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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选集〉真相》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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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浪滚滚 发表于 2016-5-31 10:03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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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区评论:《〈毛泽东选集〉真相》一文的所谓真相,是地地道道的谎言。反毛杂志《炎黄春秋》 2011年第9期刊登的唐宝林《官越做越小的吴亮平 》在谈到毛泽东与张闻天关系的变化时, 援引《真相》 一文,再次言谎, 称《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 、《论持久战 》 、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三篇著作出自张闻天之手。堆砌谎言的《炎黄春秋》,确实是“言谎春秋”!】

《〈毛泽东选集〉真相》的真相
吴璇 《湖南社会科学》 2016年03期

【摘要】:近年来,在网上流传一篇《〈毛泽东选集〉真相》的文章,造谣说《毛泽东选集》大部分文章为别人所著,并举出22篇著作为例。这纯属无中生有、恶意捏造的谎言。本文综合真实史料和既有研究成果,对其举为例证的22篇毛泽东著作逐一进行考证,以揭露谎言实质。
【关键词】: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真相

近年来,一篇题为《〈毛泽东选集〉真相》(以下简称《真相》)的文章在网络上广为流传,文中诬称:“《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160余篇文章中,由毛泽东执笔起草的只有12篇,经毛泽东修改的共13篇,其余诸篇全是由中共中央其他领导成员,或中共中央办公厅以及毛泽东的秘书等起草的。”最先抛出此文的是浙江大学教授叶航,他于2009年10月2日在自己的博客中发表了全文,并于10月7日补充说明道:“关于《毛泽东选集真相》,是我一个海外的朋友传给我的,有些日子了……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像八卦,还是有很大的可信性,就在博客上贴出来了。没想到引起许多博友的关注,而且还引发了一些争论。”2009年10月4日,《真相》再次发表,署名罗冰,国内多家网站竞相刊载,并冠之以《关于〈毛泽东选集〉中著作原稿的审核、考证意见》、《毛泽东选集成书经过》、《毛泽东发表的作品到底有多少是他自己的》等题目。10月20日,海外网站赫然以《中共集体造假的铁证:〈毛泽东选集〉真相》为标题,广泛传播此文。

自《真相》一文公开发表后,许多不明真相之人被谎言所迷惑。而媒体不辨真伪地刊载,也为谎言的快速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据笔者粗略统计,各网站转载《真相》的帖子近百篇,浏览量以数十万计,仅中华网和中评网两家网站的浏览量就超十万。在造谣者的煽动下,有些网友竟提出“将原书名《毛泽东选集》改为《中国共产党选集》”。更有一部分网友借题发挥,造谣《毛选》以外的文章皆为代笔之作,并从各个方面将毛泽东妖魔化。谎言已在网络上鼓噪多年,每逢重大纪念日必被拿来炒作,浏览量及留言量至今仍在不断增加。令人惋惜的是这一谎言流弹竟然同样击中了中国学术界。某些研究者公开为《真相》辩护,称其“具有很大的可信性”,《毛泽东选集》是共产党所做的一次成功“包装”,而《真相》的恶意诋毁“对毛泽东的声誉没有大碍”。也有一些研究者丧失了最基本的学术判断力,在写文章时竟贸然将《真相》作为真实可信的依据进行引证,如唐宝林在《官越做越小的吴亮平》一文中谈到毛泽东与张闻天关系的变化时,就援引了《关于〈毛泽东选集〉中著作原稿的审核、考证意见》中捏造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三篇文章出自张闻天之手的说法。

舆论风波愈演愈烈,谎言造成的恶劣影响已不容忽视,不少学者和正义之士纷纷站出来对《真相》一文予以了批驳。本文拟对学术界既有研究成果作一概述,并根据史料对《真相》一文举为例证的22篇毛泽东著作逐一进行考证,揭露其谎言实质,以正视听。

《真相》说:“《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此文为1929年12月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的部分,是周恩来起草的。”

事实上,此份决议根本不可能由周恩来起草。首先,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年谱》记载:1929年12月28日、29日,“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古田召开。会上,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中央九月来信以及关于开除取消派陈独秀等党籍的决议案。会议讨论了中央的指示,总结了红四军前委工作的经验教训,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八个决议案(总称《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又称《古田会议决议》)。”《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作为决议的第一部分,编入《毛泽东选集》。其次,还原当时的历史环境,周恩来并不具备写作时间。1931年12月底,周恩来到达瑞金,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之前周恩来一直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并未进入中央苏区,不可能参加1929年的红四军会议,更不可能起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文件。再次,通过分析毛泽东当时的党内地位,其文章不可能由领导代笔。秋收起义后,中央认为毛泽东割据井冈山是逃跑或软弱,从而免去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宁都会议上被贬去兵权,后因纠正“罗明路线”而再次被冷落。比毛泽东地位高的周恩来替毛泽东写文章,显然不合情理。

