某种特殊的东西中去寻找这个统一”。(《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25页)同时,伊奥尼亚学派的哲学家都是自发的辩证论者,认为世界万物都处于永恒的运动变化之中。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种辩证法还是以直观的纯朴的形式出现的。
52、哥白尼(第54页)
哥白尼(1473—1543),波兰杰出的天文学家,太阳中心说的创始人。1543年,哥白尼在他去世的前夕发表了《天体运行》一书。这部著作以观测的经验材料为依据,提出了太阳中心说。按照这个学说,宇宙的中心不是地球,而是太阳;地球和其他行星一样,是一个围绕太阳运动并且在自己的轴上转动的普通行星。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推翻了自公元二世纪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埃及天文学家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有力地打击了上帝创造世界的神学观点,对后来自然科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恩格斯说,哥白尼“给神学写了挑战书”,“从此自然科学便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9、446页)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哥白尼还不懂得太阳仅仅是太阳系的中心,就无限的宇宙来说,是无所谓中心的。
53.罗伯特·迈尔(第58页)
罗伯特·迈尔(1814—1878),德国物理学家,主要著作有《热力学论文集》。1842年,他通过实验证明了从热到机械力和从机械力到热的转化,最先提出了热功当量的概念,并从理论上推算出了热功当量的数值。1845年,他进一步表述了运动形式的转化,说:“在每一情况的特定条件下,任何一种运动形式都能够而且不得不直接或间接地转变为其他任何运动形式。”迈尔的这些发现是当时物理学上的巨大进步,对形而上学自然观是一个有力打击。
54.热之唯动说(第60页)
热之唯动说,是关于解释热现象的一种理论。十八世纪,占统治地位的“热素”说认为,热是一种神秘的、不可捉摸的特殊物质。与此相反,热之唯动说认为,热本身不是物质,而是物质的一种运动形态。早在十七世纪,英国培根、波义耳和牛顿等人就从理论上提出了热是运动的基本思想,波义耳甚至说热是分子运动。十九世纪,许多科学家经过实验证明,热是一种特殊的运动,是由机械运动转化来的;特别是关于气体分子动力学的研究,进一步揭示了热的本质,确证热是分子的无规则运动。恩格斯对热之唯动说的基本思想进一步作了科学的表述,指出:“热就是物体的那些活动的最小粒子(分子)按照温度和聚集状态而发生的或大或小的振动,这种振动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变为任何其他的运动形式”。(第60页)并指出,热之唯动说为运动既不能消灭又不能创造的观点提供了新的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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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解放 发表于 2016-6-17 18:56 | 显示全部楼层

七、自然哲学。有机界
55.在生命的范围内,飞跃往后就变得愈来愈稀少和不显著(第64页)
量变和质变相互转化规律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但由于每一物质运动形式中的矛盾都有其特殊性,这个规律在不同的物质运动中表现形式也就不一样。从旧质到新质飞跃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在一些事物中是通过突然的、迅速的爆发来实现的;在另一些事物中则采取缓慢的新质逐渐积累和旧质逐渐衰亡来完成。在生命范围内的飞跃,通常都采取后一种形式,它比无机界中的物理、化学等变化,时间较长,数量也较少。生命的进化,例如从原始生物到无脊椎动物、从无脊椎动物到脊椎动物、从脊椎动物到人类的飞跃,少则也要若干百万年,多则要若干亿年才能实现。一个新物种的产生也不是突然地出现的,而是一个逐渐变化发展的漫长过程。一个生物机体从产生、成长到衰老的每一个阶段,也都是通过新质逐渐积累的方式而实现的飞跃。正因为生命过程的这种特点,和物理、化学等其他运动形式相比较,飞跃在生命范围内就显得稀少和不显著。但是,不管它带有怎么样的特殊性(例如时间较长、变化较慢,不那么显著等等),生命从一种质态过渡到另一种质态,总是一种飞跃。形而上学者杜林否认从无机物到有机物转变过程中的飞跃,是根本错误的。
