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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杜林论》提要和注释(中央党校编写小组 1974年8月)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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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 发表于 2016-6-17 09:0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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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杜林论》提要和注释
中央党校编写小组编
1974年8月第一版

目录
内容提要
《反杜林论》写作的历史背景
三版序言
引论
一、概论
二、杜林先生许下了什么诺言
第一编哲学
三、分类。先验主义
四、世界模式论
五、自然哲学。时间和空间
六、自然哲学。天体演化学,物理学,化学
七、自然哲学。有机界
八、自然哲学。有机界(续完)
九、道德和法。永恒真理
十、道德和法。平等
十一、道德和法。自由和必然
十二、辩证法。量和质
十三、辩证法。否定的否定
十四、结论
第二编政治经济学
一、对象和方法
二、暴力论
三、暴力论(续)
四、暴力论(续完)
五、价值论
六、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
七、资本和剩余价值
八、资本和剩余价值(续)
九、经济的自然规律。地租
十、《批判史》论述
第三编社会主义
一、历史
二、理论
三、生产
四、分配
五、国家,家庭,教育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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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解放 发表于 2016-6-17 09:09 | 显示全部楼层
    注释
    《反杜林论》写作的历史背景
   
     《反杜林论》,是恩格斯在同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杜林的论战中,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一部伟大著作。列宁曾指出,《反杜林论》“分析了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最重大的问题”,“是一部内容十分丰富、十分有益的书”,(《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92页)它和《共产党宣言》一样,是“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442页)
      《反杜林论》写于1876—1878年间,先以论文形式陆续发表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机关报《前进报》上,1878年7月汇编出版。这部著作决不是恩格斯“内心激动”的成果或“纯学术争论”,而是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斗争需要的产物。恩格斯在初版序言中,对这本书的写作原因作了扼要的说明。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已经结束,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了顶点,开始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这一时期,欧美各国工人阶级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在工人阶级队伍进一步壮大的基础上,先后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工人政党。各国党积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积蓄革命力量,准备未来的战斗。当时国际工人运动的革命中心,已从法国转移到了德国。
       德国在1871年统一之后,资本主义得到了迅速发展。随着资本主义剥削的加深,无产阶级同地主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工人运动蓬勃高涨,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工人政党实现统一,对统治阶级形成了严重的威胁。德国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同地主阶级的联合专政,一方面积极支持俾斯麦政府用暴力镇压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另一方面又大肆宣扬各种浅薄庸俗的折衷主义,企图瓦解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抵制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影响。这时,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既接近社会主义,而又调和阶级矛盾,反对革命斗争,既想从理论上概括飞速发展的各门科学,而又坚持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们滥造了种种“体系”,冒充科学权威,妄想出人头地。杜林就是这种假科学在工人运动中的典型代表之一。
       柏林大学讲师杜林(1833—1921),从1867年起就攻击马克思主义。1875年前后,他以社会主义“改革家”的面貌出现,著书立说,扬言要在科学中实行一次完全的“变革”,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更加猖狂的攻击。他鼓吹形而上学唯心主义谬论,反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散布庸俗经济学反动观点,抹煞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肆意歪曲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用反动的伦理社会主义对抗科学社会主义。杜林是马克思主义当时最危险的敌人。
       杜林的反动思想直接危害着当时德国工人党的健康发展。1869年建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即爱森那赫派,是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但是在理论上还很不成熟。1875年,它在同拉萨尔派实行合并时,由于无原则妥协,没有同拉萨尔的机会主义路线划清界限,因而在党内滋长了对机会主义的迁就情绪,使杜林的反动理论得到了泛滥。有名的机会主义者伯恩施坦、莫斯特、恩斯和弗里切等,都成了狂热的杜林分子。他们无耻地赞颂杜林是“科学领域内最热心、最果敢、最勤奋的首领”,称杜林的著作是“划时代的著作”,并且采取阴谋手段,迫使党的《人民国家报》发表他们吹捧杜林的反动文章,妄图把杜林的荒谬理论散布到工人群众中去。这些人和杜林勾结一起,形成了一个机会主义的小宗派,明谋篡夺党的领导权,分裂党的组织,另立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就更为严重的是,杜林对资本主义不痛不痒的“批评”和对共产主义的虚伪“称赞”,甚至骗取了党的左派领袖倍倍尔等人的支持和信任。倍倍尔在1874年就匿名发表文章,称赞杜林的“基本观点是卓越的”。党的刊物也转载杜林歪曲马克思学说的著作。这样,就给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造成了严重的混乱。那时的德国工人阶级,居于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的前列,如果让杜林之流的阴谋得逞,也将会给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严重危害。
       在这种情况下,彻底批判杜林,捍卫科学共产主义学说,提高党的思想理论水平,就成为德国党在思想理论战线上的迫切任务。恩格斯指出:“德国社会党正在迅速地成为一种力量。但是,要使它成为一种力量,第一个条件是不让这个刚刚赢得的统一受到危害。而杜林博士却公开地着手在自己周围建立一个宗派,一个未来的单独的政党的核心。因此,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我们必须应战,把斗争进行到底。”(第322页)①于是,恩格斯便放下《自然辩证法》一书的写作,着手对杜林进行批判。
       ①本书中引文出处凡未注书名的,都是指《反杜林论》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3年单行本的页码。

       恩格斯在写作《反杜林论》的过程中,得到了马克思的积极赞同和协助。1876年5月恩格斯给马克思写信,研究对杜林的批判问题,马克思立即回信说:“我的意见是,要不顾一切,批判杜林”。(《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4卷,第500页)马克思积极协助恩格斯收集有关资料,看过这本书的全部手稿,并且亲自写了政治经济学编第十章,批判了杜林关于经济学说史方面的错误。所以说,《反杜林论》所阐述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个人共同的观点。
       杜林的社会主义是以所谓新哲学体系的最终形式出现的。恩格斯为了彻底粉碎杜林的“体系”,清除当时德国流行的各种资产阶级学说“体系”的影响,并在批判中充分发挥自己对每个问题的科学见解,在《反杜林论》中涉及了非常广泛的领域。“因此消极的批判成了积极的批判;论战转变为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而这一阐述包含了相当广泛的领域。”(第6页)恩格斯总结了《共产党宣言》发表之后三十年来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和自然科学的成就,以百科全书的形式,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即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及其内在联系,集中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在当时所达到的成果。全书围绕着科学共产主义这一核心问题,全面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复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和剩余价值学说,并运用这些原理深木解剖资本主义社会,论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客观必然性。《反杜林论》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党性原则和崇高的战斗风格,是革命性和科学性相结合的光辉典范,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
       《反杜林论》的发表,粉碎了杜林一伙的进攻,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加强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巩固了党的统一和团结。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反杜林论》一书“所主张的观点已经深入科学界和工人阶级的社会意识中,——而且这种情况出现在世界上一切文明国家里。”(第13页)因而也有力地推动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
       在反对杜林和拉萨尔的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恩格斯深刻地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强调了无产阶级政党特别是党的领导者学习革命理论的重要意义。恩格斯向当时德国工人党的领导人指出:“领袖们有责任越来越透彻地理解种种理论问题,越来越多地摆脱那些属于旧世界观的传统词句的影响,而时时刻刻地注意到: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德国农民战争>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01页)德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只有用革命理论武装起来,才能经受住阶级斗争的严重考验,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先锋作用。
       伟大领袖毛主席总结了我们党内十次路线斗争的经验,特别是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经验,号召全党:“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三条原则,最基本的是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搞马克思主义,首先必须学习马克思主义。认真读《反杜林论》等马、列的书,认真读毛主席的书,对于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了解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斗争的历史,批判苏修叛徒集团的修正主义,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反修防修,完成党的十大提出的战斗任务,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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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解放 发表于 2016-6-17 10:22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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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版序言

       第一版序言主要讲《反杜林论》一书的写作原因、经过和涉及的范围;第三版序言说明新版对个别章节的修改。这里着重介绍第二版序言。
在第二版序言中,恩格斯首先概述了本书大量发行的原因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和影响,说明新版的修改情况,然后着重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创立及其自然科学基础,指出了学习辩证法的重要意义。
       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创立是自然观上的革命变革。十七至十八世纪,在自然科学领域,孤立、静止、片面地观察事物的形而上学自然观占统治地位,这是同当时自然科学的发展状况相联系的。十九世纪初,黑格尔第一个自觉地表述了辩证法的基本特征,但他的辩证法是淹没在唯心主义体系中的。在他看来,辩证发展的只是“精神”,自然界则是僵死不变的,他的自然观并没有摆脱形而上学的束缚。马克思和恩格斯剥去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外壳,吸收其中的合理内核,“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了自觉的辩证法并且把它转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第8页)可是,要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必须具有数学和自然科学知识。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象旧的自然哲学那样,“把辩证法的规律从外部注入自然界,而在于从自然界中找出这些规律并从自然界里加以阐发”。(第10页)为此,马克思恩格斯曾花费巨大的精力,研究各门自然科学,深刻地揭示了自然界的辩证规律。恩格斯指出:“在自然界里,同样的辩证法的运动规律在无数错综复杂的变化中发生作用,正象在历史上这些规律支配着似乎是偶然的事变一样”。(第9页)
       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确立是有其深厚的自然科学基础的。恩格斯概述了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指出自然科学的许多新发现,如“真正”气体的液化、热运动的计量、能量转化定律、生物进化论和细胞学说的建立等,清楚地说明了自然过程的辩证性质。自然界中的一切事物都处在永恒的运动变化之中,它们之间的区别和对立,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因而只具有相对意义。唯物主义的辩证自然观正是对于这种客观规律的自觉反映。那种赋予事物之间的区别、分类以固定性质和绝对意义的见解,不过是人们把自己主观思考中的片面观点加于自然界的。“辩证法不知道什么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过渡,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且使对立互为中介;辩证法是唯一的、最高度地适合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阶段的思维方法。”(《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35页)
       最后,恩格斯强调了自然科学家学习唯物辩证法的重要意义。十九世纪初,自然科学已逐步由分门别类地搜集材料的阶段发展到了系统地综合整理材料的阶段。可是,到了八十年代,自然科学在理论方面仍被当时流行的折衷主义、形而上学统治着。理论自然科学的革命变革,单靠自然科学本身越来越多的发现,当然也可以自发地实现,不过这需要经历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如果自然科学家学会了辩证法,进而自觉地去研究事物的辩证性质,就比较容易达到对自然过程的辩证认识,从而大大缩短这个过程。因此,恩格斯指出,自然科学家应该认真研究辩证哲学,提高辩证思维的能力。只要自然科学家努力掌握二千五百年来哲学发展所达到的成果,即掌握唯物辩证法,那么自然科学就会较快地摆脱凌驾于其上的自然哲学,摆脱从十七世纪英国培根和洛克等人那里沿袭下来的形而上学。对这一点,恩格斯在《<反杜林论>旧序》中作了精辟的论述,并指出:“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7页)这就是说,要掌握辩证的思维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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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解放 发表于 2016-6-17 18:31 | 显示全部楼层
一、概论
《概论》要是论述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围绕这一中心,恩格斯阐述了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两种思维方法的对立,阐明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基本思想及其创立的意义,深刻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即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概论》是学习《反杜林论》的一个总纲。
(一)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第14页一第17页第1段)
现代社会主义学说的产生是有一定的经济根源和思想来源的。就其内容来说,它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对立的反映,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考察的结果;而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的初期形态――空想社会主义,表现为十八世纪法国启蒙学者的理性原则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
十八世纪的法国启蒙学者,是新兴资产阶级的革命思想家。为了给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他们把理性作为衡量一切的尺度,对封建制度以及为这一制度辩护的宗教、法律、道德等各种传统观念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他们认为,自由、平等、博爱等原则是合乎理性的,是永恒真理;而过去的一切社会形式、国家制度和传统观念都是违背人类理性的,必须统统抛弃。在反封建的斗争中,这种批判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启蒙学者不是把生产方式,而是把理性看作人类活动和社会结合的基础,这种历史观点则是唯心主义的。他们的所谓理性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理想化的王国。十八至十九世纪初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正是把这种理性作为理论出发点的。
在资产阶级开始反对封建贵族的时候,广大无产者群众和资产者之间的矛盾就存在了。伴随着尚未成熟的无产阶级各个时期的革命斗争,先后产生了莫尔、康帕内拉、摩莱里和马布利等人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十九世纪初,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学说就是这种社会主义理论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抨击了资本主义的罪恶,对未来社会的图景提出了一些合理的猜测。他们要建立的理性王国,反映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受苦群众的一定愿望,同启蒙学者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理性王国有着天壤之别。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一样,也是不合理性的,必须把它抛弃。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学说有其合理的部分,因而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