《真相》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选》中说此文是毛泽东于1932年1月5日的一篇通信,实际上是瞿秋白写的指示信件,由毛泽东、滕代远、周逸群在红军中宣讲的。”

首先,《真相》作者连写作时间都搞错了。据《毛泽东年谱》记载,该著作是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在古田给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林彪写的回信,并以党内通信形式印发给部队干部,对广大指战员进行形势与任务的教育。《真相》谎称写作时间为1932年1月5日,此时瞿秋白已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留在上海养病,并没有权力对军队发布指示。这封信批评了当时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悲观思想,在1941年延安整风期间,作为重要文献被收入《六大以来》。1948年林彪向中央提出将来公开刊行这封信时不要提他的姓名,毛泽东同意了这个意见。该信在编入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时,改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指明批评林彪的地方作了删改”。

1989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根据《六大以来》刊印了完整的信件内容。该信原题为《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末尾还有毛泽东的署名。这封极其重要的党内通信是毛泽东在古田会议结束后的第七天写成的,信件内容与《古田会议决议》紧密衔接。如决议指出:“红军之打仗不是为打仗而打仗,乃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设政权才去打仗的”;针对流寇思想,决议批评道:这是“不愿坚(艰)苦耐劳的帮助群众建设政权,由此去扩大政治影响,而只想用流动方法去扩大政治影响”。这些内容与毛泽东在信件开头分析林彪悲观思想的论述几乎完全相同。由此可以看出,这封信是毛泽东对其亲自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部分内容的展开,是对决议思想的进一步阐发。

《真相》说:“《反对本本主义》,此文为1930年5月,由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领导干部的宣传、教育文件。”

为反对党内和红军中的教条主义倾向,1930年5月,毛泽东在江西寻乌进行社会调查时,写下《调查工作》一文,首次提出“不调查没有发言权”的科学论断,这是他多年调查研究活动的理论总结。同年8月中共闽西特委将此文翻印成册,发给苏区军民学习。1931年春红军撤离时,党组织将其中一本交给福建上杭县农民赖茂基。赖茂基视若珍宝,用数层油纸包裹,放入木匣,藏在居室的泥墙中保存下来,1957年上交组织,1959年由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在福建龙岩征集得到,现收藏在国家博物馆,为国家一级文物。这本珍贵的《调查工作》石印本,纵18.4厘米,横12.6厘米,正文篇名后加了括号,里面清楚地标明作者“毛泽东”。1961年1月,田家英将这本小册子呈送毛泽东,毛泽东十分高兴,亲自修订,改题为《关于调查工作》,并加批语,于3月11日印发给在广州召集的三南会议。1964 年经毛泽东审定,又改题为《反对本本主义》,收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同时出版了单行本。后收入199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可见,《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形成和流传的脉络十分清晰,其作者是毛泽东,这是毫无争议的事实。而《真相》所谓的该文“起草者”刘少奇,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先后任全国总工会常委、特派员,中共中央指导员、顺直省委常委、满洲省委书记,在河北、上海、东北从事秘密工作,主要是领导工人运动;1930年4月到上海组织工人运动,6月受中共中央委派,率团赴莫斯科参加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执行局委员,留在赤色职工国际工作,直至1931年秋才回国。1930年前后,刘少奇从未到过中央苏区,从事的基本上是工人工作,没有做过农村调查和军队工作,怎么可能写出总结作者本人从事中央苏区调查工作经验、反对党内和红军内的“本本主义”的文章?查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刘少奇的论著目录和《刘少奇选集》等著作,他在这一时期写作和发表的也基本上都是有关工人运动的文章,《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不在其中,也不可能在其中。并且,刘少奇1943年才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此前也没有为中央起草文件的资格。