56.目的这一概念帮助杜林先生在观念上转到有机界。这又是从黑格尔那里抄来的(第64页)
从无机界过渡到有机界,这是经过一系列极其复杂的物理化学变化的客观过程。而黑格尔却从唯心主义出发,把这种过渡说成是“概念的转化”。在《逻辑学》的“概念论”一章中,他叙述了概念由“主观性”、“客观性”到“理念”的发展;“客观性”阶段又经过了“机械性”、“化学性”和“目的性”三个环节,然后就过渡到“理念”阶段。“理念”阶段的第一个环节,就是“生命”。他认为,概念在“化学性”中还处于迟滞的潜在状态,其能动性还没有发挥和解放出来。从“化学性”过渡到“目的性”之后,概念才逐步超出或否定了“客观性”的束缚,从而成为自觉的存在,以至进到生命。经过这样的逻辑推论,黑格尔便从化学性导出了生命。但是,在谈到目的时,黑格尔区分了“内在目的”和“外在目的”,并强调“内在目的”的意义。所谓“内在目的”,是指存在于事物本身中的必然性中的目的,它不是被一个有意识地行动着的第三者(也许是上帝)纳入自然界的。
杜林在解释从无机界向有机界过渡时,抄袭了黑格尔的“目的性”这一概念。但他只是强调“外在的目的”,把无机界向有机界的过渡说成是自然界有目的的自觉行动,而闭口不谈自然界本身发展的必然性,从而陷入了唯心主义目的论泥坑。所以,他所说的自然界的目的性,是比黑格尔更加倒退了。
57.从泛神论到自然神论的“桥”上(第64页)
泛神论,是一种把神融化在自然界中的哲学观点。它宣称,神就是自然界,神存在于自然界一切事物之中,并没有什么超自然的主宰或精神力量。泛神论流行于十六——十七世纪的西欧。这是当时一些唯物主义者表达自己世界观的一种特殊方式。主要代表有意大利唯物主义者布鲁诺(1548—1600)和荷兰唯物主义者斯宾诺莎等。后来,一些唯心主义者利用泛神论的观点来调和宗教与科学、唯心与唯物的对立,于是泛神论就变成了一种把物质世界融化在神或精神之中的唯心主义理论。黑格尔的哲学实际上就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泛神论。
自然神论,是一种宗教哲学学说。它承认超自然的上帝存在,世界万物是由上帝创造的。但认为,上帝创世后就不再干涉世上的事了,任自然规律来支配一切。自然神论的主要代表有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伏尔泰(1694—1778)和卢梭等。
杜林把“目的”这个概念搬到自然界,胡说自然界不仅具有“主观的自觉的思维”,而且也具有“意志”。这样,杜林就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体现为自然界的唯心主义泛神论,走向承认超自然的神的存在,从而就站在从泛神论到自然神论的“桥”上了,实际上,也就承认了上帝创造万物。
58.达尔文主义(第65页)
达尔文(1809—1882),英国著名的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创立者。他在长期的科学实践中,通过对动植物实地观察、采集和研究,于1859年发表了震动当时学术界的《物种起源》一书,提出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生物进化学说,即达尔文主义。
达尔文主义认为,生物始终处在从低级到高级的进化发展过程之中。在生活环境的影响下,生物经常地发生细微的变异。在生存斗争过程中,这些变异通过不断的自然选择,适合于外界环境条件的个体得以生存,并逐渐累积和遗传有利的变异而发展成新种,不适合的就被淘汰。达尔文主义是建立在唯物主义观点基础上的,包含着自发的辩证法思想。它科学地揭示了生物进化发展的规律,有力地打击了唯心主义的神造论、目的论和形而上学的物种不变论,促进了生物学的发展,为辩证唯物主义提供了重要的自然科学根据。但是,达尔文的学说还有不少缺点和错误,如盲目引用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片面夸大生存斗争对变异的作用,认为生物界只有进化,没有飞跃等。