但是,当时资本主义生产还不发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还未充分展开,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只好求助予理性,凭空构思新社会的轮廓。所以,他们的社会主义学说的理论基础,仍然是十八世纪启蒙学者的唯心史观。他们认为,人类“理性”或“天性”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从这种观点出发,他们把人分成两部分,即高出于社会之上的个别“天才人物”和“无所作为”的广大群众。在他们看来,自己是超乎阶级对立之上的,是全人类的解放者或救世主;社会主义不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考察的结果,而是个别“天才人物”发现的永恒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这种“天才人物”的出现,不是历史发展中不可避免的事情,而是一种纯粹偶然的现象;社会主义的实现不需要经过无产阶级革命斗争,而只靠对剥削者的说服劝导就行了。他们始终找不到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力量和革命道路,因此,他们的学说只能是脱离实际的空想。
“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第17页)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不是从头脑虚构出发,而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现实基础出发,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和阶级矛盾,揭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客观规律,使社会主义变成科学。这样就需要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二)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和唯物辩证法产生的意义
(第17页第2段一第23页第1段)
社会主义学说的变革同哲学上的变革有着直接的联系。
恩格斯曾经指出,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必须要有德国的辩证法,否则,“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唯一的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创立”。(《<德国农民战争>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00页)“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77—378页)因此,恩格斯在《概论》中,紧密联系自然科学和人类认识的发展,用很大篇幅阐述了两种思维方法的对立和唯物辩证法的产生。
在人类认识史中,关于事物发展的法则,从来就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种对立的见解。辩证法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在同形而上学的不断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古代的朴素辩证法认为,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这种世界观在本质上是正确的。但是,它只能直观地、笼统地把握现象总体的一般性质,而不能说明构成总体的各个细节,它还缺乏精确的科学根据和分析。正由于古代辩证法具有自发的朴素性质,后来就被形而上学代替了。
十七至十八世纪,形而上学思维方法居于优势地位。这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自从十五世纪末叶以来,自然科学为了研究自然界的各个细节,就把它们从总的联系中分离出来,对其特性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这种研究使人类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了巨大的进步,但却使人们养成一种孤立、静止、片面地观察事物的习惯。一些哲学家又把这种方法当作一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自然科学领域搬到哲学领域,于是就造成了西方近代哲学形而上学占统治地位的局面。形而上学的基本特征,就是否认事物的联系和变化,把一切对立和区别绝对化,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正与负,生与死、原因与结果等,永远处于绝对的对立之中。“它看到一个一个的事物,忘了它们互相间的联系;看到它们的存在,忘了它们的产生和消失;看到它们的静止,忘了它们的运动;因为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第19页)初看起来,这种思维方式作为一种常识在日常生活中是可取的,但一跨入广阔的研究领域就立刻暴露出它的缺陷。当对事物进行较精确的考察时,就会发现,一切事物都处在永恒的变化发展之中,任何对立都是相对的。生与死、正与负、原因与结果等对立的双方,总是在一定条件下互相依存,互相渗透并相互转化的。自然科学越来越多的新发现突破了形而上学的框子,无数事实雄辩地证明:“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第20页)
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德国古典哲学从康德开始到黑格尔,使辩证法得到了高度发展。黑格尔第一次自觉地叙述了辩证法的基本特征。他把自然、历史和人类思维描写为一个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并企图揭示这种过程的内在联系。按照这种观点,人类历史不是偶然现象的堆积和暴力行为的结果,而是有规律的,思维的任务就在于透过偶然现象去揭示历史过程的内在规律。但是,黑格尔没有完成这一任务,除了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主要由于他是个唯心主义者。在他看来,辩证运动的主体不是客观存在的物质,而是一种神秘的“绝对精神”。因而,他的辩证法就不可能是彻底的。黑格尔一方面把人类历史和认识看作一个永无止境的发展过程,而另一方面又宣称,普鲁士王国就是人类历史的终点,他的哲学就包括了绝对真理的全部内容。这种矛盾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黑格尔体系的流产。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了工人运动的经验,综合了人类认识史的积极成果,批判地吸收了黑格尔哲学中辩证法的合理部分,把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结合起来,使辩证法成了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发展普遍规律的科学。唯物辩证法,不仅承认自然界有自己时间上的历史,更重要的是,它“把历史看做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第22页)这样一来,不仅自然科学而且社会科学就彻底摆脱了旧哲学的束缚,从而为人们认识历史发展规律,认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客观规律提供了理论武器。
(三)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创立,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
(第23页第2段一第25页)
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的。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上升到了首要地位。法国里昂工人起义、英国宪章运动,以及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标志着无产阶级已经开始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阶级斗争的事实日益清楚地证明,资产阶级经济学关于资本和劳动的“利益一致”等说教纯粹是撒谎,必须彻底抛弃。可是,“不知道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第24页),不知道生产和经济关系是社会存在的基础的唯心史观,依然统治着人们的头脑。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适应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研究社会历史,批判了唯心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
恩格斯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出从原始社会解体以来,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第24页)这样,唯心主义就最终从历史观中被驱逐出去了。按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原理,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是人们的思想观念,而是社会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运动。在阶级社会里,这种矛盾集中地表现为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因此,社会主义就不再被看做是个别“天才人物”的偶然发现,而是伴随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产生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就在于研究这两个阶级的矛盾及其相互斗争的规律,为无产阶级指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革命道路。
以前的一切空想社会主义同唯物史观是根本不相容的。它们只是痛斥资本主义的罪恶,而不能深刻揭露这种罪恶的经济根源。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现了剩余价值,从而彻底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实质及其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恩格斯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以劳动产品的形式向资本家提供的价值量,要比工人以工资形式从资本家那里得到的价值量大得多,这个大出的部分就是由雇佣工人的劳动创造而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因此,对无偿劳动的占有是资本主义对工人剥削的基本形式。按照剩余价值学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占有的剩余价值越来越多,这就使资产阶级的财富不断积累和无产阶级日益贫困化,从而加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并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最终消灭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恩格斯说:“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破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第25页)在科学社会主义早已创立并日益被广大无产阶级群众所掌握的情况下,空想社会主义的模仿者杜林,竟然跳上舞台,扬言要在科学上实行所谓“全面变革”,要从他那孕育着“最后真理”的理性中,构思出一个社会主义的“标准”体系。这不仅是极端的无知,而且是十足的反动。
伟大导师列宁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在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斗争中,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列宁主义阶段。列宁创立了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并亲自领导了俄国无产阶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使社会主义变成了现实。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中,在同国内外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总结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毛主席精辟地阐明了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并且运用这一规律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规律,系统地论述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
苏修头目勃列日涅夫之流,彻底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叫嚷什么苏联是“发达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它对内复辟资本主义,奴役各族人民,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法西斯主义;它对外扩张侵略,颠覆别国政权,是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勃列日涅夫之流正是列宁所指出的那种“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叛徒、卖国贼林彪一伙紧步苏修的后尘,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叫嚷要在我国搞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实际上,他们效法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思想代表孔丘,打起“克己复礼”的破旗,妄图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在国内把已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扶植起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在国外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联合帝、修、反,反华反共反革命。这伙可耻叛徒,为了兜售假共产主义的黑货,总是不择手段地篡改和修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他们用唯心主义反对唯物主义,用形而上学反对革命的辩证法,用阶级调和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完全堕落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凶恶敌人。
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我们要深入批判苏修叛徒集团的修正主义,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及其鼓吹的孔孟之道,把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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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解放 发表于 2016-6-17 18:32 | 显示全部楼层
二、杜林先生许下了什么诺言
这一章主要是揭露杜林的高傲与无知。杜林自吹自擂,向人们许下了诺言,胡说自己的思想是“最后的、终极的真理”,是“穷根究底的理论”,并使经济学发生了“创造性的转变”,等等,把自己打扮成一切时代最伟大的天才,第一个超人。他对于一些对人类有所贡献的思想家和科学家,则采取粗暴蛮横的否定态度,特别是对马克思进行了恶毒的谩骂和攻击。恩格斯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三编中,通过雄辩的论证和大量的事实,彻底批驳了杜林的谬论,戳穿了他的全部谎言。
第一编哲学
杜林的社会主义是以某种新哲学体系的“最终形式”出现的。因此,恩格斯在批判杜林的反动的社会主义理论时,首先清算了它的哲学基础。在哲学编中,恩格斯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原则,批判了杜林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捍卫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路线,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系列重要原理。列宁说:“恩格斯同杜林的全部斗争始终是在彻底贯彻唯物主义这个口号下进行的。”“在《反杜林论》的每一节中都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就是哲学唯心主义的谎言和糊涂观点。”(《辩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人民出版社1973年单行本,第339页)
哲学编主要讲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在《分类。先验主义》和《世界模式论》中,围绕哲学的基本问题,即物质和意识或存在和思维的关系问题,批判了杜林的唯心主义先验论,阐述了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意识是高度发展的物质即人脑的产物,是对物质世界的反映的唯物主义原理。恩格斯提出了“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等著名论断,彻底划清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哲学路线的根本界限。
自然哲学部分,围绕物质的存在形式问题,着重批判了杜林的形而上学观点,深刻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时空观和运动观。恩格斯提出并阐述了“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以及“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等重要原理。坚持这些原理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抵制各种形式的唯心主义侵袭的必要条件。
道德和法部分,批判了杜林在道德和法方面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阐述了道德和法的阶级性和历史性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以及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些原理。恩格斯提出和论述了一系列重要思想: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辩证关系;道德是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在阶级社会里,“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只能是“消灭阶级”;“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等。
辩证法部分,驳斥了杜林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攻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同黑格尔辩证法的原则区别,论证了辩证法的规律。恩格斯提出了“运动本身就是矛盾”的著名原理,阐述了矛盾规律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并给唯物辩证法下了一个科学定义:“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第139页)恩格斯深刻说明了唯物辩证法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世界观,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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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类。先验主义
这一章,围绕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这一哲学基本问题,批判了杜林从原则出发构造现实世界的唯心主义先验论,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原理,划清了哲学上两条基本路线的界限。
(一)批判杜林从原则出发的唯心主义先验论,阐述思维是对外部世界反映的唯物主义观点
(第31页一第33页第5段)
杜林把哲学对象分成了三类,即一般原则、自然界和人类世界。他认为,存在和意识的一般原则先于经验,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类出现之前,它们是构成各种知识和事物的“终极成分”或基本元素”。这些原则一旦被发现,就可以用来说明一切,只要把它们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就应当与之相适应。于是,他就按照“原则走在前面”、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跟在后面”的“逻辑次序”,把自己的哲学体系分成了世界模式论、自然哲学和人的学说三个部分。对杜林哲学体系的这种唯心主义先验论原则,恩格斯进行了深刻批判。
恩格斯指出,作为杜林哲学出发点的所谓原则,不是来自外部世界,而是从他的头脑中臆想出来的。这种先于事实,脱离实践,从原则出发来构造知识和世界的观点,是一种和唯物主义反映论相对立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对唯物主义来说,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外部世界是不依赖于人的思想而存在的客观实在;关于外部世界的原则,决不是思维自身想象的产物,而只能是思维对外部世界的反映。“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第32页)恩格斯这一精辟论断,深刻地阐明了思维和存在、主观认识和客观对象的真实关系。杜林关于原则先于物质世界,从原则出发来构造现实世界的荒谬观点,不过是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抄袭和模仿。