《真相》说:“《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选》称本文为毛泽东于1936年12月为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写的,实际上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为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由张闻天和周恩来起草,由毛泽东出面在红军大学的演讲稿。”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是对十年内战经验的总结,是当时党内在军事问题上的一场大争论的结果。”在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结束了“左”倾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毛泽东随即在12月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地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的问题。1936年12月,毛泽东完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前五章的写作,系统地说明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问题,原计划写作的战略进攻、政治工作及其他问题,因为西安事变的发生而搁笔。有学者对毛泽东与张闻天的军事经验作了分析,指出毛泽东在战争实践中和军事理论中积累了丰富的革命经验,相较之下张闻天则是外行。张闻天的夫人刘英曾对1935年3月10日发生的打鼓新场风波作过回忆,当时毛泽东不赞成打,民主表决否定了毛泽东的意见,还把他前敌总指挥职务也表决掉了,当晚毛泽东最终还是说服了大家。“实践证明毛主席这个意见是对的。闻天也认识到这件事处理失当。由此更觉得军事领导要改变办法。战场情况瞬息万变,必须临机决断,靠开中央会议来决定会贻误战机,而且他自己对打仗也不熟悉,自认是外行,觉得过多地参与军事指挥不适合。所以就接受了毛主席的建议,决定成立军事三人小组统一指挥。这个三人小组的成员是: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通过刘英的回忆,可以看出张闻天也承认自己“打仗不熟悉”、“自认是外行”,若将这篇包含着丰富哲学思想、对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进行了系统说明的著作归在张闻天名下,显然有违历史真相。

《真相》说:“《实践论》(1938年5月)、《矛盾论》(1937年8月),《毛选》说这两篇论文都是毛泽东写的,曾由毛泽东在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作过讲演,实际上是由周恩来、林伯渠、王稼祥、康生、陈伯达等人起草的,毛泽东只是作了修改,就成了毛泽东写的了。”
事实上,《实践论》、《矛盾论》是1937年毛泽东应邀为抗大学员授课时编写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教材中的两节,《实践论》为第二章第十一节,于7月份讲授,并非《真相》所称“1938年5月”;《矛盾论》为第三章第一节,于8月份讲授。关于这一史实,在1965年1月9日毛泽东与美国友人斯诺的谈话中得到了证实:“那时抗日军政大学要我去讲一讲哲学。”“他们强迫我去讲课,我没有办法。这是写的讲义的一部分。花了几个星期,搜集了些材料,主要是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每天晚上写,白天睡觉。讲课只讲了两个钟头。我讲课的时候,不准他们看书,也不准他们做笔记,我把讲义的大意讲了一下。”这两节后来经毛泽东本人分别修改成《实践论》、《矛盾论》,收入了《毛泽东选集》。毛泽东在编写《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教材前,阅读了大量的哲学著作,并写下了批注文字。1988年出版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呈现了毛泽东对10本哲学书籍的批注。其中,对“两论”写作有直接影响的有两本: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合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三版)、米丁等著《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毛泽东对这两本书籍的批注集中在认识论和辩证法上,这些批注为“两论”直接沿用或加工提炼后采用,有的文字与《实践论》、《矛盾论》中的文字几乎完全相同。另外,毛泽东后来在很多场合都对“两论”的写作进行过回忆。1956年3月14日,毛泽东在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总书记长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艾地时表示:“对已发表过的东西,完全满意的很少。如《实践论》就是比较满意的,《矛盾论》就并不很满意。”1960年6月21日,日本文学家代表团询问毛泽东是否有写新哲学著作的想法时,毛泽东回答道:“没有时间,如果有时间想写一点。《矛盾论》已经很早了,想把那以后这一段中国革命经验总结一下。”1965年1月23日,余秋里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讲到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时,毛泽东说:“我的那些东西还有用?那些是历史资料了,只能参考参考。我只有一篇好的《实践论》,还有点用。”此外,不少当事人也对毛泽东创作“两论”并进行演讲的情形进行了描述。据郭化若回忆,西安事变后,他曾在毛泽东办公桌上看到一本《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翻开一看,开头和其他空白处都有墨笔小字和旁批。毛泽东幽默地对郭化若讲到:“我花了三天四夜的时间,才准备好了讲课提纲,讲矛盾统一法则,那知只半天就都讲完了。岂不折本了吗?”说完两个人都笑了。胡耀邦在《最好的怀念》一文中也回忆了毛泽东在抗大讲授“两论”时的情景。曾长期负责毛泽东手稿保管工作的齐得平先生提供了中央档案馆收藏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的油印件和铅印件封面,上面还有毛泽东的毛笔签名,这可以说是铁证。

