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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一庆新著《边缘的文化革命》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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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圣归来 发表于 2016-4-7 08:2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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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一庆新著《边缘的文化革命》评述


杨松林


来源:作者授权  2016-03-03


【破土编者按】文革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可今天的我们依然对其知之甚少。本文介绍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吴一庆教授著《边缘的文化革命》一书,展示吴教授以“超越左右之争,打通历史断层”的方式研究文革的努力。吴教授认为,文革起源于对官僚社会主义的反动,但当时的中国社会尚未形成完整的官僚阶级,因此文革最终触及了毛泽东思想的底线,引发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危机,使得以毛为首的中共领导人决心镇压文革。可是,改革开放却为官僚集团的日渐庞大提供了温床,使得我们眼见国家资本主义的兴起,这时回过头来看文革,又有相当的现实意义。破土是一个开放的平台,欢迎各方观点就文革的争鸣、辩论,来稿请寄groundbreaking@126.com。


图片来源:he yafei,1970

学者对于历史的分析和评价,总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倾向性,但历史事实本身却又是客观而不带有偏见的。因此,在历史事实本身与历史分析两者间达到一种不被成见束缚的相对平衡,就成为了众多史学家所追求的目标。简单地说,跨越左右成见,需要打通历史的断层;而历史断层的被打破,同样也需要有不囿于左右成见的态度和意识。

也正因如此,观点的保守和激进,以及过去与现今社会的断裂与连续,构成了历史研究中的两个基本维度。处理好这两个平衡,需要在研究角度、理论引用、史料分析上做到批判继承,不全盘否定,也不“拿来主义”。在这个层面上,吴一庆的《边缘的文化革命:中国社会主义的危机》一书,或许能为此提供新的思路与范式参考。

吴一庆,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博士,现任多伦多大学东亚研究系终身教授,从事当代中国历史、社会与政治的教学与研究,以文革与毛泽东时期为主攻方向。

吴一庆的新著《边缘的文化革命:中国社会主义的危机》(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Margins: Chinese Socialism in Crisis)2014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推出后,引发了西方中国研究的关注,并且吸引了中国区域研究之外,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学者的极大兴趣。其独特的跨学科理论视角及扎实的一手历史材料使其获得了美国社会科学历史学会最佳学术著作奖(SSHA President’s Book Award)。他的文革研究,从历史连续与断裂的复杂性出发,改变过往将文革和改革开放隔断的观点,重新认识晚期毛泽东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的问题和不足。同时,在对于社会阶级分析方法的使用中,他能做到批判和继承相结合,既不全盘否认其作为方法论的特有优势,也尝试摆脱其固有的僵化和机械的不足。另外,在当今西方学界后结构主义与后殖民思潮极为盛行的气氛下,吴一庆的研究,一方面汲取了学术界近几十年来对于阶级、民族主义等总体性概念所包含的决定论、西方中心、现代中心主义等危险性的集中检讨和反思;另一方面,亦有意识地摆脱了后殖民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过度沉迷于文本和过度碎片化的理论局限,尝试通过发掘与重新解释文革中的民间思想,来重构社会运动及革命的历史可能性。通过一种对于文革和现世两段断裂历史中连续性的解读,他的目标,显然也在于对于现世的批判。


文革研究的新思路


历史的书写和历史事实本身并不完全一致。历史的叙述和书写,很大程度上和叙述者个人的背景与社会背景相关。正因为如此,历史叙述很难不带有个人的倾向性,从而轻易地被卷入二元对立的左右阵营中。这种带有极大局限性的划分,不但影响读者对于叙述者观点理解的全面性,更阻碍历史表达的相对客观性,造成历史事件和历史书写的进一步分离。

这种情况在文革史的研究中,同样如此。在改革开放的正当性不断被确立的同时,文革作为改革开放的“他者”,被定义为与之对立的负面标靶;同样的,也有部分学者在对改革开放所出现问题的批判中,对文革历史遗产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单面的用“革命”来批判“复辟”。而这种类似于贴标签的行为,在分析文革中,被赋予了所谓“政治先定论”的倾向,但这和历史书写追求的相对客观性要求所违背。如何处理这种线性历史观和“目的论”的研究方式,超越带有偏见的历史书写,是吴一庆在其著作中不断思考而力求改变的。
吴一庆的分析方式和其在西方的理论训练中受到的后现代氛围密切相关。这种对于旧有线性叙事和僵化的二元对立结构予以复杂化分析、解构,重新思考中心和边缘关系的混杂(myriad)、缠绕(entangled)的方法,都在这本书中有着类似的体现。事实上,在这本书中对于上述后现代分析术语的多次使用,都能证明吴一庆希望通过对文革权力中心和边缘关系的复杂化处理,解构传统研究过分强调“边缘对于中心的绝对服从,而忽视其自身的能动性”的观点。他甚至进一步认为,当年一些身处政治边缘的年轻人,提供了一种在政治层面更为深入而理智的解决方案。[2]