杜林割裂意识和自然、思维和存在、思维规律和自然规律的关系,把思维看作是脱离自然界和人,从一开始就和自然界相对立的某种现成东西。恩格斯批驳了杜林这种唯心主义观点,深刻地阐明了意识或思维产生的物质根源,进一步论证了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指出,思维和意识,只能是“人脑的产物,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不言而喻,人脑的产物,归根到底亦即自然界的产物,并不同自然界的其他联系相矛盾,而是相适应的。”(第32页)这清楚地说明,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而精神倒是物质的最高产物。思维是人脑的机能,根本不能离开人和自然界而独立存在。因此,“不可能把思维同思维着的物质分开。物质是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变化的基础。”(第327页)意识和自然,思维和存在,思维规律和自然规律,它们相互之间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遵循着同一个辩证的运动规律。那种脱离自然界和人的思维,不是别的,不过是黑格尔的“绝对观念”的变种,上帝的别名而已。
(二)批判杜林的形而上学的“终极真理”体系,阐述人类认识过程的辩证法
(第33页,第6段一第34页第1段)
关于存在形式的先验原则,是杜林哲学的基础。杜林鼓吹先验原则的一种狂妄企图,就是要从某种神秘的概念或原则出发,来构造现实世界,建立凌驾于一切科学之上的所谓“终极真理”的哲学体系。恩格斯批判了杜林这种形而上学谬论,论述了人类认识的辩证过程。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真正的科学认识并不是头脑凭空想象的产物,而是对外部世界及其规律的反映。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不是一下子可以完成的,而是人类在实践中由浅入深逐步深化的发展过程。恩格斯指出,社会实践的发展,要求并推动科学从部分到整体一步步地揭示世界各种过程的内在联系;而且就无限世代的人类来说,也具有认识整个世界一切联系的无限能力。但是,对无限世界作恰如原状的、毫无遗漏的科学陈述,这无论对我们还是对所有其他任何一个时代来说都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矛盾:“一方面,要毫无遗漏地从所有的联系中去认识世界体系;另一方面,无论是从人们的本性或世界体系的本性来说,这个任务都是永远不能完全解决的。”(第34页)这就是说,人类总是力图认识世界的一切过程和联系,而世界体系则是无限的,事物的联系错综复杂,不断发展变化,一定时代的人对它的认识是无法穷尽的。同时,人类本身的无限认识又是通过一个个具体人来实现的,而每个人由于受历史条件和主观条件的制约,其认识总是有限的。这种矛盾只能在人类无限发展的前进中不断地解决;它推动人们不断实践,不断认识,是人的智力进步的主要杠杆。
杜林对认识过程中的有限与无限、相对与绝对的辩证法根本无知。他离开认识的相对性和有限性,只讲认识的绝对性和无限性,从而陷入形而上学的绝对主义。他狂妄宣称,自己的哲学是完成了绝对真理认识的“终极体系”,解决了科学的最终任务。事实上,这就等于封闭了一切科学向前发展的道路。
(三)批判杜林在数学问题上的先验主义,阐述理论思维对现实世界的依赖关系
(第34页第2段一第37页)
杜林认为,和存在的基本原则一样,纯数学也是先验地从人的头脑中构思出来的,它的对象是思维的“自由创造物和想象物”。他把纯数学看作与现实世界没有任何联系,以此作为自己唯心主义先验论的重要根据。恩格斯批判了杜林这种先验论观点,通过分析数学对现实世界的依赖关系,进一步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原理。
恩格斯指出,数学具有脱离任何个人特殊经验的独立意义,但它决不是先验的。纯数学为了反映外部世界的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必须把数和形同客观内容的联系暂时撇开,从现实中抽象出来,以便在纯粹状态中研究抽象的数,研究没有长宽高的点,没有宽度厚度的线和没有厚度的面。数学以抽象的形式出现,只是表面上掩盖了它来源予外部世界的事实,决不能由此断言,纯数学是同客观世界没有任何关系的纯粹想象物。无论数学研究是多么抽象,然而“纯数学的对象是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第35页)数和形的概念不是从其他任何地方,而是从现实世界中得来的;人们计数的能力也不是天生的,而是长期的以经验为根据的历史发展的结果,和其他科学一样,数学也是从人们的需要和社会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恩格斯深刻地阐明了理论思维的特点,揭露了杜林滑向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指出:“正如同在其他一切思维领域中一样,从现实世界抽象出来的规律,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就和现实世界脱离,并且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作为世界必须适应的外来的规德而与现实世界相对立。”(第35—36页)这就是说,人们在社会实践中,通过对外部事物的接触,由感性认识逐步发展到理性认识,透过事物的现象把握了事物的本质,从而就在头脑中形成了对事物规律的认识。这种反映到头脑中的事物规律作为观念性、理论性的东西,同外部事物的规律是不能等同的,它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似乎成了现实世界必须与之适应的外来规律。但是,这种对事物规律的认识不管看起来多么抽象,归根到底,都是来自外部世界的。数学中的公理也并不是先验的,它们是在实践中经过千万次的重复,才逐步在人的意识中有了不证自明的性质。同时,这些从现实中概括出来的数学概念、公理,都是一些抽象的观念和命题,人们只有从实际出发加以具体应用,深入研究现实事物的关系,才能继续前进。如果忘记了数学对客观世界的依赖关系,片面夸大数学的相对独立性,那末,“一切抽象在推到极端时都变成荒谬或走向自己的反面”。(《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9页)杜林根本不懂得理论与实践、主观与客观的辩证关系,把人的理论思维的相对独立性无限夸大,把思维看作是脱离了物质,脱离了人和自然界的东西。这是他陷入唯心主义先验论泥坑的认识论根源。
恩格斯在这一章中,批判了杜林的唯心主义先验论,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为我们批判叛徒、卖国贼林彪一伙鼓吹的唯心主义先验论提供了有力武器。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一贯仇视广大群众的革命实践,鼓吹孔老二的“生而知之”的唯心主义先验论。他否认知识来源于实践,否认认识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胡说人的聪明才智是先天就有的,是从“娘肚子带来的”。他自比“天马”,以“至贵”、超人自居,把唯心主义的天才论作为反党理论纲领,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颠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毛主席及时识破了林彪的反革命阴谋,戳穿了他的谣言和诡辩,彻底批判了他所鼓吹的唯心主义先验论。马克思主义认为,天才无非是聪明些。天才不是靠一个人或几个人,而是要靠广大人民群众的集体智慧,靠党的集体领导,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天才不是天生的,而是在长期的实践中锻炼出来的。林彪把天才说成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所谓“天赋”、“天分”、“天资”,这完全是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用以维护其反动统治的谬论。
毛主席在同右的或“左”的机会主义斗争中,深刻地总结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系统地阐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不能离开实践。人们通过实践发现真理、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人类的认识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发展过程。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毛主席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一文中,又进一步精辟地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的全部认识论,提出了“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的伟大思想。在批林整风运动中,毛主席再次指出,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中级干部,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分清“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不断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毛主席的这些伟大思想和教导,是我们搞好批林批孔运动,反对一切唯心主义的锐利武器,是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根本指针。认真学习毛主席这些教导,对于彻底批判刘少奇,林彪一伙散布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在实际工作中调查研究,做好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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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世界模式论
这一章,继续围绕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这一哲学基本问题,揭露和批判了杜林在世界统一性问题上的唯心主义观点,阐明了世界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的唯物主义原理。
(一)批判杜林从思维引出世界统一性的唯心主义观点,阐述世界统一性是客观世界本身所固有的唯物主义原理
(第38页一第40页第3段)
杜林从唯心主义先验论立场出发,认为世界的统一性不是客观世界本身所固有,而是从思维中引出来的。在他看来,思维的本质就在于把事物联合为一个统一体,所以存在一旦被思考,它就在人的思维中变成了统一体;又因为存在总是和思维相符合的,被思考的存在、世界概念是统一的,因而现实存在、现实世界也就成了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于是天堂、地狱之类的彼岸世界就被排除了。这样,杜林借助于“我们的统一思想”,就使存在的“唯一性”变成了它的“统一性”。
恩格斯首先揭露和批判了杜林对思维的形而上学歪曲,阐明了分析与综合的辩证关系。指出:“思维既把相互联系的要素联合为一个统一体,同样也把意识的对象分解为它们的要素。没有分析就没有综合。”(第39页)就是说,思维在反映外部事物的过程中,必须先分析事物矛盾双方各自的特点、性质和地位,然后才能综合起来,从矛盾双方的相互联结上,从矛盾的总体上加以研究和考察,以期得到对事物的全面深刻的认识。在思维过程中,分析和综合是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分析中有综合,综合中有分析,二者是密切联系的。杜林只承认综合,否认分析。这种没有分析的综合,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谬论,杜林关于世界的统一性就是靠这种思维的综合得出来的。
恩格斯接着批判了杜林颠倒思维与存在的真实关系,阐述了世界统一性的客观性。恩格斯指出,思维“只能把这样一种意识的要素综合为一个统一体,在这种意识的要素或它们的现实原型中,这个统一体以前就已经存在了”。(第39页)就是说,世界的统一性是客观世界本身所固有的,世界作为物质的统一体,在人们对它思维之前老早就存在了。客观存在的统一性是第一性的,是思维中的统一性观念的前提和根据;思维中的统一性观念是第二性的,是对客观存在的统一性的反映。所以,恩格斯讥笑杜林说:“如果我把鞋刷子综合在哺乳动物的统一体中,那它决不会因此就长出乳腺来。”(第39页)杜林那种关于存在的思想是统一的,因而现实中的存在也一定是统一的观点,就是妄图从思想中引出外部世界的统一性,并要外部世界与之相符合。这种观点,不过是黑格尔唯心主义观点的翻版。
杜林用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的方法论证世界统一性,以为这样就可以排除世界“彼岸性”的有神论观点。但是,他离开世界的物质性,把世界统一性归之于思维,这种唯心主义观点和宣扬世界统一于上帝的唯灵论,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更荒唐的是,他用存在这个概念证明上帝不存在的方法,恰好正是中世纪神学家证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论证法。因此,他就根本无法排除唯灵论和信仰主义。
(二)批判杜林关于世界统一于存在的错误观点,阐明世界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的唯物主义原理
(第40页第4段-第41页第2段)
杜林认为,存在是唯一的,是包罗万象的,世界上的各种事物和现象都是由存在发展出来的,因此世界的统一性就在于存在。杜林这种关于世界统一于存在的观点,不能说明任何实质性问题,完全是一句空话。
恩格斯指出:“当我们说到存在,并且仅仅说到存在的时候,统一性只能在于:我们所说的一切对象是存在的、实有的。”(第40页)也就是说,世界统一于存在,这是对包括精神在内的一切对象的最一般的说明,只是说一切对象是“存在”着的、“有”的,也即在“有”这点上它们是共同的、一致的。至于这些对象的其他共同性,以及它们之间的区别,是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等等,那是不能根据一切对象都存在这一点来确定的。唯物主义说这种存在是物质;而唯心主义则说这种存在是精神。所以,“世界统一于存在”,这种含糊其词的折衷主义说法,不仅不能揭示世界的本质,反而掩盖了世界统一性问题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哲学路线的对立。事实上,杜林用“存在”一词来概括世界的统一性,也正是要掩盖其唯心主义观点。他所理解的存在,不是一般唯物主义所说的客观世界,而是他所想象的先于现实世界的一种虚无观念,是真正的虚无。
恩格斯指出,世界的存在是它的统一性的前提,但是世界的统一性并不在于它的存在,“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性”。(第41页)这就是说,世界上千差万别、形形色色的事物和现象都是物质的表现形态。意识、精神,是高度发展起来的物质的产物,是人脑这种特殊物质的属性。世界是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无数物质形态的统一体,除了运动着的物质之外,除了千差万别的无数物质形态之外,世界上再没有别的东西存在。列宁指出:“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感觉到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120—121页)世界的物质性,决不是用简单的三言两语所能证明的。这是由人们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经过自然科学和哲学的长期艰苦研究,不断揭示和概括无机界与有机界、物质与精神以及各种社会现象之间的本质联系,才逐步证明的。在我们视野之外遥远的地方物质存在的具体形态,如火星上是否有人存在等,还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那里的物质作为不依赖于精神而存在的客观实在,这一点却是不容置疑的。因此,世界统一性只能在于它的物质仕,而并不在于它的存在。
恩格斯关于世界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的科学论断,深刻地揭示了世界的本质。辩证唯物主义的这一基本原理,既反对了世界统一于精神的唯心主义,又反对了把物质和精神看作两个独立实体而否认世界有统一性的二元论,同时也和把世界统一于某种具体物体的旧唯物主义划清了界限。坚持这一基本原理,是识破和抵制各种唯心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路线的基本前提。
(三)揭露杜林的世界模式论的唯心主义本质,指出它是对黑格尔《逻辑学》的剽窃
(第41页第3段一第43页)
世界模式论,是杜林用逻辑模式或范畴来构造现实世界的荒谬理论。它是杜林运用先验主义方法,从先于现实世界的抽象的“存在”概念出发,通过一系列概念推导出来的一套观念体系。它的基本思想、结构顺序、主要概念,甚至一些细节,几乎都是从黑格尔的《逻辑学》那里抄来的。所不同的是,在杜林的世界模式论中,质、量、度等概念之间没有丝毫的内在联系,它根本否认矛盾,完全抛弃了黑格尔《逻辑学》中的辩证法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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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自然哲学。时间和空间
这一章主要是批判杜林在时间、空间问题上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观点,阐述关于时间、空间无限性和时间、空间与物质存在相统一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
(一)批判杜林关于时间有开端、空间有界限的形而上学谬论,阐述辩证唯物主义关于对间、空间无限性的观点
(第43页一第49页第1段)
杜林表面上承认世界的无限性,但他认为,无限性就是无限序列,无限性是“没有矛盾的”,并且“具有唯一方向”(即只能向前发展,不能向后倒退);数在数列中的无限积累,正是这种无限性的“最明显形式”。按照数学计算的习惯,无限序列的计算总是从1开始的。因此,在杜林看来,世界的无限性也必须在时间上有开端,在空间上有界限,而且充实在整个时间和空间之内的具体物可以确切计算,是有一定数目的,名曰“定数律”。如果认为无限没有开端,无限序列可以朝相反的方向延伸,那么,这种无限在今天或某个确定瞬间之前已经流逝了一段,到此为止,这段无限已经完结。这和无限序列计算不完是不相容的。所以,承认无限没有开端,就会陷入可以计算完无限数列这种不允许的矛盾之中。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杜林的这些荒谬观点并非他自己的创造,而是片面地从康德的“二律背反”中抄袭来的。
真实的时空无限性和杜林的无限序列的无限性是根本不同的。恩格斯指出,时间上的永恒性和空间上的无限性,就是指时间、空间“没有一个方向是有终点的,不论是向前或向后,向上或向下,向左或向右。”(第47页)就是说,物质世界在时间上,无论向过去追溯多久,无论向未来探索多远,它总是无始无终,永远没有一个尽头;物质世界在空间上,从大的方面看,大得无边无际,从小的方面讲,小得无穷无尽,它没有任何界限。辩证唯物主义这种时空无限性观点,是根据人们在实践中对宇宙认识的不断发展而概括出来的科学论断,并被现代科学发展所一再证实。而数学的无限序列则不同,它总是从1开头,从序列的第一项开始的。这种无限序列根本不能应用于空间,如果把这种无限序列应用于空间,那么就可从一点按三个相反的方向延伸出六条线,从而得出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的六度空间。向两端无限伸长的序列应用于时间,具有某种比喻意义,表示时间的过去和未来。但是,这种无限序列和杜林那种有开端的、向“唯一方向”延伸的无限序列,也是完全两样的。杜林把时间设想为一种从一点开始延伸出去的线,那就肯定了时间是有开端的。对我们来说,计算序列所由出发的点可以是序列中的任何一个点或1,实际上这种序列是无所谓开端的。
恩格斯接着批判了杜林所谓“可以计算的无限数列”的矛盾的谬论,阐述了始点与终点的辩证关系。杜林认为,如果无限序列没有开端,那就会陷入可以计算完无限数列的矛盾之中。为了避免这种矛盾,在他看来,时间的无限性只能是有开端而无终点的。恩格斯指出,有终点而无开端的无限序列,和有开端而无终点的无限序列一样,是一种“片面的、不完全的”无限性,都是无法计算完的。杜林所谓可以计算的无限序列的观念,完全是一种类似“圆形的方”、“木制的铁”的荒谬矛盾。可以算完的无限序列,实际上只能是那种从某一项算起的既有开端又有终点的序列。按照辩证法观点,终点和开端是相对的,前一过程的终点正是后一过程的开端。“开端和终点正象北极和南极一样必然是互相联系的,如果略去终点,开端就正好成为终点,即序列所具有的一个终点,反过来也是一样。”(第48页)在数学中,为了研究不确定的、无限的东西,人们总是从确定的某一项出发,否则就无从计算。但是,由此断言世界在时间上有开端,则是完全错误的。这种数学方法无论如何是不能成为现实世界的强制法的。
恩格斯还批判了杜林所谓没有矛盾的无限性的荒谬观点,论述了有限与无限的对立统一关系。恩格斯指出,杜林妄图没有矛盾地思考现实的无限性,是永远办不到的。“无限性是一个矛盾,而且充满种种矛盾。无限纯粹是由有限组成的,这已经是矛盾”;“正因为无限性是矛盾,所以它是无限的、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无止境地展开的过程。如果矛盾消灭了,那就是无限性的终结。”(第48—49页)这是说,就整个宇宙而言,它在时间和空间上是无限的,但是宇宙间的每个具体事物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则是有限的。宇宙的无限时间和空间,正是由无数个别事物的有限时间和空间的总和组成的。无限不是在有限之外,而是存在于无数有限之中,是由无数有限构成的,没有有限,就无所谓无限。任何有限中都包含着无限的因素,有限事物可以无限地分割,有限可以说是无限个部分的总和,有限事物的形态转化也是无限的。有限和无限这种矛盾消灭了,那就是无限性的终极。因此,无限性并不是同一个东西的永远不断的简单重复,而是物质世界在时间和空间中,通过无数具体的,有限的阶段或形态而展开的一个无止境的发展过程。那种认为宇宙的时间和空间有限的形而上学观点,不仅不能克服无限性的真实矛盾,而且必然会导出无限的宇宙有开端这种荒谬矛盾。
杜林是个十足的形而上学者。他的所谓没有矛盾的无限性,实际上是对时空无限性的否定。他所设想的有开端的无限序列,完全是脱离现实的、空洞的、单纯的一个个数字重复相加的序列,这正是黑格尔所批判的那种“恶无限性”。
马克思主义对于时间和空间无限性的理解,同世界是无限运动着的物质的唯物主义观点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恩格斯在批判了杜林否认时空无限性的观点之后,又批判了杜林割裂时间、空间与物质相统一的荒谬观点。
(二)批判杜林割裂时间、空间与物质相统一的荒谬观点,阐述时间、空间是物质存在基本形式的原理
(第49页第2段一第53页)
杜林认为,时间是有开端的,时间仅仅由于变化才存在。在时间开始之前,世界处在自身等同即“绝对不变的状态”。所以在宇宙的最初阶段只有存在,而没有时间,特殊的时间概念变成了一般的存在观念。这是一种割裂时间、空间和物质联系的形而上学谬论。
恩格斯首先批判了杜林只谈时间概念,不肯定时间和空间的客观性的错误。指出,时间概念究竟在杜林头脑里如何变化,与我们无关,在这里谈的不是时间概念,而是客观存在的现实时间。谁不承认变化着的时间或空间的概念是对客观的时间和空间的反映,就必然要滚到唯心主义泥坑。
恩格斯说:“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第49页)时间是物质运动的持续性和顺序性,任何物质的存在,都必然要持续一定的时间,表现出先后的次序。空间是物质具有的广延性和它的位置关系,任何物质总是处在一定的位置,占有一定的领域,具有一定规模和体积。可见,时间、空间是和运动着的物质不可分割的。物质的运动,无论是显著的变化状态,还是相对的静止状态,总是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之中。如列宁所说:“世界上除了运动着的物质,什么也没有,而运动着的物质只有在空间和时间之内才能运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169页)运动变化是以时间和空间为前提的,离开了时间和空间,就根本谈不上什么物质运动变化。运动的本质是空间和时间的直接统一。速度,运动的量度,就是在一定的时间内物体所通过的空间。因此,设想没有时间、空间的物质存在,和设想没有运动变化的物质存在一样,都是十分荒唐的。退一步讲,即使杜林设想的“不变状态”是存在的,那末这种存在要持续地存在下去,它也是要经历时间的。这种不发生任何显著变化状态的时间,决不等于不是时间,宁可说是纯粹的时间,即设想的一种其中不发生任何事情的时间,因而是真正的时间,作为时间的时间。这种离开具体形态的纯粹时间的概念,是科学研究中对现实时间的一种抽象,它并没有因此就变成所谓一般的存在观念。