59.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第65页)
马尔萨斯(1766—1834),英国庸俗经济学家,反动的人口论炮制者。他断言,人口在不遇到障碍时,按几何级数(1、2、4、8、16……)增加,生活资料,即使在最有利的劳动条件下,最快也只能按算术级数(1、2、3、4、5……)增加。生活资料的增加永远赶不上人口增加的需要。因此,他认为人类社会的贫困是一种永恒的自然现象;要避免劳动者的贫困,唯有使他们生命缩短、人口减少或者停止增殖。他甚至主张用饥馑、瘟疫和战争等罪恶手段来减少人口。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为资本主义罪恶辩护的反动谬论。
60.拉马克(第65页)
拉马克(1744一-1829),法国自然科学家,生物进化论的先驱者,主要著作有《动物哲学》。他最先提出生物进化的学说,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物种不变论进行了斗争。他认为,环境的影响是有机体发生变异的直接原因,生物的多样性是由环境的多样性决定的;有神经系统的动物在环境的影响下,某种经常使用的器官逐步发达,不经常使用的器官逐渐退化;后天获得的性状可以传给后代,使生物逐渐演变为新种。他的这些见解初步奠定了唯物主义的物种进化学说的基础。但他错误地认为,动物的意志和欲望在进化中起着重大作用,他的学说还带有某些神秘主义的色彩。
达尔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总结了生物学的新成就,克服了拉马克学说中的缺点,大大发展了生物进化理论。杜林说达尔文的全部学说是抄袭拉马克的,这是对达尔文的污蔑。
61.正如在李嘉图用来证明工资规律的马尔萨斯论据早已无声无息以后,工资规律还依旧保持自己的效力(第66页)
李嘉图(1772~1823),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和完成者。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工资必然等于劳动的自然价格即工人的最低生活资料的价值。并以马尔萨斯的反动人口论为论据,来说明工资总是围绕工人最低生活资料的价值上下波动。在他看来,如果工资的提高超过了工人最低生活资料的价值,就会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刺激人口繁殖,引起劳动力供过于求,使工资降低;如果工资降低到工人最低生活资料的价值以下,就会使工人生活状况恶化,造成劳动人口减少,引起劳动力求过于供,使工资提高。他把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动和工资的变动说成是依存于人口的自然繁殖率,这就掩盖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本质和劳动群众一切不幸的真正根源,因而是极其错误的。但是他认为,工资额的大小是由工人及其家属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同时又受到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影响。他这种见解是正确的,它反映了资本主义工资规律的一个重要内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李嘉图用来证明工资规律的马尔萨斯论据早已无声无息以后,工资规律仍然在继续起作用。
62.特别是由于海克尔,自然选择的观念扩大了(第68页)
海克尔(1834—1919),德国生物学家,达尔文主义者。他为了捍卫达尔文学说,曾同宗教神学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主要著作有《自然创造史》和《宇宙之谜》等。
达尔文认为,生物进化是通过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自然选择进行的。但是,他的自然选择只是强调个体变异的保存或遗传,而忽视了引起个体变异的原因,片面地把生存斗争看作是生物进化的唯一杠杆。海克尔克服了达尔文学说中的这种缺陷,把自然选择观念的内容进一步扩大了。他认为,物种变异是适应和遗传交互作用的结果,生物对环境的适应是进化过程中引起变异的主导的、积极的方面,遗传是物种变异的肯定或保守方面。此外,海克尔又把遗传分为连续性遗传与获得性遗传。连续性遗传是指生物机体将其祖先的性状遗传给后代,也称保守性遗传;获得性遗传是指生物个体把因受外部条件影响而产生的变异性状遗传给后代,也称进步性遗传。