文化大革命所反对的官僚特权,事实上在建国后,一直在逐步形成。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保有对国家官僚化的敏感和警觉。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出现了官僚化的倾向,但由于完整的官僚阶级本身并未形成,加上其阶级形成的过程受到当时社会主义的种种因素限制,导致民众对于权力官僚化以及新精英阶级形成过程理论认识的局限。


“在某一特定时间或历史横切面上(例如1964年的中国),统治阶层未必已经演化为一个发育成熟的资产阶级、或完全成形的统治阶级;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他们没有潜能往那个方向发展。某些结构性的内在发展趋势,因原先受到各种历史因素(例如大众斗争传统、革命意识形态等)的压制而暂时处于潜伏状态。但是,一当环境或土壤‘成熟’的时候,一旦有了新的制度机制(比如市场)为之提供条件,它们就会蓬勃发展起来,甚至获得突破性的发展。”[3]


这一点对于理解毛泽东继续革命计划的失败及其包含的内在可能性是十分重要的。首先,晚期毛泽东思想中存在的缺陷和悖论,很大程度和其所企图反对的“官僚阶级”密切相关。毛泽东似乎已经感受到了这种官僚阶级的趋势会阻碍社会主义目标的实现,这种意识使得他发动文化大革命,但由于这种官僚化与统治阶级尚未完全发育成型,这导致了晚期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局限。[4]


其次,也是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文革时期毛泽东和红卫兵运动关系的复杂关系,使得中央在处理和群众运动的关系上显得前后矛盾。事实上,在文革中,毛泽东以双重身份出现:他既是领导群众运动的领袖,又是群众运动所挑战的权力体制的代表。毛在文革初期曾将自己比喻成“老虎和猴子的结合”[5],很能体现出这种矛盾而复杂的关系。


这种矛盾,对于解释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系列行为有重要的意义。这种类似“先放后收”的做法,在吴一庆书中的三个个案研究(遇罗克和北京红卫兵运动中关于“血缘论”的辩论,上海“一月革命”,以及杨小凯与湖南“省无联”)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这三个例子其实是相互关联的。首先,遇罗克在面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种充满了政治歧视的论断时,以其著名雄文“出身论”予以反驳,呼吁政治的平等。吴一庆认为,遇罗克对于国家强加的政治分类(即“红五类”)的挑战,包含了“一种新的对于阶级关系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批判和分析方式”, 这超越了占据统治地位的毛泽东思想的底线。[6] 两者虽然有着挑战官僚阶层的同样目的,但遇罗克的思想将“人的尊严和可能性放置于社会主义的核心地位”[7],这对于文革领导阶层而言显然无法接受,也正是因此,遇罗克最后遭到了极刑。


由“血统论”问题的辩论出发,重新思考社会主义阶级关系这一尝试是重要的。它的最终夭折,并不意味着群众运动对于社会主义官僚化的反思与批评的终止。事实上,在上海“一月革命”中爆发出来的大规模“经济主义”风潮(工人要求涨工资、临时工合同工要求转正、下乡知青要求回城等等),以及杨曦光对于社会、政治、经济不平等更为系统的批判尝试,都和遇罗克的思想有着政治逻辑上的关联。上海一月风暴中“公社制”尝试的失败,以及对于工人社会经济诉求的压制,刺激了随后更为深刻的批判;北京红卫兵运动中分化出来的“四三派”对于“联动”血统论主张的批判,很大程度受到了遇罗克思想的影响,这在后来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及湖南“省无联”对整个社会主义官僚体系的批判分析中得到了更充分的体现。但这些民间批判性思想的萌芽,民间批判性思想的传播,以及在群众运动中的影响,让毛泽东和其他高层领导意识到了“一种可能会导致不可预见、且无法控制的大规模动乱与广泛的社会对立” [8]的巨大政治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等领导阶级对于行动的镇压也就不难解释了。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遇罗克对于“血统论”的批判,及由此引申的对于官僚阶级的批判,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批判逐渐从边缘走向了政治中心;经过不断的政治斗争,逐步形成对于整个统治系统的反思,由此引发出了挑战整个统治阶级合法性的可能性。也正是随着这种思想的不断发展,毛泽东等领导人对于这种思想逐步转变为压制,这当然不能排除毛泽东对于红卫兵运动无法控制的担忧,但更大程度上,亦在于其思想本身的矛盾,最终导致了上述批判的失败。