《真相》说:“《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此文为毛泽东于1937年5月7日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总结报告,但文稿实际上是由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张闻天、周恩来作了修改。”

对于此篇著作,中央档案馆的齐得平先生也以铁证进行了回应:“这篇重要著作的手稿,全文共28页,用的是16开纸,是用毛笔横写的。”中央档案馆现在还保存着这个手稿,齐得平先生提供了这篇文章开头4页的影印件,白纸黑字,无可辩驳。此外,有学者详细记述了毛泽东亲自参与《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校对工作时的情况。“毛泽东往往对照原稿和清样逐字逐句进行校阅,如在校对《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文时,他发现有两个铅字磨损,字体比其他字瘦小,就在一旁批道:‘换一个铅字。’文中有一处字号不符,几乎看不出来,他也画了出来,在一旁批道:‘改老五号。’”由此不难看出,毛泽东对《毛泽东选集》的出版采取了极为慎重的态度,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毛泽东对自己著作的珍视。
《真相》说:“《论持久战》(1938年5月)、《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年5月),前者为毛泽东于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的演讲稿,实际上这两篇文章都是由周恩来、张闻天、林伯渠、康生等起草,董必武也参加了修改。”

据《毛泽东年谱》记载,《论持久战》系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所作的讲演。1938年5月30日,毛泽东完成《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在当日出版的《解放》第四十期发表,后收入“由毛泽东题签的《抗日游击战争的一般问题》一书,作为该书第七章”。毛泽东的警卫员曾目睹其写作《论持久战》时的情景:“毛泽东坐在窑洞里的书桌边,微弱的烛光照着他苍白的脸。他两天没有睡觉,只吃了很少一点东西,用毛巾擦把脸而不顾全身的汗水。笔记本旁边放着一块石头,他的手由于不停地写作而酸疼时就紧握那块石头使手指得到松驰。”9天后,毛泽东完成了这篇长达80个印刷页的论文。这段有关毛泽东废寝忘食、殚精竭虑写作情形的真实再现,充分展现了一代伟人对于真理的执着追求,如此呕心沥血之作岂是他人代笔可以写得出的?
《真相》说:“《论新阶段》,毛泽东于1938年10月,代表中央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政治报告,文稿是由王稼祥、康生起草的。”

《论新阶段》确实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政治报告,但起草人是毛泽东本人。1937年11月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被派回国,由于他不了解中国抗战的实际形势,很快就陷入了右倾投降主义的误区,为克服这种倾向并防止其蔓延,将全党的认识统一到正确的思想上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会议。1938年9月14日,王稼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9月14日—27日的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议程,决定由毛泽东代表中央向全会作政治报告。9月29日至11月6日,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在10月12日下午、13日下午、14日下午和晚上作了题为《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长篇政治报告。这个报告发表在1938年11月25日出版的《解放》第五十七期,题为《论新阶段》。其中,第七部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被编入《毛泽东选集》。

《真相》说:“《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本文是由中共中央书记处集体起草的,后经周恩来、刘少奇、王稼祥、康生等人修改。”

《毛泽东选集》收录该著作时作题解:“《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是一九三九年冬季,由毛泽东和其他几个在延安的同志合作写作的一个课本。第一章《中国社会》,是其他几个同志起草,经过毛泽东修改的。第二章《中国革命》,是毛泽东自己写的。第三章,准备写《党的建设》,因为担任写作的同志没有完稿而停止。但是这两章,特别是第二章,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中仍然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毛泽东在这个小册子的第二章中关于新民主主义的观点,在一九四○年一月他所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大为发展了。”题解对毛泽东修改部分和起草部分介绍得很明确,《真相》的说辞显然与事实不符。另外,回归真实的历史环境,周恩来等四人根本不具备写作条件。六届六中全会后,周恩来任南方局书记,常驻重庆;刘少奇任中原局书记,在华中敌后开展工作,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政委,1943年才回延安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王稼祥、康生虽然在延安,但他们并不擅长历史,难以写出涉及历史问题的《中国社会》部分。

《真相》说:“《新民主主义论》,此乃毛泽东于1940年1月9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讲,文稿是中共中央委托康生、陈伯达、艾思奇等人起草,经中央集体讨论定稿的。”