恩格斯充分肯定了海克尔的观点,指出:“海克尔的‘适应和遗传’,用不着选择和马尔萨斯主义,也能决定全部进化过程。”(《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1页)这就是说,过度繁殖引起的生存斗争,虽然对物种变异起着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不是决定性作用,更不是唯一的作用。即使没有过度繁殖的生存斗争,仅仅在环境条件的作用下,物种也能发生变异,生物的多样性首先是同环境的多样性相适应的。
63.由于[乔治·]斯密斯关于亚述的发现,这个原始犹太人原来是原始闪米特人,而圣经上全部有关创世和洪水的故事,都被证实是犹太人同巴比伦人、迦勒底人和亚述人所共有的一段古代异教的宗教传说(第70页)
基督教圣经《旧约·创世记》的故事记载,上帝用泥土造人,取名亚当,并以亚当的一条肋骨造其妻夏娃,同置伊甸园(乐园)中。后因两人违反上帝禁令,偷吃了智慧果(“知善恶树”上的果子),被驱逐出乐园。亚当夫妇生儿育女,才有人类。后来,上帝因世人行恶,降洪水灭世。当时惟有诺亚是个义人,因而上帝命诺亚造方舟,全家得救。诺亚的大儿子名叫闪,圣经传说他是闪米特人的祖先,闪的子孙后代有亚述、以色列(圣经故事中犹太人的第三代祖先)等。英国考古学家乔治·斯密斯(1840—1876),根据他在古亚述首都尼尼微发现的关于洪水故事的碑碣,经过考察证实,亚当这个原始犹太人,是根据原始闪米特人的传说塑造出来的;圣经上这一段创世和洪水的故事,是古代“两河流域”,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的犹太人、巴比伦人、迦勒底人和亚述人所共有的宗教传说。
杜林诬称达尔文断定一切现存的有机体都是“一个”唯一的原始生物的直系后代,故意把这个原生生物同原始犹太人亚当相提并论,把达尔文进化论同上帝创世说联系起来,加以丑化、污蔑。在杜林看来,现存的有机体同这“一个”原始生物之间的亲缘关系,就象“两河流域”的各民族同亚当之间的亲缘关系一样,是连接不上的。其实这个神话传说,也不是那一个人随意捏造的,它的产生是有一定历史背景的。经考察,亚当这个传说中的原始犹太人就是原始闪米特人的化身,而闪米特人的后代就包括了亚述人、犹太人等等,这个亲缘关系的脉络也还是清楚的。而杜林对此却根本无知。
64.自然发生论(第70页)
自然发生论(又称自生论)否认生物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认为生命是从无生命物质或死的有机物中突然发生的。早在古代就有人提出了这种观点,以为昆虫、蚯蚓、老鼠都是从腐烂的有机物中产生的。我国古代也流传过“腐草为萤”、“蝉固朽木所化”等类似说法。直到十七、十八世纪,还有人认为低级的有机体,如菌类、纤毛虫等是从无机物中突然发生的。这种观点显然是不科学的。
1862年,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1822—1895)对生物自生问题进行了实验。他将有机液放在曲颈瓶内煮沸,然后将瓶口密封起来,隔了几年仍然没有微生物产生。若将煮过的有机液再装在不加封闭的容器中,很快就出现微生物。这说明,这些微生物是从早已存在于容器中、或者是从外边落进去的胚胎发育起来的。巴斯德由此得出结论:活的微生物是不可能从无生命物质中突然发生的,现实中根本没有所谓生命凭空自生的现象。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它总是和蛋白体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有生命的物质固然是从无机物发展来的,但这个发展绝不可能一下子突然实现,而是经历了一个相当悠久的、复杂的历史过程的结果。
65.有机体的胚胎向成熟的有机体的逐步发育同植物和动物在地球历史上相继出现的次序之间有特殊的吻合。正是这种吻合为进化论提供了最可靠的根据(第71—72页)