综上所述,通过对文革“中心-边缘”关系的分析和解读,吴一庆尝试重新思考群众运动和高层领导之间的关系。由此,在反思文革中,我们不仅能重新发现当时权力关系的复杂化,不以标签成见来肯定或否定文化大革命;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能沿着“官僚化”的内在理路,去思考和批判在“市场社会主义”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打通人为造成的历史断层。而这便和下文他对于当代中国后社会主义转型的现世批判相关。


后社会主义转型的现世批判:如何打通历史断层


如上文所言,这种逐步形成的官僚阶级,在文革时期由于未完全形成,加上意识形态、群众运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导致其被压制而暂时处于潜伏状态。但这种潜伏状态一旦受到外界的刺激,就有可能被激活,获得突破性的发展。而后来的市场化进程、资本积累和生产力发展所要求的建制组织机构,便充当了这样的角色。


沿着官僚阶级形成过程这一线索出发,我们便能发现,正是因为资本和官僚化的结合,促成官僚阶级的最终形成及巩固,由此造成的公权私有化、腐败、贫富差距及一系列其他社会矛盾便得到了政治学层面上的解释:
“在中国,市场化的实现,往往伴随着既有统治阶级特权的扩大与加剧。资本和权力间的非神圣同盟标志着新的阶级联盟关系的形成。特权在一个对官僚权力‘相对友善’的市场经济环境中找到了新的位置和出路,从而更进一步恶化和加剧了市场自身所带来的不平等。


因此,如果我们说是市场导致了‘资本主义复辟’的话,那在相当程度上只是说,它为官僚统治阶级的成长提供了崭新的、更为有利的机会。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统治阶级的发育是一个长期而连续的过程,在很长时期内可能只是一些尚未明显定型的趋向或可能性。但是,这些可能的趋向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会逐步分化、加速发展、甚至于有所突破,而所谓的市场,正为其提供了‘友善’的条件和环境。”


如何解决市场社会主义的“结构性难题”?吴一庆并没有给出具体的答案,他也表示自己并没有提出解决现世困境的意图,因为这超越了自身的学术范围。当然,更重要的是,吴一庆在进行现实问题的批判中,能打通历史断层,跨越左右成见。这种历史意识,对当今思想界仍具有参考和借鉴作用。


另外需要指出,吴一庆对于这种历史的连续性解读,也和福柯对于历史非连续性的解读相矛盾。但正如德勒兹所言,“历史的断裂性包含着局部的连续性”,这种“局部连续性”的解读,并不代表其对于非连续性的反动,而更多的是一种印证。这里需要一并指出,以防止不必要的误读。


总的来说,在处理评价中的左右成见和历史中的断裂与连续这两对矛盾中,吴一庆重新探讨作为总体性的阶级,顺延后马克思主义-葛兰西路径重新解读了社会主义以及文革时期的社会阶级关系,发展出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批判。而通过这一解读和重构,最终形成对当今“市场社会主义”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的批判反思。概括来说,就是“既反市场又反国家”。作为横跨社会科学和历史学,并且受到两方承认的学者,吴一庆的历史研究包含清晰的现实关怀和现世批判,而其对当代社会的反思又扎根于丰富扎实的经验研究,这一学术旨趣和思考路径,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和学习。



参考文献:
【书架】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Margins: Chinese Socialism in Crisi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1]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书信,转引自Yiching Wu: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Margins,  xv.
[2] Yiching Wu: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Margins: Chinese Socialism in Crisi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3。在接受采访时,吴一庆表示文革期间的群众运动创造出了一种绝无仅有的
政治空间,这种政治空间虽然因为种种条件的限制而未能转化为“权力的社会化”,但依然包含着某些可能性。
[3] 吴一庆:《重新解读“资本主义复辟”》
[4]同上注。吴一庆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指出,“毛泽东看到社会主义社会权力官僚化的病症,但他对病因的诊断是错误的,给出的药方也是很有问题的。”
[5]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书信,转引自Yiching Wu: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Margins,  xv.
[6] Yiching Wu: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Margins, 93
[7] 同上注,93
[8] 同上注,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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