最后,恩格斯批判了杜林的荒唐狡辩。杜林从时间有开端的形而上学观点出发。臆想出所谓自身等同、永不变化的世界原始状态,这就更使他陷入了无法克服的混乱。如何使世界从不动过渡到动,从无时间进入有时间呢?他除了求助于上帝的“第一次推动”以外,别无办法。为了摆脱这种狼狈处境,他挖空心思捏造了所谓“存在链条上的任何最小环节”的转变和联系、“连续性的桥”和“物体运动到最小粒子的运动的转变”等三个拙劣的谬论,进行狡辩和搪塞。恩格斯批驳了杜林的这些谬论,指出在链条中一个环节向另一个环节的转变,就是一种运动形式向另一种运动形式的转化,根本不是从不动到动的过渡,不动的连续性在于不运动,无论给这种转变以多么长的持续时间,也是不能从原地前进万分之一毫米的;物体运动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分子运动,但这仍然是从运动到运动,而不是从不动到动。可见,杜林捏造的三个谬论,不仅不能自圆其说,反而更暴露了他的形而上学观点。
坚持时间和空间的无限性、时间空间与物质相统一的原理,对于我们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批判各种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观点,具有重要的意义。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时空观,任何事物的运动变化总是处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之中,同一个事物在不同的地方和时间,都有其不同的特点。因此,我们观察任何事物,都必须注意它的运动变化的规模和进程;处理任何事情都必须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使自己的思想适应变化着的情况,不然,就要犯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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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解放 发表于 2016-6-17 18:36 | 显示全部楼层
六、自然哲学。天体演化学,物理学,化学
这一章,恩格斯从天体演化学、物理学和化学等无机自然界的几个方面,批判了杜林在物质运动问题上的形而上学机械论观点,深刻地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运动观。
(一)批判杜林割裂运动和物质的关系的谬论,阐明运动是物质的存在形式的原理
(第53页一第58页第1段)
在天体演化学方面,关于现存世界如何形成的问题,杜林提出了一系列荒谬观点。他认为,康德的星云假说没有说明星云中存在的所谓力学体系,“只是一种非常浮泛的概念”,因而对这个假说进行了攻击和污蔑。在他看来,宇宙最初是一种物质自身等同的原始状态,也叫“宇宙介质的状态”。这种状态是不动的,因为“物质和机械力的统一”,机械力受束缚而暂时还不起作用;这种统一一旦破坏,运动就开始,现存世界才逐渐形成,如此等等。
恩格斯首先驳斥了杜林对康德星云说的污蔑,充分肯定了星云说的意义。指出:“康德关于目前所有的天体都从旋转的星云团产生的学说,是从哥白尼以来天文学取得的最大进步。”(第54页)按照这个学说,地球、太阳和整个天体,不是从来如此,永远不变的,而是经历了一个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所以说,康德在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形而上学自然观上“打开了第一个缺口”,(第54页)而且星云说的基本思想和所运用的方法,直到今天还是有意义的。当然,康德的星云说至今仍然还是个假说,存在不少缺点和错误。而杜林妄图从根本上否定它,却是毫无道理的。宇宙是没有开端的,原始星云作为现存天体的起源,仅是我们迄今所能追溯的最早的物质形式,这并不排除物质在原始星云之前已经经过了其他形式的无限序列。但无论如何,宇宙永远不会是起源于杜林捏造的“物质的自身等同状态”。
恩格斯接着批判了杜林关于“物质自身等同状态”的谬论,深刻地论述了物质和运动的关系。杜林用来表示宇宙原始状态的所谓“物质和机械力的统一”,是企图盗用黑格尔的“自在”与“自为”范畴来为自己的哲学效劳。实际上,这完全是一种神秘的胡话。恩格斯指出:“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也不可能有没有运动的物质。”(第56页)宇宙间的一切物体在每一瞬间,总是处在这种或那种运动形式之中,或者是同时处在几种运动形式中。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静止的。物体的任何静止都是相对的、暂时的。运动是物质的固有属性,运动和物质是不可分的。“没有运动的物质和没有物质的运动是同样不可想象的。”(第57页)物质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的客观实在,既不能创造又不能消灭;作为物质的存在形式的运动,和物质本身一样,也是既不能创造又不能消灭的。运动只能转移,而永远不会消失。这样,恩格斯不仅批判了杜林的没有运动的物质存在的形而上学观点,同时也驳斥了没有物质的运动的唯心主义观点。
恩格斯分析了杜林割裂运动和物质联系的思想根源,指出杜林所以提出物质不动状态的荒谬观点,就在于他把一切运动归结为简单的机械运动,进而又把相对的机械平衡想象为绝对的静止,然后又把这种绝对静止搬到了整个宇宙。在辩证唯物主义看来,运动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机械运动只是物质运动的一种低级形式,除了机械运动,还有物理运动、化学运动、生命运动和思维运动等。所有这些物质运动形式,在本质上相互区别,同时又相互依存,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一切运动都程度不向地包含着机械运动,即空间的位移,但是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机械运动。否则,就抹煞了运动形式的特殊性,否认了各种事物之间质的差异,取消了科学的分类,从而也就无法认识和区别事物了。因此,只有把运动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结合起来,才能正确地理解物质和运动的真实关系。
杜林把所谓自身等同的物质装满了力的状况理解为物质和机械力的统一。这正象枪装上子弹一样,机械力受到束缚而暂时不起作用,只要扣动扳机,运动就会发生。但是,枪里的子弹是人装的,而物质的力是谁去装满的?又是谁使它由静转为动的呢?这只能求助于上帝。可见,割裂物质与运动的统一,坚持形而上学机械论观点,必然要导向神秘主义。
(二)批判杜林的绝对静止的荒谬观点,论述运动和静止的辩证关系
(第58页第2段一第63页)
在物理学方面,杜林承认,和物质运动状态同时存在的还有静止状态。但是,他在运动和静止之间划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把静止、平衡绝对化,认为“静止的状况并不代表机械功”。所以,他始终不能解决自己设想的宇宙原始状态从静到动的问题。为了摆脱这种困境,他竟然捏造所谓热之唯动说不能解释潜热现象的谎言,来为自己开脱。
恩格斯批判了杜林所谓静止状态不代表机械功的形而上学谬论,深刻地阐述了运动和静止的关系。恩格斯以重物悬空而挂处于静止状态时所具有的位能为例,说明物体的静止状态是代表机械功的。从辩证法的观点看来,世界上的一切物体,无论何时何地,都是处在永恒的运动变化之中。运动是绝对的、永恒的;物体的任何静止、任何平衡都是相对的。静止本身只是绝对运动的一种特殊状况,是事物处于量变过程中的运动状态。“绝对的静止、无条件的平衡是不存在的。”(第59页)但是,运动又总是表现在静止之中,并从静止中找到它的量度;没有静止,运动也就无从显现和计量。个别物体的任何个别运动,总是因空间条件的限制倾向于相对静止即平衡,而总的运动又破坏这种平衡。因此,“出现静止和平衡,这是有限制的运动结果,不言而喻,这种运动可以用自己的结果来计量,在自己的结果中表现出来,并且通过某种形式从自己的结果中重新得出来。”(第59页)相对的静止和显著的变动,是一切事物在运动过程中所采取的两种对立统一的状态。杜林形而上学地把静止和运动对立起来,不懂得静止和运动的这种辩证关系,所以对他来说,运动从它的反面,即从静止找到自己的量度,是一道难题。
恩格斯接着详细叙述了热之唯动说和潜热现象,驳斥了杜林对热之唯动说的歪曲。热之唯动说认为,热是物体的分子按照温度和聚集状态而发生的或大或小的振动,这种振动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变为其他运动形式。按照这种观点,潜热(就是使物体改变形态而不增高温度所需要的热)并没有消失,而是转变为分子张力的形式了。所以恩格斯说,潜热对热之唯动说决不是什么障碍,反之,正是这个学说第一次对这个问题作了合理的解释,并且为运动不灭、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提供了十分有力的证据。此外,恩格斯又用地球由气体到液体再到固体的演化过程中的放热现象,说明物质的气体、液体和固体这三者的静止状态,都是代表一定的机械功的,从而彻底驳斥了杜林关于绝对静止的形而上学观点。
最后,恩格斯揭露了杜林在化学方面的无知。杜林除了重复众所周知的物质不灭或运动不灭的事实外,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而且他对这些事实的表述也十分笨拙。这说明,杜林把自己的哲学标榜为“彻底独创的结论和观点”、“根本性的科学”,纯粹是自我吹嘘。
恩格斯总结了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明确地提出了“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的著名原理。辩证唯物主义这一原理,同离开物质而思考运动,离开运动而思考物质,以及把运动形式简单化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机械论观点,是根本对立的。
毛主席在《矛盾论》等著作中,阐明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深刻地揭示了事物运动变化的根源和内容,系统地阐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事物运动发展的根本原理。毛主席指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矛盾论》)“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私变化。”(《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的这些精辟论述,彻底划清了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种宇宙观的界限,从根本上批判了资产阶级和一切机会主义者的反动的形而上学宇宙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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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自然哲学。有机界
这一章主要是批判杜林在生物进化问题上的形而上学观点和唯心主义目的论,阐明质变在事物发展中的意义,科学地评价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学说。
(一)批判杜林在生物学上的庸俗进化论和唯心主义目的论,阐述质变在发展中的意义和自然规律的客观性
(第63页一第64页第4段)
杜林认为,从无机物的压力和碰撞的机械运动,到动物的感觉,以至人类思维的发展,是一个由中间阶段构成的单一的阶梯,是一个单纯量变的渐进过程,没有任何飞跃或质变。他还用唯心主义目的论来解释自然界的规律性、无机物向有机物的过渡和生物适应性等现象,胡说自然界不但具有“主观的自觉的思维”或“目的”,而且还具有“意志”,等等。这是一种露骨的形而上学唯心主义观点。
恩格斯批判了杜林的庸俗进化论观点,阐明了质变在事物发展中的决定性意义。自然界的发展过程并不是单纯的数量积累,没有质的飞跃,事实上,“不管一切渐进性,从一种运动形式转变到另一种运动形式,总是一种飞跃,一种决定性的转折。”(第63页)事物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不论经过多少量变的阶段,从机械运动到物理运动,再到化学运动的转变,或者是从普通的化学反应到生命蛋白质的化学反应的转变,总是通过决定性的飞跃来实现的。量变是质变的准备,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质变是渐进过程的中断,是运动的革命形式,是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必经环节。列宁曾深刻指出:“渐进性没有飞跃是什么也说明不了的。”(《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38卷,第127页)杜林把一切质的差异和变化都归结为量的差异和变化,这种庸俗进化论观点抹煞运动形式的质的差异和变化,从而也就否认了认识事物的可能性,是和辩证法相对立的。
恩格斯批判了杜林的唯心主义目的论,阐明了自然规律的客观性。杜林关于由无机界转到有机界所借助的“目的”这一概念,是从黑格尔那里抄袭来的。不过黑格尔所说的“内在的目的”是指“绝对精神”体现在事物中的客观必然性,而不象杜林说的那样,是自然界“自觉的思维”和“意志”。在辩证唯物主义看来,自然界的运动发展是按照自身固有的规律自发地进行的,根本没有什么自觉的思维、目的或意志。事物运动的规律性决定于事物本身的内在矛盾,它是不依任何目的或意志为转移的。各种生物适合其生存和繁殖的机体结构、生理机能和器官,是在周围环境的长期作用下逐渐形成的,并不是生物本身有目的自觉行动的结果。例如动物获得某种保护色,看来似乎是对环境的有目的的适应,而实际上它们并“不是有意识地或按照某种观念获得这些颜色的;相反地,这些颜色只能从物理的力和化学的因素来说明。(第69页)动物那些保护色合目的地适应它们所生存的环境,是自然界本身历史发展的产物,这同杜林的所谓适应“要以自觉的意图为前提”的目的论,是根本不同的。
(二)驳斥杜林对达尔文学说的攻击,科学地评价达尔文学说
(第64页第5段~第73页)
杜林从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立场出发,在生物进化问题上捏造了种种谬论,并对达尔文学说进行了攻击。他污蔑达尔文是拘泥于牲畜饲养者的观念,生存斗争理论是不科学的半诗,达尔文主义除了抄袭拉马克的东西以外,只是一种与人性对抗的兽性,等等。
恩格斯首先叙述了达尔文学说的产生过程及其基本思想。达尔文在五年科学旅行中,发现物种是不断变化的。后来,他通过对动物和植物的人工培育,证实了物种在一定程度上的变异性,具有不同特征的有机体可能有共同的祖先,并且发现,生物的进化发展是在生存斗争中实现的。在生存斗争中,有利于这种斗争的个别特质的个体就得以生存,其特质通过累积的遗传一代一代地加强起来,以至演变为新种;没有这种特质的个体就容易死亡、淘汰。物种就是通过适者生存、优胜劣败这种自然选择而发生变化的。达尔文从生物本身探求生物的发展规律,系统地论证了物种变化发展的理论。
接着,恩格斯一一批驳了杜林关于生物进化问题上的各种谬论,指出了达尔文学说的缺点,维护了这个学说的合理部分。
(1)杜林攻击达尔文的生存斗争理论来源于马尔萨斯人口论,胡说生存斗争只存在于兽类之中,否定植物界和草食动物中也有生存斗争。恩格斯指出,达尔文盲目引用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来表述生存斗争是错误的,但生物界的生存斗争却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达尔文的生存斗争理论正是通过对这一事实的具体研究总结出来的。生存斗争不仅存在于动物中,而且在植物界也是起作用的。
(2)杜林攻击达尔文学说是“从虚无中得出自己的变化和差异”的,没有真正说明生物变异的原因。恩格斯指出,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强调了变异的保存或遗传,忽视了重复出现的个别变异的原因,并把生存斗争看作物种变异的唯一杠杆。这显然是一个缺点。但是引导人们去研究变异原因的,又正是达尔文。后来,海克尔把物种变异看做是适应和遗传交互作用的结果,从而克服了达尔文的片面性。
(3)杜林污蔑达尔文主义者海克尔关于生物对环境的适应的思想是“降神术的紊乱”,认为适应是有意识的,必须以“自觉的意图”为前提。恩格斯指出,降神术的紊乱不是别人,正是杜林自己。对于科学的生物进化论来说,生物对生活环境的适应,始终是不自觉的、盲目的,这种合目的的适应,只能从自然界本身发展中去说明。
(4)杜林诬赖迭尔文断言整个有机界是从一个原始生物传下来的,他胡说现存生物是从彼此没有“亲缘关系”、独立并存的同种自然物发展来的。恩格斯驳斥了杜林对达尔文的遗传理论的歪曲,指出,达尔文和海克尔不仅承认“几种”或几个“品系”的原始生物是现有生物的祖先,而且认为各种不同生物的发展具有“亲缘关系”。杜林的所谓不同生物没有“亲缘关系”的观点,完全是一种形而上学谬论,是不可避免要投入造物主的怀抱的。
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是十九世纪生物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他的学说尽管存在着缺点和错误,但它的基本观点是唯物主义的,并包含着辩证法的卓越思想。它有力地打击了物种不变的形而上学观点和上帝创造万物的唯心主义,推动了生物学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重要的自然科学基础。后来大量科学发现,充分证实了这一学说,并得到了人们的普遍公认,甚至杜林本人在攻击达尔文学说的同时,也不得不偷运这个学说的一些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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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自然哲学。有机界(续完)
这一章,恩格斯揭露了杜林对生物学的无知,批驳他所捏造的各种谬论,概括了当时生物学方面的新成就,揭示生命的本质,在生物学方面进—步阐述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
(一)批驳杜林在生物学中的谬论,阐明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生物学方面的一些重要观点
(第73页一第78页第3段)
杜林的自然科学知识极其贫乏,然而却自吹博学,信口胡说。他荒谬地宣称,生物发育过程不应叫“发育”而应叫“组合”,一切生物都是以“一个简单的类型为基础的”,感觉是区分动物和植物的“鲜明的界限”,感觉必然和神经器官相联系,等等。特别是对生命现象,他本来没有作任何深入的探讨,就给生命乱下定义。在他对生命的特殊理解中,把“分化”、“胚胎形态”、物质循环“管道”和“内在的点”(心脏)看作生命的标志;在他对生命的一般理解中,又把新陈代谢看作“生命过程独具的特征”,等等。
恩格斯批驳了杜林这些谬论,阐明了关于生物学方面的一些辩证法思想。一切有机体,除最低级的以外,都是由细胞构成的,从简单的细胞体到最复杂的高等动物,都是通过不断重复的细胞分裂发育成长的。这一过程是不折不扣的发育,决不是杜林说的“组合”。生物界的“简单类型”是细胞,它是高级有机体组织的基础。但是在有机体中,还有许多低于细胞的蛋白质小块,这些没有分化的蛋白质小块,本身就具有生命的特征。植物和动物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动物有感觉,植物也有感觉的痕迹。感觉并不必然和神经相联系,它只和某种蛋白体相联系。恩格斯的这些思想,反映了生物进化过程的辩证性质。
恩格斯还批判了杜林的形而上学生命观点,阐明了新陈代谢规律的普遍性。按照杜林提出的四个相互矛盾的生命标志,就大大缩小了生命的范围,不仅把整个植物界,而且把大约半个动物界都宣判了永久死亡。这种把生命的某些高级特征当作生命的永恒的普遍特征的观点,完全否认了生命形式由低到高的发展。杜林还把新陈代谢看作是“生命过程独具的特性”,这更是荒谬的。恩格斯指出:“新陈代谢本身即使没有生命也可以发生。”(第78页)因为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是依据事物的性质和条件,经过不同的飞跃形式,一事物转化为他事物的一般过程。当然它也是生命过程中所包含的最一般和最显著的现象。把新陈代谢看作生命独具的特性,这不仅没有说明任何问题,反而抹煞了生命活动和其他运动形式之间的质的差异。这是在生命问题上的一种典型的形而上学观点。
(二)揭示生命的物质基础和本质特征,提出了科学的生命定义
(第78页第4段一第81页)
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概括了当时生物学的新成就,深刻地揭示了生命的本质。指出:“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本质上就在于这些蛋白体的化学组成部分的不断的自我更新。”(第78页)对于这一科学的生命定义,恩格斯作了深刻的阐述。
(1)坚持运动与物质相统一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揭示了生命的物质基础。蛋白体是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我们遇到生命,我们就发现生命是和某种蛋白体相联系的”。(第79页)同时,生命是蛋白体本身固有的机能或本质属性,“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我们遇到不处于解体过程中的蛋白体,我们也无例外地发现生命现象”。(第79页)生命和蛋白体是不可分离的。
(2)坚持矛盾运动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相结合的辩证法原则,揭示了生命的本质特征。新陈代谢是一切事物运动的普遍规律,但在不同的领域具有不同的特点。在非生物界,新陈代谢是在外部条件的作用下,通过物体内部新与旧两个方面的矛盾斗争而进行的。新陈代谢的结果是非生物体解体、破坏,就不是原来的物体了。在生物界,生命现象就在于,“蛋白体从自己周围摄取其他的适当的物质,把它们同化,而体内其他比较老的部分则分解并且被排泄掉。”(第79页)这种通过摄食和排泄的矛盾斗争来实现的新陈代谢,则是蛋白体自我完成的过程,是蛋白体生存的基本条件,没有这种过程,蛋白体就不能生存。因此,生命作为蛋白体的存在方式,就在于“蛋白体在每一瞬间既是它自身,同时又是别的东西”。(第79页)正由于这种过程是蛋白体生来就固有的机能,从而也就使蛋白体产生了刺激感应性、收缩性、成长能力和内在运动等生命要素。
恩格斯关于生命的科学定义,第一次划清了生物和非生物的原则界限,既批判了杜林之流的形而上学生命观点,又批判了“灵魂不灭”和“自生论”等谬论,对生物学的研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我们按照这一科学定义提供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去深入研究从低级到高级的一切生命形式,就会彻底揭开生命的秘密。
恩格斯曾经预言:“如果化学有一天能够用人工方法制造蛋白质,那末这样的蛋白质就一定会显示出生命现象”。(第80页)现在不少国家的科学家都在探讨生命起源问题,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国科学工作者于1965年首先用化学方法合成了具有生物活力的蛋白质,即结晶牛胰岛素;1971年又用X光衍射法完成了分辨率为二点五埃的猪胰岛素晶体结构的测定工作。这些成就,在人类认识生命、揭开生命奥秘的伟大历程中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生命起源理论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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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道德和法。永恒真理