据《毛泽东年谱》记载,这篇演讲后经修改,于1940年1月15日完稿。后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为题发表在2月15日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上。2月20日出版的《解放》第九十八、第九十九期合刊刊载此文时,将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同样,毛泽东在后来的很多重要场合也重新谈及此篇著作。1956年3月14日,毛泽东在与长征、艾地等人的谈话中说到了《新民主主义论》的写作过程:“初稿写到一半时,中国近百年历史前八十年是一个阶段、后二十年是一个阶段的看法,才逐渐明确起来,因此重新写起,经过反复修改才定了稿。”当艾地提出印尼许多同志认为毛泽东思想成熟,写文章一气呵成,不必修改的说法时,毛泽东回应道:“那样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我们的头脑、思想反映客观实际,谁都不可能无论什么时候一下子就反映得完全正确,无遗无误。”“写《新民主主义论》时,许多东西在起初是不明确的,在写的过程中才逐渐明确起来,而且经过反复修改,才把意思表达得比较准确。”可见,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并非突然产生,而是经过长期的思考和探索才提出来的。他在1962年1月30日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次讲到:“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另外,亲历过这段历史的人也回忆了毛泽东写作及演讲时的情形。毛泽东警卫员贺清华回忆道:“有一阵,毛主席接连几天没有睡觉,集中精力在写《新民主主义论》。”温济泽对毛泽东的精彩演讲也做过描述:“这个长篇讲话,从下午一直讲到入夜点起煤气灯的时分。”“拥挤在会场里的五六百听众,被他的精辟见解和生动话语所鼓舞、所吸引,聚精会神,屏息静听,情绪热烈,不时响起一阵阵的掌声。”后来,这篇文章传到国统区,连一向攻击共产党没有理论的叶青也不得不承认,自从读到《新民主主义论》,“我对于毛泽东,从此遂把他作共产党理论家看待了”。

《真相》说:“《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1941年3月18日)、《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1941年5月5日),《毛选》称这两篇均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的对党内的指示,实际上是中央委托周恩来起草的,董必武也参加了部分意见。”

这里,《真相》第三次将写作时间搞错了。据《毛泽东年谱》记载,《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是1941年3月1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关于目前时局的通知,而《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则是1941年5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毛泽东起草的党内指示,并非《真相》所称“1941年5月5日”。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1月22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名义发表谈话,驳斥对新四军的诬蔑,要求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等十二条解决办法。3月6日,在政治上陷于孤立的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表示不再进行剿共,第二次反共高潮宣告结束。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中,毛泽东审时度势,运筹帷幄,提出了积极稳妥的方针与政策,并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对斗争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作出了总结,即以上两篇党内指示。为配合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与蒋介石展开坚决的斗争,周恩来和董必武在重庆第一线始终与党中央保持联系,并将党中央的决定变为实际的行动。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所取得的重大战果,固然与周恩来和董必武在一线的斗争分不开,但若将收入《毛选》作为重要文献保存的两份党内指示说成是远在重庆的周恩来、董必武起草的,则显然歪曲了历史。毛泽东自始至终领导了这场斗争,为我党争取了广大的中间派,使我党国际声望空前提高。正如胡乔木所说:“经过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我们党内更团结了,毛主席的领导威信大大提高了。这半年的斗争,对后来抗战、解放战争初期的胜利都有很大的意义。”

《真相》说:“《改造我们的学习》,此文为毛泽东于1941年5月19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文稿是由康生起草,经王稼祥修改的。当时是以中共中央学习研究组的名义发表的。”

对于此篇著作,齐得平先生提供了手稿前4页的照片,并指出“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讲演时,只写了一个提纲。这篇文章的手稿是他按照讲演提纲亲自加以整理的。全文18页,用的是16开纸,是用铅笔横写的。”这无可辩驳地说明,这篇文章并没有所谓的“起草者”,它是毛泽东在会后根据自己事先拟定的讲演提纲整理而成的。另外,当时作为马列学院教育处长和总支副书记的邓力群,曾亲耳聆听了这次报告:“毛主席讲得很生动、风趣。他以明快而亲切的语言,有力地批评了教条主义者,只知有书本的书呆子,很能启发人的思想。会场上的情绪气氛相当热烈、活跃。”胡乔木也在回忆录中记述道:“报告尖锐批评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指出‘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毛主席讲话用语之辛辣,讽刺之深刻,情绪之激动,都是许多同志在此以前从未感受过的。”