古生物学关于生物化石类型的系统发育系列的研究证明,现在有机界的各种植物和动物,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的,而最早存在的只是一些最简单的原始生物。后来,通过适应和遗传的交互作用,从原始生物中一步一步地分化出了低等植物和动物,又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发展系列之后,才出现了结构复杂的高等植物和动物。胚胎学关于胚胎发育过程的研究证实,个体发育恰好是这种系统发育的缩影。比如,人的胚胎是从受精卵开始的,受精卵象动植物的原始单细胞生物,经过分裂由单细胞发展为多细胞,依进化次序,逐步出现了低等动物的形态和特征。人的胚胎在早期具有脊索、尾巴和鳃裂;到五至六个月时,胎儿身上布满了细毛;到七个月时,胎儿脑有了皱纹,和类人猿相似。这说明人同哺乳动物,尤其是同类人猿有若密切的亲缘关系。胚胎发育的研究找到了人类起源于动物的鲜明证据。
个体发育和系统发育所经历的各个阶段相吻合,这一重要论断是十九世纪末由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等人提出来的,它进一步证实了达尔文进化论的正确性。
八、自然哲学。有机界(续完)
66.热的机械当量(第73页)
也叫热功当量,是指热量的单位与机械功的单位之间的数值关系。热量的计算一般以卡为单位(在标准气压下,使1克纯水的温度升高摄氏1度时所需要的热量为1卡),但根据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热量同样也可以用机械功的单位来计量。经过实验测定,热的机械当量,就是产生1千卡的热所需要做的机械功,它等于427千克重米。反过来,机械功也可以用热量的卡来计算,机械功的热当量,就是做1千克重米的功所需要的热量,等于1/427千卡。
67.赫胥黎(第75页)
赫胥黎(1825—1895),英国生物学家。在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一书后,他竭力支持和宣传生物进化学说,与当时宗教势力作了激烈的斗争。他的主要著作有《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动物分类学导论》和《进化论与伦理学》(旧译《天演论》)等。
赫胥黎从比较解剖学、胚胎学、古生物学等方面,详细阐述了动物和人类的关系,确定了人类在动物界的位置,提出了人、猿同祖论。但他不了解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主要特征,不了解这种能动性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所以,一进入人类历史领域,他就陷入唯心主义了。他还首次提出“不可知论”一词,认为人们只能认识感觉到的现象,而不能认识引起感觉的物质本身。但是,他在从事具体的自然科学研究时,却是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的。他的不可知论,实际上是一种“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
68.感觉并不必然和神经相联系,但是大概和某种至今还没有确切地弄清楚的蛋白体相联系(第77页)
这是恩格斯驳斥杜林的所谓感觉必定和神经器官相联系,感觉是区别动植物的唯一标志的谬论时提出来的一个重要论断。感觉是一切生物对外界刺激的反应能力,它并不总是同神经器官相联系的。植物根本没有什么神经器官,但有些植物如含羞草等,稍被触动就会把叶子合拢起来,猪笼草等甚至还可以捕食小虫,不能说植物就没有丝毫感觉的痕迹或感觉的能力。至于动物,从原生动物(变形虫、眼虫等)、海绵动物(海绵等)到腔肠动物(水螅等),也没有神经器官,但它们都有感应性,能对外界各种刺激作出反应。例如眼虫是单细胞动物,细胞体上有一淡红色眼点,能够感光。只是进化程度较高的蠕形动物如蛔虫等,才开始分化出专门执行接受和传导外界刺激职能的神经细胞。而比较完全的神经系统,则只有进化到脊索动物才出现。所以恩格斯指出,感觉并不必然和神经相联系,而是和某种蛋白体相联系的。现代细胞学已经揭示出,一切活细胞都具有感应性,都能对外界刺激作出不同的反应。细胞的最重要成分是蛋白质,它决定着细胞的主要结构、组织和机能。这就进一步确证了恩格斯关于感觉是和某种蛋白体相联系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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