这一章主要批判杜林关于“根本不变”的永恒真理和永恒道德的谬论,阐述真理发展的辩证法和道德的历史性、阶级性。
(一)批判杜林的形而上学的真理论,论述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辩证关系
(第81页一第90页第1段)
杜林认为,人的认识可以不受“时间和现实变化影响”,个人思维具有至上的意义;胡说“真正的真理是根本不变的”,吹嘘自己在道德和法方面的理论就是适用于一切世界和一切时代的“终极真理”;他把真理和谬误的对立绝对化,并且硬要人们接受那种“根本不变”的永恒真理,谁要有所怀疑,他就大加污蔑。恩格斯驳斥了杜林的这些谬论,深刻论述了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辩证关系。
(1)从人的认识能力方面,论述思维的至上性和非至上性的辩证关系,批判杜林关于个人思维具有至上意义的荒谬观点。恩格斯指出:“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是不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第84页)思维,作为整个人类的思维,就其无限发展的本性来说,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至上的,是能够正确地认识世界的一切联系的;在社会实践中,思维的使命就是不断地认识客观世界,而且只要人类无限地延续下去,思维就有可能认识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和联系,从而无限地接近绝对真理;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认识的。但是,人类思维是由无数亿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个人思维构成的。个人的思维由予受着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认识能力总是有限的、非至上的,所认识的真理总是有条件的,因而是相对的,它只是部分地包含着绝对真理。
所以,“思维的至上性是在一系列非常不至上地思维着的人们中实现的”。(第83页)这就是思维的至上性与非至上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只有在无限的前进过程中,在无止境的人类世代更迭中才能解决。杜林把自己打扮成“一切时代最伟大的天才”,似乎他的思维就有无限的认识能力。这是十分荒唐可笑的。
(2)从思维成果方面,进一步论述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辩证关系,揭露批判杜林的“永恒真理”的谬论及其反动实质。恩格斯曾经指出:“对自然界的一切真实的认识,都是对永恒的东西、对无限的东西的认识,因而本质上是绝对的。”(《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4页)也就是说,真理的内容是客观的,任何真理都是对物质世界的正确反映,真理与其所反映的对象相符合是推翻不了的,因而是绝对的。但是,真理的认识是一个无限深化的过程,在绝对真理的发展长河中,人们对事物的各个具体过程的认识又具有相对的真理性。绝对真理是由无数相对真理构成的。在人类认识过程中,杜林所宣扬的那种“根本不变”的“终极真理”是根本不存在的。为了批判杜林的“永恒真理”谬论,恩格斯概述了关于无机界、有机界和人类社会的科学认识的发展状况,列举数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和生物学等大量事实,着重说明,在社会实践中,真理是不断发展的。每个真理都是人们在一定历史阶段对客观世界一定程度的认识,因而总是有限的、具体的、相对的。特别是在社会历史科学中,永恒真理的情况更糟。因为社会现象变化迅速,情况的重复较少。在这里认识“只限于了解一定的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的联系和后果,这些形式只存在于一定的时代和一定的民族中,而且按其本性来说都是暂时的。”(第86页)因此,谁要想在这里猎取“最终真理”,那决不会有什么收获。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这个领域,我们最常遇到所谓永恒真理。杜林把类似巴黎在法国、鸟有喙等一些老生常谈宣布为永恒真理,其目的正是要人们承认,在社会历史领域中也存在着永恒真理、永恒道德、永恒正义,等等。他企图以此来掩盖自己的道德和法律学说的阶级实质,维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
(3)从真理的界限方面,论述真理和谬误的辩证关系,批判杜林把真理和谬误绝对对立起来的形而上学观点,进一步驳斥他的“终极真理”的谬论。恩格斯指出:“真理和谬误,正如一切在两极对立中运动的逻辑范畴一样,只是在非常有限的领域内才具有绝对的意义”。“如果我们企图在这一领域之外把这种对立当做绝对有效的东西来应用,那我们就会完全遭到失败;对立的两极都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真理变成谬误,谬误变成真理。”(第88页)真理和谬误是根本对立的两种认识,二者是不能混淆的。只有划清这个原则界限,才能明辨是非,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否则,就会否认客观真理,陷入相对主义泥坑。但是,真理和谬误的对立又是相对的,这种对立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才有绝对意义,若超出这个范围,二者在一定条件下就可以互相转化。人类的认识正是在真理和谬误的相互斗争、相互转化中前进的。“拥有无条件的真理权的那种认识是在一系列相对的谬误中实现的”。(第83—84页)如果不懂得这一点,就会思想僵化,犯形而上学绝对主义的错误。恩格斯以波义耳定律为例,深刻地说明了真理与谬误的辩证关系。在杜林的著作中,到处是关于真理和谬误绝对对立的说教,并且把一些信口胡说作为永恒真理强加给人们。这充分暴露了他的狂妄和无知。
恩格斯在这里为了批判杜林的“永恒真理”谬论,在阐明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辩证关系时,突出地阐述了真理的相对性。后来,俄国修正主义者波格丹诺夫之流竟然就此歪曲恩格斯的原意,胡说恩格斯“否定任何真理的绝对客观性”云云。列宁在驳斥这种歪曲时,进一步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论。指出:“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们的知识向客观的、绝对的真理接近的界限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但是这个真理的存在是无条件的,我们向它的接近也是无条件的。”关于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这种对立统一的观点,既“阻止科学变为恶劣的教条,变为某种僵死的凝固不变的东西”,同时又“同信仰主义和不可知论划清界限,同哲学唯心主义以及休谟和康德的信徒们的诡辩划清界限”。(《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127—128页)
叛徒、卖国贼林彪为了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总是站在反动的唯心主义立场上,形而上学地割裂相对与绝对的辩证关系。有时,他和波格丹诺夫一伙一样,只谈真理的相对性,否认真理的绝对性,竭力散布否认客观真理的相对主义。他胡说承认真理的绝对性,“就把事物看死了,把我们的观念看死了”,企图以此来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有时,他又和杜林之流一样,只讲真理的绝对性,否认真理的相对性,大肆宣扬绝对主义。他别有用心地鼓吹“顶峰”、“绝对权威”一类谬论,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为其篡党夺权制造舆论。
毛主席在同“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对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论作了深刻的阐述。毛主席指出:“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实践论》)又指出:“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真理总是同错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毛主席还深刻地揭示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人类认识的总规律。毛主席的这一伟大思想,从根本上驳斥了一切机会主义者把人的认识绝对化的企图,同时又批判了混淆是非界限的相对主义诡辩论。
(二)批判杜林的唯心主义的道德论,阐述道德的历史性和阶级性
(第90页第2段一第92页)
杜林宣扬“永恒真理”的一种企图,就是要人们承认在社会历史领域也存在着永恒道德。他从唯心主义先验论出发,认为道德也“有其恒久的原则和单纯的要素”,这些道德原则凌驾于“历史和现今的民族特性的差别之上”,一旦被发现,它就具有“绝对的适用性”。他狂妄宣称,他的道德论就是这种普遍适用的“永恒真理”。
恩格斯批判了杜林这种超历史、超阶级的永恒道德论,深刻论述了道德的历史性和阶级性。
(1)道德是有历史性的。道德是发展变化的,不同的历史时代有不同的道德。恩格斯指出,善和恶的观念,“完全是在道德领域中,也就是在属于人类历史的领域中运动”,“善恶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变更得这样厉害,以致它们常常是互相直接矛盾的。”(第90页)因此,不存在超历史的善恶观念,不存在适合于一切民族和时代的永恒道德。例如,在当时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中,就同时存在着封建贵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三种道德论。这三种道德各自对社会起着不同的作用,它们分别代表着社会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历史的产物,都不是永恒的。“切勿偷盗”,这是从动产的私有制产生以来,存在于一切私有制社会里的一条共同的道德戒律。然而它决不是永恒的道德戒律。在消灭了私有制,消灭了阶级,从而消除了偷盗动机的共产主义社会,它就不再是人们的道德戒律了。无产阶级道德是代表着现状的变革、代表着未来的道德,拥有最多的能够长久保持的因素,但它也是随着社会历史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的。
(2)在阶级社会中,道德是有阶级性的。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阶级,不同的阶级都有各自不同的道德。恩格斯指出:“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第91—92页)道德总的来说是有进步的,但是从奴隶社会以来,道德还始终没有超出阶级的道德。“只有在不仅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超越阶级对立和超越对这种对立的回忆的、真正人的道德才成为可能。”(第92页)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阶级消灭了,人们头脑里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残余消灭了,人们失去了阶级的属性而成了全新的人,那时才可能出现真正人的道德。
道德的历史性和阶级性,都是由一定的社会经济状况决定的。恩格斯指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所以,“一切已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第91页)道德或道德论属于社会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它是由社会经济基础决定,并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而或迟或早地发生变化的,根本没有“绝对适用”的永恒道德。当然,道德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的发展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对社会经济基础的变革超着加速或延缓的作用。所以,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必须批判剥削阶级的旧道德,提倡共产主义的新道德。
最后,恩格斯揭露了杜林的道德论的反动性。杜林在社会革命的前夜,要把永恒道德强加于未来的社会,是为了对抗社会主义革命,保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企图使资本主义永世长存。杜林还把恶说成是人生来固有的一种性格形态,这是唯心主义先验论和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在道德问题上的表现。
苏修叛徒集团,一贯鼓吹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抹煞道德的阶级性,宣扬“人类之爱”等陈词滥词,借以掩盖其社会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专政的反动本质。叛徒刘少奇、林彪、陈伯达之流,宣扬孔孟之道,无耻地吹捧孔丘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什么人类的“极高美德”,胡说“德、仁义、忠恕”等一类反动说教是“处理人事关系的准则”,并给它贴上“历史唯物主义”的标签,妄图欺世惑众,用腐朽的剥削阶级道德腐蚀我们的党。他们为了搞反革命政变,颠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还从历史垃圾堆里拣起独夫民贼蒋介石的“不成功便成仁”的破烂,搬出军国主义的法西斯精神,来给他们的喽罗撑腰打气。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这伙无耻叛徒,倒行逆施,妄图改变历史发展的方向,是永远办不到的。
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是剥削阶级的反动道德论的理论基础。毛主席尖锐地批判了这种腐朽、反动的人性论,指出:“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用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用阶级分析方法去看待一切社会现象,要培养爱憎分明的无产阶级感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自己锻炼成具有高尚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革命者。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包括道德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领域始终存在着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我们必须抓上层建筑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认真学习恩格斯和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道德论的论述,对于批判叛徒、卖国贼林彪鼓吹的孔孟之道,对于批判超阶级的道德论和各种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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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道德和法。平等
这一章,恩格斯批判了杜林的唯心主义平等观念,概述了平等观念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分析了资产阶级平等观念的实质,深刻地阐明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就是消灭阶级。
(一)批判杜林的唯心主义的平等观念
(第92页一第100页第1段)
杜林在研究问题时,总是先把研究对象分解成所谓“最简单的要素”,然后把同样简单的“公理”应用于这些“要素”,从中得出结论,并宣布这种结论为“永恒的真理”。他正是运用这种方法,把两个抽象的人作为社会的“简单要素”,把两个人的意志“完全平等”当作“公理”,来研究社会平等、正义等道德和法的问题的。在杜林看来,不平等是由于使用暴力造成的,平等是绝对的好事,不平等是绝对的坏事,他把过去不平等的社会历史一概斥之为谬误。
恩格斯首先批判了杜林研究问题所采用的先验主义方法。“按用这一方法,某一对象的特性不是从对象本身去认识,而是从对象的概念中逻辑地推论出来”,不是从“人们的现实社会关系,而是从概念或所谓‘社会’的最简单的要素构成道德和法”,(第93页)这纯粹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唯心主义方法。作为杜林构造社会的“简单要素”的“两个人”,只要是现实的人,那么无论是一男一女,或两个男人,或两个家长,都不能说明人与人之间的永恒平等。杜林的“两个人”要达到“完全平等”,那他们只能是摆脱了一切现实关系和特性的光秃秃的人的概念,两个十足的幽灵。这种用“两个人”解决问题的做法,也并非杜林的发明,早在十八世纪的卢梭、亚当·斯密等人那里就有了。所不同的是,当时人们只是把“两个人”当作说明问题的例子,而杜林的“独创”则是把它提升为一切社会科学的基本方法和一切历史形态的尺度。
接着,恩格斯批判了杜林的所谓不平等和奴役起源于暴力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恩格斯肯定了卢梭关于不平等起源的观点,指出不平等是由于私有财产出现才产生的,根本不是使用暴力的结果。恩格斯并以中世纪欧洲自由农“甘受奴役”的事实为例,说明在私有制社会里.劳动人民丧失了生产资料,经济上失去独立自主,即使没有暴力直接强迫,也不得不接受生产资科占有者阶级的统治和奴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无论“自愿”的形式是受到保护,还是遭到践踏,奴役依旧是奴役。如果按照杜林的谬论,只有暴力才产生不平等和奴役,那么在欧洲中世纪“自愿”形式的奴役就不叫奴役了。可见,抹杀不平等产生的经济根源,实际上就掩盖了剥削阶级对广大劳动人民奴役的实质。
最后,恩格斯揭露了杜林平等观念的反动本质。杜林只要把他的两个意志“完全平等”的公理运用到现实社会,立刻就会遇到许多无法克服的困难。为了摆脱困境,杜林就不得不步步退却,承认不平等的存在。杜林认为,儿童由于缺乏“自我规定的”意志,应该隶属于大人,“完全平等”的公理在儿童身上无效;他把人分为人性的人和兽性的人,认为前者可以用非常严酷的手段来对付后者,“完全平等”在这两种人中也不适用;他还主张按科学行动的人可以用暴力压服按迷信行动的人,这种压服是实行平等化所必要的,如此等等。这样一来,各文明掠夺国对落后民族所干的一切可耻行为,包括沙皇俄国在土尔克斯坦的暴行,都可以说是正当的了。经过这一系列退却,杜林的“完全平等”说不仅彻底破产,而且它的反动本质也就暴露无遗了。杜林的平等观念,归根到底,是在超历史、超阶级的外衣下,为资产阶级对内镇压劳动人民、对外扩张侵略作辩护的。
(二)论述平等观念的发展历史及其阶级内容
(第100页2段一第105页)
平等是一个法权观念,属于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并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平等观念是历史的产物,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恩格斯针对杜林在平等问题上的超阶级的和非历史主义的观点,论述了平等观念的历史发展,深刻地阐明了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就是消灭阶级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在原始社会末期,自发的农村公社里,只有公社成员之间才有平等权利,妇女、奴隶和外地人同公社成员之间并没有平等权利。在奴隶制社会,由于私有制经济和商品交换的发展,顶多也只有奴隶主之间的平等;至于奴隶主和奴隶老伺则只是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他们之间根本谈不上什么平等,更不用说一般人的平等了。在封建社会,等级制度极为森严,几乎使一切平等观念归于消除;同时由于经济文化的发展,又为后来资产阶级提出平等观念奠定了基础。
资产阶级的平等观念,是在封建社会末期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为反对封建制度的束缚而提出来的。十五世纪末叶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国际贸易规模的扩大,商品所有者需要有自由的、在行动上不受限制的进行交换的平等权利。同时,工场手工业的兴起,要有一定数量的、摆脱行会束缚和失去生产资料的“自由工人”为前提;而工人在和资本家订立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契约时,作为缔约的一方,是同资本家权利平等的。此外,在等价交换的价值规律中,商品的价值量是按商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来计量的,因而一切人的劳动就具有等同性和同等意义。但是,当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日益发展起来,要求平等权利的时候,国家制度却依然是封建的。因此,废除封建特权和行会束缚,实行自由通行和机会平等,就成为新兴资产阶级的迫切要求。在反封建斗争中,资产阶级的这种平等要求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并在国内外获得了普遍的性质,被宣布为人权。但是,它的阶级实质则是为资产阶级的私利服务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等价交换背后却是对工人的残酷剥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过是资产阶级用以掩盖对工人的血腥镇压的遮羞布。恩格斯以美国资产阶级宪法为例,深刻地揭露了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这种虚伪性。
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是伴随资产阶级的平等要求而出现的,它的实际内容就是消灭阶级。恩格斯指出:“从消灭阶级特权的资产阶级要求提出的时候起,同时就出现了消灭阶级本身的无产阶级要求”。(第104页)无产阶级的平等观念也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起初,由于无产阶级还不成熟,消灭阶级的要求采取了宗教的形式。十六世纪,在德国农民革命战争中,闵采尔派就是以基督教的“千年太平王国”的信条为凭借,来反对私有制和阶级压迫的。后来,无产阶级就以资产阶级的平等论为依据,提出平等不仅在政治领域中实行,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法国无产阶级就把这种平等要求作为战斗口号。直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的创立,才为无产阶级消灭阶级的平等要求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根据。