《真相》说:“《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前者为毛泽东于1942年2月1日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演讲,后者为毛泽东1942年2月8日在延安干部会上的讲话。这两篇文章都是由林枫起草的,陈云、李富春等人参加了修改。”
《改造我们的学习》这一报告为开展整风运动作了思想动员,而整风学习在党的各级干部和党员中普遍进行,则是从1942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和在中央宣传部干部会议上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后开始的。这两个报告明确提出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任务,阐明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整风宗旨。对于这两篇报告在当时产生的影响,邓力群记述道:“好象巨石击水,引起强烈反响,尤其在知识分子和新党员中,反响更大。这两个报告全面阐明了整风的任务和方针。它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大家开始从新的高度、新的角度来审视问题,来重新认识党的历史。”从理论与思想一脉相承这一角度,可以发现《整顿党的作风》与《反对党八股》两篇著作实际是上、下篇关系。《整顿党的作风》在对学风、党风中存在的问题做了具体分析后,写道:“关于党八股的问题,今天不能讲了,准备在另外一个会议上来讨论。”即指七日后毛泽东所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开篇就指出:“我现在想讲的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怎样拿党八股做它们的宣传工具,或表现形式。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如果不连党八股也给以清算,那它们就还有一些藏身的地方,它们还可以躲起来。如果我们连党八股也打倒了,那就算对于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最后地‘将一军’”。毛泽东对“三个问题”内在联系的深刻阐释,展现出其思想的一贯性。思想之相承岂能由他人代劳。

《真相》说:“《论联合政府》,此文为毛泽东于1945年4月20日在中共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文稿是由康生、艾思奇、胡乔木等人起草的,任弼时、张闻天、刘少奇等作了修改。”

不消说,《真相》第四次将写作时间搞错了。1944年5月21日,扩大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七大的议事日程及报告负责人,决定政治报告由毛泽东同志来作,并特别说明政治报告不设准备委员会。1945年3月31日,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召开,毛泽东在会上对《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草案进行了说明,并提出:“如果大家同意报告的这些基本观点,则修改后即发给所有代表,代表大会上仍可提出各种修改意见。”会议一致通过政治报告草案。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正式向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提交了《论联合政府》这篇政治报告。对于这段史实,齐得平先生引述了胡乔木和中央档案馆原副馆长裴桐的话作为证明。胡乔木曾回忆道:“4月24日,由毛主席向大会作政治报告。他写了一个书面政治报告,即《论联合政府》,发给大会代表,每人一册。”裴桐也对齐得平先生说过:“《论联合政府》是毛主席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1956年3月14日,毛泽东与长征、艾地谈到这篇著作时,曾谦虚地说自己“只是把政纲排列起来,加工不多,不好。”在场的周恩来插话说:“《论联合政府》当时动员的力量和作用很大,甚至比《新民主主义论》还大。”“联合政府”这一口号产生的巨大影响,毛泽东在对《论联合政府》进行说明时也感慨道:“这个口号一提出,重庆的同志如获至宝,人民如此广泛拥护,我是没有料到的。”

《真相》说:“《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此文为庆祝中共建党28周年的专论,文稿是由中共中央集体起草的,主要执笔人是陈伯达、艾思奇和邓力群。”
对于这一说法,齐得平先生提供了有毛泽东笔迹的4页手稿和2页清样稿予以驳斥,并作出详细说明:“手稿全文共31页,用的是16开纸,横写。文章标题原为《二十八年》,后来毛泽东用毛笔改成《论人民民主专政》,后边还有他的亲笔署名。”“正文第1—15页是用铅笔写的,第16—31页是用毛笔写的,均用毛笔修改过。有过两次竖排铅印的清样稿。第一次清样稿16页,标题原为《二十八年》。毛泽东用毛笔改为《论人民民主专政——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年》。正文先是用铅笔修改,后又用毛笔修改,增加了很多内容。第二次清样稿也是16页,毛泽东用毛笔作了一些修改,又增加了一些内容。”逄先知曾作为田家英的助手,参与了《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田家英对他讲起过毛泽东写《论人民民主专政》时的情形:“毛泽东写这篇文章之前,坐了一天,动也不动,专心构思。然后,又用了一天时间,饭也不吃,一气呵成,写就这篇万言名著。”逄先知还提到自己见过完整的手稿,“改得密密麻麻,不知改了多少遍,一会儿用毛笔,一会儿又用铅笔,好像是一位雕塑大师在那里精雕细刻他的一件艺术作品。”这些原始资料和当事人的回忆,充分说明《论人民民主专政》的起草者和修改者就是毛泽东本人,而非其他人。