可见,历史上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具有双重意义:或者是对极端的社会不平等,对剥削阶级残酷剥削和压迫的强烈不满的自发反映,是革命本能的表现;或者是利用资产阶级的平等口号,把资本家本身的主张体为发动工人起来反对资本家的鼓动手段。在这两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任河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第104页)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根本没有什么平等可言。对无产阶级来说,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消灭阶级,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解放全人类,才能实现真正的事实上的平等。
总之,平等观念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绝不是“根本不变的”永恒真理。杜林离开消灭阶级,鼓吹超阶级,超历史的抽象平等,实际上是在粉饰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欺骗广大无产阶级群众。
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就是消灭阶级的科学论断,彻底划清了无产阶级平等论和资产阶级平等论的界限,对于批判现代修正主义具有重要的意义。现代修正主义继承了老修正主义的反动衣钵,大肆鼓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滥调,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疯狂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苏修头目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之流叫嚷,共产党的纲领应是“和平、劳动、自由、平等、博爱”;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一伙胡说“资本家和工人在人格上是平等的”,贩卖“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资产阶级口号,竭力保护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这伙叛徒是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代理人,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宣扬抽象平等的目的,就是麻痹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指出:“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转引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6年5月16日通知》)毛主席的这一光辉指示,彻底揭穿了修正主义者鼓吹资产阶级平等的反革命本质,为我们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提供了锐利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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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道德和法。自由和必然
这一章,恩格斯揭露了杜林在法学方面的错误和无知,着重批判了他在自由与必然关系问题上的谬论,深刻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由与必然关系的理论。此外,还揭露了杜林的历史虚无主义错误。
(一)揭露杜林在法学方面的错误和无知
(第105页一第110页第3段)
杜林无耻地吹嘘自己在法学方面作了“最深刻的专门研究”,“加深”了法学的“科学内容”。其实,杜林除了重复超阶级的“暴力”、“不正义”和“复仇”等陈词滥调,并没有什么新鲜东西。恩格斯举出大量无可争辩的事实,揭露了杜林在法学方面的错误和无知。例如,杜林在谈到1848年夏天在科伦市审理的拉萨尔案件时,用了“策动盗窃首饰匣的企图”和“半宣判无罪”等含糊不清的说法。实际上,当时在科伦通行的法兰西刑法,只有“教唆犯罪”和判罪或宣判无罪等规定,而根本没有“策动”犯罪和“半宣判无罪”等肤浅的范畴。这说明,杜林对以法国大革命成果为依据的法兰西现代法是完全无知的。又如,杜林积极主张以没有反对票的判决来代替陪审员多数作出判决的原则。实际上,英国至少从十四世纪以来就实行所谓陪审员一致的原则。可见,杜林对独立于罗马法之外、传播于世界各大洲的英吉利法,也同样是无知的。这些事实说明,杜林的法律知识相当贫乏,他顶多也只了解普鲁士邦法这部启蒙的、宗法制的专制主义法典。
(二)批判杜林在自由与必然问题上的谬论,阐述自由与必然的辩证关系
(第110页第4段一第112页第1段)
关于什么是自由的问题,杜林提出了自相矛盾的两种定义:第一,自由“一方面是合理的认识,另方面是本能的冲动,双方好象是联成一个合力”。换句话说,自由完全是主观的东西,与客观规律无关。第二,自由“不过是按照先天的和后天的悟性对自觉动机的感受”,而这种动机总是受到自然规律“不可避免的强制”。就是说,自由与客观规律有关,是受外部规律制约的。这两个定义互相矛盾,第二个定义恰好给了第一个定义一记耳光。第二个定义承认自由与必然有关,这是从黑格尔那里抄来的,但他根本不懂自由与必然的辩证关系,因此又是对黑格尔的自由与必然观念的庸俗化。
黑格尔认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必然只是在它没有被了解的时候才是盲目的。黑格尔对自由和必然的辩证关系的一般表述是正确的,但他这一思想是以唯心主义为前提的。在他看来,必然性不是现实世界的必然性,而是“绝对观念”发展的逻辑必然性。恩格斯对黑格尔这一思想进行了革命的改造,在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精辟地阐述了自由与必然的关系。
(1)承认客观必然性是自由的前提。客观规律、自然界的必然性是第一性的,人的意志自由是第二性的。后者必须适应前者,以前者为依据。自然界的规律或必然性是不依赖于人的意志而客观存在的。“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第111页)只有承认必然性,才能谈得上进一步去认识和掌握必然性。离开了必然,就没有自由。
(2)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必然性是客观的,同时又是可知的,在自由和必然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第111页)只有认识客观规律,并在实践中有计划地利用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人们才能获得一定的自由。当人们还不了解客观规律时,自然界的必然性就是“盲目的必然性”,人们是这种“盲目的必然性”的奴隶;当认识了必然时,人们就成为驾驭自然的主人。因此,“意志自由只是借助于对事物的认识来作出决定的那种能力。”(第111页)人们对必然性的认识越深刻,行动就越自由,主动权就越大;相反,不懂得事物的必然性,就处处被动。犹豫不决则是以不知为基础的,恰好证明它不自由。
(3)自由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自由是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因此它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第112页)最初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本质上和动物一样,是不自由的;在以后文化上的每一进步,都使人类向自由迈进一步。原始人类发现了从机械运动到热的转化,即摩擦生火,这是“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第112页)到了近代,又发现了从热到机械运动的转化,即蒸汽机,这在社会领域中又实现了一次巨大的解放性变革,对发展生产力有重大意义。当生产力高度发展,并且建立了一种没有阶级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时候,才“第一次能够谈到真正的人的自由,谈到那种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相协调的生活”。(第112页)由此可见,自由是随着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对客观规律认识的不断发展而发展的。人对必然性的认识是一个由低到高、由浅入深、不断向前发展的无限过程。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人对客观必然性的认识和支配总是有限度的,因而人的自由总是相对的。
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出于反革命的需要,总是形而上学地把自由和必然割裂开来。有时,他们否认客观规律对意志自由的制约作用,胡说什么人们可以“打破旧规律——创造新规律”,精神可以“代替”物质,大肆鼓吹主观唯心主义;有时,他们又否认人民群众改造客观世界的主观能动性,疯狂攻击革命的群众运动,宣扬反动的“唯生产力论”,散布无所作为的奴才哲学。他们不论采取何种手段,其目的都是妄想扭转历史前进的车轮,把我国拉回到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
毛主席总结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经验,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由与必然的理论。毛主席指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转引自1966年4月11日《人民日报》)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实践、不断认识的前进过程。“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转引自1964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认真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由与必然的关系的理论,对于抵制各种机会主义路线,正确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使我们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把革命的热情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做好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批判杜林的历史虚无主义和庸俗思想
(第112页第2段一第116页)
杜林把以往的历史一概斥之为谬误和野蛮,胡说十九世纪比十八世纪更反动,回忆已往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我们的时代还是“不成熟的幼稚状态”,是“太古时代”,等等。恩格斯驳斥了杜林这种历史虚无主义谬论,指出杜林所说的“太古时代”,对一切未来的世代来说,总还是一个最有趣的历史时代,因为它为以后的更高发展建立了基础。可是,杜林在这个“幼稚状态”的时候居然能够发现“最后的终极真理”,对未来作出规范,这是十分奇怪可笑的。
最后,恩格斯批判了杜林关于经常变换生活条件来调剂生活和寻求愉快的所谓“差异规律”。在正常情况下,使神经的刺激有间断和变化,不会使人疲劳,这是在任何生理学手册中都可以读到而且是任何庸人根据自己的经验都知道的普通常识。而杜林竟然在他的《哲学教程》中用了整整三章的篇幅来玩弄这种老生常谈。可见,杜林的哲学是何等的庸俗、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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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辩证法。量和质
形而上学贯串于杜林思想体系的各个部分。恩格斯在十二、十三两章中,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集中批判了杜林的形而上学,驳斥了他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歪曲和攻击,阐明了唯物辩证法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一章是论述矛盾规律,并在此基础上论述质和量的互相转化规律。
(一)批判杜林否认事物矛盾的谬论,论述事物发展的矛盾规律
(第116页一第119页)
杜林从形而上学世界观出发,根本否认客观事物的矛盾。他宣称,关于存在的逻辑特性的重要命题是“矛盾的排除”。胡说矛盾就是“背理”,就是“荒谬”,矛盾“只能归属于思想组合,而不能归属于现实”。“在事物中没有任何矛盾”。在他看来,世界上一切活动的基本形式是“按相反方向互相抗衡的力的对抗”,但这并不是矛盾,等等。
恩格斯首先批判了杜林关于矛盾就是“背理”的荒谬观点。矛盾等于“背理”这个命题,对常识来说,也许象直不能是曲、曲不能是直一样,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常识并不等于科学,按照微分学,直线和曲线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等。杜林否认事物矛盾的思想根源就在于他用孤立、静止和片面的形而上学观点去观察世界。只看各个事物之间某些互不相关的表面特性,当然看不到任何矛盾。但是,坚持唯物辩证法,“从事物的运动,变化、生命和相互作用方面去考察事物时,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在这里我们立刻陷入了矛盾。”(第117页)
恩格斯针对杜林否认矛盾的形而上学观点,提出了“运动本身就是矛盾”的著名原理。矛盾客观地存在于事物和过程本身之中,是一切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源泉。事物的运动都是由其内部所包含的矛盾引起的。甚至简单的机械的位置移动,也是通过物体在同一瞬间既在一个地方、又在另一个地方这种矛盾的连续产生和解决来实现的。
恩格斯列举大量的例子,着重论证了矛盾规律的客观性和普遍性。“既然简单的机械的位移本身已经包含着矛盾,那末物质的更高级的运动形式,特别是有机生命及其发展,就更加包含着矛盾。”(第118页)生命就是有机体通过摄食和排泄而实现的不断自我更新的过程。生物同化外界供给的养料同时又排出体内的废料,产生一些新细胞同时又死去一些旧细胞,所以生物在每一瞬间既是它自身同时又是别的东西。没有这种新陈代谢或吐故纳新的矛盾运动,也就无所谓生命。不仅如此,在思维领域中也不能避免矛盾。人类认识能力的无限性和它由个别人实现的有限性的矛盾,是在人类世代无穷更迭的前进运动中不断解决的。就数学来说,不仅高等数学的基础是矛盾,就是初等数学也充满着矛盾。总之,世界上充满着矛盾,矛盾无所不在,无时不有,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矛盾规律是事物的普遍规律。矛盾的规律或对立统一的规律,是研究一切事物发展过程必须应用的根本方法。只有深入分析事物的内在矛盾,才能正确地分析革命的历史和现状,并推断革命的未来。
(二)驳斥杜林对《资本论》所运用的辩证方法的攻击;阐明量和质的互相转化规律
(第120页一第127页)
马克思的《资本论》是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事物的光辉典范。杜林对《资本论》中的辩证法思想进行了疯狂的攻击,胡说《资本论》“是辩证法的神秘杂货摊”,污蔑马克思由于根据黑格尔的“量转变为质这个混乱的模糊观念”,才得出“预付款项达到一定界限时就会单单由于这种量的增加而成为资本”的结论,等等。
恩格斯驳斥了杜林对马克思辩证法的攻击,指出了杜林的所谓“总括方法”的荒谬性质。接着,引证《资本论》的有关论述,揭露了杜林用这种方法对马克思关于货币转化为资本的理论所作的无耻歪曲。马克思在研究资本和剩余价值中得出结论:“不是任何一个货币额或价值额都可以转化为资本,相反地,这种转化的前提是货币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手中有一定的最低限额的货币或交换价值。”(第122页)并且举例说明了这个道理。只是在作了这些说明以后,马克思才说,事实证明了黑格尔发现的“单纯的量的变化到一定点时就会转化为质的差别”这一规律的正确性。《资本论》根本不是象杜林所捏造的那样,是根据黑格尔的量转变为质的观念,才提出从货币到资本的转化的理论。杜林硬说马克思讲的是任何一种预付款项都可以转化为资本,这也是荒谬的。其实,马克思讲的仅仅是用于原料、劳动资料和工资上面的预付,只有这样的预付才能转化为资本。
恩格斯阐述了量和质的互相转化规律,指出:“纯粹量的增多或减少,在一定的关节点上就引起质的飞跃”。(第42页)量变超过一定限度会改变事物的质,质变同样也改变事物的量,也即“量转化为质,质转化为量”。(第124页)量变和质变是事物运动的两种状态。量变是数量变化,不是性质的变化,是逐渐的、不显著的变化;质变则是事物性质的变化,是突变或飞跃。量变是质变的准备,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任何事物都是一定的质和量的统一。量变超过一定的限度,就会破坏事物原有的质和量的统一而使事物发生质变,出现新的质和量的统一,并开始新的量变。恩格斯针对杜林对辩证法的攻击,举出大量例子,论证了量和质的互相转化规律的客观性和普遍性。水在一定条件下,仅仅是温度的单纯的量变,就可以引起水的状态的质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的问题,谈到许多关于量转化为质、质转化为量的情况。化学中,量和质互相转化规律表现得更为明显,同系列的碳化物,由于元素的单纯数量按同一比倒的增加或减少,就会形成一系列在质上不同的物体。量和质的互相转化规律,无论在自然界、社会或人类思维领域,都是普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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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辩证法。否定的否定
这一章,主要批判杜林把辩证法歪曲为单纯证明工具的谬论,论述否定的否定,阐明唯物辩证法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一)驳斥杜林把辩证法歪曲为单纯证明工具的谬论,论述否定的否定
(第127页-第140页)
杜林胡说,马克思是借助黑格尔的否定的否定的公式,来证明社会革命的必然性和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必然性的。他捏造说,马克思讲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既是个人的又是公共的所有制的混沌世界”。恩格斯驳斥了杜林这种攻击和污蔑。
恩格斯首先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个人所有,仅仅是指生活消费品。所谓“既是个人的又是公共的所有制”的谬论,是杜林捏造出来硬加给马克思的。接着又引述《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发展及其必然灭亡的科学分析,驳斥了杜林诬蔑马克思把辩证法作为单纯证明工具的谬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明,以往的小生产由于自身的发展而造成了消灭自身即剥夺小私有者的条件,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造成了使自己必然走向灭亡的物质条件。剥夺者被剥夺,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同时又是辩证的过程。马克思只是从历史上和经济上对此作了有力的论证之后才指出,这个过程是否定的否定。马克思根本没有想用否定的否定来证明这个过程的历史必然性。杜林攻击否定的否定在这里“执行助产婆的职务”,是纯粹的捏造。
恩格斯在列举事例阐述否定的否定时指出,事物按其本性来说是包含着矛盾的过程,在一定条件下,每个极端都要向它的反面转化,等等。恩格斯在这里肯定了事物的否定过程是由事物内部的矛盾运动引起的。
恩格斯阐明了辩证的否定和形而上学的否定之间的根本区别,对辩证的否定作了深刻的论述。形而上学不是从事物发展过程来看待否定,因而对它来说,否定就是简单地说不,或者宣布某一事物不存在,或者干脆把事物消灭掉。这样,事物的发展过程就中断了。同形而上学相反,辩证法认为,任何现存的肯定事物中都包含着否定自身的因素;否定是事物发展的环节,是旧质向新质的过渡,是向对立面转化;没有否定,新事物就不能产生,旧事物就不会灭亡。辩证的否定,不是简单地把事物消灭掉,而是“扬弃”,即既克服旧事物中消极的、阻碍发展的东西,同时又保存其中的积极因素。只有这样,事物才能不断由低级到高级、螺旋式地上升发展。新事物否定或代替旧事物,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至于这种否定采取怎样的形式,则取决于每一过程本身的特殊性质。因此,我们对事物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不能简单地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在前进中,我们要敢于批判或否定腐朽的旧事物,积极扶植革命的新生事物,永做革命的促进派。
(二)唯物辩证法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第127页一第140页)
杜林站在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立场,对马克思的《资本论》进行了歪曲和攻击,胡说马克思是借助于黑格尔辩证法的“拐杖”来建立自己的经济学体系的。杜林把马克思的辩证法和黑格尔的辩证法混淆起来,加以攻击,充分暴露了他对唯物辩证法的仇视和无知。
恩格斯在论证唯物辩证法的规律的客观性和普遍性时,提出了唯物辩证法的科学定义:“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第139页)这一科学定义表明,唯物辩证法同黑格尔辩证法是根本不同的,它是唯一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是有原则区别的。黑格尔虽然正确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特征,但他的辩证法只是观念的自我发展。在他看来,自然界和历史中所显露出来的辩证发展,只是观念自己运动的表现。黑格尔的辩证法被头脚倒立地淹没在封闭的形而上学体系之中,是不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此相反。马克思早在1873年就指出;“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却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7页)恩格斯在本书的许多章节中揭露,黑格尔主义的真正摹仿者不是别人,正是杜林本人,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到处剽窃黑格尔的东西。但这只公鸡就是不能从黑格尔绝对唯心主义的粪堆中啄出辩证法这颗珍珠。
唯物辩证法是唯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不是单纯的证明工具。杜林把辩证法歪曲为单纯的证明工具,是因为他是一个愚蠢的形而上学者,对辩证法的本性根本不了解。恩格斯在批驳杜林这种歪曲时强调指出:“甚至形式逻辑也首先是探寻新结果的方法,由已知进到未知的方法;辩证法也是这样,只不过是更高超得多罢了;而且,因为辩证法突破了形式逻辑的狭隘界限,所以它包含着更广的世界观的萌芽。”(第132页)这个科学的世界观适用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适用于过去、现在和将来。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指南,也是各门科学的方法论。然而它并不代替各门具体科学对各种特殊事物的具体研究。恩格斯指出,辩证规律在各种具体事物的发展中都有其特殊的表现形态。仅仅知道大麦植株和微积分属于否定之否定,既不能把大麦种好,也不能进行微分和积分,正如仅仅知道靠弦的长短粗细来定音,还不能演奏提琴一样。所以,我们在运用辩证法时,一定要坚持一般与特殊相结合的原则,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这就是说,在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下,从客观存在的事物出发,深入分析具体事物的矛盾,掌握其特殊规律,才能制定出符合实际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
列宁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唯物辩证法,强调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列宁说:“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辩证法的要素》,《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608页)又指出,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只有这种观点“才提供理解一切现存事物的‘自己运动’的钥匙,才提供理解‘飞跃’、‘渐进过程的中断’、‘向对立面的转化’、旧东西的消灭和新东西的产生的钥匙。”(《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712页)
毛主席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在同国内外机会主义的斗争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指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矛盾论》)毛主席系统地论证和发挥了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阐明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及其相互关系,指出关于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并深刻地揭示了对立统一规律同唯物辩证法其他规律的内在联系。毛主席提出的“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光辉思想,是对于对立统一规律的精辟概括。
毛主席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深刻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提出了关于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系统地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为我们党制定了一条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一切新老修正主义者,从伯恩施坦、考茨基到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狂热地宣扬矛盾调和论,用庸俗进化论反对革命辩证法,以阶级合作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1961—1964年,叛徒刘少奇一伙同苏修叛徒集团反华反共相配合,适应国内地、富、反、坏、右的复辟活动需要,炮制了反动的“合二而一”论,直接反对毛主席的“一分为二”的革命辩证法,阴谋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这期间,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林彪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也进行了猖狂的攻击。他把辩证法歪曲成“一点论”,把一分为二的思想,污蔑为“对立而不统一”的形而上学。他用“二合为一”的反动谬论代替一分为二的革命辩证法,用孔孟的中庸之道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妄图篡改我们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的理论基础,颠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封建买办法西斯政权。但是,这伙叛徒的反革命阴谋都遭到了可耻的破产。
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矛盾论》)我们只有认真学习和掌握唯物辩证法,才能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抵制和揭露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的修正主义路线,深刻理解和自觉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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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解放 发表于 2016-6-17 18:42 | 显示全部楼层
十四、结论
《哲学编》的结论,概括了以上各章对杜林哲学的批判,说明杜林的哲学是纯粹的欺人之谈。恩格斯指出,杜林“这个人用吹号打鼓来吹嘘自己的手艺和商品,不亚于最鄙俗的市场叫卖者,而在他的那些大字眼后面却是空空如也,一无所有”,(第142—143页)生动地勾画出了杜林这个“江湖骗子”的丑恶嘴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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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解放 发表于 2016-6-17 18:43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编政治经济学
在政治经济学编,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批判了杜林的庸俗经济学观点和唯心主义先验论方法,从经济学方面清算了杜林的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列宁说:“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444页)这一编的中心问题就是论述这一伟大学说。
本编第一章,论述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恩格斯第一次给政治经济学下了经典的定义,说明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的生产关系的科学,分析了生产关系各个方面——生产、交换和分配的相互关系,提出了狭义政治经济学和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批判了杜林在政治经济学对象和方法问题上的错误观点。
第二——四章,恩格斯系统地批判了杜林的经济学体系的基础和指导原则——唯心主义暴力论,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决定政治、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以及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精辟地阐明了革命暴力在历史上的作用。
第五——六章,恩格斯着重批判了杜林的分配价值和工资决定价值等五种谬论,论述了劳动创造价值的一些基本原理。劳动价值论是剩余价值学说的理论基础。恩格斯依据劳动价值论,在第七、八、九章分析了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和剩余价值的产生,说明了资本的本质和剩余价值的各种转化形式。恩格斯通过对剩余价值来源及其在各个剥削者之间的分配的分析,揭示了无产阶级同整个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对立以及剥削阶级内部的矛盾,驳斥了杜林关于资本是自然物质的永恒范畴,暴力决定利润,土地提供地租等掩盖资本剥削实质的反动谬论。恩格斯指出,剩余价值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马克思的划时代的功绩,“科学的社会主义就是从此开始,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第201页)
第十章是马克思亲自写的,主要是批判杜林在经济学说史方面的反历史主义错误,并对有关经济学学派的思想和人物作了科学评价。
学习政治经济学编,特别是学习剩余价值学说,对于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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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解放 发表于 2016-6-17 18:43 | 显示全部楼层
一、对象和方法
这一章,恩格斯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贯彻到社会经济领域,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揭露和批判了杜林的庸俗经济学观点和唯心主义先验论方法。
(一)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
(第144页一第147页第1段)
恩格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给政治经济学下了经典的定义:“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是“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第144、147页)人类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有技术方面和社会方面。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它所研究的对象是生产的社会方面即生产关系。斯大林在解释恩格斯的上述定义时指出:“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人们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这里包括:(一)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二)由此产生的各种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或如马克思所说的,‘互相交换其活动’;(三)完全以它们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这一切共同构成政治经济学的对象。”(《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73年单行本,第58页)人们在物质资料的生产、交换和分配过程中所建立的关系,是生产关系内部的几个不同方面,它们互相制约、互相影响,而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则是其中最基本的方面。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决定着生产关系的性质。政治经济学在研究生产关系时,还必须注意上层建筑的作用,揭示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
人类社会的生产关系,是在不断地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着。由于人们进行生产、变换和分配所处的社会条件和历史条件不同,政治经济学本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第144页)因此,它必须从历史性的实际材料出发,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一个社会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然后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用于一切社会发展阶段的普遍规律,以及某几个社会发展阶段所共有的规律。
恩格斯在本章中论述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时,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和矛盾分析方法,从分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出发,阐明了生产、交换和分配在社会经济过程中各自的地位以及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揭示了生产关系内在矛盾运动的规律性。
恩格斯在阐明生产和交换的规律时指出,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职能,但从生产关系的总体来看,生产活动和交换活动每时每刻都在互相制约、互相影响,它们在经济生活中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没有生产就没有交换,因为只有生产出产品以后,才能进行交换,而且交换的性质、形式和规模,归根到底,都决定于生产。同时,交换又给生产以反作用。交换范围扩大时,会促进生产的发展;反之,会使生产停滞甚至减缩。
恩格斯在分析生产、交换同分配的辩证关系时,以原始公社、大农业和小农业、中世纪行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大工业为例,阐明了生产决定分配的原理。产品分配方式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所决定,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化而变动。和分配上的差别相伴随的阶级差别的出现,也就产生了国家暴力;国家暴力反过来又维护分配上的差别和阶级统治。
可是,分配不只是生产和交换的消极产物,它反过来又影响生产和交换。同新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配方式,对生产和交换起着促进作用。但是,由于生产的发展,分配方式会逐渐由适应变为不适应,以致同生产方式发生冲突。某种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愈是具有成长和发展的能力,分配也就愈快地达到与它们发生冲突的阶段。资本主义大工业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在一百年来的统治中所造成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大;在短短的时期内,资本主义的狭窄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就再也不能容纳它本身所造成的庞大财富了。这就在财富的分配上造成了两极分化的尖锐对立:一极是少数大资本家的财富积累,另一极是大量的无产者的贫困积累。因此,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直接使产生它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陷于混乱和危机,加速了资本主蛤生产方式的崩溃和灭亡。
每一种分配方式和生产方式相适应或不相适应的情况,经常反映在人们的情绪上。当某种生产方式处于上升阶段时,分配方式适应生产方式,因而在一定时期内受到人们的欢迎。当某种生产方式进入没落阶段而变得腐朽时,人们对于愈来愈不平等的分配才认为是非正义的而进行愤怒的控诉。这种道义上的愤怒,无论多么入情入理,政治经济学只能把它看做象征,而不能看做证据。对于分配方式所暴露出来的弊病,不是诉诸正义和非正义的道德原则,而是从产生这些社会弊病的物质生活条件中去寻求解释。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就在于,揭示社会弊病的经济根源,找出某种生产方式发生、发展和灭亡的经济规律。
(二)狭义的政治经济学和广义的政治经济学
(第147页第2段一第149页第1段)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十七世纪末产生的。当时它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研究对象,因此恩格斯称之为狭义的政治经济学。在资本主义初期,由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对立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些内部联系,提出了一些合理的见解,到十八世纪就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但是,他们和同时代的法国启蒙学者一样,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把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看作是从人的本性引伸出来的永恒的自然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结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批判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唯心主义观点和形而上学方法,吸取了它的科学成分,创立了无产阶级的经济科学。马克思的伟大著作《资本论》,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科学给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斗争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研究人类社会各个不同发展阶段上支配物质资料的生产、交换和分配规律的科学,叫做广义的政治经济学。恩格斯当时指出:“这样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尚有待于创造”。(第147页)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确立的关于资本主义以前各个社会形态的经济科学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科学理论,为广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后来,列宁和斯大林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列宁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创立了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列宁分析了帝国主义的实质、基本特征和矛盾,指出帝国主义是垄断的、寄生或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列宁阐明了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作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新结论。列宁还解决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列宁的这些光辉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广义政治经济学作出了伟大贡献。
毛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分析了关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本质,提出了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科学论断,考察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经济性质,揭示了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革命的规律性,等等。毛主席总结了国际国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应用对立统一规律,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发展规律作了科学的分析。毛主席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些矛盾集中地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毛主席系统地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毛主席还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论述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问题,如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性质及其发展方向,劳动者在社会主义生产中的相互关系,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和一系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等等。毛主席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了伟大贡献。
(三)批判杜林的庸俗经济学观点和唯心主义先验论方法
(第149页第2段一第155页)
政治经济学是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和党性的科学。它所研究的是阶级关系的最本质的问题,涉及到各个阶级的切身政治经济利益。因此,不同的阶级对于社会经济现象必然会作出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解释。恩格斯坚持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对杜林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学观点作了批判。
杜林把政治经济学的对象说成是“一切经济的最一般的自然规律”,企图在经济学研究领域中确立所谓“最后的、终极的真理”。这种谬论完全抹煞历史上各种社会经济形态之间的差别,根本否认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客观性和历史性,是彻头彻尾的历史唯心主义。它的反动实质,就在于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成是永恒不变的,竭力维护和保存资本主义剥削制度。