《真相》说:“毛泽东著作中三篇名作(俗称《老三篇》)——《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和《为人民服务》,甚至毛泽东诗词中最有代表性的《沁园春·雪》,都出自胡乔木的手笔。”

1936年2月6日,陕北普降大雪,毛泽东登高远眺,触景生情,诗意顿生。次日,写下了气势磅礴、脍炙人口的诗篇《沁园春·雪》。延安革命纪念馆还收藏有当年毛泽东创作这首词时曾使用过的小炕桌。胡乔木之女胡木英对谣言回应道:“父亲没参加过长征,壮丽景观没经历过,这不是凭想象就能写出来的,而且按照父亲的性格,他不会写出主席那样的气魄。”胡乔木1941年2月初才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不可能在1936年替毛泽东写出《沁园春·雪》,也不可能于1939年12月21日完成《学习白求恩》一文。《学习白求恩》是毛泽东为出版《诺尔曼·白求恩纪念册》一书所作。2012年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艰难与辉煌(1921—1949):国家图书馆藏珍贵革命历史文献展图录》图文并茂地展出了该书,其中,《学习白求恩》“全文共1053个汉字(含标点和题目、作者、成文时间),繁体,从右至左竖排排列,分四个自然段,有‘(一)’至‘(四)’的段前标注,文头和文末分别署有作者姓名和成文日期。1952年,《学习白求恩》改名《纪念白求恩》,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为人民服务》一文是毛泽东于1944年9月8日在张思德追悼会上所作的演讲。据时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兼政委的吴烈回忆,1944年9月4日,当毛泽东得知张思德不幸牺牲的噩耗时,对他说道:“要开一个追悼大会,到时我也参加。”9月8日,在延安枣园的操场上为张思德举行了追悼大会,大会主席台正中间放着毛泽东亲笔题写的挽联:“向为人民的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下午2时多,毛泽东从枣园的住所走了出来,一路上一句话也没说。随后,毛泽东亲手拿着他自己名义的花圈,献在了张思德的遗像前,并即兴作了演讲。9月21日,延安《解放日报》在一版显要位置以《警备团追悼战士张思德,毛泽东亲致悼词》为题,全文刊发了这篇讲演。后来,在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正式定名为《为人民服务》。

《愚公移山》一文是毛泽东在1945年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闭幕词。早在1938年4月30日抗大第三期第二大队毕业典礼上,毛泽东就对即将开赴太行山等地的干部们讲过:学习愚公挖山的精神,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统统移掉。1939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号召广大青年要永远代表老百姓,“将来你们老了,教育你们的儿子也要代表他们,儿子再告诉儿子,孙子再告诉孙子,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并且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传遍全中国,不达目的不止。”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除了在闭幕词集中阐述了愚公移山精神,还在1945年4月24日作的七大“口头政治报告”、5月31日作的七大“结论”中讲到愚公移山的故事,并在“结论”中明确指出:“我多次讲愚公移山的故事,就是要大家学习愚公的精神”。可见,“愚公移山”的故事是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反复讲过的,他对“愚公移山”精神的崇尚是终生不渝的。
除举出以上22个所谓“例证”外,《真相》还编造了子虚乌有的著作权争议问题,称党内多次提出要对毛泽东著作的署名问题进行审核,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曾联合向中央书记处提出了书面报告《关于<毛泽东选集>中著作原稿的审核、考证意见》。”

《真相》假借中央权威部门之口,先后捏造2份党代会决议,3份中央书面报告,3份批示,1份意见书,4次以官方名义或个人名义提出的口头意见。针对以上谣言,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校新闻发言人于2011年5月25日正式作出了澄清。声明从未就《毛泽东选集》的原稿审核、考证联合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过书面报告;从未在1993年6月初联合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关于毛泽东著作整理出版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关于胡乔木和其他人士对毛泽东著作的意见的处理》两份报告,中央书记处也未就这两个报告作过三点批示;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从来没有作过有关毛泽东著作署名问题的决议。《真相》一文中所涉及的三家单位联合辟谣,谎言所持依据随之瓦解。

所述情况表明,《〈毛泽东选集〉真相》一文所谓的真相,是地地道道的谎言。

(作者:吴璇,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2015级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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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浪风扬 发表于 2016-8-28 20:32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反毛小丑们龌龊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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