杜林确立经济学体系的指导原则是唯心主义暴力论。他认为,奴隶主所有制和资本家所有制都是基于暴力的所有制,暴力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恩格斯驳斥了杜林这种谬论,指出,每个有觉悟的工人都知道,“暴力仅仅保护剥削,但是并不引起剥削;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才是他受剥削的基础,这种关系是通过纯经济的途径而绝不是通过暴力的途径产生的。”(第150页)
杜林把交换和生产混为一谈,胡说什么“交换或流通只是生产的一个项目”,否认有独立的交换过程。这样,他就拆除了生产和分配之间的媒介,把分配看作是同生产毫不相干的过程。恩格斯批判了杜林这种庸俗观点,指出:“分配就其决定性的特点而言,总是某一个社会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以及这个社会的历史前提的必然结果,而且,只要我们知道了这些关系和前提,我们就可以确实地推断这个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分配方式。”(第151页)杜林割裂生产和分配,否认生产决定分配这一基本经济事实,目的是为了偷运他的暴力决定分配的私货。
杜林把全部分配理论从经济领域搬到道德和法的领域,认为过去的一切分配方式都是以压服、暴力为依据的,从今以后,要按照他所设计的“普遍公平”的原则来安排社会分配。杜林以这种正义和非正义的道德原则解释经济学问题,是他的庸俗经济学观点和唯心主义先验论方法的突出表现。恩格斯在驳斥杜林的暴力决定分配的谬论时指出:“无论如何,在考察财富的分配时,我们最好还是遵循现实的客观的经济规律,而不要遵循杜林先生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一时的、易变的主观想象。”(第154页)近代史上曾经多次发出过消灭阶级对立的呼声,这些呼声当时都受到劳动群众的冷遇。但从1830年起,消灭阶级对立的呼声却得到千百万无产阶级群众的共鸣,从此兴起了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这一伟大历史事实的根本原因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生产力和由它创立的财富分配制度,已经和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发生激烈的矛盾,而且矛盾达到了这种程度,以致于如果要避免整个现代社会灭亡,就必须使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发生一个会消除一切阶级差别的变革。”(第155页)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阶级矛盾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由此可见,无产阶级对于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心,正是基于这个可以感触的物质事实,基于认识和掌握现实的客观经济规律,而不是基于杜林之流臆造的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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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解放 发表于 2016-6-17 18:44 | 显示全部楼层
二、暴力论
杜林的历史唯心主义的暴力论是他的经济学体系的基础。恩格斯用三章的篇幅系统地批判了杜林的这一谬论。这一章主要是揭露杜林颠倒经济同政治的关系的错误,批判他关于暴力产生私有财产的历史唯心主义谬论,阐明私有制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产生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
(一)批判杜林关于政治决定经济的谬论,阐述经济是基础、政治暴力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原理
(第156页一第159页第1段)
杜林认为,政治是“历史上基础性的东西”,经济不过是“第二等的事实”;政治暴力是人们“达到自己目的的出发点”,而不是达到经济目的的手段。他把暴力看成全部历史的出发点和基本事实,用政治暴力来解释一切经济现象。这就是他所宣扬的政治暴力和经济的关系的“独特”观点。
恩格斯指出,杜林所吹嘘的“独特”观点,其实是一种象历史记载本身一样古老而流行至今的唯心史观。这种观点,完全颠倒了经济同政治暴力的真实关系,根本不能回答产生掠夺和奴役的基本原因。历史证明,奴隶主之所以用暴力对奴隶实行残酷的统治,决不是为了实行“政治分派”,而是仅仅当作维护奴隶主剥削制度、保护奴隶主经济利益的手段。到目前为止,一切剥削阶级的统治和奴役的事例都是如此。恩格斯指出:“暴力仅仅是手段,相反地,经济利益是目的。目的比用来达到目的的手段要‘基础性’得多;在历史上,关系的经济方面也比政治方面同样基础性得多。”(第157页)同时,奴隶主并不是单纯凭借暴力就能剥削奴隶,他必须事先就有奴隶劳动所需的工具和对象,以及维持奴隶劳动能力所需的生活资料。因此,只确在生产上达到一定的阶段,在分配上的不平等达到一定的程度,奴隶制的建立才有可能。要使奴隶劳动成为整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还需要生产、贸易和财富积聚有更大的增长。由此可见,经济现像不能用政治暴力来解释,而政治暴力倒需要用经济原因来锐明。这就是说,经济是基础,政治暴力属于上层建筑,归根到底,它是由经济基础决定,并为经济基础服务的。
(二)枇判杜林关于暴力产生私有财产的谬论,论述私有制产生的经济根源
(第159页第2段~第163页第1段)
杜林把奴隶制和雇佣奴隶制等所有制叫做“基于暴力的所有制”,认为私有财产的产生是使用暴力的结果。
恩格斯在驳斥杜林这种谬论时指出,要迫使人们去从事奴役劳动,强迫者就必须事先拥有使被强迫者从事劳动的生产资料和养活他们的生活资料。这些财产虽然可以凭借暴力由掠夺而得,但无论如何,财产必须先由劳动者生产出来,然后才能被掠夺。人类的历史雄辩地证明,私有财产的出现,决不是掠夺和暴力的结果。原始公社末期,由于生产的发展,产品有了剩余,私有财产就开始出现。公社的产品愈是采取商品的形式,社会分工愈扩大,原始公社成员的财产状况愈加不平等,旧的土地公有制就被埋葬得愈深,公社也就愈加迅速地瓦解为小农的乡村。所以恩格斯说:“在私有财产形成的任何地方,这都是由于改变了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是为了提高生产和促进交流——因而是由于经济的原因产生的。在这里,暴力根本没有起任何作用。”(第160页)
奴隶制的产生是这样,它的新形式即雇佣劳动制的出现也不能用暴力去说明。恩格斯指出:“商品生产达到一定的发展程度,就转变为资本主义的生产”。(第160页)当商品生产的发展具有普遍性,劳动力也成为商品的时候,商品生产就转变为资本主义生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是以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里,而丧失了生产资料的广大劳动者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前提的。换句话说,即使排除任何暴力和欺骗,即使私有财产起初都为占有者自己的劳动所创造,而且在往后的全部进程中商品交换都按等价原则进行,那末,在封建社会商品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中,也必然会出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的成长过程就是资产阶级的发展史。资产阶级最初作为一个被压迫的阶级同封建贵族的斗争,是城市反对乡村、工业反对土地占有、货币经济反对自然经济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资产阶级的决定性武器是他们的强大的经济力量。只有当资产阶级因经济力量的增长而与封建贵族的统治发生尖锐冲突时,才引起推翻封建贵族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封建贵族尽管拥有强大的政始暴力,也免不了被在经济上占优势的资产阶级所推翻。在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资本主义经济获得迅速发展。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内部矛盾日趋加剧,资产阶级变成了社会继续前进的障碍,它的掘墓人无产阶级也随之壮大起来。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日益求助于暴力。但暴力并不能挽救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暴力虽然可以改变占有状况,但是不能创造私有财产本身;私有制的产生、更替和消灭的根源,不是政治暴力,而在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为了批判杜林的暴力论,恩格斯在这里突出地强调了经济对政治的决定作用。后来,一些机会主义者歪曲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否认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否认政治革命的必要性。对此,恩格斯曾予以坚决驳斥,明确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恩格斯致约·布洛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
毛主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理论,指出:“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矛盾论》)这就从根本上驳斥了修正主义者散布的反动的唯生产力论等谬论。
苏修叛徒集团继承老修正主义者伯恩施坦、考茨基的衣钵,竭力鼓吹“唯生产力论”,叫嚷什么“共产主义建设的方针路线就是建立物质技术基础”。叛徒刘少奇和卖国贼林彪追随苏修,也鼓吹“唯生产力论”。1956年当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时候,刘少奇、陈伯达一伙胡说国内的主要矛盾不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并把这一修正主义谬论塞进党的八大决议。党的九大以前,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个政治报告,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认为党的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妄图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三、暴力论(续)
这一章,恩格斯从军事暴力和经济的关系上,阐明战争的物质基础,以及人和武器在战争中的作用,进一步论证了经济决定政治的原理,驳斥了杜林关于暴力是“本原的东西”的谬论。
恩格斯在批判杜林的暴力是“本原的东西”的观点时指出,暴力不是单纯的意志行为,它要求有实现意志行为的工具、武器。武器本身是生产出来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的。至于现代化的军队,更是依赖于经济前提,更要靠社会生产各部门给它提供各种各样复杂的装备。军队的装备、编制、组织、战略和战术等,有赖于当时的生产水平和交通状况。在这里起变革作用的是武器的更新和士兵成分的改变,而不是什么指挥官的“悟性的自由创造”。
恩格斯概述了武器和作战方法的发展史,并以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为例,说明了人民群众在正义战争中的伟大作用。恩格斯曾经指出:“赢得战斗胜利的是人而不是枪”。(《步枪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232页)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美国起义者虽然缺乏训练,但“他们为自己的切身利益而战”,(第165页)士气高,纪律好,所以能用机动灵活的散兵战术战胜武器优良、训练有素的英国雇佣军。法国在同欧洲反法同盟军的作战中,以训练很差的士兵运用纵队队形一次又一次地打败了敌人,这“首先是由于法国革命的兵士成分发生了变化”,他们是“人数很多的群众”,采取了“全民武装这种革命的制度”。(第166页)
在这里,恩格斯还指出,军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和对外侵略而必然出现的现象。军国主义的发展,势必在扩军备战方面花费愈来愈多的金钱,从而加速资本主义的财政崩溃;同时采取义务兵役制,又使人民比较普遍学会使用武器。因此,一旦人民群众觉悟起来进行革命,军国主义将由于本身发展的辩证法而灭亡。恩格斯的这一重要思想,对于我们认识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扩军备战和对外侵略的本质及其必然灭亡的命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毛主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革命实践相结合,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长期的革命战争的伟大实践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条件、人和武器在战争中的作用的思想。关于经济条件和战略战术的关系问题,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中国是一个经过了一次革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第一个特点。这个特点,不但基本地规定了我们政治上的战略和战术,而且也基本地规定了我们军事上的战略和战术。”关于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问题,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里,毛主席又说:“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毛主席的这些论述,有力地批判了国内外修正主义者散布的“唯武器论”的反动谬论。
四、暴力论(续完)
这一章,恩格斯批判了杜林关于人对人的统治是人对自然界统治的前提的谬论,阐述了阶级和统治关系形成的过程,进一步论证了经济决定政治的原理,强调和颂扬了革命暴力在历史上的作用。
(一)批判杜林关于人对自然界的统治是以人对人的统治为前提的谬论,论述阶级和统治关系形成的两种过程
(第171页一第180页第1段)
杜林认为,人对自然界的统治必须以人对人的统治为前提。他从这个错误的命题出发,运用偷换概念的手法,把“对自然界的统治”偷换为“对大面积的地产的经营”,又把这个“地产”偷换为“大地主”的财产;而大地主没有被奴役者是不能经营其土地的,由此就得出了一个荒谬的结论:任何阶级统治的产生,都不可能由经济本身得到说明,而只能由人对人的直接奴役来说明。
恩格斯列举大量历史事实,驳斥了杜林关于大面积地产的经营无论何时何地都要有大地主和被奴役者的荒谬论断。在原始社会并不存在什么大地主,当时大面积地产的经营是由土地公有的氏族公社和农村公社进行的。杜林的这种论断,纯粹是他的“自由创造物和想象物”,是对历史的捏造。
杜林胡说人对人的统治是人对自然的统治的前提。那么,人对人的统治,即阶级和统治关系是怎样产生的呢?在杜林那里,这个问题总是用暴力来回答。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深刻地阐述了阶级和统治关系形成的两种过程:
(一)阶级和统治关系的形成是与执行某种社会职能相联系的。在原始公社里,由于生产力水平很低,人人都必须参加劳动,都享受着生活状况和社会地位的某种平等,没有私有制,没有阶级。每个公社内部,一开始就存在着一定的共同利益,维护这种利益的工作,不能不由被赋予某种全权的个别人来担当,“这是国家权力的萌芽”。(第176页)随着生产力的逐步提高,一些公社组成为更大的整体。为了维护共同的利益,反对相抵触的利益,必须建立新的机构。这种新的机构,作为整个集体的共同利益的代表,对每个公社来说,已处于特别的、有时甚至是对立的地位。由于社会职位的世袭和同其他集团的冲突日益增多,使得建立这种机构更为必要,也促使它越来越独立。后来,社会职能的这种独立化逐渐上升为对社会的统治,起先的社会公仆逐步变成社会的主人,成为具有特权的统治者,并集结成为统治阶级。恩格斯指出:“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第177页)
(二)阶级和统治关系是在生产力发展到出现了剩余产品的条件下才形成的。在原始公社末期,生产已经发展到这样的水平,即人的劳动力所生产出来的东西除了维持自己的需要外还有剩余,从而具备了维持和使用更多的劳动力的资料,提供了把战俘变为奴隶的物质前提。这样,使用别人的劳动力成为有利可图的事情,剥削就成为可能。从这时起,人们不再把战俘杀掉,而是强迫他们为自己劳动。于是奴隶制被发现了,并且很快就在一切已经发展得超过旧的公社的民族中成了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形式。可见,不是暴力决定经济情况,而是政治暴力为经济情况服务。
恩格斯指出,在原始公社末期,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为古代文化的繁荣创造了条件。因此,“在当时的条件下,采用奴隶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第178页)杜林对人类历史不作分析,一概否定奴隶制,充分暴露了他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
阶级的存在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是同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的。“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的到现在为止的一切历史对立,都可以从人的劳动的这种相对不发展的生产率中得到说明。”(第179页)只有大工业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的时候,才有可能把劳动无例外地分配于一切社会成员,从而使一切人都有足够的自由时间来参加社会的理论和实际的公共事务。这时,任何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才成为多余而变为社会发展的障碍,无论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拥有多么强大的暴力,都将被无情地消灭。这是由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性所决定的,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二)论述革命暴力在历史上的作用
(第180页第2段一第181页)
杜林颠倒政治和经济的关系,认为政治权力决定经济情况,并把暴力看成是绝对的坏事,一味哀诉暴力行为玷污了到现在为止的整个人类历史。他胡说什么暴力的任何应用都会使应用暴力的人道德堕落,并企图强迫德国党接受这种传教士的和平主义的谬论,反对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
恩格斯彻底批判了杜林的唯心主义暴力论,反复强调了经济是基础,政治暴力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对暴力在历史上的作用作了全面评价。恩格斯指出,一切政治权力起先总是以某种经济的、社会的职能为基础的,在政治权力对社会独立起来并且从公仆变成主人以后,它可以朝着两个方向起作用,或者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或者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后一种情况下,当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权同它的经济发展相对立的时候,政治权力或迟或早总是在经济发展的压力下陷于崩溃。
恩格斯在驳斥杜林把暴力看作绝对的坏事的荒谬观点时,强调了革命暴力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指出革命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第181页)这就深刻地说明,从旧社会过渡到新社会必须经过暴力革命。历史上每一次革命的胜利,不仅因解放生产力而引起社会经济上的繁荣,同时也给使用暴力的人民群众带来道德上和精神上的巨大高涨。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改变旧的生产关系,为发展社会生产力开辟广阔的道路。革命暴力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必由之路。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阐述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时,曾经引证了恩格斯在这里提出的关于暴力革命的论述,并且指出:“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非通过暴力革命不可。”(《国家与革命》,人民出版社1973年单行本,第20页)苏修叛徒集团继承老修正主义的衣钵,竭力鼓吹“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反对无产阶级掌握武装,反对用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恩格斯和列宁关于革命暴力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论述,对于批判这种否认暴力革命的修正主义思潮,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毛主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宽思列宁主义关于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彻底批判了现代修正主义否认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种种谬论。毛主席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战争和战略问题》)毛主席还指出,革命专政作为镇压反动派的权力来说,非但不是什么“坏事”,“对于胜利了的人民,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地不可以须臾离开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是一个护身的法宝,是一个传家的法宝,直到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阶级被彻底地干净地消灭之日,这个法宝是万万不可以弃置不用的。”(《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林彪怀着刻骨的阶级仇恨,用儒家的“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的反动语言,反对革命暴力,咒骂秦始皇,恶毒攻击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是“独裁”,是“暴政”,阴谋复辟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专政。这种咒骂是早被毛主席痛斥过的国内外阶级敌人一贯的反革命叫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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